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七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的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的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飘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地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又一年,“英明领袖华主席”退位,***总书记上台。学校组织收看完新闻,老李一个人开始高声起唱——焦城的山来焦城的水,焦城里出了个华政委-------那个时代的学生何等的政治意识啊,于是皆合唱,皆大笑,一时全校此起彼伏。他们在老李的启示下,欢庆一个时代的结束啊!
八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我党何以一回儿反左,一回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何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它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我看今天新闻出版署扫黄办的干部,大抵也还不懂这一来历。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须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书恋》。就这一次,写作老师还是忍不住原谅了他素日的不作文,给了他最高分,还声情并茂地拿到全班朗诵。读完全班陷入沉思,我们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才子”全他妈傻逼了。没办法,高人出手,一击而毙。就那文笔,那种生世之慨,不到火候,学是学不来的,只能高山仰止。
九
老李只有两种爱好----书与烟。酒亦爱,那时喝不起,亦不吃请。每月学校发给他22元,他只吃8元,留两元买一条“圆球”烟,再买点肥皂牙膏等,攒一点回家上学的路费,余款便用来买书了。
那时初开禁,好书突然成批,新华书店也兴排队。每逢周末,老李大早便开始徒步向舞阳坝,展览馆对面的书店都认识这个净买一些非畅销书的大叔了。钱有限而书常新,实在不忍割爱,老李也只向我一个人借。三元两元,等到月底一退完饭菜票,首先必来还,无论我怎么不收,他亦是会坚持到赢的。有时我也手空,到他借时我必说随后给,然后偷偷找人借了给他,因我深知他是不会再找人开口的。古人认为君子清且贵,老李即有这种气,永远的穷而不贱。
抽烟,于他就算极奢侈的事了,有时也难免断炊。他的手指是黄的,嘴唇也显青紫。往往深夜,仍见他在黑暗中星火明灭,有谁能知他的苦痛。
十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12支曲在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十一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神经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二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文革后第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便被封了,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校方曾试图扣留,但因我们班这些大哥们的斗争,最后还是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我尚不懂论争所要达到的政争目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因为真正的真理,并非只能通过实践去检验。有不证而自明的,有演绎而推知的。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邓先生出山了,我们最初满心欢喜,“45”运动****,拨乱反正,我曾在老三孔桥上幼稚地对老李说;我看好这个人,我相信中国的民主进程至此开始。老李眉头深锁,他远无我这种盲目乐观,但他也无从答对,他只能从经验主义出发,对我说——专制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民主。。。。。。你不能总是冀望于圣君明主。然后这一年底,西单墙垮了,一个姓魏的愤青开始漫长的隐居。我与老李苦笑着在龙洞河畔抽闷烟。
十三
1980年的春天,我象一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同志。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那时关于毛的评价尚无中央文件,我对这个伟人的质疑和批判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右派,当时读的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的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和毛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象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文革前的一系列运动造成哀鸿遍野,怨声载道,早已形成火山。国人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计结局,因此当毛为权力之争而发起这次斗争时,他只是借用了人民的积怨。而神的召唤和草民的潜伏要求奇妙结合时,遂酿成一场从人对物的破坏到人与人的互相残害的集体疯狂运动。
他认为,知识分子因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
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十四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文革时,报纸上的一些领袖合影,总有人脸上被打杈。]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的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唯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的吐,默默的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它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
次日上午,班车到学校接走各县的同学,利川车先到,老李送我上车,车快开了。老李仍默立于窗前,我放好行李又下来与他握手。操场上人已散尽,一天好日,空朗朗地照着我们俩,只是无语,手却攥得象要落水的人。我看见阳光在老李的眼眶中打转,闪烁得让我鼻酸喉哽。呐叭声咽,促我上路,我硬生生地挥别老李,从此踏上一条彼此不知前方和归宿的路。。。。。。。
十五
没有离别,也许就没有老李唯一留下的这几十封信。如果处在今天这个电讯发达的时代,大抵也不会残余下这些文字。假使连文字都消散于岁月的风暴中,有谁又能证明他曾在此浊世小驻。
我们在各自的故乡等待着命运的发落。老李回到了建始三里坝的香树湾,那是一个我至今陌生的所在,他又象一个农民一样为他父兄扛起了锄头。夜里,在昏暗的灯下,他写了给我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家里分得薄田数亩,有点忙不过来,恰值我待业回家,能不以一次等劳动力顶上去乎?这几天汗流如雨,算是大力改造世界观了……在教育局的座谈会上,如同填自愿格式一样,我要求下乡教初中,只是不想回三里。看来局里可能满足我的请求。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我求得清净则心安无恙了。临行前夕,王新勇老师说过两句话:”你有点骨气,很好,也要现实一点。“句一也。”终身大事不能置之不顾,到人间来一场不易。“前一句有点朦胧,次日就明朗了,后一句很恳切,我不会不感动……
女同学中不少人多久以来认为我怪诞,因为我对女同学一直太冷。我知道自己不易被人理解。所以不责怪她们。我取的态度是尊重她们的大多数,但尊重毕竟与亲昵有别。存在决定意识。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我说的这个原谅,最好莫过于忘记。忘记,才能使我心安理得。[我累极了,写字手抖,高水平加悠悠摇晃,书法甚佳,见赏。]”
我收到老李的信总是即复的,当时写了些什么,至今却是茫然。现在坐在异乡的灯前,抚看着23年前故人的手书,薄薄的笺纸象一篇枯叶,墨色也日渐黯淡如我们已逝的青春,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
