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茅于轼 　　目录 【第一编 微观经济】 非洲与中国能源政策的通病 外汇的自由交换保证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 投机能否创造价值？ 偏导数和经济学 注意平均值和边际值的区别 重新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 市场风险可以投保吗？ 价格扭曲如何导致资源浪费——看北京出租车行业 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 对农业的忧虑 颠倒的收费标准 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 贴现率之争 歧视性定价的利弊 参加一次美国家庭的财产拍卖 邮资补贴——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 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如何看待价格 在国外选购商品 为什么补贴弊多利少？ 南部非洲的商业机会 用外汇期货规避汇率风险 为什么找零钱困难 永不堵车——谈堵车的经济学 区别技术效率和经营效率 【第二编 宏观经济学】 扩大再生能源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 老龄化社会增加储蓄将产生新问题 小心你的辛勤储蓄变成了别人的高消费 高速开发区所特有的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茅于轼教授向北大师生发难 充满辩证法的经济学 经济学中均衡与非均衡之争 塞翁失马——复关谈判失败的反思 民间融资——改进资金使用效率的渠道 1995年十大经济热点问题和应急措施 少出煤才能多贡献 “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把你的储蓄变成投资 通货膨胀根子出在微观上——论我国的滞胀 治理通胀人人有责 试析通胀和失业 中间产品的价格未必与通胀有关 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 马尼拉冒烟的山 我国能源政策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储蓄和消费何者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再谈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介绍杨小凯的学术成就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对“假冒伪劣”的反思 要帮助穷人！为什么？怎样帮？ 管理条例——对方缺席的契约——谈转变政府职能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基于理论框架的分析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 建立绿化祖国的新机制 全新的“能源服务公司” 他山之石 私人办邮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 法律和市场各司其职 交换不是等价的 道德建设中言教不如身教 拗倔的乌托邦思想 美国的生活和物价 私营经济之我见 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有利有弊 为什么不保护生产者的权益 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 行政规定与消费者权利 纳什获奖有感：从斯密到纳什 人类进化与经济学 美丽的非洲大陆之行 政府要领头建立和遵守市场规则 法官的难题 损人不利己 科技成果的市场选择和商品化 理性的谬误 从“保险费”怎样变成“乱收费”谈开去 远虑和近忧 摊派 “不二价”和超级市场 何必较这个真 市场制度的利和弊 社会贴现率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 美国社会福利中的官僚主义 环境问题和它的经济及非经济对策 外国不收机场建设费 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 自由主义、等价关系和人权 什么是国力的基础？ 通胀变负和它的财政及宏观经济影响 随感四则 总序 贫困一直是困扰世界的大问题。过去二三百年内，原来是穷国的，现在多半仍是穷国；原来是富国的，现在多半仍是富国，穷富之间似乎有一条胯越不了的鸿沟。但这一难堪的局面，开始出现了转机。首先是因为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增长，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在12亿人口的大范围内，实现了平均约 9％的年经济增长率，从而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四倍以上，并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 这个伟大的转变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既有国家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我们希望这个增长的势头还能再继续几十年。因此要求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收集并出版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 事实上，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我们可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惊人的浪费，许多可以开发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工作做，更不用说几亿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假冒伪劣产品每年都造成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许多人创造了财富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另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得到超额的分配，从而大大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经济诉讼案件成指数规律上升，占用了大量劳动用于非生产性的，而且是彼此抵消的活动；资金未能流动到最能创利的项目，反而去支持重复建设和无效建设；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合作的机会没有利用，有时反而造成了种种纠纷，更不用说损人不利己的名目繁多的管制和干预。谁能改变这一现象？是百姓们自己。有些现象与政府政策有关，但制订政策的人也是百姓中的一员。要改变上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需要普及经济学知识，这一套随笔集，正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希望大家都能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提出的各种建议，作的各种分析，发表的评论和意见。 经济学的知识能否帮助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学家的工作只是为了说明世界，还是兼有改造世界的责任，历来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对政策分析有兴趣。只有那些经院派的“经济学家”，才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论证和捍卫一个学说的纯洁性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知识确实是远离我们的经济生活，政策出了天大的偏差他们也能心安理得。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关心现实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又表示对经济学能否帮助经济发展表示怀疑，这是出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一种敬畏。因为现实的经济实在太复杂了，凭着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就企图改造整个世界，往往会闹出许多大乱子，所以还不如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承认经济学的能力有限较为妥当。可以说，这是一切抱自由主义信仰的经济学家的共同态度。 经济学究竟能不能帮助经济增长？答案是十分清楚的，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的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因为对宏观经济的无知才出台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措施，使得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现在有了凯恩斯理论，政府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来对付萧条。可以有把握他说，类似的错误不可能再次发生。这难道不是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吗？从微观上看，税制设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环境保护条例的选择，公共服务的定价原则等无一不要用到经济学的理论。对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更何况关于产品质量、市场规则、竞争的参与等，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每时每刻的活动。普及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这套《经济学家随笔集》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深信，随笔集中任何一个建议如果能被接纳的话，它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十亿元，所以这是大大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件事。是为序。 　 茅于轼 1998年11月16日 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第一编　微观经济 非洲与中国能源政策的通病 本人从1987年起应邀参加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工作。主要责任是协助研究人员制定研究计划，帮助收集有关的信息，审定研究报告。6年中我看过他们作的十几篇研究报告，对其中的主要观点曾作过仔细的推敲。非洲的许多国家原先都实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从事研究的人员多半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有的是政府官员，也有私人企业的职员和教授。这些背景与我国当初研究能源政策的情况很相似，因此研究报告中的不少观点以及其产生的根据，也和我国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他们维持国家的利益，深感计划经济的弊端，积极从事经济改革，提出了许多积极的看法。但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论点。看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回顾我们过去走过的弯路，深感有不少观点值得进一步澄清。有些问题在国内至今还在争论，下面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国内各位能源政策专家。 1．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能源资源 这一提法一般而言似乎并不错。但问题在什么是“最大限度”，如果是在成本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是完全合理的。但从字面来看，如果不加任何限制，最大限度意味着不计代价地扩大其利用，这就完全错了。本地能源资源是否应该利用，完全取决于它与其他来源的能源相比是否更低廉，换言之，我们决没有理由放着廉价的进口能源不用而非要利用本地能源不可。也可以说，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能源资源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口能源资源的提法同样正确。 与这一想法有连带关系的提法是能源供应尽量做到自力更生，任何对外未能源的依赖都有损于独立自主，甚至是一种屈辱。我国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仍避讳石油进口问题。对非洲国家而言，这种“自力更生”的想法更为有害，因为它们多数是一两千万人口的小国，不可能样样资源都自给自足，也不可能每种产品的生产都达到有利的规模。但由于“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同与国之间的贸易很不发达，各国外汇管制都很严，进口税很高，造成商品流通的种种障碍，弄得百姓很穷。 其实，即使是大国也很难做到资源的自给自足。美国是大国，但所用的石油约有一半依靠进口，过去同际油价高的时候美国的进口石油降到了35％。说明利用本同资源还是外国资源取决于二者的相对价格，在国际价格有利时应充分利用进口。 2．进口 石油当然是国际收支中的一笔大的支出，非洲许多国家都有外汇收支平衡的困难，因此传统上一直以为最大限度地节约外汇是能源政策必须遵守的原则 但是从经济学来分析，实现外汇平衡，既可用节约开支的方法，也可以用增加创汇的办法。究竟何者更为可取，取决于何者能用较低的成本来实现同样的目标，日本、香港、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都支付大量外汇进口能源，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变穷。"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相反，如果不进口能源，哪怕是减少一些进口量，都会使它们发生困难。花钱进口能源反而变得更富的原因，是能源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括以较低的成本出口加工品，从而以较低的成本换取外汇。 非洲的毛里求斯是一个进出口都很发达、经济增长迅速的小国。按理说应该明白出口创汇、进门能源是最佳政策选择。但由于盲目信奉节约外汇的教条，在制定能源政策时，仍对能源进口设置了限制。虽然我多次提出修改这些观点，但先入为主的信念很难纠正。这对我国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改变旧观念很有参考价值。 3．制定能源政策的人往往突出节约能源的重要性而忽视节约其他资源的重要性 非洲地广人稀，风能、太阳能等资源十分丰富，所以能源政策强调充分利用再生能源以节约常规能源的方针。但是，我们应该节约一切资源，土地、淡水、钢铁、木料等等。由于生产同样的产品可以采用不同工艺耗用不同的资源，各种资源之间存在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例如加装余热锅炉节能，就是用钢铁替代能源；增厚蒸汽管道的绝缘层以节能，则是用绝缘材料代替能源。甚至通过宣传教育手段节能，看来似乎不消耗别的资源，事实上宣传教育也是有成本的，因此也是一种资源的替代。如果仅仅是突出了节能，就会造成其他资源的浪费。当另外一批专家制定节约其他资源的政策时，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的冲突。最典型的例子是用法律手段节能，把节能当成了法律，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达到节能目的，结果很可能是浪费其他资源。如果同时又制定节约钢材法，则两种法律必然互相打架。 再生能源的开发必定需要耗用其他资源，因此它未必永远是一种正确的政策。 那么如何正确评价节能和节约其他资源的不同要求呢？仍旧是那个答案：看哪一个方案的成本更低。因为用货币表示的成本是资源消耗的度量，更低的成本表示消耗的资源更少。在一个交换充分自由的社会内，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达到供需均衡时，节省一元钱的某种资源可以购买一元钱的另一种资源。所以最省钱的方案也是最节约一切资源的方案。 非洲国家和我国一样，存在着物价扭曲的情况。换言之，光有钱未必能买到东西。因此钱就失去了度量资源消耗的能力。一个补救的办法是用“影子价格”，即假想供需均衡时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黑市价格是影子价格的一种参考，但仍偏离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纠正价格扭曲，提供真正的价值信息，是提高整个社会经济效率必不可少的条件。 4．为了突出节能，能源政策中往往加进了干预消费者选择权利的条款 例如博茨瓦纳为了节约小汽车用油，要求减少车主不必要的驾车出行。这使我想起了过去我国为了节约粮食，曾提出减少啤酒生产的计划。其实，什么是最佳选择，消费者本人最清楚。他是愿意多吃一口馒头还是多喝一口啤酒，他本人会作出决定。制定政策的人决没有理由在他愿意喝啤酒的时候，强制用馒头来代替。什么是必要的驾车出行，也只有车主最清楚。如果政府当局要对每次驾车出行是否必要进行检查，可以想象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必将引起大量纠纷，大大提高社会运转的成本。尊重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力，是任何政策所不可忽视的原则，然而这恰恰容易为制定政策的人所违反。 5．关于产品定价 非洲流行的观点是按成本加利润定价，这本来似乎并不错。但是当一个企业同时生产几种产品，而企业只有总成本时，如何将总成本分摊到每一种产品上去，就成了难题。津巴布韦露天煤矿同时生产炼焦煤、动力煤、洗精煤和洗中煤。这些煤都是剥离地表之后才能生产，它们埋藏的深度不同，要正确地分摊成本非常困难。尤其是洗精煤和洗中煤是同一道工序得到的两种产品，要分摊成本根本不可能，用户和煤矿定价问题的纠纷闹到政府当局，政府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一词，无法仲裁。 事实上，普遍的定价原则是供需均衡。成本定价是指满足（该定价下的）需求的价格，只是供需均衡定价的另一种说法。如果产量是100万吨，成本定价是每吨100元，而在这样的价格下正好有100万吨的需求，那么成本定价是行得通的。如果每吨100元的价格大家嫌贵，需求只有80万吨，则价格将降到只生产80万吨的成本水平。可见所谓成本定价仍离不开需求。 按供需定价，如何对各种煤定价的问题自然便解决了，只要将各种煤拿到市场上去让市场决定价格。如果此时煤矿的总收入不足以补偿成本，则煤矿应减少产量，只在地质条件好的地段生产，使成本降低。反之，则增加生产，哪怕提高了煤矿的单位成本。 不仅煤矿有这个问题，石化工厂也有类似的问题。同一个工艺流程同时生产出几种不同的产品。它们如何定价，不是分摊成本，而是让市场去决定。有了供需定价的原则，对工厂三废利用是否该收费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例如有些电厂的灰碴用于制砖，只要灰碴供过于求，即使灰碴制砖能获高利，也不应收费。相反，废碴供不应求就应收费，而不在乎废碴利用赚了多少钱。我国三废利用条例规定利用废碴一律不得收费，这一条例有时行不通。所以应该改为供需均衡定价。这种定价能保证资源的最佳利用。 对比非洲国家和我国能源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知识。这就是比较研究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1993年 外汇的自由交换保证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 以前我提到过，汇率并不是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因为这一比例取决于买什么东西。尤其是对于不能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的商品。如地铁车票、房地产，它们的价格与汇率无关。能够影响汇率的只有能贸易的商品，如石油、黄金、衣服。但他们的价格又如何决定汇率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的汇率理论。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平均换汇成本说。此说认为汇率由出口商品的平均换汇成本决定。举例说，某年出口了几千种商品创汇美元100亿，这些商品在国内花了800亿人民币购买，因此平均换汇成本是8元人民币换得一美元，这也应该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价。此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深入人心，因为管外贸的官员就是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际工作的。 可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外贸工作的巨大混乱。一些换汇成本很高的商品也在大量出口，甚至发生了同一种商品既出口又进口的怪现象。价格，包括外国货币的价格，本来是引导资源流向的基础信号。根据上述“平均换汇成本说”，事情颠倒过来了，不是汇率决定什么该进口什么该出口；而是先决定了出口什么东西，然后再依据出口商品的成本计算出汇率。而今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变为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更行不通了。 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外汇市场上形成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必定是保证外汇的供应和需求是均衡的，否则汇率就会上下波动。当外汇市场上存在着均衡汇率的情况下，进出口商都会以这个汇率未检验进出口交易是否能获利。对于出口商品而言，换汇成本高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出口；对于进口商，用汇效益（使用每一美元购买进口货在同内出售所得的人民币数）低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进口。因此在以均衡汇率指导进出口业务时，一个国家所挣的每一块美元其换汇成本全部低于汇率；而他所用掉的每一块美元所创的经济效益全部大于汇率。从而均衡汇率从整体上保证了外贸的最大经济效益。以均衡汇率为指导，决不可能发生同一种商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笑话。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要逐步过渡到自由交换，外贸体制则要过渡到取消补贴和高关税的道理。市场经济能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此。 我国的外汇体制朝自由交换的方面已经在政策上作了许多修改，经济效益也大大地提高了。但恢复外汇管制，用官价取代调剂价的意图始终没有休息。我们不难设想，如果用一法定价格取代由自由交换形成的市场价格会造成什么结果。当进出口商都以这个法定价格指导自己的业务时，出口商会产生一定量的外汇供应，而进口商则会产生相应的外汇需求，而此供应和需求未必一定相等，结果不是供不应求就是供过于求。多半情况是法定价低了市场价，因此结果是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对“稀缺”的外汇进行分配，主管分配的官员手中握有巨大的经济权力，此权力可以与金钱交换，腐化的机会就这样发生了。今年一季度曾对外汇调剂市场设置最高限价，结果因供不应求，有价无汇。各用汇企业叫苦不迭，只好求助于场外交易，实际上就是黑市外汇。企业承担非法经营的风险，外汇倒爷扩大买卖价差，赚取大量不义之财。计划经济的弊端再次死灰复燃。对这些教训我们切不要患了健忘症。 1993年12月30日 投机能否创造价值？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价值相加，也就是用于消费、基建、出口的产品（其中也包括服务）的总价值，而不包括中间产品的价值。二是将要素所得的价值相加，也就是将工资（以及各种资金、补贴）、利息、利润、租金相加。附带说一句，用钱表示的价值如果存在着价格扭曲，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跟着可能被扭曲。可见价格的重要性。按此计算方法，只要投机活动赚了钱，它就创造出了价值，因为这属于利润的一种。我们常认为只有生产活动，或顶多再加上服务活动可以创造出价值，为什么投机活动也能创造价值？要问答这个问题，先要对投机活动下一个定义。可以认为，不因为从事生产和消费，只是为了赚钱而进行买卖的活动，都属于投机。这包括贩运、屯积、买卖期货商品、房地产和股票外汇贵金属等。可以肯定，仅当存在着价格差别时，投机买卖才有时能赚钱。例如商贩从价格低的地方贩运商品到价格高的地方；股票投机商在价格低时买进价格高时卖出。同样一种商品，由于地点不同和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具有不同的价格，这是投机赚钱存在的前提。否则作为一个集团而言，投机商是不可能赚钱的。如果市场的条件没有变化，价格是稳定的。仅仅由于投机集团制造出价格的波动，那么投机集团内部赚的钱将等于赔的钱。他们不可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但如果由于投机造成价格混乱而且集团之外的人受价格混乱的影响而在高价时参与抢购，则投机分干将能赚到集团之外的人的钱。然而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正常集团乘价格暴跌的机会超额购进，则投机集团将因之而赔钱。 我国在80年代之前认为贩运是应当禁止的投机活动，到80年代初还认为长途贩运属于非法，使得地区之间不能货畅其流，各地的生产优势不能发挥。实际上国际贸易正是一种跨国的长途贩运，它非但不应禁止，反而是应该大加鼓励的。懂得了空间上调剂余缺能真正地节约生产成本，从而创造出价值，也就不难了解在时间上调剂余缺同样能节约生产成本并创造价值。一个例子是农产品收割季节价格偏低，不利于生产者；青黄不接时价格偏高，不利于消费含。如果有人在价格低时购进，防止价格进一步降低，在价格高时售出，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再一个例子就是电力在白天时供不应求，到了半夜供过于求。于是就有抽水蓄能电站，在半夜时收购电力，用提高水的位能的方法蓄存电力，到白天高峰负荷时出售电力，利用不同时间电价差别来赚钱。 从长远来讲，投机要能赚钱，非但必须存在时间上的价格差，还必须在低价时购进高价时售出。因此它必须能缓和价格的波动。因为低价时多了一个投机需求，可以防止价格进一步下跌；高价时多了一个投机供应，防止价格进一步上升。如果投机集团赔钱，必定是高价时购进，低价时售出，加剧了价格波动。从这方面看，投机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并无本质差别，只要赚钱，都是对经济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活动合法存在，过去美国政府对于短期股票买卖赚的钱要征较高比例的所得税，其隐含的根据是只有长期股票买卖才算是投资，才算是有利的。但这规定现在已经取消。意思是承认投机活动也有利于经济，应当一视同仁，当然投机买卖必须是公平自由的，不允许有欺诈存在，这和其他买卖也是一样的。 股票和房地产买卖赚了钱，究竟他们对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呢？这种活动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准确的价格信号，使得其他有关的经济活动，可以准确计算出其盈亏结果。举例说，如果没有房地产投机市场，许多土地的价格将偏低，结果可能造成一些占地很大的生产活动占据了将来变为繁华商业地段的地面。由于土地投机，揭示了未来土地的价格，可以防止当初的错误决策。但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则将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投机商最后自己也会蚀本，这一点是房地产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房地产的过度投机，会形成泡沫经济。日本已大大地吃了亏。因为土地是各行业都要使用的，土地价过高，使一切成本上升。使得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降低竞争力。香港近几年物价急剧上升也与这一点有关，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 1994年1月27日 偏导数和经济学 十多年前甚嚣尘上的能源危机论调，自从市场机制逐渐被引进之后，已逐渐销声匿迹。1994年时全国煤炭库存积压一度达2亿吨，约为年产量的2/10；有几家年产百万吨级的大煤矿因煤场堆满而不得不停产。市场的变幻莫测，真叫人难以相信。 因缺煤而影响到发电的那几年里，曾经流行一种分析方法。其论点大体如下：某地区发电用煤100万吨，产出产值4亿元，所以每吨煤通过发电可以得到产值400元。现因缺煤10万吨，所以损失的产值为4000万元。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每吨煤的产值为400元一说能不能成立？类似的论点，还可以在许多别的场合遇到。企业以100万元投资每年产出了50万元产值，是不是每投入2元就可以获得1元产值？经济现象中许多指标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在上二例中产值除了能源、资金还有场地、劳动、材料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在研究单一因素的作用时，能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用简单除法找出二者的确切关系？答复是清楚而明确的：不可以。 这里要用到偏导数的概念。它的通俗解释很简单，当一个复杂变量由众多个因素决定时，要研究某一特定因素的作用必须在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的条件下来考察。前例中研究增加煤炭对增加产值的作用，就是煤炭对于产值的偏导数，它必须假定发电的其他一切条件，如电厂、劳动、资金均已具备，缺的仅仅是煤炭，投入煤炭，电就可以发出来。而且从事生产的各个电力用户也具备了一切增加产出的条件，如设备、工人、销售市场等。一旦有了电，产品就可生产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出，那么每吨煤可以增加产值400元的说法才可以成立。 然而经济活动是极其复杂的，“其他一切因素都固定不变”的条件实际上不可能严格被遵守。就拿上面提到万事俱备只欠煤炭的情况而言，当煤炭运到之后，至少还要有劳动和机械设备的投入才可以卸车，才可以运送到发电厂，同时还要有电厂的锅炉、汽轮机等投入运转等等。研究煤炭对于产值的偏导数时比较接近于“其他一切因素都不变”的情况是直接将煤炭销售出口。此时得到产值的增加正好是煤炭的市场价格。所以一切商品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偏导数就是商品本身的价格。这个道理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论证。假定用煤发电，将电力在市场上出售，当市场有充分竞争时，电力的价格将等于其成本，而电力成本是各种投入因素的成本构成的。煤对于产出电力价值的偏导数是假定其他投入不变时，每耗1吨煤所产出的电力价值。然而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无法满足，作为近似计算可以将其他投入所提供的价值扣除。因此将电力成本扣除其他投入的成本之后，剩下的正好是1吨煤的价格，它就是煤炭对于所产电力价值的偏导数。 偏导数的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在帮助我们更精确地把握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极重要的功用。所以经济系的大学生不但要学微积分，尤其要学偏微分。可是事实上我国不少大专院校的经济系学生只学到常微分为止，课程里面多半没有偏微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受了工程教育的影响。在工程教育中微积分当然是必修课，但多半也只学到常微分，因为偏微分只有在流体力学、弹性力学、传热学、电磁场等理论中用到，所以许多工科院校将微积分重点放在常微分上。一般认为经济系学生所用的数学不及工科学生所用的多，工科学生尚且不学偏微分，经济系学生就更不必了。由于对经济学如何依赖数字不甚了了，所以才有这种想当然的推论。要提高我国经济学教育水准，纠正这个误解是当务之急。 1994年3月17日 注意平均值和边际值的区别 某铁路区段过去一年内运货10万吨，耗去包括折旧、投资贷款利息等在内的全部成本100万元。于是我们得出每运一吨货的成本为10元，这就是平均值分析法。这种简单的计算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中。在100年以前的马克思时代，正是平均值十分流行的时代。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也广泛地采用了平均值分析法。 大约就是在这一时代，微积分的思考方法被引进了经济学，使经济学出现了质的飞跃。这一新方法的基本理由可以极通俗地解释如下：推测将来事物的重要依据是过去的事物。但遥远的过去较之最近的过去显然偏离将未更远，因此最可靠的方法是用刚才过去的数字来推测。拿方才所举的铁路运输成本为例，一年内的货运成本为每吨10元，请问刚过去的那几个小时内运货的成本是多少？这就是边际值。注意，此时对成本的计算不是再拿过去几小时和过去一年加在一起总平均，而是仅仅指过去的一小段时间发生的成本。例如折旧和贷款利息，并非发生在刚才的过去，而是早已发生的。换言之，它与过去几小时运不运那几吨货无关。所以边际成本只包括直接与运量有关的成本，如工资、材料、电力。根据数学中的连续性定律，刚过去的一小段时间内发生的事，大体上等于未来一小段时间内将要发生的事，所以边际分析用于预测未来比之平均分析可靠得多。 由于边际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人们进一步懂得了用边际分析的概念，再加上目前形势下的某些特点可以更科学地对未来加以推测。上例中如果该区段铁路的运输能力已达饱和，再增加运量已无可能，除非要进行一些重大的技术改造，例如改用大马力的机车、加装自动信号、铺设复线等。这些技术措施投资都很大，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由于运输能力的限制，铁道运输的边际成本已经变得很高。这个例子说明，边际分析概念的推广已经把最后一段时间内的指标，加上对形势的判断，进而推测到指标将要发生的变化。这是平均值分析方法不可能提供的新概念。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一大任务是对目前形势作出判断，从而制定决策。从这个意义上看，边际分析是实时分析，比之回顾过去的平均分析更能提供有用的信息。 运用边际成本的分析方法对工矿企业的产量决定有重要意义。当产量很低时，再多生产一件产品的成本呈下降趋势；当产量逐渐增加，边际成本将由降变升；当产量超过设计能力时，边际成本急剧上升。例如上面提到的铁路运输的边际成本就服从这一规律。 如果某项产品有一市场价格,那么工厂一企业的最佳产量应由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那一点来决定。因为此时边际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再多生产一件，其成本比市场价格为高，企业将因此而蒙受亏损，如果产量低于这一点，再多生产一件的成本比市场价格低，所以企业还应增加产量，获取更大的利润，直到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为止。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般总要求企业生产越多越好，完全不考虑企业产量如何随市场价格而变。不论煤矿、铁路都是这种政策，结果导致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大多数企业的领导人和会计师还不懂边际成本的意义，更谈不上对本企业边际成本曲线有什么研究。如果能改变这一局面，全国每年多创造几十亿利润是毫不费劲的事。 传统经济学中常说的所谓“平均资金利润率趋于均等”的命题，实际上是边际资金利润率的误用，因为平均利润率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改变了。只有将要发生的利润率，它取决于投资者对哪一个具体项目进行投资，那是可以改变的。当成百上千个项目投资的利润率完全透明，且投资者有充分选择的自由时，边际利润将趋于均等。因为利润率特别高的项目必定己被利用，利润率特别低的项目则投资者不会去利用（假定满足透明性和自由选择两个条件时），所以由于竞争的原因在边际上各个项目的利润率有均一化的趋势。在数学规划理论的帮助下还可进一步论证，边际利润率的均一化是资金分配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市场机制的透明性和自由选择又保证了边际利润率必将趋于一致。所以市场机制是最能保证资金合理利用的一种经济制度。不仅资金的利用如此，一切物资的利用均如此。但此时利润率换成了物资的价格。所以价格的划一是物资最优利用的必要条件。 重新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球的引力场之中，我们见到的一切物体的运动莫不受地心引力的作用；我们自身的运动，四肢、躯干、内脏每时每刻都受到强大的地心引力的控制。可是直到三百多年前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为止，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的若干亿人，竟没有一个觉察到了地球存在着引力场。到了科学昌盛的今天，要把引力场的存在讲清楚仍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事实说明，当一个无所不在的客观规律控制着我们，我们自身已经发展出与之相适心的身体和头脑时，这个规律就不再是陌生的，它再也引不起人家的兴趣，变为视而不见而又无所不在的现象。 在经济学中存在着类似的东西，那就是价格系统（不是单个商品的价格）。虽然价格系统的存在不像万有引力从开天辟地时就有，而是商品经济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但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非常习惯于周围的价格系统，以至于忘记了这个系统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以为没有它我们仍能很好地活下去。 价格起源于交换。当两件物品交换时，如果两件甲物可以交换一件乙物，则甲物的价格为乙物的一半。当交换反复进行时，人们产生了物与物相对稀缺程度的概念。交换中价格高的，也就是交换能力强的，必定是更稀缺的。由于交换被推广到更多的商品，各种商品的相对稀缺性通过相对价格表现出来。为了使自己在交换中得利，人们愿意生产交换价值高的物品，但这些物品无例外地需要更多的劳动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生产出来。于是稀缺性通过自身的劳动代价进一步地被体现。 当交换进一步发展之后，出现了货币。它成为一切交换的中介。这时人们懂得了用货币可以度量一切商品的价值，价格或比价的观念上升为价值的观念，东西的价值高，我们就说它“值钱”。此时价值观才能与价格相分离，价值才能成为独立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交换，人们不会产生价值的观念。 当建立起独立于价格的价值观之后，人们用它来判断不可以交换的事物的稀缺性。健康、友谊、自由等都不是商品，无法用价格来表示他们的稀缺，但他们却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说“友谊比黄金更可贵”，这里用不着说明友谊比一两黄金更可贵还是比一斤黄金更可贵。但这样说并不算错，因为友谊是不可交换的。这说明了价值观已经从价格独立出来。我们知道，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它决定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同样一件事出现在不同的人面前时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是道德更重要还是物质享受更重要，当两者互相冲突时，有的人选择道德，而有的人选择享受。我们探讨东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时，常常归因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价格系统的无所不在，培养了我们从事生产的选择方式。当生产同一种产品而有两种不同的工艺路线时，我们会选择成本低的路线，而成本的计算完全取决于相对价格体系。银的导电性优于铜，但我们不用银做寻线；飞机的速度比火车快，但我们从来不用飞机运煤炭。为什么？因为前者的成本太高，相对于得益来说不值得。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更受到价格系统的限制，为什么大多数人宁可坐拥挤且速度较慢的公共汽车而不坐出租车，因为出租车的成本太高，个人负担不起。整个社会也负担不起。而这一切生产和消费的抉择，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扎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已经成为人们的生存习惯，反而忘记了这一切的根本是价格系统。如果没有了价格系统，这一切都要发生严重的混乱。 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研究通过节约的途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消费需求。这里所指的节约是节约什么呢？就是节约“稀缺性”，节约“价值”,也就是节约“钱”。钱可表示稀缺性,正因为存在着价格系统，它表示一切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相对稀缺性。如果价格系统混乱，节约钱不等于节约稀缺性，人们的生产和消费就失去了方向。有人幻想人类社会将发展到没有商品，没有交换的阶段；认为只要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无限地丰富，稀缺性就不再存在，我们甚至可以用黄金去造厕所。可是，如果一个社会果真用黄金去造了厕所，说明这个社会的稀缺性标志陷入严重的混乱，它必定是一个穷困的社会，逞论物质的无限丰富。可见科学技术要成为生产力，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作为决策背景。如果价格系统出现了混乱，银的价格比铜低，科研成果不但不能缓解稀缺性的制约，反而浪费了资源，加剧了稀缺性制约。或者科研人员无视价格系统的导向作用，独出心裁地从兴趣出发，或从他自以为是的价格系统出发，费了时间、精力和物耗，研究出来的成果不能商业化，也就是不能从节约资源中赚钱，这些成果事实上是毫无价值的。技术确实可以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众多新的可能方式，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有价值的。一个成果之是否有价值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判断，判断的结果是由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作出的。我国不少科研成果之所以不能商品化，一方面固然有体制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成果本身是否有市场价值往往也存在着问题，因为不少科研人员并不具备必要的经济观，在确定科研目标时就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工厂从事生产活动，但生产活动并不是生产物质，出为物质既不能被生产，又不能被消灭。经济学中的生产是指生产价值。消费也不是消费物质，而是消费价值。所谓生产价值是指产品的价格高于其成本，差数就是工厂的利润，也就是工厂为社会新增的价值。一个工厂如果亏损，说明它生产出来的价值比消耗掉的价值还少，工厂实际上是在消费而不是在生产。究竟工厂是在生产还是在消费，完全取决于它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相对价格。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动，一家工厂可能从盈利变为亏损，或者从亏损变为盈利，尽管它的生产过程并无任何变动。价格可以用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否创造了价值，使得一些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判断变得一目了然。买空卖空的证券市场是否为国家增加了财富，只要看它是否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赚到了钱。如果赚钱，这部分钱就是证券市场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它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从事证券交易的人就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国家就应该取消证券市场。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从经济理论来看，根本的原因是它产生不出一个能真正标志稀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关心自己的利益，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缺乏这些条件价格必然陷入混乱。在原体制下，由国家办企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企业作为生产者如果以低价格将产品出售给人民，企业赔了钱，可人民得了便宜，这本来就是人民企业的目标；企业以高价格将产品出售给人民，企业得了利润，而这利润最终还会返回给人民。所以原体制下价格高价格低不造成任何区别。原体制下利益主体的合并，是不能产生正确价格系统的根本原因。从表面上看，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一致，可以减少社会摩擦，降低社会成本，实现大同世界。可是由于价格系统在人类生产和消费中的非凡作用，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有竞争和讨价还价。否则价格一旦陷入了混乱，计划人员不可能从几个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他更不可能扭转由于歪曲的价格导致的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错误选择。何况什么是正确选择的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于是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长线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到了产生不出效益的项目上去，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民生活必然走向贫困，从这个教训中我们可以预言，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稀缺性问题，价格系统就是必不可缺的。而一切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消费欲望而言永远是稀缺的。由于人口增加，矿产资源的不断被消耗，资源的绝对稀缺性必定会加剧，每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不断在变化，为了克服资源的限制，保证人类物质生活程度能提高，则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永远是需要的。所以价格的存在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久远得多。 市场风险可以投保吗？ 保险业的兴起对人民生活安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从火灾、车祸、运输事故，一直到医疗和人寿都可以保险。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保险。 单纯从概率理论来分析，人们是不会保险的。因为保险公司根据发生事故的概率和损失额的大小精确计算出保险费该是多少。假定保险公司不赚钱，并假定保险公司本身的业务开销等于零，保险费应恰好等于事故损失的期望值。如果计入保险公司的利润和业务开销，保险费就比损失的期望更大，所以从经济上看花钱投保是不合算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参加保险呢？这可以用经济上的效用理论来解释。 效用理论确认，当一个人拥有的钱越多时，每一元钱的效用值越低，所以只有富人才会买各种豪华型消费品。这些豪华消费品的基本功能和普通消费品是差不多的，它们提供的额外效用非常有限，可是价格却贵多了，手表能说明这一现象。豪华手表比普通手表贵上百倍，它们计时的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基于这一现象，人们愿意在富有的时候拿出一部分钱放在万一变穷时来使用，哪怕因此而额外花些钱也合算。由于所花每一块钱的保险费比之万一出事故所获得每一块钱赔偿费的效用小，所以虽然从钱的绝对数量来看，花钱买保险并不合算，但从钱所提供的效用来看却有所增加，这就是人们愿意花钱买保险的原因。和保险相反的活动是赌博。一般而言，赌博赢钱的期望值小于所花掉的赌本，其差数用于赌场的开销，赌场还要赚钱。而且万一赢了一大笔钱，其效用值也很低，赢钱的赌客常常大笔花钱用于购买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美国的赌城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的商店里出售几千元一套的西装，几万元的钻戒。从效用理论看，即使赌博赢钱的期望值正好等于所花掉的赌本，人们仍失掉了钱所提供的效用。所以赢了钱挥霍享受，输了钱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有兴趣参与赌博呢？答案是花钱为了买刺激。赌博本身成为一种娱乐，花钱就是为了购买赢钱时的兴奋和输钱的懊丧。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既花钱买保险，又花钱上赌博，有时想躲避风险，有时想铤而走险。但是从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定来分析，这一现象仍是不难解释的。花钱买保险是防止大的灾难造成无力重新站起来的后果，花钱去赌博是花小钱去买刺激。如果想靠赌搏发财，那就不是理性人的行为，后果是极其危险的。 很多经济活动都涉及到风险，特别是投资。在决策时所作的种种预测，例如对市场的估计，对竞争对手的估计等都可能失算，人们希望能避免风险，于是想起了保险。可是世界各国的保险公司没有任何一家能承保市场风险的。原因何在呢？设想如果有某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办中场风险，它应收取多少保险费呢？按照保险业的一般原理。保险公司应该先调查投资失败的概率，然后乘以万一失败遭受的经济损失，加上经营成本及利润，就可得出保险费。可是一旦享受了保险赔偿，投保的企业就会漫不经心地从事经营或投资，结果早先调查得出的失败概率就不适用了。这一分析说明，保险只能对付客观上具有稳定概率的事件，而不能对付失败概率主要由主观努力决定的事件。 市场风险如果可以投保，结果会使风险所造成的盈亏相抵。因为企业交的保险费将吸干他们的风险利润，这笔钱正好用于赔偿遭受风险损失的企业。保险的结果将使风云多变的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人们也不再有兴趣去从事经营了。 但是以上的分析有一个例外，即美国法律要求银行对存户的存款保险。万一银行因管理不善而破产，存户的存款不致遭受损失。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闲之一就是银行出存户听信谣言纷纷去银行挤兑，挤跨了几家大的银行，造成金融混乱。存款保了险，存户就不会去挤兑了。可是，任何措施都是有利又有弊。前两年，美国大批储蓄贷款所因投机亏损和经营漏洞而倒闭。国家为了给存户的存款保值，不得不拿出近千亿美元来作保险赔偿，结果不但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厂保险费（相当于减少了存款利息），而且那些经营不善的人逃脱厂市场的惩罚。这一政策究竟得失如何，又在美国国内引起一场争论。 价格扭曲如何导致资源浪费——看北京出租车行业 1990年前后北京出现了定价较低的出租车，它用小面包车，所以北京人叫它“面的”。”它可以坐5个人，每公里收费1元，超过10公里每公里1．5元。当时，北京人莫不称赞说“面的”大大方便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可是时至今日，“面的”成了北京人抱怨的对象，顾客经常被拒载，服务态度大不如前。出租车管理部门虽然订出了严格管理办法，可是不见其效果，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服务态度问题，但实际上是价格问题。 1993年至1995年的3年来北京的物价上涨了至少40％以上，可是出租车定价未变，司机们的收入无形中降低了将近一半，现在“面的”司机如果不拒载，有活就拉，每天上作8小时，一个月下来的收入仅够支付成本开销。司机是靠着挑活，一天十上12小时才能挣上大约2000元一月。这样的收入水平算是很高的，但如果自己要按市场价格租房子住，没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这样的收入和吃大锅饭的人相比优越性并不大。他们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每天名义上工作8个小时，实际上只不过五六个小时，没有被解雇的危险，每个月能拿上500元也可以活得蛮舒服。所以现在不像两年以前有许多国营单位的司机辞职干出租车，倒是不少司机又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只有那些配偶一方有大锅饭优越性，住着低价房租的司机还能安心干下去。 “面的”拒载的主要原因是在红灯前停车不计费，近两年来北京交通条件在恶化，在市区内堵车是每刻都存在的事实。所以名义上“面的”比之夏利出租车（每公里1．4元）的每公里定价只差1/3，可是实际上同一行程夏利车比“面的”高出将近一倍。过去“面的”不拒载，夏利车的生意全被面的抢走。现在“面的”在城区拒载，夏利车夺回了一部分市场。我们在城区看到的大部分是夏利出租车。至于每公里2元的豪华出租车，市场被“面的”和夏利挤占，情况就更惨了。他们只能靠在宾馆和机场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争来拉一趟活，别人靠努力工作赚钱，他们靠耐心等待赚钱。这样的价格结构不是鼓励人多干活，而是多等待。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出现了一批专靠等待赚钱的行业，票贩靠排队买票再转手倒卖（更有人行贿走后门，或干脆伪造车票），医院里也有靠占号得到收入过日子的。计划经济的时代更是样样离不开排队，买一样东西排队所用的时间超过了生产这东西的时间。 红灯前停车应不应该由乘客付费是有争论的。多数乘客认为等待是因为别的车辆大多，堵了我的路，并不是我本身的过错，可是别的车子却认为是你开车上路堵了他的路。所以红灯停车无疑应该由顾客付费。现在的“面的”计价办法成了由出租车司机付费（由于等待误了里程的损失），显然不合理。所以要解决“面的”司机拒载的办法是停车时要乘客付费。严格他讲，乘客不但应为停车付费，而且应该为北京几十座立交桥的建筑付费，为二环、三环线的建筑付费。因为这些立交和环线基本上是为汽车上路而修的，行人和自行车都不能直接利用。目前这笔经费是由北京的纳税人（甚至可能还有外地纳税人）承担，当然不尽合理。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上，乘客要付的里程费也许要加倍，其中一部分由出租车司机以税的方式上交北京市政府。这样可以减轻北京纳税人的负担。拿出租车收费标准作一国际比较，北京的收费标准极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将相关的市政设施费用计入其中。坐小汽车的人都是高收入阶层，用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去补贴坐小车的人，更有害于公平。何况北京小车中外国人用车的比例较高，确实没有理由叫北京纳税人去补贴外国坐车人，如果小车通过纳税负担公路和立交的修建费，坐车的成本将大大上升，坐车的人将减少，道路也不会这样挤了。 豪华车收费高于市场均衡价，所以收费标准应该降下来。如果降低收费标准将使行业亏损，那就应该减少豪华出租车的数量，可是现在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处并没有采取这两项办法，而是用不公平竞争的办法限制“面的”进入市场。譬如规定“面的”不许进入宾馆拉客，不许从首都机场拉客等等，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出租车的空驶里程。我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公布近两年。可是政府的规定自己就违了法。而且这种违法行为是发生在首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难怪群众对法律的实施缺乏信心。 限制公平竞争当然是“面的”司机抱怨的。其实拒载也是“面的”司机不得已的，因为拒载同样增加了他的空驶距离，只不过和不拒载相比损失小一点罢了。由于价格扭曲造成空驶增加是我们看得见的损失，还有不能直接见到的损失。由于“面的”拒载，顾客浪费了找车的时间，由于起价是10公里，有些短短距离的顾客感到吃了亏，就不愿雇车用。乘客减少了方便，司机减少了市场。由于超过了10公里每公里计价增加50％，司机不愿跑正好10公里的活计，增加了拒载的考虑，对于乘客而言，如果走的距离很远，不如中途下车换车，增加了不便，浪费了时间。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北京出租车行业由于定价扭曲造成了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浪费。北京一年出租车的营业额大约是50亿元。假定浪费是营业额的2％，每年的浪费就是一个亿；如果浪费是营业额的10％，每年就是5个亿。 怎么办？道理很简单，取消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计价办法。豪华车降价或减少车数，降低“面的”起价里程，停车要计费，在大市区内行驶一律不加50％的返空加价，增加出租车的纳税并由乘客承但（但此政策必须公平地对一切上路的汽车实施）。 1995年 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 通常的回答是说：减少顾客受骗的机会。但经济学家却看到远为复杂的缘由，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经济效率最高的定价原则是“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这里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商品有两种互小相关彼此独立的价格。一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它随某一具体的消费者而定。同样一件商品，不同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兴趣不同，会出不同的价。这被称之为需求价。二是生产者为了不致赔本而按成本定的价，称为生产价。生产价对于不同的生产者也是不同的，管理得好的企业成本较低，反之则成本较高。 显然，生产者希望多赚钱，因此索价决不会是生产价，而是瞄准着消费水平高的用户，猜测他可以出得起的最高价来索价。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听到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极其离谱的价格，都不是生产价，而是大款们的需求价。生产者为了尽量增大利润，在价格谈判时总是隐瞒自己的生产价，而将生产价作为底线，同时试探对人的需求价。如果需求价高于生产价，生产者将获得纯利润。反之，如果需求价低于生产价买卖将无法成交。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价格必须向社会传递商品真实价值的信息，即社会为生产此种商品至少要消耗多少资源，消费者根据这一信息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消费它。所以价格必须按全社会的边际生产成本来确定，即全社会为了多生产这件产品要耗用多少用价值表示的资源。然而上述生产者隐瞒成本索取需求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微观经济学中使社会效益最佳的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因此才有明码标价的要求。 明码标价是否能使生产者按成本定价呢？不一定，因为生产者仍可能标一个超出自己成本的价格。然而当存在生产者竞争的情况下，采用明码标价制度，生产者就不敢将价格定得太高。他必须了解竞争者标多少价。为了招来顾客，他会把价格定得比竞争者定的价略低，当然不能低于生产成本。但竞争者也会奉行同样的策略。因此彼此竞争的结果将是使定价下降到成本线上。 如此说来，通过竞争的作用，明码标价的结果是使生产者按成本出售产品，利润为零。生产者还会有积极性去生产商品吗？还有的。因为各个生产者的成本不同，通过竞争市场价可能降低到另一位生产者的成本线上，对于经营得更好的生产者而言仍有利润可得。因此明码标价将促进生产者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退一步来说，价格等于成本时生产者也不吃亏，他的一切开销，包括他本人应得的工资性报酬都可以从价格中得到回报。但他必须谨慎，努力降低成本，以免市场价降到了别的经营得好的生产者的成本线上。那时他只好关门歇业。此时竞争揭示出他并没有从事此项生产的优势，他必须另外寻求对他有优势的谋生之道。 明码标价的另一个优点是节省了交易费用。通过买卖双方的价格谈判，如果需求一方对市场了解得很清楚，也可以将价格杀到边际成本上。但这要求需求方到各个没有明码标价的市场上去收集价格信息，其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谈判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也是有成本的。从这一点我们将理解，超级市场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这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近于欺诈的商业行为上但是不道德的，而且大大地恶化了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推崇这种做法，而应该全力抵制它。可惜首都几家报纸竞相标榜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这一点看，目前商业道德的混乱，经济理论的混乱，确实堪忧！ 对农业的忧虑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数字一向用来证明我国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就在这一成就的背后，同时隐藏着危险。如果我们被成绩所陶醉，对它的负面作用缺乏认识，终有一天会吃大亏。 这两个百分比所揭示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我国粮食饲料油料作物的人均消耗量大大低于发达同家。要使我国人民在膳食方面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耕地有限的因素立刻会成为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主要障碍。有的同志说，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以粮食为主，西方人以肉食为主，而肉食要消耗大量饲料，所以中国人均粮食消耗的低水平是合理的，可是要知道中国人并不是天性不喜欢吃肉，而是没有钱买肉吃，大多数农村人口至今仍只有过年过节才吃肉。第二是，我国耕地的土地利用强度非常之大。休耕在美国和欧洲是普遍实施的一种耕作制度，更不用说在地广人稀的加拿人和澳大利业。可是在我国，休耕已不人听说，相反，倒是竭尽全力地提高复种指数。我国农地上单位向积化肥的用量已超过了包括美同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造成土地结构的恶化和环境污染。这两个后果对保护地力，维持稳定的农业产量是极为不利的。尤其令人们忧的是我国农业土地制度迄今没能找主小平既能鼓励农民爱护地力又不致因农村贫富分化而造成大量无地农民的两全政策。 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不仅要大量施用化肥，还必须大量投入劳动，我国农业人口占了很高的比例，所以大量投入劳动并无多大困难。可是劳动生产率则非常之低，农村的贫困与这一点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我们常说农村有上亿的过剩劳动力，是因为农业劳动有巨大的季节性。在一年中大部分农闲季节劳动力是过剩的，但是在农忙季节劳动力就不够用，所以许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要在农忙时回家帮忙。由于土地的限制，农业的劳动生产力低，农民报酬不可能提高，因而在我国有“无工不富”的说法。在江惭滞富裕地区，农村里的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收入较高的乡镇工业，造成大片肥沃土地撂荒的严重浪费。近几年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内地农民不仅去沿海省份打工，而且也去务农，从而减少了土地撂荒，这是一个好现象。 土地相对稀缺，按经济学的原理，地租应该相应较高，地租收入应属于土地的所有者。在我国，农业用地是属于生产队的，因此地租应当成为农业的收入并继续用于改善土地质量，扩大对耕地等的投资。但我国没有明确地征收地租，农业收入中也没有地租这一项。其结果是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造成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当然也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产品价低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生产粮食的相对劣势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如果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到均衡价格，将会有大量粮食进口，这将迫使我国农业劳动力更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或者发展花卉、药材、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这虽然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但这样引起的结构大变动我们似乎缺乏必要的准备。农民受业培训，城市就业开拓，要支付相当大的成本来实现这种调整。 当前最令人忧虑的是当局压制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产量基本上靠计划保证，播种面积、抢种抢收、催交公余粮都是在计划安排下完成的。现在把生产、收购逐步交给了市场，价格就起了关键作用。压抑粮价就是向农民发出减少生产的信号。可是我国粮食并不充裕，粮食减产蕴含着很大的危险。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一方面强调要增加农业的投入，要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要办好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险，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违背市场规则去压抑农产品价格，实际上就是通过价格管制减少农民收入。这种互相打架的政策实在叫人费解。 1994年7月7日 在这篇文章结稿时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决定提高粮食的购销价格。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叫人不解的是今年年初就已宣布取消粮票。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价格随行就市，为什么现在又要通过中央文件通知粮食涨价呢？今年上半年大部分东西都涨了价，这些涨价并没有中央文件通知，为什么粮价变动还要中央发文件呢？文件中还提到不许搭车涨价，不知这是指的什么，如果粮食涨了价，食堂里的慢头，食品店里的点心等等却不许涨价，这又将造成新的价格扭曲。一物的价格应该包含一切直接间接的与价格有关的信息。害怕价格连锁反应，说到底，还是“消费者偏见”在起作用。平抑物价确实是政府的职责，但其方法首先是控制货币发行，其次是鼓励和保证公平竞争，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涨价。 颠倒的收费标准 最近报上热烈地讨论买东西时用于包装的塑料袋是否应收费的问题。从前到杂货铺买白糖，多半用一张粗牛皮纸作包装，有时候用报纸作包装。确实，废品回收公司收购的报纸很大一部分都用作包装了。至今一些小城镇还继续用报纸，但大城市几乎全都用了塑料袋来代替粗牛皮纸。 讨论的结果似乎是反对收费的一派占了上风。一位男顾客说，“一两角钱，说起来不是什么大钱，可是现在涨价、收费的名目多了,这也要收费,那也要交钱。”(《人民日报》1994年5月18日第二版）。中国人民享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也免费，那也低价，现在忽然要收费了，连汽车上公路也要交钱。而且锱铢必较，感到似乎吃了大亏，因而喷有烦言，喜欢占小便宜是常人的心理，大骗子、小骗子都利用这一点心理赚了别人。从个人来看，占便宜就是实惠。大便宜是大实惠，小便宜是小实惠。可是从整体来看，此人占了便宜，必有另一人吃了亏，因为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任何一种制度性的规定让人们占一点便宜，实际上必定暗中伤害了另一些人。国家不可能靠着大家占便宜而变得富强起来。包装袋收不收费是一种制度，表面上不收费比收费好，可是再往深里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塑料袋是制造塑料袋工厂的工人生产的。他们通过生产塑料袋创造了财富，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补偿。上面反对收费的那位男顾客也不会主张叫做塑料袋的工人们义务劳动。主张不收费的人大概希望塑料的成本由杂货铺去承担，换句话说，用他们的利润来支付塑料袋的成本，可是第一，杂货铺未必都有利润，有不少铺子还亏钱。第二，如果有利润的话，也是杂货铺的职工创造的，凭什么理由他们要送塑料袋给顾客？别的行业的职工创造了利润是否也要送东西给他们的顾客？为什么要特殊亏待杂货行业的职工？ 问到这里，赞成不收费的人也许感到有点理屈同穷了。但他们还可以反驳说：不收费不一定要揩杂货铺的油，他们满可以把塑料袋的成本打入商品价格之内。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文章介绍说，蓝岛大厦的食品部提供六种大小不同的包袋，全部免费。还有许多豪华商场专门为顾客提供奢侈性包袋，也不收费。他们的利润未必低，不收包装费正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不是让利给顾客，因为他们早已摸透了顾客喜欢占小便宜的心理。表面上是顾客占了便宜，实质上恰好被别人赚了。 我爱人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家里买东西带回的塑料袋，她都一个个洗干净，收起来，准备再用。可是消耗的速度比不上增加的速度，家里的塑料袋已经上了百，商店还在免费提供塑料袋。最后这些塑料袋或者当垃圾扔掉，去制造“白色污染”(大风把袋子吹得漫山遍野，几十年也不会腐烂)，或者当废品回收利用。后一种情况当然很好，但精心收集它到废品回收部去出售都要消耗劳动。最好是在开始的时候就避免发生可能的浪费。其办法就是塑料袋收费。这一政策有利于充分利用塑料袋。事实上，注意环境保护的发达国家不少超级市场已从免费提供塑料袋改为收费提供，上年我去维也纳开会时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说到这里，把深奥的经济学中一条根本道理引了出来，即一切商品都要收费，不但要收费，而且收费标准要恰能反映其成本，使顾客能根据其价格决定是否消费它。 按照这个道理，行人和汽车使用公路就应交“租路钱”。因为一条马路代价极高，这个代价只能由用路的人去负担。但收钱会增加巨大的不便，浪费大家许多时间。所以城市道路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收费的。这笔造马路的费用只能由一般的纳税人来负担，但长距离的超级公路则多数国家都要收费，那些没有收费的超级公路继续用吃大碗饭的方法在维持，并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造成的弊端极多。要论证这个问题需要专门写一篇很长的论文。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收费问题是标准颠倒，一类是该收费的没有收，如塑料袋；或收费太低，如许多大城市的公共汽车，还有邮资（指邮资调整以前），公家的住房。另一类是不该收费的，没有提供服务或并不增加成本的却收了费，或者收费大大超出了成本，成了变相敲诈。电话局对用户设置传真机要收数倍于电话机的费用，其实用传真和用电话所引起的成本是相同的。发达国家中对用户传真机和电话机执行同样的收费标准。又如出国和回国的健康检查，规定了许多不必要的项目，而且收费大大超过成本。犹有甚者，邮政局严禁信封中夹寄别的东西，而发达国家的信件中可以夹寄钥匙、胶卷，甚至衬衫、领带。与人方便而于己无损（或损害极小）的事为什么要严格禁止呢？ 从塑料袋收费的小问题引出了一批大问题。如果把这些大问题再抽象提高到道德伦理，那么它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不要存心占便宜，但要捍卫你自己应得的权利。 1994年 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 收益递减是一个普遍规律，在生产领域和在消费领域它都起作用。它的表述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投入增加并不能使我们得到的产出成比例增加，而呈递减规律。譬如在一块土地上增加化肥的投入，所增产的粮食呈递减趋势。到最后，终会达到一点，由于施肥太多，化肥非但不能增产反而造成减产。如果收益不递减，我们可以放弃其他的耕地，专耕一块土地，仅靠不断增加化肥就可满足全世界人口所需的粮食。这显然是荒谬的，上面说的是在生产领域，在消费领域也这样。肚子饿了吃一口馒头得到很高的享受。可是吃得多了，这种享受的感觉将减退，这也是产出不可能始终与增加的投入成正比的规律在起作用。设想如果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这将出现什么现象？吸毒就接近于收益递增，因为毒吸得越多越上瘾。换言之，与其他消费相比较，益发觉得毒品给人的享受超过了其他的各种享受。所以吸毒的人会卖掉家产，抛妻弃子，宁可食不充饥，衣不蔽体，毒却不可不吸。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吸毒，一切的人都将忙于种毒品，收毒品，运输毒品，加工毒品，分配毒品，不会有任何人士从事任何其他的活动。这将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所以说，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 说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了何以经济发展要有适当比例。从理论上分析，说到底，是收益递减律在起作用。相反，如果收益不递减，而是永远成比例，甚至还递增，我们就会面临一个疯狂的世界，全世界的人醉心于单一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由一种极端畸型的方式在生产，譬如全世界只种一块地。然而收益递减律无法用任何逻辑的方法加以证明，所以它只能当作经济学中的一条公理被接受。所谓公理，就是一种假定，从来没有被任何事实所否定，虽然它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明，却能广泛地被接受。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似乎坚持了经济发展要有比例的理论，然而又否定了收益递减律。从表面上看，这种立场并无什么矛盾，但从深层次分析，这种立场是荒唐的。 1994年8月25日 贴现率之争 贴现率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基本概念，它解决了未来经济活动在今天如何评价的问题。贴现率为正值，说明未来一块钱不论是损失还是收益，没有现在的一块钱重要；而且时间隔得越长，未来的价值越低。举例说，今天投资100万元的项目，将来如能收回200万，也不能证明此项投资一定有效。因为如果这回收的200万要等50年之后，今天衡量的价值就远低于100万。这是由于如果利率是3％，100万元存银行。50年内得到的利息也将达338万元（利率为2％的话，50年的利息为169万元）。所以50年后回收200万的投资与存银行得利息相比不值得去做。 投资的机会成本就是这笔存银行所得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对未来评价的扣折称作贴现率。贴现率原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惜款应付的利率。利率为正，或借钱要付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所以止贴现率的概念逐渐被牢固地确立。在改革以前，投资评价不用贴现率，这相当于将贴现率假定为零，把将来的收益当作和今人的收益一样，因而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现在这种习惯已经逐渐被纠正，只有经济界以外的人士偶尔还沿用老概念。 后来，社会学家将经济贴现率移植到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贴现率的概念。社会贴现率越高，说明不仅未来的钱在今人看来价值很小，而且将来社会上或个人发生的一切事件今天看来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社会贴现率高，是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将来不愿负责任，不守信用，道德水平恶化的一个标志。有不少社会科学家试图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社会贴现率，可能因素有政治和治安的安定、意外死亡率、平均剩余寿命，当然还有经济贴现率。甚至有的学者试图估计出社会贴现率的值。 近年来由于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受到关切，如何处理一代人以后可能发生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涉及到贴现率的确定。一座寿命为30年的核电站，报废之后堆址清理及核废料处理涉及到巨额开销。但因为这是30年后的事，贴现体现值的数额就很有限。所以贴现的概念使核电站的净现值为正，投资认为可行。再如长江上的三峡大坝寿命可能是100年，现在几乎没有人去想一想三峡大坝报废之后的清理费用有多大，其原因也是贴现概念使遥远的事今天不必认真考虑。更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温上升，其后果十分严重，但因为这是100年以后的事，今天大家都不着急。于是许多学者提出是否应当修改贴现率的概念。可是反对降低贴现率的理由同样是坚实的。从理论上看，贴现率为正是微观经济学必然的结论，要推翻它将使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发生动摇；从实践上看，降低贴现率将使资金供应紧张，降低资金运用效率，而且在市场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经济学家们陷入了严重的逻辑矛盾。英国著名的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一书中专列了一章讨论环境问题中的贴现率；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观察》（1991年7月号）开篇文章就是讲贴现率与环境及发展关系。可是这些讨论从根本上井未能解决上述逻辑矛盾，只是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补救办法。贴现率为上的理论看起来完全正确，但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碰了壁。 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当理论和实际矛盾的时候，99％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但当经过仔细的核对，确认那个事实是真实的，我们就面临着推翻旧理论、建立新理论的任务，而这种幸运的机会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 为什么经济学中确认贴现率为正？我认为这个概念之正确，正如“人一定会死”一样，而且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人永远不死，贴现率就会变成零。设想一个第二天就要上刑场的死因，他的贴现率接近于无穷大，因为一切发生在第二天以后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没有任何意义。同样的道理，青年人的贴现率就不同于老年人的。市场上能观察别的贴现率是资金的边际供求决定的，它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也不一定是青年人的。愿意出更高代价获得贷款的人理应都能得到；愿意以低于此贴现率的利息而贷出的人理应都能找到借款人而将自己的资金贷出。 有人反对说，即使人永远不死，明天的消费仍不如眼前的消费更吸引人。因此从需求节米看，贴现率应大于零。刨根究底来看，这一判断的前提仍是人的寿命有限。由于人都要死，这个事实是铁定不移的，它无形地左右着人的一切判断。由于人的寿命有限，而且哪天会死完全不能预测，因此一件事发生的早晚便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人竟然可以永恒不死，不论是年老、疾病，交通事故、地震、火山爆发都不能致人于死，那么时间的参考便失去了实际意义，一件事不论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坐标的点上都无关紧要，于是贴现率便化为了零。 人当然要死的，贴现率便应当大于零。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虽然人类也有最后消亡的一天，但那可能是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的事。实际上就可以认为人类将永远存在下去。因此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贴现率便应当趋于零，其推论是我们应当关心子孙后代和关心我们自己一样。三峡报废，大气变暖等等问题我们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 从贴现率应否为正的讨论，使我们回忆起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它假定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市场活动，前者的目标是利润极大化，后者的目标是个人（或家庭的）效用函数极大化，于是均衡的价格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样的结论逻辑上是一贯，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当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不是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便完全不适用了。在一个市场环境中想叫贴现率等于零是根本行不通的。整个人类的利益与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因此这就要有政府出来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在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参与下，排除市场干扰，在认准了事实依据和科学推论的条件下，制定对人类前途负责的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因此，政府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之外，又多了一项任务。环境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严肃地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任务，我们将不能回避它们。 歧视性定价的利弊 歧视性定价是指同一种产品或服务，对个同的人索取不同的价格。这种做法早先只对在华的外国人实施，现在则日益泛滥，连公共交通都分本地人外地人而有不同的票价（见1994年7月12日《中华工商时报》五版《厦门巴士季票卖“歧视”》一文）。 首先，歧视性定价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行得通，一种是顾客处于分隔的市场中，他们无法互相沟通，例如，本国顾客和外同顾客，同一商品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价格；第二种情况是垄断性商品，顾客只能从唯一的供应方得到商品，他们不能逃避垄断者对他们的区别对待。这两种情况都是竞争不充分引起的。根据择优分配原理，商品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必须达到均一的边际产出，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均价格。所以歧视性定价将破坏资源的最佳配置，降低社会的经济效率。在我国，歧视性定价几乎都发生在政府垄断的行业中，他们的目的，或者是减少亏损，或者是增加利润。在减少亏损的情况下又往往和价格管制，定价低于成本并造成供不应求的现实有关。当然也有许多情况单纯就是为了牟利，例如医院收费（以及出国体检等等）分公费医疗和自费医疗。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他们多数人不是经济学家，政府的歧视性定价给他们的印象是政府为了赚钱而勒索他们，从而产生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 以上各种区别定价，不论是歧视性或优惠性，都不利于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行为有示范作用，区别定价会诱发不法商人利用顾客信息不灵来宰人的行为。因为公平有效的定价是“长期边际成本”，这种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不能随人而异。政府定价的任意性，破坏了市场规则，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在什么情况下区别定价是有利的呢？如果厂商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边际成本线，换言之，由于扩大市场，使生产者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在满足了付高价的消费者之后，可以降价再满足一部分只能出低价的消费者，从而使整个平均成本进一步下降。这一政策又有利于社会公平，因为低收入的人可以付较低的价格，例如我国的铁路票价在提高到可以抵偿全部成本并保证服务质量之后，不妨对内地的打工民工降低一点票价。我相信这样的票价政策将既有利于效率，又有利于公平。但就目的而言，当务之急（指铁路1994年9月调整旅客票价之前）是大幅度提高运价，缓解供需矛盾，改善服务，保证安全，还谈不上降价优惠的可能。 参加一次美国家庭的财产拍卖 借钱必须还债，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贷出方的利益，也是为了借入方的利益。因为如果借了钱可以不还，就不再有人愿意贷款给别人，想借钱的人再也借不到钱，所以对借人方同样也是不利的。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钱不但要还，还要付利息，也是同样的道理。借贷关系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关系，如果破坏了借了钱必须付息还本的规矩，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陷入混乱，不但基本建设无从进行，连正常的生活生产都难于维持。 但借钱不还实际上是难免的，主观上赖帐或许可以通过法律等惩治手段来对付，客观上没有偿还能力事实上完全可能发生。到那时，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可是即使把人杀了也无法将债讨还。古代对借了债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规定：[奇Qisuu.ｃom书]债权人可以将他收作奴隶。这种规定普遍存在于古代各种文明的国家里，可见不是一种巧合，它是维护严肃的借贷关系的产物。 然而奴隶违反了人格。当西方人权思想兴起之后，役奴抵愤的办法难于行得通，于是产生了破产保护的砚定。这是对于确实无力偿债的人的一种保护，让他的人身不受侵犯，并且还能维持自己起码的生存条件。除此之外的一切财产都必须用于清偿债务。当一个人宣布破产之后，他的全部财产都要通过拍卖变成可以流通的现金资财，以便在几个债务人之间分配。所以拍卖和破产常常连在一起。 我参加的一次破产拍卖是在一个中等城市里。破产者是一名医生，他住在富人区，有漂亮的住宅、高级轿车、钢琴、奢侈的用具和衣服。可见破产并非穷人的专利，“富人”也会破产的。但破产之后则无例外地都要变成穷人。有些人在宣布破产之前将自己的财产转移藏匿，用破产来逃避债务。这就会犯法，会蹲监狱。这种行为可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从这里可以看到，破产不同于故意的逃避债务，而被认为是个人力所不及的受命运安排的结果。 那天，当我来到拍卖现场时，前后己停满了汽车，还有不少中型卡车，那是准备来买大件家具的。参加拍卖的人先要凭身份证（在美国通常用驾驶执照）去登记，说明自己的住址及电话号码，这才能得到一个代号。当你喊价时就举起自己的代号。凭身份证才能登记的原因是防止有人当场喊了价，事后又不认帐，特别是防止托人哄抬价格，使参与拍卖的人上当吃亏。 当规定的时间到达时，主持拍卖的人宣布拍卖的法律依据，拍卖规则，特别强调所有财产全部要在当天拍卖完结。然后就开始逐件物品喊价。主持人先介绍物品的规格、状态、产地等，然后从高价开始向下喊价，待降到某一价格有人举牌认购时，再向上喊价，这样才能保证卖方的利益。据我观察，最后成交的价格要比开始有人举牌认购的价格高出一倍左右。这使我回想起拍卖理论中的一条规律，即单方向的喊价（单方向下降或向上升）会使成交价格低于有人愿意出的真正最高价。所以先降后升的喊价办法是较公平合理的。在美国，旧货是不值钱的，一件衣服即使只穿过一两次，也不能卖得原值的1/10乃至1/20。所以拍卖时成交的价格部相当低，比如一双八成新的皮鞋只卖3美元（原价估计在60美元左右），两个电熨斗只卖1美元（新品要卖30美元左右）。但拍卖的价格总的说来比之一般家庭“后院甩卖”（Yard sell或Garage Sell）的价格似乎略高一些。我在那次拍卖中买了一盒500页的打字纸，35个信封和一个称邮件用的磅秤，一共4美元。我认为是捡了便宜，如果买新的大概要18～20美元。 每次拍卖，前去参加的人很不少。美国人参加拍卖，固然是想买便宜货，但我觉得更多的目的是去消遣。因为一家的财产少说也有几百件，拍卖要持续一整天。所以拍卖时还有卖小吃、饮料的小贩前来服务。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捡不了几块钱的便宜，从经济上看颇不合算，所以我猜多数人是来消磨时间的。拍卖主持人用一种特别有的味的声调，以高超快速吐问的特技，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在每次叫价之后要记住以前最后一位的报价人及报价数目）。听他主持拍卖确实觉得很好玩。 拍卖不但用于破产时清理债务人的财产，也用于其他场合。例如报上刊登一位老人因健康原因迁入养老院，要将他一生收集的贝壳以及全部财产拍卖；有一家餐馆因为多年来逃税欠款几十万元，被法院宣布强行怕卖。另一则广告宣称老人亡故，依遗嘱将其财产拍卖。