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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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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看,那个汉子!——关于野夫
作者:台湾 杨渡
一.
有一种人,站在那里,你就会看见强烈的个人风格。如吴冠中穿着朴素的白布衣,站在画作前,敏锐而干净的眼睛,对艺术有着宗教般的安静与专注,让我想到敦煌时代的老画工转世。他站在那里,分明是一种风格。
初见野夫,是在一个奇特的场合。
2001年,一个上市的文化出版集团在北京的一所占地甚广的四合院,召开文化界的招待会,野夫作为出版部门负责人,接待来自港台各地朋友。野夫曾是六四的落难者,流浪江湖无以为生,最后落魄到北京,作地下出版谋生,终于得见「天日」,朋友都为他高兴。他穿着类似军服的草绿上衣,五分平头,朴素安静,在四合院里,几分客气,几分生涩的招呼来客。
即使那场合中有一种文化人云集的气味,但野夫给人的感觉异常分明:「看,这里站着一条汉子!」古老沈静四合院都不能掩盖他那古老的游侠气质。
后来多次见面,通过野夫结识不少江湖朋友,多是中国南北各地流浪的墨客奇侠,人人拥有一番离奇身世,颓废高亢,低吟流连,以笔为剑,诗酒当歌,漂泊无迹。由于对时局的无奈,他们有时自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时而对酒放歌,独自沈吟,江湖心事仍有难掩的昂然怒目。
后来野夫流浪各地,辗转北京、云南、四川各地。在这个流浪的江湖里,野夫有一种不同的气质,那是介乎古之「侠客」与今之「颓废派」之间的特质。然而这个侠客终究以笔为剑,写下这一本散文集。
二..
散文是一种久已不被重视的文学形式。鲁迅以后,散文大体以轻灵见长。然而野夫这一本散文集却是一个例外。它是重中之重。文字的凝炼,内容的深沈,情感的真诚自制,是近年少见的。在汉语的书写历史中,它应该被认识到。
尤其,在讨论政治的文章中,多有所谓批判他者,却少有深沈的自省。然而野夫却连同自己的童年教育,自身的残酷本性,家世的离奇遭遇,都一一拿出来细细审视,深情凝视,直到在这细致的理析中,看见人性的幽微,理性的渺茫,世间的无情,历史的残酷,以及「组织」的冰冷。这是野夫散文有别于其它散文的地方。它用鞭子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体制与组织,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他绝对不只是指向他者,而是人性中更深沈幽微的所在。
更奇特者,他的散文,有一种刚正之气。让我彷佛看见一个剑客,当浊世滔滔,早已遗忘了是非黑白的界限,他还站在那里,浑身浴血,坚持人间的爱恨情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把话说分明,没有打混的余地。即使他是最后一个剑客,也要战到最后一刻。
这散文,是剑客的独白,是正气的坚持,也是孤独的狼的夜歌。
三.
2008年春,初见野夫的「挽歌」,便明白这是一本应该被留下来,且必然传之于世的好文。现在,它终于在台湾面世了。
世间文字有重与轻之别。一如鲁迅与沈从文。重者如烈火、烈酒;轻者如微风与绿茶。这一本散文,是烈火,是让人燃烧起来的酒。现在,请世间真性情的人,干了这一杯!
【作者杨渡,系台湾当代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前文宣部长,马英九竞选团队高级幕僚,现为两岸文化交流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
野夫《尘世?挽歌》序(作者:章诒和)
2008的年初,一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向我推荐一本书。我们相约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几句,她便从手提袋里拿出了野夫的《尘世?挽歌》。
接过一看:无出版社,无书号,无定价,白封面,白封底。我说:“这不是白皮书吗?”
我们会心一笑。彼此心里清楚,所谓的白皮书,即官府取缔的“扫黄打非”中的“非”类读物。严厉打击的,就是“非”类。
朋友说:“愚姐,建议你看看。这是散文集,看几篇就行。你肯定喜欢。”
我们各自喝完饮料,聊了几句,随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电话。说:“你推荐的书,让我一夜无睡,让我痛哭流涕……我要认识那个叫野夫的人。”
5月中旬,发生四川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见到了野夫。他个子中等,岁数中年,相貌中平,举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在座的其它朋友,我一把将拉他到自己身边,高声道:“我是你的粉丝!”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见茶几上摆放着四川受灾的图片,我问:“你去四川抗震救灾了?”