十六
80年代初,社会突然开始重视大学生了----尤其教育口,十分缺人。但那时教师待遇低,文革形成的社会地位也低,因此我们都不愿当臭老九。我们班的官家子弟特多,各挟背景,都想留校。真正有才的也不好留了,大家一视同仁----全部分去当老师。一个月后,基本都各就各位,只有老李在建始还没着落。
穷人最需要工作,老李隔三擦五跑到县教育局去打听,总说让他再等待。这个毫无关系也毫无“追求”的老实人,他不知道命运又将如何作弄他。最后,局长亲自找他谈话----你的档案被组织部调过去了,你到县委去工作,好好干。这个对所有人皆可谓喜出望外的消息,对老李却如重雷轰顶。他久久沉默,然后乞求不去,甚至潸然欲泪。所有人皆不解----这个去处意味着踏上仕途啊,多少人借此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但老李却真诚地拒斥这一高就。局长自然不敢得罪县衙,他也不能辞职----那年月要工资养家啊。老李只好怏怏赴任,当夜给我一信,结句谓-------“写到这里,烟已抽完三支。这时刻雨已经住了。昨天晚上揩湿的手帕就搁在我身边的洗脸架上,我把剩下的泪水通通咽下,这就去洗那手帕。”
我分到了县教研室,马上参与全区先进教师表彰会的材料班子,然后驱车于山路上,然后象惊险电影一样翻了下去。我醒来时,看见万科长空空荡荡的头颅对着我的血眼,脑浆溅了我一身。。。。。。
我只能仰卧于床两月。老李说来看我,后又来信说走到恩施,却又搭便车回去了。以后我才知,他到恩施车站排队买去利川的票,排到窗口,才发现钱包被人偷了。无奈,他只好又回去了。古人说----雪夜访戴,兴至而往,兴尽而归,何必见戴。老李正是这样的高致。
十七
先转录老李在我养伤时的一封信,大家也好看看他的文笔和思考-----十二月七日书抵,今八时半取阅。为我弟转危为安幸之,乃不顾左右而速答。
贵恙车祸所至,且有伤于头颅者,吾意非忧思宜也。亦当静养,俗务不必强为,雅行应止适可。杯盏间事,他日复加,今请避之。笈中或有消闲珍本,间时而读,得一笑而后暂释之,不得苦索经卷奥旨。吾历好诗余,草赋数言以奉,意在助弟遣向日郁闷,敢烦即和之乎?弟少减痛楚,已就笔砚,吾以己之所好累弟矣,愧之愧之。
又承问下界事,渠侬扰攘,间有入于耳膜而震动者,吾辨之非清,无所用心使然也。“风起云涌”之谓,或有过当。系之以绳,塞之以笼,渠侬奈何?譬如出版结社,现代各国均称自由,付诸实践乃成画饼。画饼尚无功亦无过,向见之,查过已不迭。今有“现法”,宪法干甚事?……吾不准出某册,弟何处印行去?此“现法”较大批判倍有功勋,幸甚天下,天下幸甚,美哉现法也。或曰,书自有不可出者。试观之,前年似有滥出之势,性展览亦见于书市,今或稍减,官报斥之乎?官会批之乎?间有人出言辩人性兽性,言微而力弱,先排于末版之隅,后消迹矣。至于触我权势者,一文可受累牍斥,一书可受百会批。京师如是,我荆江两岸急趋奉之。《举手制止》为一靶,《父老兄弟》为一靶。“风起云涌”之谓,貌似矣。大学生开不开会,现法先无明文,后明文有案可稽,复何言哉?或思之:士心不可辱,事之起伏,此一时彼一时也。尔汝戏言,至于洞口内,能不“皆叹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乎?弟勉之,“不足与外人道也。”
近者吾读俄国短篇小说,读郑板桥集,乃至读西厢新注。板桥集有深意,无粉饰。府祖出此老,人称一怪,吾不以为怪。先生若处今世,吾必师之。
读书看戏,吾作贼为累犯矣。近日文牍倍增,吾昼夜加班不迭,乃至受小人督察,稍喘微息即遭白眼。吾三更拥衾静卧,仍“报答平生未展眉”,展转达旦。瞑目既难,辄思劳碌间趣事。譬若劳模材料甲,上令细书典型事迹,吾即细书,上责之曰:又不是写小说……吾复概述,上责之曰:又不是填履历表。譬如材料乙,上令作简介,吾即书其事略,上责之曰:你难道连细节描写也没学过?吾欲改标题之简介二字,上责之曰:自作聪明,哼。思之至此,一笑。楼上某少妇不解笑谁,半途掷尿壶若抛砖,竟有金石声,急伏床捶壁,嗔曰“你也睡不着吗?好生听话何苦有这般折磨。”吾羞之,即磨牙呓语装睡,复思看书受责,看电影也受责,渐有睡意,却自垂泪,和泪入梦乡也。
十八
在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改良还抱有几分希望的时候,老李则十分清醒的窥见了它的本质。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调的时代,是中国20世纪唯一美好的一个年代。我在当时还算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有追求,但同时也弥漫着波西米亚精神。或者说,我还希望能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去改造这个国家,但老李则选择了放弃这种努力。他从骨子里认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封建集权社会,距离真正的共和还很遥远,根据中国的士人传统——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因此选择一种隐的生活。但今天的社会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皆被剥夺,要想过一种古人似的隐逸生活实则已不可能,他只能委屈自己暂"隐于朝“——在县衙做一个默默隐忍的小吏。
可想而知,他的洁身自好,又如何能在那塘混水里同流合污。在县委办的一年,也许是老李精神最为苦闷的一年。他给我的每一通书信都在讲述他的愤怒和哀伤。他向上峰不断提出调离,但上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个笔杆子,他只能被扣为人质。他又不是个喜欢吵架的人,但他更不是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只好选择一种鲁迅所谓”跪着造反“的方式——他把调动申请不断复写,每隔一天便呈递一份上去,也不吵闹,他对我说——我早已烦了他们,现在只想他们也早点烦我就好了。最后,上峰果然就烦了,他们从政以来,还没见过如此不识时务的人,终于同意把他退回教育局。谁曾想,教育局也要会写各种官样文章的人,一见他这个县委办下来的,便又把他扣留在局里继续当枪手。他说这叫才出虎口,又入狼窝。
教育局相比县委,对他而言,稍有改善,但根本问题在于老李不是一个坐机关的人。他第一反感写那些弄虚作假的文牍,第二极不愿意与周边小人虚情假意的应付。他的不苟世俗也使他难容于人,于是他只好还是重操故技——继续不断上交调动报告。一年半左右后,他被发到了长梁五中——他实际上想到更远的乡村小学,但局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了。
十九
在一个后清教徒时代,一个人滥情是罪过,但一个人独身也同样难容于大众。这在性自由的今天看来,确有些乖谬和荒诞。一个人因为穷或残障而不能成婚,已多蒙歧视,如果他健康且尚可谋生而不婚,则难逃物议。老李这辈子与周遭世界的不协,也多与此相关。
一般交往的人,是不能与老李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多会沉默甚至冷言相向,会使人难堪。我在很长时间也不理解他,自然也不敢问或劝他什么。其实毕业那年,他也不过31岁,用今日眼光而论,谈婚论嫁正当其时。但他似乎有意逃避着婚姻----他对前来劝媒的人是向无好感的。自然,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去主动追求谁,而在他的有限世界里,确也没有哪个女人能于风尘中辨物色而愿来爱他,于是,他就只能孤独的来去。
我后来可以与他函议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则是——我近来颇闲适,故读书比冬春时坐得住一点。除了城里的“熟人”不多几回来介绍“朋友”外,知我不健谈者均不来座谈经济之道。朋友而要介绍,必是陌生人。先做朋友后“认得”,大抵“认得”以后就不那么“朋友”了。所以此戏法可以不演。至于人们要攻击,要把“古怪”形容得更古怪,我从来不想为之负责。光棍之“古怪”,自古而怪也,我自谓怪之不足……我其实本无绝对的“性忌讳”,只是不肯在爱情观上接受某些势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的“改造”而已……许多善良而不幸的人只能默默的走着善良而不幸的路,这些人并不主张禁欲主义,僧侣主义,只是看到[或经历过]“爱情”如何变成骗人的把戏,他们宁可清净些,也不肯去做该把戏的演角……此事我以为不好办,我自己都不喜欢衙门,找对象也当找个不喜欢衙门的,但又要一个不喜欢衙门的姑娘来爱衙门里的我,岂不谬哉枉也。何况年龄问题也实是一大障碍……我也要欢乐,有自己价值标准的欢乐。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看了他的这些回答,我深知他是一个理性至极的人。对于这样的明白人,所有的劝慰皆嫌多余。但他何以至此,我仍有些含糊。我想一个人的天性总是喜欢男欢女爱的,如果没有性倒错,不会从头拒斥此事。他应该有他的隐痛。那时我每年要去看他一回,有次对酌,我们谈起了这个话题,终于引出老李的故事,这大抵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叙述吧-----