他生前驾的一辆汽车是1987年买的，至今己用了七年，但里程表上只走了4200哩，平均一年只走了600哩，比之一般美国家庭每辆车大约要跑1．2万哩，确实是少多了。可以看出此老人大概因健康原因，这几年内很少出门。 参加拍卖可以观察到许多书本和报纸上从来不涉及的有趣的现象。 邮资补贴——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基本目标，然而他们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原先的体制是公平强调得过了头，结果是缺乏效率，大家一起受穷。后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强调效率而牺牲一时的公平。但效率和公平也并非永远互相对立，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落入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境况，从这种境况走出来就同时可以满足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应该承认，现代经济学对提高效率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从理论到政策都有大量可贵的成果和经验。但是对公平的研究似乎大大地落后，甚至什么是公平，是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平等还在剧烈的争论之中。 经济学对提高效率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即“价格应等于边际成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竞争，就可使价格趋于边际成本。此时一切超额利润（在经济学中称为经济利润）将趋于消失。此时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最优。人们常说，美国的物价低，社会富裕，其实就是公平竞争令价格降到边际成本，结果每个百姓都亨受到杜绝了浪费的富裕生活。相反，靠着价格诈骗，欺行霸市，垄断信息。假冒伪劣来致富，少数人富了整个社会都要长期受穷。 对于垄断性产品的定价，市场所能起的作用甚为有限，此时就要靠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此类产品的价格时，应遵循上述边际成本定价的原则，不允许对某些产品定低价，另一些产品定高价，再以高价产品的盈余去补贴低价产品的亏损（我同政府常用的原则，而且至今没有受到检讨）。除非这种定价确实有助于实现公平。譬如对高质粮食定高价，将盈利用来补贴吃低质粮食的低收入群众（即使是出于公平，政府的政策，也还得考虑是否会伤害生产低质粮食的农户）。 本文要讨论的政府对邮资的补贴（指邮资涨价之前），是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的定价政策，现在一封本市平信仅贴0．1元的邮票。外地邮资仅0．2元。实际的成本已数倍于此。估计一年政府为此支付的补贴达数十亿元之巨。这笔钱补贴给了谁？给了寄信多的人。什么人寄信多？是收入高的人才多寄信。贫困山区的农民一年也不见得寄上一两封信。由于邮资偏低，可以用电话解决的事也改用信函，于是造成邮件拥挤，难于招架。所以此项补贴对效率和公平都只起坏作用。 邮政部门用什么钱来补贴这几十亿元的大窟窿？只好靠其他方面收高价。这又造成了进一步的效率损失，例如报刊杂志的发行投递费，要收到报刊个身价的35％。现在一本杂志定价多在3元以上，邮局要收1元多的发行费，远远超出了其边际成本。这种价格扭曲极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为了争这部分利润，沈阳、大津等地组成了民营的发行网。从这里看到，放着已有的高效邮政发行系统不用，另外再去组织一套班子搞发行。社会的资源配备失当，浪费在所难免。 邮政系统为什么要补贴邮资？我曾问过邮电部的领导。答复是有助于稳定物价。可是物价水平之所以上涨恰恰是因为经济效率低，国家要拿钱搞补贴而造成的。靠国家补贴来稳定物价无异于饮鸠止渴。如果这一点不想通，物价将无望稳定下来。 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价格脱离边际成本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出租车定价脱离边际成本，表现为起价高，短距离乘客就不愿叫车；停车时间不计价，造成拒载增加，乘客叫车的时间加长；不允许豪华车降价，只能靠不公平竞争来维持生意，结果增加了空驶里程（“面的”到首都机场不允许返程拉客，要把生意让给豪华车），10公里以上加价50％，造成司机挑活，乘客中途下车，结果都是时间、精力、汽油的损失。现在北京出租车一年的营业额在50亿元以上，如果定价不当造成的损失为5％，拖延一年国民经济的整体损失就是2．5亿。主管价格的部门100年发的工资也抵不上这个零数。定价政策不能不慎。 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服务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他们的产品可以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像理发、医疗、出租车这些服务业是最终产品；而货物运输和保险、各种批发中间商、大量计划、秘书、公关工作、股票和期货市场，银行业务中的大部分则属于中间产品，因为他们并非直接为人们服务，而是为生产服务。 过去，我们只重视物质生产部门，甚至认为服务业不但不生产物质，相反他们还从物质生产部门分享一部分产品，近乎社会的寄生阶层，所以采取限制其发展的政策。以后认识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服务，否则生活将感到不方便，或降低生活的质量，而且服务业也能创造就业机会，于是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从限制变为鼓励。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承认服务业之必要性，至今似乎局限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服务业，即直接为人们服务的行业。对于中间投入的服务业至今仍认为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他们按市场原则赚了钱似乎也是分亨了别人的成果，我们经常说的“流通费用高，中间环节多，导致了生产者消费者两头受损”就是这种见解的反映。最近公布的一些政策，目的在减少中间环节，让产销直接见面，甚至限制参与中间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这种政策发展下去，必将极大地有损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并不打算从中间环节越少越好一脚跨到中间环节越多越好。多少环节算正好，由市场通过竞争和选择来决定，没有哪个聪明人能够一眼识破哪些环节是多余的。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国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是非常欠发达的。根据很简单，我国有大量通过服务的作用而节约社会成本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蔬菜的城中销价和农村收购价相差甚大。大家常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间环节加价太多。事实上正是因为从事中间环节的人太少，稀缺导致高价，中间商才能多赚钱。有人认为中间商赚的利润太大，要限制他们的人数，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只有流通环节展开充分的竞争，费用才能下降，效率才能提高。试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蔬菜批发业，可以发现二者效率的巨大差别。美国各大城中一年四季蔬菜价格的变化远比中国的小，美国农业的分工非常发达，东部各州吃佛罗里达州的桔子，西部各州吃加州的桔子，全国都吃南达可大州的土豆，都吃从中美洲各国进口的香蕉。蔬菜水果是易腐货物，远距离运输必须有紧凑的运输链连结在一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集装箱运输的容量和能力。各种货品的搭配运输非常复杂。我同蔬菜水果的贩运，从询价、采购、仓储、加工、包装各个环节看，效率比之美国要差得远。其原因就是从事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太薄弱。 我国学者杨小凯提出的分工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分工越细交换的次数越多，交易成本越高，将分工提高效率的利益抵消了。所以分工发达的程度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有关。我国商业信用差，交易费用极高。所以分工难以发达起来。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不断完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得到发展。在此过程中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减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产出增加。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都大大超过2/3，而我同则仅27％（1993）。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是即使分工程度不变，依靠竞争和价格信号的作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提高配置效率是有成本的。竞争、价格信号从产生到传递到发生作用，都有相应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就是第三产业的收入。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由于配置效率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形象地说，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一元饯的肉，肉的直接生产成本不到1/3，其余都是流转费用。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是因为多花了成本在流转上面。由于市场的作用，这样的成本结构使得总成本为最低。这种理论分析的政策含义就是要大力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如何看待价格 价格可以说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对价格问题发表意见。但粗分起来主要是四方面的人：一是生产一方，二是消费一方，三是政府，还有第四方，即投机分子，他们既不生产又不消费，可是对价格的关心却超过任何其他人。政府是代表百姓的，百姓中的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既是生产音又是消费者。但家庭在对价格作判断时却总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讲话。这就是我过去提到过的“消费者偏见”，现在政府又站在了家庭一方，所以对价格的议论可以说几乎被消费方所垄断。不是吗？几乎所有的关于价格的议论都嫌价格太高，粮食、蔬菜，最近又有化肥，都是如此。价格低似乎有益于消费者，可是如果生产者受损，没有人愿生产，到最后还是消费者倒霉。因为价格高了没有足够的人买，生产出来之后成为积压库存，既不利于生产者又不利于消费者。可见价格高了不好，低了也不好，要恰当才好。可是这样的论断过于模糊，它没有说清楚价格多少算正好。单纯从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利益格局来讨论，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因为利益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结果。 经济学中对价格的讨论，虽然它同样承认价格在分配财富中的作用，但价格的高低是非之争却不是从公平出发而是从效率出发。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发现了价格可以引导资源向何处流动，并证明在供需双方都关心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于竞争性的产品（如上面提到的粮食蔬菜化肥），如果没有外部性（如产生污染）则能使供应量等于需求量的价格是最有效率的价格。这种价格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使整个社会生产的财富达到极大。 这个结论虽然200年前的斯密已经感觉到，100年前已经得到了初步证明。但证明的严格性和清晰性，以及深入探讨这一命题还有什么隐含的假定，却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本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的上要成就正是对这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充实，并且还有所突破。正因为这理论的论证相当复杂，至今还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所以不断有人提出要在供应方和需求方之外，有第三方面来制定价格。可是这种价格必定是偏离供需均衡点的，因而必然会造成浪费。事实上中外古今企图用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来代替供需均衡的“不合理”（这种判断全都是从利益格局的分析出发，而且往往掺进了消费者偏见）价格的例子不胜枚举，结果莫不以失败告终。所以普及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应该说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 70年代末，王国乡教授和我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择优分配的价格理论。这一理论使得均衡价格为最优的论证稍为容易一些。下面我仍用化肥作例子，作一个极简化了的说明。 首先，一定数量的化肥的分配应使它能增产最多的粮食（暂且假定化肥仅用于粮食生产）为目标。所以价格的是否合理，应以能否使粮食增产极大为判据，而不是减轻农民负担等别的目标。其次，我们知道，同样一公斤化肥在不同土壤、季节以及众多其他条件下（如病虫害、杂草多少等），其增产的效果是不同的。特别是化肥施用的多少会影响它的效能。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化肥用量越多则其增产效能越低（将作物种在化肥堆上不会有收成）。第三，我们要想清楚，如何才能做到“一定数量的化肥发挥了最大的增产效能”。它的答案是制定一个标准,使任何一公斤化肥所增产的粮食都不低于这一标准,只要这个标准制定得适当，上述目的就可达到。这个标准是否适当的关键，是与它可供应的化肥总量有关，总量越少，这个标准越高。 假定现在一定化肥总量的条件下，我们找到了这个标准是每公斤化肥至少要能增产两公斤粮食。使化肥分配最优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计划经济的方法。此法先要搜集全国每块土地上化肥增产效能的信息，然后用电子计算机算出各块土地上应该用多少化肥，最后将分配计划下达到化肥工厂和农户。这一思路虽然非常精确和理想，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执行起来花钱费时。二是依靠市场的作用，只要规定农民用两公斤粮食去换一公斤化肥，就可以自动做到化肥的最优分配。因为农民决不会愿花两公斤粮食的价格买化肥，结果增产的粮食还少于两公斤。农民对化肥在自己土地上增产效果的判断比任何别的人都了解得更准确。事实上有钞票做交易媒介时，农民可以用两公斤粮食的钱去买一公斤化肥，用不着用笨拙的以货易货的办法。由此我们彻底解决了化肥最优定价的问题。这里要注意，化肥的价格取决于粮食的价格，我们只是解决了化肥与粮食的比价应该是多少，绝对价格则与粮食价格有关。这一理论强调了正确的价格是指比价，而不是绝对价，或者强调价格是彼此相关的。如果粮食价格扭曲，它会影响化肥价格。 现在再回过头未看，每公斤化肥至少要增产两公斤粮食的标准是否正确的问题。显然，如果化肥的数量少，则应制定个更高增产标准，譬如说，这个标准应该定为增产2．5公斤粮食。同样，如果化肥数量充足，则可以降低这个标准。所以标准应该定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农民买走的化肥是否正好和化肥生产的数量相等。换句话说，供需均衡的定价可以保证化肥的最优分配。其实，不仅化肥如此，一切商品都如此。供需均衡价格是最优利用一切资源的价格。 上面的论证还没有解决化肥用于棉花、甘蔗等一切作物时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化肥应该生产多少的问题。这些复杂问题不是一篇随笔所能讲得清的。但是上面这一极其简化了的论证应该使当前关于化肥定价的争论有个结束，或者至少将定价原则从利益格局的争论转移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的着眼点上来。 1995年4月11日 在国外选购商品 改革之前物资匮缺，寻找买东西的机会是生活中一项大事。出差旅行时背着大包小包，或者是带些东西给远地的亲友，或者买些本地难买和价钱贵的东西。改革十几年后的今天，除掉跑单帮的很少有人背着大包小包出门了。"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许多人利用各地商品价格的差别从事长途贩运，使各地的价格差别减小。过去一直以为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大约十年以前对此项禁令取消。现在执行的是一项相反的政策，是鼓励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反对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长途贩运的结果是产地的价格上升，生产者有更大的产量供应，而销地的价格则降低，有利于消费者享用低价产品。货畅其流本来是经济得到发展的根本之道。改革之前中国人不知为什么鬼迷了心窍，竟然禁止长途贩运。其实国际贸易同样是长途贩运，为什么不禁止反而鼓励呢？有的同志解释说，禁止的是个人长途贩运，因为怕人因此发了财。但贩运者发财并未损害任何人，反而是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家都得益的事为什么要禁止呢？ 国内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别因长途贩运而缩小，但国际间的价格差别还很大，如果有机会出国，应该买些什么东西呢？ 如果有机会到不同的国家走一走，我们会发现各国价格的差别是很大的。拿公共交通为例，北京的票价从1角起价（指调价以前），但纽约要一个多美元，合10元人民币；柏林要3．7马克，合22元人民币。虽然纽约和柏林的票允许换车不需另外再买票，但即使换上三次车，票价的差别仍达20倍左右。可惜公共汽车服务不能出口，否则可以赚上惊人的利润。当然，北京的公共汽车票价扭曲得惊人，公交公司每年补贴八个多亿，相当于1000万北京人每人享受了80元的补贴。如果出口公共汽车服务相当于补贴了外国人。现在幸亏没有出口，但终归是补贴了在北京的外国人。如果我们怀着解放全世界受压迫的穷苦人的伟大志气，补贴外国穷人还讲得通，可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绝大多数并非穷人。不过话也说回来，有钱的外国人在北京并不坐公共汽车。这使得我们在心理上平衡了一点。使用北京公共交通的主要是每天上下班的人和外地人，特别是外地来京打工的民工。这部分人都是收入不高的人。这项补贴能继续到今天而不调整。恐怕补贴了低收入的人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国补贴高收入人的政策也没有调整。低邮资就是一个例子，私人小汽车又是一个例子。寄信多的人不是穷人，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是商业目的，补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私人汽车本身的价格并无补贴，但道路建设花的钱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间接补贴了用小汽车的人。北京一年花在公路建设和立交桥的钱好几亿，仅仅考虑投资利息平均每辆小车每年大概享受了几千元的补贴。新修的道路和立交桥都不允许自行车和步行人使用。有些路连大轿车都不许走。在国外则相反，公共汽车和大轿车享有交通的优先权。小汽车，尤其是只载一个人的小汽车，要受种种限制。为的是鼓励大家多用公共交通，减少道路拥挤和排气造成的空气污染。 在外国应该买什么，只要看中国进口什么东西，我国进口粮食，近几年开始进口石油。这些东西国外的价格虽比中国低，但并不是个人旅行时可以顺便带的。同样我国进口飞机、成套发电设备等，也不是个人可以买的。一些进口的小东西，如彩卷、录像带、普通化妆品，国外产地价格理应比国内低，可是事实井非如此。这一现象叫人感到迷惑不解。究其原因是外国的人工贵，零售环节上的加价比国内的加价高许多。所以只有价值高的商品，零售加价在商品总价格中占的比例小的，才可能比国内的零售价低。例如摄像机、高级相机。但如果加上进口关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国内外价格差别与汇率有关。以目前的汇率作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比国内价高，例如出租车国外大约合到每公里8～10元；吃一顿麦当劳，大约合40～50元；自行车内胎要合40元；至于衣服、皮鞋、箱包等国外价都要高出好几倍。但是也应该承认，国外东西价钱虽然贵，质量普遍比国内产品好得多。我曾在德国买过一把文具剪刀，至今用了7年，仍旧锋利如新；外国的自行车骑上半年也不需要打气；一只灯泡的寿命长达十几年；自来水龙头从来不漏水。这些都不是指名牌产品，而是随便在超级市场里买的。考虑到这些质量上的差别，在外国买日用商品确实是合算的。但要注意到电气用品的电压是否是220伏，灯泡、水龙头的直径和螺纹是否与国内一样，买录像带则要注意制式。 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例外地都是市场经济国家。那里的价格没有政府的干预，既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总的来说也没有政府补贴。但个别的例子也是有的。像美国和欧洲的农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补贴，多数发达国家的食品交易不征税（一般商品都要征4％～6％的流转税，加在你付款的帐单上），所以如果你出国买食品很可能会享受外国政府的补贴。事实上许多食品的价格确实比国内便宜。例如食糖、奶油、植物油、虾，乃至方便面和西瓜。而且食品进口不征关税。但是果菜、肉类因受检疫限制不允许进口，加工好的食品是可以进口的。 按国际惯例一般国家都允许旅客入境时免税带两条香烟和两公升酒。有的国家烟酒的税极高，两条烟的价差达30～50美元。我国烟酒的关税也很高。可是走私猖狂，国内销的进口烟几乎全部是不交关税的走私烟，所以国内外的烟价相差有限。在各机场的国际航班候机区都有免税商店，那里主要出售烟酒、香水。其他商品价格并不比普通商店里便宜。各地免税商店里的价格相差也很大。譬如有一种爱尔兰出的Baileys牌奶油酒，贵的（像法兰克福机场）要卖19美元一瓶（一公升），在伊斯但布尔机场只卖7美元，我国首都机场卖12美元，在北京市内商场里卖200元人民币，可见相差之大。所以出国买东西也要货比三家。 1995年12月4日 为什么补贴弊多利少？ 政府补贴是一个诱人的名词，政府手中有很多钱，拿来给大家补贴，不论是低价粮食、副食、交通、燃料、电价，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所以补贴是最受欢迎的。有的政府用补贴来安抚百姓，甚至笼络人心。既然是政府给的，光明正大，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般百姓受之心安理得。有时百姓还要向政府争取补贴，甚至闹到静坐示威。但是从全社会的利益考虑，它是弊多利少，非常失策的。 首先要清楚，一个国家百姓生活的好坏并不取决于物价，而取决于生产多少和浪费多少。补贴无助于增加生产，反而会造成浪费。公交票价补贴，使人们不必要地乘坐公共汽车，可以步行或骑车的也选择公共交通。结果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汽油消费和汽车磨损。其次，政府自己不创造财富，他所拥有的钱，或由钱代表的财富，都是由百姓创造，通过税收或其他渠道收集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所谓补贴实质是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用去补贴另一部分人，是一种合法的财富转移。偷、抢、骗都是非法的财富转移。现在由政府出面来组织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表面上看是合法合理的，但其实质都是强制性的财富转移，因为逃税，偷税要判罪，所以是强制性的。从这一点来看，一般情况下补贴至少是不公平的，除非补贴的对象确实是因贫困而需要帮助的人群。 有时政府可以印刷钞票，用新印的钞票来补贴。表面上看，这样做没有任何人受损。但大家都知道，印钞票会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结果是一切手中持有钞票的人或银行里有存款的人损失了购买力。所以实质上仍是一种强制性的财富转移，不过形式上更隐蔽一点罢了。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的一句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用中国人常说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意思是说，任何一种财富的消费都有某些人在承担其损失。 北京的公共交通是否都是贫穷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在使用，因而补贴成为必要？当然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的人穷的富的都有，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每天上下班的工薪族，也有不少外地来京打工或办事的，其中多半也是工薪阶层。他们谈不上是大款，因为大款多半去坐出租车或有自备汽车，但他们也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解决交通问题更节约的办法是骑自行车。现在他们选择坐公共汽车而不骑车，说明他们还有一定的支付能力。所以从公平的角度看，公交的政府补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必要。 补贴不只是造成了分配中的不公平，还破坏了一个社会应有的经济效率，导致财富或福利的损失。举例说，如果政府将补贴的钱发给每一位乘公共汽车的人，而车票不给补贴。这样做对政府而言支出并未增加。但对乘车的人而言，他可减少一点乘车次数，而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他更迫切的花销。这就说明了同样花这点钱，补贴公交行业并非是最合于每个人心愿的一种花钱方式。换一种方式百姓得到的实惠更多。虽然这一设想事实上执行起来有许多困难，但至少从理论上证明了补贴并不是最有效的花钱方式，我们应该寻求使百姓获得更多实惠的方式去花同样多的钱。 总之，由于票价过低使达到同一目的而作了错误的选择。造成资源的误用。在经济学中称为资源配置错误。 拿其他国家公交收费的标准看，大多数是朝取消补贴的方向发展。纽约中的公共交通票价在1985年时是0．9美元，现在调整到1．3美元，涨了近一半，而同时期内物价上涨不到30％。德国柏林的票价分两种，一种是一性短程票，可坐6站地铁，票价2．5马克（合14．5无人民币），另一种是2．5小时票，可在两个十小时内任意乘地铁或公共汽车，票价3．7马克（合21．5元人民币）。这些票价基本上不包含政府补贴。有的城市政府给公交补贴，目的是减少私人小汽车，鼓励利用公共交通以减少空气污染。但实施的结果并不理想，而且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想减少城市交通拥挤和污染，应该对私人小汽车收高税，因为这个阶层是高收入阶层，而且道路建设花了大笔资金，基本上应该由私人车主负担。 在各种政府补贴中最没有道理的是邮资补贴。现在（指邮资调整以前）本地平信邮资0．1元，外地0．2元，而实际投递成本数倍于此，政府每年拿出几十亿的补贴。这笔补贴主要是富人受惠，因为穷苦人与富人相比通信量少得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信件是商业目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商人是毫无道理的。而且邮资过低造成严重的资源配置失当。这种既不利于公平又有损于效率的政策应该立即纠正。迟一天纠正造成的损失可能上千万元。我们还要等待什么呢？ 1995年12月30日 南部非洲的商业机会 1987年我因工作有机会去南部非洲，以后的7年中去了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莱索托等国十多次。从第一次开始我就注意到南部非洲是我国产品的巨大潜在市场，当地资源非常丰富，许多是我国稀缺的。彼此贸易有极大的机会。 南部非洲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也称黑非洲，因为那里的人种是纯粹的黑人。近十年来该地区战乱不断，经济倒退，民不聊生，然而奇怪的是连续十几年以来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全世界各列前茅的博茨瓦纳也正在这一部位。可见一般中有个别，商业机会往往就存在于个别之中。去年开始，由于南非实现了民族和解，出现了曼德拉为总统的民选政府，和解之风吹拂了一大片地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内战己逐渐停竭，该地的经济已经不再是奄奄一息。有眼光的投资者和商人应该看到该地的发展前途，捕捉良机。事实上我国前往该地区从事建筑、经商、自由职业、打工、餐馆、农业的人数正在迅速上升。但多半是个别参与，没有大的资金集团插足。政府也还未积极组织并有意支持开发这方面的机会。 该地区最丰富的资源是土地。由于地广人稀，土地不值钱。即使在大城市，两个住宅之间往往空出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旷地，因此农业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在津巴布韦有大量的白人地主，他们自己从事劳动，同时又雇佣许多当地人劳动。津成为重要的粮食供应地，我国每年从津进口几千万美元的烟叶。我在博茨瓦纳的中国大使馆访问时见到一位妇女华侨农民开着客货两用汽车给大使馆赠送一车蔬菜。这位华侨是从台湾来的，多年以前跟随她丈夫受政府派遣来博工作，任务结束后就留下在当地种菜。博国的蔬菜绝大部分从南非进口。虽然两国有互免关税协定，加上运费总比当地生产的成本高。当地人又不会种菜。甚至也不会种粮，所以这位华侨一家已靠种菜致了富，买了房子。第二天，使馆餐桌上放上她送的蔬菜，还有从水库里钓来的鱼。当地百姓不喜欢吃鱼，所以领事馆工作人员常去水库钓鱼玩。和我一起的一位来自四川农民家庭的同志看到当地广阔的肥沃土地感叹地说，如果我家乡的农民能到此地来种地，永远也不会愁生活了。 我第一次去时该地只有一家中菜馆，老板姓袁，是从山东去的。我在他的餐馆请朋友吃饭，他非常热情，给我八折优待，而且陪我们聊天。过了几年再去，他已经扩大了门面。搬到了繁华地区去。他向我诉苦说当地医疗条件如何差，他的爱人生病不得不到百多公里以外的南非去看。其实当地有全民免费的医院，边远地区有用直升飞机运送的巡回医疗队，医疗条件比国内一般的好得多。袁老板还觉得医疗条件差，说明他的生活已远远超过当地一般水平，说起医院，我国政府派有医疗队在当地工作。医疗队并非义务服务，而是当地政府聘请的。工资按国际标准支付，但医生们拿到的只是一个零头。有的医生在合同期满之后留下来开业行医，收入当然丰厚。但医生们也有他们的顾虑。有一次我被恶狗咬伤，到医院去打针，替我看病的郭医生是中国来的。他刚刚为病人做过手术。不巧手术中被手术刀刺破了手指。他非常担心会染上爱滋病。我也非常为他担忧。他是一位石头爱好者，收藏了大量美丽的大然石子，尤其是纳米比亚（东部的邻国）盛产各种彩石，见了令人爱不释手。我虽然不是收藏石子的专家，忍不住也买了几块。当地的一个朋友甚至委托我为他做一市场调查，看看运彩石到北京来卖能不能赚钱。读者也许会关心这个市场调查的结果。坦率说，我无法估计这些彩石在中国能卖多少钱，除非能运一批实践一下才有把握说出结果。 当地商人很愿意和中国做生意。当地一位小超级市场老板和我在旅馆中的酒吧间聊天时，无意见到我用的丰华牌双色圆珠笔。他拿在手里品味了一番，问我多少钱一支。我告诉他折合美元不到三角钱，他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有如此便宜的东西。喝完咖啡他硬邀我到他开的超级市场去参观。那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商店已经关了门。他特地叫伙计开门开灯，领我一排排参观，希望我告诉他哪些商品从中国运来最能赚钱。照我看来，无论哪种商品国内价格都比当地低，只是低得多少不同。差别最大的是服装、鞋子、文具、小五金。最后他送了我一大堆糖果点心，非要和我交朋友，合伙做生意。回国以后我还写过几次信给他，告诉他一些商业行情。第二次我再去该地时，他已改了行。把超市出售，在筹建一家无线电装配厂，希望从中国进口元器件并联合投资。我因其他事务繁忙，又没有这方面的渠道，这个机会就白白错过了。 我国机电设备剩余能力极大，开工不足是国营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南部非洲恰好是机电加工能力严重不足的地区。前年中国向坦桑尼亚出口了一批三轮车，受到极大欢迎。这种产品只需要极简单的生产设备，而发达国家又不屑生产，成本也高，竞争起来不是中国的对手。该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是汽车，但当地不出石油，全靠进口。汽油的价格比国内高出三倍左右。汽车及其配件也是进口的，所以汽车运输很贵。用人力三轮车可以代替一部分汽车，又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所以坦桑尼亚的总统都出来称赞中国的三轮车。复杂一点的产品如铁路车辆，前几年我国向博茨瓦纳出口了一百多辆，价值近千万美元。我国也可以在当地投资开设小机械加工厂。比如各种用途的锁就有很好的销路。当地不能生产锁，靠从西方国家进口，价格比国内高出五倍以上。最近开始出现了中国产的锁，但价格仍远远偏高。原因之一是当地的中国产品无例外地都从香港转口。大使馆每年几次从香港运集装箱来，吃穿用的无所不包，几乎都是中国货，但大陆没有集装箱航线到非洲，外贸体制也不适应，大量的商业机会无法利用，钱被别人赚去了。 有人担心非洲的百姓的购买力低，出口没有销路。这种担心不大有根据。因为当地有不少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商品，价格虽高仍有销路。何况还有巨大的中低档产品，西方国家不生产，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例如懒汉布鞋，是普通低收入百姓的用品。有一年中国运去了几大集装箱。开始时售价很高，合到5美元一双。可是到货大多，最后不得不削价出售，跌到了2美元一双，只能保本。当然，要想大规模打开销路，购买力的问题特别是外汇兑换的问题应该加以仔细的研究，有几种办法解决。一是利用我国进出口银行贷款出口，在当地销售以后买当地原料回国，相当于以货易货。也可以在当地投资设厂。当地的矿产品如钻石、煤，农产品如牛肉以及林产品都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我曾建议中方在当地设厂生产硬木的盒子及各种摆设的底座。当地有高质量红木和乌木，而我国的小摆设因底座质量差而售价大打折扣。 当地百姓很愿意和中国做生意，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产品档次适合于他们的需要，价格又低，我的一个当地朋友想购买中国出的做豆腐的全套设备在当地做豆腐出售。以后又想购买中国的全套石碴机用来加工建筑用碎石。我方商业人员如果和当地合资办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当地优惠政策。但是要做生意首先要了解彼此的商业习惯，从而建立起信任。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要想缩短这个过程，必须有较大的资本实力，通过中方雇员在当地建立经营桥头堡。我国已经有建筑行业和北方工业公司所属的机构这样做了。但依我看来，可以利用的机会远远没有用完，我国应该派遣经济专家和企业家到当地进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拟订出开发计划切实推进。 1995年12月23日 用外汇期货规避汇率风险 办理进出口的企业从合同签订日起到货款交割日止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汇率发生变化，就要承担汇率风险。举例说，如果一家进口商计划以8．8元人民币购1．0美元的汇率购迸100万美元用于进口商品，此商品进口之后在国内市场可销得1000万元人民币，获利120万元。但如果在贷款交割时汇率涨到了10:1，则企业的利润减少到零。如果汇率超过了10:1，则原来计划有盈利的生意变成了亏损。这就是进出口的汇率风险。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从事进口的企业害怕外币的汇率上升，汇率升降对企业来讲是不可测的，他既可能从汇率变化中赔钱，也可能反而赚了一笔。但汇率降低时则得到意外盈利，进出口商熟悉的是本身所经营的商品的行情，对于汇率变化引起的盈亏成为企业的风险。企业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使自己的经营活动建立在可预测的基础上。 对于从事出口的企业，同样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但他们承担的风险正好和从事进口的企业相反——汇价上升对他们有利。因此如果能让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联合起来，汇率风险就可以完全避免。但事实上要让出口商找到一家对口的进口商，在时间、数量、币种恰好完全互相匹配，实在不容易，即使可能的话，信息搜索的费用代价也很高。正好，外汇的期货市场可以为企业买卖期货外汇提供服务，企业只要花少量手续费并承担买卖差价就可利用外汇期货规避汇率风险。 利用期货市场规避风险己广泛地被各类进出口商所利用。例如在石油贸易中，一艘渡轮的装载量都在100万桶以上，航行时间往往要二至三周。在此期间油价如果波动每桶一美元，引起的盈亏就达到100万美元，大大超过运费本身。所以托运一方总是利用石油期货来规避油价风险。如果货主用美元支付油价，而石油将运到非美元区出售，则货主同时又承担着汇率风险，他必须同时在外汇期货市场入口出售石油的币种购进期货美元，他的这笔生意就有了油价和汇价的双保险，变得安全多了。 为什么找零钱困难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收款单位贴出通告，请顾客自备零钱。一些交易常常因为没有零钱而做不成，或者彼此推委，叫对方去破整票子。一些同志将这一问题归结为银行的零钞印制得太少，或100元的大票太多，并进而反对印发500元的钞票。找零看起来是小事，可是它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日益经常发生的问题。究竟此事的症结何在？如果找不出原因，或者把原因找错了，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希望。有人认为是钞票面额太大引起的。如果这样，解决找零的办法就是把钞票全部印成小面额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找零问题。 一般人口袋里如果既有整钱，又有零钱，多半先用零钱。除非零钱不够，一般不会先动用整钱。有的人口袋里愿意准备一些零钱，以备万一买东西找不开时发生麻烦。如果不是怕对方找不开零钱，没有人愿意口袋里装许多零钱。这些心理足以证明，人们喜欢整钱，不喜欢零钱。 为对方准备找零，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是有成本的（尽管为数甚微）它的成本表现为要准备自己并不喜欢的零钞，要将零钱点清，交给对方。按我国的法律和习俗，并没有规定找零这种服务必须由买方提供还是卖方提供。因此为了省事(节约自己的成本)，双方都希望对方准备零票子，把这部分成本由对方来负担。 比较一下小商小贩的零钱准备，和政府收款部门的零钱准备，可以看出二者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小商贩比较愿意找零。自己实在没有零钱时，也会设法把整钱破成零钱，以免买卖做不成。这说明他们的服务比较好，愿意承担找零这种服务成本。而政府部门则比较经常发出通知，要顾客自备零钱。在北京公共汽车上如果你坐早上头班车，常常找不出零钱，说明他们的服务比不上小商贩。银行有时也说换不出零钞。固然确实也有零钞供应不足的情况，但更经常发生的是嫌麻烦，拒绝服务。 找出了找零困难的真正原因，对策也就有了。国家应该制订一条法律，即找零服务应由收款一方提供；银行必须经常准备足够的零钞；中央银行印制的零钞比例必须满足交易的实际需要。如果这几条都能做到，找零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印发500元大钞也不会引起额外的找零困难。 但是制订了法律是不是大家都能遵守，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是很没有把握的，特别是对拥有特权的政府部门，更是如此。如果对比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找零钱的问题很少发生。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将彼此服务，不论是付酬的或不付酬的，看成是市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而在我们这里，市场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充分树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中最最迫切的一项任务。 1997年3月29日 永不堵车——谈堵车的经济学 不应该用免费提供影碟的办法来促进影碟机的工业发展。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用免费提供道路来促进汽车业的发展。 大城市的堵车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内的交通不但关系到每一个上班的人，也关系到出门办事的人、送货的人、来城旅游的人、赶飞机上火车的人。堵车使大家心急如焚，而且眼看马路上的车一天比一天多，似乎没有希望能使堵车问题得到解决。这篇文章的题目“永不堵车”看来像是天方夜谈，纯属幻想。但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是可能做到的。只要政策得当，在实践上也完全行得通。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研究供应和需求的均衡。它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尽管其证明十分复杂）：依靠价格的作用可以使供应和需求保持均衡，而且当每种商品和服务都靠价格的作用而达到平衡时，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最高效率。换句话说，如果价格不能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时，资源的利用必将发生浪费，这就是资源配置的扭曲。 市场上有几千几万种商品和服务，每一种商品和服务大体上都能保持平衡。有时也会出现过剩和不足，但只要价格和市场在起作用，过剩和不足就能逐渐被消除。我国在60年代初出现过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荒正是因为价格和市场不起作用才会发生的。马路上堵车，说明道路的供应和需求脱节。说到底是价格没有起到作用的结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看，必须使价格恢复在道路供应和需求中应起的作用。用别的办法或许也能解决堵车问题，但必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必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空气可以自由享用，因为它不稀缺，它的取得不需要花费劳动及任何别的资源。道路则不然，它是非常稀缺的，否则就不会有堵车的问题了。它之所以稀缺，因为修路要花费巨大的劳动和物资。一切对稀缺物品享用，必须支付价格。消费者支付了价格，才会有生产者愿意为此而生产。任何一种物品如果有高亢的需求，消费者愿意为此支付高价格，生产者必定趋之若骛，因为这是发财的好机会。可是对于道路而言，虽然它十分稀缺，可是使用者可以像呼吸空气一样地免费使用；道路的供给者又不能从中补偿成本，更谈不上赚取利润，它必定会发生严重的供不应求。这就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堵车现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大家免费使用道路已经成了习惯，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堵车成了城市的一大灾害，就有必要对免费用路的习惯重新审视一番。事实上许多集资修筑的超级公路都实行了收费用路。我国古时小说中强盗抢钱的理由是“留下买路钱”。尤其我国人民享受了几十年的大锅饭，对公共服务要收费更是难于接受。所以在开始实施用路收费的办法时，大家觉得不习惯。武汉新长江大桥开通后不少司机集体冲岗逃票，甚至用小刀划伤收费小姐的手。但集资造路修桥，肯定要还本付息，不收费哪来钱付这笔开销？既然大家都盼路畅桥通，收费也属顺理成章。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也把问题想通了。城市的道路收费问题和超级公路收费以及任何别的消费品收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因为在实施上有困难，所以没有采用谁享用谁付款的办法，而仍旧用大锅饭的办法。即市政府从广大群众中收税，再从税款中开销造路的成本。于是用路的人本应该交的费，变成了纳税人的负担。而我国老百姓收入还比较低，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私人小汽车，造成道路堵塞主要不是普通老百姓造成的，不像在美国，80％以上的家庭都有小汽车，他们的收入也比较高，工资中拿出1/3去纳税（包括造路的钱）也还算公平。现在叫中国的普通人纳税为别人造路，不但于情理不合，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普通百姓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在城市里造路，成本非常昂贵，在堵车的繁华地段每一平方米的土地往往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钱。这还不算，为了道路扩建，需要拆迁原来的住宅，每一套住宅都要几十万元。相比之下，造路用的人工、水泥、钢筋、沥青等反倒成了小头。可是这样贵的造路成本，其信息根本传达不到用路人的头脑中去。相反，经验告诉他们，用路可以像呼吸空气一样免费享受。如此巨大的信息扭曲造成了道路使用中的巨大消费。所有使用道路的人中没有哪一位曾想到他应该为用路而付费，另外每年还有几十万人准备买车，参加到免费用路的行列中来。这种状态难道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超级市场中有一种免费可以拿到的商品，不论有多少供应，也会被拿得精光。现在道路堵车正是同样道理的一件事。 有人反驳说，马路人人都在用，堵车也有行人，骑车人等的一分责任，如何向他们收费？可是分析堵车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到，堵车主要是小汽车造成的。像北京的二环路根本不让行人和自行车通行。而且行人和骑车人并不怕堵车，车堵得再严实，他们也有办法通过。要解决堵车问题，主要是为开小车的人着想。严格来说，行人和骑车人确实也应该为用路付费，尤其要教育他们遵守交通规则，尽量减少出行中对汽车的干扰。他们用路的付费问题基本上可以从税收中解决，因为人人都行路，人人都纳税。这并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负担问题，附带提一句，北京的自行车税每年4．20元，不足以支付与自行车有关的公共开支。自从1991年恢复对自行车收税以来，物价涨了一倍，而税收未涨。 有些好心人怕老百姓负担不起，免费用路的优点是百姓的负担轻。但要知道，造路要花钱是一个客观事实。用路的人不付钱就变为纳税人付钱。尤其重要的是，生活的提高归根结底取决于更多地生产出人民需要的产品。人民如果不愿为用路付费，说明应该更多地生产别的人民需要的商品，而不是多修路。 收税也好，叫用路人付费也好，都是叫人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似乎很难办。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认为，吃冰淇淋叫人从口袋里掏钱有什么困难。用路付费和吃冰淇淋付费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认为用路付费有难度，其实还是一个认识问题。如果确实因为付费太高而人们不愿用路，这说明现在马路的拥挤恰是免费使用造成的。收了费拥挤就可避免，堵车也不再发生。一切商品的收费完全是供需双方自愿的。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正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在价格上达成协议，从而保持供应和需求的均衡。用路收费之后，永远不会再有堵车问题。因为用路的人愿意为此付费，路不够的时候，再修一条好了。 我们说，只要用路的人愿意出钱，路就不会不够用。这和吃冰淇淋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冰淇淋长时期供不应求。有人反驳说，造路要用土地，而土地是不能被生产出来的，钱再多也无用。但一块土地是用来种粮、盖仓库、造工厂、修住宅、筑马路，就看什么用场最满足人民的需要，或者说哪种用途产出的价值最高。认为农用土地移作它用是一种浪费，这是一种十分迂腐的见解。 根据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小汽车的拥有者为用路付费的负担比维持汽车本身（利息、折旧、维修、保险等）的负担还高出一倍以上。估计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用路付费水平虽不会比香港新加坡更高，也不会是很低廉的。因此实施用路付费之后，买车的人还要负担加倍支出用于为用路付费。可以肯定，这将压抑对小汽车的需求。所以汽车工业部门对这一措施多半抱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汽车工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近几年小车市场一直不太景气，基本的势态是供过于求。如果用路再要付费，汽车行业将遭受近于致命的打击，对我国宏观经济非常不利。但我认为这一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好像我们没有理由叫国家免费供给录音带来保证录音机工业的发展，或免费供给影碟来促进VCD机的发展。汽车工业如果因此而发展受阻，正好说明了百姓对它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它的发展。百姓愿意将钱花到别的地方去，不愿开汽车上马路。用国家补贴支撑的消费是虚假的繁荣。靠一般百姓为买小车的人承担造路的费用，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讲都没有理，这种虚假繁荣的代价太高。少发展一点轿车工业，减少一点堵车，同时将资金、劳动、资源投入到老百姓愿意为之付费的商品生产中去，对宏观经济更有好处。将来我国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有能力买车又修路，那时候的轿车业的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 如果大家都同意用路的人要付费，下面的问题便是如何向用路的人收费。城市公路不像超级公路可以设收费站，如果那样的话，城市马路的堵车还要更严重。所以要想别的办法。 首先是通过车辆的牌照来收费，在每年换牌照时征收。但这种方法产生一些收费和用路不完全匹配的问题。譬如外地的车辆在外地收费，在一些小城市，没有堵车问题，因而也不收车辆牌照的用路费部分。当小城市登记的车辆开到大城市来时，就必须另外收费。收费凭证还要贴在车辆前窗玻璃上。再有是什么城市算小城市？怀柔县的车收费和北京市的标准相同还是不同，都有些问题要解决。停驶多长时间允许退费等等，也要专门研究。 其次是通过汽油来征收用路费。因为用路的多少和油耗量大体成正比，所以只要每公升汽油的售价在油价本身之外再加一部分用路费就可以了。这种方法的毛病在于不能区分车辆在繁忙的堵车段行驶还是在乡间行驶，更不能避免在收费段的超级公路行驶时的双重收费。 第三种办法是向停泊的车辆征收用路费。因为车辆既有行驶的时候也有停泊的时候。不能在行驶时收费，不妨改为在停泊时收费。国外在马路上停车都要收费，收费柱就设在马路旁。交费的车主投市后将收费计时器拧到10分、20分等某一档。如果时钟走完这段时间，车辆仍不开走，将被罚款。但这一办法只能对停在马路上的车收费，对停在住宅区内、车库内、机关院校内的车收费仍有困难。 事实上国外对用路收费的办法是上述三种方法的组合，如何制订收费标准，如何实施都要有专门的研究。但不论如何优化组合，仍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这种收费办法相当于使用公共交通的人购买月票，一旦买了票就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它仍不同于吃冰淇淋，付一笔款，消费一分。因此不能有针对性地用收费来限制车辆进入繁忙地段。最近美国已开发出一种可以在车辆行驶中记录车号的装置，将它安装在不同繁忙程度的地段，制订不同的收费标准。通过计算机处理到月底时统一向车主收费。正像长途电话收费办法一样，每次电话的通话时分、对方号码、时日，全部记录在案。这样可以将收费和用路严格地一一对应。估计这项技术将很快在各地推广，当然这会造成一笔投资费用。 当前我国还没有这种技术，做到严格一一对应的收费还有困难。但使我们吃惊的是我国关于出租车收费的办法，恰与用路收费的原则相背，用路的人不但没有为此而付费，还将部分堵车的成本转假给出租车司机去负担，鼓励了乘客叫司机将车开到堵车的地段去。因为现在普遍实施的出租车收费标准中，停车计费的标准太低，一般停车5分钟才按行驶1公里计价，一小时才走12公里。这样的计费标准不足补足堵车中燃料、人工、汽车投资折旧等的成本，更谈不上停车时占用马路的费用。所以出租车司机碰到堵车会造成经济损失，这是当前拒载的主要原因。如果将堵车的全部成本由乘客来承担，乘客就可能愿意改乘公共汽车，或绕开拥堵地段。同时也避免了绝大部分拒载的发生。拒载既于乘客不便，也于出租车司机不利，放着现成的顾客不拉，再开车去找别的客人，增加了出租车的空驶，浪费了顾客的时间。估计仅仅北京一地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不下几千万元。可见一项收费办法的错误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1997年8月27日 区别技术效率和经营效率 我国纺织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政府决定“限产压锭”。过去用计划经济的方法限令关闭一些纺织厂，但效果不佳。这里关掉几家，那边又新开出几家，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并没有缓解。最后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锭子回炉。每回炉一个纱锭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补贴或奖励。可是这项措施仍不见效，依旧有一些应该回炉的锭子私下转去一些地下工厂投入生产。为什么？很简单，开纱厂能赚钱。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叹市场力量之巨大。只要有钱可赚，九牛也拉不回头。 这里产生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既然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产品供过于求，价格惨跌，纱厂纷纷亏损，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工厂安装淘汰下来的纱锭还能赚钱。答案在于技术效率不同于经营效率。 技术装备都有它自己的效率指标。锅炉有锅炉效率，它表示投入锅炉的热量有多少百分比被锅炉中的水和蒸汽所吸收。一条自动生产线也有效率，它表示个工作班能生产多少产品。但经营效率则是另一回事，它表示产品的价值与投入品（包括原料、劳动、资本的折旧及利息等）价值之比，经营效率高于1．0，企业赚钱，否则企业亏损。虽然企业的技术装备精良，效率高，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但装备效率并不完全决定经营效率，后者主要由经营管理的水平所决定。如果管理混乱，工人不关心质量，企业领导乱花钱，装备的效率再高，经营也会亏损。相反，虽然装备水平差，技术效率低，只要经营效率高，企业仍旧可以赚钱。一些淘汰下来的纱锭尽管技术效率低,安装在经营效率很高的私营工厂中,它仍能为企业赚钱。 在经营效率相差不大的企业之间，那些使用落后设备的企业必定会被淘汰。但在经营效率相差很大的企业之间，首先被淘汰的不是装备差的技术效率低的企业，而是那些经营效率差的企业。，所以要解决纺织业生产能力过剩，早日淘汰陈旧设备的首要之举是整顿那些经营效率差的企业。这些企业经营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权结构不合理。 设想一下，如果经营效率高的企业同时能用上技术效率高的装备，而不是偷着用淘汰下来的设备，他们将如虎添翼。可是在我国，正如纱锭的例子所说明的，好的设备常被经营差的企业所占用，而经营好的企业却往往只能用一些破旧设备，这就是资源配置的错位。这种错位导致了我国生产力的巨大损失。怎样能避免这错位？说到底，还是要靠市场机制，让资源自由流动，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预。 1998年5月20日 第二编　宏观经济 扩大再生能源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 能源可分为可再生的和可耗竭或不可再生的，后者是指矿物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从地质学的角度看，矿物能源也在积存和生长，但其速度非常之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类在短短的几百年间耗尽大自然几亿年内生成的矿物质能。以现在的消耗速度估计，石油将在几十年内耗尽；天然气将在不到100年内耗尽，煤则还可以用500年左右，这些都是将发生在几代人之后的事。如果我们抱着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将来的科学技术自会有办法对付，似乎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然而大量使用矿物能源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对我们这一代人敲起了警钟。气候变暖可能已经引起了持续的干旱，增加了灾害性气候发生的频率，它的全部后果远远没有表现出来，等我们把其中的因果关系完全搞清楚再来想办法时恐怕为时已晚。而气候变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燃用矿物能源排出二氧化碳，它是一种温室气体，能有效地阻挡地球表面向宇宙空间辐射热量。酸雨是一个更为迫切的环境问题，它主要是因为矿物燃料中所含的硫燃烧生成二氧化硫，再遇水蒸气沉降而发生。酸雨已在欧洲和北美造成大片森林死亡，大片湖水酸化使鱼类减少甚至绝迹，农作物减产，建筑物被腐蚀。酸雨在我国西南部诸省也已造成每年几亿元的直接损失。 正因为矿物能源已经诱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再加上对人类前途可能构成的威胁，有识之士逐渐把眼光转向可再生能源，它们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植物能(指薪柴和秸杆)、海波能和地热能、潮汐能。除最后两项外，其余部都接来自太阳能。 水能是一种技术上十分成熟，成本低廉的能源，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发达国家，凡是经济上可行的水能资源绝大部分已得到开发利用。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利用率还相当低。将来水能全部被利用时，大概能占人类所需能源总量的不足10％，所以其他各种再生能源的开发仍属十分必要。 但是这些再生能源有一个共同的固有的缺点，即能源的密度十分稀。要采集到足够数量的能源必须有面积巨大的设备，如水电站的水库、太阳能的光电池板，风能的风扇翼面等。由于设备巨大必然需要大规模投资。再加上这些能源往往随天气及时间变化，为补偿这一缺点，更要求有相当的储能等装备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投资的规模。但由于能源直接来自然界，它的供应几乎是无成本的，所以这些能源装备经济上的特点是投资极大而运行费用极低，成为一种特殊的资金密集项目。 迄今为止，再生能源之所以未能大规模地取代矿物能源，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上难以和常规能源竞争。但是由于能源使用的具体条件非常不同，而且太阳光、风等的供应随地点而迁，所以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使用再生能源会比使用常规能源更经济。例如在距离较远的海岛上，既够不上电网，燃料油的运费又高，而风能却充足的话，使用风能可能是最佳选择。类似地，在一些牧区，偏僻山村，再生能也能有效地与常规能竞争。随着利用再生能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其适用范围将不断扩大。但是在通常条件下再生能比常规能低廉的前景至今尚未出现。所以即使按乐观的估计在下一世纪再生能所占的比例也只及常规能所占比例的不到1/4。 下一世纪，技术上和环境上存在许多重大的不确定因素，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可能，是大规模和严厉地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这种情况下，节能技术的发展和再生能应用将得到巨大的推动力。在过去，再生能源的研究集中在技术方面，例如光电池的效率提高和风扇翼型设计，这些研究的目的是降低设备的单位造价，但很少注意到推广再生能利用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能源政策的制定中改善这方面的条件有时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己如前述，许多再生能利用的投资是初置成本极高而运行费用极低的一种特殊性质的投资；换言之，这些项目在建设的初期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内，每年产出的能源价值不低于资本的利息加上折旧费（如果忽略相当有限的运行费）。所以这类能源要能得到推广有几个基本条件，即比较容易筹集到足够数量的资金；投产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产品（指能源）的价格不降低；在整个生产寿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这些条件超越了再生能源本身的技术成就，而是开发再生能源的外部环境，然而对再生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 先谈资金的筹集。一项再生能源利用的方案，即使按当地条件与其他能源相比更为经济合理，但因最初的投资高，如果贷款困难，最后只好放弃。例如建一个合乎规格的沼气池通常要三四百元以上的投资，在贫困地区这笔资金超过了一户的经济能力。虽然建他的各种其他条件都具备，而且由于使用沼气，增加了优质肥料的供应，减少了拾柴草的劳力需求，农户每年的得益大于投资的利息和折旧，但因借贷无门，只好仍旧用秸杆薪柴。解决资金问题通常想到的是政府出面给予低息贷款。其实政府并不是有效地融资的专门机构，银行和信贷合作社可能干得更好。但必须对再生能利用项目给予优先考虑，至少不能加以歧视。由于再生能源对环境的损害较少，给予优惠低息贷款也是应当的。 由于我国资金市场还处于创建阶段，资金的运用相当缺乏效率，即最应得到资金的项目往往得不到，资金反而用去搞了不少无效建设和重复建设。一个再生能开发受阻的例子就是我国水电建设的落后。我国水力资源异常丰富，居世界首位，但至今只开发了其中的不到1/10，水力发电的综合成本通常不到火电的一半甚至1/4，所以世界各国无不优先开发水电，他们的水力资源利用率都在八成左右，有的早已达到了100％。可是我国在分配资金时，多半因为水电投资太大而搁置。最近几年上马的几个大水电项目多半还是利用了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要知道，我国并不缺乏资金，我国国民经济中积累率一直保持30％以上，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始终排在前五名。1993年城乡私人存款额已达到1．5亿元。如果有一个充分有效的公平竞争市场，资金所有者有权利寻求效益最好的投资项目，水电建设是决不会缺乏资金的，不仅水电建设缺乏资金，大的火电也缺乏资金。结果是用户分配不到足够的电力，只好自备小汽（柴）油发电机组。日本进口和国产的各种牌子的小发电机组已生产并配置了几百万千瓦。这种小机组单位功率投资大，热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造成资金和能源的巨大浪费。这一现象从80年代中期即已出现，至今仍不见改善。如果大电站的集资不那么困难的话，这种损失经济效益的事原不会长时间地持续存在。当然，资金市场之缺乏效率只是投资缺乏效率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投资决策者个人损益与项目效益的好坏缺乏联系。项目的效益好个人也得不到奖励；项目失败了，个人也不受批评。这种激励机制的错位与所有制结构有关。 再生能源技术要能得到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投产后产出的能源价格的稳定。反言之，如果能源价格起伏不定，投资的回收就缺乏保证。如果投资者预见到这种不稳定的可能，他将不敢贸然从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两次能源危机中由于能源高价而促成的许多能源开发项目。包括一部分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在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后，变成了亏损项目。所以那时舆论界紧急呼吁制止石油价格暴跌，说“暴跌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暴涨的损失”。投资者有了这个教训，今后的投资必定要考虑未来能源价格的稳定性。 已如前述，目前的再生能技术还不能在一般情况下与常规能源竞争，能得到应用的多半是在某一些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在这些条件下，与再生能源竞争的不是常规能，而是别的再生能源，甚至就是同样的再生能源。有的再生能源由于技术进步而使得成本降低。例如太阳能光电板的制造成本在近三年内大幅度地下降，使得以前设置的太阳能光电板失去竞争力，以前的投资变成了赔本生意。所以再生能技术要得到推广，一个重要条件是它本身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而不是仍处于迅速变化中的技术。 第三个发展再生能技术的条件是社会环境的稳定性。由于再生能投资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回投资，这段时间内社会的动荡会使最初的投资遭遇风险。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性。非洲有些地区十分适宜于发展水力、太阳能，但由于战乱不断，这些机会的利用根本提不到日程上来。其次是所有权的牢固性，最初的投资者如果不能得到保证关于他投资的收益权，甚至他对项目所拥有的所有权都会受到挑战，他不会愿意去冒这个险的。大项目如此，一家一户的小项目尤其如此。最后是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如果通货膨胀剧烈，国家又管制物价，甚至有的国家频繁地变更货币，变相地掠夺百姓的财产，契约关系变得非常脆弱，都将不利于长期还本的投资项目。 从沼气在中国推广的经验，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有些再生能技术，必须通过有关市场的建设，从而发展相关技术的专业队伍才能取得成功。沼气的关键设备是沼气池。最早以为建池的技术很简单，只要有劳动力和必要的材料，家家户户都可以自己干。事实上并非如此，农户自己盖的池不是漏气，就是维护不便，而且寿命很短。一直到后来有了专业建池队伍，他们积累了经验，制造了专用工具，严格把住材料规格，而且熟练掌握了施工规范，池的质量才有保证。沼气池的维护和出料要用专用工具，这也不可能是每家每户都备上一套的。专业建池的工匠不是靠行政命令成长起来的，而是依市场原则培养成的。即农户愿意花钱请工匠来建池和维护，因为这样做池的质量有保证，比之自己修更有效益。建池工匠因为以此为生，天天都在和沼气池打交道，他们很快成了专家，而且有了专用工具，这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户不可能具备的。这个经验说明了市场推动了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技术，降低了成本。试看当今世界上几千几百种行业，哪一种不是面向市场，依靠市场获得发展的！如果各行各业部只为自己服务，人类只能停留在相当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上。这个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经验，要我们再次把它应用到像沼气一类的再生能源的发展上。 薪柴是一种传统的再生能源，当今世界上大约有25亿人口仍依赖于薪柴，它提供的能源占人类消耗总能源的14％。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们获取薪柴的速度超过了它再生的速度，因此造成了大面积的植被破坏，表土流失，土地沙化，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然而这一局面并不说明今后应当减少薪柴的使用，相反，如果使用得法，薪柴能不但不会造成生态问题，而且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何以同为薪柴的使用，却可以导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否以科学的方法生产和管理。从树种的选择，土壤的配合、火虫、防火、采伐和运输、治安、储存等都必须有专门的人才去处理，而发展这一专业化分工的成功之道，和发展沼气池一样，也必须将薪柴的获取市场化，让人们从市场上去买薪柴用，出卖薪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再在政府的协助下，建立起薪柴生产的各个专业部门，他们各自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彼此合作。一旦生产薪柴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祖国几十亿亩宜林荒山立刻可以披上绿装。同时市场也培育出专门育种的种子公司，专门治虫的防虫公司，专门伐树的伐木公司等等。对于原来上山砍柴现在要花钱买的农民也并不吃亏，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与植树有关的公司中找到职业。正像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并不自己磨小麦、烤面包的道理一样。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那里并不缺乏薪柴市场。但薪柴在市场上可以卖钱，进一步鼓励了乱砍乱伐，造成生态的更大破坏。原因是那里的林地和树木的所有权不明确，表面上说是公有，实际上是无人关心，无人负责，人人得而据为己有。可见市场的建设有一系列的条件，尤其是所有权必须明确。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欧国家，木材是他们的一项主要出口商品，生产木材是可以赚钱的。他们生产木材销售木材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尤其是林地是私人财产，可以转让出售。我国是木材进口国，国内的木材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另一方面我国农村有上亿的多余劳力，劳动的成本非常之低，同时又有十亿多亩宜林荒山。这些条件保证了在我国种树可以成为有巨大盈利的事业，更何况植树又有无形的生态效益。我们所缺乏的是有效的所有权保障制度，和由政府帮助（而不是阻碍）的林木市场的制度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我们最经常说的一句话，然而它常给人以误解，以为科学技术可以脱离市场的支持单独去发挥作用。我国科技部门开发出了许多好的技术。然而大部分被束之高阁，缺乏市场支持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前面提到的资金市场的作用、经济环境的稳定、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所有权的保证，以及由市场推动所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的形成，不仅对于再生能源的开发具有重要性，对于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性，1990年初我国农业部派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了国际沼气技术与实施战略会议，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国是全世界沼气池建池最多的国家，因而也是最有经验的国家，但国际上发展沼气池所用的设备却多半从印度和巴西购买，而且价格并不便宜。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沼气工业未能面对国际市场，因而不能发展成一个国际性工业，而别的同家虽然技术上未必比我们强，却瞄准了国际市场而捷足先登。已如前述，市场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科研和分工，提高技术。所以我们如果失去了沼气池的国际市场，将阻碍我国沼气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不仅沼气工业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如水电、型煤、太阳能热水器等方面，我国的生产规模都相当大，国内市场已相当发达，但在国际上却并没有占有稳固的市场阵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老龄化社会增加储蓄将产生新问题 我国由于实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社会的年龄结构估计在2000年时将完成从成年型转化为老年型的过渡。这一过程在中国只用18年，而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曾用了40到100年。突然的变化将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每名劳动者所要负担的人口数增加，结果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降低。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各种建议被提出来。它们之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增加储蓄，个人在年轻时要增加储蓄；整个社会从现在起也要增加储蓄，以便将来老年人增加时，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老人的生活花销。这种见解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是正确的，但从宏观来看却未必正确。因为现在存钱将来还本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人愿意借钱，而且存的款与借的款相等。如果因为老龄化而鼓励人们多储蓄，就可能发生存的钱超过借的款。当然，将钱借给外国是一种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但如果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则不能以邻为壑。可见要使增加储蓄有利于老龄化问题，不但要增加储蓄，还要鼓励增加借贷，并使惜贷转化为投资。 个人储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银行存款、买债券或股票，买期货，置房地产，囤黄金或外币。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保证你的储蓄确实用在了投资。银行存款或债券最终的去向既可能是投资，也可能是消费，如果银行将钱借出去用于股票买卖，结果就可能变成消费。当某人买股票投机赚了一大笔钱，很可能他会将这意外之财用在挥霍性消费。这笔消费就是你的储蓄：因为从长远看，在股票投机集团的内部盈亏是相抵的，赢的钱不可能来自没有参与股票买卖的外部。购置房地产仅当有人将它出售时才有可能，从宏观来看只是财产的转手，并没有任何真的储蓄。买黄金则更不可能转化为投资，它与其他消费性购买仅有的区别是将来可能重新将它出售。 贷款如果用于消费则显然不利于解决老龄化问题。贷款必须用于增加投资才能起作用。但面对着一个老龄化社会，整体上的购买力在减少，企业家面对一个收缩中的市场，将对投资缺乏信心，投资很可能是不足的。目前西欧面临的经济哀退实质上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具有深层次的联系，这是储蓄未必能转化为投资的原因之一。 投资并不等于生产力，资本还要劳动的配合才能形成生产力。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本来就有劳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当大量储蓄确实转化为投资之后，市场上将出现对劳动力的争夺，工资将上升。劳动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供应价格弹性很小，甚至可能是负的。因为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不愿意多花时间劳动去多挣钱，相反愿意多享受闲暇。将来的老人社会可能出现一种新奇的现象：生产需要工人，老人服务也需要工人，工资抬得很高，然而有劳动力的人挣够了钱宁愿在家多休息。用经济学术语说，一条下倾的供应线很可能与需求线没有交点，建立不起劳动市场的供需均衡。这是储蓄未必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又一原因。 有了资金，如果仍旧沿用原有的生产技术，即使扩大了生产规模，仍旧解决不了老龄化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因为按照现有的生产技术，资金和劳动的比例有一定的范围，而这一比例在老龄化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改变生产技术，使较少的劳动借助于机器设备来实现原定的生产目标。例如使用自动化机器，但如果生产自动化机器所消耗的劳动超过了它所能节约的劳动，这种技术仍无助于解决劳动不足的问题。 除了从机器设备方面节约劳动，更大的潜力在于减少由于人与人之间摩擦而耗费的劳动。买一张火车票要花上半天时间，办一张工商营业执照要几周之久，打一场官司则可能花费上千个劳动日。更不用说犯罪行为引起的从警察、法庭到监狱消耗多少人力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可以消灭上述一切人与人的摩擦，但一个社会在体制上的合理化确实可以减少这些浪费。从经济学来说，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想降低交易费用，必须完善法制，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培养社会的道德风尚，并不断地改进政治体制。 缓解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上述种种困难，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今天的政策不对头即很容易会加剧将来的困难。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包括森林，矿产、淡水、动植物品种），对资本折旧提成的不足（小车不倒只管推），向国外大量地借钱。这些方面，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1993年11月25日 小心你的辛勤储蓄变成了别人的高消费 由于群众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各人都在寻求货币保值的方法。现在市场搞活之后，可供选择的方案很多，买黄金首饰、外币、各种债券、股票等都比存银行拿利息有利，现在又多了各种渠道的集资。不少人把多年辛勤的存款从银行拿出来，按照自己的用钱计划及对市场的判断，将钞票变成了别的金融资产。对多数人来说，从收益的大小，风险的程度以及重新变为现款的难易来看往往将钱投入了高利率的债券。这种债券的还本付息期为半年至两年，利率比银行同期存款的利率高出一倍左右。 按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资金持有人有权将钱投入最有利的项目。因为如果判断准确的话，那些无效益的建设将得不到资金，全社会的储蓄可用于最迫切需要的项目。在市场健全的情况下这些项目也就是获利最丰的项目。可是我国目前出现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由于投机活动，使价格人为地抬高。用于股票及房地产的资金可以赚得巨大利润，鼓励了投机商出高利率去集资，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在供应量不增加的条件下造成价格进一步上涨。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利息率不断上升，群众不断将存款转为股票及房地产资金。只要不断有资金流入，以前买了股票或土地的商人，只要脱手就可以赚上几十万乃至上千万。他们赚钱毫不费劲，因此花钱也不心痛。他们花天酒地，一掷万金。上十万元的表，眼也不眨就轻易买进。近来几个大城市中令人眼花镣乱的高消费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用的是群众多年积蓄的辛苦钱。 目前大多数的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已经高出了它们应有的价格。换言之，如果股票靠了分红利，房地产靠了土地开发去赚钱，它们的价格不可能高于获得同样利息的银行本金。实际价格之所以偏高好几倍，完全是出于投机心理，即预期将会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来买。这就是泡沫经济的特征。一旦中央银行强行收缩银根（看来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这一措施很可能要出台），投机资金缺乏，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将惨跌，投机商把老本蚀掉将叫苦连天。 多数群众缺乏投资的风险意识，以为自己买的债券（有的甚至连债券都没有，只有一纸收据）总是安全的，投机商蚀了本是投机商的责任，他总要想办法归还本息。殊不知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企业宣布破产之后债主只能按破产后企业资产清算的清偿能力来索回部分债务。何况有许多集资的单位和个人本来就是冒险家。赚了钱是他的，蚀了本不怕陪你打官司，了不起坐几年牢。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往往被大多数人忽略，即国库券的利息兔征个人所得税，而其他金融债券及股票的盈利都要照章纳税。现在群众纳税意识淡薄，税务人员力量单薄，偷税漏税成为正常现象。今后发展的趋势无疑将加强税收管理。税务局可以在企业还本付息时先从利息中扣除所得税，任何人也逃不了税。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高息的融资就没有多大的优越性了。 那么什么是较妥当的储蓄方式呢？我认为政府发行的免税债券是值得考虑的。虽然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利率，但大家都踊跃购买政府债券可以回笼货币缓解通货膨胀，而且政府集资去从事国民经济最迫切需要的投资项目，如铁路、港口、通讯、能源，这将消除瓶颈约束，增加国家生产能力，增加商品供应，进一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希望有识之士慎重选择，把自己多年的辛勤积蓄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 高速开发区所特有的问题 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虽然其中有几次周折，但总的势头未曾逆转，两广及福建沿海更是高速发展中最耀眼的亮点。然而随着调整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难以处理的难题，弄得不好优势可能转为劣势，高速为停滞。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头脑冷静的决策者应有的品质。最近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埃斯莱和彼里切脱在《金融与发展》杂志1993年1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运气与政策”，专家讨论了发展能否持续的问题。通过对1960年到19ss年115个国家经济增长实绩的观察，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持续增长并无必然性。换句话说，发展快的地区能否长期坚持并无一定的规律。过去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及个别非洲国家（如博茨瓦纳）实现了几十年的连续增长，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只要经济一旦上了轨道，持续增长便很容易实现，而糟糕的经济永远也翻不了身。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例如世界银行官员在60年代考察韩国经济时认为，“无疑1962～1966年的增长率会达到7．1％是不可想象的”，理由是50年代时韩国经济搞得很糟，但事实上韩国在1962～1966年期间内实现了7．3％的增长率。6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看好斯里兰卡的经济，认为在1962～1976年年间它会超过台湾，但事实上它只增长了0．3％，而台湾却达到了7．3％。50年代时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发展很快，普遍认为会超过香港和新加坡（因为该两地人口高速增加，失业问题严重），但事实上后者的发展速度是前者的两倍。其他的例子还有菲律宾、缅甸、非洲国家，当时经济学界的预测都大大地偏离实绩，说明人们看问题易受与时当地环境的左右，圃于视野所及，没能注意到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 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定量地说，就是后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是否与前一阶段的速度相关。上述两位经济学家引用了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资料，将世界上115个国家1960～1973年间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与1974～198S年间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作了相关分析。 计算得出的相关系数仅0．2，说明1974～19％年问各国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仅有20％是受到1960～1973年增长率的影响，而且这一相关系数很大程度受了亚洲四小龙的影响，如果将四小龙的数据舍去，相关系数降到了0.1。如果检验一下1970年以后每30年为一段的23个同家的人均增长率，其相关系数也只有0．1。 经济增长未必能持续，这一结论给我国沿海高速增长区敲响了警钟。经济高速增长会引发一系列特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处理欠妥，负面作用便可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经济便可能转向停滞。下面就这些问题作一简单的分析。 1．投机活动是一把两刃剑。 投机活动是指在公开竞争市场上的买卖，其目的是通过买卖差价赚钱。换言之，投机者自己既不生产，也不消费，买进的目的只是为了卖出。这种活动包括我们常说的囤积居奇，贵卖贱买，“故意制造价格波动以牟利”等，但不包括官倒、内线交易、欺行霸市、串行定价等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证明，投机活动如果赚钱，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而且这一部分赚的钱应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这意味着投机是创造财富的活动，并不只是财富的转移，或将别人口袋里的钱用欺骗方法赚进来。正因为如此，各个市场经济国家虽然多半禁止赌博，但都承认投机是合法的。但如果投机蚀了本，则是一种反生产行为。 投机活动对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它的产品是什么？未来的价格或价格趋势是投机活动的产品，它对社会的贡献就是正确地预测了未来价格。如果预测错误，投机将赔钱，同时将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 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交易频繁，商业机会大量出现，必定会吸引外地资金大量涌入。这些资金固然会有不少投向了工商实业，也会有大量游资投入到房地产、股票及其他金融证券所组成的投机业。对于处于快速变动中的整个地区而言，了解未来的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房地产。如果没有投机活动，房地产价格必定偏低，这将导致土地资源的误用，特别是如果有外商进入购买房地产时，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而赚取巨额利润。有了房地产投机活动，未来价格就能在现在反映出来，所以这种投机活动是有利于整体经济的。 然而参与投机活动的人未必都是经济学家，更未必都能准确预测未来价格，相反，绝大多数投机商的活动带有较大的盲目性。一窝蜂式的模仿行为往往把房地产价格炒过了头，于是就出现了泡沫经济。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占有一定的空间，所以房地产价格是一项基础成本。如果房地产价格炒过了头，将导致成本的普遍上升，使经济失去竞争力。本来在市场力的作用之下过头的房地产价格自然会回落，但这将导致一大批人遭受巨额亏损，所以他们将竭尽全力维持过高的价格，于是将出现一段持续较量的相持过程，但最终的结果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当地经济失去竞争力，或者是一大批房地产商人亏损破产，甚至两种坏结果先后出现，先是经济失去活力，继而房地产大跌价。当然，如果价格没有太过头，平稳过渡也是有可能的。 如何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天真的想法是政府对各种房地产设置最高限价。可是政府对价格的预测能力，未必比投机商更高。投机商尚且预测错误，政府怎能保证永远正确？治标不如治根，从治根说来，无非是完善市场制度。例如限制一天内价格波动的幅度，提供上反两方面的价格信息，开辟更多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项目。当然，政府发布价格预测也是有用的。如果政府的预测多数比较准确，它就逐渐享有很高的信誉，并起到价格风向标的作用。这对抑制盲目投机有重要的作用。 2．外地劳动的融合。 随着大量资本进入高速增长地区，必将有大量人才、物资、信息、劳动力的流入，其中必须慎重处理的是外地劳动如何能和谐地融入本地。本来，外地劳动流入可以保持当地较低的工资水平，使高速经济增长避免工资的同步上升。根据台湾、韩国、新加坡的经验，这一点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这三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工资低增长保证经济高增长和工资高增长导致经济低增长的经验教训。然而外地劳动与本地环境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有时外地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外地人拥入造成住房、交通的拥挤、治安的恶化；较贫穷的外地人与较富裕的本地人之间出现对峙，甚至发展成阶级对立；文化较低的外地人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有时组成自卫性的兄弟会，这种组织很容易发展成为黑社会，变为经济成长的毒瘤。