答:“是的。我这次到北京是为募集救灾款。”
原来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阳市罗江县的农村搞社会调查,恰遇地震。见损失惨重,决定留下来参与救灾。图片是他拍的,图片上的文字是他写的。从几句简单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与悲悯。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写者,他还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个几百人的演讲会,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之后,为罗江募集了近200万现金,成立了一个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再后,组织灾区农民开展精神重建活动,搞基层民主建设实验。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电视短剧。片子完成,拿到县电视台播出,百姓们高兴;拿到外面,即在(2008杭州)国际传媒大会上获得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最近,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去农村深入调研,做些实际工作,是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他一直想弄清楚我们这个后极权政府的稳定秘密,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只有从基层政府入手,发现并研究其内部运作方式及内幕。他又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丝,我很得意。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九个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艰辛且曲折。十六岁年纪,给女同学写情书被告发,天天检查,学校罚站,父母责打,野夫以死相拼。自杀未遂,醒来后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武汉大学)此生誓不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1986年,因“地下写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学毕业后,野夫来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本可以科员、科长、副处地拾阶而上,过着好日子。偏偏他明大理、重大义。于是,人生拐点发生在了1989年。得悉血腥镇压情况的当夜,血性的野夫听从良心的召唤,当即写下抗议和辞职报告。辞职报告里说:绝不做独裁政府的鹰犬和刽子手。在给公安局局长的信函里讲: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次日上午到局里留下报告和警用配置,离开海南,千里单骑,向北漂泊。大追捕中,为营救掩护旧日兄弟出海逃亡,他自己成为了追捕对象,也开始了逃亡。1990年落入圈套,脱下警服的人穿上了囚衣,以“反革命泄密罪”判处六年徒刑。1995年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1996年正月,野夫独自来到北京打工。这十余年间,给别人编书无数,而只有《尘世?挽歌》是属于他的。
二十年前那场带血的风波对一些人是心结,对更多的人是淡忘。开枪的军队与无辜的学生,于记忆中是一样的模糊。偶尔小聚,谈及“八九”,自己都觉得是个白头宫女。现在已无人为重大的历史挫折而焦忧,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挣钱,买房,就业,就医,留学。这能怪谁呢?我们一起浮躁,一起世故,一起健忘,一起实用。这个民族已然入睡,谁来唤醒?政府吗?就是它唯恐大众不愚不蠢。富人吗?与权势合谋捞钱唯恐不多不快。那么,知识分子呢?请问,我们还有知识分子吗?当年“八九”风云人物,也几乎百分百地自我淘汰了。去年有一封公开信流传深广,信里说:我们在等候,等候中国出个叶利钦;出不了的话,时代会制造一个叶利钦来!这话,我不信。因为中国专制文化的长久与全面,已彻底泯灭了中国人的灵魂,彻底泯灭了中华民族之精神。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摘自野夫诗“89无题三章”)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作“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写法,很传统。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情感浓烈,但有控制。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对人的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中国文学传统深厚,而非落后。能继承下来,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社会禁锢,思想钳制,要靠个人坚持!坚持了,你就可以免于庸常,免于沉没。
2009年2月于北京守愚斋
余世存: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终于破门,邀请天地、日月和历史作伴,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这些带着酒劲的挽歌回肠荡气,既浇灌了野夫个人的块垒,又回馈、揭露、也荣耀了汉语世界。这些挽歌是在文明转型退潮之际的一次庄严洄溯,是乡愿和犬儒社会里的一次人格演出,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透露出若干重大消息。如同华夏文明需要荆楚蛮地的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一样,当代汉语世界在野夫那里找到了最恰当的情感形式:野夫先生为我们确立了心灵、肝胆和魂魄。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因为这个当代散文里最重要的收获至今仍只为少数人所认知。
一.