老李在岭南某县当兵时还是小李,他管食堂采买,总去一家小店购物,也许他觉得那个女孩显得无助吧。那时物品多无包装,女孩则总是从柜下撕几叶纸为他包好,后来他发现那些纸竟是他向往已久的一些书叶,便搜藏阅读,并去找那女孩讨要。女孩说,这是她父亲的藏书,怕被抄家问罪,便只好拿来作包装纸,你愿读就给你拿去,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了。两人一来二往,渐成好友,女孩一家是下放来此的,以后也不知更向何方。老李乃穷当兵的,几年后则归宿已定。烽火乱世中的儿女,命运未卜,何敢触碰爱情这种高贵的话题。即便心中藏有一个重洋,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到了他复员时,也终是默默相向,将人世间万种无奈都存进回忆。
老李一生心高气傲,即使回家做个农民,自然也不肯接受家长媒婆的安排,更何况心中还装着一个大海。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也只孤独的不问世事。同事中有个公社书记的女儿,被另外一个老师纠缠的无奈,谈了分,分了谈,觉得老李人好,便来找他倾谈。老李这人本来就是不走近觉得他怪人一个,一旦走近就会发现原来山高海深,不久这女同事就移情向他了。老李本来就不愿攀附权门,又加上扯进一个三角,更觉尴尬。但那女士自然是事事主动,关爱久了,老李虽未首肯却也不能说毫无心动。老李想先逃出这个是非圈后再作主张,恰好高考恢复,便考了,成绩可上武大,怕给家里添负担,却只填了师专。两人这时要起誓,女方说,你一走,我就宁可辞职也不在这个学校呆了,免得与那个人[前男友]缠夹不清。老李说,那你就等我回来结婚吧。结果老李入学半年,见那女友终是放不下那份工作,继续留在那里,便什么也不多说就吹了。那年头,乡下人自然要说他是陈士美了。老李也不分辩,只是从此选择了独身----这个世界再也不能说他什么了。
有一年,老李在乡路上邂逅了背着娃娃的她,老李的独身乡下也都知道,她远远的含泪相望,老李仍只能掉面而去,这时的他,内心已枯寂如沉渊了。
老李不要求别人做什么,但在乎别人的承诺。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因此他不会原谅别人的食言。他的心灵从此戴上荆冠,永远在暗夜渗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双温情的手,为他除去那些荆榛。。。。。。
二十
昨天看了快乐牛的信息,知道老李确实故去了,在他故乡的一方贫瘠土地上,有一所孤坟掩埋了他的全部岁月。他的智慧再也不会烛照我的黑夜了,他真的去了,我最后一点幻想终于落幕----我再也无法在尘世或方外找到曾经指引我的灯盏。陈布雷当年自杀时,自谓“油尽灯枯”。老李也在他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他的全部希望。他一定承受了生命的最后一击,他实在不想再去面对这个浑浊世界了,因此才会选择这个最古老的方式来洗尽他45年的烦忧和劳尘。而我,那时正幽居于另一个城市。我们无从话别,就象过去的一次寻常聚散……
80年代前几年,我每年总要去看一次老李。每次都带几本书加上两条游泳牌卷烟。最后一面正好20年前的暮春,我从利川到恩施到建始再到长梁,五中记得在街后的半坡上,要沿着田埂路爬上去。我找到他的寝室,在二楼的一个单间,门从来不锁,我就径自入室落座等他----除了上课,他一般也无处可去。钟声响过,老李推门见我,仿佛昨日才来串门的熟客,脸上并无惊喜,只说了一声“你来了”,然后拿起一个巨大的搪瓷茶缸,转身又出门而去。半晌他回来,拿出另外两个大杯,将手中缸子里的散酒一分两份,又从床头挂着的那个黄书包里倒出一堆生葵花籽,说是学生送的,这就直接坐下开喝了。
老李就是这样的魏晋风度,一点俗情没有。仿佛缺乏情义,但一旦坐下聊天,他往往又容易眼圈泛红。我们喝酒也不兴劝敬,说几句又沉默一回,如让外人看见,多半会觉得象两个陌生人在无言相对。不知不觉就有些飘了,酒也尽了,老李移步窗前,外面已是薄暮,看的见一些归飞的鸟影。靠墙摆着一架脚踏风琴,墙上则贴着几张曲谱------那是老李新谱的沁园春雨霖铃之类。老李仿佛自言自语----这琴缺几个音,没人要,我就从仓库搬回来了。然后他就坐下,自弹自唱起来。他苍凉的声音在斗室盘旋,沙哑而不失音准,其调式高古,满腔的幽怨尽抒于这乡村黄昏的暮烟沉霭中去。我一生也无法忘怀这一画面------我在其中读出了一个生不逢时者的全部孤寂和悲凉。
晚上,我们真正的抵足而眠,两人都斜依于床头,黑暗中只见烟头的闪亮。我们就这样尽兴畅谈,只有在这样的夜话里,你才知道老李的内心是怎样的愤世,他根本无法超脱,巨大的黑暗一直深埋于心,他面对这个颓世这个腐朽的世界永远难以释怀。
次晨我醒来,老李已去上课,桌上有个字条------你自己走吧,我不送你了。我们之间,原亦无须俗套,我也就收拾上路。路上村民说,班车刚走,我只好一路走回。十几里地,沿途的好山好水,鸟鸣佳音,走到城头,我看见了那条我至今也不知道名字的河流,浅浅的流淌于卵石和沙滩上。我怎知道这就是永别,怎知这条无名的河也会涨水,会以其浑浊的怒涛吞噬我一生的兄长。。。。。。
生于末世运偏消——幺叔的故事
一
每个人的记忆,大抵都应该有个起点;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断画面组成,仿佛面对一幅淋漓挥洒 的水墨长卷,以致于连作者本身也无法辨出它的始笔了。
我的回忆逆江而上,从宜都进入清江【古称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达它的源头――在那里有个小镇,大约是古代的屯戍卫所,唤作汪家营。
汪营傍河而建,几百户人家,多居于吊脚楼上。彩廊【阳台的土家称呼】下的水流,在流经我童年的窗边时,还细小得尚无名字。现在想来,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线泪痕,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然而,正是这寂寞中消长的九曲涟漪,滋养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个牟家,他们子弟的兴衰荣辱,却正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奇特历史。
二
很长时间以来,事实上我已经淡忘了幺叔;甚至汪营小镇那摇摇欲坠如悬崖危巢一样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梦中,才偶尔荡漾出人世间最初的温情。前几年回鄂省,大姐感伤但平静的对我说――幺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后是带着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话重新拉进了一段岁月,内心如潮,但言语中却仓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仿佛就当是一个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吗?我想起1978年在大学时写幺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铜墙铁壁中写幺叔的笔记,我深知,他苦难的背影从来未曾从记忆中删除。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其实,幺叔和我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我知道,在我们家人的心中,素来是视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亲戚的。患难岁月中的惺惺相惜,结下的一些殊胜缘分,时常是胜过许多平常亲情的。
幺叔姓牟,名鸿光,是汪营牟家的少爷,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辈的,按他们至今不乱的谱书,他就要算是最高辈份的一代了。牟家不仅在汪营,乃至整个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幺叔他们这一支派――号称高升堂牟家――可谓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门世家。高升堂是他们祖上世代传承的客栈货栈的连锁堂号,延伸在从小镇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的驿马风尘中,有多少商旅行贾和英雄豪杰出入于他家的屋檐。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时代,临时总统曹锟才会为这个僻乡蛮土的人家,亲自题匾为――惠及闾里。
三
要说幺叔,无法回避的要先介绍他的长兄――牟鸿勋。
民国年间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说,牟鸿勋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幺叔年长许多,早在1908年便从武昌两湖师范毕业了,并经著名革命家孙武引荐,加入了当时的反清秘密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前的预备会上,牟鸿勋被推为起义的司勋和政治筹备员。孰料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检查炸弹时不慎引爆,清军戒严搜捕,将正在准备首义的牟鸿勋和彭、刘、杨等志士抓捕。审办此案的是督练公所的总办铁忠,很快监斩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却把牟暂锁于文昌门监狱备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刘杨路,倘牟牺牲,则此路又当多牟字矣】坊间另外的说法是,铁忠曾为牟鸿勋的恩师,对他向来赏识,眼见清室倾危来日无多,故意笔下超生,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后,首义成功,武昌光复,党人迎牟出狱,留任咨议局谋略。
