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4

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盘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它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 ,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它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它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似乎还是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防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我在“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事见当时新闻联播】。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我交给本局审查【当时围捕我们村居时,还有多个朋友在场,现在均可证明,恕不点名】。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再说我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我的局长卢凯森【一个有良知的老大学生,现已去世】,被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我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此行之艰险惊恐,另文再述】而政治处皆我同事,此后亦未再为难我。

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

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城,因家父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我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我的身份成为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的我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我长期驻汉工作后,我便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而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本来就是主动退的】。对此,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革命战友了。于是我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他是大哥,据他说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似乎只是不负领导之责了。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他没事便经常来我这里小坐【现在武汉著名的茅总和我的诸多朋友皆可证明】。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我海外消息鼓励我的斗志。我本来对此恶世并未心甘,当他提议我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之时,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我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说他负责找钱,我负责找地方找人【这个时间段在1990年10月前后】。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我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他却说还在筹钱,希望我也帮他一起设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我在劫难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筹划之时,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学运,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许交给民运组织还能有用。我并未告诉他我和熊召政的计划,只是对他说,你别拿来,我来帮你联系试试,如果需要再说。

阿西走后,我还是迟疑着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熊召政。他一听大喜,要我立即去取来。我当面应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经验觉得此事太不靠谱,就根本未与阿西联系。刚过几天,他就跑来找我问拿回没有,我托故说联系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暂时没法拿到。他怏怏走了,过几天电话约我去他家【中南电管局某宿舍一楼】,拉我到外面林荫道无人处中密语,要我三天之内拿到那个文件,赶赴广州流花宾馆和海外民运组织来人见面交割。他要我当场默记一个电话和联络暗语,说一旦对上就可以交付【我另有兄弟陪我去在外面等我,他没见到,现在均可旁证】。

我口头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他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联想到当初他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后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协主席,可能刑期还会更长【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证】。于是我还是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又过了十来天,他电话问我去了广州没有,我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犹豫原因,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再怀疑犹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了。于是当夜我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我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他让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赶去他家,他告诉我,他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要我带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他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我。【此时大约是12月】

我带着两个人【两人均在世,可作证】如约赶去广州,按他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他,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他解释说他们暂时不见我,但是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他拿出一万元给我,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他三千。次日我便带着我的人回汉了。

几天后他回汉约我见面,说“民阵”将给我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就在和他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我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至此我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我对他们说——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他们问为何要如此呢?我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警察多少有些怜惜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我看了关键的部分。然后我对他们笑道——游戏至此结束,你们开始问吧【这些事情办案人员皆有清晰记忆和口供旁证】。

我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我对独裁暴君的仇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我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我和阿西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请律师,指定了一个他们的律师来和我谈话。我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还是想不通——虽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类手段,但是熊召政这样的名流,我和他无怨无仇且视同兄弟,他有可能来暗害我吗?我还是不能确信这一点。之后秘密开一庭,我和阿西终于无言见面。他对我说对不起,他先招了。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选择。庭上检方的举证终于让我大惊失色也恍然大悟——原来根本不存在民运组织来人一说,文件也根本没有递送出去,【我此刻才知道他完全在虚构并欺骗我,可是他为何要这样做呢】检方说文件就寄存在广州的某人家里,现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给阿西鉴定。也是在庭上我才从保密局的证明中知道,他们鉴定的密级是秘密和机密两种,没有任何绝密件。

我要律师代我质问为何熊召政免责无罪,而我要成为被告。律师根本不敢质问这一问题,于是我只好自己陈辞追问,但是卑怯心虚的检方和法官,没有任何一句回答——他们完全不碰这个话题,我只能无奈苦笑。我心中发誓,我必须终身追问这一秘密;谁知很快我就找到了机会。开完二庭后,书记员将整整一本案卷递给我,让我只看当庭的笔录之后签字画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烟去了,我根本不看当庭笔录,迅速翻阅前面的各个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回答法庭庭长,关于为何不起诉熊召政的一个笔录——上面的罗庭长说:被告在法庭质疑为何没有起诉熊召政,我们对此也有疑惑,请问有何原因?处长含混地说,他是我们的人,有重大立功等等。【这个材料只有两页纸,装订在那一摞两寸厚的档案里,如果某天神秘失踪的话,那我只能佩服熊召政太大的能耐了,不过我相信曾经办案的各部门,总有天良未泯的人可以旁证这一切】。