野夫的散文揭示了死亡。
在野夫的文章里有大量的死亡。朋友李如波,一个才华横溢、学究天人的民间思想家,因为过早看透了时代社会的把戏,而选择隐匿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大,何处有香丘?李如波从官场退到中学,从深情到禁欲,在“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自己,在45岁的盛年从容赴死。大伯张志超,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父亲的死亡,“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祖父的死亡,他“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伯父们的死亡,“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着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伯母们的死亡,“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
地主之子费文学们的死亡,“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李盖武的死亡,“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牛冠荫的父亲牛友兰的死亡,“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地主之殇,“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中共党员的死亡,“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
除了这种中共制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的死亡,“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着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
跟张志新一样以反革命罪被枪决的杨文生,“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还有幺叔的死亡,瞎子哥、仇老汉的孤独晚年,漱玉的消逝……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
二.
这些死亡或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场景、原因大体相同,它们都是文明变异的结果。无论主动赴死还是被人杀害,无论孤老自我生灭还是红颜薄命,都是因为文明中国发展到20世纪,无论如何革命、改良、发展、进步,这个文明或这个国家都敌视、轻视个人,漠视个人的权利和福祉。即使苦难,也绝非个人的努力或性格命运使然,而是缘自国家、社会对个人的压迫。野夫回忆母亲投江前,“她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野夫写外婆:“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更不用说那些组织、政权对生命的随意处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对死因做过天问般的揭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一件庄严的事业。“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真相的工作:“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在国家政权的大舞台上,杀人的中国就像退化到洪荒丛林世界里的一场游戏:“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在组织、意识形态、路线斗争的笼罩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着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招魂的野夫甚至如鲁迅所说“抚哭叛徒的吊客”:“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但野夫同样在追问存在的真相:“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三.
在汉语的散文史上,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除了鲁迅外,很少有人这样集中地、执着地叙说死亡。
20世纪的汉语主题一度是救亡图存,革命解放,阶级斗争,改革开放,那些主题几乎都是宏大叙事,意识形态霸权。即使救亡,也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而服从服务于一种异己的文明单位:阶级、种族、国家、发展、稳定,等等。死亡,在现当代中国,不再是生命的自然归宿,不再是成熟事物的必然经历;而成为变态、丑陋的生命遭遇。早夭、横死、同类相残、物化。无论是秋高马肥,还是穷极无聊,都可以都在以“你死我活”的游戏中消遣。乡村集中营、土改杀人游戏、党派斗争、路线斗争、改革斗争,军战、商战、文化战、经济战、网络战,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人对生命的夭折毫无顾惜,人们说,死是为了更好地生。因此,在几千万人战死、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人被斗死之时,人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繁荣、强大、崛起的时代。
死亡因此在中国演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由革命党人发明的追悼会,大大小小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着,故作庄严、热烈其实空洞地颂扬着死亡。活着的个体越来越恐惧死亡,并在死亡之光的追照下飞快地堕落,变本加厉地糟蹋文明资源:祖先的遗产和子孙的权利。这在文明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有着美好而重大的天人境界,生死事大。对中国人来说,生死都得事之以礼,死更得葬之以礼。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却成为没有家教、没有文明的类人孩,那样无心肝也规避心肝地从事死亡的人生游戏。死亡成为语焉不详、避而不谈的事物,成为活人难堪、用尽一切办法遮掩的应付。天灾人祸,都会成为民族精神的化妆事件。成千上万被饿死、被洪水地震等裹埋的人民大众,成为他们的同胞宣讲自身的好材料,成为权力表白恩典的好名目。甚至汉语世界里的英雄圣贤,如陈独秀、瞿秋白、林昭、张志新、赵紫阳、李慎之、刘宾雁等人,在告别这个世界之时及之后,不得不再一次承受权力和流俗的侮辱和损害,因为权力无勇无力叙说他们的生死,因为类人孩们无心无胆深究他们的生死。