四小龙除了新加坡都有过这类经历，此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过政府功能的正常发挥，应该是不难解决的。然而在经济快速起飞时，当地政府既有准备不足、人力不敷的问题，也有各级领导工作作风从管制转变到服务的思想滞后的问题。如果外地劳动问题处理得不好，社会关系出现紧张，实业界人士对前途失去信心，资金人才就会外流，经济发展顿时会受挫。 3．外地人才、资金和信息与当地资源的稳定结合。 发展经济学在比较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后得出一条规律，即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不同。后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随时可能撤走；前者则直接带来人才、技术和信息。所以当地政府必须鼓励外地资金用于开办企业，为他们提供方便，特别是提供治安、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服务。 然而外地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利润而并非为了帮助当地经济发展。非洲有不少国家接受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开矿办厂，表面上很繁荣，但外国企业赚得大量利润都汇回国去，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本地人由于存在失业，只能赚一个维持温饱的低工资。结果出现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即高度现代化的企业、舒适的住宅、豪华的购物中心和娱乐设施基本上是外国人活动和享受的范围。当地人所得有限，郊区和农村的面貌仍旧是穷困破旧肮脏。外地流入的资金必须稳定地和当地资源结合，才能保持发展的持续性。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从几个方面可以观察到。首先是本地人士要有培训的机会，并能晋升到高级职位；其次是外地资金生成的利润在比较各种投资机会之后仍愿意留在当地再投资；三是当地大众的消费水平有上升和扩大的趋势，借助于大批量生产创造出更多的规模利益；四是城市向外扩展，新开发区有良好的规划，逐渐改变当地面貌，只有当本地资源，包括房地产、人才、劳力、经济规模，能创造利润并形成积累去扩大再生产的时候，才能认为外地资源开启了当地发展的契机，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1994年4月18日 一石激起千层浪——茅于轼教授向北大师生发难 1994年4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团委和学生会组织经济文化月活动。在开幕式上邀请了七八位北京经济学界著名人士到会发言，每人限定10分钟。由于时间有限，许多经济学家言犹未尽。会上大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十拭教授作了7分钟发言，提了七个经济学的普通问题，难倒了不少北大师生。 他认为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应具备的，所以现在高中和大学里都要教政治经济学。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能否传授有用的经济知识却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他出了七个普通问题，考一考非经济专业而学过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如果大部分问题都答不上，就证明当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大学里的公共课有加以改造的必要。这七个问题都不是冷僻怪题，但看来容易，却真难回答。七个问题激起了北大校园内一阵不平静的思考。 下面就是茅于拭教授所出的七个题目： 1．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么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来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2．投机活动是否创造财富？ 这里我们将投机活动定义为一些人既不生产又不消费，买进只是为了卖出，并从买卖差值中赚钱的活动。这包括房地产、股票、期货的投机，也包括囤积居奇，制造价格差别从中渔利的行为。 如果投机活动不创造财富，那么投机赚的钱只是一种变相欺骗，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口袋里，那就和赌博没多少区别。世界各国政府多半禁止赌博，却极少禁止投机。 如果投机钱确实创造了财富，那么这一部分钱应该计人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请问，投机分子为谁服了务？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 3．据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等价交换，意思大概是说买卖双方谁也挣不了谁的钱，同时谁也不会吃亏。可是做买卖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为了赚钱。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任何一笔双方积极参与的公平交易，都同时为双方带来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做买卖永远都能赚钱，蚀本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同意，任一方赔钱的交易是做不成的。 如果承认了交换能赚钱，试问这新增的价值从何而来？ 假定一头羊与一柄斧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都是一头羊一柄斧，仅仅是变换了他们的所有者。从劳动创造价值来看，交换能创利更不能自圆其说。 你是相信交换能创造价值，还是坚信交换不能创造价值，你的理由何在？另一种说法的错误何在？ 4．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交换比例。货币之所以有价，是因为它有购买力，因此货币交换的比例显然应该等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这种论断大量地流行于当今肤浅的教科书里，但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奇 -書∧ 網因为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比取决于买什么东西。例如，用美元买汽车，其购买力约为人民币的20倍，但用美元买旅游鞋，两块美元也顶不上一块钱人民币。实际上，正因为买各种商品时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价不同，才有国际贸易发生。用美元买汽车便宜，而用人民币买旅游鞋便宜，所以才有中国出口旅游鞋进门汽车。 对上述问题比较接近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供需情况，当用人民币买美元供不应求时，美元汇价上升，反之则下跌。然而这一答案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并未从经济理论上加以说明。譬如这样的汇率和购买力比较有什么关系？这种汇率有什么特点？它是有利于两国，还是不利于两国，或有利于其中的某一国？ 5．“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每当国民经济出毛病时，我们总可发现是某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事先把比例掌握好，就不致发生比例失调的毛病，因而才有“有计划，按比例”的说法。市场经济则是靠着成千上万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它无疑带有盲目性。当然价格确能调节余缺，因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从而消费增加，生产减少；供不应求时则相反。然而这种余缺调剂能否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却没有任何保证，是什么理由，我们竞放弃了这个基本规律，改换为市场的盲目调节呢？ 6．钱能不能度量价值？什么条件下它能？什么条件下不能？ 我们知道，凡是不能交换的东西，都不能用钱度量其价值。健康是有价值的，然而不能交换。一个人生了病，不论他愿意出多少钱给别人，也不论别人有多愿意用自己的健康去交换钱，事实上也无法做到。除了健康，还有友谊、爱情、创造欲望和好奇欲望的满足等等，也都不能用钱交换。 那么，凡是能交换的东西是否都能用钱来度量其价值呢？工厂产品的价格高于它原料的价格，其差价是否精确地表明了工厂创造的价值？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工厂内部的生产状况完全照旧，它创造的财富是否也相应地变动？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是否证明他也创造了价值？ 7．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 我们知道，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一般而言，产品的成本是企业已知的，所以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什么决定了利润。 利润的变化很大，有时可能是负的，这就是企业亏损；有时可能超过了成本，使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企业没有不希望多赚钱的，那么是什么限制了利润呢？ 合理利润又是多少？如果你是一名物价检查员，你将如何去执行任务？利润率达到什么水平可以称之为暴利？如果你认为利润率达到50％以上就可以算暴利，你如何去说服坚持10％作标准的人？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答卷平均能评多少分，没有人统计。但从北大校院内沸沸扬扬的议论来看，大家开始反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是否有助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业？这种教学究竟给学生多少有用的知识？大学教学本来应该领先于现实的发展，可是这一门课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北大的。但几十年来北大师生一直是我国学术和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会在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上率先行动。 1994年6月2日 充满辩证法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最容易使人陷入误区的一门学问。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常常对经济问题发表坚定的主张；学过了经济学，懂得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主张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系列前提条件；一些成了经济学大师的人发表意见时无例外地十分慎重，他们之中许多人自己也承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认识的深入，也不断在改变，这使得他们更不敢发表一边倒的见解。当然，经济学的理论是牢靠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但在将他们应用到经济政策上时，结论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外古今，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结果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政策实在是不胜枚举，最普遍的错误就是对竞争性的产品用行政手段管制价格，这一类的错误不但过去已经犯过几千几万遍，而且现在还在犯着，中国百姓忽然在1994年大吃注水猪肉，有人说是奸商的新花样。可是商之为“奸”己有千年历史，中国人吃肉也有同样的历史，何以1994年忽然出现了猪肉注水？答案原来在限价上。看来限价不取消，注水肉就难以绝迹。猪肉问题只是目前许多限价引起的例子之一，今后类似的问题还会发生几千几万次。人虽是万物之灵，可在价格问题上却远不那么灵。当然，有的人看问题比我更深更远。他们说限价不起好作用大家不是不知道，但限价立刻给一部分手里有权的人带来巨大利益，所以总有人乐此不疲。 除了价格问题，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说，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应提高工资标准。照一般常识判断，显然提高工资可以改善生活。可是从宏观来看，一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取决于总生产量，而不取决于货币工资。只有有利于提高生产的工资水平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略低一些的工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保证工薪阶层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所以结论并非那么显而易见。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避免政策错误的诀窍之一是从反面去想问题。如果某种产品出口不利，那么进口应该有利；物价上涨如果于人民不利，那么降价应该有利；增加消费如果于整个经济有利，那么增加储蓄应该不利。如果正反两个方向都是不利的，那么我们现在必定碰巧处在一个丝毫移动不得的最优点上，80年代中期煤价上调，以纠正煤价过低的毛病。但以后据说因煤价上升而引起物价全面上升，煤价相对于其他价格反而比以前更低了，如果此说不错，那么纠正煤价过低的办法是应该进一步降低煤价，使物价全面下降，而且降得比煤价更多。这显然与常识相悖。 目前中央特别关心农业问题。世界各国对农业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农业产量具有极大的弹性。如果投入要素增加的话，产量的潜力可以大大地被发掘。或者说，如果通过价格调整或剩余价值分配规则的改变而能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增产是十拿九稳的，什么是正确的农业政策？这可以从反面去想问题：什么政策能最有效地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答案会包括：限制农产品的价格，收购产品打白条，禁止农产品的自由流通，禁止农产品市场的形成，由一家垄断（往往是国家）欺行霸市，为化肥、农药、柴油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设置障碍，开出各种难于兑现的空头支票，把农民困在土地上不许出租多余的耕地，也不许选择别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吸引农民去从事农业生产，强迫农民入股入社或者不许他们各种形式的自愿组合。当然，还可以有不少别的稀奇古怪的打击农民积极性的办法。担心农业出问题，其实问题就出在打击农民积极性上。中国农民是尊重市场的，他们甚至认为市场比人权还优先，所以才有拐骗妇女卖给农民做妻子的事。公安部门去解救时还得不到同情，农民抵制说人家花钱买的有什么错。照此看来由于市场造成的使农民吃亏的事，农民基本上是认帐的，农民在市场上吃了亏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适合市场的需要，但由于政策而使农民吃了亏，一肚子的怨气就会发泄在用掺杂使假来对付实施政策的人，或减少农业投入，逃避使他吃亏的政策。 在一个纯粹自给自足的社会里，像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上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只有技术问题而没有经济问题。他有最优分配自己时间的问题，最优利用土地以极大地满足他的消费的问题等等。但这一切最优化问题都是工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它们可以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来解决。但当有一群人通过互相交易来生产和消费时，单纯的数学规划就不够用了，必须加上对策论，这就是经济学里充满辩证法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用工程的方法思考经济问题。用这种思想方法去制定政策则是危险的。 1995年1月2日 经济学中均衡与非均衡之争 均衡的概念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与最优状态相联系。当供需达到均衡时所产生的价格信号是使一切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信号。在把经济学应用到政策研究时，恢复均衡往往成为政策目标。信息沟通和理顺产权就是有助于实现均衡的一些措施。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它变化中是否存在负反馈机制。关于这一点，理论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受过正规训练的经济学家对此已不存在任何怀疑。 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时，我们发现市场永远在波动之中。股市、汇率、商品价格每分钟都在变动，均衡实在是一座永远达不到的空中楼阁。主流经济学对此的回答是：波动是外生变量引起的，例如人口在增加，新技术在出现，人的偏好在变化。而且尽管环境不断地破坏均衡，经济的变化仍是朝恢复均衡的方向发展。所以均衡概念仍是可以成立的，它仍然能很好地解释我们这个变动中的世界。 对于这样的回答，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意。如果均衡永远是未来的事，为什么我们不研究现实呢？凯恩斯说过。从长期来看，我们都要死去。他这句话正是反对一些人老是强调长期均衡而忽略了现在。这个现在并不是过了一小时即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是每时每刻的现实。把目光转移到现实，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非均衡世界，它由不同的规律控制着。在这个领域里一个著名的流派即混沌经济学，它认为现实是在一组非均衡约束下的自组织过程。此时非均衡成为事物的本质属性，确定性的思维被概率型思维所取代，结果永无休止的波动代替了过程的收敛于均衡。 我们应该承认均衡概念对经济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应承认，过去我们忽略了非均衡同样是经济的基本规律。本来，均衡与非均衡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然而它们确乎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现实是丰富多彩的，它永远比任何理论概念更为丰富。所以说现实之树长青。 1995年1月7日 塞翁失马——复关谈判失败的反思 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国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并成为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可是事与愿违，由于主、客观的许多原因，谈判失败了。面对着新的形势，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行动呢？ 复关谈判固然涉及不少是非之争，但归根到底是利害之争。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当然没有必要作出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并不能带来长期或短期利益的话。美国人也尤疑地持有同样的观点。关贸总协定的基本精神就是防止双方都囿于短期利益而筑起贸易壁垒，导致对双方方都不利的结果。不幸的是美国宣布了贸易报复措施，形势正在朝对双方都不利的结局发展。希望有理性的人不会选择这种策略。墨子说过：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两千年前的哲人已经懂得的规律，今人不应该比前人更缺乏智慧。 从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按美元计的年增长率为16％，大大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增10％的速度。1993年出口物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8％，进口物资占国内总消费（包括投资）的19％，与美同这个世界贸易大国相比较，他们的进出口额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多年来一直稳定在10％－11％之间，所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依存关系已经超过了老牌贸易大户美国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工在向出口导向的方向发展。我国是一个大国，不像香港、台湾、新加坡，他们的经济完全建立在进出口贸易之上，因为他们内部的土地、人口、资源都有限，严重依靠国际贸易是出于不得已的办法。我国地域广阔，资源极富多样性，国内各地区都有自己的经济优势，因而国内贸易的潜力极大。由于复关谈判的一波三折，短期内进一步大幅度增加进出口的困难较大。为什么不充分发展国内贸易，通过国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呢？ 发展国内贸易障碍何在，首先是传统经济理论的误导，以为只有生产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交换只是变更了物的所有权。其实，交换是双方各自利用对方的优势，避免自己劣势的一种活动。同样是生产，有优势劣势之分，北方生产香蕉，即使在暖房里有可能的话，也和南方的优势不可比拟。个人之间天赋的差别更大，音乐家去踢足球决不会吸引任何观众。今天我们之所以能享受到价格低廉的产品和令人眼花的品种，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全都得力于交换。国际贸易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已为事实所证明，为什么我们不把眼光转向国内呢，我们已经感到外国的贸易壁垒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什么不赶快把国内的贸易壁垒尽早拆除呢？ 其次，极高的交易费用（因为和人打交道而引起的费用）也阻碍了国内贸易发展。商业信用的退化，产品质量无保证，三角债泛滥，使得国内贸易的交易费用甚至超过了国际贸易。要降低交易费用必须提倡商业道德。有人以为用法律可以治理市场，其实法律本身就是引起交易费用的一个因素。打官司、办案子、设监狱都是费用极高的非生产性活动。提倡商业道德的办法，除了政府以身作则之外，每一个参与商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要团结起来，对不讲道德的人严予抵制；对讲道德的人积极用自己的道德行为给予回报，使道德败坏的人在商业圈于里无容身之地，使道德阳光温暖每一个愿意转向他的人。 国内商业秩序的建立同样有利于发展国际贸易。关税、配额等等障碍是有形的，秩序的混乱则是一种无形的障碍。如果外国人在国内做生意和在自选商店买东西一样地童叟无欺，无形之中可以招来巨大的商业机会。说到这里，我们坚决支持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支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复关受阻，用不着灰心丧气，我国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开发。但也决不用酸葡萄理论来安慰自己。贸易的更方便、更自由，更广阔、成本更低，仍将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所说，自由贸易虽然能带来巨大利益，它也并非没有副作用。过度的国际竞争增加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风险成本；国际竞争形成的专业化分工，使一个小国的经济单一化，增加了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先进工业国的生产优势和资本优势会把民族工业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说，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不能超越国家主权的原则。 1995年1月9日 民间融资——改进资金使用效率的渠道 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储蓄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30％以上(包括居民的私人储蓄和政府的集中储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国中排在最前几名。这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有些人错误地以为必须用高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理论仅当整个经济由于需求（消费加上投资）不足而停滞时才可适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形势正好相反。我们一直存在投资饥饿症，投资一直过大，使得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政府不得不用多发钞票来弥补差额，结果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增加储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稳定物价使每个人的收入可能逐年上升，并能增加就业机会，保证社会安定。 储蓄率高，无疑是好事。但我国的资金运用效率很低，重复建设、无效建设相当普遍，项目的在建周期长，结果是资金的回报率低。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投资的无人负责现象。钱是国家的，盈亏由政府承担，经办人的责任心显然不及自己投资来得认真。所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的一个主要办法是让居民直接投资，让居民自己选择投资目标，决定投资规模。 然而每个项口需用的资金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远远超过一家一户的投资能力，所以就要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中间起作用。它能将成千上万居民的储蓄汇集起来，向最有利的项目去投资。过去资金运用效率低，实际「就是银行的效率低。银行缺乏独立启主的贷款权利，贷给谁不贷给谁往往要听命于政府，而且利率由国家管制，不能随资金的供需情况而浮动。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银行是和当时的体制完全匹配的，现在经济已逐渐转上了市场轨道，但银行仍是原来的结构，当前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已从国家计委拨款改成了从居民存款中贷款，但银行基本上却仍旧是那几家，办法仍是老一套，这一形势造成了许多新问题。 居民不能直接投资，而要经银行的手间接投资。居民随时有权从银行提款，抽回资金，重新再投入市场去购买商品。这时出现一元钱用两遍的危险。因为银行吸收了居民的存款已经贷给了基建单位，钱已经变成了厂房、机器设备，可是居民有权将钱再从银行提出来，再去市场买东西，岂不是一元钱用两遍吗？这就是银行界的人常说的“下山虎”。当居民预期将发生通货膨胀，而银行又不及时调高利率时，就会发生“老虎下山”的事，严重的话金融体系可以崩溃，结果是每个老百姓受害。防止下山虎最根本的办法是让居民直接投资，不通过银行。在发达国家中居民的储蓄绝大部分是直接投资，存银行的钱极少。这和我国正好相反。他们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是住房，在美国2/3以上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住房。其次是买国家债券、股票，特别是自己创办企业。 银行从居民手中集中了大量资金，按理应该贷给既安全又能获利的建设项目。可是事实上银行首先要照顾亏损的国营企业，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发工资，成百上千的职工等工资买米下锅，国家办的银行怎能见死不救。可是这种贷款发放出去，多半很难再收回。所以目前国家银行负担着巨额呆帐死帐，幸亏银行都是国家开的，国家决不会让银行倒闭，否则的话银行资不抵债，将难以为继。正因为居民相信银行不会关门，仍继续存钱进去。但是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是居民的储蓄间接去填补了无效益的亏损企业，社会上真正需要的建设，各种需要资金又有益于百姓的活动，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 出路何在？从长远来看，国家银行的职能要改变，亏损的同营企业要改组，要允许非国营的银行上市。但从目前来看，应该增加居民的直接投资，减少通过银行集资的间接投资的比例。 直接投资的渠道很多，买股票、债券就是直接投资。因为你将钱投入这类证券，自己要承担风险，而且你不能随时随地将证券重新变成钱，除非另外有一个人愿意买它。可是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风险极大，操作中屡屡出现漏洞，使投资变成了投机，甚至变成了赌博。最值得鼓励的直接投资是居民自己办企业，自己用自己的钱，一定会精心使用，节约开支，寻求赢利最大的机会。《大众投资指南》1995年第之期上有一篇题名“开自己的车”,谈出租车司机的生意经,说的就是自己投资将出租车买下来，自己开自己的车。这就是居民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最近下岗的职工日益增多，他们生活桔据，如果能自己办一个小买卖，至少可解燃眉之急，有能力且运气好的后还可能办成大企业。 可是不论什么买卖都要有本钱，这就是为什么要集资。集资过程顺利的话可以极大地提高资金效率，解决就业。向社会集资，向不认识的人集资，要经过复杂的法律手续，以免发生欺骗。但在亲友之间集资则比较自由，只要几个互相信任的人凑到一起就可以办起来，解放之前这种集资方法很普遍，那时称它为“会”。其做法是由几位核心人士共同拟定出本会的章程、各人享受的权力和义务、入会和出会的条件、违反规定时的惩罚办法。有了章程，会就可以开始运作。聚会的集资方法是规定每名会员每月必须储入一笔基金，多半是有一规定数额，也有规定不低于某一数不设底限，其数额低的每月100元，高的可到500～1000元。这笔钱由一名会员保管临时存入银行，每月“开会”时，会员有权向会借款，并承担借款利息。如果有几名会员同时申请借款，则通过协商，一般将钱借给愿意承担利息最高的会员，此利息成为会员储蓄的收入。会的组织和规定很灵活，主要随会的规模及互相信赖的程度而变。小的会不足10人，规模更小时变成个人之间的借贷，不需要立会的规章，有一口头或书面约定就行。人数多时可达30甚至50人，人数再多就不易管理。入会的人必须有会员负责介绍，换言之，陌生人不能入会。而且介绍人要为新会员不能承担义务时负一定的经济责任。换句话说，介绍人就是保人。因为这种会很大程度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运作，可靠的人际关系是成败的关键。会员借款时不但要支付利息，而且要说明惜款的用途，经会的负责人（或小组）审核批准后方可借给。这种规定说明高利息并不是唯一获取贷款的条件，贷款的正当理由，也是条件之一。这样能保证基金运用的安全性。 万一借了钱的会员到了规定的归还期无力全额偿还时怎么办，如果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损失已经存在，很难弥补。当然可以要求借款人延期偿还，变卖家产，以工抵债等办法尽量弥补。但根本的办法是在制度上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主要措施有两条，一是借款以资产抵押。譬如借款人买了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就可以成为抵押，万一还不上款债权人有权没收或拍卖债务人的这辆汽车；第二是债权人随时监督债务人的经营情况，发生经营危机时及时提醒债务人，以免事态发展到难于收拾。 小本经营是这种以会的方式集资的主要服务目标，其特点是资金用量少，主要靠劳动或技术的投入来赚取收入。这种方式对不景气的国营企业的下岗人员提供了一条谋生之道。这些下岗人员多半都有一技之长，缺乏的是资金，一个人或几个人联合起来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服务，为居民服务，既有经济效益，更有社会效益。出租车业务是其一例，所需资金为5万元左右，如果本人有较高的文化基础，拥有一台电脑可以从事许多经营活动，其投资仅一万元左右。这是一项大有前途的营生。但是以会聚资的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失败甚至引起纠纷的不在少数。参与人员要信守会规，会的主要骨干既要会策划又要无私心，这样办会才能成功。尤其要懂得有关法律，经营范围不能超出法律允许的规模，万一发生纠纷要按法律解决，不可意气从事，造成大的纠纷。 1995年3月4日 1995年十大经济热点问题和应急措施 1．肃清贪污腐化 政府不廉洁，危及经济，危及政治，是当前最紧迫的大问题，虽然肃贪已经进行过七八年，可是仍在相持阶段，并未取得基本胜利，可见过去的方法不对头。缺少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机会及减少贪污动机的方法。例如提高有关公务人员的待遇，政府尽量从市场退出（自己不要做生意，也不干涉别人做生意），要更多依靠舆论的作用肃贪。 2．政府从市场退出，只管市场规则．尊重人民有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利 对竞争产品不再管价格。对垄断性产品要分析政府管制的利弊得失。人民在市场上的选择权利要受到法律保护，政府自己要守法。政府用引导信息交流的方法来促进市场的竞争性及透明度。 3．整顿市场秩序 政府将管经济的主要精力转移到整顿市场秩序上来。继续打击假冒伪劣，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开辟国内贸易信用证制度，设立简捷经济法庭。 4．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政府带头在公用服务上 贯彻此种定价原则，一方面逐步取消补贴（如公共交通、水、电、邮政、燃料），另一方面杀住政府乱收费的做法 5．修改税收实施纲则，不能迫使企业做假帐多收税 如现在规定企业职工工资超过500元/月的部分不能列入成本，变成了企业的利润，国家对此证企业所得税。国家要讲道理，滥用权威就将丧失权威。现行的实施细则破坏了市场规则。 6．真正贯彻反不正当竞争法 尤其要取消政府凭自己的权威地位制造出敲诈勒索的机会，如邮政、电讯、交通，电力。要尽量在这些行业中引进竞争。在北京要允许面的车与豪华车竞争。 7．低效益国营企业的改造 大量亏损靠发钞票维持的国营企业要迅速整顿。企业经理的派定要由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或其代表）推选。切断行政对企业的控制，因为行政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要组成新的股东，它可以在新的产权转移过程产生。 一切企业的领导、中层职员和工人都要从人才市场中物色，要鼓励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尤其是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 8．大力推进并加速实施住房改革 全面大幅度提高房租，同时增加职工工资，使大多数住房可以进入市场，自由租用或买卖。住房业是促使我同经济长期繁荣的主要产业，住房制度不改（甚至在高通货膨胀背景下比之过去扭曲更甚）是工资扭曲、税收扭曲、社会不公、社会整体经济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9．限止新开设的国家投资的企业 原有的国营企业已经大面积亏损，他们要通过产权重组来改变现状。可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又涌现出大批政府投资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是亏损由政府垫底，赢利由职工分享。企业既可安置离退干部，又可为政府干部谋利，甚至提供资金外逃的通道。这些企业由于组建时先天不健全，绝大多数注定要亏损。因此要赶紧杀住。 10．用各种措施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紧张局势 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民族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要加以限制。用法律、经济政策、宣传教育、多管齐下的办法积极去解决。 要为贫困地区输血，大幅度增加教育、卫生、保健、营养、优生方向的投资。增加交通、通讯、供水、市场建设的投资。选派当地优秀干部到发达地区学习，到学校进修，改善当地政府的政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1995年 少出煤才能多贡献 山西省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去年向省外售出2．2亿吨煤，自己消耗的1亿吨煤炭中还有一部分发电向省外出售，可说为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山西几十年来并未因生产能源而致富，相反仍旧是一个较穷的省，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国排行17，比之最富的上海只及到1/5。而且连年来环境污染，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种发展方式根本是不能持续的。 出路何在？ 山西省能源研究会、省政府为此共同召开了21世纪山西面对新挑战的战略选择研讨会，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要减少煤炭生产的建议。省人大副主任吴达才、省经济研究中心柳承宏、省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雷仲鸣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与会的外地专家也有类似的意见。可是这一建议是出于对山西人民的同情，还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片面照顾了山西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还是同样有利于全国？这个问题并没有充分论证。如果因为山西煤炭减少而全国能源供应紧张，山西必定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及中央的巨大压力，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实的理性分析为基础，这种政策恐怕难以持久。再说煤炭商品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生产多少是市场决定的，希望减少生产未必就真能办到。因为众多的生产者瞄准着市场价格，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照样生产下去。用什么方法才能减少产量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本文拟就上面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首先讨论减少生产仅仅有利于山西，还是也有利于全国。其次讨论用什么手段来实施这一政策建议。 一 在80年代全国能源供应紧张时我就提出我国能源并不短缺，问题在煤炭价格太低，造成了过度消费。所以解决能源供应紧张正确的途径是纠正扭曲的煤价，节约用煤而不是增加生产。经济学专门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从总量上讲，GNP越多越好。然而从个量而言，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生产得越多越好。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生产要成比例，经济要协调发展。因为生产要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三大要素，而这三种要素的供应是有限的。用更多的要素生产了此产品，其他产品的生产就要减少。所以针对于某一总量生产水平，每种产品都有一最适当的生产量，少了固然不好，多了也同样不好。 如何确定这个最适产量？具体地讲，山西应该生产多少煤才算正好？我们无法给出这个数，因为它经常在变化。何况给了也是枉然，因为无法执行。经济学告诉我们，这个最适产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哪个研究机构计算出来的。市场决定最适产量的意思是供需双方在各方众多参与者竞争下，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产量和购买量。此时价格成为双方行动的信息依据。价高时生产者增产消费者减少消费；价低时则相反。所以一定会找到一个使供需均衡的价格。这个价格将不断向“长期生产边际成本”靠拢。它是在给定的资源秉赋条件下，按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去生产最不利资源条件下因而也是利润最薄的产品。如果消费者再愿意增加一些价格，生产者将到更不利的条件下去开采，因为他仍旧有利润。如果消费者减少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则在最不利条件下的生产者将退出生产，因为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其成本。所以均衡价格将等于长期边际成本。 目前山西生产的煤炭不但不能补偿资源条件最差的生产成本，而且许多中等资源条件的煤矿也面临亏损。他们之所以继续维持生产是因为有国家补贴作后盾。如果山西煤的产量适当，三亿多吨生产出来的煤中成本最高的那一吨煤也不应造成亏损，其成本应等于市场价格。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最适产量由“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这个条件决定的意思。用这个条件衡量，山西的煤产量显然太多，因为有大量煤矿亏损，从观念上分析，他们之所以在亏损条件下坚持生产，是因为计划经济思想的误导，以为什么东西缺就应该多生产，而不去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缺，什么是虚假的缺，因为浪费也会导致短缺。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判定什么是真正的短缺，没有人愿意出价高到能补偿生产成本的那一部分产量就是不必要的。所以只要生产者消费者都根据市场价格的能否赚钱为生产或不生产的依据，就能导致资源的最佳利用。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它不用任何宏观计划的调控，大家去赚钱（当然要遵守市场规则），经济就自动实现了最优规划，当然这里有一系列附带条件，譬如对垄断行业，对公共产品，对具有经济外部性的活动等要加以限制或鼓励。 对于煤炭这种会产生污染的产品而言，长期边际成本不但包括生产的全部成本，还应包括运输、储存、使用中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成本，这种成本是社会成本而不是私人成本。换言之，它是由全社会承担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花钱就可以治理的。这种社会成本要由政府或别的权威团体向使用者征税或收费，然后用这笔钱来治理环境。消费者因为要额外支付这一笔环境税，购买煤炭的价格上升，因此他们会减少煤炭的消费，用其他资源来替代煤炭。例如用更好更多的保温材料减少热损耗，用更先进的发电设备降低煤耗，用更精密的自动控制仪表来控制生产过程减少不必要的煤耗等，而这些用其他资源替代用煤的过程在我国非常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煤的价格太低，煤价中没有包括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能源价低不利于节能。目前我国虽然制定了污染排放的超标准收费办法，但如果冲淡了排放浓度就可以不收费，而且所收费的标准也远小于治理污染的费用。所以按目前的煤价水平而言，提高煤价有利于节能，有利于环境保护，不仅对山西有利，而是对全国都有利的事。 对于山西本地而言，采煤造成的环境问题更是严重，由于采煤造成地表塌陷，地下水位降低；由于烧煤发电供应外省，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发电用水使本来就干旱的山西省更加缺水。不但工农业生产用水不足，有大片农村生活用水每天要走几里路去挑。发电排的灰造成污染并占用土地。这些情况已经有大量报道，问题在于当地省市和县级政府至今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果断措施。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资源，用破坏环境的方法去过日子，最后将造成普遍的生活质量恶化，甚至无以为生。从表面上看。山西省采煤是生产了财富，增加了国民收入。但如果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都计算进去，采这样多的煤是生产了财富还是浪费了财富都很难说，山西省统计部门应该采用资源核算的国民收入计算办法来计算可持续发展的国民收入，使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有一个数量上的明晰了解。 山西生产的煤炭大多，说明山西有限的生产要素——资金、人力、资源——过多地投入了煤炭生产，过少地投入到其他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山西如果将原来用于生产煤炭的要素用来生产其他山西具有优势的产品，山西可以赚更多的钱。附带提一句，优势不仅是自然资源的优势，优势是可以人为地培养的，瑞士有生产钟表的优势，这个优势与瑞士的资源条件无关，纯粹是人为培养的。山西不但要发挥他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生产，如铝土、芒硝等，更要培养因人力优势的生产，靠技术、质量、信誉、创新形成的优势。有人认为人为的优势很难培养，又要技术、又要人才。其实事在人为，天下固然有许多做不到的事，但更多的是做得到而不去做。解放前山西商人以信誉著称。他们到河南去做买卖，从来不在质量，价格上计算别人，河南的大部分市场被山西人控制。诚实做生意人人都能做到，这可以产生无与伦比的优势，就看你去不去做了。 二 山西减少煤炭生产是否立刻会造成全国煤炭紧张？并不。因为山西供应省外的煤灰取决于运输能力，并不取决于山西省的产煤能力，目前的情况是产量大于运输能力，所以全省有8000万吨煤积压。也正因为如此，煤在山西不值钱。一旦运到了外地，价值立刻翻上几番。如果山西的煤产量减少到略比运输量少一些，形势立刻起变化。现在是挖出来的煤等车皮装。那时就反过来了，空车皮没有煤可装，煤价立刻可以上升。譬如煤的外运能力是每年2．2亿吨，现在的煤产量是2.3亿吨，煤就不值钱，而是运输值钱，这是经济规律。什么稀缺，什么值钱。如果煤产量减到2.1亿吨，形势立刻起变化，运输变得不值钱，煤反而值钱了。外省获得的煤其实只减少了1000万吨，不到5％，可是煤和运输的价格比立刻就反过来。可是如果山西的产煤单位管不了自己的产量，煤价上升之后立刻增大产量，上面的价格比又会变回来，煤又不值钱了。所以山西省要有办法将煤产量管住，当然，我们也反对山西凭着自己煤炭生产举足轻重的垄断地位，故意压低产量，从全国压榨超额利润，所以上面所说的策略有一定的限度。因此我们要讨论，这个限度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实施。 三 我们反复提到，最适产量由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这一条件决定，所以边际成本高于价格的那部分煤应该停止生产。或者说煤矿不允许赔钱生产，长期亏损的煤矿要坚决停产。第二，所谓长期边际成本，是指能够维持长期生产而不会造成后遗症的生产所需的成本，它应包括恢复环境所需的全部成本，尤其包括土地的复垦，水源的补充，新鲜的空气。山西省应该恢复它山青水秀，郁郁葱葱，农田肥沃，流水淙淙的天然美丽。这项工作恐怕每年要投入几十亿元的成本去治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我国的矿山资源法明确规定对矿藏开采要征收资源税；环境保护法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煤矿自己能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的，煤矿要遵守法律，这部分费用应计入生产成本之内。造成大范围生态破坏，煤矿自己无法解决的，应由政府征税，统一在大范围内加以治理。有的同志说，山西的税赋已经很重，在全国排在税赋最重的前几名，再要加税增加人民负担，不利于生产，不利于生活。但税赋少也未必就好。问题在征的税拿去做什么用了，用去买豪华小汽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多轻的税也仍是多余。征税拿来改善环境，保护资源则完全必要。 实施山西煤炭减产的办法，要市场和管制双管齐下，就市场的办法而言，亏损企业要停办关歇，不能靠政府或银行养下去，这里涉及许多人员安置、环境恢复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有政府的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税的征收则更多地是政府的责任，煤矿不按持续发展的方式生产，政府环保部门要监督，甚至绳之以法。大范围的治理（例如引黄工程）更离不开政府，政府要加强税赋征收的管理，要严肃财务纪律，将钱用到正道上去，政府还应扶植培养山西有优势的生产行业，将山西的产业结构转移到较少依赖煤炭，更多发挥人力、技术、信誉优势的轨道上来，这才是山西发展的百年大计。 1995年8月26日 “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每当经济出了问题时，可以发现是某个比例出了毛病。过去农业跟不上，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于是全民抓农业。也曾发生过能源不足，发生了能源危机，至今不少地方供电仍有限制，显然是电力行业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如果经济主管部门事先按照一个适当的比例作出规划，这些问题应可以避免，所以经济学家们曾总结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而市场经济的运行恰好相反，那是由许多互不联系的个体或企业，以赚钱为目标决定自己的产品品种和产量，因而必定是一个盲目的经济。比较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缺点，“有计划，按比例”显然要比盲目的市场经济为优越，可是计划经济搞了30年，可以不客气地总结为“并不成功”，因而才会有今天全面接受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再拿世界上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作比较，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虽然有的在开始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最后无不陷入了困境。而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虽然并非每个都能成功，但成功的机会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有计划，按比例”究竟有什么错？至今仍有许多同志心里打着这个问号。 应该说，“有计划，按比例”并不算错。关键问题是这个合适的“比例”是多少，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事先知道，因此计划也就无从做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所以“按一个变化着的比例”还不如干脆说“无比例”更恰当。 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我们已经发现当前经济的某一比例失调，用计划的方法往往并不能纠正失调了的经济。因为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单凭计划就可以改变的。正因为如此，从1956年起发现农业出了问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等口号，可是20年之后，中国人民的膳食井无任何改进，反倒是接受了包产到户新制度以后，食物才一年比一年丰富起来。 那么，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是什么呢？微观经济学是这样回答的：在产权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的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在地位平等，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在竞争中形成了价格是决定资源流向和结构比例的因素。 1994年5月12日 把你的储蓄变成投资 大多数家庭按量入为出的原则计划自己的开销，全家的收入减去支出总还有一点节余。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储蓄的民族，不论家庭的收入是多是少，储蓄总是每个家庭的目标。50年代我在哈尔滨时有几个俄罗斯朋友，他们是十月革命前后移民到中国来的。那时大家称他们叫二毛子，是一种不很恭敬的称呼。比较正式的叫法是“白俄”，以区别赤化了的苏联人。50年代时白俄在哈尔滨居民中占的比例很高，恐怕有1/10之多。那时我刚出学校，薪水很低，生活很拮据，但每个月总想能多少存几个钱。但我的那几个白俄朋友的生活习惯却大不一样。他们不但没有储蓄还常向我借钱，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低，做生意、开饭馆来的钱很容易（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数目也不小。但每次拿到钱除了还债就是像过狂欢节那样大吃大喝。自从我结交了白俄朋友，才对小学读书时读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勤俭的民族”有了真正的体会。70年代以后我改行研究经济，从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数据比较中进一步从理性上认识到我国人民善于储蓄的优良习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的储蓄率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韩国，达到40％；这意味着我国人民所生产的总价值中个人储蓄加上国家积累达到了40％。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全部用到了基本建设的投资，包括住房、道路和各种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相对而言，美国这个世界首富，储蓄率近年来徘徊在13％～17％，而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一些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储蓄率都在30％以上。高储蓄率虽然未必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也高，但没有高储蓄，经济增长却不可能有高速度，除非向外国借钱。换句话说，高储蓄率虽不是高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家庭储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以防不时之需，因此储蓄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可以随时动用它。储蓄现款最方便，可是不安全。现款可能被偷被抢，而且这几年通货膨胀较严重，现款放在那里就损失了购买力。比较起来存银行就好得多，不但存款可以挂失，而且还有利息。但是目前定期存款的利息还弥补不了通货膨胀的损失，所以许多家庭还要寻求能更好保值的储蓄方式，有的选择买黄金首饰。但当要急用时首饰不易立刻变成现款，而且买进卖出价差的损失也不小。有的家庭选择买外币，虽然这种方式从长远来看，不失为比较安全灵活的办法，但外币有汇率变化的风险。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的黑市汇率从10以上降到了目前的8．7，而国内的物价则差不多涨了20％。由于这一出一进，那时买美元的人已经吃了大亏。这说明买外币也不够安全可靠。买股票则风险更大，多数家庭更不愿意择此下策，除非他们精于此道。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呢？应该说，能兼顾到安全灵活，又有一定回报的储蓄方式并不存在。我们总免不了要牺牲某些条件来换取别的优点，这正是为什么银行利率虽然很低，居民存款仍在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但最近由于市场进一步开放，个人直接投资的机会增加了。所谓个人直接投资是自己开店做个小买卖，或者几个朋友合伙开个小作坊，也可以把钱借给亲友让他们去办实业。借款的利率肯定比银行利率高。举例说，目前大城中里的出租车大多数是司机租的，而不是自己买的，他们付的租车费用很高。他们不是不想买车，减轻一些负担，问题在于个人的资金不足。如果你有多余的钱，不妨借给他们，虽然这也存在风险，但汽车已经买好在那里，把汽车作抵押，风险就减小了。 个人直接投资是应该大大鼓励的一种储蓄方式。今年由于亏损国营企业贷款受到严格控制，有的连职工工资都要打折扣。个人直接投资可以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从而帮助这些亏损企业精简人员。个人办的企业效率最高，没有大锅饭可吃，对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有很大帮助。当然，个人存银行的钱最终也是拿去投资的，但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银行将个人存款拿去投资时,这些钱已经变成了机器厂房,可是存款人仍随时有权从银行提款。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有人提款，但有更多的人在存款，所以银行不会发生周转不灵的困难。但万一由于通货膨胀或其他原因大家纷纷去银行提款抢购，就会出现重大的社会危机。此时银行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大幅度提高利率，制止抢购风潮；二是加班印钞票，这将进一步促使通货膨胀。个人直接投资就没有这一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时整个物价水平上升，投资回报的货币量也相应增加，所以投资人没有将投资还原成货币的动机。再说那时你的钱已经变成了实物资本，想将它还原成钱也不是立刻做得到的。何况即使你真的把实物资本出卖变了钱，必定有另一个人把自己口袋里的钱转移到你的口袋里，他的购买力转移成为你的购买力，社会上总的购买力并没有增加，所以个人直接投资对稳定宏观金融有巨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应该帮助居民实现直接投资，在办理营业执照、银行开户、生产用地的审批等方面要大开绿灯，使我国人民能从节俭的优良传统中得到利益，从而鼓励大家更多地储蓄。 1994年7月10日 通货膨胀根子出在微观上——论我国的滞胀 通货膨胀是宏观现象，是货币现象，这都没有问题。造成通胀的原因是钞票发多了，这也是对的，但我国的通胀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胀相比较，从起因到过程极不相同。如果病因没有确诊，直接套用西方治理通胀的药方反而会把病治坏，现在我们就存在这种危险。因为我国通胀的根子在微观上，不去从微观上解决问题，一味收缩银根，必定有害于整个经济的正常增长，其结果很可能是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停滞。 许多人强调少发票子可以治通胀。可票子是交换的媒介，票子不够用就要影响正常的生产和消费。大家还记得1989年的硬着陆，企业到银行提款提不出来，因为银行没有现款可供。有的银行故意从支票上刁难，说印章盖歪了，位置偏了点，借故拒绝付款（这种刁难至今似乎已成了习惯）。部局则出现了绿条子，居民的汇款因为现款不够而兑现不了。这种现钞供应不足的现象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现在钞票供应不足的现象虽比那时缓和，但问题仍旧存在。我们可以在市面上看到大量破旧不堪的钞票，按理是早就应当用新票替换下来，可是钞票供应不足，新票印了出来，又立刻被用户提走，破票只好仍旧在市面上流通。钞票虽然已经多印了仍旧供不应求，奢谈少发钞票有何用处！ 我国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许多人有权超出自己的收入限制花钱，或者自己没有收入却有权花别人的钱。这些漏洞最后成了国家的债务，因为花钱的权是国家同意授予的，公款消费就是无约束花钱的一例。在世界各国中，发票的作用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就是沟通无限制消费与印钞票机的渠道。只要有发票，有权花钱的人可以“吃喝嫖赌统统都报销”。虽然国家对公款消费的范围有不少规定和限制，但逃避这种限制的方法多得很，所以才有大量超标准购置豪华小汽车的案例。事实上只有领导本人的良心可以约束自己。由于公款消费的漏洞，现在一年超标准的公款消费数量远远超过国家财政赤字的数目。什么人有权花国家的钱？主要是机关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级别越高花钱的权限也越大。所以市场经济开始了若干年，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仍旧有限，由权力配置资源的规则仍在和市场一争高低，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当官掌权就成为一部分人追求的目标。虽然官员们的工资很低，但他们的花销却很阔绰，而且还有权批准下属人员的公款消费。这种消费从经济上看是最缺乏效率的消费。它并不是因为个人或家庭的需要才去消费的，而且是因为它属于允许报销的范围之内。如果花自己的钱，决不会如此阔绰。大吃大喝，公款出国，购豪华轿车都是因为花国家的钱财消费的。这类消费是稳定物价的大敌，无论通货如何收缩，物价水平受无限消费的哄托，就降不下来。 第二类不受限制的消费是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非国营企业的亏损由它们的老板承担责任，与国家开支无关。但对国营企业，国家就是老板，亏损就只有国库拿出钱来抵债。现在全国有1/3的国有企业亏损，l993年帐面亏损600亿元。在市场体制逐渐上轨道的过程中，价格扭曲逐渐被纠正，企业的业绩通过竞争机制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许多潜亏的企业将转为明亏。亏损还可能进一步扩大。最后一类不受限制的消费是旧体制沿袭下来的有关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漏洞。市场机制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这些领域。住房、医疗方面存在巨大浪费；铁饭碗及工资与报酬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背着上述三方面的沉重负担，许多该做的事没有财力去做。不能优俸养廉就是一例，结果导致更大的浪费和损失。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上面这些漏洞都堵住了，国库每年可以减少三五千亿的消耗，那时还会有通货膨胀吗？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微观上的漏洞堵不住，硬将货币发行压下来，正常的经济活动没有足够的流通手段，大家只好用破票子还是小事，经济停滞将难于避免。 1995年3月21日 治理通胀人人有责 治理通货膨胀是当前最主要的宏观调控任务。各级政府都将通胀治理安排为自己的重点工作。可是治理的方法简单化为“不准涨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浅薄的通胀治理方法不但不起好作用，反而帮了倒忙。其最终结果是增加了社会浪费，减少了全社会的物质生产，减少了总供应，使总供应与总需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物价水平进一步上升。 我曾写文章分析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是微观效率差，通货膨胀虽然是货币现象，却并不能用控制发钞票的办法来治理。因为钞票是市场经济必要的。钞票不够用，交换就要受阻。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在1980年访问我国时引用了当时人民银行李葆华行长的一段话，意思说货币发行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引起通货膨胀；也不能太少，太少了影响商品流通。弗里德曼赞成这一说法，并说这是一切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普遍规则。 用物价补贴的办法来降低通胀，可说是最没有效果而且危害极大的办法。现在邮资、铁路运输、一部分燃料和电力等，定价都低于成本。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调价方案一律暂不出台。可是这些行业的运营是靠了发钞票来补贴的。这不正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吗？用实质上导致通胀的政策来消除表面上的通胀，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价格扭曲，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选择，浪费了社会资源。例如我国节能工作难于见效的原因之一是能源价格太低，节能从表面上看得不偿失。实际上节能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企业内部效率的重要途径，现在因为能源价格扭曲而不能实现。 归根结底，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有一些人有权利花别人的钱，有一些人没有创造财富却得到了收入。在我国的体制下这些漏洞最后都由国家兜底，最后都要用印钞票来弥补。例如有人利用公费医疗的机会购买高级补品，或为亲友报销药费。又如公路上出了交通事故，损失几十万，司机一辈子的工资也不够赔。如果肇事车是公家的，这笔损失就成了政府负担。如果保了险，损失由保险公司负担，但我国的保险公司也是政府投资办的，最后仍变成财政负担。再譬如说，国家批准了一项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单位就有权花国家的钱，至于将来能不能赚钱是将来的事。我国相当多的投资回报率大大低于贷款利率，甚至亏本。许多亏损国营企业因为没有生产任务或任务不足，职工在家闲着，每个月拿生活费，当然也是政府负担。至于上面提到的公款消费，从报销私事的出租车费到吃喝旅游，则更是政府的财政负担。在西方国家从保险公司到大小企业以及项目投资，绝大多数是私营的。亏损由老板承担损失，与国库无关。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大部分由职工自己（企业也出一部分）花钱购买。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可以说基本上是货币现象，而与微观的效率无关。在西方国家背景下发展出来的一套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和理论，基本上不能解决我国的通胀问题，生搬硬套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通货供应不足，使商品流通受阻，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另一方面则是物价继续攀升。结果就是中国式的滞胀。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没有通货膨胀，企业又能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中施展才能的经济。这样一个理想的境界显然不仅是主管货币发行当局所能创造的，而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应该努力参与的。所以说“治理通胀，人人有责”。 1995年10月18日 试析通胀和失业 前一阵我国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就通胀和失业问题各自发表了的意见。吴先生强调治理通胀，厉先生则认为失业是首要问题。吴、厉两位的意见显然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但经济学界认为这是一个争论，其前提是通胀有利于缓解失业。否则治理了通胀同时也解决了失业，就不成其为争论。而且国外宏观经济中比较公认的理论也认为适度通胀可以缓解失业，因而才有菲律普斯曲线的提出。但宏观规律随一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而异，何况近几年美欧一些国家都经历了滞胀的痛苦，一方面有高通胀，同时又存在高失业。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是否存在类似于菲律普斯曲线的关系，不仅具有政策意义，也存在理论意义。 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胀能够减轻失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胀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其后果之一是经济活动的加速，产出的上升，显然有利于增加就业。但这也是有前提的，即此时设备的开工率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原材料的供应也还可能增加。然而在一个动态的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界对增加货币供应会造成通货膨胀早已有了经验。当局增加货币供应时企业界预见到成本的上升，未必会增加其产量。这就是合理预期派的贡献之一。 就这一关系而言，我国经济一直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即交通。能源（特别是电力）等长期以来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每当经济活动活跃时，这些瓶颈部门总是受到强大的压力，设备都在超负荷运转。所以增加货币供应时对于必须直接间接依靠瓶颈生产的行业，增加就业的机会很少。但也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因为总有一些行业对瓶颈业的依赖程度很微弱，而且还有各种替代办法，避开瓶颈的制约。至于我国企业界是否根据预期通胀调整自己的生产，我缺乏专门研究，无法作出判断。从印象中感觉，虽然企业对通胀是十分敏感的，但企业的生产主要由销售导向。只要有销路，原料有保障，设备有潜力，总会增加生产，不大去计算如何调整产量以扩大利润。因此似乎可以假定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并不影响其生产计划，只要生产销售有机会，企业倾向于增加生产。因而增加货币供应有可能导致短期的市场繁荣。 然而从理论看，货币供应增加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交换，货币只是交换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手段不够，会使交换受阻；但另一方面货币已经足够多了，再增加货币供应，并没有增加交换，而只能增加交换的竞争，也就是物价上涨。所以通胀未必促进有益的经济活动，反而促进了价格竞争。所以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胀、增长、就业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拿过去10年内我国经济的统计来检验一下，可以发现通胀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虽然个别年份有三者一致的记录，但更多的是相反的变化。例如1988、1989两年通胀从1987年的7％跳到18％上下，而GNP的增长从11％跌到了5％以下，就业的增长也从3％降到2％。再如通胀从1991年起逐步攀升从2％跃到了20％以上，GNP的增长则从1992年起的14％逐年下跌到今年的9．5％，同时就业增长也从2．8％降到2％左右。只有1985～1987年出现过三者同时缓慢下降又缓慢上升同步变化的局面。所以拿我国的经济结构而言，我们决无理由认为通胀必能促进就业。 回顾过去10年的记录，平均的通胀为10．4％，GNP增长为10．1％，而就业的增长仅为2．5％。在此期内劳动年龄的人口平均每年约增1500万人，而就业的增长每年仅1300万人。我国虽然有高速经济增长的良好形势，但失业的绝对人口数却在上升。这一形势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这样快是历史造成的，现在每年人口增加幅度已降到1200万人，但这一历史包袱还会继续若干年。在高增长形势下就业尚且如此严峻，万一增长降下来，将出现什么局限，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靠什么来增加就业？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妨碍了就业的增加？劳动要有工具和对象，或者要有资本和资源。这二者我国都不富裕。所以增加就业很难从扩大资本和扩大资源的使用（例如开荒）来实现，而只能从改变这三者的搭配来解决。换句话说，要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追求资本和资源高效率的使用，而不必要求劳动的高效率。从价格导向上看，一定要大幅度提高资本和资源的价格，并保持工资的低水平。这个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接受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回过头来讨论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的意见，他们的主张并不互相对立。治理通胀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是二者都要有更明确的政策方针。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内，要实现两个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从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对于后一个转变，我希望理解为提高资本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不要去片面追求自动化和机械化。 1995年12月23日 中间产品的价格未必与通胀有关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上升。因为可能有些商品的价格在降低，虽然个别商品涨价，未必物价总水平会上升。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仅当社会总购买力（居民、政府、外商）超过了可供应商品总价值时才有可能。所以嫌物价上升的话，首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增多了，尽管你并没有为社会多生产。 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通货膨胀系数。细分起来各种计算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其根据，我们无法判定哪一个更正确。产生此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效用函数无法相比。对通胀的测量，大体上可以分为消费物价指数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折减系数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它只涉及最终产品而与中间产品无关。消费物价指数仅涉及最终产品中的消费品，而与用于投资的资本品，用于出口的出口品，用于国防的一部分公共产品等无关。所以折减系数更全面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关连的。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都会直接间接地波动到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产品的价格会影响最终产品。因此会对通胀发生影响。即使如此，在计算物价水平变化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并不会直接对通胀率发生作用，只有最终产品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然而在非均衡状态下，物价的关连关系未必存在。此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 举一种典型的此类产品为例，即化肥。化肥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除非出口，但我国不出口化肥，倒是有大量进口），它必定是中间投入品。化肥的价格一直偏低，所谓高低原是相对的。化肥价低是说相对于以它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而言的。换句话说，投入一公斤化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或其他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价值高于这一公斤化肥的价格。因此此时化肥涨价并不会推动粮食价格上升，而只会使一部分利润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化肥生产厂手中。这原是价格应该起到的功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同志大概都能记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同时一切产品的经济利润为零。当化肥的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时它能被最有效地利用。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化肥可以增产最多的粮食(参见拙著《择优分配原理》)。我国化肥的定价政策有严重的误解，一直采取压低化肥价格的方针。其原因或者希望保持粮食的低价格，不要让化肥涨价引起粮食涨价。或者希望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事与愿违。己如前述，在非均衡状态下中间投入品涨价不会推动最终产品的价格。至于农民的负担能否降低，只要看火车票低价的后果。旅客并不能享受低价优惠，差价被票贩于赚去了。化肥的情况完全相同。火车票涨价以后，价格涨到了需求线上，差价变为零，票贩子无利可图。如果化肥价格上升到均衡价，农民负担并不会增加，只会将倒卖化肥的二道贩子赶出市场。经济学家们常常怀疑，面对复杂异常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场。确实，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能提出什么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但化肥定价问题可能是一个例外。 只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才决定通胀率的概念似乎并未为我国的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因而在分析物价水平时常常拿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来讨论，而又不顾及这些产品是否处于均衡状态。特别是讨论价格调整方案时，对生产资料（大多为中间产品）的调价顾虑多端。其实，有必要调价的商品都是价格低于均衡点的商品，他们的涨价并不会传递给最终产品的价格，因而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严格来说，这些产品的涨价反而会降低物价总水平。因为在均衡价格下，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总供给会增加。上例化肥涨价的话，会增加粮食总产量，从而使粮价降低。这种看似反常理的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 1996年1月20日 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 我曾去非洲访问过十多次，到过许多非洲国家。从首欢访问到现在已有7年，亲眼看到这段时间内非洲大陆的变化，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在我思想中盘桓。从表面上看到的印象，非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她有漂亮整洁的街道，有效率极高组织严密的企业；另一方面她又是混乱、无序、百姓受饥寒煎熬之苦的地方，在政治上，非洲的民族独立的呼声非常高昂；然而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中，殖民地的遗痕无处不在。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六七年来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实似乎说明了这种尖锐对立的两个侧面无法互相协调，而且从过去造成的既成事实中，没有显露出朝乐观方面演化的迹象。 我第一次到非洲是1987年；第一个到达的城市是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第一个和当地打交道的机构是航空公司。当时我要将一张从哈拉雷飞往哈勃罗内的直通机票换成以布拉瓦约为分界的两张短程机票。这里牵涉到两国的航空公司，两种票价，三种货币（包括我在北京以美元付的票款）。原来我根据在中国办票的经验估计完成这过程至少要半个钟头，但事实上统统花了不到10分钟，当我参加的国际会议结束之后有约50名代表要坐飞机回国。航空公司专门派一位职员到会场来办票。这位先生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工作非常有条理。初次接触非洲人给我的印象是，黑人不但在音乐舞蹈体育方面有过人的能力，他们在办事方面的聪慧才智也决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以后多年来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初步印象。 在非洲坐了几十次飞机，我发现乘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是白种人。航空旅客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姓总数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而且其中黑人多半是政府高级官员。不少非洲大城市中有豪华宾馆、极奢侈的购物中心，那里的商品90％以上是进口品。出入这些高档场所的人和坐飞机的人的结构相似。我也访问过几家大的外资公司，他们控制钻石，煤炭、电力、冶炼方面的生产。这些企业都在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内，占据着城市里最繁华的地段，内部陈设之豪华超过西方大企业的水平。从企业的年度报表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巨额利润汇往国外。我也参观过一些企业的生产现场，如煤矿、电站、屠宰厂、炼铜厂。那里设备先进，生产效率极高。从事实际操作的工人是清一色的黑人，管理人员中黑白都有，而且层次越高白人的比例越高。在企业里通用的文字是英文，白领职工彼此用英语交谈。置身其间仿佛处于西方的一个企业里。 然而在企业之外或工厂外，情况就很可悲。失业的青年人成千上万仁立在街头，他们多数衣着褴楼，面黄饥瘦，神情沮丧。有时候他们就在马路边上支起一个三角架。燃烧几根木柴烹饪他们那极简单的饭食。他们用不着案板，更没有调味品。这种膳食结构把强健的躯体变得瘦骨嶙嶙。在农村情况更糟糕。我虽然没有专门去访问过，但乘汽车经过农村也可以见到一鳞半爪。这种贫富尖锐对比的情况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引进外资”。外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造成经济停滞，贫富悬殊。这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金是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劳动一般是过剩的，缺的只是资金。只要有了钱许多生产活动就可开展起来。尤其对非洲来说，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资本，劳动、资源三者结合，必然能产生出财富，所以引进外资常被视为一个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 非洲的经验并没有否定资本、劳动、资源的结合能产生财富，但问题是谁控制了生产出来的财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什么稀缺，什么就值钱；什么多余，什么就不值钱，非洲的情况正好是劳动和资源不稀缺，所以它们不值多少钱；资本稀缺，所以资本值钱。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因为资本稀缺，所以它的边际产值高，结果生产所得的财富大部分分配给了资本的所有者。当地百姓只能赚得有失业存在下的低微工资，人民虽然是资源的主人，但并未享受到资源提供的财富，或者因为这些资源多年以前即被出售给了外国人，或者因为政府管理不善，甚至贪污受贿，财富大量地流失了。 引进外资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当然是有的。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和国家以及韩国都是例子。比较这些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规律： (1）外资固然重要，本国的民族资本尤其重要。 东南亚和韩国无例外地都有极高的积累率，即产生出来的总价值中约有1/4到1/3没有消费掉而是用在了扩大再生产。而非洲则积累率极低，像莱索托积累率竟是负值，靠借债度日。结果永远摆脱不了对外资的依赖，所以利用外资的目的是积累本国资本，千万不可制定打击本国民族资本的政策。同时要鼓励百姓将储蓄的钱直接用于投资，并能从投资中得益。 (2）资本能协助劳动创造价值固然不错，但这部分附带的价值却属于资本所有者。 如果外资被引进并创造了价值，它是归外国人的，因为外资投到国内来不是办慈善事业的，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的。要使普通百姓能从引进的外资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他们的技能，成为熟练工人。东亚国家能得益于外资的，无不十分重视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那里利用外资建设的项目成了吸收熟练工人的场所，把外资与熟练工人结合起来，要搞好劳资关系，让资本与劳动互相依存。而不是培养敌视情绪，资方不是收买工人，就是放着廉价劳动不用，尽量用机器代替工人。非洲的劳资关系造成了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广大群众很少有受教育并培养成熟练劳工的机会，只能作一名随时可能被解雇的普遍劳工。 （3）要培养自己的管理阶层。 非洲企业和工矿的管理阶层多半是外国人。有少数本国人也是在外国培养，具有外国人感情的本国人。他们成为本国人的人上人。虽然收入丰厚，但只占极少数。相反，在东亚国家里，外国人很少进入到各级管理阶层中来，因为当地能提供大量工资较低的中高层干部；外国人只是作为资方代理人在董事会一级中占有席位。这种管理层结构的差别是导致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4)资源在开发初期即被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使得本国的资源优势被剥夺。 资源的价值只有在开发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在未开发时一文不值。一块土地当周围都是农田时价值极低，但当四周造起了高楼大厦，它就会价值飞涨。一块潜在的油田在勘探之前并无多大价值，一旦打钻发现了石油，立刻身价百倍。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初期资金紧张，往往将土地，矿藏等资源出售或出租。将来资源价格上升之后，后悔莫及。这一经验并不等于说一切资源不应出售出租，而是说对资源应有适当的评价。过去一阵，地产的投机市场造成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但从资源评价来看到是起了好作用。由于投机把地价成倍地抬上去，外商租用时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代价。投机市场在西方国家里允许合法存在，只要买卖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投机市场能够产生对价格的预测。这一功能对资源价格的合理确定具有重要作用。 利用外资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工具之一，但如果变成了依赖，则弊多利少，不可不慎。 1993年10月15日 马尼拉冒烟的山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亚洲开发银行举办此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二次，去年我也得到邀请，但因故未能参加。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有足够的对教育的投入，或者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然而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但今年亚行组织的几篇论文却偏离了这个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诸如妇女和发展问题、消除贫困、环境和发展等较次要的题目上。虽然这次会邀请的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很高声誉，但由于选题的偏离，我感到有点失望。 大会指定给我的任务是评论一位世界级环境经济学家Robert Repetto所写的一篇论文:国际贸易和持续发展。文章的主线是自由贸易较之各种管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我虽然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但在对环境重要性的考虑上我深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很大区别。对一个未能解决温饱的人来说，强调环境保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现在一些国际援助机构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援助项目上附带提出了必须满足某些很严格的环境要求作为条件，对此我在会上作了充分阐述，引起了热烈讨论。