但很快北洋出兵讨伐,南北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危急。牟鸿勋乃倡议主办革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并亲任经理。这可以说是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名的第一份报纸,在政局未稳的当时,以号召革命巩固共和为宗旨,对南北议和清廷逊位建立民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谋略处改稽查部,牟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实业部,李四光为部长,牟出任副部长。袁世凯政府时代,牟为共和党提名,当选为众议员,并获授勋五位。
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牟鸿勋潜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任司令,牟为副司令,而后来成为共党领袖的董必武,当时还只是蔡请来的靖国军秘书。
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曾先后获授文虎、嘉禾勋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绝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电邀后,病逝于武昌。
四
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下文要叙述】;虽在偏远乡村,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国共两党开始了天下之争,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蒋公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已被共军占领的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共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蒋公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的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材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土地革命中,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了地主,且扣留在汪营,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五类分子”生涯。
五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也许因为是家世的原因,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为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的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则被政府没收成为了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然而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它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帕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含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
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是因为那是在文革之前的短暂温和时光,他狭窄的家里,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它书籍。在我们饥渴的童年,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着一些旧日明星,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繁华――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也许是那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他永远不卑不亢的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现在想来,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江山板荡,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
六
似乎和古代一样,遥远京都的政争,竟然也能波及王土的偏远角落。即便是三省交界的古镇,依旧无法在乱世偏安。文革的风暴起于青萍之末,却要令万千八不相干的平民之家填沟转壑。在那一刻,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
之后未久,又一道政令下达,为了备战备荒,所有的还拥有城镇户口的“五类分子”家庭,要被驱赶下乡务农。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
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时搬迁,最终又落户于哪里,在那段纷乱的童年,我已经记忆模糊。之后大姐也远去平原农村了,我们两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联系。以后零星的记忆是,亚华姐嫁到了远方,艺华哥学当了乡村漆匠,走乡串户为那些贫寒的新娘,描绘简朴的嫁装家具。艺华哥偶尔上街,会来我家小坐,那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幺叔故居的一间木屋里生活。母亲问寒问暖之后,往往会给他们一点粮票布票,宽松时候会让他背一点大米回去。
再以后,我生病了,外婆从平原乡下回来照顾,两家的走动又似乎稍多起来。但记忆中似乎都是幺娘上街赶场,蹒跚的出售一点蔬菜,总要留下一捆给我们送来。而外婆是一个极为感伤的老人,总要拉着幺娘的手唏嘘半晌,最后回赠一点什物。
但是幺叔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屋,即使偶尔上街经过,也只在屋檐下驻脚小立,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离去。许多年之后,我才依稀懂得,也许这是他童年时代曾经锦衣玉食的画堂高阁,如今人去楼空,他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眸这些蛛网燕泥了。
七
我是在我开始少年樵夫的短暂岁月里,真正开始认识幺叔的。
幺叔那时下放在一个叫着万家凉桥的小村,他似乎有意保持着和当地原住民一点距离,在凌乱的村舍外,搭建了一个土墙的简陋房屋。虽然白屋空堂,倒也依山傍水,泉清石秀,不失为一个乱世荒年的隐居所在。
文质儒雅的幺叔,即使在风声鹤唳的年代,也始终保持着一点读书人的底色。在食不果腹的饥寒日子里,他竟然还能在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边上,种上一些兰菊芍药,房后还手植了一片竹林;使他的寒舍远远看去,要比那些周边的农家,多出许多秀色和清气。
那时我们这群野孩子的樵径,偶尔要经过他的村舍,我有时便取道小憩,成为幺叔一家的稀客。在正午的阳光下,幺叔把我引到修竹边乘凉,两张木椅,一杯清茶,即使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他也仍旧保持着一种应有的礼数。他似乎还没遗忘他曾经教书的身份,在闲谈中也尽量吐露珠玑,暗含着一些处世为人的训诫。他指着竹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我虽然常常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但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今天的我看来,确实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