即使当代众多涉及过死亡的作家,也多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伤痕、复仇、炫耀等等自我心理,远未能将历史、现实的中国人尊之以礼。正是缺乏这种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质,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中国作家们提供的文学答卷多是不及格的。诗人廖亦武悲怆地不无愤怒地说:他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在廖亦武之前的半个世纪,有着同样情境的俄国缪斯阿赫玛托娃则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在这方面,野夫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野夫的散文把死亡:一个个具体的死亡呈现了出来。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让渡的生命权利。生死事大,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野夫写她的母亲:“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写外婆:“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写李盖武:“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写仇老汉:“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写李如波的理想:“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生存和死亡甚至由近及远,在野夫笔下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对解读20世纪中国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要判断中国一个世纪的演进成就,就让他问问野夫笔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大而无当的国家进步、党派利益、民族繁荣站在一起,就让他问问那些死亡者吧。那些死亡者,从20世纪的历史深处,一直到当代,都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他们先后死去,却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们为肥料的大历史、大国家、大党并没有高尚、优秀、强大起来,因为在历史的真正悲剧中,悲剧人物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毁灭的只是那些歌队、那些残民寄生的物类。因此,在放弃宏大叙事之后,在打量这一个个死亡者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死亡者们自然生存的神性。他们为宏大性所迫害、侮辱、屠戮,因而最富于人性,也最富于神性。
历史借助于野夫的文笔,让我们真切地懂得,我们生存又厌倦的中国家园,仍有着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我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欲奔向美好明天奔向发达社会,而为我们弃置不顾的当代社会,仍有着可歌泣的、可典范、可为之生死的存在方式。野夫把一个中国农民的忠诚、中国地主的美德、农民和地主的死亡组成了统一的历史风景,野夫把民众的劳作、国家与时尚的无耻勾勒成一个画面,野夫还原了组织、隐士、文化和爱情。是野夫告诉了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纪念碑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多亏了野夫,我们才知道,为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发展主义毫无顾惜的中国,有着权力、金钱、死亡也难以消亡的明德至善。借用勃兰兑斯的话说,野夫的挽歌既是送行又是招魂,那些死亡站在野夫歌声的光影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忧伤、从容、无能自主,他们经历了一个个的恐怖或无望的场景,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落寞带有诗意,他们的苦难引人同情。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野夫笔下的亡者,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情怀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四.
除了这样意义丰富的死亡主题,野夫还贡献了我们中国人生存的另外两大主题:恐惧和残忍。
我们的文明向来以伦理学问见长,天伦之乐、天人合一,在我们中国人的夸耀性品质里,忠孝、仁义、信爱似乎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野夫却揭示出我们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产生了仇恨和愚蠢,如此扭曲着我们的人性。据说斯大林曾说过一句话:使人恐惧比受人尊敬更伟大。野夫回忆说他的童年即在恐惧中,恐惧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内容,难怪会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装饰性说法了。
如前说,中国现当代死亡的变异特性,使得野夫散文中的死亡无一不跟恐惧和残忍相连。西方人的死亡观念是蒙召,进入天堂,所以他们的死亡仪式庄严。我们中国人则向来视死如归,人死如回家休息,故圣贤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我们文化推崇的死亡有一种从容、诗意。但野夫笔下的死亡却少有庄严、从容,那些死亡是突然的、跟环境有极致的冲突,那些死亡是生命的非正常休止,那些死亡反证了生存环境的恐怖和残忍。
不仅革命党人先后制造了白色恐惧和红色恐怖,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专政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生存的前提和边界。因此,虽然野夫笔下的死亡更多地属于普通大众,但那些寻常的死亡,如瞎子哥、幺叔、李如波们的死亡,却无一不证实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民族的残忍。
野夫在提及恐惧和残忍时似乎意犹未尽,他因此为恐惧和残忍各自专门写文叙说。野夫写他的恐惧经历:“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因为生存环境充满了恐惧:“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恐惧衍生出仇恨,野夫写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恐惧还衍生出愚蠢、荒诞,野夫写他小时候跟姐姐起照相,父亲在照片上代他们加上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这样的恐惧显然不只属于野夫的孩童时代,也属于我们当下。野夫对监狱的描述,对集体生活的描述,可以让每一个当代读者明见他生存的本质。
跟恐惧相辅相成的主题就是“残忍”了。“残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生存的前提:“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野夫反躬自省,他对残忍也曾熟视无睹,他是从六岁开始就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那一年,他在老师的教导下,和同学们一道去抽打一个小偷,那个穷得想给孩子偷三尺布的农民,在大人唆使的孩子们的抽打下,“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野夫笔下的残忍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五.