对此结果,虽在料中,但仍然如雷轰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要他亲口对我解释——为何要参与对我的谋害?他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即使在那时,我还是宁愿往好处想他,认为他可能被胁迫,认为他总有一天要来给我忏悔。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我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我们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我当然清楚这一套,于是选择了尽快去监狱——与世隔绝一年几个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汉抢救的癌症父亲,是否还健在人间。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我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我调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我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还在暗自等待熊召政来主动探监,解释一切。

我在劳改队很快帮他们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对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均可证明】来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1992年,多么华丽的成功转型啊】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

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当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指导员带着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他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他再也没有出现,而我开始漫长的等待。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我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我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详见拙作《江上的母亲》】。我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计划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洪山宾馆】和手机,亲眼看见了他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去,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他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凶报复,我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我在给他最后陈述的机会。

他叫秘书给我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想吓唬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他尴尬地送我到门口,强行给我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我揣着他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我们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托人四处打点以获矛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他和黄苗子冯亦代一样,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样的风雅和风度十足。他们在这个邪恶的国度,似乎也吃过亏,但最终是占尽风流。我会嫉妒他吗?不会。因为我比他活得轻松自由,活得毫无歉疚和罪恶感。我不敢想象他的每个深夜,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过汗颜,独自在途时,是否有过恐惧。我等了十几年,想看看这个天天写文章的人,是否会写一篇我们,是否会暗示一点歉意。哪怕只有一点,像冯亦代那样一点,那我也许还是会原谅。

因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我就是从体制走出来再到监狱的,无论警匪两道,我皆不陌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将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绑上了耻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对于那些批评她没有恕道的人,我只想问——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在这个国家干脏活并不稀奇,但是干了你要承认,你要主动道歉。你连起码的良知和歉意都没有,凭什么历史要对你宽恕?别人受罪你受赏了,你就该主动灵魂下跪。

我已经被审判过一次了,总有一天,该轮到他来面对末日审判。如有人质疑我上述不实,请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里纪录着,就像东西德国合并后那样,到时人人皆可查阅。如果熊召政愿意起诉我诽谤,这次,我应该有权和他对簿公堂了——那将是我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时代和一天。

我等着,冬天已经到了。后面的话,我无须再说。

最后我要重复前人的话说——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无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凭着良知,做了我该做的事,受了我该受的罪。谨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谨以此文纪念那一年牺牲、流亡和受罪的的无辜人们!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我对熊召政的继续质疑

自《是非恩仇二十年》发出以来,除开收到无数声援之外,我还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斡旋电话——邀约我和熊召政相聚释疑握手言欢。其中一位是武林大兄辈人物,与熊我皆有深交。他担心我对熊的“为难”,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应熊之请,愿意出面来促和。我对这位兄台说——江湖之重,乃因道义二字。熊某十八年来视我若无,不给解释,必是自信我拿他无可奈何。他有钱有势有官家保护,而我只有真实而刻骨的记忆。我已宣战,请他接招吧。天下人心是最大的江湖,敢在今年揭发,我岂会在意危险?请将此信转发给他。

我不知道熊召政是否读到,但是此前他通过这位朋友转告——他答应我的要求,可以由我邀约当年的师友,他当众给我道歉,但是不能具体解释当年缘由。我说如果这样,那就请他给我电邮道歉或解释吧。但他不愿留下文字记录,拒绝了我的要求。

这位朋友还是去武汉和他见了面,并希望我到时能接听一下熊召政的电话。于是在八号夜晚,熊召政用这位朋友的手机,给我来电。中途这位朋友对熊说——你们谈这些敏感问题,你用你自己的手机吧。再一小时后,熊又借了一个别人的手机给我打来,前后两段谈话共计半小时多。整理其话大致如下,随后我再展开质疑。

他说——对不起,野夫兄弟,不管你怎么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还是视你为最侠义的朋友兄弟。很抱歉,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进去三天之后就全部招了。我为你所受的苦表示歉意云云。

关于当年那个案子,你有很多怀疑,我也有很多疑点,其中的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向你解释。等到我老了黄土埋脖的时候,我再来说明真相吧。