幺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龙头丝弦,音色古朴。有时我去,会远远的就听见那琴音在山谷里呜咽。他会一曲奏完,才抬眼和我平静的说――这是《听松》,或者说这是《空山鸟语》。偶尔听到一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老眼中溢出几丝苍茫,在我长大之后才熟知,原来是《良宵》《江河水》等等。我不知道在幺叔的心中,埋存了多少更为苦涩的音符,有谁曾从他这个乡村农夫的弦索上,读出他的高尚教养和显赫身世。
八
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隐约的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而且随着运动风暴的冲击,也逐渐能够感受那种作为地主子女的原罪。
一天,我幼稚的问幺叔――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仿佛自言自语的说道――人一辈子,原无所谓富贵贫贱,怎么样过,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继续说道――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快乐并没有减少。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却也别有滋味。人生在世,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时时随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长乐啊。
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的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的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的名字,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否解密,于是只好姑隐其名。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的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至于以后他怎样利用他大哥和子侄的社会关系,从事着无间道的使命,这,肯定不是晚辈的我们所清楚的惊险故事。
1949年国军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军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共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他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的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的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作为功臣效命新政。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共军当作国军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材生在临刑之际,袒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的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的消息,他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须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的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器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的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的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他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的取下在手中摩娑,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的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四十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68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的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二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八年法科,回国后被民国政府委为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则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
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家的老爷是从河南商水县长的宦途中退隐的,在干驿古镇新修了显赫的大宅。大少爷做商贸,二少爷办纺织,三少爷――我的外祖父则成了黄埔8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刘纪律,字雪舫。四少爷是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者,现在则是国内最权威的玉米专家,博导。他叫刘纪麟,我们唤作四爹。
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将要带着续弦和儿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这个缺恃无怙的爱女托付给一个可以放心的人家,却未想到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他的这一抉择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剧的伏笔――这,大约就是命运。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外祖父赐名为刘凌云――其中不乏一个新式军官对孩子的豪情期许。那时的刘宅除开老爷,几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拼世界,阖家则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过新婚的甜蜜,外祖在军阀混战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顾,这些遥远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说,我们已然无从知晓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则大抵可以想见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门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抚大我的母亲。
三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公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她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作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四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无限担忧依旧无法阻挡其叛逆的脚步。
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了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家庭危机顿现,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巨痛。