野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字精准、诗意,又不乏子曰诗云般的典故和博学,他在传统、现代之间出入自如。但他又绝非传统或现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在他寥寥几笔的论述中,我们可知他是一个同样对农民的历史、土地问题、极权主义心理、现代性问题关注极深并有自己见解的志士。
野夫论述传统中国的土地问题:“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20世纪的中国政府,无论以什么名义,革命、国家利益、管理效能,对土地的生杀予夺,都是对文明的背叛。
野夫论述农耕文明生态:“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这样的论述有如《圣经》中的神谕和智慧: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这样的明见是对一切制度决定论、进步论和历史规律崇拜的解毒剂。野夫的解救之道也同样有着历史和天人情怀:“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野夫论述说:“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这种解救暗合《圣经》的教诲: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暗合中国圣贤的智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任何制度、对策里,爱、宽恕都比制度和对策本身更重要。
野夫还对组织一词进行了梳理,野夫说,“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野夫做了阿伦特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分析: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这样的明哲,使得野夫在论述历史时,有一种理解之从容。即使他在谈论共产主义思潮时,仍对其抱着了解之同情:“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这样的论述在野夫的文章中虽不多见,却构成了野夫文体极为珍贵的一个部分。它亲切、平等而温暖,自觉觉他,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关怀的宽广和深度。它告诉一切意识形态治国论者、专家治国论者、精英治国论者,现代中国人不能被代表,一个诗人、作家,一个乡间野夫同样对国是、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野夫实践了现代国民的文明精神:生存的开放性,对政治的用心。如同启蒙以来的哲学家断言并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所实践的:现代人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野夫实践了现代知识人的人格,自由,独立,本身即一独立政府,人格在国家社会层面之上。野夫实践了中国文明的匹夫立身原则,天下兴亡在他心中,如传统汉语尊崇的华夏人物:山中野夫,俨然国士。
六.
跟诗歌一样,散文向来被中国人称为当行本色。散文是中国人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表达方式,天朝道德文章似乎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即使五四以来的仁人志士们揭露了天朝文章瞒和骗的事实,证明传统文学不适应世界之中国经验,而以新文学启蒙国民。但新文学主流化后也日益走向反动,阔后变脸、势利,向权贵献媚,成为跟现代公民精神格格不入的玩意和摆设。我在《惜语》中说过:“白话文运动已经百年,谁能料想吾人专制能还魂借尸,现代汉语最先最大的成果在于它的反动。”“在发达国家复杂精巧的文明制度面前,吾人社会丑陋不忍卒睹,吾人面对复杂束手无策,动辄得咎,咎则归于民智低劣和异族利己,仍如文革求救于语言文宣,求教于自我瞒骗。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苦难,吾人语言愈有福。于是,中西碰撞,几乎重演大清帝国的悲剧。”
关于中国文章可以展开成巨制长篇,但对于它的特征其实可以诉诸常识。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我在《破碎》中还说:“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
尽管一再有人总结汉语作家的成就,总结中国散文的辉煌,但这些成就在经验并表达中国人的生存方面是可怜的。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却少有站在国家社会层面、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的精神人格,少有作家站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维度上说话,少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中国人生存的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少有作家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因此,中国文学,尽管每隔一个世代会有一次新生旅程,如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号召,如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派文学追寻,但这些文学最终走上了迷途,成为文明的反动、专制的帮闲帮凶。这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文学通过假象而毒害了国民的心智,使得在管制和异化的双重侮辱和损害中的国民无能自觉,认命地接受了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即合理等奴性思维和顺势思维。历史学家观察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每一次启程,文学率先呐喊,成就却不敢恭维。社会学家揭示出,中国现代转型的制度建设,每一次国民平等、共和式的制度磨合,结果最终在制度未定型时先定型了社会结构:上下分层,人分三六九等,如《动物庄园》一书中最后的法律: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
以此反观我们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社会结构早已定型,而制度建设仍遥遥无期。即以改革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阶层为例,今天的中国农民不仅在一世代的时间内没能突破二元结构的壁垒,而且在行政框架变本加厉的管制下,又增添了资本压迫、知识异化的人生困境,于是,这个大陆中国的贱民阶层,几乎被永远踢到了小康更不用说现代性的门槛外面。今天,列入中国八大或十大阶层中最具人口优势的农民,其社会结构定型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更令人心酸的乃是其心智的定型。在文学中国的帮忙帮闲里,农民阶层注定是一个节日里的喜剧对象,是一个天生与现代国民待遇有别的粗鄙、无教阶层,是一个精气神完全败落、无能自主、而必然被代表者,是一个有着不为外人所知却可为外人欣赏、玩味的农家乐对象。而在这一心智定型的中国生态里,各个阶层彼此隔离、相互歧视甚至抱有敌意,各个阶层各自则有自我认知障碍。