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和我共同主编了《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第二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SMOKING 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万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的积聚使垃圾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驾车经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地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已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惜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己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土地政策具有非常的重要性。1994年是我国经济改革大步向前的一年，许多新政策将要出台，从菲律宾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 1993年12月24日 我国能源政策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能源政策的制订是以对能源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为基础的。然而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能源形势终究只是表面现象，对它可以作出互相矛盾的分析结论。不同的人由于和所代表的利益立场不同，可能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奇Qisuu.ｃom书]，有时即使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未必经得起严格的科学分析。一个错误的结论如果为大多数人所同意，这种意见又拿来作为制订能源政策的依据，那就更危险了。本文拟对几个有倾向性的对能源形势的估计作一些分析。这些估计虽然不一定是“错误的”，但至少包含着很大的疑点。通过这些分析只是想达到一个目的：对于现象的分析必须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 1．我国是否面临能源短缺？ 从1979年国家科委在杭州召开第一次能源政策座谈会以来，我国能源界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我国面临着能源短缺，有的同志认为这种短缺很严重，可以称之为能源危机。以后在能源政策研究报告中，在对国家的十三条政策建议中，在能源问题两重性的分析中，以及数不清的政策研究报告中，这种见解一再地被重复，它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它己成为我国制订能源政策最基本的立足点。 认为能源面临短缺的第一个理由是华东华南不少工厂因缺能而开工不足。开工不足主要是由于电力不足，其部分原因是缺煤，但更经常的是铁路运输紧张，有了煤运不出来。这就不能怪一次能源不足。何况我国有许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销路，只能堆在仓库里。有近1/3的企业是亏损经营，他们创造的财富还没有投入的财富多；他们的所谓“生产”实际上是反生产。如果将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中问题最严重的那部分关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一方面把他们节约的能源转移给有经济效益的工厂去使用，开工不足的问题就可以大大缓和，也许就不再存在。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述问题统统没有，开工不足也不能证明能源短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存在大量能源浪费的问题。从开发、运输、转换到终端使用，每个环节上都有大量潜力可挖。如果把节能潜力都挖掘出来，节约的能源可能足以补开工不足所缺的那部分而有余。从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判断是否缺能，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缺能实际上是运输能力不足，或者对用能企业没有做到择优分配，或者是其他地方在浪费，而并非真正的缺能。依据表面的缺能现象制订增加能源生产的政策，而不从运输、分配、节能上去努力，增产的能源只是造成更多的浪费，缺能的问题未必一定就能解决。 认为我国能源短缺的第二个理由是我国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偏低，1980年以来平均只有0．61，而且出现过负值。弹性系数这样低，能源消费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产值的增长，认为这是能源供应不足所致。可是，如果我们反问一句：多大的能源弹性系数算恰到好处？就可发现上述判断缺乏证据，因为没有人能对此作出答复。如果看一下美国的记录，1973～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45％（按可价格），而一次能源消费只增加2％，弹性系数只有0．04；日本在同一时期的弹性系数为0.32，西德为－0.03，英国为－0.43，而这些国家还在号召继续节能。所以弹性系数低既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也可能是主动选择的优化策略，何况我国的弹性系数比之上述国家并不算低。有的同志以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密度作比较，我国的能源密度不但比发达国家高，也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并以此论证我国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弹性系数还应该更低一点。事实上,弹性系数也好,能源密度也好,都不是理论指标,不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单靠弹性系数是不能得出确切结论的。 第三个理由是能源市场供应紧张，有钱也买不到需要的品种和数量。然而供应紧张主要和价格偏低有关。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随供求形势而变化。换句话说，供应总是充足的，只是价格在变化；只要你有钱，东西总是有的。当然。也不能无视价格的高昂，只看到供应不断而否认有能源短缺的可能。可见不问价格而只看供求关系，并不能得出一种商品是余是缺的结论。更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价格水平正合适，超过它便出现短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判断余缺。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确实有能源短缺问题。1990年我国人均能耗仅910公斤当量煤，还不及美国的1/10。相差如此悬殊，难道还不能说明我国缺能吗？可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仅缺能，而且缺汽车，缺住房、缺衣服、缺食物。因为我们是一个刚刚解决温饱，正在向小康水平发展的国家。所以按愿望来论证余缺，并无政策意义。 问题分析到这时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能源是否短缺是一个无法论证的问题。幸亏微观经济理论给了我们一线光明，这个理论推导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般均衡状态（或总体均衡）最优性。它证明，当一切交换通过价格调整余缺而全部达到供需均衡时，不仅能源和其他一切商品处于供需均衡状态，而且愿意寻找工作的人统统都就业，人们的储蓄统统转化为投资，自由买卖的外币市场产生均衡汇率，这种总体均衡就是理想的效率最高的状态。此时如果一国的能源（譬如石油）价格以均衡汇率，折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时，说明该国能源短缺，应该从外国进口；如果现今的能源均衡价格高于过去，说明现今的能源比过去短缺。这说明余缺是一个相对概念，必须从比较中去把握，国内和国际比，现在和过去比。前面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判断余缺的困难，这些困难之所以发生，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用多少能才算恰到好处。如果有了一个用能的标准量，这些困难立刻迎刃而解。实际用能低于标准量，说明能源短缺，反之则能源使用浪费。现在均衡理论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能源价格调整的讨论中，不少同志直接间接地论证了均衡价格的有利性，一般均衡理论进一步指出，能源价格处于均衡点时是否是最优价格，还取决于其他交换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当一切交换都均衡时，均衡价格才是最优的。更要着重指出的是，均衡理论不但证明了均衡价格的最优性，同时还证明了在均衡条件下交换的量是最优的量。一切商品都有一个最优用量的问题，而不是一般人所希望的那样，生产和消费总是越多越好。原因很简单，我们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劳动、资金、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多生产此物必以少生产它物为代价。所以经济学要解决的任务不是无限制地生产一切商品，而是保持各种产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在总体均衡条件下的交换数量比例。 微观经济学只是从理论上指出了如何讨论和判断余缺，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实际上，这个均衡交易量是无法计算的，它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来求解。换言之，每个消费者根据他自己的收入水平和各种商品的价格决定每种商品的需求量，这个计算机存在于每个消费者的头脑之中。均衡交易虽然无法计算，但可以从对市场的观察来推测。根据均衡理论，我的推测是我国虽然存在能源供应紧张的现象，但就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而言，并不是生产不足所造成，换言之，如果将不合理的煤炭消费削减下来，短缺现象就可以消除。这个推测的政策意义，是能源政策的重点应该从增加生产转移到节约用能，但石油、天燃气和电力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它们的使用同样存在着浪费，但即使浪费完全避免，供应仍将是紧张的。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种推测的依据。 1985年是我国能源供应十分紧张的一年，华东、华南等地的煤价在几个月之内上涨了一倍左右。根据这两个地区的申报的缺能数量，总共只有4000万吨煤，不到该年全国产量的5％，而一般估计我国能源的浪费量则远超过5％。1986年中央控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到1987年初出现了大面积的煤炭供过于求。这一现象在1989年以后的市场疲软形势下再次发生。从国际比较看，国内煤炭的市场价格最高的时候，仍比国际市场价格低。最近我国与日本签订的出口动力煤的离岸价为39．5美元／吨，这样的煤价对我国东部的一切煤矿都有吸引力。 石油产品的情况则不同，即使在疲软形势下，也没有发生像煤炭那样的大面积积压，汽油、柴油的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小，而且始终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电力的市场价格不断在上升，80年代初期6分钱1千瓦时的价格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办电可以赚大钱的事实吸引了大批资金拥向电力建设。电力项目投资的利润率高于其他投资，这种利润率的不均衡正是对电力的旺盛需求造成的。 对过去市场的观察和分析不同于对将来的预测。过去不缺能不等于将来永远不缺能。从煤炭需求来看，几亿农民收入增加之后，生活燃料将从秸杆转向煤、油。靠近煤炭供应线的农民将是未来煤炭市场主要的新主顾。生活提高后。对油，气、电这类优质能源的直接间接需求会迅速上升。但如果节能措施得力，工业用能不会大幅度上升，因为大中企业和乡镇企业者存在着巨大的节能潜力。 2．是能源开发和节约并重吗？ 能源政策的重点是开发还是节约，不是可以随意决定的，应建立在能源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如果能源生产并不少，问题在于使用的浪费，则政策重点应放在节约上；如果使用中已经避免了浪费，则重点应放在开发上。根据上面的分析，我认为我国能源政策的重点就该是节约，而不是开发。然而我国近两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方针是开发与节约并重。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并重的方针，在执行中变成了以开发为主。这是我国多年来管理国民经济传统思想的继续：一样东西短缺的对策就是增加生产，很少从提高使用效率减少浪费上去想办法。“七五”期间全民所有制能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3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直接间接用于开发。同期安排的节能技改资金为46．5亿元，再加上节能基建投资114亿元，合计才160．5亿元。当然节能投资很难统计周全，不少企业有助于节能的小改小革并未包含在以上的统计内，但是3000亿与160．5亿元的巨大差距应该可以说明并重的方针并未认真贯彻，事实上，俯拾即是的节能机会我们往往视而不见，浪费惯了就不再觉得是浪费。以建筑物节能为例，北京冬季的气温和伦敦、柏林、波士顿、慕尼黑等地差不多，但北京建筑物很少采用双层玻璃窗，上述城市则普遍采用双层玻璃窗。我国的照明，低效白炽灯仍占大部分，国外白炽灯几乎已被淘汰。老旧低效的汽车、锅炉、土法炼焦等国外早已绝迹，我国还相当普遍。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当然与资金不足有关，因为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开发。 节约一吨能源所花的代价低于开发一吨能源的代价，则节能的经济效果比开发好。更重要的是，节能还有一系列开发所不可能具备的优点。第一，节省了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第二，有利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缓和原材料的紧张状况，充分利用现在开工不足的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第三，节能见效快，而煤矿，油井，水电站建设都要好几年，远水难解近渴；第四，节能可以缓和铁路运输紧张的困境，而开发将使其进一步恶化；第五，节能对环境有利，开发将增加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由于这些附加的好处，节能的代价即使稍高于开发，仍可能比开发有利。这也是应将能源政策重点放在节约上的理由之一。 3．要不要节能法？ 浪费能源是多年来的老问题，于是有的同志提出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节能。可是我们应该节约的资源不仅是能源，粮食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难道节粮不比节能更重要吗。如果各种资源的节约都要立法，那就要制订几十乃至几百个法律。这不是解决资源有效利用的正确途径。经济学原理最主要的一条结论，是公平竞争的市场可以保证各种资源的高效利用，所以解决浪费问题的正确办法是用法律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转规则，而不是通过法律去干预市场，规定什么产品可以生产，什么不许多生产等等。法律的基本任务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在市场上选择的权利。为了实施这一权利，其相应的义务是尊重别人所作的选择。 之所以造成能源的浪费，基本原因在于市场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特别是价格的扭曲和经济活动中权、责、利关系的错位。纠正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经济改革的任务之一。十年改革取得相当成功的原因是逐步调整了价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做得还不够，应该顺着这一思路建立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健全的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节约了能源，谁就能从节约的价值中得到报酬。现在能源价格太低，节约的报酬太低。而且节约了能源，报酬却可能给了别人。所以解决了价格和权责利关系问题，节能的问题自然就跟着解决了。 有的同志并不否认市场具有优化资源利用的功能，但担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很快完成，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借用法律手段督促能源的合理使用。这样的想法不无道理。然而，用法律手段代替经济政策，会产生始料所不及的副作用。其原因是制订法律的人自己也不能判定如何用能才算“合理”，以及什么样的用能算是“浪费”。因而在法律文件中只笼统地提“浪费”、“合理使用”等等，同时却要求制订“合理用能标准”，法律本身存在着没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必然引起实施中的混乱，实际上不合理的用能可能被曲解为必要的，而已经杜绝浪费的用能却被认为不合理。 诚然，如果能制订出合理用能的标准，前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整天开行的出租汽车的用能效率显然和难得出动一次的救火车的效率要求不同；要求节约场地快装快卸的移动式电站锅炉，和大型火电站锅炉的效率也有不同要求；同为移动式电站，在西藏使用要求效率高，因为燃料是从几千公里以外运去的，如果在山西大同使用，当地煤价很低，效率就显得不太重要。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定出一个用能的统一标准。而且，节能实际上是用其他资源来替代能源。因此，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给出各种资源的正确价格，让用户选择各种技术和工艺的最优组合。换句话说，就是使综合效益达到最高，而不是节约某种单一的资源。 保护环境要有法律，而节能并不需要法。因为一个人（或企业）污染了环境并不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改善了环境也不会受到市场的奖励。而能源则不同，它是有价格的，市场会对能源使用者实施奖惩。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环境保护法，而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节能法。 说到这里，有的同志赞成制订节能法的理由之一是“外国也有”。对此，不妨对外国制订节能法的背景和实施效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以美国为例，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也干预物价，使价格扭曲。例子之一就是两次能源危机中，美国政府屈从于消费者的压力，强行限制国内油价，让赚钱的油井补贴亏本的油井，保持较低的油价。由于油价扭曲，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他们倾向于购买多消耗能源而节约其他资源的汽车、冰箱、微波炉等。其中能耗量最大的是汽车。为了纠正消费者的错误选择，1980年开始实行对油耗超标的汽车征税的法律，从而使这类汽车的售价上升。显然，其出发点就是用法律手段来弥补市场扭曲的后果。但1987年美国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篇对汽车节油法案实施结果的研究报告，发现此项法案弊大于利。由于不能达标的新汽车的售价上升了几百上千美元，消费音推迟了新车的购置，继续使用效率低的老汽车，反而浪费了更多汽油。另一方面，日本汽车没有加税的负担，趁机大量进入美国市场，使美国汽车业吃了大亏。可见这种一刀切的法规并不能代替市场的功能。1988年美国政府取消了对石油业征收的暴利税，油价扭曲的现象逐渐得到纠正，能源法中许多直接干预市场的作法也逐步在取消。 我并不是完全反对制订节能法，只是希望节能法的基本出发点应放在促进市场完善方面，对一些从目前市场不完善考虑所作的临时性规定，要权衡其利弊得失。其他可以列入节能法的内容包括：禁止能源生产和供应的垄断行为；政府定期收集能源使用的数据，并进行效率分析，公诸于众；较大的耗能产品必须有能耗效率的标牌说明；政府组织用能新技术的情报交流及产品展览；政府或能源技术咨询公司提供节能服务；国家投资于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等。 4．怎样看“资金短缺”？ 解决我国能源问题最主要的障碍，一般认为是资金短缺。可是资金短缺的确切含义很少认真研究，如果可利用的资金总量是一定的，那么能源建设资金短缺，实质上是其他部门占用的资金大多，以至挤占了能源资金，或者更确切地说，某些次要的其他项目分配到了资金，而一些重要的能源项目却因没有资金而不能上马。因此这是一个相对重要性或优先次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指明哪一项非能源项目不该上马而上了马，以至某项重要能源项目被延宕，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能源项目中固然有不少应该上马而因缺资金被取消，可是其他领域中也存在同样情况。其他工业、农业，交通、商业，科研中也都有一批很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因投资无着落而处于等待状态，这些部门也在抱怨资金短缺。国家计委项目审查中的资金之争，以及部门内立项争投资，可说绝大部分属于上述性质。这种争论如果没有具体的重要性和经济效益的评价，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所以，今后关于资金短缺的抱怨应代之以具体的项目论证。 抱怨资金短缺的第二种含义，不是单指能源项目资金少，而是指其他项目的投资也应该增加。经济学基本原理说明，国民生产产值全部用于消费或用于投资（忽略少量的库存变化），要增加投资，如果不从外国借钱，唯有减少消费一法。近年来我国大力吸收外资，但外资只占全部投资的15％，主要仍依40％和南朝鲜的38％，达37％（据世界银行1980～1988年统计）。日本的积累率是33％，西德26％，美国只有13％。1980～1988年我国投资的年增长率14．4％，而美国只有5％，日本为4．9％，西德仅1．2％，全球平均为3．4％。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积累率偏高，资金的供给应该是相当充足的，问题在于对资金的需求更高，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投资饥饿症”。 投资饥饿症的直接原因是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尤其是重复建设、不配套的工程、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市场不落实的项目、资源没有弄清楚而贸然上马的项目很多，以至项目建成而无法投产，发挥不了经济效益，仅能源部门就至少有几十亿元花在资源不落实、地质条件不清的项目上。在铁路运输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有近10亿元花在一时没有运量的铁路、没有编组工作量的调车场、地下没有煤的矿区铁路改线等工程上。类似的现象还很多。 造成投资饥饿症的根本原因是无人对项目负责。我国每年都出现成百上千个效益很低的项目，对这些现象也经常提出泛泛的批评，但没有听说那位项目负责人因此而受到处罚。所以低效益投资的问题继续存在，重要项目缺乏资金是必然的结果，投资饥饿症成为痼疾。 资金如果能够择优分配，资金缺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之所以不能择优分配，除了上述体制上的问题外，还有观念上的障碍。非统配煤矿和统配矿相比，往往受到观念上的歧视，资金不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择优分配。近年来煤炭产量增长主要靠乡镇煤矿，乡镇矿的产量和价格适应市场的变化，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许多贫困农村的百姓脱贫致富。如果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再加上严格的资源管理，不难在较短时期内升格为高效率的小矿井。乡镇矿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国家政策多变，所以经营中存在短期行为，只要今天能赚钱，怎么干都可以。赚的钱很少用来改善设备扩大生产，而是用来吃喝盖房子买彩电。外资企业不论独资或合资，倒是一再得到政府的长期经营的保证。国内投资与外资是否享有公平竞争的地位，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关心的经济政策问题。 经济理论是分析现象和研究政策的有力工具，虽然它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至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较深的层次去认识现象与研究政策。 储蓄和消费何者更有助于经济增长？ 节俭原是我国人民的美德。常言道勤俭起家，意思是一个家庭靠勤劳和积蓄能致富。这很容易为每个家庭的实践所证实。它明白易懂，符合常理。但最近许多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说消费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奇*書$网收集整理消费正好和节俭相反，难道截然相反的行为同样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说法乍一听起来很难成立。但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互相赚钱的经济。譬如说，如果我是出租车司机，花钱买了一件大衣，卖衣的人收到我的钱，一部分再去进货，一部分用于他自己的消费，他用于进货的钱变成了制衣人的工资和衣服的原料成本，而买原料的钱最后又都变成了制造原料工人的工资，它将用于工人们的消费。他用于消费的钱，又去买了别人东西，使得别人也有钱可赚。如果每个人都乐于消费，说不定最后有一部分钱用去乘出租车成了我的收入。相反，如果谁也不愿花钱统统都拿去储蓄的活，我的收入从何而来呢？再说，我们常听说一些工厂因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经营困难，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如果大家努力消费，至少有一部分产品就可以卖掉，工厂也就不困难了。这样看来，消费确实是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究竟应该多储蓄，还是多消费？似乎叫人难以回答。 原来在上面说明消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中，有一个严重的疏漏，即每个人得到收入之后，必定有一部分储蓄起来，其余的才用于消费。卖大衣的人，制造大衣原料的人，以及出租车司机本人都有部分储蓄，这部分储蓄的钱起了什么作用，前面并没有讨论。 我国人民的储蓄大部分存入了银行，银行将这笔钱借给企业家去投资，用来办工厂，开矿山、造铁路等等。我国人民的储蓄也有一部分去买了股票，债券，或者自己用来开办一个小买卖。不论何种渠道，储蓄的钱最后都变成了投资。投资的钱同样要用来买水泥、钢材、付工资。而且买水泥，钢材的钱最后也变成了工人的收入，所以从市场中互相赚钱的机会而言。消费和投资并无任何区别。不能认为只有消费才能给人创造赚钱的机会，投入的开销就不创造这种机会。因为投资也是通过购买来实现的，而任何一笔购买都带来赚钱的机会。换句话说，最后都要变成人们的收入。 但投资的钱，最后变成了工厂、矿山、铁路，而消费的钱最后变成了垃圾，粪便。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工厂、矿山又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供我们消费。所以投资是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不可缺少的一环。储蓄越多，投资也越多，生活水平提高得也越快。据统计，我国人民的全部收入中有将近40％用于储蓄，其中大部分又转变成投资。这是我国每年有10％左右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储蓄有利于经济发展，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反对消费。我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肯定表现为消费量的增加。但仅就经济增长这一点而言，消费是不利于增长的。 有没有例外，确实是有的，即储蓄如果不能转化为投资，大家存银行的钱没有人愿意去借来用于项目的投资。经济就会发生周转不灵。越是周转不灵，用于投资的购买减少，人们的收入将降低，人们越是不敢消费，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美国在30年代初发生的大萧条就是这样造成的。以后凯恩斯提出来，在萧条情况下百姓不敢花钱，要由政府搞项目来扩大花钱，不论用于投资或政府的消费，都可以使萧条转向繁荣，如果在萧条时鼓励百姓多消费是可能的，那当然更好，用不着政府出面来增加开销。所以说，只有全社会的投资意愿不足，因而发生萧条的情况下，消费才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资本严重不足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听到在设法筹资上项目，缺的是资金。自己的资金不足，所以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或向外国的银行贷款，要利用外国人民储蓄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增加储蓄有利于经济，勤俭起家这句话一点没错。 1997年11月19日 再谈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 当今有许多消费品供过于求，卖不出去。为了活跃市场似乎应该鼓励消费，其实不然，增加投资同样会促进消费品的购买。因为投资的钱用来买钢筋水泥，这些钱最终变成了生产钢筋水泥厂的工人工资（也包括用来生产这些工厂所用原料的工人的工资），更不用说直接支付给建筑工人等的工资。这些工资除掉一小部分储蓄起来，大部分都用去购买消费品。所以当今市场不活跃的原因并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不足。应该说，消费并不须要任何政策去促进。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一个人都追求物质享受，人们不消费，决不是因为不喜欢消费，而是因为没有那么多钱，钱多了消费自然会增加，这个简单道理曾用极其复杂的方法加以证明，有的经济学家因此成名甚至得了诺贝尔奖。用什么办法使大家的收入能有所增加？从总体上看，必须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所以归根结底，储蓄和投资有利于增加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担心投资生产出来人民不需要的东西。这种投资还不如不投，还不如消费掉。可是如果把储蓄都变成了消费，经济就没有增长的可能了。可见纠正投资失当的正确方针不是增加消费，而是改善投资的决策过程，不要再搞重复建设、无效建设。这方面经济界有过不少深入的讨论，政府也有相关的政策在出台。 童大焕同志主张储蓄和消费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这个主张无疑是对的。但什么算平衡？我认为这是由每个家庭的选择来决定的。有的家庭多储蓄、少消费，有的则多消费、少储蓄。只要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作出储蓄和消费的安排，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适当的平衡。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家庭出于自愿，选择更多的储蓄，这将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增长。百姓误以为消费对经济有利而选择多消费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府用减少消费品供应的办法强迫百姓储蓄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勤俭起家，本来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但美国在1929年发生并持续了六七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是因为总体上供过于求，产品卖不出去。后来凯恩斯提出对付经济萧条的办法，应该增加投资。按照他的意见，在萧条发生的时候，居民因收入减少而不愿增加消费，企业家因市场前景不良而不愿投资。此时，政府就担当投资主体，那怕雇一批人去挖沟，再雇一批人去填沟(搞无效建设)，经济也能活跃起来，萧条就可以缓解。后来，有些人曲解凯恩斯的理论，以为鼓励消费可以不断地保证经济增长。在我国这种论调也有相当的市场。如果真的大家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我国每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会跌落下来。究竟消费和储蓄何者有利于经济增长，不可不弄清楚！ 1998年1月31日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按铃起动，扬长而去； ——你写信时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虽然你知道这个编码； ——你不知道邮政编码，因而没有写，结果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马路上有人吵架，大家伫足观望，抱着无穷的兴趣，必欲穷其所以才肯走； ——红灯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 ——警察把乱设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 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已经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耋耄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答案。可是，究意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要解决穷的问题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可能首先要肃清内部同情帝国主义的分子，从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有人归纳为科学技术落后，它是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首先要发展科技；也有人归结为教育落后，甚至归结为方块汉字造的孽。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普通老百姓很难主动去纠正，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只有百姓们自己明白如何把自己弄穷的，才能改正。上面的一些例子，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美国，而且不仅美国，在一切富国里，我门可以看到的是： ——公共汽车司机（司机往往兼任售票，所以没有售票员）会等待跑来的乘客，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避免了浪费；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 ——写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因而提高了邮局对信件的分拣速度。 ——万一你不知道编码，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决不会退回给你。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更没有看到过聚堆看热闹的人，因为人人讲礼貌，人人都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你踩了别人一脚，当然会说一声“对不起”；你被别人踩了一脚也会说“对不起”，怎能吵起架来？再说，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决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口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qisuu奇书ｃom实质上是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一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富国里同样有犯规的小贩，但确实只是个别的，人人遵守规则，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警察遇到犯规的商贩，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借钱给做小本生意的人，更不会去没收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倒是引起愤懑的反应，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交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一共同规则，它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这类事情的起因，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司机、教师、电话接线员、政府办事员，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都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国家就富起来了，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 1994年4月25日 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介绍杨小凯的学术成就 虽然凯恩斯揭示了宏观经济现象的许多规律，但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宏观经济学至今仍缺少一个结构严密的理论框架，只有微观经济学才有这样一个结构。因为有微观经济学，经济学才被承认是一门科学，才有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微观经济学有一个严重的不足，它只研究给定经济结构条件下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流向，所以微观经济学又称为资源配置的学问，或者干脆称为价格理论，当然，经济要发展，资源必须有效地加以利用，价格必须正确，以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向，但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分工，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结构，却并未能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斯密在《国富论》中特别强调了分工促进生产率的发展，并举了针的生产为例。经济学家并不是故意忽略了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未能提出一个理论解释，精确地分析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于是分工只能是一个经济思想，而成不了一个经济理论。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豪塔克(Hendrick S．Houthakker)在一篇名为“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论文中指出：没有一个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分工的进一步分析而得益。杨小凯等人的分工理论证明了豪塔克的看法，他对微观、宏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权和企业理论都用分工理论加以补充，甚至作了彻底的改造。他们自己把这一经过改造的理论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以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Neoclassical Microeconomics）相区别。这样的称乎虽有点勉强（只差了一个“兴”字），但强调了它渊源于古典微观经济学，仍着重在体系的严密性，十分依赖数学方法，然而它有全新的面目。 先说它对原来微观经济学的影响。由于收益递减的普遍规律，对任何一种活动（生产或消费）投入太多的资源都是不利的，因此之故才有所谓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资源的最优配置发生于各部门边际产出相等的情况下，这是非线性规划中利用拉氏乘数法(Lagrange'sMultiplier)得到的结果。换句话说,最优解是可行解集合的一个内点。但人作为消费者面对着几万种消费品，只消费其中的几百种，其余的消费量为零；人作为生产者更不会去生产几万种产品，而只生产其中的一两种，其余的产量为零。这种情况说明，经济活动的最优解不是内点而是角点。证明这一点光用拉氏乘数法就不够了，而要用非线性规划中更普遍的规则，即库恩——塔克尔（Kuhn－Tucker）法则，拉氏乘数法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根据库恩——塔克尔法则，解得的一般均衡状态就不是内点，而是一组角点和内点的结合。当经济参数变化时，不仅内点均衡条件变化，对应于价格变化，而且一般均衡解中的角点从某一组不连续地跳到另一组，这对应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一般均衡的这一修正对微观经济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可参见杨小凯这方面的论著。 分工理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最大，它不但从静态上说明分工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动态上解释经济起飞。从信息理论看，分工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在分工社会中，专门从事某一生产的人，只管钻研自己有关的生产技术，而不必去过问别的知识。由于人的精力有限，他可以不问其他而专门创造并积累自己的生产知识。当社会内每一个人都如此做的时候。整个社会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可以成亿倍地扩大。比较一下孔子时代社会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今天人们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就明白此说非虚。诸子百家传诸后世的哲理证明那时的人不比今人更笨，但生产水平却不可比拟，从根本上说，这全是分工造成的。然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另一不利条件，即买方不知道产品的真实成本。我们大多数人都消费电视机，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它是如何生产的，知道它的成本的人就更少了。而在古代，种粮的人虽然未必去牧羊，但至少他曾见过牧羊是怎么回事，即使没见过起码他能想象某件东西是如何生产的。所以现代人有一句谚语：走遍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这种信息不对称，产生了投机行为的机会。而且分工越是发达，此种机会越多。只有卖方之间的竞争才能纠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危害。 分工发达的结果是交易次数增加，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细分，它停止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交易边际成本的那个分工程度上。当新的经济制度出现，并能降低交易费用时，分工将进一步细化，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过去的发展经济学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杨小凯指出制度变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制度改变的方向是节约交易成本。这一结论符合近一两百年来各国经济能够发展或长期停滞的历史经验。杨小凯还指出，积累的资金既可用于购置设备改进生产技术，也可用于支付交易费用，试探新的制度安排，当社会进入到一种制度，其中分工利益的增量大于交易费用的增量时，分工有正反馈作用，于是发生经济起飞。这种解释显然超越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它强调了现存的制度不是外在且事先给定的，而是节约交易费用扩大分工利益的发展过程中制度深化达到的某一阶段，正如《动态》编辑部在“开展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一文（《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9期）中指出的，自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将制度视为给定的，其结果是非常数理化的微观经济学；一个是将制度本身，特别是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杨小凯等人的研究则重新将这两方面的研究汇合起来，将经济发展的制度根源与资源配置理论相结合。参见杨和勃兰德（Borland）在这方面的论著。 分工和规模经济会发生冲突，因为分工越细会导致规模缩小。要兼得二者之利，最主要的方法是扩大市场，这就是现代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利益理论，把比较利益建立在自然资源秉赋和要素价格的差别上。分工理论则论证了国际贸易由于扩大了产品市场，可使分工进一步细分，从而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同时增加。这种利益对于大国如美国和中国尚且不可忽视，逞论对于规模较小的大多数国家。见杨小凯用分工理论研究国际贸易的文章。 企业理论和产权经济学是近年来受到特别重视且发展异常迅速的经济理论。杨小凯用他的分工理论于这两个领域同样得出了创造性的进展。杨与王建国（Monash大学博士）及Wills 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此模型的概念是在一个给定的法律制度下，社会中的竞争会平衡于合作可靠性与分工之间的冲突：即合作越可靠，风险越小，则分工越发达。所以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模型又提出了事前交易费用（在决策之前就能预见的，因而进入谈判之中的）和事后交易费用（在谈判时不能确定的，由于一方取巧而造成的社会效率损失）的概念。这两种交易费用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考虑周到的谈判（增加事前交易费用）可减少取巧造成的经济损失。竞争使均衡发生在两种交易费用之和为极小的状态。所以财产权并不是定义得越明确越好，因为事前交易费用增加太大，虽然明确定义产权可以减少事后交易费用，总的说来仍是得不偿失。计时工资相对于计件制的发展，公共汽车月票制等等是使产权界定模糊，降低事前交易费用而使效率提高。一般而言，由法律制度决定的界定产权的效率提高，会提高分工度，市场规模、贸易依存度及生产力。杨等三人曾用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理论，他们的文章的中译本将刊出于《中国经济论坛1992年论文集》。 企业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在以分工为主导线索的思考下得到了统一。企业的成长和经济的发展是同步发生的，然而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这二者似乎并不相关。刘易斯的剩余劳力理论，库滋涅茨和钱纳里的结构变化理论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但从分工理论来看，分工是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源。交易效率同时制约着企业成长和分工发展。自由化政策提高交易效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减少交易风险交易费用。二者共同的作用造成了以企业林立为特征的富裕社会。从杨和勃兰德的理论来观察，人均收入增长、贸易依存度增长、市场扩大、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专业贸易部门的扩大和其他结构变化都是分工内生演进的不同侧面。而传统发展经济学中却将人均收入增长看成是结构变化的推动力，而结构变化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关于企业理论方面，杨小凯的另一个贡献体现在他与黄有光在《经济行为和组织期刊》即将刊出的一篇题为“企业理论和剩余权力结构”的论文上。他们将Chase与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变成数学模型，在模型中证明了仅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企业，而且必定是劳动力的买卖比起管理技术的买卖交易费用低才会出现企业。企业主花钱买生产劳动，这就出现了企业组织；而不是一线工人组织起来买企业主的劳动，这成为合作社组织。其原因是企业主的劳动从数量质量上更难界定，其交易费用更高的缘故。因此企业制度可以把一些交易效率极低的生产活动纳入分工系统，避免对这些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买卖。企业主的剩余权就是他的服务的间接定价。这样看来，企业主的剩余权不是剥削而是其劳动报酬。 分工理论又被用来作宏观经济的研究。杨与勃兰德建立一个模型，证明货币出现是分工演进的一个结果，证明在生产资料生产的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没有商品货币高级分工就不可能实现，证明了纸币用作商品货币大大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和生产率，他还证明了商业循环和失业有积极的生产力意义，因为商业循环是分工的产物，二者互为依存，耐用品生产和非耐用品生产如果存在分工，则为了避免供应不足就会发生萧条。 杨小凯这些成就，将概括在他与黄有光合著，由著名出版社North－Holland出版的书中。 杨小凯在80年代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任一般研究人员（未定职），1982年末他转去武汉大学任教。1985年经由邹至庄推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三年内接连由讲师提为高级讲师和教授（Reader）。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伦理观念渊源流长，它最初的出现远早于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之前，道德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而人与人的冲突无例外地是与人的自利动机有关，所以道德自古以来就与抑制自利有关，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成为道德的同义语。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对道德的解释，仔细分析起来有相当多的差别，但牺牲自利以帮助他人则是各种道德观中的共同成分。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差别极大，但一个人不论到哪个国度去旅行，只要遵循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一般就不会触犯他国的法律。并不需要对人家的法律作专门的了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已出现的道德观，它以约束个人的自利为特征，对建立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起了阻碍作用，因为交换是以自利为前提的。交换最早发生的年代现已无从查考。在中国，交换逐渐濒繁以至于出现了货币也发生在很早的年代。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国时已经有金属货币出现，然而在以后的3000年内交换虽然给人们带来利益却并未成为每个家庭生活必须依赖的方式。相反，衣食住多半仍取诸当地的资源，尤其是土地；只有盐铁等少数商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虽说在明代，甚至远在宋代，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交换已经很发达，然而占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交换仍是偶一为之的活动。甚至到文革时代，广大农村的经济自给率仍非常之高，河南产棉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织机，穿衣仍是不求人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不发达的。 能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交换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其直接的原因是历代帝王都采取了重农轻商，甚至打击商人的政策。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首都咸阳；汉高祖也“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当时的豪富多半是大地主和生意人。所谓“七科滴”就是秦始皇征集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曾经过商的）去攻打南方三郡。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绸衣、骑马，乘轿。汉武帝时叫杨可去征富商大贾的财产税，弄得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都破产。秦汉以后，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未断。且不说大陆解放以来对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升学、提级、参军等方面的歧视，也不说文革期间将全国农村集市一扫而光，就在改革初期长途贩运仍属非法；而今低价购进待价而沽仍被当作投机倒把。今天从商致富虽不致被强制迁往首都，但致了富的人多半有如履薄冰之感。他们最安全的策略是趁早收敛起来，兔遭不测。只有外国资本在中国发了财比较能得到政策上的保护，如果投资环境好他们还有扩大投资的意愿，否则还是把利润汇回国去免生是非。 重农抑商政策的背后是伦理观在起作用。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靠了它，人们作出一种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即使政府强制推行，也难于贯彻和持久。打击商业活动的政策之所以能经历几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伦理学上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最具有影响的哲人都认为出于自利追求物质欲望是可鄙的。孔子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子则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文革时则发展为“狠斗私字一闪念。”确实，如果人人都无私欲，当然天下太平。然而这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人人都没有了私欲，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因私欲膨胀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最终加害于每个社会成员，使他们最初追求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此欲望才要加以限制。如果把欲望从根本上取消掉了，还有什么目标要去追求呢？但精神满足归根究底离不开物质满足，为革命牺牲是一种精神满足，那是因为自己的牺牲能使别人得以物质满足。如果一切的人都无求于物质满足，精神满足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物质欲望不断被更多更好地满足的过程。而今继续寄希望于劝人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社会大治的人，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总趋势。 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从动机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另一批人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余少数人正好可以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所以损己利人的原则决不可用来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只有当人与人处于不对称地位时，这种道德原则才有必要，例如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处于危急情况下和不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这才能使社会福利有效的增加，社会更协调地发展。然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原则。 交换能产生正和结局，已如前所述，是由于各方发挥相对优势的缘故。谁具有某种产品的生产优势，这是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拔的，不是任何人钦定的。所以公平竞争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等价于交换双方必须平等和自愿，只是附加要求交换信息的充分流通。交换双方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则交换或许不会发生，因为特权一方不必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者交换使一方受损，因为他没有退出交换的自由，此时虽然有交换发生，实际上只是改头换面的剥夺，官商结合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典型例子。在交换发展过程初期往往有特权阶级的参与，因而破坏了交换的名声，使得大大有益于全社会的交换被群众抵制。此外，即使是没有特权的一方也常试图用欺骗手段牟利。这些都阻碍了交换制度的顺利建立。 地位平等和选择自由不仅是交换中人的应有权利，它具有更广泛更多的含义，这就是人权，当今各国中人权较好地受尊重的国家交换也比较发达，这并非巧合。然而在古代，普遍认为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是互相冲突的。要保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由谁来限制？由社会中有权威的人士。所以社会必须分为受治于人者及治人者；劳力者与劳心者；小人与君子；或者奴隶与贵族。无论东方哲人孔子或西方哲人柏拉图，费尽心智也没有能设计出一个人人平等而且有秩序的社会。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的道德观不需要人权的支持，换言之，在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社会中，可以用他提倡的教化来使人人都安居乐业。但是可悲之处也正在此，用忽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法去保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未必能长久维持。中国两千多年中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说明了这一点。如何安排一个既有人权保障又有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是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到目前为止民主和法治认为是最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内部调整，大体上做到了社会权力的平稳接交和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然而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使真理被歪曲，事实被掩盖，丑闻不断发生，更不用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长远措施极难贯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可是出路何在？没有人知道。幸而人类的智力还没有穷尽，只要人民的智力不被窒息，希望总归是有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能增长发展，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体成员有干劲，懒洋洋的人不可能有增长。二是百姓的干劲要用在正确的地方。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干劲是有的，但用错了地方，最后导致失败。干劲既可出于自利的动机，也可出自建设祖国，或为公的动机。有人认为为公的动机不可能持久，并举中国、苏联的经验为证。但我认为为公的动机激发人们苦干，如果苦干的事实能回报给全体百姓，且每个人相信别人也在无偿地为公工作，则这种动机可以持久。从长期来看中苏等国经济发展受阻的原因，恰是不能保证干劲用在正确的地方，或者说，为公的动机不能保证上面第二个经济增长的条件一定能满足。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中极重要的一条理论，即均衡价格系是唯一能引导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息系统，而均衡价格是这样形成的：出于自利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在市场上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在竞争条件下达成的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没有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均衡价格。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经济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在经济获得最初增长之后，价格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继续引导资源在新情况下的合理流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1971）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后得到的六点结论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必伴有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在一切“为公”的经济中，价格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常常固定不动。结果计划人员失去了衡量效益的依据，使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经济结构扭曲，虽然每年都有巨额投资但长期短缺的产品始终调整不上来，该进口的产品在出口、积压的产品越产越多。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非计划人员的低能，而是失去了一切计算效益的根据，即一套正确的价格。其根本原因正是大家都为公，不在价格上计较，无法形成一套均衡价格。 前面论证了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时道德观念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种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德行必须是克制自利）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这个转折也越困难。而且在转折中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私欲膨胀，把传统道德中应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统统反掉了。自利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影响别人的自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可是在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规模地发生欺骗，毁约，假冒、贪污，这差不多已成为规律。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肯定交换中的自利动机，人们在改造传统伦理观时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克制自利的观念统统加以否定。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是由自利的动机所驱动，而市场规则则不能靠自利的动机去维护。放松市场管制（Deregulate）是指市场运行应该自由，而市场规则却是丝毫不能放松的。一些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市场机制，由于没有正确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发生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令人担忧的倾向。于是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惊叹人心不古，甚至谴责商人的追求利润，咒骂金钱的万恶，恨不得回复到古朴的自然经济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尤其重要的是交换活动中的守信和诚实。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经济纠纷很少，交易成本极低，资源流向合理，经济效率极高。一些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的开端，也许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一变化进展得似乎并不很顺利。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研究伦理观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更使这一问题变得具有紧迫性，因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每个国家、企业、个人追求自利的结果，而只能基于共同的责任感。它类似于市场规则的维护，但又不尽相同，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包括道德演进的方向，决定道德观念强弱的因素，对于非道德行为的对策，道德与传统文化及科学发展的相互作用，新道德规范与人权及法律的关系。我想这是向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对“假冒伪劣”的反思 市场运行有其必须遵守的规则。参与市场的各方必须烙守规则，才能从市场中得利。彼此破坏市场规则的结果是大家都倒霉。市场规则可以形象地比拟为交通规则。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人人可以安全通畅。如有一部分人破坏规则，开车走路不问红灯绿灯见缝就钻，结果必定是堵塞不通。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正是一部分人用损人利己的办法去赚钱，极大地破坏了市场规则。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持市场规则。当今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不但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同样受生产者的欢迎。打假活动必须长时间地坚持下去。市场应该是自由的，但市场规则的遵守则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只有坚持不可逾越的市场规则，才有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活动。 但是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律。试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品种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产品尤例外地都是利润极高的一些品种，例如茅台酒，红塔山香烟，耐克牌旅游鞋。如果这些产品的定价降低，利润减小，假冒伪劣出现的可能性降低。所以生产者防止自己的产品被假冒而受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即降低自己的定价和利润，使假冒者无利可图。从经济学来分析，这种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的策略更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防止浪费，同时也能减少收入分配的过分悬殊。当然，生产者完全有权作另外的选择，即限制高质量产品的产量，保持其很高的垄断价格，从而得到超额利润。不过从全社会的利益来看，我们不鼓励这后一种策略。 在目前人民购买力迅速提高的市场环境中，新产品不断涌现。当新产品上市时，如何定价是一门大学问。这些产品只要设计好，工艺精良，受消费者欢迎，确实可以定很高的价，生产和经销的人都可以发一笔财。但因为利润太高，不但有假冒伪劣的危险，也有正常渠道竞争者进入的可能，而这种竞争一般而言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只要不侵犯专利权）。所以奉劝新产品生产和经营的诸君，从长远利益出发，降低利润水平，不但有利于消费者，同样有利于生产者自己。 1993年10月14日 要帮助穷人！为什么？怎样帮？ 政治家们喜欢谈论经济增长，但很少有人关心谁的经济是最应增长的。经济的增长，既可以通过每年生产出来的商品和劳务的不断变化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所有人收入的变化来衡量，因为人们只有用他们的收入才有权获得所生产出来的商品。 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高度的经济增长也就意味着个人收入的高度增长。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高度经济增长不一定表示个人收入也同时增长。在某一种收入分配方案里，某些人的收入也许比另一些的增长快得多，更有某些人的个人收入也许根本没有增长。 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个人生产能力和他们所能拥有财产的生产能力不同造成的。认为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他的工资就应越高,这种观点就叫作效率观(或交换观)(productivity ethic or commutativejustice)。一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人力资本的存量(human capital stock),这或许可以从他受教育的年限来确定。它还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如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技能。有些不一定是本人能拥有或创造的。从这一点上说，效率观并不是一条无可争议的理论，因为不大可能保证一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再返还给了他本人。尽管如此，效率观仍是一条指导收入分配的最有用的理论，那些遵循这一理论的国家逐渐走向了繁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一观点导致了一种制度，即多创造的人多收益，限制了不劳而获、瓜分别人创造财富的机会，公民都能从其对教育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上获取不断扩大的收入。人力和物力资本的投资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因此，经济增长取决于那些有权从事消费，娱乐，教育和储蓄的人中，有多少比例是选择了教育和储蓄。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有权利作这样的选择的。有些人他们不可能对教育作出任何投资，更谈不上储蓄，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很低，他们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我们称他们为穷人）。可见，只有通过那些生活较优裕的人的集体行为才能帮助他们。我们为什么非得帮助他们？近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本身具有的同情心，更因为客观实际存在的两条经济原因。一是提高这些穷人的生产能力，能够提高较富裕的那些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因而对富人同样有利；第二它缩小了现行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可以导致一个较好的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帮助穷人富起来，政府可以采取下面三种方法： （1）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 （2）提高富人的生产能力； （3）向穷人直接投资。 第一种方法可以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但并不一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解决不平等问题，实质上不可回避的是对健康、教育、技能上的投资，用财富再分配的办法是无法解决的。”而且，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违反了效率观，有可能阻碍富人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宁愿从效率观出发，通过个体或政府的力量来促进生产率，也不愿破坏依法制定的税收和收入再分配原则。 第二种方法也称为滴漏理论，即通过对富人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增大经济产出，从而最终带动那些较穷的人，使他们从中获益。政府增大富人的生产力有多种渠道，比如可以通过税收、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来刺激那些有钱可以投资的人。增加了投资，就有了良好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依据滴漏理论的政策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是应提出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人均收入要提高到何种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贫穷？二是即使人均收入的增长与贫穷的减少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然而要消除贫困现象也许需要一段极长的时间。 第三种方法是直接提高穷人的生产能力。这已经成为许多多边援助机构的信贷政策，它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的办法。一些发展中国家最近刚刚开始实施的免伙食费就学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例。该项目使学生就学和政府食物补助联系起来，然而，政府针对减少贫穷和提高生产力所进行的各种项目，其效果还取决于穷人对这些措施如何反应。更进一步说，扶贫项目开支的大小可能会被政治制度所制约。在中央集权下，政府开支的组成和数量是由一部分人控制的，而在民主社会里，却是由大多数选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决定的。大多数选民根据社会现状投票，这些社会现状包括收入的分配、人均收入的水平，宗教问题以及他们对当选的政府官员的态度等。因此，经济增长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和最初的经济状况。这样的一个依条件而定(path－dependent)的经济增长也许会限制政府干涉的程度。 一个国家开始的经济状况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这就会限制他以后的发展，例如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因为大多数人不存钱、不投资于教育，经济就很难起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外来资助也许是使这个国家跳出“增长陷阱”的唯一办法。 1994年1月20日 管理条例——对方缺席的契约——谈转变政府职能 市场经济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诀窍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它把每个人发家致富的努力汇集成为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人们自私的愿望不再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反而促进了彼此的幸福。市场经济中权责利的关系建立在契约之上，而不是宗亲关系之上。每个成年人都有自主地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为了防止契约侵犯他人的利益，所以要有法律，这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凡与法律抵触的契约都是无效的。由此可见，法律不同于契约，它不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原则。 法律对于市场的重要性，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和宣传，已逐渐为大家所认识。但管理一个市场光有法律还不够，因为法律只规定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并不能保证市场运作的效率。为了提高效率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它使得同一件事可以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去完成。由此可见，管理条例虽然也是由政府制定、颁布、执行的，但它完全不同于法律，它实质上属于契约的性质。它不同于一般契约的，仅仅在于它是由一方单独制定的，并没有征得另一方的同意，这是因为在技术上不可能逐个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而不是因为像法律那样，不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所以管理条例实质上是一方缺席的契约。 但是在我国这个缺乏民主传统，政府常有至高权威的国家里，官员们似乎有一种习惯，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这种习惯影响下，主管部门颁布的各种管理条例，往往缺乏和对方商量的精神，而只顾自己的方便，其结果是与制定“管理条例”的初衷相背，不是提高效率，方便各方，而是叫当事人往返奔走，浪费时间和精力。有的条例成了刁难对方的借橱，既不能给自己带来方便，还给别人设置障碍，甚至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所以才有办一个合资企业盖几十个图章的怪事。 所谓“对方缺席的契约”，其核心精神是指一方无权强加于人，相反，它应当是平等协商的结果。所以在制定条例的当时，便应尽量考虑当事人可能提出来的反建议，并想法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条款。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公民为了出国申请护照，必须有正当理由。对方邀请可构成正当理由，但邀请信常用外文书写，为了审查方便，当局规定外文邀请信必须译成中文。同时为了保证译文的真实可靠，必须由被授权的翻译机构来翻译。这一系列规定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但这里忽略了一个要点，即如何从申请人的方便出发，使事情能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费用办成功。成千上万的申请人很可能提出一条反建议，即政府雇请兼懂外文的人才去办理申请护照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省往返请人作翻译的时间耗费，将译文打印成文，以及翻译本身的费用。这笔费用对每个申请人而言，总在50元以上，而如果由兼懂外文的办事人员办理，所增加的额外费用平均在每一笔申请上大约只不过二三元钱。这样所节省的社会成本全国每年可达上千万元，这仅仅是几百几千件类似规定中的一个例子。全国每年因政府颁布的条例不尽合理而造成的直接间接浪费恐怕要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之所以比较穷，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做生意，买卖货物，提供服务，都出于双方自愿，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其特点是任何一方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在现代社会中，有许多商品和服务是由政府独家提供，由不得客户挑选。处于这种垄断地位，政府即使像宰人个体户那样索取高价，百姓也只能就范。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得出结论，即使政府将所赚的超额利润用之于民，对整个国民经济仍是不利的，因为价格扭曲导致了资源配置失当。如果个别部门将高收费当作单位的福利来源，则无异于以权谋私，离开贪污仅一步之遥。政府部门以其垄断地位收取额外费用，在社会上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其危害性更不能用金钱来计量。 政府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正是制定和执行各种管理条例，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平等的契约一方，将极大地改变政府职能，同时也将改变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1994年2月8日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中国经济改革的1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3倍（《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31页），这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摆脱穷困迈向小康的历程中也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那么它对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财富增长规律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应该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最根本的事实佐证。今天我们就为这个问题试图作出一点回答。 微观经济学很好地论证了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以及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如何使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的改革确实对这一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事实例证。但经济学分析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从改革的历程来看，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价格会发生扭曲，纠正价格扭曲的阻碍来自何方，以及依靠什么力量才能推进价格改革。近年来国内对产权理论的兴趣极高，正是由于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产权对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逐渐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理解，而且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开拓，极大地丰富了渊源于西方的这门学问。然而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是否可以完整地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并进一步指出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从事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产权理论，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加以发掘。 我们将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发掘这个问题，即穷国和富国的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要回答富国与穷国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里可以简单概括为是经济制度不同造成的。确实，世界上一切穷国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所以穷国的青年人都希望移民到富国去，更换一个制度背景，使自己同样的劳动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穷国如何能变富，过去把眼光集中在储蓄，投资，资本产出系数，以后又研究了教育、人口。可是正如North所说，教育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资本产出系数的提高，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并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演变，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经济制度？它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人为什么会努力去找工作？人在单位里工作时为什么会偷懒（上班时养精蓄锐，下班时冲锋陷阵）？人在什么条件下会行贿受贿？这些都是经济制度在起作用。好有一比，经济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它们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并不感觉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人类之中并没有谁说出过地心引力的存在。现在经济学家需要发现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的假定，即认为人都是利己的。这个假定虽然不能说把人的行为动机全部概括进来，但从经常性的规律而言，它十分有力地解释了大部分的经济现象。整个市场制度可以说就是根据经济人的假定而设计的。然而利己的动机只是从主观上解释了人的行为，没有看到客观环境如何在起作用。例如有的国家里有大量的人贪污受贿，另外一些国家里大量的人不贪污受贿。我们不能断言另一些国家里的人不是经济人。同样都是经济人，何以有时贪污受贿，有时不贪污受贿？因为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可见研究制度之重要。 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制度与没有分工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及有分工而没有交换（只有分配）的计划经济制度相比较，是一种能较好地利用各种资源的制度。粗看起来，交换似乎应该是最顺乎自然的一种制度，因为只要两个经济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境况，如果谁也不能奴役谁，最自然的结果便是协商出一种能同时改善各方境况的方法，那就是交换。可以是交换产品，也可以交换劳动。一旦交换出现，就会有分工，有价格，有市场规则，市场制度就可以建立了。或说，如果我们能把一个现行制度打碎，重新组合起来的制度最可能的应是市场制度。苏联解体后的大爆炸改革路线，其哲学基础也许正是这样想的。然而事实上人类历史有记载的五六千年中，市场制度是大约在五六百年前才开始萌芽。古埃及曾经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分工社会，由于分工才产生了建造金字塔的专业人才，但那个分工制是建立在等级社会基础上的，它没有演化成市场制度。