当年海外民阵确实来了人,但是我对警方一直没承认,因此最后只好释放了我;而为什么判了你的刑,我就不知道了。我确实去广州联系过几次,其中一次在机场被刘富道【湖北作协领导,著名作家】带人将我强行架回。而且警局后来拿出我和你以及其它所有人会面的照片给我看,说明我的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下。

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还是那么充满激情。我早就已经回归平淡了,94年我就皈依了佛门,有了很多禅悟。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人们还像你一样关心社会,他们早就遗忘了这些,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受害者,一个受害者何必要去伤害另一个受害者呢?你说我还竞争作协副主席,这是误会,我早就不掺合他们那些事了。

你坐牢我去看过你,还给了600元钱,你完全不提,你怎么忘记了?事实上我一直都说你好话的,你的电视剧本,湖北电视台还拿来我审稿,我都是对你大加赞赏的。我看你博客上的旧体诗词,觉得你还是像当年,有些字不合格律,我们要是从前,我还可以帮你圈点出来的。事实上我的儿子也没移民,他们【谁是他们?】不让,早就回来了。

整个对话,主要是他说我听,偶尔插话质问几句。最后我告诉他——你的解释没有诚意,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你说暂时不能说出的真相,我等待你早日说出——如果它确能还你清白的话。由于你没有解释清楚当年的骗局,我暂时也无法原谅。

放下电话,我开始再次反省我们的交谊,以及彼此曾经熟悉到骨头的半生——难道真的如他所说,我错怪了他吗?

仔细回想熊召政在湖北功成名就顺风顺水的一生,不得不感叹这就是个奇人。用当年他很好的一个哥们的话说——他确实聪明绝顶,仅仅靠这点聪明,已经足够他要雨得雨了。可惜这些都是小聪明,而没有修成大智慧。

1979年他大约是英山县复转安置在文化馆的小干事,读了当年著名军旅诗人叶文福的《将军,请不要这样做》之后,他很快学会了这种阶梯式政治抒情诗,审时度势写出了他得以成名的《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首诗发起了对前垮台县委书记的批判,他成了后县令的东床快婿。此中有无联系,我不得而知。

问题是湖北籍伟大诗人叶文福从此受压,20年前那一刻英勇走上广场,军服前胸挂“将军,请不要这样做”,后背悬“我是叶文福”——这是多么勇敢坚毅的画面啊,这才是诗人的荣耀——以致事变之后被开除军籍,至今在北京陋室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而熊召政呢?该诗获奖,获得省委书记和老作家徐迟的青睐,上调省作协,最后升官发财到今天。

他说我错了,他没有去角逐省作协领导职位。我确实错了,他现在是省文联副主席,是政协常委。我倒是不解,一个敢在那年六月退党的人,有谁还肯复出去做贰臣?这个党什么时候宽宏大量到不计较当年的叛党者了?比他成就大很多的祖慰先生,因为退党而流亡,几年前回来,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寂寞清贫生活。他要是也能被“宽恕”,且愿卑躬折节前来角逐这一爵禄,无论成就和人气,还能有你熊召政的一席之地吗?那么当全国所有的六月“叛逆”都没有获得****和宽待之时,湖北真理部和礼部,怎么又敢破格任用他这个不仅退党,且身负“刑罪”的嫌疑人呢?

我见过无数当年仅仅参加游行和签名的人,现在想重用都要被某部门阻止;唯有大名鼎鼎的熊召政,却能独仰天恩,此中的秘密何在?他难道不能给历史一个合理解释吗?他向来以湖北名士自许,自命古典熏陶深厚。请问,自古文士讲名节,如真心退党,那何必重食周粟,再受周禄?如果是奉旨退党,以便隐秘建功,那么人各有志,各为其主,你只要昭告天下,那也无可厚非——因为那也是饭碗——只是你不能一边装民主义士,一边做党国功狗。两边都想讨好,左右都要逢源,你也确实太聪明了。

当官做僚的朋友同学,我也很多;虽然彼此主张不同,但我向来理解。谁都想吃一碗安稳饭,只要不为恶,谁都不能谴责。只是你别机会主义,别既要上青楼,还要入牌坊。我们共同爱戴的老校长刘道玉,那一年只是签名上书为学子呼吁,尚未主动退党;后来在党员重新登记运动中,拒绝检讨,放弃登记过关,从此赋闲不再出山,至今仍被官方压制排斥【见拙作《大德无言》】。连一代教育家都不能见容于当世,熊召政何德何能,竟能屡邀上宠?