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倍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的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则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六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时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接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她老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我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作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七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包含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
我的少年时代家里并无藏书,我总能从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找来一些残破的旧书偷偷阅读,而一旦被父母发现,那是要没收焚毁和责骂的,因为如果被抄家的人发现这些毒草,就会祸及大人。但外婆则是我的掩护者,她支持我读各种烂书,并帮我隐藏。我的学生时代,是盛行读书无用的,且没有考大学一说。我看见外婆裁减衣服很有趣,她甚至会做皮货,就也去拿她的剪刀画粉比划,要她教我裁缝手艺。她第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不应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学什么好呢?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法律。很显然她也许并不深知她父亲所学的法律究为何物,但她相信这个世界原是需要真正的法律来主持正义的。
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天生具有佛性。她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既不恨抛弃她的丈夫,也不恨迫害过我家的那些人,永远对人恭谨热情。她不求人,但任何人求她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真正具备她那种完全发自身体本能的博爱。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永远相信在天地之间,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
家父是一个身负剧变奇耻的人【见拙文《地主之殇》】,一生暴烈,情不外露,身边人皆很怕他,但他却永远尊敬外婆。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
八
严格而言,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外婆,则远要轻薄。我最初的知识和教养基本完全来自外婆,父母对我的责骂,往往要被她来化解和开脱,母亲常说她把我宠坏了。几乎从儿时开始,我和外婆的每一次小别都会彼此流泪,包含1978年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后复学,她都要相送很远,我们都要哭一场。
那时我已成人,她在我们家不仅抚养大了我们三姐弟,还抚大了我的三个表弟妹。她始终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却坚持不上桌吃饭的古老习惯,且永远要吃剩饭残羹,不肯浪费丝毫。家境在文革后已经日见优裕,但她仍然不改艰难岁月所形成的近乎残酷的节约生活,有时常常让我父母感到尴尬,怕人误会是对老人的虐待。比如,她会偷偷地上街捡破烂卖,或者到菜市去拾取农民都要扔掉的烂菜叶,拿回来处理干净后做来自己吃。我们姐弟都工作后,基本都要给她点钱,事实上她又从来不花一分,总是攒来寄给老太――她那个名义公婆。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三几年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她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这点很像你外祖父。在母亲听来,其中的含义显然褒大于贬。
当我也走进社会后,外婆感到她的使命已经完成,突然开始强烈的乡愁――每次与我母亲不快时,就会说让我回平原乡下去吧。乡下只有贫穷的远亲,母亲自然不愿满足她的愿望。后来大姐要生孩子了,把外婆接到武汉去帮忙照顾,等一切料理好后,外婆就和姑婆一起跑回了汉川乡下,再也不肯出来了。姑婆比她还大,她们是发小的干姊妹,两个老人竟然都抛弃满堂儿孙,在一个村子赁屋而居,外婆又开始她的裁缝手艺来自谋两老的生路。两家的后人皆很着急,但谁也无法劝说更不能强迫她们回城。
我们只知道担心老人的艰苦和无助,并害怕别人指斥我们的不孝,当时却很难理解老人的内心真实需要。所有亲人都知道只有让我出马了,于是我从山里赶赴平原。我让还在汉川工作的五表叔把两老骗到他家,我一进门就忍不住跪地痛哭――我是真诚地不忍让外婆在乡下受苦――我抱着外婆的腿泣不成声,外婆一见我也泪流满面。姑婆一边抹泪一边埋怨:我就知道平儿一来,你就要动摇。外婆要拉我起来,我说您不跟我回去我就永不起来。外婆显然十分矛盾,最后长叹一声无奈地说:好吧,我跟你回。就这样,我又把已经还乡的外婆接回了她实在不愿终老的深山,现在想来竟是万分惶恐――我这样违拗一个老人的夙愿,究竟是孝道还是残忍呢?
九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出差频繁,和外婆的告别渐渐都不流泪了。1983年的秋天,大姐带着小孩回山省亲,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又要到邻县去开会,早上向外婆辞行,外婆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忽然奇怪地悲从中来,顿时无语哽咽,外婆也抽泣起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腰已经佝偻了,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我竟然莫名地涌出无限哀伤,许久未曾流过的泪水一时间滔滔不绝。后来的事实使我相信,人对死亡是有奇异的预感的,只是当时还不能把握而已。
三天后我回来经过恩施去看父亲,父亲说正要找你,外婆可能不行了。我们急忙驾车往利川狂奔,一路我还抱着幻想,希望外婆还能熬过来。由于我从来没想到过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总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报答养育之恩,当噩运骤然遭遇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冲到病床边叫唤婆婆时,她的神智还残存最后一点清醒,但吐辞已经模糊了。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勉强听到她说――平儿回来了?我没事,别哭,我打几个嗝就好了。渐渐就再也听不清她的咕哝了,而她的眼睛则始终没有睁开。
原来那天早上大姐要赶车回汉,妈妈和二姐去送,外婆非要一起去,她好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大姐和她依旧是挥泪而别,车走后,外婆急匆匆地往回走,二姐远远看见她步履开始歪歪斜斜起来,急忙追上去扶她时,她正好要跌倒尘埃。医院一看就是脑溢血,马上下了病危通知。
那时的小城医院设备简陋,医术有限,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手段。我在医院半步不离地守候了十天,亲眼目睹了我的至亲慢慢死亡的全部过程。从浅度昏迷到深度昏迷到瞳仁扩散,我日夜为她镇冰擦背吸痰,哭泣呼喊,对她说话――我相信她一直还有意识。她有时会流泪,有时会叹气,当我说我一定要让您回老家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她粗糙的手在我手中紧握且摇动了几下。
但一切已经回天乏术了,那个早上,生命中最爱我的外婆终于远去。即使在此过程中已经深知这一结局的无法回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你手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你依然难以接受――你在那一刻无法不痛感人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我们有谁能与死神相争呢?