这种心智定型的现象是惊心动魄的。用我的类人孩概念,这意味着定型的中国国民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步不前,他们心灵封闭、自以为是,难以沟通。因此,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打量同胞,不免发现一些阶层的返祖、退化,而且他们成为丛林的物类,成为残忍的化身。甚至从代际上说,五四新青年们比他们的孙子孙女一代人,要开放百倍千倍;而80年代开始表达的野夫,比新千年的网络新新人类们要博爱、宽容百倍千倍。三个世代的现代转型,都以开放、融入国际大家庭、为世界做贡献、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等精神宣示他人,却一再地向他国宣战、以流氓无赖手段叫嚷反击了“反华势力”,事实却光棍般地“光荣孤立”,就分别有义和团、红卫兵、左愤和右愤的新新人类网民作祟,在“中国劫”中充当了僵尸魅影。
七
在最近一次的现代转型里,我指的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即向右转的“中国劫”中,最初的个性解放、文化启蒙早已发生了变异。在我们大陆中国各个阶层的心理结构深处,国家大于个人,个人利益最终依附国家利益,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等等宏大叙事,跟个人生活的纵欲、变态奇特地扭曲又统一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民的辞典里,在我们集体记忆或个人心理深处,人生等于权势、成功、富贵、小康、总动员起来的欢乐文艺歌会、奥斯维辛般窒息了的快乐大本营,等等,人生社会没有身体的感受、没有精神的追求。
我曾经说过,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活着的中国成年公民来说,生存是暧昧的、羞辱的。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或民主斗士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横财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所有当代中国的成年公民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正直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黑暗、肮脏和残忍。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国崛起神话里活着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正义,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尘世记忆是不合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他个人也有权利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争和文字见证。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物与作下忠实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悔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宗明义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它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为汉语借他之手显现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书
这也是野夫的散文难以在汉语散文中归类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于当代那些写历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们,后者多在经济理性的怀抱中无能自觉。散文的野夫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先贤,后者太自信了,他们的使命也太明确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后者即使有道统自觉、也为道统所统一了,何况他们仍属于士大夫阶层。
把野夫跟古今中外的圣贤和才子们相提并论,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说将野夫攀附之嫌。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个极度犬儒化的社会里,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会有灵魂跟灵魂对话,甚至有精神向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精神致意。的确,在野夫最寻常的句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精神认知、人格的自我期许,他早已越过了乡愿犬儒之辈,而跟历史上那些巨大的灵魂相伴。野夫早已在精神领域选择了自己的家族,这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汤显祖、徐文长以来的“神圣家族”。他也确实以自身的努力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同样,我们需要切记的是,野夫只是一个当代中国眼里的浪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边缘人。一如所有那些为文明纪念的圣贤英雄才子佳人(一如野夫纪念那种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圣家族的成员,在其生活的时代环境里,都是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而仅仅念及他的亲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尘世那一点点虚妄的自足”。因此他的挽歌是招魂,招亲友亡魂,也招自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诉说自己的心灵。我在《破碎》中提到屈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野夫出身于土家贵族之后,他像屈原一样伤感。屈原的忧患大成是《离骚》,挽歌则是野夫的《离骚》。
八.