中国在3000年前就有了金属货币，说明那时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皇权对市场的干预，商人不断受打击，市场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形成主宰每个人生活来源的经济制度。为什么一种顺乎自然的市场制度的确立如此之不易呢？ 产权理论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换。国有企业之间是不可能有交换的，因为大家都是国家所有，干嘛还要交换呢？如果真的出现了讨价还价，说明它们已经不是国家所有，而是部门所有，而且这种讨价还价形成不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只有买卖双方缺乏第三者的插足，价格不是市场出清的信号，只能是买卖双方力量对比的标志。这一分析说明清一色公有制经济必然是缺乏效率的，因为公有制内部不可能有买卖双方利益的对立，不可能有价格的形成，资源的配置缺少了价格信号的引导，必然是低效的。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 如果所有权不明确，不牢靠，通过交换得益还不如通过巧取豪夺得益来得方便。尤其如果对手是一个弱者的话，更没有必要去交换了。由此我们看到，在等级社会结构中交换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因为交换必须建立在地位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竞争基础上。人与人社会地位的平等，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上（不是财产多少的平等，而是享受握有此种权利的平等），欧洲的市场体制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才出现的。中国市场制度之脆弱性渊源于皇权的无限制。直到今天，农民在交换中拿到一张白条，农民负担过重（所有权无保障的另一种说法），其根源是农民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我敢说，如是农民地位平等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无望解决的。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有交换的发生，然而却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这里可以看到基本人权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经济制度既然时刻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自然会问经济制度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经济制度是人们取得可交换的物质享受（通过或不通过货币）的规则。如果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可以取得货币，货币又能不受限制地交换到物质享受，这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人们买软席火车票要出示等级证明（副教授，处级以上等），光有钱还不行，这也是经济制度，主管进口配额的官员有机会向企业索贿，某些干部的私人消费可以报销，开会时送礼品，单位分配住房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制度。但经济制度不包括人们取得非交换性物质享受的规则，更不包括处理人与人非经济性的权利与义务。 上面一些例子说明了人们取得物质享受有许多渠道，挣工资维持生活当然是最普通的一种规则，但人们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利益的办法还很多，经济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干部们特别看重评职称？为什么中国的机关都有级别？连和尚都有科级处级之分？为什么单位分房是一场大斗争，有时闹得寻死上吊？为什么中国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是贫困的农村婚丧嫁娶花费越大？这些都和非要素市场的收入来源有关。 从制度经济学看，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的一切收入都通过要素市场得到（仅仅除掉社会救济性质的一部分）。过去大家强调“按劳分配”，其实这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均衡来分析，非要素得到的收入越多，则从要素市场得到的分配就越少。关于要素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议论，但多半是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关系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经济制度的观点出发。我们知道，GNP是要素活动生产出来的，然而GNP 的分配却未必都分给了为生产提供要素服务的人。相反，上面举的许多例子说明在中国存在各色各样的非要素市场的收入。由于由要素生产出的GNP是一个既定的数，非要素市场分配的收入越多，剩下来给要素提供者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前面提到的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与非要素分配有关。一些外国人或中国同胞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回国未许多地方看不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非要素市场的收入分配。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收入与提供了多少要素无关。GNP的分配并不依赖要素市场，也没有要素市场。因此要素不能充分就业，已经就业的也没有发挥出最高效率。由于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人力、资源、资金的浪费惊人。改革以后，劳动市场，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要素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要素的利用率和组合得到改善，使GNP高速增长，然而在这制度演变的同时，不但传统的非要素分配还顽强地存在，而且新发生了许多机会，可以绕过要素市场而获得分配。这几年贪污、走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赖帐、毁约、诈骗、偷抢、勒索、巧立名目滥收费，设置繁文褥节、增设有形元形关卡，这种种现象都与非要素收入有关。这一切机会都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而且对市场经济起着破坏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中国经济就会走上歪路，变为畸形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上这类非骡非马的国家很多，他们陷入了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因为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中国的改革目前还充满着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经历着迅速的变动，但当改革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留下来的是一个什么制度却还是一个未知数。依我看来，当今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规则，肃清非要素收入的各种渠道，从而逐步巩固一个新的制度。 经济制度是一整套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牵涉到物质分配的法律条款是有形的规则，改革至今中国人大约颁布了一百多个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律在维持市场规则中的重要性日益为大家所重视，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偏向，认为只要有健全的立法和严肃的司法，问题全都解决了。其实远非如此，无形的规则，包括伦理，传统文化乃至语言规则，都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它们起的作用大大超过法律的作用。事实上法律是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国家维持立法、司法、检察、监狱，加上私人法律服务消耗了（我们却反而说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如果百姓没有道德约束，事事依靠打官司，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相反，道德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它的执行成本等于零。中国有句俗话：法不责众。说明大家不认为是违法的事，定了法律也是枉然。中国百姓历来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无主之物，人人可以据为己有，并不犯法，所以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法令极难贯彻。说明法律并不是十分可靠的规则，相反，每人心中判断的是非标准，却是一条无形的雷池。而且虽不犯法却影响经济效率的事例无穷无尽，都只能靠道德来约束。例如开会迟到并不犯法，但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这些事例都要靠道德来约束。在改革过程中不研究转型期的道德建设，而只醉心于法治，是舍本求未。法律最好是看而不用，没有人犯法，才是理想。 美国经济从8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一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运动。航空、电讯、天然气、铁路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必须分清的是，解除管制只是对经济活动而言，而绝不可扩大到对市场基本规则的放松。然而什么是活动本身，什么是基本规则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中国的情况有点反常，即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对市场的基本规则反而管理不力。近几年实际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强盗竟敢在火车上行劫，更不用说汽车、轮船了，只有飞机上还没有出过事。农村的治安问题更是严重，国务院不得不专门开会讨论农村治安。治安出问题，人身安全部得不到保障，何况身外之物的财产呢！财产权没有保障，何来市场经济制度？ 西方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制度。政府和人民积累了大量管理这个制度的经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高效率的制度，也很少有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指出这个制度的缺陷。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制度仅仅在生产上具有高效率，同时却培养了消费中的严重浪费。市场制度使企业追求极大利润，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浪费都可能转化为利润，而且同行业的竞争使浪费难以长期存在下去，但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产品卖出去了，事情就到此结束。广告和包装中的一部分成本就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所花的。美国的中产阶级家里充满着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没有拆封的杂志，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服装，积满灰尘的摆设，或式样过时的首饰。这些东西当时之所以买了下来，多半是被那诱人的广告，或莫名其妙的个人占有欲所驱动。事实证明，他们不买这些东西，生活质量并不会有多少影响。相反，节约资源反而能使地球上每一个人生活得更舒适一些。美国人人均能源消耗是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也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仿效美国的生活方式，地球上的资源过不了几百年就会消耗殆尽，我们希望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存几万年甚至更长，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将资源大部分回收利用，人类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将不大可能超过一千年。当然，按照热力学第二定义，非但人类终有结束的一天，宇宙也有它的极限。但我们什么时候耗尽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大程度与人类社会采用什么经济制度有关。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资源有限和地球环境容量有限的这一事实，但大多数人寄希望于新技术的出现，很少有人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经济制度。这一持续发展的制度要求不但消除生产中的浪费，同时也能消除消费中的浪费，使节约资源成为普通的第一守则。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基于理论框架的分析 人类社会的制度前景是对一切门类的社会科学家具有诱惑力的重大课题。当今的制度可能朝什么方向演变，又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因而又被每一个有头脑的社会公民所关切。然而，对制度的研究因为涉及的领域过于庞大复杂，尤其因为社会科学中迄今为止很少有相近于自然科学中那样清晰可信的理论，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格外困难。过去这方面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原苏联解体以后，原先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信念已经崩溃，人类社会将朝什么方面发展，这已成为迫切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大量文献多半以历史经验为依据。但是过去的经验互相矛盾的例子俯拾皆是，结果是越讨论越使人糊涂。要摆脱这个困境，必须动用清晰（不是模棱两可）的理论工具，从而提出在有逻辑上有比较坚实基础的结论。 微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公理基础上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一门科学，它是为了克服稀缺性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的结论有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中一种是“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供需均衡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的配置”。从这一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推演出一系列未来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 19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和工业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寿命大幅度地延长，教育普及,消费品极其丰富而且多样化。但同时资源消耗的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成为日益迫切的全球性问题。换言之，资源的稀缺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成为今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必须对付的客观约束。过去人们常以为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产品可以极大地丰富，稀缺性不再成为制约。然而从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来分析，克服稀缺性表面看来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但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价格结构引导之下，科学技术才会朝克服稀缺性的方向发展。反过来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有一个竞争的市场，均衡价格可以向以自利为目标的经济人提供发展克服稀缺性的科学技术所必要的激励和信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会使科学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或引导科学技术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在封建制度时科学技术成为帝王家庭的玩具或炼丹术，在社会主义时成为没有商业价值、专门向领导表演的技术），所以克服稀缺性的关键手段是竞争性的市场和均衡价格，而并非单纯的科学技术。 从市场与价格克服稀缺性的结论，可以导出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一个推论，即市场与价格将与稀缺性相依存。只要存在稀缺性，市场便是不可缺的。而我们面临着一个资源日益稀缺的社会，因此市场制度和价格机制将长期存在下去。迄今为止，我们还想不出能提供克服稀缺性的任何别的有科学依据的制度安排。 价格是克服稀缺性所必不可少的决策信号和激励手段，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价格都具备这种功能的。例如计划价格，从微观经济学看，本质上是一种扭曲价格，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才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它必须是均衡价格。这种价格信号是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竞争形成的，它的产生机制是生产者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消费者以效用极大化为目的，并遵从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即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换言之，均衡价格是供需双方协调利益冲突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的利益冲突，就不可能有均衡价格的产生。从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条人类社会制度前景的推论，即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产生有效的价格信号。因为在全面的公有制中人民既是消费者又是工厂的主人，利益对立被消除了。此时工厂一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于是价格就不能有效地形成。价格高一点，使工厂获得超额利润，但此利润最终仍用诸于民；价格低一点，会使工厂遭至亏损，但消费者获得低价产品，这本来就是工厂生产的目的。结果价格高低不形成任何区别，均衡价格就不可能形成。但应该注意到，全面的公有制虽然不可能形成均衡价格，部分的公有制却是可能的。因为公有制部分可以借助于非公有部分形成的价格信号来指导自己的资源流向，经济活动仍可以是有效率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不少效率很高的公有制企业便是证明。 在市场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确实可以为克服稀缺性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换言之，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是可以预期的。然而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除了物质方面还有非物质的。或更精确他说，除了可交换的享受，还有不可交换的享受。前者包括一切可以在市场上花钱买到的，后者则包括寿命，健康、友谊、创造欲和好奇欲的满足，对自然环境的欣赏等。根据微观经济学的收益递减公理，在物质欲望不断被满足之时，它的相对效用将降低，而非物质的部分的效用将上升。于是人们将用更多的精力从事于非物质或不可交换的享受的追求。这种趋势将对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人们奔走忙碌无非为了谋生和利禄，到了将来人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即增进健康、友谊、创新、学习。非交换性的享受并非脱离人群的活动，它虽然不能用金钱交换，却是另一种意义的交换，或可称之为交流。今天我们很难预测这种交流会采取何种具体形式，但这种发展趋势看来是必然的。 追求非物质性的享受非但从需求一侧看，是普遍的收益递减律起作用的结果，而且从供应一方看也具有必然性。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人类社会还要存在几百年几千年，节约资源就是一条不可违抗的原则。市场制度是一种能促使生产高效率的制度，因为生产中的浪费可以转变为利润，而且众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迫使将浪费降到最低。然而市场制度在消费领域却造成巨大浪费。因为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销售而不是消费，东西卖出去了，生产的目的便已完成。广告和包装花费的巨大资源，大部分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而且生产者用尽一切办法诱使人们去购买，不论他们真的需要它还是一时兴之所致。所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堆满了没有读过的书，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礼服，积满了灰的摆设，过了时的首饰。美国人均能源消耗为中国的10倍，减少一点这类消费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致力于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可是如果全世界的穷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的话，资源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制约马上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前面我们肯定市场制度和价格信号是有效利用资源必不可少的，但这个制度必须在消费方式上加以重大的调整，否则地球忍受不了对它的无节制的糟蹋。 应付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根本措施是回收利用。市场机制本身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资源开采的成本越高，回收就变得更为有利。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资源不可能长远地百分之百地回收，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如阳光、淡水，渔类，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永续不断。因为宇宙的发展趋势是熵的不断增加，资源回收本身是一个减熵过程，它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大的增熵过程。因此地球上的废弃物必定日益增多。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生存得更久远一些，就必须十分珍惜地球消化废弃物的环境容量。这一要求却不是市场机制所能做到的，因为环境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有权。市场只能解决有明确所有权的资源的有效利用。 前面提到非交换性的享受将变得更重要，消费效率有待提高，环境容量需要珍惜，都不是市场机制所能解决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市场以克服稀缺性，另一方面市场又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日益复杂的新问题，说明未来社会的制度必然是市场制度与非市场制度的一种结合。这里所说的非市场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我们今天很难加以预测。可以想象得出的一条是，这一制度的立足点或推动力很可能是道德觉悟。事实上这种道德制度的萌芽已经可以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见其端倪，那里人们更重视社区组织，无偿为社区服务，建立社区基金，各种自发的环保组织纷纷涌现。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道德力量是薄弱的，只有商业利润才有巨大的推动力。事实上即使在市场制度内，道德仍起着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守信、敬业、尊重对方、协商精神，更不用说维持社会安定的家庭内部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利润基础之上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相补充的更健全的制度的出现。 1994年10月3日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 过日子，我们大大要用钱买东西，但很少有人想一想为什么一张带花纹的纸（钞票）可以用来交换耗费了许多劳动才创造出来的商品。这个问题最精彩的回答是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给出的：因为接受钞票的人相信别人也会接受它，所以他再次拿钞票去和别人交换时不会遭到拒绝。 钞票的发明给现代文明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果我们回到用贵金属（金或银）交换的年代，大家会感到巨大的不便，光是那份重量就叫你吃不消。在买私人小汽车的展销会上，大款们用公文包装满了100元的钞票来付款。如果用贵金属，即使用24K纯金，一辆奥迪也要用到六七斤金子。何况还有精确称量、校验成色等一系列复杂手续。正由于纸币这些优越性，当今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继续用贵金属作主币了。钞票就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了吗？别的毛病先不说，至少它不能挂失就是一大缺点，因为钞票是不记名的，它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就证明它属于谁的。你的钞票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到了别人口袋里，就成了别人的，你有口难辩。正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扒手、强盗、骗子。他们略施小计，你的钱就到了他的口袋里。如果钞票要记名，就会招来一个新问题，即如何证明持票人确实就是钞票上注明姓名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假定记名的钞票必须同时出示有关的身份证明，方属有效。可是这又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持票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明，这又造成了新的不方便。何况身份证也可能和记名钞票同时被偷被盗。 记名钞票的这一难点终于被一个聪明的美国人想出了突破的办法，这就是旅行支票。任何人都可以到银行去购买旅行支票，只要多付l％的手续费。旅行支票上有两个签名栏，当你购票时在其中一个栏里签上名。在你用旅行支票付款时，必须当着收款人的面在另一个栏里签上名。旅行支票不仅可以记名，而且可以指定收款人。当收款人核对两个签名一致时，便确认付款人确实就是原先购买支票的人。别人即使拾到了旅行支票，也未必敢于当着收款人的面假冒签名。顾名思义，旅行支票是专为出门携带现款的人设计的钞票。为了使购票人放心，发行旅行支票的银行还允许持票人挂失。万一旅行支票被窃或丢失，可以电话通知银行挂失，银行立即将等额支票补发给你，并将原票注销。当然，这一办法为诈骗开了一点方便之门。几年之前我国的旅行支票刚刚流通时，有一个伊朗籍公民，先后数次在国外购买几万美元旅行支票，接着就去银行挂失，得到了补发的新支票，然后又到我国来用已经挂了失的旅行支票付帐。因为他多次作案，被银行识破，逮捕后被判了刑。虽然发生了这些损失，银行并没有改变发行和使用的办法，譬如要求持票人等候银行去核对该支票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这样做旅行支票就失去了它的方便性。这一制度上的创新使出门携带现款的人大大增加了方便和安全，而代价仅是票面价值的l％。银行则由于这项服务发了大财，包括最初想出这一办法的那个聪明的美国人，他后来成了百万富翁。 最近，我的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朋友，为希望工程捐款100美元。他用旅行支票付款给我，当即我就先垫支870元人民币汇往受援地区。过了几天才去中国银行某一分行兑现。由于我不是原购票人，而且两个签名栏内已经签上了名，签发人指定我作为受款人，所以我必须出示我的身份证明。可是银行将旅行支票当作普通支票，要等40天之后才能付款给我。银行要核对此票的有效性，而且要用40天之久。 40天之后我再次去银行领款时。又被刁难说证件不合标准而拒绝。一个专门为增加方便而设计的制度，到了我们这里反而成为低效、难办、拖延的制度，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国在各种制度的设计中太缺乏效率观，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成本。我在前一篇“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文中就列举了许多日常琐事，它无谓地消耗了巨额人力物力，而且制造了人际关系的紧张。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不愉快的经验，同时又在制造或执行着这种制度叫别人品尝。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制造出一个互相提供苦果的工作方式，使我们难于摆脱受穷又受气的困境，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1994年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 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发展私家小汽车。其实，并没有人绝对反对，也没有人说要不顾一切地去发展，争论的实质是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应该让市场本身去决定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应该由政府对此加以扶植，或是加以限制。 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果，是肯定了市场的作用。如果不存在外部性，市场本身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譬如人们应花多少钱去旅游，应该多喝饮料还是多吃粮食，如此等等。都不必政府来参与。政府的作用只是站在一旁监督市场规则的严格遵守就行了。然而如果某种商品存在外部性，市场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必须有政府的直接介入。外部性是指商品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参与各方的利害时的现象。譬如工厂生产产品时排出污染物，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负外部性）。调养蜂由于蜜蜂授粉，使当地农作物增产（正外部性），都是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政府应使居民所受的利益损失转化为工厂的成本，也就是向工厂征税，用来补贴受损的居民。对于正外部性，政府应向受益的农民征税，用以补贴养蜂人，这种办法称为外部性的内部化。存在外部性时，经济效益和社会相背离，经营者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却不能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佳。内部化的方法就是解决两个效益不一致的手段。工厂排污的外部损失转化为工厂的生产成本，养蜂的外部利益转化的养蜂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依旧可以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内部化的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充其量只能对外部性的扭曲多少起一点限制作用，比之不采取措施应该好一点。 小汽车这种商品是否有外部性？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是一种负外部性。首先它排出带污染的气体，损害了居民的环境；其次汽车增加了道路的拥挤，造成堵车，浪费了其他人的时间，为了解决堵车问题，势必要多修道路，增加立交桥，这些都是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工程费用不是由开车上路的人负担，就会由其他百姓负担。这不但不公平，而且会鼓励大家去买车，造成马路上格外地拥挤，因为使用马路不必付费。 用内部化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其实质是使权利和责任对称，任何人不得不付代价地损害旁人的利益。治理污染的原则之一就是“污染付费”，同样地，解决道路拥挤的办法之一就是开车上路者付费。北京在近几年内修造的二环、三环等道路工程，花费几十亿元。平均在每个北京市民身上的负担每年超过1000元。将来还要造更多的路和桥，花费还要多。然而这些道路完全是为了汽车，其中大约90％是小汽车使用者，行人和自行车不许可进入。一般而言，经常使用小汽车的人都是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如果从一般市政税收去支付造桥造路，无异于让一般百姓去为高收人家庭义务劳动。上面这些讨论无非是想说明，政府必须对使用汽车的人额外征收道路交通税。征收的具体方法可以在购买汽油时征收，或在买汽车时征收，或在车辆年检时征收，也可以在路上设卡。这要比较何种方法的社会成本更低，税赋更公平合理，偷漏税的机会更少。拿北京的情况而言，粗估每辆汽车每年大约要缴近一万元，才可保证道路的建设、维修和管理。 我曾去过新加坡、香港、马尼拉、汉城。比较这四处的城市交通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个奇特现象。新加坡和香港是城市国家（或地区），弹丸之地汽车又非常之多，想起来堵车现象必定远比马尼拉和汉城为严重。但事实上恰好相反。新加坡和香港虽然也有堵车，但等待很少超过五分钟，而马尼拉和汉城堵车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是家常便饭。所以马尼拉的豪华饭店装备有直升飞机，用来沟通旅馆到机场之间的交通，否则根本无法保证赶飞机不误点。其所以有这一超乎寻常的现象，是因为香港和新加坡对汽车课的税极重。在这两个城市里，新汽车的牌照费大约是汽车本身价格的二至三倍。政府收了如此大的一笔钱用于交通建设和管理，这种政策一方面适当限制了小汽车的数量，一方面改善了道路和交通条件，减少了需求，增加了供应。所以交通状况得以保持较正常的秩序。当然，道路的拥挤不光是买新车的人造成的，每一辆在马路上跑的汽车都应承担同样的责任，所以为了避免拥挤也应对已经上了牌照的汽车征税。附带说一句，北京开始对迁入北京的外地人征收城市容纳费，每人10万元，但只对外地迁人北京的人收容纳费，难道已经在北京的人就不引起城市的容纳费吗？ 适当限制小汽车，相应地必须发展公共交通，包括地铁、公共汽车、电车，还可算上出租车。公共交通的建设也是花费巨大的投资。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要求出发，公共交通也不应当由政府补贴，换句话说，不应当由不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去为使用的人支付费用，但从公平的角度看，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多半是一般工薪阶层，收入比较低，用全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他们．也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补贴也应该有个限度。 据我看，目前北京公共交通收费太低，已经低得不合理，大大地脱离了成本。这将极不利于北京的公共交通建设。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 上面的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几个不同的场合提出来过，引起了不少讨论和深层次的反省。下面先将这个问题再复述一遍。 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里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抓住市场经济中的劳动报酬和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区别。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固然不错，但完全没有注意到不同经济制度中劳动报酬是不同的。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的报酬就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与任何别人都不发生关系。别人的劳动好坏，甚至是否存在周围人群，都不影响他的报酬。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报酬是货币，货币的购买力就和别人的劳动效率有关。换言之，市场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多少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所以问题的答案要从经济效率中去寻找。 什么样的社会具有经济的高效率？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可是做起来却远非如此。 先说人尽其才。在自给自足经济中无所谓人尽其才，因为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都要种粮、种棉、造房子等等，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职业，各人的才能秉赋也有极大的差别，市场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专长提供了机会。仅仅由于这一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以极大地提高。所谓职业，就是一个人为其他人服务的途径。由于社会有了分工，形成了职业，每个人向别人提供自己专长的同时，也享受到别人的专长，你可以享受到名厨师烧的菜，听到第一流音乐家的演奏，欣赏尖端运动员的表演等等。所以寻找工作或谋职，是寻求自己最有专长、最有兴趣的工作，并不是放在一架机器里做一颗螺丝钉。 然而如何保证各人能找到最能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就远非易事了。叫医生去种地，叫音乐家去炼钢铁，叫炼钢工人去管大学，社会就要遭难，每个人的收入都会降低。每种职业需要的人数不同，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还会有新的职业出现。人的才能和兴趣是由各人主观决定的，它未必正好满足社会的需要。会唱歌又想当歌星的人远远超过社会可以容纳的歌星人数，所以从宏观上看，要满足每个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市场有一种筛选机制，在一个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内，它会区别出谁是世界级歌星，谁是国家级，谁是地方级，谁是卡拉OK级。上不了级的说明他在这方面与别人相比并无优势，他应该寻求其他机会来为社会服务。一个社会要做到人尽其才，就要有劳务市场，要有人才交流，而且要让一切人支付很少的代价就能方便地利用这些设施。政府应帮助失业人员重新培训；学生在进职业学校或在大学选科时应当得到充分的市场信息和政府的指导；就业和人才情况要有充分的信息交流，尤其是人事部门要帮助人员的优化流动，而不是设置障碍，或自以为是地瞎指挥。 要鼓励人尽其才，就应对施展才能的人给予恰如其分的报酬。一个社会如果经常亏待创造了更多财富的人，就说明这个社会在制度上出了毛病。人出于公心，无私奉献当然值得鼓励，然而作为一种取得报酬的制度，却决不可一味强调觉悟。尤其是，如果创造财富的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这部分财富必定被没有创造它的人所瓜分。中国虽然还穷，但有许多地方比最富的国家还阔气。中国街上豪华型小汽车的比例大大超过美国；中国公款吃喝一年几千亿；非但吃喝，连嫖赌都可以报销；中国开会时多半要送礼品，有些名人家里的公文包堆有几尺高。至于贪污贿赂，不义之财更不在话下。这些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可是没有分配到创造它的人手中。却分给了不相干的人，人们的工资所得怎么能不减少？在传统经济学里常说社会要做到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则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分配，这就是“要素市场”。如果能杜绝一切非要素市场的分配，堵塞了漏洞，人们的劳动报酬当然会提高。 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有一些人并未创造财富却能分享别人的成果？这与一个社会如何在其成员之间分配全部产品的制度规则有关。所谓经济制度就是人们分配社会产品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出卖生产要素，从而获得其收入。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有二，一是将最终产品的产值相加，二是将要素所得相加。这二者应当是一致的。此处暗含的意义就是，创造出来的财富都分配给了创造财富的人。在计划经济中，人们从事生产不是为了出卖所创造的财富。社会也不鼓励人们追求自利，相反鼓励劳动而不计报酬，这当然很高尚。可是没有分配出去的财富却为少数侵占别人利益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手中有权，权可以与钱相交换。这种分配制度不但存在于要素的使用上，也存在于消费品市场。有一部分消费品不是拿钱就可以买到的，还与“此人是谁”有关。过去友谊商店要持外国护照才能进入；特供商店专供持有特供证的人；软席卧铺票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才可购买。在这里也是权在起作用。我国在引进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这些分配规则已逐步地被市场交换所取代。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用钱代权的过程。 再谈谈物尽其用。每种资源都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用途，粮食可以吃，可以做饲料，做工业原料，也可以出口；电力的用途则更广泛，也许可以提出1000种。究竟每种资源如何分配，何者最急需，奇 -書∧ 網需要多少量，这都属于“物尽其用”的范围。从另一个角度看，每种资源又有不同的生产方法。发电可以用水力，也可以用火力；火力发电又可以烧煤，烧油或烧气，还可以用核能；用燃煤发电机组，可选用的技术路线又有许多种，在每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必定有一种技术是最节约的。比如在靠近煤矿的地方，煤得来容易，就不必用复杂的技术去节约煤，因为复杂的技术是要花费成本才能得到的。这许多资源配置的问题，外行人看起来似乎不难解决。正好像Ａ小姐和Ｂ小姐谁更美一些一样，每个人都能容易地作出回答。可是经济问题不是主观价值判断，它要经受客观检验。而这个检验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只有市场经济制度下这个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客观评价系统。过去人们常说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造成这种浪费的根本原因不是计划人员不努力、不聪明，而是作为一切经济评价基础的价格出现了扭曲。价格完全是价格管理部门的主观产品，尽管他们也力图“使价格符合价值”。可是，什么是“价值”又陷入了无穷尽的争论之中。 市场经济另辟溪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摆脱了一切理论上的争论。直接从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它的方法是让市场去调节价格，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下跌，最后使一切商品和服务均处于价格均衡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用钱可以买到任一种商品和服务，而且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于是钱就成为衡量价值的精确度量。因为价值不存在绝对的度量，一物的价值完全是相对于它物而言的。一件甲物可与两件乙物交换，我们就说甲比乙的价值高一倍。当一切物品的价格都经过供需调节而达到均衡状态时，任一种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与另一种商品交换，钱就成为价值的标准。在计划经济中人们怀疑用钱度量价值的客观性，因为许多东西不是单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像黄金、外汇、土地等，还被排除在交易之外。一商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受其他商品价格的影响。如果有这许多商品不能通过钱来交换，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将被扭曲。 在一个允许价格随商品的稀缺性浮动的经济内，资源会流向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地方，不必由外人去干预。最近北京发生了王府井新华书店搬家之争。不少人听说在王府井开了几十年之久的新华书店被迁走，觉得非常惋惜。有的人认为书店被商业挤走是斯文扫地，于是乎动了感情，非要挽留不可。但是在一个发育完善的市场内，书店应该设在何处？一块土地该派什么用场？市场的竞争自然会作出判断。书店并不是放在繁华区最恰当，一块价格昂贵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用来开书店也是大有疑问的。美国的金融一条街华尔街，银行林立，但并没有书店。解放前的上海外滩也是银行和海关的地盘，到了计划经济年代，外滩这块宝地变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现在引进了市场机制，外滩又要办银行了。资源能用在产出价值最大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能得到发挥，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均衡不但解决了经济评价的客观标准问题，而且提供了激励机制，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稀缺商品而得利。在一个具备正确评价系统的环境内，每个人的努力都为增加社会财富起了作用，任何浪费的劳动将被市场惩罚，表现为企业的亏损。所以市场经济具有非凡的活力。人类社会引进市场机制的二三百年来，社会的生产力空前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生活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情趣，这是近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即近二三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首先，发展科学技术要聚集一批有专长的人才。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红代专，把大批有巨大科学潜力的人送到工厂、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当时提出这样做的理由也是极其动听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事情决不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只是提供了生产工艺的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不能指出哪一种可能对社会有益。只有可以商业化的技术，它能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才有推广的前途。这一筛选过程也只有在市场制度之下才有可能。当然，市场环境为发明人提供了巨大物质报酬，成为科学技术的推动力。 分工是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泉源。因为通过分工可以实现专业化生产，使各种自然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北方人要吃桔子，不必自己去种，可以利用南方的气候种植桔柑，然后通过交换得到它。分工又可以利用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分工又培养了各种专门技术的工人。一个人专攻一种技术，一定可以做到精益求精，并创造出高效的专用工具。分工是在价格引导之下发展的，它使各人各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计划经济是有分工而无正确价格的制度，它无法区别出何人何地具备何种优势。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该进口的东西在出口，该出口的东西在进口，正是价格错乱造成的。 市场有这许多好处，人们参与市场难道就没有成本吗？有的，这就是交易费用。它包括搜寻价格和交换对象的信息费用、谈判和制定合同的费用、万一毁约的损失和诉讼费用。要降低交易费用就要有畅通无阻的信息交流，各种制度的透明规定，精简高效的行政手续，与人为善的政府管理，诚实且守信用的商业行为，有妥协退让精神的谈判对手。我国在交易费用上的巨大浪费，是我国不能迅速致富的极大的原因。手续繁，互相推诿，重复谈判，责任不明，使得做成一笔生意十分困难。极高的交易费用阻碍了市场交换，购买不如自己生产，这是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原因。交易费用高与所有权不明确有关。公有制的财产究竟谁有权说了算非常模糊，于是扯皮就成为必然。明确界定所有权可以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己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所以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对明确产权给予了特殊的注意。社会的经济效率从更深层次分析，还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有关。杀人越货，欺诈勒索都是犯法的事，都有法律在管理。但开会不守时，说话不算数，工作拖拉，得过且过，待人粗暴，这些都不算犯法，却会造成重大浪费。光是开会开车交货付款不守时造成的不便和纠纷，一年的损失可能上百亿。工作马虎，产品质量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门窗关不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路灯不亮，书籍缺页，邮件送错，电报延误，打电话总机无人接，更不用说各种劣质产品，这种质量问题己变得无孔不入，无奇不有，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品尝互相提供的质量苦果。这类的经济损失每年至少几千亿元。质量的背后是责任心、敬业精神，总之是道德问题。有人以为市场经济就是人人追逐私利，是道德沦丧的经济，这是极大的片面理解。事实上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讲礼貌、重信用、守秩序、尊重人、富有同情心的社会。道德和市场并不互相排斥，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制度如此美妙，它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人类社会还要进步吗？它应迈向何方？当然，市场制度虽然比之人类社会过去尝试过的各种制度优越得多，但它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它起源于人类对物质欲望无休止的追求。市场经济也没有找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有效手段。过分地突出个人权利，发生了权利和责任的脱节，表现为吸毒、依赖心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市场规则之有效，仅仅限于处理企业、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和家庭内部，市场规则并不适用，甚至还产生负作用，工人不能事事与老板处于平等地位讨价还价；家庭内部更不能“按劳分配”。我国国营企业的缺乏效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的稳定性严重被削弱，都与市场制度的泛滥有某种关系。 1994年11月20日 建立绿化祖国的新机制 经过中央的提倡，人民的积极参与，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己从停滞多年的12.8％提高到13.9％，然而这令人兴奋的数字掩盖了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即可采伐的成熟林依然面临短缺。以我国两个主要采区内蒙和东北为例，前者的林木蓄积量与1949年相比减少了80％，后者单位面积的林木存量减少了40％，这将严重限制今后的采伐量。现在我国木材价格已经很高，每年从国际市场进口近10亿美元木材及其制品，但因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对木材需求增长的速度必定超过树木生长的速度，木材价格将继续上升。同时因各国都关心生态保护，对木材出口趋于减少，所以国内木材价格很难借助国际供应而降下来。这一切使得种树在我国可以成为一项获利丰厚的行业。国务委员陈俊生强调，要把林业作为绿色产业来办，正是针对这一分析作出的结论。 过去几十年来林业发展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对经济效益重视不够。全民义务植树的政治动员，虽然对唤起全民重视绿化祖国起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上看，也是成本高，收效低的方法。正因为投入多而产出低，再加上国家能投入的人力有限，绿化进度极不理想。按目前国家通过计划拨款直接用于造林的每年不足10亿元，照最起码的单位造林投资所需资金计算，这样的投资造林速度半个世纪也不能将宜林荒山全部披上绿装。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已超过几万亿元，如果将这笔钱的1％投入造林，也比目前造林投资强10倍，造林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 传统造林方法不需投入大量机械设备，倒是耗用大量劳动，因此是一项劳动密集产业，而且造林技术简单，普通农民都可以参与。一旦城市资金流入穷山沟成为穷苦农民的工资用于造林，荒地加上阳光雨露每分钟都能生长出财富来。现在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力流向沿海地区，固然对全国经济产生有益的效果，但引起的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农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往往不易适应，他们承担的家庭分离的痛苦引起不少难以用金钱计量的社会成本。对城市而言，增加了住房、交通的拥挤，有时产生新的治安问题。运送5000万农民往返东西部之间，已成为我国铁路系统无法承担的巨大压力。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西部贫困地区流失大量精壮劳力，使当地的经济更难赶上发达地区，长此以往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相反，将几十乃至成百亿绿化资金注入贫困地区，将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作用。钱是交换的媒介物，是市场发展的触媒剂。钱流入缺钱的地区将促进当地交换和分工的发展，使面貌迅速改观。 对城市居民而言，在银行存钱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我国资金市场很不发达，很少有其他的投资渠道可供选择。如果资金可以投向绿化祖国，还有高出一般的投资回收率，居民无疑会乐于出资。将钱投入于绿化和存入银行有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后果。如果投入绿化，钱已变成了树木，万一发生通货膨胀，投资者也无法将它重新变成钱到市场去抢购（除非有另一位愿意将钱从市场上转移去购树木，从而减少市场上同样数量的资金）。而且投资者也根本不会惧怕通货膨胀，因为木材的价钱会跟着通货膨胀而上升，所以投资造林将有利于宏观的经济稳定。 树木除了本身生产出木材及相应林产品之外，它还产生重大的生态效益。植树有利于水土保持，减少江河中泥沙含量，延长全国上万个大小水库的寿命。森林是动植物的最佳栖息地，因而增加森林有利于保护濒危物种。每一棵树又都是一个小水库，下雨时涵蓄雨水，干旱时通过蒸发将水分返回到大气中。大气中的水最终有一部分重新成为降雨，所以植树是毋需投资的水库建设。有的学者认为森林可以形成一条空中河流，其输水量不小于长江西段南水北调的水量，而投资仅几十分之一。森林又有利于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降低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危险。国外学者研究一致的意见认为森林的生态效益比之它的直接产出的经济价值大五倍乃至十几倍。对于中国严重缺树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应该接近其上限，所以投资于绿化的人，无意中又为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做了好事。 城市储蓄投资于绿化造林，既然有如此大的效益，何以没有成为现实呢？首先是过去几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绿化机构、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们办事的方法习惯完全与以商业目标导向的林业不相容，因此要进行巨大的制度建设工作。其中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关于林木所有权的保障，使谁投资谁收益（有别于谁种谁收）的原则能牢固地确立。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司法及日常管理上要有一整套的具体办法，特别是当地政府，包括林业行政、公安、交通、市场管理各部门的全面配合，使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第二是发展森林保险业。造林是风险很大的投资，有虫灾、火灾、干旱等难以控制的因素，一旦受损投资可能全部化为乌有。为了解除投资者对风险的顾虑，必须开办森林保险。第三是建立活木林市场，即未成熟的各种树龄的森林都可以买卖，因此投资者不一定要等几十年树木成熟达到采伐期才能收回投资，而是随时可以出售，使投资兼有活期存款的方便。活木林市场的另一个用场是对树林的价值的估测，使投资者不必等几十年后才知道自己投资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这对于改善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方向，提高树木的经营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意义。最后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森林所有权的各种方式，其目的在于寻求投资者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权责利相对称的结构，使报酬和贡献相称。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寻求交易费用，特别是监督费用最低的产权关系，林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一点是投资者往往远离生产现场，因此极难监督他所投资金的操作实绩。贷款给农户种树，林地的承包和承租，公司结构的科层监督，代理人监督等都是不同的产权结构方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有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以后我国林业部门在保险、活木林市场、不同产权结构方面都有不少尝试。如果能吸收外国经验，将加速这方面的进程。 随着以上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一定会有大量资金拥向有丰厚利润的造林事业，造林业有了资金将吸引各种与造林有关的专家参与造林活动，其中有选种、育苗、营林，防火、灭虫、采伐，运输、保险，地产、法律。资金加上人才，造林业将从传统工业被改造成为具有高生产率的现代化林业，它不再是农民扛锄头上山的简单活动，而是专业知识和专门机械武装起来的新林业。目前我国林业在劳动生产率，木材蓄积增长率等一些主要指标方面只及发达国家同类指标的几分之一，其根本原因是传统林业是缺乏以资金武装、以利润导向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社会化分工。缺乏分工的产业必然是低生产率的。 建立于基于市场机制的新林业，由政府主办的林业还有需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林业之所以可以通过市场来推动，是因为它可以获得利润。然而有不少情况下造林并不能获利，而从生态保护的观点看，在这些条件下造林仍属必要。此时的林业要由政府动用全体纳税人所纳的税金去造林，譬如在交通极端困难的地方，在沙漠边缘，在不适于人类生活而树木却可以生长的环境。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发展林业新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将有大笔资金拥向绿化。我国的绿化高潮必将来临。 1994年2月18日 全新的“能源服务公司” 由于节能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许多企业节能的潜力又很大，为了开发这一潜力，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能源咨询公司，叫作能源服务公司，这些公司中办得成功的不多，大多数维持自身的存在还很艰难。既然节能潜力大，为什么这些咨询公司未能大展鸿图呢？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切入节能工作的特点，而仍旧用一般的咨询服务公司的方式在运转。事实上国外从事节能服务的企业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近年来他们摸索出一套全新的运转方式，立刻使这个行业大放光明。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简称为ESC(Energy Service Company)。它使节能的潜力大大地被发掘了出来，使一国的能耗水平显著地降低，为工程和管理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机会，增加了就业，而且减少环境污染，真是善莫大焉。 能源服务公司（ESC）运营的特点是什么？它以我们所熟悉的承包机制来服务。ESC瞄准能源生产或消费的厂矿企业。为企业诊断出通过节能减少原料消耗、增加能源产出的具体途径。然后和企业签订合同，ESC从节约能源的价值中分得自己的服务报酬。其结果是企业得利，ESC挣得了收入，社会减少了能源浪费，减少能源运输和投资，而且还减少污染。但如果ESC未能实现节能目标，它将失去其根据合同应得到的收入，所以他们的运作承担着风险。换句话说，企业不承担节能投资的风险，几乎是坐享其成，风险转移给了ESC。因此ESC和企业谈判时比较容易成功。 能源服务公司是按“交钥匙”原则来承接项目的。ESC 看准了一个节能机会之后，负责提出技术方案，筹集资金，组织施工，负责设备安装，培训人员，一直到核定节能成果，这才算项目完成，才能得到服务的报酬。其中任何一步失误，都可能导致项目失败。这也决定了ESC必须由配了套的各类专业人员组成，其中包括能源技术专家、筹款专家、能源审计专家以及经营管理专家。国际上大的ESC有上千名雇员，有的发展成了跨国公司，像美国的EPS（能源运行服务公司）在全球的17个城市内设有分支机构，年营业额近10亿美元。但小的ESC仅仅十来个人，他们或从事较小的项目，或者将部分工作分包出去，例如设计委托给设计院，施工包给安装公司。 ESC常用的技术包括换用高效锅炉、高效马达、风扇和水泵，调速马达、余热利用、改进绝缘，提高照明效率、建筑物综合节能、联合循环发电、热电联产、输配电改进、集中供热、汽车节能、专用设备节能、负荷的时间调整、设备和负荷重新配套。但作为能源服务公司，其服务范围不一定只限于硬件的更新，也可以为企业从事能源审计、某一节能方案的经济可行性计算，进行DSM（终端能源管理），设计负荷合理调配等，并尽量将这些工作归纳为ESC所特有的方式来获取其服务报酬。在以上这些节能方式中，照明改进的潜力最大，可达50％以上，其次为联合循环、建筑物节能、高效家用电器。大多数投资还本期都只有两三年。 成立能源服务公司除了人员配套是关键之外，筹资也往往有困难。在许多国家里，节能是政府的政策，再加ESC活动的风险小，还款期短，银行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最近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此设立了专项贷款基金，他们不但提供低息贷款，还帮助介绍各国ESC运行的经验。根据最新的估计，全球ESC的市场容量目前为每年340～420亿美元。未来的10年内可能增加到每年约8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现在全球的ESC业务中有41％集中在美加两国，OECD的欧洲国家占了21％，OECD的太平洋国家占了13％，而发展中国家仅20％左右。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节能的潜力大于发达国家，所以ESC业务在这些国家中理应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特别是中国，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耗能大国之一，能源浪费现象相当普遍，节能可以节约投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轻运输压力。但迄今为止，按ESC方式运营的单位可能还没有问世，这个潜力有待我们去发掘。 按ESC方式开展业务的障碍何在？在许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里，ESC方式运营往往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能源是国家补贴商品，价格低，节能的真正效益被低价格所掩盖。ESC不能从中取得应得的份额。其次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并不着意追求经济效益，利润不是衡量他们业绩的首要指标，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官衔，而官衔主要靠与上级的关系而不是利润。企业对节能不热心，ESC就难以与企业达成节能协议。发展中国家资金市场不发达，资金不是流到获利最大，还本期最短的地方去使用。像在我国大笔资金用在了最没有效益的地方，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致使有效益的项目反而贷不到款。整个投资环境不良，三角债拖欠不还，商业信用差，产品质量低，交货不按时等等都会影响ESC的正常运营。 ESC的业务中带有关键的一项是如何准确计算出能源节约的数量。能够计量的是用掉了多少能。电度表、磅秤、流量计等都只能量出实际的消耗量。没有消耗掉的是多少，或节约的是多少则测量不出来，而要靠计算。当然这一计算并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原先的测量，而且计算的方法要与企业事先商量妥当，否则容易发生扯皮。 我国正在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市场力量将日益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价格扭曲在减少，企业自主权在扩大，低效的企业被淘汰，厂长经理更将关心自己企业的利润，特别是大量非公营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些都为ESC在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我国能源市场，特别电力始终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节能节电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各地的能源咨询公司可以逐渐朝这方面转变，特别是其中素质较好、人员水平较高、有能力与国外沟通的，可以与美国EPS等大企业联营。小的咨询公司只要有能力有志气也可以赶上来，例如帮助企业改装调速电机以节能，可以向电机制造厂赊购，分期从所节电价中偿还。而且节约了耗电，可以将电厂的容量腾出一些来，向新用户供电，每供一个千瓦可以节省几千元投资。这部分费用可以与电厂或电力局协商分成给ESC公司。我们还应该向社会呼吁，在贷款、工商注册、税收、广告、环境管理等方面向ESC开绿灯，把我国的节能工作大大地推前一步。 1995年4月19日 他山之石 这里的“他山之石”指的是生在南京，长在台湾的海外学者高希均教授的两本文集：Ⅰ《观念播种》和《优势台湾》。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1947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60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那年冬天，我们全家拿破棉絮裹身才挨挺过来。 曾几何时，今天台湾变成了大陆同胞向往的地方。只要对方准予入境，大陆单位和政府全力协助办理赴台手续。这个变化在28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怕连高瞻远瞩一万年的英明人物也未必料到。当前，过去两岸对立的历史教训已不在大陆居民的舆论视野之中。然而如果翻开这几天的报纸，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杀，南北朝鲜的对立，穆塞停火的困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不共戴天。这些新闻某种意义上正是海峡两岸之间28年前势不两立的翻版。其实，中国人今后是否永远不会重蹈覆辙，也是很难说的。 发生这种不必要的人群之间相互仇视的具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其间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即社会的封闭性，信息交流被阻甚至被垄断。大陆同胞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私通海外是“文革”其间知识分子被批斗的一个主要原因；偷听敌台则足可以被判刑。台湾在30年前怕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步先是要有“听”的自由。改革15年来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一切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高希均教授文集《观念播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高希均在台湾中兴大学毕业之后，于1959年赴美深造，1964年获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获得大学终身教授以后没有继续留在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里，而是分出一半时间回到台湾从事观念播种的事业。30年来一共用中文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19本书，总计达400余万字。他还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了《天下》和《远见》两本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1988年首次访问大陆以来，他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至今已经出版多种。传播观念，开发民智，决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话说：移山比观念改变还容易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高希均的大部分文章都和经济有关。经济问题是最容易产生误区的领域。误区之一就是“白吃午餐”。1977年高希均写下《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误导了许多舆论，甚至产生错误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词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首创的名词，高希均利用它评论了台湾的许多经济现象。首先是关于工资标准。拿工资的人都想工资标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员不裁减，增加工资等于白吃午餐。其实，说到底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取决于工资标准，而是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学金。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府，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30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定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贬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府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1959年台湾的蒋梦鳞先生（1964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1980年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台湾的国营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消。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帐死帐，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私人办邮政 市场之所以能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是因为有竞争。然而市场里有垄断，垄断排除了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垄断是市场的大敌。 美国是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极高。然而美国的邮政因为具有垄断性效率很低。邮政局里排长队是常见的事，大家都有意见然而奈何它不得。后来出现了私人办邮政，那就是快邮公司。现在快邮公司已经不止一家，据说有些城市还出现了私人办普通邮政的公司。看来邮政的垄断局面在美国已经不长了。 我国的邮政一直是办得比较好的。从解放前开始就以可靠、迅速和能抵达边缘地区而闻名于世。解放以后邮政系统还保留着自己的服务特色，相对于其他服务部门而言服务的质量还比较好。可是自从开放改革以来我国服务业的服务态度从总体上看已经大有改善，相形之下邮政却显得相对落后。而且邮政的垄断地位已经成为它自己进步的障碍。由于谁也离不开它，它可以任意开价，否则拒绝为你服务，你总不能为了一封信坐火车到千里之外跑一趟。不论邮局开出什么苛刻的条件顾客只有服从的份儿。如果你不识事务，非要争个明白，到头来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大家虽然对邮局有意见，却很少有人当面提意见，顶多在背后牢骚几句。 邮政系统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如果投递延误或错误就会耽误用户的工作，有时会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投递收费太高，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以目前对出版物发行的收费为例，邮局要收取报刊定价的35％，一本杂志如果售价是两元，邮局为了经办定阅和投递就要收取七角钱。出版部门核算下来自己发行的成本远远不到七角，所以大一点的出版社纷纷自己组织发行和投递。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己去搞投递，显然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由于邮局定价高出成本太多造成的。这里我们看到价格如何影响社会对资源的利用，当价格定在成本之上时，一切高于此成本的活动都不会发生。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只有最低价格才能存在，此时社会将以这种最低的成本来完成特定的经济活动。 由于邮政对出版社收取的发行费用大大高出印刷品的邮资，出版社开始将自己的出版物按印刷品邮资通过邮局寄送。虽然多出了不少写地址、贴邮票、装信封等工作，但总的成本还是比委托邮局发行的费用低。以后邮局也许是为了对付出版社的这种战略，规定了严格的包装要求，即使是印刷品也要全封闭式包装，而且对于大宗邮件的寄送还要额外收费，这就进一步抬高了出版社自己发行的成本，从而迫使出版社将发行交给邮局。邮局自己在投递印刷品时却可以裸装，节省了写信封、贴邮票等成本。这成为邮局的垄断超额利润。附带说一句，在美国，报刊杂志全都是裸装，发行单位在报纸或杂志的反面贴上一张地址条，就可以投邮。美国总体上的富有，是一点一滴讲究资源利用效率的结果。 后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了自行组织起来的发行网，与邮局竞争。虽然他们在设备、组织，经验等方面远远比不上邮局系统，但他们的投递成本还是比邮局的要价低，所以他们能站住脚跟。这种发行网当然只能覆盖本地区，对于寄往外地的印刷品还不能和邮局竞争。最近又出现了城市间发行网的联网，实际上等于是另外一个邮政系统，他可以和现有的邮政竞争。根据今年9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六和第七条的规定，这种做法是受到保护的。看来我国邮政的垄断局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变。 邮政系统的这一做法不但破坏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还极大地抑制了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知识界因为待遇比较低，购买力弱，已经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制约。现在又加上了邮政系统超利润的负担，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报刊书籍的出版首先要负担定价1/3以上的发行费，本来因为购买力弱而缩小了的市场进一步被压缩。学术性的书刊很难得到发展。邮政系统为了鼓励文化发展而对印刷品收取较低邮资的规定，已被超额发行费完全抵消还尚且不足，可见邮政垄断利润的间接危害已经波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前途。 放着现成的邮政系统不用，自营报刊发行，这一做法是好是坏？单纯从资源利用来看显然是不利的。然而自办发行终究对邮政是一种竞争压力，能促进邮政系统的改进。最近在邮政系统发生的几件事说明了它的垄断地位正在进一步腐蚀自己。绿条子的问题远远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又出了新问题。一是邮局强要汇款的收款人先存款三至六个月；二是故意拖延几个月才通知取款人领取；三是收件人收电报、挂号信、甚至平信都还要向邮局交钱。所以我倒希望自营的报刊发行系统能发展成为兼办普通邮件、汇款、挂号信，能与邮政竞争抗衡的事业。垄断不但降低资源利用的效率，而且败坏社会风气。这并不是邮政系统的人员素质差，而是行业垄断造成的。所以总的办法不是提高人员素质，而是取消其垄断地位。 1993年12月9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 孔子告诫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里有一句类似的话：“己所欲，施于人。”从表面上看，前一句话是后一句的否定形式，似乎二者并不矛盾。但细分起来却有重要的差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道德信条的基础。它的意思连小学生也能解释：每个人不要做他认为讨厌的事。它不像“学雷锋”，“精神文明建设”一类说法的含混不清，这一信条特别高超的地方是，它告诉人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它是从消极的一面叙述了人的道德守则。它强调了每个人无权干预别人的事务，尤其不能对人做他自己都不喜欢的事。它隐含着人与人平等的观念。这与当今的人权观念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罪恶，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损人利己，不都是违反了这一简单的信条吗？如果人人做到了这一信条，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己所欲，施于人”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对别人做好事；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推行道德守则。好的道德守则，似乎不应该是消极的，更应该是积极的。一般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错，然而这里有一条根本的困难，即你未必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万一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己所欲，施于人”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有所不同。即使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你只是“勿施于人”，并不会对别人有所伤害。 “己所欲，施于人”造成对别人的伤害，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敬酒也许是我们最经常遇到的一例，自己喜欢吃肥肉而硬叫人也吃，则是另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小事，无伤大雅。但以这种积极态度去制定政策则可能闹出大事来。美国出兵索马里，目的是去解救饥荒，制止内战，应该说出自好心。但事与愿违，固然有不少索马里人欢迎美国人的进入，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情绪激昂高呼美军滚出去口号的当地百姓，再有是输出革命，也是“己所欲，施于人”，革命对我们有益，谅必对你们也有益。“己所欲，慎施于人”恐怕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信条。 人权是与特权相对立的观念。一部分人有了特权，其他人便无了人权。拥有特权的人不但“己所欲，施于人”，而且已所不欲也施于人。如果人人都有了人权，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有特权。所以人权能成为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不但管理一国的内部事务要以人权立足，国际关系的准则也应如此。美国在索马里奉行的政策不符合人权，因为他遵从了特权。一个美国兵被杀，美国控制的新闻机构大肆宣传，白宫和国会反映强烈，并且立刻在外交上有所反映。而一名索马里百姓被杀，新闻里轻描淡写他说一句，甚至连一句也不说，好像只是踩死了一只蚂蚁。人和人平等不平等，从这些比较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从缘由上看，美国出兵索马里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正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推行得过了头，才发生了违背初衷的不该发生的事来。可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今天是否醒悟到这一点，还很难说。 恐怖主义是美国反对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反对的。恐怖主义的手段之一，是将无辜者押为人质。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杀害人质以示做。美国为了警告或报复伊拉克企图暗杀布什前总统，派飞机前往袭击。如果击中了那些未遂的凶手，伸张了正义，这样的行动可以为大家认可。可是事实上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这种行动和恐怖主义何异！从反对恐怖主义出发，最后自己变成了恐怖主义者，也是因为把“己所欲，施于人”推行得过了头。 那么什么是对待索马里事件的正确政策呢？如果当地百姓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里就不会发生内乱和饥荒。反过来说，如果当地人不懂得或不愿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干涉，动乱就不可能完全平息。有了这个认识，就会懂得，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帮助只能限于缓解人民的痛苦，而永远不可能是平息内战。近年来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十分频繁，究竟什么是这些行动的目的？它的界限何在？一方面应该从过去的军事行动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从法学、伦理学、哲学的深度上理解儒家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道德的信条，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实践考验，而今愈益显出它的哲学智慧。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就可以便大下太平。 1993年10月28日 法律和市场各司其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违反市场规则的事情。有一些是故意侵犯他人的利益，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也有一些是由于无知，造成市场活动的混乱。这些都需要有法律来加以纠正。然而法律的作用是保护市场活动有规则地进行，却不允许它本身去破坏市场活动，不必要地干预市场，市场活动的基础是平等谈判和自由选择，除非侵犯了他人的利益，这两条基础是不容违反的；它们是法律的依据，而不是法律的对象。 市场已被证明能够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浪费现象，必定是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消除市场运行的障碍，而不是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更不应该用法律手段。然而在我国，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理论还远未能为大家所接受。相反，计划经济的方法倒是政府和企业都十分熟悉的。目前计划经济已不大有人提起了，倒是法律成了时髦名同。过去相信计划经济的人，忽然发现用法律管经济比之计划更有效，于是出现了用法律去干预市场而不是保护市场的一种倾向，企图制定“节能法”就是一个例子。 确实，我国能源使用存在着巨大浪费，但这种浪费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大低，煤矿和石油开采行业已经亏损多年，全凭国家补贴，人为地维持了一个低价格。现在不从纠正价格过低而想用比计划经济更强硬的法律手段来纠正能源使用的浪费，结果将引起别的种种浪费。例如为了满足节能法要求的节能指标，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浪费。法律不能代替市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要节约的不仅仅是能源，一切有用而稀缺的资源都是我们要节约的。如果节约要通过法律手段的话，我们不但要制定节能法，还得制定节粮法，节钢法，节约人力法，节约资金法……而且这众多的法律中必然引起互相冲突。例如为了节能而使用一台余热锅炉应该是符合节能法的，但这很可能会和节钢法相矛盾。所以达到节约避免浪费的唯一办法是将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告诉公众，让公众各自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环境选择最节约的设计和工艺。这相对稀缺性就是各种资源的相对价格。所以我们要节约的是用钱表示的相对稀缺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节约钱，节约钱就是节约了稀缺性，就是节约了资源。所以我们要求一个正确的价格而不是由政府补贴维持的价格，然后由消费者自己去作出如何节约的决定。只要有了正确的价格，消费者自然会按照所给定的价格去寻求节约的办法，用不着政府去操心，更不必请法院帮忙。 主张制定节能法的人另外一个理由是市场经济国家多数也有节能法。