十
我亲手将她装进了棺木,亲手去挖了墓圹,亲手去覆盖了头三锄头泥土。我为外婆写了一篇碑文,亲笔书写在石头上请石匠镌刻而成,然后用水泥石头为她砌了很坚固的佳城。起初我本坚持要送她回故乡安葬,但千里蜀道百重关卡,父母是坚决不能同意,只好让外婆在异乡暂栖了。
那时我在单位的卧室里就能看见外婆的坟,许多个丧魂落魄的黄昏,我就会散步到坟边去枯坐。两个多月后,这座坚固的坟竟然奇怪地开裂了。母亲认为是石匠没封好,又买来水泥等请人重修完整。但几个月后,坟头又裂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连碑石都将倾倒。我对母亲说,这肯定是外婆想迁回故乡的表示,母亲深知其母的愿望,但她实在无能为力。我遂用黄裱纸给外婆写了封信,我发誓一定要在十年后把她移回平原,希望她理解,祈祷坟头不要再垮。我把信在坟前跪着烧了,再把坟修缮好,之后竟然神奇地再未垮过了。
外婆走后,我再也无心在山里呆了。一年多后,我顺着她来时的路走向了平原,以后走得更远更坎坷……等我十年后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外婆的墓木已拱,而我则是一个空空行囊的牢释犯。我无法还这些至亲的债了,但我一定要来偿外婆的旧愿――我要破坟开棺捡拾她的骨殖,背负她的遗骨回平原。
我钉了个小木箱,带着几个朋友上山。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没有人知道入土十二年的人现在会变成怎样。我跪在坟前哭泣焚纸,洒酒祭拜,望空祈祷――婆婆啊,你如果想随我回乡的话,就请您变成骨头吧。――当年的棺木实在很好,我实在担心万一尸身完好,我如何能够将她运回呢?间关千里,岂是等闲之事。
我和朋友们惴惴不安地刨开坟墓,在启开棺盖的那一刻,我不敢目睹我亲手放进去的外婆,遂站在一边等朋友报告。棺盖一开,所有现场的人都闻到风中飘过一阵檀香,无不感到意外。直到朋友说:没问题,来捡骨头吧。我才敢亲眼去看我的外婆――在完好如初的棺木中,外婆干干净净地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她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远去。我把她的骨头一截一截地捡进木箱,然后终于带回了平原,我实现了我对外婆的誓愿和感恩。
十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从一些异乡残梦中哭醒――我又看见了婆婆或者父母。梦破之际,泪干之余,总不免幻想,假设在人间之外真有一个阴间,那该多好啊。在这个世间走失的亲人,还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死亡就变得毫不恐怖了。那些爱过你的人,只不过是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去时,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次开始生活;你在此间欠下的情,正好在彼处补偿,那一切都能得到救赎,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即使还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迫害和伤痛,但仍然有那些至亲和你一起,生生世世,不弃不离,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拉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从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惨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瞎子哥
我奉公差回到1985年的汪营小镇时,那里的青石小街已铺成了柏油路。沿河而建的吊脚楼已为青砖瓦房所取代,连那条蜿蜒的小河也改成了笔直的人工河。水依旧流淌,只是没有了沙滩深潭,再也看不见穿梭成群的鱼阵了。
街头原来的马车店成了过往客车的候车室,熙熙攘攘的小贩叫卖着各种自治糕点。一去十年,我来已迟,几乎都成了陌生面孔,我彷徨失措,不知该向谁家落足。这时,我听到了一串云板的瓜达声。循声望去,只见瞎子哥拄着那根被岁月镀上一层铜光的竹杖,悠闲地立在桥头,手中舒缓地挥动着两片响竹。他不叫不唱,没有某种为谋生而起的职业煎迫感,那深邃的平静显示出对身边这个喧嚣世界的不屑,有着置身世外的超然。他像个古代高人般似乎在这里等候了若干年,就为了要指点某个真正的迷途君子。
我有些激动的喊着瞎子哥跑去,他一把攥紧我的手急忙说道:你别做声,让我想想你是哪个。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孩子长成了男人,连声带都变得粗哑了。他摩挲着我的手,歪着头侧脸陷入了沉思,嘴里轻轻念叨你莫说你莫说,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
我注意到他依然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脚踏一双草鞋,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漆雕的光芒。他已明显老去,发须中夹杂霜雪,一如冬晨月夕下大片的稻茬。他急剧地眨动双眼,里面仍如结冰的老井。他这双摸过几万只手的粗糙指掌,难道还能分辨出一个当年孩子的骨相。突然,他惊叫起来--啊,是你?毛弟。他单纯的笑容漾满全身,我更激动地叫道:瞎子哥,你还记得我?