但野夫并不全然是抒情的,野夫散文传达了一种心智开放的极致,在情感、审美、历史之外,野夫还表达了一种力行的精神,一种兼爱意志。在野夫散文里有高贵在。挽歌最易痛哭流涕,所谓长歌当哭,但野夫是精炼的、本分的,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恰到好处地落实为表达的节制和尊严。那种文字里有一个人的大爱意志、平等精神和救世心肠。参照先秦诸子,散文野夫大概可以直追墨子。是的,散文野夫不属于汉语散文的传统,但他是屈原和墨子的结合。有人行兼孔墨,野夫却是言思兼及屈墨的。
在这个意义上,野夫超越了流俗。他本来属于80年代,属于20世纪中国难得的80年代:大气、开放、积极向上,发现人的身体和精神之美。但80年代的人物命运并未完成,就撞上了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的90年代,野夫的同代人在时代面前做出了选择,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放纵。由80年代开始书写的人生文本至今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乡愿犬儒,成为与时俱进或咸与发财发展的时贤。这种叛变或投诚是触目惊心的,以至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悲愤地称引说,约翰-密尔的声音已经无数次敲打中国的窗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
野夫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他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进修过,毕业分配到海南,做了一名公安干警,是体制和主流生活中的成功者、天之骄子、事业的佼佼者。但1989年他经历了“革命时代的爱情”、“历史”、“正义”、“良心”,离职救赎,最终被打入监狱。数年后出狱,为体制和主流所弃,不得不做了书商,为生计所苦。如此一来,年轻时的写作抱负不得不暂时放过,却在他心中愈积愈重,终于在近年喷薄而出,这种类似凤凰涅盘式的写作新生,几乎是一个奇迹。他怀抱80年代的人性理想并超越了80年代,更不用说超越了当代,而直接先秦屈子和墨子们的言路和思路。他的挽歌就是在同代人沉沦之时,在中国转型全局退潮并走向反动的今天,以自身示范,向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呼吁、致意。他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心智健全的现代人格,这一贡献是比他的挽歌更重大的贡献。
如同屈原的投水,如同野夫亲人的投江,野夫的选择也是投水。上善若水。在中国,大概只有水是干净的。虽然今天的中国,水源已被污染。也唯有如此,水才是我们最值得投入最值得献祭的去处。
野夫写李如波反感那些伤害他的“集体主义”,“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实际上野夫自己也做出了选择,无数中国人在求做奴隶和做稳奴隶位置的格局里活着,野夫早已拒绝了这种生存格局。借用野夫尊敬的迅翁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发财生活就是野夫所不乐意的。他的投水如同佛子所谓投海,他投的是众生海。是的,就连孔子也表明态度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野夫离开了上层精英或成功人士的生存模式,离开了世俗的热闹,回到了平民大众之中。在悲悯众生海的挽歌里,野夫为现代中国人招回了不死的精魂。他让我们这些四分五裂、丧失家教和历史传承的人明认:我们同为中国人。
所有人类历史上那些最重大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传到人们耳际的。当屈原在楚国的山川大地招魂时,楚国上下都还沉浸在崛起、并跟秦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幻觉之中。当徐文长在明代啼血、自杀、疯狂时,明帝国的士大夫阶层正在书写文明晚期的纵欲、腐化、堕落文本而无能自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野夫选择了社会边缘的生存,选择了散文的形式为中国人招魂,这个招魂尚未被更多的中国人所听闻。但这一声音既然响起,它就再也不会消失,因为这一声音将使所有的山谷回音四起。“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野夫直面死亡、恐惧和残忍,而把中国生存的真相揭示给我们,如同他笔下的李斯:“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归来归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归来!
2008年4月30日二稿于风城
谁分巨擘除荆榛——获奖感言
——2009年度中国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冠,它无时无刻不在鞭挞刺疼着我们的神经。我更深知,还有众多优秀的民间写作者,一直在底层边缘韧性地战斗。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在一寸一尺地拓展我们母语—汉语的表达空间,在不断澄清着被独裁者污染的汉语品质。
谨此,向这些高贵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致谢。
江上的母亲
——母亲失踪十年祭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 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 似乎只须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飘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深处,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点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作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示,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
一
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滩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象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惨酷的余生。
二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文革”在这一年才敢谓渐趋结束,尽管史书上是另一种说法。
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怪胎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30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33岁,小的15岁,总共81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五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现在官拜副省长)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来成为同学。
需要说明的是,那一年这个国家还兴“政审”,所以我们这个班上有许多同学的实际考分原本应上一级名校。
三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恩例——伙食费每月18元,助学金1至4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
男生30个一堆住了两屋,余下年纪大的十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
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在文革中即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四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了“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女干部,找老李这个唯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哦。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五
杀手君写了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
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54时代的学生头,头发37 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辄是齐刷刷的露着青皮。他身高1,73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28岁,但一脸老相。嘴型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象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村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啊。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象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六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向来对老李,则唯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身具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它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与人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鸟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生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