那里市场机制大体上能正常运作，他们尚且需要节能法，我们更需要了。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并未完整地了解那些国家制定节能法的背景及后果，以美国为例，1974年到1986年那里石油价格人为地订得比国际市场价格低，因而造成了巨大的石油浪费。因为石油生产者比石油消费者人数少。议会里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不能通过取消石油价格管制的法案，却通过了节能法，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纷纷著文，指出美国的节能法并未纠正能源浪费的问题，相反却造成了许多其他浪费。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也常常犯错误。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仍会如此，因为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终究是少数。他们即使有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最后的决定权却不在他们手中。最近纠正此类错误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决定取消不许商店星期天开门营业的规定。这项法律典型地代表法律干预市场而不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例子。正因为过去法律曾不恰当地干预了市场，所以近年来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在进行取消管制（Deregulation）的法律修改。究竟法律应该管理市场到什么程度，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依靠法律建设一个健全市场，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注意。 1994年2月17日 交换不是等价的 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但后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却并未按这些线索的思路去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经济学中有些基本观念包含着严重的逻辑缺陷，这些缺陷有不少是后来的学者杜撰出来，以讹传讹而形成的。所谓“等价交换”就是一个例子。 等价交换的意思是强调在市场交换中，不论是以货换货还是钱和货的交换，必定是双方都认可的。在钱货交换的情况下得到的货必定和用以支付的钱等值；对交换的另一方面而言得到的钱必定和交出的货等值。不等值的交换将使一方吃亏，交换将不能达成协议，因此不可能发生。 这一假说的问题在于，如果交换只是等价，人们不能从交换中得利，为什么人们要从事交换？如果一头羊换一柄斧是因为二者生产所花费的时间相等，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去生产而要交换？要知道商业交换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它本身并不能提供乐趣。相反达成一项交换协议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克服许多困难，有时还要承担风险，它不是什么好玩的事。然而市场上熙熙攘攘，人们奔走忙碌，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得利。可见“等价交换”一说完全不能解释千千万万的人参与交换的积极性从何而来的问题。 要解释交换双方都能得利，这只有在交换创造出新的利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交换是不能产生价值的。一柄斧和一头羊相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从物质上看没有任何变化，仍旧是一柄斧和一头羊，只不过是交换了所有权，这新创造的价值从何而来？使人困惑而不能摆脱“等价交换”理论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要突破这一难点，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当斧和羊交换时持斧的一方长于生产斧而拙于生产羊（相对于对方而言），而另一方则正相反。所以交换使各方都能利用对方的长处，避免了自己的短处，因此双方同时都能得利。我们能用三角钱买一盒火柴，因为对方长于生产火柴，如果叫我们自己生产，花上十倍的钱也未必造得出一盒火柴。当我们赚钱的时候，必定是以自己的长处上为社会服务并取得报酬。如果我是火柴厂的一名职工，我赚钱就是用我生产火柴的专长去换来的。因此当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被建立起来之后，一切生产的优势都被充分地利用。个人的专长、家庭的储蓄，天时地利形成的特点（例如热带作物必须在热带生长，一个良好的桥址能使当地地价提高），都可以成为优势。特别是资金当用于投资时就可能创造出优势，建火柴厂的投资就是创造出了制造火柴的优势。但是要注意，如果社会上火柴厂已经大多，新建的火柴厂就未必有优势。这要看新厂的生产成本是否比别的厂更低。 优势的概念完全是从比较中得出的，一个人、一间厂在某方面是否有优势，要从客观评价中去比较。这个比较的尺度就是价格。当你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比市场价格低，说明你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个人的优势是可以培养的，职业学校就是专门培养某种优势的场所。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要在社会中谋生，必须寻找适合于自己专长的职业，培养自己的优势，否则的话，只能一不怕苦，二不怕脏，甚至不顾危险，去做那些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作。 上面从交换的不等价谈到了培养优势和社会分工。我们再回过头来问，交换的商品虽然不等价，似乎应该有一些别的相等的东西在交换中起作用。否则就会发生一平二调这种极不公平的交换，是的，交换中有相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选择是自由的。所以“等价交换”一说，应该改为“地位平等的交换”，或者就叫作“公平竞争”。 1994年2月10日 道德建设中言教不如身教 大家都认为道德的特征是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它是反功利的。然而大多数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归根结底道德的基础是功利主义的，换句话说，只有别人得到了利益，自己才值得去牺牲利益，而且别人所得的利益比之自己失去的利益更大，这才是道德的正常依据。因此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目的去当苦行僧，如果一项道德准则将使一切的人受损，这将不成其为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道德在表面上的反功利看到道德实质上的功利主义，我们将永远无法掌握道德的精髓，而且必定在评论道德问题时陷入混乱。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内，会感到安全、祥和、融洽、幸福，这种气氛只有由周围人群的道德觉悟来提供。相反，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内，周围是一批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当自己陷入困境时，也不会伸手帮忙，甚至反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人，我们将感到紧张、不安，要处处提防坏人，要为自己的亲人担忧，这将造成一个令人焦虑的环境。试比较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将进一步认识到道德的功利特征。它对功利的要求与直接的功利主义仅有一点不同，即道德提供的利益是通过集体行为而实现的，但受益的仍是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而决不是抽象的“集体”。集体不可能感到融洽和幸福，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正像集体不会感到饥饿，或身上发痒，只有个人才会有这种感觉。 道德环境是由集体中的每一个人提供的，当每一个人提供这种道德环境时，往往要作出某种牺牲，当一位少女路遇歹徒时，路人拔拳相助，这使他可能经受某种牺牲。但他维护了一个道德环境。如果人人都有拔拳相助的道德，这个社会内将无盗贼的容身之地，因而是一个安全、融洽的社会。相反，当周围都是怕事之徒，眼看少女落入魔手，也宁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则必然盗贼蜂起，无法无天，最后这批怕事之徒难免终有一天同样落入魔掌。所以道德实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它是由社会的每一个人提供，又被每一个人享用。商品和劳务也为个人服务，但那是通过双方自愿的交换来实现的。而道德则是单方面提供，并非建立在即时的交换之上的。拔拳相助的义士并不要求任何回报。但当每个人都当义士时，每个人又都有机会享受社会的道德服务。 下面的例子可以更形象地说明道德是公共服务的意义。领一群小学生到公园去玩，教师告诉孩子们，在公园里不许乱扔果皮纸屑。当孩子们来到一所清洁很差、满地肮脏的公园时，孩子们会忘记教师的叮嘱，而和以前扔了脏东西的人一样，随便扔脏物。这说明，当人们没有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相反，如果孩子们来到一座卫生良好的公园，甚至不用教师的提醒，孩子们也会自动地保持公园的清洁。这说明，当人们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他也会愿意向别人提供这种服务。 这一例子有力地说明了何以道德建设身教重于言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动去为别人提供道德服务。别人享受到道德服务时，也会参与这种服务。光说不练，叫别人应该如何如何，自己却不照着去做，叫人怀疑你想“剥削”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不服务，却想坐享别人的服务，结果很可能被人嗤之以鼻。光有言教而无身教，比之没有言教更坏。因为别人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当欺骗盛行时，社会将面临道德崩溃的危险。 重大的丑闻对社会道德有极恶劣的影响。当林彪事件败露之后，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一落千丈。因为天天手里摇着红宝书，声称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国人民的副统帅竟然是一个阴谋家。人们普遍感到受欺骗，因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他可以骗人,我为什么不可以？”社会弥漫着欺骗时,人们做坏事的胆子变大了，因为“这么大的骗局都可以瞒天过海，小恶谅必无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中说谎而下台，此事虽然没有林彪事件那样严重，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逼尼克松下台，道德危机将不可避免。加拿大短跑选手约翰逊在奥运会采用服兴奋剂的手段得了金牌，同样是一大丑闻，因为他愚弄了全世界的观众听众，使人们怀疑奥运会颁发的奖牌究竟有多少价值。这些事实从反面论证了身教的重要性。 一个人向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未必能唤起全社会的回响，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并不能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享受。这正是道德建设中根本性的难题，要进行道德建设，更多宣扬好人好事，这样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逐渐形成一个互相提供道德服务的环境。这说明道德教育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但如果对光是享受别人的道德服务，自己却规避道德义务的人不加以批评，道德环境很容易被破坏，因为乘机捡便宜的人会越来越多，形成了风气就难于扭转了。道德建设固然要宣传雷锋、焦裕禄这样的英雄人物，但这仍是言教，顶多只是间接的身教。 直接的身教要靠社会中有影响的人物的带头。家庭中靠家长，学校里靠师长，社会上是靠各级政府领导。因此每一个家长、师长、领导要有道德责任感，要处处做表率。一位士兵跳入冰水中救人和一位政府领导跳人冰水中救人的社会后果不可同日而语。没有道德责任感的人没有资格当教师或政府领导。彼得大帝一世在俄罗斯寒冷的深秋跳入冰冷的水中去救援受困的士兵，因而罹病，几个月后去世。他一生功过不论有多少争论，他的人格力量无疑是伟大的。 重大的社会丑闻将对社会道德水平构成威胁。同样的道理，当社会处于某种特殊环境之中时，如果一部分人破坏了道德约束，可能导致道德崩溃，例如在最近发生的洛杉矾地震时曾出现大范围的抢劫。在战争临近，政府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时，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相反的例子也出现过，即人们普遍期望更高的道德环境将出现时，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可以在一夜之间明显地提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仓促逃离，由于普遍的贪污腐化，欺骗百姓，上海已处于道德崩溃的危机之中，但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共产党的新作风、新思想立刻给广大群众带来道德环境的新期望，一夜之间道德崩溃变成了道德升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敢于站出来和破坏公共秩序的壮汉作斗争，社会上坏人坏事无容身之地。1977年4月5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时，人们被一个共同的崇高的道德目标所鼓舞，几十万辆自行车整齐地停放在广场一侧，没有人看管，但没有一辆车被窃。这些正反例子说明道德是需要实践的，因此身教重于言教。 1994年5月 拗倔的乌托邦思想 乌托邦社会是中外古今一切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因为人类社会自从生产力提高到出现了剩余产品时，就产生了穷富、压迫与被压迫,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别。人世间的大多数悲居(都与社会制度有关，所以从制度上探讨理想之国一直是人类最重大的课题，而且这一课题对于思想深刻的学者们至今仍有巨大的诱惑力。 《礼记》中“大同”篇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要使人人和睦相处，必须出于公心，“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不要把东西扔在地上但也不必据为己有；人不应偷懒藏力，但出力不必为了自己。这种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后来人类社会无例外地朝着追求物质利益，通过交换发展分工生产的历史经验相去甚远。16世纪莫尔写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在他的书中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理想。清朝作家李汝珍写的《镜花缘》中有关于君子国的描述，在那个国度里，买卖双方的争吵和我们所见的正相反，卖方力图降低价格，而买方则坚持多付钱，这是极端化了的天下为公。在欧洲，继莫尔之后又有圣西门，进一步将社会公平的理想更精细化。到傅利叶（1772～1837）则将乌托邦的理想付之实施。他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了一所合作社，经营了8年头，但效果不好，最后因失火而结束了试验。和他同时代的欧文（1771～1858）用他本身的财力、理想和品德在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几个试验区，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因管理和宗教纠纷未能坚持到底。从今日关于产权的理论来分析，其原因还要深刻得多。这些理论和实践以后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以有别于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理想吸引了全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经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现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进一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结束，但它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中的核心问题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结构？ 从上个世纪末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严密科学的一门学问。它建立在经济人，效用的有序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等公理的基础。使用数学方法推导出一些经得起最吹毛求疵的洁询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在己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公平竞争可消除生产和交换中的一切浪费；或均衡价格可以引导各种资源（人力、土地及矿藏、资本及制成品）的最佳利用；或消费、生产、交换的全面均衡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状态；或干脆表达成均衡价格是度量商品稀缺性的尺度，有效的社会应当尽可能节约稀缺性。与上述关于理想社会有关的结论可以转而表述如下：只有生产方希望获得最大利润和消费方希望获取最大效用（不大精确的意思相当于用最少的钱买最满意的商品）的动机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达成能使供需均衡的价格协议，然后此价格进而指导生产者降低成本，指导消费者增加效用（相当于使用价值），社会才能避免资源的浪费，人们才会有富裕的生活。 如果人类社会还希望生存几百年几千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将越用越少，即使人口不再增加，甚至还可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不可能缓解。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欲望却仍将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彻底化解，而只可能设法缓和，其办法是高效率地使用一切资源，避免浪费。以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将这一点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所以预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不断改善，这一论断当然并不错，然而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即科学家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没有商业价值的新发明，一个不能获得利润的新技术将被社会拒绝，换句话说，科学技术之能否节约稀缺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的价格系统来鉴别的。一项新技术的采用，必须投入机器设备和人力，在经济上表现为成本。它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得到收入，收入和成本之差即为利润。如果利润是负的，说明新技术不但没有节约稀缺的资源，反而浪费了资源，因为微观经济学证明了相对价格表示各种物质的相对稀缺性。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源的减少，加上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不断在变化，今天我们以为有利的技术，几十年之后在新的价格条件下未必有利。因此价格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它，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失去方向，人们将无从判断一项新技术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价格的伟大作用有点像地心引力，我们每个人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以至于觉察不出它的重要性。事实上。地心引力无时无刻不主宰着我们自己和周围物体的物理行为，而价格则主宰着我们的经济行为。 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声，价格是如何产生的？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上来了。价格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的。换言之，价格是利益对立的产物，乌托邦思想希望消除社会内利益对立，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同时也消除了产生价格的机制。一旦失去价格，社会将发生资源的浪费。当工人变成工厂的主人时，虽然消灭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同时也消灭了价格产生的机制。工厂以低价出卖产品时，企业虽然赔了钱，但工厂的主人（工人）受了益；工厂以高价出卖产品时，工人虽然受损，但工厂的利润仍将用于工人。因此低价和高低不构成差别，价格不再有任何重要性。结果必将是价格信号混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正是旧体制中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情况。 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乌托邦的不可能存在作出了最终的结论。 1994年4月6日 美国的生活和物价 人们都说美国的物价便宜，可是当你来到美国一看，觉得几乎一切东西都比国内贵，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采购的。尤其是超级市场里充满了中国货。1992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开完会口袋里还剩下几十块美元，心想要买一件小礼品回来，到超级市场挑了半天，最后找到了一个镀银镂花的金属相架，立在桌子上十分诱人，价钱只有7．5美元，相比之下还值得买。可是买回家打开仔细一看，发现“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真叫人啼笑皆非。按当时汇率折算，这样的价钱在国内也能买到，何必远隔重洋买一件中国货回去呢？ 美国东西是不是便宜？如果你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真正过上了美国的生活，你用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精神反复盘算，和周围人群交换了各种省钱的门道，逐渐也会同意这个结论：美国东西确实便宜。现在我们要问，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所谓便宜，是和什么作比较得出的结论？ 一种比较办法是拿美国和别的国家比。但这比较将依赖于汇率，因为同样一公斤牛肉，在美国是用美元买，在英国是用英镑买，要比较两国的牛肉何者较便宜，首先要问一美元值多少英镑，或两种货币的比价，这就是汇率。可是汇率的变动很大，它受到两国贸易顺差逆差、银行利率高低、国际间投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就以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来说，过去十几年内变动将近一倍（最低时一英镑换1．05美元，最高时可换1．9美元）。所以通过汇率比较，不但结论十分不确定，而且受到许多不相干的因素的影响。 另一种比较是从经济上看，日子好过还是艰难。所谓日子好过，就是钱比较容易赚，赚来的钱又比较经花。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肯花力气，不怕吃苦，生活不但过得去，还可以有些节余；所谓日子难过则指拼死拼活，仍难以维持温饱。看来，所谓的美国东西便宜，正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便宜。 在美国，有正式工作的人日子都不差，即使是工资水平最低的，也都能买得起起码的住宅，买一辆二手货的汽车，甚至供孩子上大学，苦的是失业的人，所谓失业就是没有一份固定工作。但社会上零星的活仍不难找，例如园子里剪草坪，为人看孩子，在餐馆里洗碗或带客，帮人搞卫生，看护病人或老人。这些活平均起来一天挣50美元是很普通的，而一个人在美国每月的生活费用有400美元是足可应付的。中国派去美国访问学者的生活费每月也只500美元，他们多数人省吃俭用，一年下来还可以攒上一两千美元。一个人的伙食费每月有100美元就可以吃饱，再花150美元就可以和人合租一间卧室，吃、住两大问题有250美元就可以对付了。将收入水平和维持生活所必要的开销作比较，很明显，美国的生活是好过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每个月能工作上八天，自己的温饱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常看到报上说美国有几百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当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流浪汉的构成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中国人，甚至黄种人也很少。按理中国人在美国就业往往受到歧视，再加语言困难和社会关系生疏，往往处于极不利的竞争地位。可是他们中没有人流落街头，正是因为美国生活容易对付，物价比较低。再加中国人肯吃苦，尚节俭的生活态度，只要不出车祸，不生大病，过一个起码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来到美国的青年人绝大多数都有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他们来到美国的渠道虽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在金钱、时间、精力等方面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换句话说，他们原来在国内的地位就比一般人优越，因而有条件争取出国，到了美国后多数人进了大学，将来毕业之后如果不回国去，在美国找一个工作，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上等社会。然而也有一些个别人，情况特殊的。我就认识一个来自苏北的妇女，她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她原本在苏北射阳县的农村，结婚之后由于受到丈夫和公婆的打骂，偷跑到上海做了一名女佣，服伺一位有病的老太太。后来因为东家有儿子在美国，老太太举家迁美，她以东家亲戚的名义也跟到了美国来，继续服伺老人。可是老人到美国后几个月就病逝，这个妇女失去了工作，不得不走上街头自谋生路。一个妇女来自农村，连初中文化程度都没有，更谈不上懂英文，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环境里要生活下来，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她做过清扫工，替人看小孩，拾冷饮罐，卖破烂，最困难的时候几乎陷入绝望。她也曾想回苏北农村去，可是从哪里去筹措回国的旅费？再说，回去之后仍旧是那个不堪忍受的家庭。置之死地而后生，她作出了痛苦而坚定的选择，一年之后终于找到在一家作坊里做纸花的工作，逐渐从绝境中恢复过来。又过了一年多，她已成了那个小作坊的合伙老板。我问她从苏北到上海到美国的感想，她轻松地回答说：在美国赚钱容易多了！东西也便宜。一个没有任何专门训练，连起码的文化水平都不具备的妇女，来到美国三年就能混出个名堂，这不能不说，美国的社会虽然离开真正的公平还远得很，但确实为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条件。 中国和美国相比，付出同样的劳动，所得的报酬是不同的。不论从事何种职业，这个结论都不会错。从餐馆洗碗、当保姆，到外科医生、工程师或教授，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远远不如美国同行。正因为这样，才有许多人希望移民到美国去，希望用同样的劳动获得较好的报酬。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其必然的推论一定是“同样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应该创造同样的财富”，可是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重要而且带有现实性的问题，它值得我们每一个政治家、学者、普通老百姓认真想一想。 1994年4月28日 私营经济之我见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观察到社会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他发表《国富论》以后的两百年，人类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这个过程伴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奇*書$网收集整理。一辆汽车的制造有上万个零件上百个行业的支持，一台电视机要用到几十种不同的金属（虽然其用量极小），每种金属都要有不同的工厂去生产。如果我们再把从采矿到冶炼的过程也包括进来，涉及到的行业和门类就更多了。这些行业又有他们要用的原料、工具、设备……这样无穷细分下去，其结论就是现代生产是一个分工的生产。 这样的分析固然很有道理，但仅仅是对现象的归纳，而没有深入到本质。分工必须伴随着交换，这是比分工更本质的东西。在没有分工的社会内，生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商品率等于零，因此没有交换。 然而分工的社会也可以用计划的方法分配产品，从而避免了交换，这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原因在于计划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表现为不断的计划失误，浪费严重。现代微观经济学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证明，市场调节形成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再按价格信号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资源才可以得到最优利用。这是从本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经济学的主要成就。 约近十年以来，经济学深入到了比交换更本质的问题的探讨，最重要的发现是交换的前提是明确的财产权的界定和自由平等的关于交换条件的谈判地位。说穿了一钱不值，交换是以我所有的与你所有的相交换，如果东西属于谁还不清楚，逞论什么交换！财产权当然应是交换的前提。可是现代股份公司发展起来之后，公司是属于全体股东的，当股东老板来到企业里时，不能指出企业里哪一种东西属于他个人所有。此时所有权有一定程度的模糊，这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只有纯粹的私人企业才能保证最高的经营效率。然而私人企业很难有雄厚的资本，因而发明了股份公司这种结构，它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营效率以换取强大的资本支持。股份公司应该如何经营，它应该以纯私营创业为蓝本，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应尽量模仿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要以当家作主的精神来经营。统计资料显示，近三四年内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正是私营经济。所以说，私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之母。 许多人并不反对私营经济，但心存一种顾虑，即私营经济会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形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造成社会动乱。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证明，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的调节。贫富差距可以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且一定程度的“公正”的收入差距会鼓励人们学习，创新，勤奋，更多地创造财富，从而保持社会生产力的活跃，正因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采取了鼓励私人企业的政策。尤其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私人企业繁荣了，私人慈善事业也同时繁荣起来。美国私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同一时期全国的慈善事业以及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我国著名的私人企业喷施宝负担了该厂所在镇的全体孤寡老人的赡养，还支持兴办学校、桥梁、道路等公益事业，也是一个证明。 1994年6月21日 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有利有弊 经济增长不是全部目的，平等地享受增长的成果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社会目标。我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它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负面后果十分明显。这一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偏离社会主义的目标，甚至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力图控制这种发展的趋势。然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之前，收入差距的确很有限，但却造成了一个大家一起受穷的悲惨局面。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是收入差异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收入差异的扩大？以及这种扩大最终是否一定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货币经济。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要能生存必须要有钱，而钱是用自己所持有的生产要素通过交换得到的货币收入。因此生存有两个条件，一是持有生产要素，二是此要素能通过交换取得货币。劳动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备的生产要素，然而将自己的劳动转换为货币收入却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譬如要存在对劳动的需求，在空间时间上供需能接触，劳动的质量恰为需方所要求（在一个分工的社会中劳动质的区别极大）。这些条件中任一个不能满足就发生失业现象，在一个没有分工和交换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或一个计划分配劳动的社会内生存的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市场经济的确为制造贫困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市场经济中各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有巨大差别。一个世界级拳手一场比赛可以获得上千万元的收入，一个拥有十亿元资产的富翁，躺在床上每分钟就有200元利息收入。这种财富的迅速集中过程，在非市场经济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的确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可以按性质分为三类，一是由于先天的缺陷，例如残疾，弱智，或者出生在一个闭塞地区的贫困家庭。这种因为出身时的条件所导致的低收入，会引起社会的同情。市场经济国家里的慈善事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是由境况较好的企业或个人出资，帮助那些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们。较为富裕的企业或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定会产生的，而且历史证明经济越发达，慈善事业也越兴旺，当然，政府也会制定各种帮助穷人的办法，但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私人慈善机构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种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各人主观努力的不同。凡是适应市场需要，又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收入会逐渐超过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正是市场的根本功能，它使人们有积极性去满足社会上其他人的需要。所以这样的收入差距不但无害于社会发展，反而是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理由去消除它。有的人看到某些歌星、运动员、作家的收入高得出奇，因而提议要用限暴利法去加以限制。这是根据不足的。只要他们的收入是从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取得的，并且按章纳了税，就是合法收入。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应否受到保护，在于收入的是否合法，而不在于收入的多少。这是吃了半个世纪大锅饭的中国百姓要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的概念性变化。然而要使这种收入差距真正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从低收入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迈向高收入的渠道畅通。政府不但要保护劳动市场的公平竞争，严禁走后门，或垄断录用权，或对进入竞争设置名目繁多的障碍（如不许农民进城找工作，找工作要有本地户口等），而且还应帮助处于低收入的人能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以及免费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例如不收费的人才介绍。 第三种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非市场性的，或由于特权形的，例如贪污就是一例。消除这种不应当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方法除了政治上完善人民监督之外，就是取消政府不必要地干预市场的各种规定。最近除了规定标准信封的规格之外，又规定印制信封的印刷厂必须经过审批。这种规定又增加了无数以权谋私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贷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分配贷款相当于分配钱，此种权利可以用来换钱。政府一方面在努力肃清贪污，另一方面又制造出许多贪污的机会，这一场混乱不知要到哪一天才能有个结果。 1994年6月16日 为什么不保护生产者的权益 最近一阵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对抵制假冒伪劣，整顿市场秩序，提高服务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老百姓上班时是生产者，下了班就是消费者，难道生产者的权益就不应该保护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过去曾经风靡一时的“维持物价稳定，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现在已经不提了，因为物价不能偏袒消费者一方。如果物价压得过低，不利于生产者，最终吃亏的是消费者自己。据此，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还有没有必要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商品的了解程度是不同的，在经济学中称为“信息不对称”。老百姓中有一句谚语：“走遍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供应一方常常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全的弱点，获取非分之利，这种行为近乎欺诈，所以要专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生产者专门生产一种商品，而消费者消费几百上千种商品，所以生产者不难全面了解商品的价格，包括许多竞争者的价格，尤其是他自己的生产成本。而消费者不可能对每种商品都去作一番调查。所以常常在价格上吃亏。再有便是商品的质量，像电视机、录相机等的质量从外表根本无法判断，只有生产者自己肚子里明白，他们生产劣质品却按优质品的价格出售。由于这些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需要得到保护。 有利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是否可能出现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即在超级市场购物时消费者是否偷窃了商品，就这件事而言，消费者自己最清楚。他或者偷了，或者没有偷，每个顾客对此有百分之百的了解。但对供应方而言，他怀疑每一名进入过市场的人，但又缺乏确切的信息。这一局面使超级市场遭受巨大损失，据欧洲几个大城市的统计，损失达到销售额的2％左右。在美国个别城市甚至超过3％。有些超级市场就是被小偷偷得亏损以致关门的。超级市场为了防小偷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常用的是用监视闭路电视，还有一种是在商品上安装电磁暗号，在交款时由收款员将它消磁，否则通过门口时会发出警报声响。但这些办法有的成本太高，管理复杂，有的小偷有反措施，仍旧防不胜防，尤其是即使抓住了小偷，警察也奈何不得。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的超级市场内就写有警告牌：小偷误机，责任自负。可见，只有误机才能使小偷敛手。 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还要从信息上想办法，要让超级市场一方也能有百分之百的信息，即允许市场对顾客搜查。澳大利亚规定顾客经过收款处时，收款员有责任搜查顾客的包袋。菲律宾则禁止顾客将包袋带进市场，北京国贸超级市场因为搜查了顾客被起诉，而且败诉。以后又被取消了搜查顾客包袋的规定，其理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但我认为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这里误用了保护权益的概念。这样的规定使小偷有恃无恐，将极不利于我国超级市场的发展。 1994年6月30日 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 纠正扭曲了的价格是经济改革中的几个最主要任务之一。不论起始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如果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市场制度，价格调整是绕不过去必须克服的一关。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内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总产出，而与物价、工资等无关。然而从微观上看，相对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和配置，从而会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总产出的多少，最后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 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所以价格的改变会改变资源流向并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如果价格朝合理的方向调整，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使一切人都能得益，这也正是价格调整的目的。然而在调整过程中，难免有一部分人在短期内受损。这部分受损的人会抵制价格调整。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价格调整要征得有关各方的同意，由于利益冲突使这一调整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按照一般的经济分析，如果价格朝上调整，会使生产者得益而消费者受损，因此反对应该来自消费者。价格朝下调整则相反。可是这种分析却往往不符合事实。记得1984年煤价上调之后，过了一年由于物价水平上升，煤的相对价格又显得过低，因而酝酿煤的再次调价，可是遭到了煤炭部的强烈抵制。提出的理由是煤提价后引起物价普遍上升，结果煤的相对价格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所以提价还不如不提。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应降低煤价才能提高煤的相对价格。1989年由于运价太低铁路运输严重供不应求，各方面都呼吁运价要调整。但铁道部却提出了“为人民分担困难，坚决不涨价”的口号，还把个别区段按供需均衡原则调价的措施批评为乱涨价，据说还给有关人员处分。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粮食、电力、汽油、柴油，化肥等行业，可见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涨价受到生产方的抵制？为什么经济分析在此失去了效力？这里要应用比经济分析更深层次的分析方法，即经济制度分析。这种分析的特点是利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深入到行为主体的利益动机的具体过程。在上面这些例子，由于价格过低必然造成供不应求。因而煤炭、铁路运输等成为稀缺商品。这种商品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来分配，因为市场无法满足愿意按规定价格付款购买的顾客，势必辅以其他的条件来实现分配。例如买铁路客票要排长队，申请铁路车皮要走后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掌握这种稀缺资源的人便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完全是因为人为地将价格定得过低而制造出来的。如果将价格调整到了供需均衡水平，特权便消失了。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消费者并未享受到低价格的利益，反而吃足了供不应求的苦头。买一张火车卧铺票要排上十几个小时的队，或者从票贩子手里用高出一两倍的价格去买，所以提高价格非但消费者不反对，甚至还主动呼吁。反对提价的恰好是因供不应求而享有特权的生产者一方。 当然，这样的分析未必适用于一切生产者反对提价的情况。有不少生产者确实出于照顾消费者的利益而反对提价的。把他们统统说成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才反对提价，就冤枉了好人，然而制度分析也揭露出在市场被扭曲之后人们的行为如何随之扭曲，应该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分析方法。 1994年8月18日 行政规定与消费者权利 1994年7月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公安部发的通知“不准强制安装汽车防盗等非法定安全装置”。通知指出，强制安装是一种乱收费行为，对一些新的防盗手段的采用，只能通过宣传，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使用，不得强制推广。对这条通知我举双手赞成。 这条通知立刻引起我对汽车前排安装安全带的回忆。大约在1994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命令，大小汽车前排座位强制加装安全带，而且安全带必须到指定厂家去安装。那么安全带和“防盗及其他安全装置”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这里有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学问题，即消费者有无选择权利。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规定强制加装安全带是说明消费者无权选择，只有屈从的份儿。那么关于防盗等安全装置则说明消费者有权利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消费者有权作出判断，接受或拒绝某种商品的购买或享受某种服务。如果安全带确实有助于安全，驾车人会自动购置，用不着用法律强制，相反，如果驾车人特别谨慎小心，有把握不会出事故，或权衡安全带造成的麻烦和不舒服不足以抵消其可能的安全性改进，他会拒绝购置。但另一派人认为驾车人可能对安全带的重要作用估计不够，可能作出错误判断，因此通过法律强制一下对驾车人并无害处，由于这两派人各有各的理由，在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州法律规定必须安装并佩带，否则要罚款；有的州则没有这种规定。要知道，并不是一切有利于安全的规定都是合理的。例如在超级公路上行车限速应是每小时60里还是55里，在美国一直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为了弄清正确答案，花了几百万美元做试验和调研。单从安全看，无疑55里比60里更安全，但车速慢降低了效率，总体上未必有利。加装安全带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加装和使用安全带都有其成本，有的不能用钱表示（例如不舒适感，麻烦，费时间），但终究也是一种代价。拿北京的情况看，规定颁布半年多以来几乎没有认真执行过，现在已基本流于形式，出租汽车司机多半只把带子放在胸前，并不真的系牢。在北京驾车和美国不同，北京的车子多半在市内跑，速度快不起来。在美国，汽车的行驶大多是在城市间，速度也高，此时万一出事安全带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北京市内几十万辆车，为了加装安全带至少花掉了上亿元直接成本。现在看来这一亿元是花了冤枉钱。公安部后来发的通知似乎已经总结了安全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值得钦佩。但原先必须系安全带的规定是否应该明令废止？我认为明令废止比这含糊其辞要好，一方面这样可以保持安全带和其他安全装置的规定上的一致性，尤其重要的是可以保证规定的严肃性。我国当前推行法制的主要问题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执法不严。如果法律可以任意执行或不执行，法律再多，除了观赏又有何用？ 1994年7月28日 纳什获奖有感：从斯密到纳什 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在对策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豪尔绍尼以及波恩大学的泽尔滕。他们三人中，纳什在国内的知名度最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和我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中就有张欣博士写的一篇专门介绍对策论的文章，其中对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都作了介绍，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纳什的工作。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对制度研究有杰出贡献的科斯，诺斯等人，而1994年又奖给了研究对策的人，实际上制度就是在对策中形成的，所以诺贝尔奖的这一趋势性变化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受到中国改革和东欧剧变的影响，当然也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受着贫困的煎熬，他们的经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有的至今执迷不悟（当然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虽然知道有病，却开不出处方。何况制度转变最成功的中国也远没有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能否不经太大的震荡就建成一个有健全制度的社会，至今还充满着未知数。 其实，真正深刻地思考过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得开制度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提出了与一般人的见解大相径庭的结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以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只是将斯密的结论更精确化，更严密化。到本世纪中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可以说微观经济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从表面上看，它只是证明了在竞争条件下达到的全面均衡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好。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意义却要深远得多。斯密只是说，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而微观经济学的制度含意却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它强调仅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且只有追求自利的人才会按照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换言之，人必须自利才有社会整体的最大福利。说到这里，惊奇又化成了平淡。社会原是由个人构成的，如果人人放弃了自利，社会中谁还能得利呢？确实，近二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享受的空前增长，不正是每个人追求自利的力量所推动和促成的吗？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今天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可以看到因私欲膨胀，造成对他人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侵犯。尤其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追求自利的合理界限正在消失，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蜕化。当然，杀人越货，偷盗诈骗，直接损害他人的身体财产，是市场经济（以及一切人类有组织的社会中）所反对的，这是每个正常人都可以判断的。然而除此以外，是否也会发生并不对任何人直接构成威胁，却因追求自利而造成整体的危害呢？对策论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但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著名的囚犯难题（参见拙著《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囚犯难题和市场规则”）就是一例。在囚犯难题情况下，各人追求自利形成的最终局面，是一个纳什均衡，它是对所有的人均不利的一个结局。因为它是一个均衡解，一旦陷入其中，要摆脱这个困境远非易事。因而对策论又深入到研究重复对策和多阶段对策，这些概念涉及到制度演变的基本规律。当然，了解规律未必就能避免危机，因为事物的发展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能够摆布自然，让自然界为人类所利用。可是人类却无法纠正自己所造成的悲剧，波黑战争，卢旺达残杀不都是例子吗？从斯密到纳什，由于杰出人物的深逢思想，我们对制度形成及对策规律有了深刻得多的理解。但要靠它来挽救人类，恐怕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1994年10月21日 人类进化与经济学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恩格斯认为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 进化论的主要贡献是弄清楚了整个生物圈是如何演化的，特别是人类自己是如何发生的。进化论的解释力还在于它不仅了解了生命物质的演化法则，而且提示了整个宇宙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进化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 然而很少有人应用进化论的概念来推测一下，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描写人类将变得头脑发达，四肢萎缩。这固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他并未说明当前的进化法则是什么，它又如何导致了这种变化。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主要是淘汰了体力弱的，反应迟钝的，追逐异性失败的个体。但人类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以后，淘汰规则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后代繁殖占优势的是哪些个体？是体力强弱在起作用？显然不是。是智力高低在起作用？也未必。是好人吃亏坏人占了优势？有人这样说，也有人反对。现在世界各国的共同规律似乎是精英分子后代的比例在减少，劳苦大众的后代在增多。但这种规律是长期的还是一时的，没有人能知道。也许有人会嘲笑说，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经过几万年未必能看出分晓，现在费这种神委实是多余。可是要知道，进化的过程虽然缓慢。它却是不声不响地在进行的。一天也不会停顿的。如果我们对此茫然无知，等到结果出来之后，事情已经发生，追悔已经来不及。不少人谈先人类的未来，认为人类已经有了上百万年历史，大概再存在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也是可能的。确实，从太阳的寿命来看，再过一亿年地球吸收太阳热量的情况不会有很大变化。可是人类进化的后果要紧追得多，因为几十万年甚至几万年之后，它就会让人们感觉到。 人类进化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现在的经济学能生存几万年之久吗？当然我们决无将现在的经济学传诸万世的奢望。但有些前景却是相当有把握可以推测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我们假定稀缺性将待续存在，换言之，人类较质欲望永无止境，那么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但更主要的，是要有一种社会的制度安排能保证科学技术朝这个方向演化。今天伪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稀缺性问题而发生的。不论经济学的内容会如何演化，它的基本任务在可以想锡的未来却不会改变，这就是经济学将与人类进化相联系的依据。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也存在稀缺性，人们靠了体力、敏捷和勇敢竞服稀缺姓；可是人类找了市场制度以后，靠的是市场规则来克服稀缺牲。所以，人类进化的规律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一根本性的改变的影响。 1994年11月20日 美丽的非洲大陆之行 非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块神秘的大陆。它的面积是中国的3．2倍，人口是中国的40％，地广人稀是非洲的特点。由于它交通不便，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内部纷争，反复发生的干旱，国际市场上非洲出口货的价格猛跌，将非洲的经济推入了灾难，它几乎被国际大家庭所遗忘。我由于工作关系近七年来曾去过非洲十多次，那里的人民有不少是我的朋友。1995年初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我的朋友卡仑兹教授夫妇就死在那场灾害之中。那里发生的每件大事都牵动我的心，1994年底我再一次应邀去肯尼亚出差，而且工作地点在首都内罗毕以西150公里的乡下，使我有机会走得更近地去观察非洲大地和人民。 出访的头一件事是选择航程，肯尼亚在北京之西南，最近的路线应是从北京出发之后朝西南方向走，例如经过印度或中东诸国。但是经由这些地方的航班，多半每星期只开两三班，时间都不合适，结果只好绕道朝西北。先飞到巴黎，再向东南飞到内罗毕。由北京到欧洲国家的航班每天都有，而且不止一班。到内罗毕可以在巴黎转机，也可以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转机，或者在伦敦转机。可是这样的路线安排因为绕了一个大三角。费钱费时，而且增加了旅途的劳顿，过去每次去非洲多半要碰到绕道走远路的曲折安排，在北半球旅行就不会发生绕道的问题。这个事实实际上反映了南半球经济落后，它的交通要依靠北半球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解决，而不能直接选择最短路径。 离开北京是中午12点。由于飞机朝北朝西飞，太阳也是由东往西，所以飞了11个小时到达巴黎时还只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半。巴黎的戴高乐国际机场共分A、B、C、D四个区，其中A区是新落成的现代化建筑。我们的飞机停靠在A区，而且下一航程飞往内罗毕的航班也从A区登机，所以我可以充分利用8小时的中转候机时间欣赏一下新落成的A区大厅、许多登机口、餐厅、休息区、商店和各种设施。由于建筑是新的，到处闪着亮光，使这现代化的设计格外神气。各个登机口之间没有隔墙，一览无遗，没有拘束，让人感到宽敞。每个登机口都有电子显示牌，标明航班号，起飞时刻，飞往城市，非常醒目。登机口旁边就是免税商店，这儿和过去的布置不同。过去，商店集中在离登机口五六十米远之外。由于建筑落成不久，有的商店货架上的货还没有摆好，但可以看出设计精巧，广告布置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相比之下，北京机场就大大地落后了。据说新的候机楼已在酝酿之中。 因为我在巴黎候机8小时，法国航空公司给我免费提供一顿正餐。机场内餐厅的伙食谈 不上考究，正餐包括面包、奶油、生菜冷盘、热菜（鸡，牛肉、鱼、蛋任选一种）、甜点及水果，体现出干净、快速的机场服务特点。我因没有办理法国的入境签证，所以不能离开机场，否则法国航空公司还可免费提供旅馆让我休息。我在侯机楼转了一会就进到商务舱专用休息室去休息。现在国际航班都有三个等级的舱位，即头等舱、商务舱（我国称为公务舱，相当于二等舱）和经济舱（相当于三等舱）。由于头等舱和公务舱的服务水平和项目相差不大，所以有的航空公司己取消了头等舱。看来这一趋势正在发展。商务舱休息室要凭商务舱机票登机方可进入。里面布置高雅，杂志、报刊一应俱全，饮料和点心任意取用。这方面法航比之其他航空公司还略逊一筹，其他航空公司的商务舱休息室还提供酒类饮料，有时还能喝到X．O．人头马酒；有的还提供全套办公室设备，有电脑、打印机等，都是免费使用。 从巴黎到内罗毕的路途飞行7个半小时，正常飞行时速为900公里上下，飞机的高度为11到12公里（11000～12000米）之间。在这样的高度下，外面的气温为零下45℃。从北京途径西伯利亚到巴黎时，机外气温是零下65℃。可见不但在地面上，在高空中南北的气温也是不同的。以上这些飞行速度、高度、温度等数字，以及离开目的地还要飞多少时间，都标明在映电影的大屏幕上，而且屏幕上还轮换着显示不同比例的地图，上面有飞机当前的位置以及正在哪个方向飞行，使人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处在整个航程的哪一段，下面的地面是什么城市。这一套用电子控制的旅程显示设备，我在1990年坐澳大利亚快达航空公司的飞机上第一次见到，现在则已在各大航线上普遍使用了。我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也己采用了这套设备。坐在我旁边位置的一位女士担心飞机晚点，来接的人会接不上。我告诉她，飞机一旦起飞，就不可能晚点到达，因为机上的燃料有限。半路上摔下来的可能倒是有的。她听了我前一句话似乎感到大为放心，再听说还有可能摔下来，又忧愁起来。其实，坐飞机是非常安全的。全世界每天飞行的航班估计有一万次，一年有三四百万个航班飞行，出事故的大约只有10次上下。所以平均起来要坐上三四十万次飞机，或者一个人一生中每天都坐10次飞机，才有可能碰上一次事故。如果一人天天坐在汽车上，一辈子要死上好几十次。坐飞机比坐汽车要安全百倍。 南半球的季节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当我们春天时他们是秋季。现在北京是冬天，南半球则是夏天。当然，太阳同样是由东移向西面，但在南半球是从东北移向西北，而不像在中国是从东南移向西南。在南半球太阳总是偏在北方，所以朝北的房子冬暖夏凉，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在我国越是北方，房间更需要朝阳，也就是朝南。南半球的天象也不同，北斗星不可能被观察到。但是内罗毕恰好位于赤道，既非北半球，又非南半球。在任何一个时刻，那里既不可能是夏天，又不可能是冬天，同样也没有春秋之分，一年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现在正好是他们雨季的开始。照想，位于赤道的国家一定是终年炎热难熬，扇子空调须臾离开不得，可是内罗毕却极其凉爽。我们住的别墅里还装有电热采暖器，而且我也用了它。天气凉爽的原因是地势高，内罗毕海拔2500米。同样的道理，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外界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 内罗毕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才成为一个城市的，现在联合国许多机构设在此地，再加络绎不断的外国游客，所以内罗毕比之一般城市更像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特点是树、花、草和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拿该城市的建筑和汽车来看，非洲的穷困在内罗毕城区里不大能感觉到。但以内罗毕商店里商品的档次看，仍旧反映了一个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可说是一种规律。商店里商品的档次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出人民的收入水平。拿我国改革开放15年来看，商品档次上了几个台阶。如果百姓的收入不增加，这些上了档次的商品去卖给谁呢？但内罗毕有不少高等级的豪华商店，里面的东西价钱极高，这也说明这个国家人民收入水平高的和低的相差悬殊。离开内罗毕进入农乡之后，可以看到农民居住的房子相当破旧，据说这些地方在整个肯尼亚的农村中还算比较好的。 内罗毕市区内小汽车极多，而且也有堵车的现象，但堵的时间不长，而且我观察十字路口汽车通过的速度可以得出结论，内罗毕的堵车纯粹是道路容量不足造成的。因为大家都遵守交通秩序，驶过显示绿灯的十字路口时非但不减速，还比正常速度更快一些。不像北京及我国其他大城市，汽车驶过显示绿灯的十字路口速度不及正常速度的一半，道路容量大大地损失了。所以我国城市的堵车现象极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是大家不遵守交通秩序，交通规则本身也有重大缺陷的结果。一般而言，非但内罗毕的交通秩序良好，我到过的其他几个非洲大城市哈拉雷、哈勃罗内，交通也极有秩序。说到这一点使我想起了我国从汉以下，外国使节来到中国时，无不钦佩中国的制度优越，人民有教养，简直是世界上的理想之国。只是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中国才在世界上表现出经济上的落后，制度上的僵化。今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非洲，竟发现有许多地方非洲比中国先进得多，怎不叫人感叹呢！ 当然，内罗毕也不是一切都好，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治安。我住的两所旅馆里在房间内、在接待处，到处都提醒你注意安全，晚上不要独自出门，不要露白，叫人感觉有点草木皆兵。当地的主人告诉我，近两年来治安恶化与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家的内战，大批难民拥进肯尼亚有关。 我们开会和工作的地点在离内罗毕150公里的纳依瓦萨镇。汽车驶出内罗毕，就进入了肯尼亚的主要农业区，那里种植蔬菜和花木。花木主要是出口到荷兰。这里由于肯尼亚地处赤道，得天独厚，航空交通又十分便利。但农村的经济发达水平比之内罗毕差多了。公路两旁有些农产品的小摊，摊上的货物很少，一个人站一天能卖出多少钱，真是可怜得很。公路上有大小公共汽车行驶，车内挤满了人，车子很老，吃力地在路上爬着，后面的排气管冒着黑烟。同行的非洲朋友告诉我，非但汽车冒黑烟，一切现代化设备的维修状态都很差，只会花钱买而不懂得良好保养的重要性成了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一情况同样存在在我国。尤其在公有制条件下买设备是花公家的钱，维修却要自己花精力，所以不少昂贵的进口设备因缺乏维修而不能正常使用。 路上我们经过了东非大峡谷，这是一处有名的地理景观，它从北向南绵延几千公里，在飞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下到峡谷之前我们停下车来在一处专供游人眺望的平台上向下望去。当地的垂直高差估计有三四百米，下面的房舍、湖泊、牛羊历历在目。世界上有不少峡谷，有的垂直高差达千米，但长度则远不及东非峡谷。站在平台上向两边一望无际的峭壁望去，使人终生难忘。 我们住的旅馆称“野外俱乐部”，占地百余亩，一间间别墅式的独立房分布在缓缓起伏的绿茵地上，其间点缀着一些极高大的热带乔木。客房总数共有六十多间，可是占了如此大的一块地面，只有在地广人稀的非洲才办得到。我的窗户外面是翠绿的世界，是草地，树木，湖泊和远山。除了各种鸟叫声，这里宁静得出奇，每次我朝外眺望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旅馆的野地上还有许多动物，我不知道是人们喂养的还是野生的。各种只有在动物园内才能见到的美丽的鸟，这里却随便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几对孔雀也不躲人，我走到离它只有3米的距离给她拍了照。旅馆告示牌上警告旅客说，入夜之后不要走到黑夜里去，以防野兽伤人。有一天晚上九点钟，我工作结束走回房间的约150米路上就见到三四十米开外的一只大河马，在草地上吃草。因为旅馆的野地和纳依瓦萨湖相连，旅馆的草长得又嫩又绿，所以吸引河马光临。当时我真想走近一些看个仔细，忽然想起旅馆的公告，警惕地缩了回来，据说河马胆子极小，它的视觉迟钝但嗅觉特灵，千米以外的人，只要在上风头，它就能觉察到，现在河马既然敢走到人烟复杂的旅馆别墅周围来吃草，证明人和动物的关系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肯尼亚，以至于整个非洲还保留着野生动物生存的原始环境，旅游业是肯尼亚的第一创汇行业。我们往的旅馆别墅包括三顿伙食，每天65美元，比之中国大城市里的星级宾馆的价格可说是极便宜的。如果社会治安能进一步改善，非洲的旅游业具有极光明的发展前景。我在旅馆里就见到一拨一拨的游客，但其中几乎全都是白种人。也许因为非洲当地人已习惯于自己周围的环境，觉得没有任何旅游价值，也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低，支付不起这样的费用（肯尼亚普通劳动力的月工资约为60美元）。在国际航线的飞机上，大都是白种人，黑人和黄种人都比较少，尽管在全球的总人口中白种人还没有黄种人多。 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还在继续迷恋非洲大地的美丽时，已经到了回国的时候。回国的路线和去时相同。所不同的是同样从北京到巴黎，去时飞行11个小时，回来时只飞9个小时，因为在中纬度的地球高空存在一股恒定的由西向东的大气环流，所以去时为逆风，返程是顺风。这股环流在每天电视的天气预报中可以看到。坐进了返程的机舱，脑子已被回到北京之后要办的事所挤占，但是非洲翠绿的世界还不时在我的眼前晃动着。 1994年12月5日 政府要领头建立和遵守市场规则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成为1994年的突出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宏观调控问题，所以政府当局和理论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善宏观调控上来。可是以我之见，表面上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微观机制问题。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边际分析。对上面这个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这样来思考：如果亏损巨大的国营企业行为不改变，三角债拖欠不清，市场行为混乱并导致整体效率降低，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能起作用吗？何况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执行机构是银行，银行本身的微观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仍旧吃着政府的大锅饭，宏观调控本身还需要先进行一番调控，这种宏观调控能成功吗？反过来看，如果大企业的管理优化问题解决了，三角债还清了，假冒伪劣消灭了，商业信用建立了，整体效率提高了，多数企业赢利了，通货也就不会膨胀了。这说明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出在微观上。因为在边际上欠缺的并不是宏观调控，而是理顺微观机制。当然，宏观上的恰当调控有助于提高微观效率。然而不同于美国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那时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倒行逆施（需求不足时反而收紧银根，致使物价水平在五年内降低了20％多）。我国近几年在宏观政策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货币发行超量并不是宏观政策决定的，而是为了微观上救火，不得不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确诊病因，乱开药方，病是医不好的。 当前改革的主要课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建立市场规则，这需要一切人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所有权重组，当然是当务之急，但那不需要全体人去参与。把这当作当前改革的大文章，大多数人与此无涉，站在一边等待观望，就会失去时机。有的同志认为建立市场规则只要立了法，大家遵守法律，市场规则就建立了。殊不知现在有不少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本身就违反了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原则并不是一切情况之下都是政府至高无上。规则是能为一切人带来利益的需要共同遵守（包括政府）的行为规范。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大家都能受益，少数人钻空子破坏市场规则，这少数人就会得利，多数人就会吃亏，如果这少数人的破坏行为不受制裁，这多数人也会跟着学，结果市场规则就会荡然无存。当前我国市场上破坏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受到制裁的只是少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学。如此下去，我国改革的成果就会全部葬送。外国投资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指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市场规则目前正处于危险中，在这样情况下劝导大家遵纪守法是徒劳的，因为多数人不守规则，少数人守规则就会吃亏。出路何在？这就需要政府起作用。政府登高一呼，令出法随，把违反规则的人严加制裁，并且自己带头遵守规则，形势就可改变。这种作用没有别人能够代替，因为政府是在市场之外，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是公正无私的，他是有权威的。可是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有权修改比赛规则，或者光叫人守规则，自己却随意破坏规则，事情就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起了坏榜样的作用，市场就要陷入混乱。 市场制度要求微笑服务，可是多数政府官员和百姓打交道时板着面孔打官腔。这是态度问题难于准确定量，政府自己违背法律、条文的事也不在少数。举例说，国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最近又在拟反暴利法，禁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可是现在有许多政府部门收费完全脱离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又以低于成本价在出售产品，如邮资、铁路运输等，一年的直接价格补贴还有300亿元。法律禁止搭售强卖，可是不少税务部门强行推销《中国税务报》等报刊。政府禁止企业做假帐，隐瞒收入逃税，可是税务局又叫企业虚假地扩大利润多上税（北京市规定每名职工的年工资超过6000元的部分不准列入成本，而要当作利润征收所得税）。市场制度的原则是供需双方有权选择交易的对象并协商价格，可是政府自己出尔反尔，跑到球场里来踢球。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好像从国家利益出发，理有所据。可是其后果至多只能解一时之难，从长远来看，被掩盖压抑的一面终会冒出新问题来。更糟的是政府带头破坏规则，企业和百姓群起效仿，市场就要混乱。要知道，市场规则建立很不容易，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 1995年的改革，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重新再想一想？ 1995年2月2日 法官的难题 天津市发生一起丢包悬赏讼案。丢包人将装有票据现金共值80万元的包丢失，于是在《今晚报》连续三天刊登寻包启事，表示将对拾包人重奖。拾包人用匿名电话与丢包人谈判，几经商量双方谈妥奖金1．5万元。并公开在报纸上。最后两人见面时，丢包人反悔，不愿按约定的奖金付给，于是拾包人诉诸法庭。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认为民法通则规定拾到失物应交还给失主，且拾包而不主动交出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对此判决拾包人不服，表示将上诉。 这是一件包含一系列矛盾的案子。首先，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承认公民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拾包人和丢包人达成奖给1．5万元是双方同意的，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法律效力，这也是拾包人向法院起诉的主要法律根据。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大陆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1．5万元的奖励显然超出了归还失物的费用，所以双方达成的奖励1．5万元的约定已超出了法律成为非法；其次，民法通则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的民事行为无效，拾包人以匿名电话与对方谈判，实际上是乘人之危。丢包人虽然不愿支付1．5万元奖金，但这将使他遭受更大的损失。他在权衡得失之后不得不出此下策，所以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判断，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的判决是对的。 然而这样的判例，可能对今后类似的失物归还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如果得到奖金成为非法，则拾到失物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将缺乏激励去寻找失主，另一方面失主愿意支付一点奖金以减少损失的机会将落空，结果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结局。而且失主将自己的所有物丢失，至少是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他为此支付一点代价也未尝说不过去。对于拾者来说，如果他昧了良心吞灭拾物，也没有人知道，现在他愿意将拾物交还给失主，因而得到一点额外的奖励也合于情理。从这样的分析看来，法院应判拾包一方胜诉才对。 从社会的长远目标来判断，上面的分析也不完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里，希望周围能提供我们一个安全性极高的环境。如果归还拾物给奖励成为一种制度，路不拾遗也就难于做到。所以对此案判的深入分析似乎无法得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判决。 事情虽然复杂，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但比较一切可行的方案中理应存在一个比较起来最合乎逻辑，且能为大家接受的办法。找出这一办法从技术上看应避免简单地认定某方胜诉对方败诉，而应找出中间过渡办法；从原则上看要区别眼前的实现和最终的长远目标，既应从实际出发，还应考虑到发展的后果。拾包人受奖或不奖，似乎是一个绝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法，但奖励数目可大可小，大可大到失物本身的价值，相当于将失物判给拾者；小可以小到零，相当于将失物判给失主。可见法官在此案中并非只有两种选择：是或非，而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从当前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性恶的一面己得到施展的机会，这是一个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将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来要求百姓，非但难于被舆论所接受，而且对教化循循善诱也没有帮助。所以窃以为比较好的判决。一方面应肯定拾包人愿意将失物交出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在匿名电话中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则带有要挟的味道，非但不合于道德，而且糟蹋了自己的人格。奖金作为奖励道德行为是应该支付的，但数量应当减少。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拾物中现金价值的比例。比例越高，奖金也应提高。但拾包人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而且在匿名电话中讨价还价，这种行为应当受批评和处罚。如果具体的情节十分恶劣，奖金可以全部扣除。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觉悟的上升，奖金的比例还应逐步减少，最后在全社会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奖励应该减少到零。 1994年12月18日 损人不利己 人与人打交道，从经济上看，有四种可能的后果，即利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利己和损人损己。这四种后果从道德标准来衡量，损己利人是最高尚的，而损人利己则是最卑劣的。但从经济后果看，利人利己是最有利的，损人损己或损人不利己则是最恶劣的。这种简单的分类平凡而且普通极了，然而里面却可以引导出大学问、大文章。 利人利己是最好的结果，然而双方都要得利，这有可能吗？两个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净的利益发生，就不可能双方都得利，而只能是一方获利另一方遭损，在对策论中就称为“零和对策”。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大体上是一种零和对策的格局，有一部分人变富必有另一部分人变穷，所以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剥夺和被剥夺，在政治上用现代术语说就是革命和反革命。 市场制度出现之后，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关系建立在人和人平等讨价还价的基础上，任一方都不能强制另一方。在这种条件下，上述四种可能中仅仅利人利己的情况才会发生，因为其他三种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人受损。如果不被人强制，这种结果一定会被当事人否定掉，所以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市场制度开辟了增加社会财富的广阔道路。现在我们见到的一切买卖都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国际贸易中买方赚钱，卖方同样赚钱；其实国内贸易又何尝不如此。交易能使双方都得利的原因，是各方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避免了劣势。我们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一盒火柴，正是利用了火柴生产厂的优势，避免了自己去生产的劣势。所以交换是不等价的，妙就妙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相反，回顾过去搞的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都是强制人们参加，结果都造成了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没有好好总结一下在经济活动中强制一方参与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很难保证以后类似的事不再发生。 其实，损人不利己的事还多得很，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此，见怪不怪了。下面试举一些例子： 到邮局寄印刷品，当局规定印刷品内不许夹寄信函，因为印刷品的邮资较低，怕寄件人在书籍内夹寄信函，揩了国家的油。有了这项规定，寄印刷品时不能事先包装好，包好了的到窗口检查时，还要拆开。这增加了许多不便，甚至经常引起口角。有时寄书的同时确有必要同时寄一封信，因为有此项规定，只好另外写个信封贴上邮票，与书分别投邮，但印刷品投递速度慢，对方先收到信，若干天后才收到书，有时弄不清二者有何关系，误了事。这样的规定对邮局并元任何利益。如果信放在书里一起寄走，分拣、投递都一次完成；如果书和信分别寄，分拣、投递工作要加一倍。所以此项规定可以归之为损人不利己，更恰当他说应该是以损人为目的，以损己为手段。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分析此项规定的利弊，因为这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损失每年可能上千万元。 过去发放票证（粮票、布票等）时，票证是不许可交换的。但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想卖，一个想买，他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影响任何人，禁止他们交换就是损人不利己。推而广之，一切个人之间或法人之间的正常商业买卖，如果第三方出面禁止，都属于这一类。两年以前报纸上曾报道过上海向广东购买一批家用电冰箱，因为成交的价格高于国家限价，上海的物价局禁止他们成交。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反对商业活动中牟取暴利，但采取的措施却不可以禁止别人交易，而只能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引导消费者有寻觅合理成交价格的机会，例如公布各个卖方的索价水平。只有对欺行霸市的行为，政府可以用法律手段加以制裁，因为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过去限制公民出国，办护照时要通过十八道关卡，每一道关都有被否定的可能（说得难听点，都有被刁难的可能）。其实，别人要去国外。他又碍着了谁呢？不让人出国不是损人不利己吗？（按“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仅有未了法律案件的人及极个别出国将有损国家安全的人不许出国。）现在在大城市中申办护照的手续比过去大大简便了，但小城市仍旧不容易，而且办护照仅是一例，好的是现在有法可依了。其他许多规定仍无法可依，经办人受刁难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自己亲身的经验，只是没有觉察到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恶劣行为，没有认识到中国之所以穷，这是根本原因之一。这几年变得富了一点正是这种事情逐渐在减少。更不容易认识的是自己有时受别人的刁难，生出一肚子怨气，可是遇到机会，自己又成了刁难别人的人。 1995年2月20日 科技成果的市场选择和商品化 我国有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成为生产力，束之高阁成为无用之物。