论年齿,我该叫他叔辈。但那时全镇无分老幼,都叫他瞎子哥,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众了。他是一个“抱到儿”,其生父不知是谁,其母带着少年的他嫁到镇上王家,他也随姓了王,却似乎谁也不知他的大名。他有了一群异父弟妹后,便连生母也对之冷遇了。
那时,他还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为了养家,便早早去私窑当了挖煤的童工。私窑的煤井只有簸箕大的洞口,矿工下井都是寸纱不沾,一筐筐趴着拖煤,口里还得衔一盏电石灯。一次为排哑炮,他被炸瞎了双眼,就这样又回到了小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许多年。
那时,镇上的穷孩子有一件业余劳动,就是捡粪。每人一个竹子弯的粪勺,吊一只撮箕扛在肩上,闲时便到田野马路上去捡粪。那时公路上跑的多是马车,故而常常可以看见一串省略号似的马粪蛋。捡粪不是为了爱国卫生,而是孩子们聊挣外快。因为家家都有粪池(没公厕),每到春播秋种时节,乡下的农人便挑桶上街来买粪。他们手持长瓢到各家粪池搅一搅,看看成色稀稠,然后按质论价,六角或八角一担。
光靠一家人吃拉大抵一年也凑不了多少担,孩子们便去捡野矢充数。但一般情况下,只捡食草动物的,因为这些素食主义者的排泄物干净无臭。至于肥田作用何如,孩子们是不问的,只管勾兑后滥竽充数。但捡粪的孩子多,牲口的遗矢有限,便不免有人终日碌碌而仅仅捡得几十粒羊矢。也有的持之以恒地跟踪一群牛,焦急地守望牛翘起尾巴,端起撮箕去抢接,甚至为此掀起混战。
而此中最佳的捷径,则是与马车店的师傅拉上关系。他们往乡下出车,让你坐车上打下手,沿路牲口拉矢了,便跳下车急忙扒进撮箕里,车并不停,但不快,跑几步再跳上车。这样一趟回来,往往便有满箕收获了,且人也乐得逍遥。
瞎子哥其时便在马店打杂,主要负责喂马铡草扫厩等杂务。他虽失明,却很精细,马的个性皆了如指掌。
当时我家尚未穷到要我去捡粪的地步,但我想买只口琴,母亲却认为那只是玩具而决不同意。外婆鼓励我自己去挣这笔钱,别无它途,卖粪最简单。况乎捡粪的野孩子在一起自有另一番乐趣,遂在课余假期也走上此路了。
同在一条街上,孩子们可交的大人似乎也只有瞎子哥了。逢到下雨,大家便商量到马店去偷粪,而我的任务则是去与瞎子哥套磁,和他摆家常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孰知他听觉极好,内心透亮,我们这点小把戏完全蒙不住他。只是他笑骂几句,并不认真罢了。久之,我这个卧底竟然成了他的小友,也许因为孤独,他常常还真愿与我聊聊。他从未见过我的模样,却格外多了些偏爱。每逢周日有师傅出车,他便把我托付给赶车人:这细娃儿遭孽,把他带上吧,他就想买把口琴。
那时是文革,家父解放初曾经在此当过区长,现在则经常押来批斗。瞎子哥多善良,自己的万千不幸和寒苦,仿佛觉得是天命而从无抱怨。见我家如此,却对我添了许多怜悯和叹惋。
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
小时他在家原是因着压抑,曾经是木讷的。现在眼瞎了,反而话多起来,自食其力,对生活自有一种逢苦不忧的达观。许多个雨天,他便拉我在草料坊闲白,不像其它那些赶车人爱讲色情故事,他似乎对女人缺乏兴趣。
那时他正偷偷地拜上街的朱神仙学算命之类的神课 ,无事便叽里咕噜背诵那些深奥的口诀。我问他学这干啥,他说混饭吃。我说你现在不是有活路吗,他说命数未尽还要活几十年,而这马车店是不会长期存在的,以后无马可喂了咋个办?他在乱世中预见着未来,默默地为自己这样一个草民准备着存身的退路,他不想仰乞于任何人。
有次我求他给我算个命,他说这都是假的,你不要信。我说既然是假的那你不是在骗人?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走头无路的人,需要花点小钱买个安慰;而我们这些废人也是生灵,也要活命,这叫天生人必养人。当年老祖宗发明这些玩意儿,就是要给我们留口饭。我说那你还是帮我算一个吧,他纠缠不过,只好摸了一下我的骨头,略有沉吟,然后玩笑道娃儿你命好,莫为眼前家里事发愁,你以后良田千顷妻妾成群。我那时也不懂什么摸骨相法,心知他是逗乐,便缠着他重新认真算,要求算八字。
他说我还是给你讲个故事吧--清朝有个大官叫张之洞,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他来湖北主事,见满街的算命先生,就觉得这是本地落后的原因,便想取缔。但他是读书人,知道要以理服人,就微服私访在街上找到一瞎子,让他摸骨。那瞎子才从脚摸到肩膀,就一掌把他推开,骂道一身狗骨头,还来算什么命。张之洞心喜,这算让老子找到灭你们这行的把柄了吧,老子堂堂一品大员,你竟然说我一身狗骨头。但他仍耐着性子说,先生你好歹把我摸完嘛。那先生骂骂咧咧说道,你还难道是狗骨镶龙头不成?边说边摸,刚摸到顶,扑通就跪下了--大人饶命,大人是狗骨镶龙头,必定是诸侯。张之洞哑然,不得不服气而去。于是我们这行又才活了下来。
瞎子哥的故事让少年的我惊异不已,自然更想要他说说我的命运了。他说你的命我不会算,师傅交待过,有些人的命是不能算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长大了自己会弄懂这些道理的。你现在还小,千万莫信这些东西。人一辈子,相随心转,如水在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