我何以判断他的电话没有诚意,因为其一,他先说他进去就招了【如果因此而判我,我绝无怨言,我从来不要求个人在暴力机器面前的坚强】;后来又说他关键的问题没有承认,于是他得以释放。他这不仅是把我这个前警察当傻子,且是对武汉公检法智商的侮辱。连我都已坦白的问题,警员岂能不追索到底?如有追索,我有罪,你岂能脱罪?事关政治惊动刑部的大案,谁敢贪赃枉法私卖人情。

其二,他宣称他和海外民阵确有联系,民阵确实派人来过,以此证明他没有虚构骗我——众所周知,海外民阵不是地下组织,所有人皆真名实姓公开身份,国内也不会因为你认识其中某某而定罪于你,请说出当初与谁联系。民阵中也不乏我故交,我自可质证清楚。

其三,他说很多内情暂时不便公开,人之将死时再写出真相——这是最好的托词,是我唯一难以逼问的说法;但是也可能是又一个谎言。因为如果是一般的真相,现在即使公布出来,也早已过了追诉期,法律本身无从追究。如果是可耻的真相,今天尚不敢忏悔,那终身也未必敢直面曾经的罪过。我想我不会再期待任何解释了,历史注定的方向不会改变,时间终将风化所有的铁幕。

最后,我要纠正他的几个说法,谁去探监我的日记都有记载,监狱也有登记,我所有的管教也都记忆如初。我的电视剧与湖北各电视台毫无关系,也从未与他们任何人联系,且早就拿完稿酬;他带有恩赐似的所谓审稿意见,我既未听说,也无意感谢。

还想补充一句,无论新诗旧诗,他都还在扮演宗师——似乎运作出来的茅盾文学奖,真的给他带来了意淫的快乐。他也不想想,在这个扭曲的时代,他不惜血本拿下的这种官方奖励,正是后日之耻辱。当他沾沾自喜与这个时代额手称庆之时,他的同班同学胡发云以及诸多良心文人的著作却被官方点名封杀——同样是作家,在这个时代的悲欢际遇如此不同;天良也能区别的荣耻,自以为修为很高的他,难道恬不知道?

时至今日,他还认为在这个国家,诗人是以他出版过的诗集来命名。似乎我的过去以及现在,都要他的圈点认可。那么我们就各自拿出自己的新旧诗文,来交付当世或者历史品评吧,让大家看看各自的文格词气究竟如何,看看最终岁月将淘汰的是谁的废纸。

在崇尚诗歌的时代,他成了诗人;在崇尚金钱的时代,他成了款爷;在官人们喜欢研读权术的时代,他写出了一代权相《张居正》交结当朝新贵。他一步不拉地紧跟着这个堕落的时代,在体制内备享尊荣。这样的一个文化怪胎,竟然还要去谈佛论禅——古诗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仿佛正是他的写照。正如海上文坛产出余秋雨,孔孟之乡生下王兆山,三楚文脉之中也配套冒出了熊召政。斯人而生于斯世,六根未尽又八面玲珑,确实是吾土的一道奇观。

只要想想湖北籍前辈文人聂绀弩、胡风、杨刚、曾卓等的遭遇,看看当世乡人胡发云、余世存、杨恒均、鄢烈山等的文章,我不知道熊召政老师是否汗颜。反正我面对这样一些挑战强权而又被迫害的名字时,我自觉惊惕惶恐而卑微。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极权在背后帮他们撑腰、屏蔽和删帖,余王熊诸位是否还能在主席位上,活得这么安全而自得。就像余秋雨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一样,熊召政指责我不应该伤害他这个同样的“受害者”。我倒想请天下士民一起来见证——在这个神奇国度,有活得如你一样名利权色兼收的“受害者”吗?

所幸我们都已看见了黎明,天亮之时,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鸣!

残忍教育

残忍教育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残忍教育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残忍教育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能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残忍教育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的人,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自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残忍教育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见拙作《地主之殇》】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残忍教育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