此中原因究竟何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这些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回答，为什么科技成果要经过市场的选择，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有不少很巧妙的新发明，因为不能商业化而不能采用，岂不可惜？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承认并接受科技发明必须能商业化这个事实，并不明白这个事实的依据是什么，这样做是有利于社会还是不利于社会。 人们无不希望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可是人们所能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产生了稀缺的概念。由于人的物质欲望无限，稀缺就永远存在。各人努力用各种方式在市场上赚钱，就是为了丰富物质享受，减少自己的稀缺。然而从社会整体来看，要从根本上缓解稀缺的问题，还得依靠科学技术。所以有“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说。确实，近一二百年以来物质文化的进步都是靠的新科技。如果没有新科技，我们非但不可能享用汽车、电视、电话、音响，恐怕连能否吃饱肚皮活下去都是问题，因为粮食增产是靠了化肥和绿色革命，这都是科技成果。对于未来，我们仍寄希望于科学技术，它不断帮助我们克服稀缺，使物质享受越加容易获得。 是不是一切新发明新工艺都能够克服稀缺增加物质财富呢？并非如此。有些新发明，构思虽然巧妙，可是成本太高。换句话说，它消耗的稀缺物品比之它能提供的稀缺的物品更多。如果社会接纳了这种新发明，社会不是变得更富足而是更穷困。所以科技成果要经过市场的选择，经受市场的淘汰。 能否为市场接受的标准是此项新技术能否为企业带来利润。或者说收入减去成本是正还是负。如果是正，说明此技术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否则则是消耗了社会的财富。这种判断的前提是钱可以通过商品的价格正确地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或者说，价格必须正确地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谈到这里，我们又面临了什么是正确的价格的问题，又发生了什么是价值的问题，以及如何度量价值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不要说科技工作者，连许多经济学家碰到这些问题也感到棘手。有的经济学家花了一辈子时间试图搞清楚它，有时他们自己感到似乎弄清楚了，可是未能向他的学生说明白，更谈不上让广大公众去理解。好在现在独辟溪径，找到了一条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持的简捷明了的解决办法。 在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内，商品供不应求时会引起价格上升，于是生产被激励而消费受压制。如果供过于求则发生相反的过程。所以通过价格的调整可以实现供需均衡。此时出现的一个特点是按照均衡价格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商品，而且也可以按均衡价格出售一切商品。于是任何甲商品可以交换任意乙商品，只要先将甲商品卖掉，再将所得的钱去买乙商品。他们的交换比例反比于它们的价格比，即价格高的商品用较少的量可以交换较多的价格低的商品，当一切商品都可以通过钱的媒介自由买卖，且价格达到均衡价格时，钱在客观上成为度量价值的单位。这是一个事实，用不着任何理论去证明。相反，如果我们提出不同于均衡价格的另一种价格理论，不论这个理论如何雄辩，在事实上它不能用来实现商品之间按这种价格来交换，这种在实践中行不通的理论有何用处！ 我国目前的价格比之过去已经更接近于上面提到的均衡价格，因为绝大多数商品已经由市场来调节价格。但仍不能说已经消除了一切价格扭曲。黄金、外汇都还不可以自由买卖，国家还对住房、交通、邮政（指1996年12月邮资调整之前）等进行巨大补贴，银行利率还在国家管制之下，这些价格扭曲将波及到一大批商品的价格，使得衡量一商品的价值发生困难。在一些重要的经济评价中要用到所谓“影子价格”，即设想在消除了一切价格扭曲之后的均衡价格。 有了均衡价格理论作基础，从事科技开发的同志就会运用价格来测定自己成果的价值，并进一步自觉用市场和价格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方向，使之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应该承认，我国有一大批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其中原因之一是这些成果本身缺乏市场价值。换言之，它本来就不是生产力。相反，凡是经济价值高的成果一般都比较容易找到愿意投资的一方，帮助它投入生产。当然，市场不健全，信息沟通不够，资金渠道不畅，缺乏企业家人才，也都是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原因，但不能否认，成果本身通不过市场检验也是原因之一。 市场是多变的，价格也经常在变化。一项成果是否真正是生产力要经受一个变化中的市场的检验，似乎缺乏客观性。然而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规律也与自然规律不同。科技成果是否是生产力确实会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由于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竞争性产品的出现，当地资源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各种原因，使得价格结构发生变化，而且成果本身的价值也在变动。今天有利的成果若干年之后可能变得不利。长江三峡有一千多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发电是三峡工程的一项主要经济产出。但三五十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新能源，电力价格对于其他价格降低的话，三峡的经济性将随着发生变化。价格变化对一项成果经济效益评价的影响有时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像三峡工程这类将继续发生作用几十年上百年的大项目更是如此。这里讲的是由于时间不同，使得成果的价值发生变化。空间不同，成果的价值也是不同的。一项在美国能取得巨大经济效果的新技术，搬到中国来用就未必适用，因为两国的价格结构不同。譬如说，美国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比，比之中国的来得高。因此多投资以节约劳动的技术在美国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在中国就未必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不少企业见到外国技术先进就引进到中国来，结果却并不好，成为盲目引进，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一项技术的成败与它所处的社会条件，尤其是价格结构有关。过去我国的价格严重扭曲，许多经济评价失去了客观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迷失方向。可见价格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依赖于市场，不仅是它的商业化必须靠市场的作用，它是否确是潜在的生产力，也必须由市场上所形成的价格来判断。而且大量科学技术是受利润机制所驱动的。失掉了市场，科学技术将失去自己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也有必要学习一些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便能更自觉地用经济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防止劳而无功。 1995年5月25日 理性的谬误 20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们，全面地转向了以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原先就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则普遍进一步实施将企业所有权从国家转向个人，而且，放松管制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方向。然而这个全面转型的过程却并不顺利。不用说原苏联和东欧诸国，他们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就以最成功的中国的例子看，虽然我国的经济获得空前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大大提高，但潜在的问题仍旧深刻地困扰着我们。通货膨胀、失业、贪污腐败、三角债、企业亏损、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社会治安恶化、赌博娼妓和风气恶化，这些问题在改革以前基本上都不存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似乎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如何从解放前的市场经济转轨到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的历史，将发现这个体制改革却相当顺利。1949年解放时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及少数大官僚的私营企业。1953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逐步扩大到棉、油、肉、茶、糖。1956年实行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将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实际上是政府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将私营企业以低价收购变成国营企业。这几个重要步骤的实施并未遇到有力的阻挡，相反，全国人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一致拥护取消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实施永无失业恐惧的终生雇佣制，而且人人有免费医疗，不再有通货膨胀。比较一下这一正一反的制度改变，能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呢？我认为基本的教训可以用五个字来归纳，叫“理性的谬误”。 不论是有识之士还是芸芸众生，也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总有强烈的声音对社会上种种现象表示不满。即使是歌舞升平的年代，也总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因此，用理性去改造社会，甚至发展一种“社会工程学”的学科便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出自这种观点。尽管我们已经吃尽了计划经济的苦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但社会工程学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失去市场。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批评市场的毛病并提出各种管制办法。各级人大的会议上类似的提案更不在少数，马上就要通过一部节能法，用法律来管节能。将来极可能还会通过节水法、节钢法、节人力法、节外汇法、节资金法，几百上千个互相打架的法律。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充满着怀疑，同时又深信，理性行为可以纠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弊端。 不要说我们这些智力平常的人，一代哲人爱因斯但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热心拥护者，他曾视为明白无误的是“人类的理性一定有能力找到一种分配方法，它将和生产方法一样地富有成效”。他还写过“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应该取代资本主义秩序的“为获利而进行的生产”。我国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赞成用工程的方法来设计和组织社会活动，把社会活动看成是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控制的系统工程对象。经济控制论这门课在许多大学里被传授，并列入了教委的大学教学课程之中。 为什么社会工程的想法行不通？要把这道理说透是很难的一件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那克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不幸的观念》（The Fatal Conceit）（有内部发行的中译本）就是专门论证此事的。凭着哈那克的学问，他还写了相当于13万中文字的巨大篇幅才算交卷。对于大多数的读者而言，不经过深思熟虑和对历史事实的反省，建立起自由经济的概念不是容易的事。根据我自己的学习，倒觉得复杂的论述可还原为基本的几条原理。首先，经济事物的因果关系比之自然科学要复杂百倍。一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和最初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驰。而且社会现象无法通过实验来判定是非。社会工程学的信仰者往往假定有一个“正确”的先知，他会根据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事实上针对同样的问题往往有几个全然不同的对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对哪一对策最有效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好像没有人能预测股市的波动一样。其次，社会工程（包括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以政府的权威去管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官员必定握有其他人所不拥有的权力。权力虽不等于腐败，但一切腐败都由权力产生。所以非自由市场的经济如果缺乏民主监督，几乎必然发生腐败。即使政府管理有效，其效果也往往被随伴的腐败抵消。 为什么我们相信自由经济？撇开复杂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用几条基本原理来说明。首先，一项交换是否有利于交换的双方，当事人最能作出判断，用不着第三者去介入。只有当交换会影响到其他人们利害时（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才用得着政府去管理。自由经济之所以能导致繁荣，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充分地利用了交换获利的机会。其次，个别的交换虽然是盲目的，价格信号却丝毫也不盲目，它能精确地反映供需形势，并引导生产与消费。我们曾体验过各式各样的比例失调，从买不到火车票到棉花大战，或因价格信号的形成和传递受阻，或因供需中一方不能随价格信号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可叹的是我们常常认为是价格偏离了我们头脑中的价值，甚至认为是价格发了疯，所以要把价格管住。 那么政府还应该起作用吗？当然是的。政府首先要把治安管好，保障公私的财产所有权；政府要提供公共商品如道路、灌溉、防洪；政府要维持好市场秩序，制止各种欺骗和不讲信用的行为，并防止不公平竞争。如果政府放弃那些不该管的，把该管的真正管好，我国的经济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这一希望不断地被社会工程之类理性的谬误所阻挡，实现起来还相当渺茫。 1995年6月3日 从“保险费”怎样变成“乱收费”谈开去 1995年6月，我到南方出差，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住旅店时发生了完全不应该发生，却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在退房结算时忽然冒出一笔保险费。钱数虽然不大（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深究），却完全违背了商业规则。因为保险是顾客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怕因风险发生某种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交易，万一风险成为事实时保险公司要负责赔偿。决不会有任何人在事情过去之后，因为庆幸自己没有出事而向保险公司纳贡的。我们所遭遇的情况正是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保了险，事后却要求顾客支付保险费。这里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事先不声明保险，万一出事保险公司可以赖帐不赔。而我们手中又没有任何凭证可以作为索赔的法律依据。所以这笔“保险费”就成为保险公司没有赔偿义务的“乱收费”。 保险是一种商业行为，顾客有权利投保，也有权利选择不投保。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根本无权强制顾客保险。（养老保险是例外，因为除非夭折每个人都会变老）即使顾客自愿投保，保险公司也应先将保险的条款交代清楚，特别是发生损失时的赔偿金额，同时保险公司应该将附有公司签章，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书交给顾客保管，作为万一出事时索赔的根据。而这一切在我们住过的旅馆统统都没有。所以保险费成为乱收费的一种借口，附带说一句，现在坐飞机保险时的保险合同往往和客票用订书机订在一起，旅客乘飞机时带上了飞机。万一飞机摔下来，保险合同一样粉身碎骨，罹难者的亲属根本无法证明他曾保过险。在我们所到之处，乱收费借保险费的名义能够畅通无阻不受抵制，说明了广大群众作为消费者对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不甚了了。有人说要交钱，自己就莫名其妙地把钱交了。 这次出门还看到了一个孰视而无睹的现象。即不论是坐飞机，还是全程对号人座的火车，旅客上车登机时无不带着紧张恐慌的表情争先恐后。这一现象不但在国内，而且同胞们还把它带到了国外。只要看中国民航的航班办理登机时，总是挤挤攘攘，和其他航班的秩序井然相比，显得非常乍眼。但中国人在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办理登机时，并没有这种紧张惊慌的表情。我曾注意这一现象，并试图探究其原因，但一直不得其要领。现在联系到保险费变成乱收费的事，我忽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中国人在市场上很少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倒是垄断企业或大企业（往往是国家办的）随时随地可以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欺侮消费者。百姓们有了这个经验，虽然车票机票上有对号人座的说明，上去之后有没有位子心里还不是很有把握的，所以出门旅行时往往处于情神紧张的不正常状态。 也许有人会批评我是神经过敏，把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扯到了一块，甚至说故意在我国的市场经济脸上抹黑。为了对应这种可能的指责，下面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 1994年5月我出差去广西北海，在坐飞机回北京登机之前，先把行李办了托运。那里对行李没有调光检查，马马虎虎就过了关。可是在检查手提行李时，我同行的一个朋友背包里装的一瓶茅台酒却被扣下，说茅台是高酒精度的烈性酒，属于易燃品，不让登机。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的大机场都设有免税商店，专门出售各种酒类，供旅客出境带上飞机。别人的烈性酒可以带上飞机，为什么北海机场就例外呢？再说，我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也属易燃品，难道都要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上飞机吗？虽然我们据理力争，因而召来一大片围观群众，可是越吵越坏事，我们几乎要被当作滋事寻衅流氓拘禁起来。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出示了VIP（十分重要人物Very imporortant person）证件，安全检查员忽然前倨而后恭,立刻放行,当然连茅台酒也一起通过了。事后我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民航管理局反映。焦点是为什么行李检查马马虎虎，却对一瓶茅台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为什么普通人不允许带，VIP 却可以带？最后我居然得到了回答，可是这个答复令人啼笑皆非。说是因为人员水平低，业务不熟悉。我们的大企业不但有欺侮消费者的习惯，而且一旦被告发，还有横顾左右而言他的本事，如果认为这个事例并非典型不足为凭，让我再举一例，那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铁道部规定托运货物如果运费不按时交纳，要支付迟纳金。其罚则是每天罚欠交金额的1％。（见铁道部货物运价规则第35条，1993年119号文） 迟纳金是应该交的，因为客户耽误了铁路的资金周转，理应负担利息损失。但每天罚欠款的l％，三个月下来付款就要加倍，这大概是现代社会中利息最高的高利贷了。作为对比，信用卡透支一般认为是利率最高的借款，其利率很少超过每天1‰。在发达国家一般是每天0．5％。在高通货膨胀的我国，国家银行给储户的存款利息没有超过每天0．5‰。而铁道规定的利率为此数的20倍。许多同家由中央银行控制利率，允许商业银行上下浮动一个百分数，顶多不会超过50％，而铁道部的利率比规定值高出2000％。我知道有一个3000人的工厂，去年被铁路系统一次罚了二百多万。平均每名员工辛苦一年创造的价值中被罚了700元，而铁路方面却不费吹灰之力，白捞了二百多万。这种事有地方告状去吗？工厂领导连想都不敢想。他安慰自己说，幸亏铁道部没有规定每天罚10％。 1995年7月10日 远虑和近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人们从多少年来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金科玉律。什么样的是远虑？我们考虑明天的事，明年的事，甚至下个世纪的事，但很少人考虑几代人以后的事。而且对下一代的关心多半只限于自己的儿孙。这样的远虑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更长远的，范围更大的事。但是有两点原因妨碍了我们这样做。一是我们的知识有限，弄不清今天的行为对几代人以后的生存会发生什么影响，做什么事会有利于后人，哪些事将不利于后人。二是缺乏对后人的责任感，因为那是我们身后的事，哪怕天塌下来，也与我无干。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我们确实没有将大范围、几代人以后的远虑，变成为今后自己的行动指南。 就上面谈到的第一点原因来说，近几十年来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使我们对事物的长远后果有了丰富得多的知识。例如人口增加与地球环境容量的矛盾。现在我们懂得，森林的消失，地下水的枯竭，渔业资源的减退，生活的拥挤等都与人口增加有关，控制人口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方针，30年以前这在我国还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又如全球气候变暖的研究，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全球的气温的确在缓慢地上升，而且这种上升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研究说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燃烧大量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石油和煤炭，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增加了大约1/4（从万分之2．7增加到了万分之3．5）。如果任其发展估计到下世纪中叶，浓度将增加一倍，同时气温将比现在上升2到4度。照外行人看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微小含量和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科学计算证明，正是由于这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更微量的所谓温室气体保持了我们周围的气温，没有它们的话，大气平均温度将是零下20度左右，大多数人以为气温上升三五度完全在人们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科学家们却不这样粗心大意，他们研究地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气温升降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发现气温上升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森林大片死亡，降雨的分布变化，植物和动物的分布随之改变，灾害性气候出现的频率增加，其经济后果究竟有多大，各人的估算差别很大，究竟如何还很难说。 有人以为气温上升如果是二氧化碳等气体造成的，等到真正发生了灾害再来采取措施也不算晚。这种想法是由于不了解各种成分的气体在大气中循环的性质而形成的。二氧化碳气体分子在大气中的寿命估计平均为500年左右，即要大约500年才有机会溶入海水或重新被植物吸收。容纳二氧化碳的主要介质是海水，表层海水吸饱了二氧化碳之后，要流到海洋深处，腾出地方让深层海水浮到表层来吸收二氧化碳。所以大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要等深层海水循环到表层。而海水的垂直方向的循环要800到1000年才完成。这些现象决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非常缓慢。正好像50万吨的巨型油轮，船长发出停止的命令之后，轮船还要向前滑行好几海里才能真正停下，大气成分也具有巨大的惯性。等到我们确认事情出了毛病再停车，根本来不及了。 除了大气成分造成的危险，还有更为根本、更隐蔽、惯性更大的变化也可能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这就是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根据考古研究，我们知道人是猿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而成的，这个进化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至少要几万年才能看到一些端倪，但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过去生物进化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优胜劣汰。可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能不能适应环境全都取决于社会环境而几乎与自然环境无关。过去的淘汰规律是体力强壮，能够获取足够的食物并在争夺异性中取得胜利的有机会繁殖后代。现在仍旧是食物和异性在决定繁殖过程，但靠的完全不是体力强壮，是什么因素代替了体力强壮？是聪明才智？是诡计多端？是光明磊落？我们根本不知道。因此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我们全然无知。如果诡计多端的人有繁殖优势并成为淘汰规则的活，将来人类成为一群彼此阴谋计算别人的可怕生物，到那时再来纠正就太晚了。 这些事情确实是很遥远的事。虽然其起因都是我们眼皮底下正在进行的事，但人们事实上对其进程毫无控制能力。另外有些事其后果已确实发生了的。例如我国华北地区的干旱化过程，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在50年代京津一带年降水量为650毫米左右，现在已逐渐降到四百多毫米。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但京津地区缺水的问题越加严重，华北整个地区退化为沙漠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拿中华民族三千多年前的华北和中原的环境和今天作一对比，或许可以发现造成华北的缺水的直接原因是毁林。那时全国有多少森林虽然没有测量的记录保持下来，但从各种文献记载的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大大地不同于现在。譬如周代诸侯各国交换礼物的清单中就有犀牛和大象。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可见秦始皇为了造阿房宫把四川山上的树砍光了。甚至100年前瑞典地理学家考察罗布泊时还记下了当时百姓巧妙地捕捉老虎的方法，可见那时罗布泊不但有水，而且有草有树还有众多的小动物作为食肉老虎的生存条件。而今罗布泊已成了一片干涸荒地，不要说老虎早已消失，连植物都难以存在下去。 为什么森林可以增加降雨？大家都知道，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最终有两种归宿，或者经过溪流河道汇入大海，或者重新蒸发成为水汽升腾上天。因为地面系统所含的水量从长远来看是稳定不变的。重新蒸发上天的水汽有可能再次成为雨水降落下来。所以蒸发升腾的水汽越多，降雨也越多，气候会变得湿润一些。森林的作用就是将雨水截住，让它慢慢地流走，在流走以前会更多地蒸发成为大气中的水汽，人们乘飞机经过千岛之国印尼时，如果碰巧刚落过雨，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有森林的岛上蒙着一股垂直的云雾。那就是蒸发水汽升腾所形成的。在大陆上，这股云雾可能再次遇上冷空气，凝结成雨降落在别的地区。人们看到江河湖海，认为那是巨大的水体。其实云雾所包含的水体超过江河湖泊中流动着的水体。为了解救华北的干旱缺水，人们修了引滦入津的工程。现在已经开工将汉江中游的水用人工渠道和扬水机械引到山西。这项工程的投资达百亿元之巨。但很少有人思考如何利用空中河流来输水，即通过绵延不断的森林，将水汽引导到华北来。这样做的话，还可以减少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增加木材的生产，改善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即使森林不能增加华北的降水，它的附带的生态利益也值得我们为之一试。 人口、气温上升，人类进化，华北干旱似乎都和我们眼前的生存无关。在八小时之内，每个人都忙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只是到了八小时之外，才空下来想一想属于远虑的事。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无这份远虑，或者虽有考虑却无行动，远虑最终难免变成近忧。 1995年6月8日 摊派 今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被北京西城区税务局的一个税务所摊派订购《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两种报刊。为此我曾向西城税务局反映，局里还派了三名干部到我处向我解释。以后我又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得到的答复简单说来，同意这种行为是一种不正之风，但现在己成了风气，牵涉的面相当广，一时难以扭转。最近我几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发现摊派订刊物远远不止税务系统。农村工作系统、民政系统、环保系统，乃至党组织系统，全都有自己的摊派任务。它已泛滥成为一种灾难，它的间接影响非常恶劣。 摊派不同于贪污，它不可能被起诉。现在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对摊派者治罪，所以从事摊派是绝对安全的。摊派订阅报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督促学习。这样看来它非但没有罪而且还有功。可是摊派活动真正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是利用职务上的权威牟取私利；是一种不作贡献就能获得报酬的最便捷的谋利之道。许多摊派活动中个人能得回扣，有的在年末单位能分得一笔红利，有的干脆就是单位办的一项“实业”，正因为它虚伪的正当性掩蔽了个人动机，它才会以巨大的动力和迅猛的速度席卷全国。 单纯从经济上看，摊派比之贪污造成的损失更大。因为贪污只是财富的转移，购买力从一个人（或单位）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它并不形成物质损失。摊派则不同，摊派订的刊物要花人力物力印制出来，然而并没有人读它。我们单位订的《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连封套都不拆，直接扔进了垃圾筒。这种物质损失一般是个人得利的5倍到10倍。换言之，个人为了一元钱的回扣，往往要浪费社会5到10倍的财富；它是不惜巨大的社会浪费来牟取个人私利的罪恶活动。 大多数靠摊派维持的报刊质量低劣。办报刊的人不需要把报刊办好，登的文章缺乏新意，废话连篇，印刷马虎，错别字到处可见，这类报刊的经办人员并不把心思用在如何登好文章上，而去钻营关系术。他们用回扣、分红、谄媚、请客去扩大订户。它们不怕竞争，也没有人能跟它竞争。相反，一些真正办得好的报刊反而销不出，因为单位订阅费有一定限制，订了摊派报刊就没有钱去订真正用得着的读物。 摊派已经成了风气。广东省某地强行摊派每名党员干部捐资50元用以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表现上看来这是件好事，可是仔细分析是弊远大于利的，现在干部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维持生活都有困难。对于没有额外收入的干部来说，50元钱也称得上是一项不大不小的负担。干部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的方法不是捐那区区的50元钱，而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满腔热情地，不是打着官腔地为当地的百姓和企业服务。这种服务精神恰好是穷困地区最为需要的，而1000名干部捐的几万元钱要想用来发展经济真是杯水车薪。摊派捐钱未必有助于改善官员们的服务精神。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经济桔据的干部受了硬性摊派的委屈，很可能是降低了他们的服务质量和贡献精神。各种摊派的经济负担如果强加给了企业，企业的反应可能将这笔负担转嫁给顾客，也可能鼓励他们通过偷税漏税来弥补。政府对这种活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摊派最大的恶果是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搞摊派的政府机关自己破坏市场规则，和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沦为同一类人，他还会有什么资格去维持市场秩序？能发号施令搞摊派的都是手中握有各种实权的党政单位。他安排的摊派别人不敢不屈从，因为如果不屈从就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摊派的背后有一根棍子在支撑着，这根棍子是用来揍人的。这些搞摊派的党政部门，利用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力去破坏社会的公正。他们在群众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支维护正义的力量。真正需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的时候，他们已变得软弱无力。 应该承认，有一部分摊派收入用在了支持正当的政府活动，只因为这部分活动没有正常的款源，所以出此下策。例如政府官员的收入过低，可是加薪水又受中央规定的限制，所以用这种产生巨大社会浪费的摊派办法来弥补。要取消摊派首先要将这些正当活动的款源落实，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要为一项活动设立名正言顺的经费来源却远不是简单的事。取消摊派之所以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此。可是如果我们认清了摊派是以5倍以上的浪费为代价的筹资办法，或许会增加一点我们治理摊派的决心。 1995年10月5日 “不二价”和超级市场 解放前，我国有不少老字号都用“不二价”来标榜自己诚实无欺，意思是说，他所提出的商品价格都是最低价，不允许还价，也不必要还价，这种“不二价”的经商规则实质上是商业行为的一种革命。因为过去做生意都有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变了“不二价”，这个过程不再存在了。大家都知道，讨价还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不小心还价高了，就会吃亏。越是大笔的生意这个过程越复杂。双方都要搜寻大量的价格信息，并从中定出自己的谈判策略，于是价格谈判成为耗时费钱的一项工作，这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上升，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交的买卖做不成，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谁也没想到，“不二价”的中国发明被西方的超级市场接了过去，并切实地付诸实行。老字号标榜自己“不二价”，但是不是真的“不二价”却很难说。只要顾客还了价，店家还得再认真想一想，于是“不二价”仍旧变成了讨价还价。可是在超级市场那里，顾客并不和售货员打交道，因为超级市场里根本就没有售货员，只有收银员。顾客只和收银员打交道，这时商品上称的价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不二价”。 “不二价”有什么特点？它必定是接近于成本的最低卖价。有过出卖商品经验的人都知道，谈价格的时候总是捉摸对方可能出的最高价是多少，尽量把成交价抬到这个最高价。自己有一个最低价，它是接近于成本的价格，低于此价买卖就要亏本。但最低价是自己的底牌，决不泄露给对方。在超级市场中商品所标的价就是最低价，这倒不是因为超级市场的老板不想多赚钱，而是因为超级市场互相之间的竞争，只要你标的价稍微比别人高一点，生意就被别人抢去了。超级市场想赚钱，不能从价格上打主意，只能从改进内部效率降低成本上打主意。 超级市场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己在美国出现，但它的大规模推广则是在60年代。凡是超级市场出现的地方，其他零售业很难与它竞争，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席卷了全美国，并迅速推广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外行人看到的，只是超市里商品的琳琅满目。其实它引起了一场商品经济的重大革命，即彻底消除了讨价还价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大大减少了顾客受骗上当的风险。实际上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几乎等同于在无人售货机上买东西。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对当地的物价情况不了解，想买东西怕吃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光顾超级市场。 当前我国商业秩序极其混乱，漫天要价，假冒伪劣，不守信用的陷井到处都有。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笔买卖都像自动售货机那样诚实无欺，顾客怕吃亏上当的心理障碍彻底消除，商业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一切贸易的机会全都可以利用起来，社会将得到巨大的利益。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一共同的感觉，即美国的物价很低。一个非技术的普通工，譬如餐馆里洗碗的，一天可以赚40～50美元，而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120美元，所以打三天工就可以供一个月的饭钱。这种低物价水平和超级市场有很大的关系，是它把漫天要价赚取欺骗性利润的恶劣行径赶出了市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使价格接近成本，消除超额利润是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要用到稍为复杂一点的推理。包含超额利润的价格是一种扭曲的价格，它会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例如在改革之前手表的利润高得惊人，而粮食的价格则比成本还低。这种价格扭曲导致消费者减少手表的购买而增加粮食的消费，使本来就供不应求的粮食格外紧张，而手表的生产潜力则因需求不足而不能发挥。再如目前（指1996年底之前）邮资是国家补贴的，本市信函一角钱大大地低于成本。由于信函比打电话还便宜，消费者为了传递一个信息，可能选择寄信而不去打电话，结果是浪费了社会的资源，因为电话的真实成本可能比寄一封信低。换句话说，由于价格扭曲，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消费者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浪费了社会资源。 由于超级市场的空前成功，全世界出现了一种试图将超级市场的规则推广到其他行业的趋势。现在大批出现的批发超市，电子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则是另一些例子。本来银行是最需要信用的行业，过去银行的信用主要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用自动电子银行能否获取顾客信任似乎是有问题的，但美国在80年代初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电子银行得到迅速发展，甚至超越了国界。现在凭一张信用卡可以在世界各地付款甚至提现。对我国而言，推广超级市场这种不二价的规则更具有迫切性。去年我国政府规定了一切商品均需明码标价。这一规定虽然和真正的“不二价”还有差距，但出售商品的一方在给商品标价时必定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如果标低了将失去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如果标高了会被竞争者抢去市场。所以明码标价加上充分的竞争可以便商品的价格降到成本点上这种政策比之几百个物价检查员更有效，也更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则。 1995年10月11日 何必较这个真 1995年9月6日《光明日报》第10版刊登了一位女记者写的题为“我偏要较这个真”的文章。文章讲了她经历的几件事情，由于别人办事不讲原则，违反了“文明”，她不怕麻烦费事，不惜代价地“较真”，教训了那些无原则的人。第一件事是面的司机推说没有带发票所以不给开，她坚持了20分钟，这位司机终于屈服，从小抽屉里拿出发票给开了。但又为了要找5角钱，双方都没有零钱，她又坚持了10分钟之后，司机再次屈服，从小贩那里换了零钱结束了这番争论。第二次也是坐面的，司机未经她同意，在中途又拉了两位顺路的乘客，她虽然同情出租车司机工作辛苦，但这次拉客侵犯了她的权利，最后逼得那位司机把两位乘客赶下了车。第三次是她用一张破旧但完整的1元人民币买晚报，摆摊的嫌钞票太破不愿接受，她据理力争。摆摊的一时性起，宁可白送她5角钱的晚报也不愿接这张破票子。她却揪住不放，非要用这1元破币并要找还其余的5角钱，最后摆摊的也屈服了。这三次较量都以她坚持原则，不怕耗时费事，取得了成功，所以她用“偏要较真”这四个字不无得意地写了这篇文章。 这位记者的行为似乎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她的亲友也赞赏她的勇气。她最后说，作为记者，要用手中的笔传播文明，维护文明。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什么是“文明”的问题。对文明的解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立的。那么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大家也许立刻会在脑海里出现两种人的鲜明对比。野蛮人是无理可讲，随时准备动武的人；文明人是彬彬有礼，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所以盛洪先生曾归结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从无数次两败俱伤的教训中逐渐学会了谈判妥协，从合作中求利益。这个历史是文明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张曙光先生也说，制度创新就是寻求如何均分合作剩余利益的规则，人类制度创新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求从合作中获取剩余利益的机会。市场经济和人类历史上各种其他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从制度上分析，就是市场经济允许乃至鼓励每一个人与别人合作，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利益，只要这种行为不妨碍别人的同样的权利。所以市场制度是一种利人利己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的特色，使得人类社会在近300年内取得了物质享受方面辉煌的胜利。附带说一句，不少人以为物质文明的进步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进步是因为市场制度的鼓励，发明人会从市场安排中得到回报。相反，如果谁发明了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就要被杀头，科技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与利人利己相反的就是“损人不利己”。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位记者所做的三件事，确实都是损人不利己。第一件事双方为了11．5元钱的发票相持半个小时，如果让司机去拉别的客人，半小时可以赚上20元。记者自己也白搭了半小时进去。第二件事硬是把顺路搭车的人赶了下去，对任何人（司机、中途上车的人）都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第三件事，摆摊的已经同意白送她一张晚报，但她并不罢休，非要对方认错。这三件事都可说是不折不扣的“损人不利己”。我认为这些事并不符合文明的要求。 我作为一名有志于研究经济学的人，使我最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穷”。 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十几年得到的结论竟是简单得出奇：因为损人不利己。损人不利己看来似乎是小事，而我却以为这是带根本性的大事，是违背了文明发展方向的大事。 老太太养几只鸡，等鸡下了蛋卖给需要补充营养的人。这又碍着了谁呢？可是文革中把这一类活动称为资本主义尾巴，统统都要割掉。青年人想读书，老师、学校都是现成的，可偏不让人读书，统统赶去上山下乡。这一类的事写上一本书也说不完，这全都属于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可这并不是疯子做的事，而是成千上万正常人认为理有所据而做出来的事。现在当然好多了。可是损人不利己的习惯还在，理论还在，法规还在。否则为什么有这位记者的这三件事，为什么有她的亲友支持她，也许还有不少读者看了她的较真精神感到钦佩，值得同情。确实，这里存在着对文明的不同看法。 市场经济能够运行的原则是交易的双方本着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通过妥协、协商，寻求合作的剩余利益，所以做买卖时双方都能赚钱。交易是平等自愿的，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赔钱的生意可以不做，所以交易都能利人利己。计划经济则不同，它是按照某种理论由国家制定一系列原则性规定来运行的，个人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所以“理论”和“原则”，在计划经济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按照原则办事并没有错，可是别人也可能有别人不同的原则。你有权按原则办事，别人也有权按原则办事，难道世界上只有你的原则才对，其他不同的原则统统都错了？而且即使是同样的原则，双方理解不同，冲突照样难免。文革中武斗的双方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例证。市场经济则不同，他尊重每个人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去解决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共同的原则了，自己可以坚持原则，但要承认别人也可以坚持原则；自己可以追求利益，但不能妨碍别人追求利益。所以平等倒是市场经济中共同的原则。现在我们看到在市场中出现的大量丑恶现象，并不是因为市场运作缺乏原则，而恰恰是因为破坏了市场经济共同的原则，即追求自利时不得妨碍别人追求自利。或者说，利人利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而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则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则。 我国推行市场经济若干年，平等协商和妥协的原则逐渐被人们接受。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物质生活忽然地变得丰富起来。这是市场环境在实践中教育了我们，并不是我们从理性上有了新的认识。在潜意识中恐怕还是老的一套，被某种“原则”主宰的行为规则在起作用。所以损人不利己的现象还大量地存在。仅举邮政局的一些规定为例来作一些分析。邮局规定寄信要写邮政编码，以便于机械分拣，加速投递，这原来是好事，但如果寄信人不知道收信人的邮码，为了写邮码还得费大事到处打听寻查，这就还不如让邮局的专职人员去代查邮码或干脆改为手工分拣节省时间。可是我就收到过从邮局退回来的信，说是因为未写邮码，或因为邮码有误。（也许邮政系统的规定并非如此）邮局退还这封信，对邮局并无任何利益可言，但对寄信人却会造成不便。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我国邮局还规定印刷品内不准夹寄信件，因此需要同时寄印刷品和信件的人就要分两次寄，邮局要分拣两次，投递两次。这岂不是以损人为目的，以害己为手段吗？这种现象在我国的日常生活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政府对物价的管制多半也属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范畴。一方愿卖，一方愿买，双方从买卖中都得了利，它不损及任何第三者的正当利益（对那些想通过压价或抬价，损害对方利益自己得利的人是例外）。可是政府出面干涉，非得按政府规定的条款做买卖不可，这就是损人不利己。听说现在压价收购农产品政府要动用公检法的力量。也许这种做法有复杂的政策设计为基础，但他破坏了市场原则。我估计这种政策考虑很可能带有某种成分的片面性。 前文提到的喜欢较真的那位记者，只是以她的平等地位在和面的司机和摆摊卖报的小贩较真。如果这是一位政府官员，并且以同样的较真精神去执行公仆的任务，百姓可要受大罪了。我们每个和政府打过交道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是简单容易的事，偏要坚持原则，弄得极其复杂，光以盖图章来说，这里就有无穷的学问。该盖人事章的，行政章就通不过，该盖处级章的局级章也不管用。在支票上盖章更得小心,位置偏了、歪了，都可能被顶回来重办。支票上写“壹仟元正”有的银行要求将“正”字改为“整”，可有的银行正相反。写“整”字不行，非要改成“正”不可。当然，银行不是政府，可他们都有权管着你。条款严密，执行细致，都不能说是错了，可是百姓和这些部门打交道并不是平等谈判，而是只有屈从的份，严密和细致再加不能通融，简单的问题就复杂化了。因此在制定条款时有权威的一方更不能和百姓较真，而是应有充分的体谅和同情心去处理临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这个从计划经济脱胎出来的市场经济，最最不能适应的恐怕就是从政府到百性，每个人都要从整人、教育人转变成体谅人、爱护人。摒弃那种只有我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傲慢态度，更不能把斗争看成是乐趣，窝外斗，窝里斗，没事找事斗。 尊重别人，不较真，双方都有妥协退让的精神准备，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说起来似乎简单，其实是需要培养的，损和利都是说的物质方面的，但同样重要是精神方面，或文化方面的。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一个容易相处，和谐协调的环境中，谁也不愿意整天惹麻烦，或者是自己找别人的麻烦，或者是被别人找麻烦。中国人的传统是重视这种文化环境的。但过去似乎更着重在家庭邻里之间，顶多再延伸到同事之间，而很少应用到陌生人之间，更谈不上政府和百姓之间。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较一下，一个明显的差别是我国这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现在在礼貌和尊重别人方面却大大地落后了。我们经常可以在马路上看到像上面提到的那位记者所经历的事，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为了一点小事，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而在发达国家,马路上吵架的事确实非常稀少。在那里生活,别的话不会说不要紧，“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这三句话是一定要会说的。我国在文革中生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有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更不会说“请原谅”，似乎说了这三个字就降了身份丢了面子。尽管也有感到对不起人的时候，而且也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可是这三个字硬是硬在喉咙里吐不出来，憋得满面通红。相反，要在大众面前逞英雄倒是劲头十足（不是做救死扶伤、仗义直言的英雄，而是做一个具有野蛮人气质的英雄）。 较真的态度并非永远都是错的。科学研究就要有较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日常生活中认真和细致也都是良好的习惯。我们反对的是那种缺乏设身处地、与人为善的同情心，制造出各种麻烦来的较真。这种较真，说到底和对人的尊重有关。我们很少看到下级和上级去较真，更多的倒是体会上级精神，甚至唯唯诺诺。我们经常受困扰的是管你的政府官员忽然和你较起真来，弄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跑断了腿也满足不了对方的要求。不是官员的普通百姓一旦有了一点权利，便得理不让人，把权利扩大膨胀，给别人制造种种麻烦，形成生活中种种损人不利己的摩擦。如果这种现象不纠正，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至少上千亿元还是小事，更叫人弄得垂头丧气，生活失去了情趣，对社会产生出怨恨情绪，对谁有益处呢？ 1995年9月17日 市场制度的利和弊 法国经济学家阿兰·科达教授于1995年12月18日在中国社科院作了“市场制度的利与弊”的报告。我因事先不知道而未能参加。次日改革开放论坛组织我们与阿兰·科达教授座谈，他的谈话中多处涉及到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正确认识市场制度的利与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经常和我接触的人中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欢迎市场经济的，但对改革以后出现的各种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因而对市场经济持有保留态度。另一类是少数，对社会风气的恶化看得较重奇 -書∧ 網，认为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如果不立即刹车迟早会出现重大变故。这两类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能说谁对谁错。但共同的问题是没有分清楚哪些是市场制度带来的利益，哪些是它带来的毛病，因而也说不清不搞市场经济是否就可避免这些毛病。确实，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市场制度预期过高，以为一切依靠市场都可以解决问题。另一是对市场缺乏信心，认为现在的毛病都是市场制度带来的，要纠正这些毛病非得把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停下来不可。 应该承认，和其他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市场制度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一切资源。这不仅是理论得到证明了的，也是当今一切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制度的事实所证明的。当然，并非一切试图实行市场制度的国家都能做到资源分配的优化并实现繁荣。其原因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写上一篇大论文。但用简单的道理一句话就够了。市场制度只能用于可交换的商品上，如果把市场制度推广到可交换的商品之外，非出毛病不可。 什么是可交换的商品？一切物质财富，可以在公开和竞争性市场上买到的东西都是可交换的。什么是不可交换的？人的生命和人格，人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政府授予的各种行政权利，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观念，对道德的评价，这些都是不可交换的。 凡是实施市场经济有保留的，收收放放，三心二意，都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但把市场原则用过了头，把不可交换的权利和信仰也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同样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市场经济不同于平均主义。由于个人的天赋、机遇、努力的不同，肯定有一部分富人，也有一部分穷人。要想实现市场经济就得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其实人与人的不平等任何社会都在所难免，人类还没有发明能齐步走向富裕的社会制度。相反，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贫富差别可以鼓励人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创新，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全社会的财富全部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并非消除贫富差异。然而人的欲壑难填。富起来的人不但吃好穿好用好，还想用钱去奴役别人，获取权力，骗得名声，从而弄来更多的钱。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夺了权利，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在所难免。如果权钱交易的篱笆一开，社会的安定将受威胁。所以一切政府都要致力于既限制金钱的作用又限制权力的作用，更要限制二者互相勾结。用钱购买选票就是一例。本来选举权是公平的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它不是可交换的商品。但富人向穷人贿选，选出更有利于富人的政治家当权，穷人就更进一步受穷。更多的是有钱人向政府机关行贿，官员们以手中的权去与金钱交换，牺牲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少数人发财致富。更不用说政府不提供服务就凭他的权威用各种名目向百姓收费，借以中饱官员。我们反对娼妓，就因为这种交换己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围，更不用说贩卖妇女和儿童。个别新闻界人士搞什么有偿新闻（不是广告），就是拿舆论与金钱交换，愚弄群众，欺骗百姓。一个健康的市场制度必须对以上这类行为有严厉的制约，这个功能就是法院和政府的职能。我们现在所说的扶贫是对已经成为贫困的人给予帮助，限制富人滥用金钱的行为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因为社会不公而形成的穷人。 应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当公平的制度，只有一些抱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分子才会反对它（这种极端分子将反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换句话说，百姓可以接受市场造成的贫富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驱动每个人学习、工作和创新。百姓有时之所以忿忿不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市场规则，有钱的人又有势；有势的人方便地弄钱。如果有大量的人，其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出现危机。清楚地划分市场的界限，或许是既保证安定，又实现繁荣的基本之道。 1995年12月20日 社会贴现率 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当商业银行用此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时称为再贴现。再贴现所用的利率或再贴现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公布。再贴现率的高低可以调剂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而且银行执行的各种长短期借贷款的利率都要参考贴现率，因此，贴现率成为计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标准。 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坏。 但是社会学家却从贴现率中发掘出更多的意义。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社会活动，可以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贴现率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滥。 社会贴现率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办法测定它吗？经济贴现率是可以观察的，然而社会贴现率却无从观察，而它又确实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未能提出一个客观的测定办法，却了解了社会贴现率依赖于哪些因素而变动。 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高通胀导致高贴现率，从而会导致高的社会贴现率。经济学家常将通货膨胀仅看成是货币现象，而不重视它的社会后果。高通胀是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们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有诗意的田园景色之中，一想到笼罩着一切的高通胀，就会感到担忧。其次，社会的安定，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极而言之，在一个战争环境中，人们生死未卜，与处于安定环境的人相比，肯定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同样的理由，人的平均剩余寿命会影响社会贴现率，平均剩余寿命越高，社会贴现率越低。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都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人与人互相信赖的程度，社会的道德风尚都会反映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社会贴现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评价中应该注意到政策对社会贴现率的正负影响，有的政策虽能获益于一时，却会损害社会贴现率。这种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应慎重对待。可惜至今我们未能提出一套定量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贴现率作客观的评价。 1996年1月6日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 由我负责筹资，在山西临县贫困山区设立的一个村民互助基金，由于《八小时以外》杂志的报道(见1995年第5期),为许多读者直接间接所了解，其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有写信去了解情况的，有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也有捐钱捐物的。人都说，市场化以后，人人向钱看，良心都变黑了。但从这件事看，天下充满着热情的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相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且将来阳光会更灿烂，空气会更清新。 在许多来信支持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令我联想到扶贫以外的事。新加坡一位名叫华运海的华侨写信给临县龙水头村小学负责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师，表示愿意出资襄助，并要了解基金的管理办法及汇款到国内来的方式。雒老师很负责地作了回答，写了回信寄去，当地山村的邮政所从来没有办理过国际邮件，不知道如何处理，只从邮资表上查出该贴6．7元邮票。滩老师如数贴上了邮票，可是被太原市邮政局邮件处国际科退了回来，并将6．7元邮票盖章注销。理由是没有使用国际标准信封。试想一下，一个偏僻山村，连邮政所的人都不知道国际标准信封为何物，怎能用这样的规定来要求寄信人呢？按太原市邮政系统的要求，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让雒老师请上两天假，花上上百元旅费到太原去买一个国际标准信封寄走。这样可以满足邮政系统使用标准信封的要求，可以让邮局使用邮件自动分拣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代价太高了！邮局节省的只是用机械分拣代替人工分拣，大概只值几分钱（一个分拣工每天可分拣两万封信，一天的工资才几十元），而寄信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两百元钱。 雒老师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心痛那6．7元的邮票。什么事都没办成，6．7元邮票倒是被盖章注销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信寄到我处，由我替他把信寄走。 写信要用标准信封，信封上要写收件人的邮政编码，这个规定已经有18年的历史，1995年开始“强制”执行。可是至今推行并不顺利，各方反应很强。邮政系统的调查说，虽然己有96％的信函写了邮政编码，但由于信封纸质太差，邮码红框不合规格，书写的字体过于潦草，仍有约20％的信要经人工分拣。一套新设备据说要上亿元的投资，可是它还远不够聪明，只能处理80％的信件，强制推行“标准化”发生了雒老师那里给寄信人带来巨大不便的事，而邮局得到的利益又甚为有限，这种措施是否明智，值得我们认真重新想一想。 我并不否认，写邮码用标准信封有利于加速分拣，但使用机器分拣是否有利于节约成本则大成问题，一台分拣机只能代替20个分拣工。而光是投资应付的利息可能是人工费的若干倍。为什么这一可以提高邮政效率的规定不断受到各方的责难呢？原因很简单，此项规定是只考虑邮政系统的效率，还是考虑了全社会的综合效率？换句话说，是否也考虑了寄信人也有他的效率要求。 一般而言，用标准信封和普通信封对寄信人的负担几乎是相同的。在信封上多写上6个邮政编码仅举手之劳。所以要求寄信人予以配合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是指一般情况，在特殊情况下，这两项规定也可能给寄信人造成巨大不便。前面提到的雒老师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寄信人只知道收信人的地址却不知道他的邮码。如果邮局有权拒收未写编码的信，寄信人势必跑到邮政局去查编码。这也正是目前邮局要求寄信人做的事，所以邮局里备有几大本全国邮政编码专供顾客查询之用。然而就社会分工而言，查编码理应是邮局的事而不是寄信人应做的事。邮局雇人专门查编码，日子长了成了查编码的专家。由他们代查代写编码肯定比寄信人自己去查效率高得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要求寄信而不写编码的人多贴几分钱邮票，以支付查编码人的工资。使用标准信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人用标准信封有困难，有人偏爱用特别古怪的信封，因为人各有志趣。对这些信封邮局无理拒收，倒可以要求多贴一点邮票。 只顾本单位自己的利益，侵犯用户的利益，只有垄断部门才有这个条件，不光是邮政系统有这类问题，电信系统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许多电话用户都可以诉说他们从电话安装到每月收费中的种种困难和无礼对待。因为他们是垄断部门，不像买早点，这家服务不好马上可以换一家，用户无法改变选择。与他们讲理，根本不会理你。所以百姓害怕和他们打交道，他们也才能吾行吾素，巍然不动。 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远远不止邮电部门。如果我们用保护自身权益的新观点对周围垄断业作一番巡视，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北京地铁设计时一般的站都有四个出口，可是几乎所有的站都有出口通道被挪作它用的事。中国银行办理支票托收，要45天至60天才能提现，铁道部对用户迟交运费有严厉的罚款规定，每迟交一天罚欠款的1％，一年下来一元欠款就变成4．65元，比全世界最高的高利贷还高出10倍。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可是他是垄断部门，他甚至还是政府部门。至于服务窗口开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孔，刁难顾客的事，那就更多了。百姓的权益被侵犯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已经许多年了，近两三年来的情况非但未见好转，还有越演越烈之势。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了几乎一切人的办事原则，一切都在向钱看了。向钱看并不错，错在一切都向钱看，尤其是政府部门，他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维护社会公正。政府目前还经营着一些服务项目，这些业务严格来说，与政府的基本职责不一样，倒是更接近于企业。像邮电、铁路、银行、城市公共交通等实质是企业，他们应在公平的原则上通过内部效率的提高做到能创利创收。他们无权对顾客实施监督管理。为了提高效率而作的各种规定必须兼顾顾客的权益。顾客与他们是地位平等的。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这些行业。199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联通公司，打破了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电信业的服务很快有了大的改观。数字型大哥大的价格降了1/3；原先的高柜台服务改成了低柜台。但这些改善仅限于联通开展了业务的几个大城市，其他城市仍是邮电部一家把持着，高价格高柜台依然故吾。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许多习惯于政府独家经营的，都可以变为竞争经营，如银行、铁路、邮政、保险。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国的航空业也这样做了。这些行业的服务改进，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我国百姓的生活质量。 1996年1月24日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 1．改革的开始和结束；改革和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改革的紧迫性：积累的政治、经济压力，特别是国际信息的交流； 改革的契机：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对过去政策失误的责任的淡化； 改革的结束：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②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变为失败。 2．改革的过程。 不否定过去则改革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则社会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结果必定是每人追求短期利益，社会动荡，生产下降，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 这种平衡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转变上。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放比之改革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没有开放，继续闭关锁国，不可能有改革；仅仅调整组织机构，甚至变更人事安排，出台各种政策，而没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改革只是一句空话。相反，意识形态改变之后，其他改变自然跟着发生。因此，社会结构、市场交换、内外关系之所以僵化并因之而形成内部紧张，导致改革之不可避免，皆起因于意识形态之僵化。而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它没有不可逾越的信仰障碍，经常性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完成，而不是先破后立。 3．改革的目标 经济目标：建立市场制度，这是唯一能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经济制度。在市场制度中公民有明确的所有权，供需双方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追求各自的利益，从而形成价格。均衡价格是唯一能导致最佳资源配置的信号。正是由于这一点，供需一体的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不能产生价格信号。 政治目标：基于自发的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似乎是一种最自然的安排，然而人类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才出现市场经济，其原因是当人与人地位不平等时，不会产生自由交换，代替它的是掠夺和剥削。人权得到较好的尊重的社会，市场才能出现和巩固。历史如此，现今社会仍如此。当然，当今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制度和确立人权观念的顺序和欧洲诸国出现市场制度时的顺序是相反的。在欧洲，是政治演变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反，在市场建设的过程中确立人权观念。然而，对这些国家而言，始终存在着由于人权观念不能最终被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建设半途而废的可能。可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相互依存关系。 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有其规则，此规则不能靠买卖双方自己来维持，而必须有第三者，即政府。政治改革的另一目标就是改变政府职能，从领导人民变为维持市场秩序。 4．什么是民主？ 许多人误以为民主的内容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以为民主包括两条原则：即①保护少数人，即使是死囚除了将被执行死刑，他仍受到保护，不容对他污辱和折磨；②容许不断地寻求能较好地作出与公众有关的决定的途径。 选举领导人与上述第二条有关。但如果某种选举办法不符合此原则，则不能认为是民主的，选举如果不能保护少数人也不是民主的。 上述二原则只有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时，民主制度才能牢固地建立。只有社会上出现庞大的中产阶级时，此原则才可能被普遍接受。幸而在缺乏民主政治的环境下，中产阶级有可能壮大起来，因而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存在的。然而这只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5．什么是人权？ 人权是一组权利，当每个人都拥有它时并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它与特权相反，特权只可能一部分人拥有，如果人人都拥有，就会发生人与人的冲突。 人权并无与之相应的义务，人自出生之时起即拥有人权，故曰“天赋人权”。人权是不可交换的，因为人无法放弃人权。一般来说，言论自由属于人权，因为它不会引起人际冲突。然而如果某一言论能导致人际冲突（如教唆杀人），则它并不享受言论自由。 财产所有权属于人权。每个人都可以有他所拥有的财产，因为明确地界定了财产权，才避免了人与人的冲突。但如何分配财产则由社会制度决定。在市场制度中人从要素市场得到财富，在封建制度中人从社会地位（或特权）得到财富。 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属于人权，因为这不妨碍任何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以人权作借口对贸易加以限制，这种做法本身即违反人权原则。 人有行动的权利，也有不行动的权利，只要这行动不妨碍别人的人权。人有生存的权利，也有自杀的权利，正如人有吃饭的权利，也有不吃饭的权利。 如果人人都尊重人权，将出现一个和谐没有冲突的社会，所以对于人权的种种争论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对特权的留恋。 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且付之实施，未必符合人权，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原则。相反，妥协退让却符合人权原则。但退让有其限度，此限度存在于双方的相同的退让之中。无限制的退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恰好为特权施虐创造了条件。 6．道德观念的调整 建立市场制度是制度建设，其中包括法律、道德、习俗的重建。制度是规定的和不成文的行为规则的总称。 传统道德与市场道德既有重合又有区别。正因为有区别所以才需要调整，而且这一调整不进行下去的话，市场制度的建设终将失败。一切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都面临着这一艰巨的任务。幸而儒家信仰比之伊斯兰、印度教等，和市场原则的抵触较小，所以台湾、新加坡等地才有高速经济增长。 传统道德和市场道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否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甚至认为物质欲望是万恶之源。而市场道德肯定个人权利，承认物质欲望是客观存在，而且在一定程度内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市场秩序维持又需要另一种力量的约束，即市场道德，它包括：负责、敬业、守信、尊重别人。 传统道德是依靠等级结构来维持社会安定的，故有父子君臣的尊卑关系。而市场道德则否认人与人的不平等，它依靠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一样的观念来维系社会安定。例如市场道德承认人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但其限度是不得影响社会上其他人同样的权利。 7．经济改革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 经济改革必须解决激励和信息两方面造成的低效率。解决激励的低效率要改变所有制结构，使得人们的收入从要素市场上取得。解决信息低效率，必须使价格在竞争的买卖中形成，二者都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 原体制下，由于公有制才可能维持价格扭曲，低价格是消费者的特权，高价格是生产者的特权。因此建立市场并由它决定价格受到两方面的抵制。 突破既得利益阶层反对的方法是设立双轨价格制，即在原交易量的范围内仍按计划价格分配，更多的生产和消费则按竞争的市场价格分配。换言之，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就是保持计划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使黑市合法化。对中国经济起了巨大作用的乡镇企业就是靠了双轨价格发展起来的。 逐渐地双轨价格制发展成为双轨经济，即计划经济之外又生长出一块市场经济。在那里，活动的是个体户和假集体。由于市场机制比较能起作用，经济效率高，市场经济发展异常迅速。它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很快上升，最后计划经济被淹没在市场经济之中。当从经理到工人都可以在两个经济之间流动时，计划经济中人的行为规则逐渐向市场规则靠拢，最后国有制计划经济部分也可以运转得像私营市场经济那样有效率。至此，经济改革已经完全完成。 8．经济改革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由于所有制出现了多元化结构，国家不再是唯一的雇主，人们可以辞去政府控制下的工作，到市场上谋职。在非国营企业中职工没有政治学习，职工评级与政治表现无关，政府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加在这些企业上。 主宰他们成败的是市场，他们尊重市场规则，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了经济，意识形成起了深刻变化，成为不可逆的改变。 在中国前体制下，人民没有选择制度的自由，所以安徽农民私下试行包产到户时冒了生命危险。现在由于所有制的多元化，人们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时期，成都出现了不受保护的地下股票市场，北京出现了浙江派驻北京的派出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制度创新的蓬勃时期，外来旅游者和企业家之所以感受到中国的活力，主要来自制度安排的灵活性。改革以来出台了上百个经济政策，颁布了上百个法律，1993年提出各种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这些都证明了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变动中坚守不容变化的原则，即市场道德和人权基础，它们可能以十分不同的间接方式被表达。 已经前述，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它具有不可逆性。因为当人们一旦接受了外界的某种信息并储存在大脑记忆之中，此信息即永远不可能被抹去，这就是不可逆性。众多的外界信息被条理化和抽象化，成为改变意识形态的原始素材。而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 美国社会福利中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大概从古以来就有，但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内，商品交换的量很少，社会内部各个经济细胞之间的联系很薄弱，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少，官僚主义的为害只限于行政，立法，外交等系统的职能部门之中。然而从本世纪刀年代以来"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由于大萧条引起的恐慌，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否正常运转提出了怀疑，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由于政府直接插手财富和商品的转移，使官僚主义的现象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经济领域。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支出占整个国民收入的8％。但到1976年，这个百分比已上升到32％，80年代超过40％，其绝对值从1913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70年代后期的4000亿美元以上。这一趋势几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着，例如英国占35％，西德也是35％，法国38％，瑞典43％，发达国家中税收最低的是日本，也占了21％。 这种趋势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有密切关系。因为根据他的理论，资本主义世界因购买量赶不上生产量增加而引起的经济萧条，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而解决，不管这种开支是用于兴建公共工程，救济穷苦群众，甚至用于战争消耗。政府开支既然能起克服萧条的重大作用，则通过征税以保证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便是理所当然的了。除了凯恩斯理论，在50年代前后兴起的结构学派观点也对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观点强调一个好的政府机构可以确保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实现国民福利的极大化，而不必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 政府大量地介入经济活动，意味着在经济往来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财富转移是通过强制性的政府规定，而不是通过买卖双方的自愿交易而实现的。于是权力代替了契约，政府官员的意志代替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和协商，官僚主义的习气就带进了各种经济活动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他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与此有关。里根总统评论该书是一本“上至总统，下至每一个平民百姓，凡是关心美国将来的人，都应读的书”。 社会保险 美国政府开支中占40％的是社会福利开支。在1953年，把零星的福利措施集中管理，改组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当时的预算为20亿美元，不到国防开支的50％。而到25年之后的1978年这三个部的预算达到1600亿美元，为海陆空三军开支的一倍半。这么一大笔钱当然要有一定数量的人经手购买、管理、支付等等事宜，为此，政府雇用了全美就业人员中的1％的人从事与这些福利费用开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事务。这种福利美国通常称之为“社会保险”，经费来自对现在就业者的征税，用这笔税金支付给老年人和因各种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因主要劳动力死亡减少了收入的家庭。然而它与真正的“保险事业”并不一样。首先前者是国家经办的，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赔钱也不负责任，且有国库作它的后盾。其次，它是强制性的，凡是公民都有纳税的义务，而不问他有无参加保险的愿望，或者说，它把纳税和保险混在一起，成了一种既非纳税又非保险的两不像。第三，在一般的保险事业中参加保险的人从他自己缴的保险费中受益，而美国的社会保险事实上是一种收入的重新分配。原则上它虽然对富人征较高的税，对穷人支付较多的补贴，但由于福利条款中“一刀切”的规定，造成了许多漏洞。为了堵塞漏洞，在基本条款之外又加了许多修正规定，然而修正规定仍具有“一刀切”的性质，于是不得不对修正再作修正。结果是一般老百姓弄不清全部有关纳税的规定，只好请律师来帮助自己填报税单。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是当年的纳税人为当年的保险人支付福利金，它不是本人在年轻时为自己老年时作储蓄性的保险。因此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使得纳税人的负担不断加重，例如1950年每一个领福利津贴的人有17个人为其纳税，到1970年只剩下3个人为其纳税，到下世纪初最多只有两个人为其纳税。所以说，社会保险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保险。 官僚主义的办事原则是按一刀切的条条规定办事，而不是按实际情况办事。纳税和福利的规定无论多么详尽，也总还有空子可钻，因此造成了就通常保险事业的目的而言是很不公平的情况，例如：一个人如果在按政府规定保了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可以得到津贴；如果恰好在没有保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得不到津贴。一个年过65岁的人如果决定去干活，而且其收入水平在中等以上的话，他不但得不到津贴，还要额外纳税——为不愿继续工作的老人支付津贴。又如低收入者的平均寿命一般比高收入者短，这就造成了穷人纳税的年头相对较长，而领取福利的年头相对较短。名目繁多的救济券诱使一些人专心致志于钻研救济条款，而且往往能够得逞，结果是一些“福利皇后”，驾着用多种救济券买来的豪华轿车周游各地。 以上这一切弊端，在真正的保险事业中是不大会发生的。保险，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将财富从幸运者转移到不幸者的一种契约。但它却是公平的，因为参加保险的人认为自己有可能遭遇不幸才自愿去保险的，即使这种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保险人也不会埋怨他支付了保险费。现有保险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它决不会允许保险条款中有许多漏洞可钻。保险公司又受到同行业的竞争和顾客的精明比较选择。所以虽然以盈利为目的，它也不可能从提高保险费来增加利润，只能在与同行业相仿的保险费（作为一种市场价格）的收入限制下，通过提高其内部效率来盈利，因此它要精打细算，提高办事效率，不会像政府部门那样养一批官僚班子来处理保险业务，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保险公司虽然以图私利为其经营目标，却使全社会在消耗较少财富的条件下达到了目的；而由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险”，尽管它不以盈利为目标，却要消耗较多的社会财富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住房、医疗、教育 美国联邦政府在1965年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该部有2万名雇员，每年开支100亿美元以上，此外还有州和地方政府在住房方面花钱。这些钱用来为低收入的家庭建造住房，向中等收入的家庭提供公共住房，以及为租赁私人住房提供房租补贴。 然而住房补贴的计划同样受到官僚主义的损害。由于住房是公家出钱造的，首先是建造的质量缺乏严格的监督，牟取高额利润的建筑商得到了好处，而应该得到帮助的人受到损失，因为政府花在这方面的总预算是一个不变的量。其次，公家出钱造的房子往往缺乏良好的保养，不像私房出租给房客，双方对房屋的维修状态都负有责任。房主不会允许房客无端地破坏房屋，房客也不会同意房主该维修的地方不维修。公家的房子情况就不同，虽然也有许多规定防止房屋的过早损坏，但这些规定可能被遵守也可能不被遵守。事实上许多公共住房工程完工之后不到几年就损坏得不能住人，有门路的人相继搬出去，留下来的空房子成了贫民窟，甚至变成吸毒和犯罪的场所，于是房子更加破损得像“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与住房计划有联系的是城市复兴计划，它规定政府出钱征用需要重建的地段，然后多半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显然，得到好处的首先是得到低价地皮的房地产经营者。而那些需要重建的拆迁地段往往是黑人和低收入人们的聚居处。结果是城市复兴计划拆掉的是黑人住房，重建起来的房屋是供中上等收入的白人居住，也就是加剧了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这与复兴计划的初衷恰好背道而驰。这里的毛病也是出在政府的权力机构介入了经济事务。如果这些有待重建的地段确有复兴的客观条件，会有房地产经营者以合理的地价和拆迁补偿来从事开发。如果能达成开发协议，说明各个有关方面对协议都是满意的。现在的办法固然也使各方满意，但那是借助于国库的支出，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最终倒霉的是一般老百姓。还有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与政府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大学、教会和公共机构，靠着这种城市复兴计划，来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这种靠着权势来取得利益的做法，增加了“计划”所产生的流弊。 医疗照顾是美国花钱很多而群众意见又很大的又一个方面。过去，政府也出钱资助一些医疗保健事业，例如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治、现役和退伍军人的医疗照顾，当初这笔钱的数字不大，到1960年还不到50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1965年开始实施了医疗照顾和补助方案，开支迅速增大，1977年己达680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4．5％。全国的医疗总开支中，经政府的手花出去的钱从1960年只占25％上升到1977年42％。在此期间，固然医疗设施也得到改善并在增加，但费用增加得更快，其结果是医疗的价格上涨了许多。这里起作用的是由于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使浪费增大和医务界的行业垄断，限制了竞争。这样，就把价格抬了上去。 医疗照顾的实质是政府用从纳税人那里征来的税款代病人支付医疗费，因而政府成了医院的主顾。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从来是病人作为医生的主顾，因此医生必须对病人负责。现在政府成了医生的主顾，医生就变为对政府负责，病人的痛苦就较少地受到关心。医生首先是要满足政府的各种规定，当然，这些规定的宗旨也在于保护病人，使病人满意。但是，病人是否感到满意只有病人自己最清楚，政府中主管医疗的人决不会像病人那样清楚。可是决定医院经费、医生工资、工作环境的最终是政府官员，是官员们按规定标准检查医疗工作得到的印象如何，病人至多只有间接的发言权。 医疗社会化是从英国学得来的。英国从1965年到1973年的人年间医院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辅助人员增加了51％，而床位的平均使用率下降了11％，这并非是由于病人减少了，其实英国在这一期间的每时每刻平均有60万人在等待病床。英国政府为了平衡有限的预算和病人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压低医生待遇的办法，结果造成了1983年英国医务人员的大罢工。同时，有办法的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1/3。这就使得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火上加油。事情总要找到它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近年来私人诊所、私人健康保险、私人疗养院迅速增加。 可是在美国，事情还不是那么容易地能得到解决。私人医生要开业，必须得到政府颁发的开业许可证，颁发许可证的工作通常由州政府委托给主要由知名医生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由州的立法机关提出批准许可证的具体条件。确实，名医由于具有专门知识，他们最有资格来判定同行中谁具有开业的能力。但由于市场上无情的竞争力量，这些知名医生有意无意地限制开业医生的人数，以保持原来医生的垄断地位。当然，摈弃市场竞争是以牺牲病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现在美国医治费用出奇地高与医生的劳动报酬高出一般水平是直接有关的。 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参与发放开业许可证的知名医生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因为能够开业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受过正式训练”，而在这些知名学者所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读过书和做过事的显然应属于“受到正式训练”之列。于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究竟是在为了病人的利益而工作，还是在为了本人所在单位，最终也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工作便受到了怀疑。这种资格审查的失当，必然妨碍许多有才能的医生获得开业资格，这方面有确实的统计资料作证。这样，不适当的医生开业许可证审批制度不但限制了医生人数量、抬高了医疗费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医疗质量。 从事于崇高目的的职业，而且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医生，一旦脱离了市场的监督，也难免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这说明了官僚主义并非是政府官员们所专有的。这种类似于行会的行动方式决不限于美国的医疗系统。事实上，不论是木工、汽车修理工、水管工等，在中等以上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同业工会。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具有高超的手艺，丰富的经验，甚至还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也很难获准挤入这个行业里去。确实，工会对于这种具有竞争能力的对手格外地保持警惕。但这一切的结果都使消费者受到损失——用较高的劳务价格购买了并非是最好的服务。这种工会的超市场力量的介入也在出卖劳力的人群中造成巨大的矛盾。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来说，市场既然不能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剩下的出路就是诉诸法律，甚至诉诸暴力。这一点解释了何以近年来法律诉讼和暴力事件中与工会有关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同时谋私利、讲关系、开后门、裙带风也在腐蚀这些组织本身。先进昂贵的医疗新发明，急剧抬高了保险开支。由于医疗费由保险公司支付，新奇的医疗方法不论多贵也有人要用它，于是降低了社会效益，有些更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消费被压制。 与医疗问题十分相似的是教育。美国建国初期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除有各州先后通过了强迫入学法令之外，政府对教育插手较少。学校大多是私人办的，不论大、中、小学多半如此。但以后逐渐展开了所谓“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主要是提供了更广泛的入学机会，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但付出的代价很高，近年又出现了教育质量的问题，使得家长们对此十分担心。 现在美国的学校仍旧是公办私办同时并存。但由于国家用税收支持教育，公办学校大量增加。在1928年，高等学校中公立学校的人数比私立学校的少，到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人数增加了3倍。奇*書$网收集整理该年政府直接拨款的高等学校的经费己超过了公立加私立高等学校总经费的一半。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除了政府拨款办学之外，还有大笔经费用于教育管理，结果使得学校的控制权更多地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里，尤其在大城市里，由于政府直接管教育，学校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从实质上看，也是纳了税的公民不能直接对学校进行监督，而要通过政府设置的学监来行使此项权利。做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不能通过缴学费来为孩子挑选学校。教师们虽然很知道如何因材施教可使教育活动效果最好，可是他们不得不应付学监们的挑剔。而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们期望，因为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因为学监们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剥削，学校的职责也因而改变了。学校的基本任务本应是教会学生读、算、写，并通过文化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但现在学校还被用来“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等一些与教育无关的目标。70年代中引起全国大争论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规定（为了消除种族隔离，要求黑白学生混校，规定用校车将孩子送到较远的学校去上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趋势不能不影响到教育质量。 出路何在 30年代大萧条引起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使得市场机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则受到严重的削弱，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生活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注意。但是直到1980年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出版的前后，采取的主要办法还是用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来纠正以前那些一刀切的官僚主义的规定，这种办法实质上是用官僚主义来克服官僚主义，结果是机构越来越官僚化，互相抵消力量的无用工作越来越多，有许多统计数字证明，投入增加更多，产出增加得较少，总的情况是效率在降低。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恢复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不但出版了一些书，而且还拍成了电视片，对社会舆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势头，例如对石油价格的政府限制已经取消，对飞机运费的管制已被废除，甚至邮政事业也出现了私人承办的机会。这一趋势不但在美国出现，而且波及到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如铁路，原来受到的各种定价限制也在放宽，几年来实施的初步效果是好的。但在一些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里，例如核电，审批的手续还没有简化。 按弗里德曼的主张，他本不是想取消累进所得税，而是希望把这种纠正贫富悬殊的税制当作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公平措施，因而其他各种辅助措施就可取消，让市场机制去发挥作用。对于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政府征收负所得税，实际上是给予货币补贴。用货币补贴来取代各式各样的实物优惠，既可保证公平，又有经济效益。他们还主张充分开展保险业务，以此来弥补个人遭受的风险和不测。在这样的组织原则下，社会上也还会有不幸的人，此时私人慈善事业会得到发展。根据历史资料，美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很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那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年代。只是后来政府承揽了大部分的社会保险和救济，私人慈善事业的职能转移给了政府，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没有必要了。 自由派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干预，会不会重演30年代的大倒闭大萧条（那次危机的损失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弗里德曼仔细研究了30年代危机的产生，扩大和结束的过程，他的基本看法是危机并非必然发生，这是人群中产生的对金融界不信任的气氛传染扩散的结果。在危机中倒闭的一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完全是因为储户不信任引起的挤兑风潮，同时联邦储备系统（主管全美货币金融）也没有及时作出有力反应而垮台的。美国银行倒闭之后对它的资产作了折价处理，最后每美元存款偿付了92．5美分。这证明它是一家殷实的分行，也证明储户对银行不信任引起的挤兑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如果储户不盲目行动，7．5％的损失原也不至于发生。群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一窝蜂盲目行动的心理基础，因此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监督金融企业（以及一切企业）的合法经营，一方面是当群众中出现盲目的一窝蜂行为时，应对金融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稳定从银行到一切经济往来中的信任感。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就不会重演。政府除管好政治、外交、国防、立法和司法，以及少数特殊经济问题（主要是垄断和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之外，其余的问题应留给市场去解决。甚至在少数特殊的经济问题的处理上，政府也要充分估计到干预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外部效应，只有确实了解到干预的利大于弊时，干预才是必要的。依他们看，这就是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方针。 环境问题和它的经济及非经济对策 环境问题 从生物学观点看，人类历史已远超过1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6000年。但是在最近的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那就是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资源利用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以及方便和丰富生活的新发明层出不穷。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汽车、电影、电视、电子钟表、电子计数器、化纤衣服、塑料用品、荧光灯等都不到100年的历史，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应用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发生在短短几十年内改变生活如此显著的事情，过去在1000年内也不曾发生过。如此看来，我们真是人类种族绵延中特别幸福的一代人。 展望未来，我们的后代是否能继续享受不断增进的物质文明，却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事。中学生都知道，随着太阳内核燃料的耗尽，地球最终变为连空气都会凝结为液体的冰球。理工科的大学生也知道，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宇宙是终将归于“死寂”——没有任何运动的物体，而且全部物质都处于同一个温度水平上。但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当前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远比这些遥远的最终结果紧迫得多。从历史看，人类曾经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区域或种族文明计有28个，但由于社会本身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其中至少有18个文明已经死亡和消灭。如果不是人类理智占了上风，也许我们早已焚化在核战争的蘑茹云之下；如果人类不懂得控制自己的繁殖，总有一天会陷入马尔萨斯曾经预言过的悲惨境地；现在又认识到我们面临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现实问题。这些例子无非说明，人类社会像一只在波涛汹涌的海中航行的小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各种可能的危险。 近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其实是由于人类社会合理地调整了个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使得有更多的聪明才智被用于发展生产，克服自然造成的各种障碍；较少的聪明才智被用于个人之间和人群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互相残杀。实际上这一利害关系的调整始于两三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它结束了漫长、黑暗和停滞了1000年之久的中世纪，在这段时期里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灿烂思想、精巧发明被淹没。1000年前的人类并不比现在的人更笨，他们未能发明汽车和电视，不是个人智力上的原因。甚至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有一些民族陷入了内部和外部纷争，眼睁睁看着别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自己却无法摆脱由自己造成的困境。他们唯一可能快速致富的办法，是想方设法移民到一个可以贡献辛勤劳动得到相应报酬的制度中去。 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生产力之高速发展像一柄两面带刃的剑。一方面它方便了生活，增进了健康，延长了寿命，使物质享受更丰富多彩，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已有相当的能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然，同时对于这种改变自然的长期后果又非常幼稚无知，结果使人类这只小船驶进了一个迅速变化却凶吉未卜的环境。作为这种变化的两个典型例子是大气中臭氧分子被消耗和温室气体效应的不断积累。臭氧层能遮挡大部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使地球表面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强烈照射。这种照射不但导致皮肤癌发病率的增高，而且可能改变生物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造成生物变种。近年来由于氯氟烃气体在制冷和膨胀驱动中的大量应用，导致高空中臭氧分子被氯氟烃气体还原为氧分子，地表上的生物正在失去臭氧层的保护作用。另一个例子是由于人类活动向大气中释放了大量隔温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氯氟烃、甲烷，形成温室效应，使地球上的热不易向宇宙空间辐射，造成天气变暖（当然，地球从太阳吸收的热与向宇宙空间排出的热仍是相等的，不同的只是地球的表面温度均衡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其后果可能包括海平面因两极冰山融化及海水升温膨胀而上升，淹没大片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气温上升使降雨分布改变，大片森林将因不适应新的气候环境而消失，随之发生众多生物物种的灭绝（森林是最大的物种宝库）；降雨分布的改变和传染病的流行特性变化。随着农作物布局的转移，灾难性气候的增多，灌溉和防洪工程的重建也是意料中的事。这两方面的例子都是人类大规模驾驭自然的负面效应，而其引起的大气物理的、经济的、生物的后果都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即这两种变化都有很大的惯性，因果之间存在很长的时滞。即使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立刻被消除，它的后果还会持续几百年之久。正好像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Ewing Sir Alfred在1932年第101届年会上说的：“就好像一个人在人生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忽然发现他走错了。退回去已不可能；他该怎样继续走下去呢？或者再换个方向走，他的前途又怎样呢？” 人类改变自然的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环境污染。在极个别情况下大自然的本底物理化学背景存在着一些不适于人类生活的自然污染点，例如高放射性地区，有毒物质的高聚集区，地层下有毒气体的漏区。但现在造成人类生存威胁的是工农业诱发的大范围的人为污染。早在1930年，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发生因烟雾积聚造成的呼吸道中毒事件。有几千人发病，60人死亡。1950年伦敦烟雾事件在5天内造成近4000人死亡。日本富山炼锌厂的含镉废水排人河中，人饮用含镉的水，吃含镉水灌溉长出的米，使骨骼软化萎缩，导致几百人中毒，几十人死亡。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火灾造成上百人因过量放射性辐射而死亡。印度博帕尔的化工厂因剧毒物漏泄死亡2000人，致残2万人。地球上除了南极洲还没有明显污染，到处都有大小污染事件发生。在我国素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原是稻香水秀的鱼米之乡，城内河道纵横，流水漏瀑，被誉为东方威尼斯。但60年代以来河水被污染，不但鱼虾绝迹，而且河水变黑，臭气冲天。我国工业城市本溪市由于钢铁工业过于集中，废气不加处理，而且地势低洼，烟尘很难随气流移动。除掉刮风天气，整个城市被烟尘笼罩，在卫星上拍摄的照片中竟找不到本溪市。我国南方湖泊不同程度地受到工农业污染，一些湖底泥中的镉含量比本底值高50.5倍，铜含量高出28倍。要靠自然净化，几百年也恢复不了原貌。如果对这些严重情况视若无睹，不出一两个世纪，我们将彻底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除掉大气变化和环境污染之外，人类大规模发展工农业的第三个后果是资源的过度利用。像矿藏之类的可耗尽资源终有耗尽的一天，这原是意料之中的，但现在问题已显得紧迫。生产和生活须臾离开不得的石油，按现有储量只够开采44年。像森林、淡水、鱼类、土壤一类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大大超过了它们的再生速度，在有些地方已经永远无法恢复。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环境问题，因为那里人民的生活来源，不像发达国家靠有限资源的深度加工，而是直接依赖于资源开发。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木材、鱼产品、矿产品等初级品。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再加上人口的迅速增加，使人均资源拥有量急剧降低。他们的生计原来就依赖资源，人均资源的减少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其结果是更没有能力积累资金，改进教育，无力从严重依赖资源的经济结构中摆脱出来，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污染，那是因为产品极丰富，污染是富裕的副产品。因富裕而导致的环境问题不会形成恶性循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知识和人才来逐步控制污染。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七)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七) 经济对策 经济学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人力，资金以及一切产品。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用严密的逻辑方法，证明了平等竞争的市场，即按自愿原则，在信息（特别指价格）充分传播条件下的交换，虽然参与各方追求的仅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但却可导致最高的社会经济效率。在整个过程中用不着政府吃力不讨好地直接干预市场。政府的职责仅是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市场中的纠纷。当然政府还要按公平统一的税率征税，用以支付公众需要的公路、治安、消防等公共服务的成本。 按上述经济学的理论结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并取得成功的或者违背这一结论导致失败的，在当今世界各国中都不乏其例。但这个结论暗含着一些重要的前提，例如平等自愿的交换原则意味着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享有特权的参与者；维持市场秩序的政府是廉洁、公正、高效的，因而享有权威地位；参与市场的各方绝大多数都自觉地遵守市场秩序，并进而发展成为某种市场文化，因而不需要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来处理纠纷；当然，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交换最终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甲方所有物与乙方的所有物相交换。如果物的所有权不明确，一切表面上认真的交换实质上都是佯伪的。然而，环境资源的有效和合理地利用，却不能依赖市场法则，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所有权无法界定。设想如果每个人所享受的环境，清洁的水、灿烂的阳光、新鲜的空气、花团锦簇的风景等等，可以像自己的住房一样成为不容别人侵犯的所有物，则环境也就可以进入市场与其他商品和劳务进行交换；则环境会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被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当人感到需要改善其环境享受时，可以在他货币收入的约束范围内，减少其他商品的享受，增加环境享受。而且也会有人生产出“环境商品”，拿去市场上和别人交换。和别种商品一样，通过价格的作用，也会有供应和需求的均衡。可惜环境的所有权不能界定，保护环境的人和污染环境的人呼吸同样的空气，喝同样的水。所以说：“市场不能解决环境问题。” 市场不能解决环境问题，然而环境问题却是市场造成的。90％以上的生产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污染。可以说，污染是生产的副产品，此种副产品非但不能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价值，反而成为累赘，实际上是社会的负价值。生产者为社会生产有用的产品，当他拿到市场上去时社会以相应的价值回报给他，即他能售得价值。但他同时生产出来的具有负价值的副产品，损害了每个人的环境，由于环境的所有权无法界定，无人能向他索取赔偿，除非所有的受害人联合起来行动。此时就需要政府的作用。政府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向生产负价值的企业索取副产品的负价值。在经济学中这种做法称为“内化”，意思是将企业之外的社会损害转化为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企业生产的这种副产品越多，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越大，则企业的成本越高。企业要降低成本，不但要节约原材料，劳动，资金，还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对于一个在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企业来讲，是一种有力的制约。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70年代初开始大范围地治理环境时，并没有这种经济学“内化”的考虑。当时的形势是污染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政府代表社会的利益，从医学的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制定各项环境标准，勒令企业减少污染排放，否则处以罚款甚至停业。这是一种行政措施。行政措施之不同于经济措施，主要有三点，一是行政措施的严厉程度与污染对社会的损害程度无关，它不代表社会成本，而只是从如何令企业就范考虑。二是行政措施不容企业选择，超标准排放污染的企业罚了款并未了事，它还必须继续设法减少污染排放，直到达到标准为止。经济措施则给企业以选择，企业可以自己花钱改变工艺减少污染排放，也可以选择向政府缴纳污染所引起的社会成本。由于可以权衡选择，总体上社会能以较低的成本处理污染问题。正像其他产品一样，当它的成本太高时，消费者会拒绝或减少消费；否则消费者愿意消费，生产者也能从价款中回收其成本。第三点区别是生产者受行政措施制约时他完全是被动的，而在经济措施的范围内，他出于关心自己的利益，却会主动行动。显然，经济措施优于行政措施。所以到了80年代中期，各国先后改变了环境治理的政策，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把眼光投向经济上最有效的环境政策设计。 目前比较通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下列五种。 （1）生产污染的单位缴纳排污费。不论是液体、气体、固体、噪声，超过政府规定的标准排放时，都必须缴费。此费不同于罚款，而是对受害人的补偿，也就是污染的社会成本。从原则上看，收费的多少应使受害人接受补偿后感到并不吃亏。也没有占上便宜；或者说，他感到没有污染和有污染而接受补偿两种情况是没有区别的。这是一个主观判断，而且没有办法被客观地观察到。实际上，一般可以界定所有权的商品的定价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不同的是一般商品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可以从他的购买行为上被观察到。企业缴的费是全部受害者补偿费的总和。我国规定每吨超标准排放的二氧化硫企业要缴200元；超标准的噪音每户每小时补偿0．2元，强噪音补偿费要加倍。 （2）产品费。某些产品在使用时会产生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政府在其出厂价格之上另加收产品费，它相当于征一笔税，因此产品在市场上的标价包括了产品在使用时所发生的社会成本。消费者必须负担这一部分成本，正如消费者负担一件商品的原料、人工、资金等成本一样。由于增加了产品费，致使价格上升，消费者会减少或停止此种商品的消费。例如含铅汽油相比于不含铅汽油，含磷洗衣粉相比于不含磷洗衣粉，前者的价格中可以加一笔产品费，以引导消费者使用对环境有利的产品，欧洲国家最热门讨论的是对能源产品（煤、石油制品、天然气）加收产品费，因为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能源的使用，征收能源产品费可以引导消费者将钱花于节能的投资。在我国，对能源非但没有征产品费，国家还给耗能者以补贴，鼓励了能源的消耗。这可能是我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此外如润滑油、氯氟烃产品、不能回收利用的容器、化肥和农药都可能是征收产品费的对象。然而产品费的恰当水平始终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3）押金制。对于一些使用后会污染环境但却可以加以回收利用的产品，销售时增收一笔押金，待回收时再将押金退还，这就是押金制。适用于押金制的产品有：可回收利用的容器、含汞或锅的蓄电池、电冰箱里的氟利昂、汽车外壳等。由于废品还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即使对环境无害，不实施押金制也会有人去收集利用。因此押金必须等于原有废品的价值再加上如果不回收将会造成的社会损害的代价。同理，有些产品即使用完后不再有利用价值，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使社会负担很高代价的，也可以实施押金制。此时押金的数目应等于该产品被遗弃后引起的社会成本，但这却是一个难于确定的数目。我国的奶瓶、汽水瓶等所实行的押金不同于上述的押金制，因为押金中不包括乱扔容器所引起的社会成本。 （4）排污权交易。这是美国首先实施的，各个排污企业的实际排污量得到政府的承认，并发给排污量许可证。然后企业可以出售此排污权，也可从别的企业收购。或者说，排污权变成一种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换，并形成单位排污量的价格。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价格给出了明确的信号。政府如果想改善环境品质，可以向企业收购排污权，所花的费用就是改善环境品质的代价，公众可以心中有数作出抉择。企业在开发洁净新工艺时会将此工艺的成本和购买污染权的费用相比较，如果新工艺的成本高，说明此工艺不值得开发，企业向别的企业购买排污权，让别的企业减少污染比之用新工艺减少污染的社会成本更低。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说明何以市场能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典型实例。这一制度现已在欧洲引起重视，有推广的可能。 （5）补贴。对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及投资，政府给予财政补贴。例如非洲一些国家在推广省柴灶时政府出钱补贴生产厂家，使炉灶的价格降低。以吸引住户购买。欧美有些国家对经济困难的产生污染的企业给以财政帮助，用于治理污染的基建投资。但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他的钱无非是用各种方法从创造财富的百姓处收集的，所以补贴的实质是用大家的钱给了产生污染的个人或企业。产生了污染或恶化了环境反而受到照顾，显然有违公平的原则。所以这项办法受到理论上的责难，然而在实践上这还是改善环境相当有力的一项措施。 非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固然比强制性的行政措施为优，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缺点。最主要的缺点是环境的价值没有办法客观地确定。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费的费率、产品费的多少、押金的大小等都无法唯一地确定，这是因为环境不能界定其所有权，因而不能在市场上交换，不能形成价格。这个缺点在制定一国国内的环境经济政策时还不很突出，但在处理国际间的环境纠纷时立刻变成问题的核心。第二个缺点是这些政策要有效地执行，其监督费用，行政管理费用非常之高。例如对排污收费，必须对工厂的排污量有24小时不间断的自动监测，而且很难防止工厂舞弊弄假。如果发现疑点，侦查、取证、裁定、处罚，更是旷日持久，牵扯大量人力物力的过程。我们不妨以国际间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例，看一看经济手段何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科学上已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温室气体的增加正在使地球气温变暖。为了避免发生巨大灾难，最安全的办法是立刻减少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一个正在考虑中的经济措施就是对每个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征税。在国际间讨论征碳税问题时，下列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 （1）税率如何确定？是全球统一还是区别对待。穷国和富国的人均收入相差可达百倍，如果统一税率，则可能导致将穷国的国民收入全部抵作碳税使其衣食无着，而对富国收这么点碳税还起不了什么限制作用。如果区别对待，又应按什么原则来区别？ （2）气温上升对各国的损害程度不同，因而征税减少气温上升所得的收益不同。对于受损大的国家应该征较高的税，因为他们从碳税中得的好处大，还是应该少征税，以补偿一点他们所受的较大的损失？ （3）征的税用什么货币来缴？有人建议用美元，但凭什么理由不能用日元、马克、或者用人民币？如果各国用自己的货币缴税，只要开动印钞票机，就可把税缴足，而且各国的通货膨胀相差极大，市值波动极大，如何确定正确的市值？ （4)征来的税作什么用？是在国内自己支配，还是在各国之间重新分配？如果专用来减少碳排放的投资，则原来排碳越多的国家分配得越多。结果是缴税多的退税也多，这样的税能起多大的作用？ （5）各国的资源秉赋极不相同，有的国家盛产天然气，其单位热量排放的碳很少；有的国家盛产煤炭，其单位热量排放的碳很多。所以排碳的不同主要并非由于主观努力的不够，现在对他们由于资源的差别课税，既不能纠正自然资源的差别，也很难说是公平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碳税设计上的问题，还有大量执行的问题。如果某国隐瞒其排碳量，或赖帐不缴税，或称有经济困难，应如何处置，如要核查，非但耗费很大，还极容易引起纠纷。 以上说明了经济手段在国际间解决环境问题是相对无能为力的。经济手段立论基础在于假定每个参与者都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这一点成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在讨价还价中各方必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然而市场法则只适用于产权可以界定的商品和劳务，对于环境享受，以追求自身利益作为行动的目标，最终只会把环境搞得更糟。 人类利益关系中有几个重大转折：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道德与自利是对立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肯定了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力，甚至可以说，人参与市场必须以自利为动机。在今天我们面临空前的环境问题，道德必须再一次成为行动的信条。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每个人，每个团体和国家都必须克制自利的动机。 一般人以为，一切损己利人都是道德的表现，实际上则未必。首先，以损己利人为信条，恰好给少数损人利己者钻了空子；一个盛行损己利人口号的社会正是损人利己者的乐土，最后必然培养出一大批这一类小人，其次，即使全社会每一个都做到了损己以利人，但如果损己的总和大于利人的总和，从整个社会来看净的所得为负，最后是大家都吃了亏。此种“道德”有什么价值？商品经济的原则是利己同时又利人，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交换就具有这种神奇的功能，因而大家都利己是符合道德的。可见放弃自利原则，使之成为道德行为是有一定条件的。 这个条件的最主要之点是，放弃自利，遵守共同的规则，可以为社会中每个成员，包括他本人带来利益。一个显然的例子是，大家放弃自利原则，不要争先恐后，遵守交通规则，十字路口在单位时间内可以通过的车辆就比较多，每个人延宕的时间就比较少。所以克制自利，可以给每一个人带来利益，而且包括他自己。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其他人也按同样的规则行事。一个不很显然的例子是，社会上没有贪污和行业不正之风，每个人都规规矩矩时，每个人都能享受合理价格的商品和服务所带来的利益。 从这些例子可以发现，道德风尚是一种社会服务。当我享受别人为我提供的道德服务时我也愿意为别人提供这种服务；当别人并不提供道德服务，却规劝我提供道德服务，我将嗤之以鼻。这就是“言教不如身教”。 现在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道德原则而不是自利原则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当社会内环境保护成为一种风气，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时，环境保护并不一定要依赖经济法则。道德法则甚至更优于经济法则。因为道德的一个特点是自约自制，它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不需要外界的监督。当大家都用道德来约束环境保护时，一切行政、监督、核查谈判、诉讼、执行中发生的费用全都可以节约下来。这就解决了环保工作中的一大笔开销。 经济学家们常常强调价格的作用，认为只有由价格引导的资源分配才是有效率的。他们认为依靠道德自律而不依靠价格，将会有一些道德觉悟不高的人享受别人提供的环境服务，自己却随便糟蹋环境。换言之，别人花了很大的代价去保持环境（譬如说，用了10元钱来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某个道德觉悟不高的人却不利用成本很低的机会（譬如只花一元代价即可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来保护环境。当以价格为引导时，这种情况原本不会发生（前者会以5元一吨的代价向后者购买环保效益，双方都得到利益）。这种议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们同样有理由说，价格的分配作用未必效率最高。例如贫民窟矮小的房子里挤了一家几代人，而豪华富丽的别墅里却人口稀少，这不能说是效率高的分配，而它确是价格作用的结果。我们承认价格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但它默认了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既然如此，我们同样有理由强调道德也能导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只要我们默认每个人道德觉悟的不一致。每个人会在他自己已有的道德觉悟之下，最有效地利用他的财富、体力、智力和社会关系，来实现他认为最紧迫的环境保护目标。 以道德为动力既能节约行政费用，又同样有效率，因此可以认为，道德是有前途的促进环境事业的动力。但是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播环保的知识和信息，这是提高环保工作的效率所必要的；另一类是树立全球环保的道德风尚，这是提高环保觉悟所必要的。前一类工作涉及到另外一个专门领域，下面只就后一类工作简单提出一些看法。 因为道德风尚是一种社会服务，只有全社会能向每个人提供这种服务时，每个人才有遵守道德信条的积极性。所以树立全球的环保道德风尚时，应着重宣传别人如何努力地在保护环境，或者说，应以表扬为主。每个国家、集体和个人应该在这方面展开竞赛，并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并不认为做好事不留名是正当的，做了好事又让社会知道，这又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有助于树立好风气。对于做好事的人，社会应给他荣誉上或物质上的回报，以鼓励后人向他效法。即使有人为了荣誉或物质上的利益而去做好事，这也是正常的，这正是鼓励和表扬所希望起到的作用，条件是他所做的是名副其实的好事。我认为特别需要避免的是把别人做的好事故意说成是哗众取宠，甚至说别人有不良企图。这是毒化社会气氛的做法，试问做了好事还要挨批评，谁还愿意放弃自利的机会去做好事？这种做法在一国社会内部尽管并不多见，但在国际社会上却是屡见不鲜的。表扬为主并不等于放弃批评，对于少数享受别人创造的良好环境，自己却不珍惜环境的破坏风气的分子，要展开批评，给他们施加社会压力。 各种非政府性的民间团体在推进环保事业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他们由一批热心环保的人士所组成，他们的事业是非赢利性的。这种组织最近几年在富裕国家发展极快，影响不断扩大，像绿色和平队，一些国家的绿党。由于他们深入群众，办事效率较高，群众愿意捐钱给他们。其他一些历史悠久的基金会也将眼光投向环保事业。我国改革之后人民比较富有了，各种官办和民办的基金会如雨后春笋，他们也会逐渐成为我国环保事业的一支独立的力量。 以环境为主题的国际合作为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开创了机会，因为我们是面对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某一国的局部利益。如果政治家和外交家仍旧用保守的老眼光对待公共的环境问题，互相指责，彼此推卸责任，斤斤计较各自的利弊得失，环境问题的解决将被耽误时机，人类将面临更不确定的前景。政治家和外交官是社会道德的示范者，希望他们不辜负全人类对他们的企盼。 外国不收机场建设费 我曾到过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外国机场。这么多机场没有一个向旅客征收机场建设费的。征机场税的倒是有的，但也不普遍，大概还不到半数，而且机场税都只限于国际航班的旅客。税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征的，都要有正当理由，而且要由立法机构通过才能实施。征机场税的理由是有钱去国外旅行的旅客都是收入较高的阶层，向他们征一点税就可以减少一点向其他百姓征的税（假定国家支出一定的话），这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但是收了这种税可能会减少外国来的观光游客，而观光游客在本国的花销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有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所以是否应该征机场税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较起来，发展中国家，税务行政能力弱的国家多半征机场税。因为这种税征收容易，很少有逃税的可能。而发达国家征税的法律较为严密，不征机场税可以从其他方面征税。 至于机场建设费，则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家都是不征的。像巴黎、东京、约翰内斯堡都经过大规模的新建扩建，都没有向旅客收过机场建设费。近的如香港，中英两国政府为新机场集资问题开了许多次会，也从来没有提出要向旅客集资的方案。不错，旅客经过机场上飞机，要使用机场的各种设施，如安全检查、行李输送、候机、厕所。但这部分费用都应包括在机票之内，因为机场是许多航空公司共用的。各家航空公司每有一架飞机起落都要向机场付费，其中应该包括旅客使用机场设施的费用。人家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笔费用包括在机票内，就可以免除旅客另外再向机场交费的麻烦。两笔费用一次交清，简化了手续。上面的解释强调了机场服务费不同于机场建设费。服务费己包括在机票之内，建设费则是光为修建机场而筹措的。 当然，修建机场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一大笔钱。这笔钱从何而来？这要看谁愿意拥有机场，成为机场的所有者，他作为机场的主人有权向使用机场的航空公司收取飞机起降费。一般情况是由当地政府筹资，当然也可以由私人企业家或集团集资，他们将来就成为机场的主人。如果机场赚了钱，所有者将有权分得利润。造机场不可能由某个人从私人储蓄里拿出钱来，因为机场建设要花几十亿以上，没有哪个人会有这许多钱。所以要通过集资。集资的方法有发行股票或债券，或向银行贷款。不论何种渠道，原则必须是双方自愿。股票和债券都不得强行推销，这是法律规定的。向旅客收取机场建设费就违背了自愿的原则。我相信大多数旅客无意于将来成为机场的主人，向他们强行征收机场建设费就违背了自愿的原则。退一步来说，即使每个旅客都有志于成为机场的所有者，向他们收费之后应向他颁发集资的证书。如果是债券性质集资，应该说明何时归还本金，利息率是多少；如果是股份性质集资，则应颁发股票。凭此可以享受机场盈利的分红部分。 与机场建筑费相类似的问题是公路使用时是否应收费。公路与机场所不同的是公路是自由出入的，所以既无法收建筑费也无法收使用费。公路不收费并不是不应当收费，而是很难实施。如果每隔几公里就设一个收费站，行车速度大受影响，造成巨大的不便。只有专用的路段，如高速公路、大桥、隧道等，修建时投资十分巨大，车主享受了专用路段提供的服务，当然应该收费，它同时也是投资者的回报。可是武汉新长江大桥开通之后，汽车司机集体冲岗逃票，拒绝交费。 不该收的机场建设费，旅客们都乖乖地交了；该收的专用路段的使用费，司机们却拒绝交纳。这两件鲜明对照的事实说明了什么？我想这说明了我国人民心目中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十分模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正是向工人阶级揭示什么是工人的权利，从而号召工人们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免受资本家的剥削。解放后我们学了几十年的《资本论》，却不是用把帐算清楚的办法去消灭剥削制度，而是用把帐算糊涂的办法，用吃大锅饭的办法，把权利和义务的概念彻底搞乱的办法去“消灭”剥削。结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群分成了两类。一类老实人，不计个人报酬地积极为国为党多作贡献；另一类奸佞之人，把老实人作的贡献变成了自己的福利。而今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接受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就要尽量把帐算清楚。算清帐的前提就是明确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从收取机场建设费和专用路段收费的两件案例看，明确各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1996年2月11日 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 最近有机会到几个省市去考察，接触到负责项目、计划、筹资、定价等部门的领导。他们对情况都很熟悉，对事物的分析也相当深入，可是无例外地对经济学的知识非常欠缺，对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完全不了解，只懂得价格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这些政府官员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配置效率的高低就在于他们的一念之间，这种情况说明，普及经济学知识实在是当务之急。 反过来看，当今各级干部培训的机会并不算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进过培训班，有的还是经济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这些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还如此缺乏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呢？究其原因，是当今经济学教育的极端落后。不要说政府官员，就是专攻经济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因为经济学教育的落后，毕业出来对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仍是似懂非懂。 首先，将经济学叫做“西方经济学”，就是将人引入歧途的一块路牌，一门学问和地域怎么会联系上的？我们从未没有听说过西方几何学或东方物理学。如果将学问产生的发源地标明它属于哪个学派，[奇Qisuu.ｃom书]那么《资本论》就是第一本西方经济学。严格的理论经济学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门学问。当代经济学多半只研究市场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如果称之为市场经济学是可以的，这可以说明它不适用于计划经济和封建经济，但对如今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完全适用的，要改革经济学的教育，首先要彻底放弃“西方经济学”的名称。 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目的会选用不同的教材。解放前学经济学是为了革命，所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告诉工人阶级，资本家如何剥削了我们，革资本主义的命是理直气壮的。解放之后革命已经成功，学经济学的目的也应变为发展经济。可是我国绝大多数大专院校，不论是经济类型或其他类型的系科，仍旧教以革命为目的的经济学。我不明白这一教育是想动员什么人去革什么人的命。过去我们还有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阶级兄弟解救出来的雄心壮志，如今我们的目标已经调整得现实得多。可是在经济学教材的选用上，仍是抱残守缺。经济学家最反对浪费。全国各类学校中几百万人花费巨大精力学革命的经济学是当今最大浪费之一。这不但无用，而且误导，因为它妨碍了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不学经济学还懂得供需决定价格，物以稀为贵，学了革命的经济学反而只知道劳动量决定价值，价格围绕那个劳动量上下波动。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土地能值钱，石油资源能值钱。 建设用的经济学，其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对经济专业的学生来说，学好这两门课是整个专业知识的基础，它应该请水平最高的教授来讲授。可是许多大学把这两门课视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同样的地位。学时安排不足，有时让研究生去讲课，无怪乎大多数经济系的毕业生，即使是国际经济系毕业的，也说不清楚汇率是如何决定的。 就总体而言，学生学不好经济学是校方和教师的责任。一所学校，不论是大学、中学、小学，教不好学生同样地责任在校方。一个学校要办好，关键在有好的校长，好的教师。当校长的整天想的应该是如何请到好的老师。对于大学校长而言，就要想方设法把当代的大学问家请来教书。可惜当今大学校长整天被评职称，分房子，平衡预算所苦恼，哪里还有心思去物色教授，改革教材，在这样一个教育体制下，经济学教育要独树一帜，当然很难了。 改革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经济学教育这条战线恐怕是例外。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依旧墨守成规，因干部不懂经济学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损失，还会不断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1998年1月29日 自由主义、等价关系和人权 60年风水轮流转。60年以前1937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增强共产党和军队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到后来在全国夺取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因而作为重要革命文献之一传诸于世。当时面临敌人的入侵，组织起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和军队是压倒一切，事关民族兴亡的头等大事。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一声冲锋令下，就得冒死冲杀，容不得丝毫犹疑。在这种条件下谈自由主义，当然要被全盘否定。 60年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和平的环境，面临的任务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上，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能持续下去。尤其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半个世纪以来用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学到的计划经济的教训。这个教训简单地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元端地干涉个人自由，将支付惨重代价。 计划经济是非常诱人的一种制度，它将永远有无穷的魅力，不断地诱惑人们去接近它。因为生活在自由经济制度中的人总会看到这个制度中的大量问题。甚至亲身体验这个制度给人们造成的困难。像失业，穷困，人情淡漠，物欲横流，更不用说自由竞争所制造出来的巨大浪费，像广告、包装等都是市场经济下司空见惯的现象。有理智的人，尤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自然地萌发出追求一个更合理的制度的愿望。这个更合理的制度当然首推计划经济。在那里一切生产和消费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人和人不是处于利害对立的地位，而是万众一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讨价还价成为多余，整个社会在和谐中发展。这个制度可以设计出近乎人类理想的社会，乌托邦在计划中可以成为科学而不是幻想。当大多数人持有这种观点时，计划经济便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我们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人类理性的胜利。 然而，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计划经济的失败无非是承认理性有限的一个苦涩结果。哈耶克的The Chnstitution of Libergy则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虽然经济关系仍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论证了理性的有限。他在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一书所达到的结论是： 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审慎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 他反对建构论的唯理主义的主张，即“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计划经济正就是这样一种产物。 为什么计划经济失败了？不同的专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信息专家的解释是计划人员没有能力收集并处理全部必要的信息。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买卖各方的竞争和讨价还价，因而形成不了正确的价格。哈那克的解释，计划经济失败是违背了自由主义。因为计划经济剥夺了人们选择的自由，宏观上总产出如何分配给消费和投资，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家庭对此几乎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微观上家庭的消费结构也不容许自由选择，而是必须迁就政府规定的部门生产比例，如果家庭的生产和政府制订的比例不相同，政府就用发放票证的方法限制家庭的选择。 何以限制选择将导致失败？因为这将社会分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家庭的选择被限制，他们是无权者。有一些人去执行这种限制，他们成为有权者。人们将争夺成为有权者，而这种争夺不可能创造财富，相反，争夺消耗了人们的精力，用于非生产性的活动。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恐怕太平盛世的年头远少于兵荒马乱的年头，人们为什么争斗，因为过去的一切社会制度中都是由有权的人管理无权的人，或曰由有权的人对无权的人实施专政。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受制于另一部分人，是动乱的根源。直到人类出现了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才使持久的和平露出了曙光。 自由主义的实质应该从“等价关系”去理解。等价关系是指在一个平等的群体中，每一个个体都彼此处于同等的地位，没有任何人超越别的人，或比别人低劣。适用于甲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乙、丙……自由主义适用于处于等价关系中的一切的个人，它要保证每一个个体都享有自由。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每一个体都尊重别人的自由，当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被别人尊重其自由的环境中时，他自然而然地享受了自由，但他必须承担尊重别人自由的义务。自由主义隐含的意思是一个群体中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人，他有权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妨碍别人的自由。所以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必定是赞成特权的人，不论他赞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不受限制地扩大他人的自由，或为了将别人当工具去实现一个目标。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是相通的。而二者都以群体中的人与人具有等价关系为其最基本的前提。等价关系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是研究一切人际关系的理论基石。法律、道德、经济理论的最终假定都与此有关。譬如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有将利益输出才有可能，否则专门利人中的人，实际上又是每个个体的己。又如喜欢和别人较真的人（严格要求别人按规矩办事），必须有别人对自己较真的心理准备，否则自己必须处于特权地位，只允许自己对别人较真，不允许别人对自己较真。再如自己驾车被堵，必定自己的车也在堵别人，因为被堵车的驾车人都属同一等价类。希望减少被堵车的方法是避免自己的车去堵别人。 用等价类的概念理解自由主义，可以使我们明白在群体中保证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过一界限，此界限在于不干涉他人同样的自由。用等价类的概念理解人权，可以使我们明白，在群体中每人都享有人权的方法是每人所享有的权利（包括自由）不得侵犯别人同样的权利。换言之，人权的敌人是特权。想要获得人权的方法是打倒特权。消灭了特权，人权自然就便被确立了。 要实现自由主义，一方面要争取，反对一切不必要地干涉他人自由的企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个人修养，而且后者是实现自由更基本的方面。如果每人都做到尊重他人的自由，自由主义不必争取便自行来到。相反，如果每个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自由，却要求别人尊重他本人的自由，自由主义的理想将永无实现之可能，这个世界也将永无安宁之日。所以说到底，自由主义不但是一种制度安排，尤其是一种个人修养，这种个人修养对有可能妨碍别人自由的人，即统治者而言，尤为重要，缺乏自由主义修养的人没有资格从事公众事务的管理，更不要说当领导。 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应该做到的个人修养包括： （1）尊重他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并努力捍卫这种权利，除非这种意见是唆使他人侵犯别人自由。 （2）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即使这种主张出自善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在征得同意的条件下，慎施于人。 （3）不歧视任何人，不论是由于肤色、信仰、民族、社会地位、财富、学识的区别。 自由主义可悲之处在于它永远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大概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因为世界上总会有喜欢干涉别人自由的人，有许多人奉行的信条是改造客观世界，不惜与物斗，与人斗。对待这样的人干涉是有理由的，可是合理干涉的界限何在，往往有许多争论。有些自由主义斗士，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不断与人争执，甚至企图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样做，恰好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试比较专制独裁和自由主义，前者只要有足够的武力，注定是会成功的；而后者却不能勉强任何人，只能等待别人自己的觉悟。自由主义虽然永远不可能完全实施，它却是唯一能逻辑一致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因而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追求他，并为之奋斗终生。 1998年2月2日 什么是国力的基础？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实力？这是《中国国情国力》杂志所讨论的核心题目。也是许多几百页的巨著试图穷尽的疑团。 土地、矿藏，是自然赋予的天然的潜在财富，它未必能成为现实的财富。非洲一些国家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可是国力十分虚弱，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但国力堪当一霸，这些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天然资源与国力并无直接关系，人口多少也不能决定国力强弱。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人口的素质也很难决定国力强弱。苏联是一个十分注重科学和教育的国家，人民的教育水平很高，科技在世界上列于前茅。可是苏联解体之后人口素质高的优点并没改变，但整个社会失去了章法。政府里贪污泛滥，市场上黑手党横行，以至生产连续倒退，国力衰败之极，资本的雄厚确能说明国家的实力。但资本是国力强大的结果而非原因。如果资本可以造就一个强国，那么穷国进口资本就可以变强。但事实上一些穷国往往将进口设备糟蹋殆尽，更不用说先进设备未必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好的产品未必能卖得好价钱，卖得的好价钱未必会再用于扩大再生产，孤孤单单的资本不是致富的充分条件。 那么什么是一国致富的条件呢？我的回答是市场经济制度。所谓市场制度就是财产权受到保护的自由交换制度。当今世界上的富国无例外地都是市场制度的国家。有了市场制度，社会的各种资源都能得到最恰当的利用，生产中的浪费减到最低限度。正是由于经济运转的效率高，同样的劳动得到的报酬比之非市场制度下的劳动所得报酬高得多。所以许多非市场制度的穷国的百姓想方设法移民到市场制度的富国中去，使他们同样的劳动获得高出数倍的报酬，不论你是在餐馆里洗碗，还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从这一点来看，市场制度是最重要的财富源泉。它比之一切高新技术所能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高出十倍百倍。我国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市场制度在创造财富中的神奇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牺牲了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艰苦奋斗几十年，以为可以换取一个幸福富强的社会。但结果是国民经济闹到了崩溃的边缘，倒是采纳了自由选择的市场制度之后，物质空前地丰富。创造出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未出现过的繁荣和富足。 市场制度的原则虽然十分简单，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知道市场制度的优点，原先实施其他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在试图转移到市场制度上来。但要做到保护产权和自由交换却非常不易，就拿我国来说，财产权的保护就很脆弱。国家的财产被非法瓜分、侵犯、蚕食，发生了许多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案例，每年都有上万件侵犯国家财产的贪污案件。国有企业滥发奖金，亏损严重的国企造假帐，制造盈利。更有许多企业靠银行贷款度日，实际是侵犯了百姓储户的财产权。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也远不够。且不说治安不好，偷抢骗诈的案件层出不穷，还有各级政府用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侵犯百姓财产所有权，农民负担因而老也降不下来。更不用说过去没收土地、房屋、企业、工厂所造成的影响，各种债务债权被注销的影响，都使当今的财产关系蒙受了阴影。这也使一些企业家不愿更多地投资，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甚至把大笔财产转移到产权更稳定的外国去。这种种问题并不是中国才有，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凡是这类问题严重的国家，尽管名义上也是市场制度，却仍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况。 至于说到自由交换，更不是易事，用票证来限制交易虽然已是过去的事，但死灰复燃的例子远没有绝迹，农产品的购销仍有严重的官方限制。在进出口贸易中配额、许可证等非市场手段仍有相当的比例。在电力市场、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土地市场中决不是任何人有钱就可以进入，而是通过许多人际关系来实现交换的。说得清楚一点，光有钱不够，还要有权力。或者说，有钱无权的话，你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权力可以值钱，没有权力的人也就失去了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特权参与交换的环境中，市场的自由交换则被特权所破坏。人们不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赚钱，而是靠拉关系，行贿赂来牟利。于是人们争权力，争当官，钻营权势，把力量用在非生产性的勾心斗角上。这样的社会就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富足的社会。 市场制度承认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这也正是市场制度具有无穷活力的源泉，市场制度实施以来的三四百年间，人类社会物质空前丰富，教育普及，寿命延长，人们享受各种科技发明的新玩意儿。这都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的结果。当今社会上人们忙碌奔走，主要也是为了利，中国外国都无例外。人原本就是自私的动物，追求自身利益用不着别人去教。而且这种自私动机远在市场制度建立之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中早已存在。可是在过去，人的自私却是动乱的根源，人们反复地被教导，人不要讲私，甚至认为“存天理,灭人欲”。那么是什么新的因素参加进来,使得自利的动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呢？有人说，是市场的法律规则。这个论点确实不错。保护财产所有权和自由交换就需有法律的保障，而且这个保障应平等地普及于每一个人，人固然有追求利益的权利。但这个权利不是特权，而是每个人拥有的同样的权利。因此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更应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这就是市场制度下的自利和其他各种制度下的自利的根本区别。 然而依靠法律来维持市场秩序，事实上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法，打官司不但费时费钱，牵扯大量精力，而且对方也不得不花费同样的时间精力作陪。一旦官司打输，损失就更大，同时国家还要设立法庭、警察局、监狱。而且这一切活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是用于社会内耗的，所以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不是靠经济打官司来维持，而是靠市场经济的道德维持的。一个有良好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不但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而且也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最初提的问题，什么是国力的基础。我认为答案应该是用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这个答案看似空洞，实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各界人士，各级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各方为此提供的建议非常丰富多彩，但有多少是提倡道德的对策呢？我认为要使我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各界人士将道德对策提到日程上来，此其时矣！ 1998年3月12日 通胀变负和它的财政及宏观经济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我们曾多次被剧烈的通货膨胀所困扰，并成为全民关注的经济热点。1997年通胀指数连续下落十几个季度之后，到年度已成了负数。大多数人对此种变化心怀喜悦。因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银行存款，每个人手中都持有货币，通胀变负，意味着自己不用付出劳动，银行中的存款和手中的货币就增加了购买力。有这种白拣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政府来说，一贯宣称要和通胀作斗争，而今有了出乎意料的结果，也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成绩。在总结中国经济从过热到软着陆的成功时，总要提到通胀的大幅度下降。 然而对整个经济而言，负通胀并不完全是好事，它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不论从它发生的原因和引起的后果都有值得担忧的地方。 物价水平为什么降低，用经济学语言来说，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商品都有同样的价格规律，即供过于求时价格降低，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物价水平，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的结果，决定物价水平的升降。但总供给和总需求都是用货币表示。而不是用对实物的供给和需求表示。因为总量必须将各种不同的商品相加，而它们的物理量是无法相加的，只有用他们的货币量才能相加。所以总供给是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所有生产者愿意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之总和，而总需求则是在某一价格水平下人们愿意出钱购买的价值之和。这二者都是价格水平的函数。当价格水平（它是一切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值）上升时，产量增加而需求减少；价格水平下降时则相反。所以由于供所形成的差数会推动整个价格水平上升或下降，1997年发生了物价水平的下降，说明总需求小于供给。 为什么发生总需求不足？这要从总需求的构成去分析。它是由三个部分所构成，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严格说是出口减去进口）。换言之，一个经济所生产出来的一切产品和服务，最终将用于这三个方面，此处我们忽略了库存的变化。1997年发生的总需求不足，并不是出口不足造成的，因为1997年的出口比1996年增加了20％以上，它主要也不是消费不足造成的，因为人们如果不花钱消费，根本是因为他们钱不够多。或者说，是因为生产得太少，因为人们只有从事生产才能取得收入。所以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 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有一种乘数效应。一块钱的过度投资，会使总需求额外地增加四五块钱。因为一块钱的投资不论用于给工人开工资或用来买钢筋水泥，它最终都会变成人们的收入（工资、利润等），最终都会引起消费。一块钱的投资不足也会造成四五块钱的消费减少。当今我们见到的消费品卖不出去，其实是投资不足造成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消费不足。投资的过度造成市场的繁荣，但当生活能力已达极限时，过度的投资只能引起通货膨胀。反之投资的不足则通过乘数效应造成整个市场的萧条。 通胀变负，是对生产者的打击，是不利于生产的。因为生产者产出的价值有一部分被手持货币的人所获取。这些人不参与劳动，却因通胀而得到了额外的购买力。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们所得到的额外财富，正是生产者所损失的创造出的价值。企业从原料购入到生产出产品的一段时间中，因为整个物价水平的降低而使产品的价格比原预料没有负通胀的情况下为低。这就是生产者因负通胀而导致的损失，生产过程的时间越长，这笔损失也越大。 通胀变负首先会减少财政收入，主要还不是因为名义货币周转量的变小，而因为整个市场的不景气。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都会因经济活动的减弱而收缩。企业所得税则会受到双重打击，即产品价格降低和数量减少。负通胀情况下企业利润减少是很普遍的现象。 政府收入的减少会导致支出减少，而支出减少会进一步引起市场的萧条，形成恶性循环。不仅政府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企业家利润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市场不景气，居民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他们更不敢花钱，造成市场进一步萧条；企业家眼看利润减少，投资项目建成之后面对一个萧条的市场，也将会无利可图，因此他们会趋向于减少投资。这样的恶性循环不但在理论上存在，事实上美国在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物。我国经济从来没有发生过萧条（除掉非经济因素所造成的）,相反倒是屡屡发生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几次大的调整都是收缩战线，充实提高。现在我们忽然面临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过冷局面，如果我们缺乏理论上的准备，在政策上失误，经济增长会因总需求的不足而大幅度下降，这样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是非常严重的。很不巧，在国有企业大调整引起大量失业的同时，政府机构也要大加精简，而且这几件事都恰好发生在总需求不足导致通胀数变负的当口。由于失业精简人们担心收入将会下降而事先减少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的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宏观形势不得不引起严重的关注。 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这就要政府政策的作用。经济的自由主义可以提高微观效率，但微观上众多的正确选择并不能形成总体上的最优决策，这是经济学中公认的“合成推理谬误”。所谓的“市场的盲目性”也是指的这种合成谬误，要纠正这种谬误就要看得见的政府之手起作用。如果政府缺乏理论指导，也作为市场中的一员来选择他的政策，只会在合成谬误中增加一个元素，不能纠正宏观上的失衡。所以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在政策选择中是非常关键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国经济宏观不均衡的毛病出在投资不足上。政府要纠正投资不足有几种措施可以采取。首先是政府自己出场，作为投资主体去增加投资。资金来源可以向银行借款，可以发行一般债券或专项债券，可以用行政拨款，也可以向国际资本市场举债。每一种筹资方法都有不同的宏观后果，要作专门研究来作选择，然而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许多亏损的国营企业正是过去国家投资的结果，这些亏损企业今天已经成了我国经济麻烦的主要原因。如果今天继续让国家投资办企业，将来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所以这一办法只能限于一些必须由政府兴办，民间企业家不可能去做的项目，例如环境保护、植树造林、水利工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等。这些项目往往有很高的经济回报，只是回报表现在公共利益方面，私人企业家不可能去回收，所以要由政府兴办。 其次是从政策上鼓励民间投资。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难度也比较大。民间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人们常说的“许多事没人干”，就是投资机会。这种投资和就业机会只有民间企业家才会去发掘，因为它们多半是很小的项目，政府不可能过问，也不应该去管。要让企业家有可能从银行借到钱，但银行对小项目往往不热心。一是因为怕借钱不还，没处去追，二是逐项审查牵扯很多人力。当今各种金融诈骗案层出不穷，企业家中良莠不分，简化企业向银行的贷款手续确实包含不小风险，但根据企业过去几年的经营业绩大体上也可以作出识别。例如是否按章纳税，是否经营获利，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第三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加投资的积极性。在萧条时期财政收入降低，政府很可能采取增加税赋的政策。如果这样做，政府沦为一般的决策者，就会形成前面所说的“合成谬误”，使市场更呆滞。只有市场繁荣才有增加税收的基础，所以正确的政策应是相反，要降低企业负担，尤其要降低新兴企业的进入成本，简化立项的审批，包括环境评价，工商办照，防伪防疫检查，土地审批，建筑审批。简化这些手续并不会减少政府收入，但可大大降低企业负担。这一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涉及到整个政府机构的提高效率，廉洁办事。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中，对税务管理更要加强，堵截一切税收的漏洞。这样做并不导致企业负担的上升，倒是使企业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帮助优秀企业发展，淘汰那些靠偷漏税生存的企业。 通胀变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习惯的概念和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依我之见，是努力将我国人民的高储蓄转变成投资，增加总需求，使国民经济能均衡地发展。 1998年3月16日 随感四则 一　公车消费 前一阵南京市曾禁止私家车上牌照。当前几乎全国各大城市都面临着道路拥堵问题，限止车辆上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道路有其最大的通过能力，这个通过能力与车辆行驶速度成正比。当车辆数超过某一限度时，行驶中互相妨碍，行驶速度降低，通过能力也跟着降下来，结果造成堵塞。因此，防止道路堵塞的要点在于限制上路的车辆数，问题在用什么办法限制。从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实践的经验来看，采用分路段电子收费，使车流量和道路的供应保持均衡是最理想的方案。但作为应急措施，限制汽车上牌照也不失为可以采取的决策。问题在如何限制，限制谁。 从公平出发，有限的牌照应该公开拍卖，或者按供需均衡的价格出售给要开车上路的人，这也是交通管理卓有成效，政府也很廉洁的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经验。限制私家车上牌照则有失公平。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培养了一种意识，认为只是公家的消费都是正当的，百姓的消费则应该尽量节约。但在市场经济中这个观念整个颠倒过来了。事实上，政府用的公车是最缺乏效率的一种消费，因为官员用车，别人（百姓）掏钱。凡是由别人掏钱的任何消费，和个人消费自己掏钱比起来都是一种浪费，因为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米尔顿·弗里得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分析了消费决策的四种情况：用自己的钱为自己；用别人的钱为自己；用自己的钱为别人；用别人的钱为别人。公车消费就是用别人的钱为自己，是一种极易导致过量消费的行为。如果逐步取消公车，把过度的小汽车限制一下，道路拥挤立刻可以缓解，听说深圳等地已经这样做了。 二　所得税豁免 国家最近决定，两院资深院士每年发给一万元津贴，并免征所得税。为什么免征，没有说明理由。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1988年奥运会的得奖者。当时税务总局对此有一点解释。说运动员为得冠军在训练中付出巨大艰辛，所以免征所得税。可是除了贪污走私，哪一样所得不是付出了艰辛的呢？如果纳税人向税务局证明自己的所得是以付艰辛为代价的，难道税务局就可以同意不征所得税吗？显然不可能，所以“艰辛”一说并非免税的真正原因。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就猜测，纳税只是普通百姓的义务，得了冠军就不是普通人了，就可置身于法律之外了。这次对资深院士免税，我的猜测得到进一步证实。 以后税务总局废止了对冠军豁免所得税的决定，这是十分可喜的进步。可是碰到院士这样特殊身份的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仍旧坚持不了。看来我们要真正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希望院士们抵制这种豁免。院士们自觉无例外地遵守法律，比之别人说教一千遍更起作用。他们交上几千元税，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大的推动我国走向法治的榜样。 三　感谢党？ 最近各地闹水灾，受灾群众得到了钱和各种实物救济的帮助。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当他们接受帮助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感谢政府感谢党。 这些物资是党和政府生产的吗？显然不是。党和政府不但不生产财富，还要消费一部分财富。送到灾民手中的物资，是百姓通过纳税，经政府的手而送来的，当然，党和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也值得感谢。但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纳了税的同胞们。 把一切功劳归诸党和政府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从党和政府本身的利害着想，它的另一个侧面却包含着危险。党和政府享受了并非属于他的功劳，无形中他也会承担并非属于他的过失。赔了钱，或因人民消费习惯的改变产品没了市场qisuu奇书ｃom，因而企业要停产，工人要下岗，这原本不是党和政府的过失，可是下了岗的工人，不假思索地问党和政府要工作，而不是自力更生积极去找新的工作机会。看来摆正党和政府的功过是国家走向正轨管理的一个必要条件。 四　所得税发票 为什么要缴税？或者说，缴税有什么用？从国家来看，百姓缴了税，党和政府才能运作。但从个人来看，缴税确实没有什么用；而不缴税把钱省下来倒有很大的用场，这正是当今我国个人所得税收缴困难的原因。 要改变这一情况，必须使个人感到缴税确实有用。我们每个人都享受政府的服务，天气预报、道路街灯、治安消防、义务教育，有时还要上法庭打官司。这些服务都要有经费支持。是否可以要求人们在享受这些服务时出示一下纳税的收据。倒不是说，不纳税的人就无权享受政府的服务。但出示纳税证明，可以让人们感到纳税是有用的。税务局有权质询公民某项收入是否纳了税。如果拿不出纳税收据，就要被罚款。这也可以使人们感到纳税的用场。 正因为个人纳税没有用场，许多人缴了税随手把纳税的收据往字纸篓里一扔。也正因为大家不把纳税收据当一回事，收据的签发管理越来越随便。纳税是公民向政府缴钱，当然政府应当开具加盖税务局印章的收据，可是近二年来税务局不承担此项义务，而叫企业或事业单位代办。企事业单位不但没有税务局的印章，甚至也没有统一印制的收据，随便在自己用的发票上写几个字。这种做法严重地挫伤了公民纳税的积极性。 　 1998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