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6

年代我和他相隔幽明,他怕我在里面绝望,来信鼓励。他说――外面虽然经济繁荣,许多人富了,但你不要急。等你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精子销售公司;熊红的形象好,先拿他挤起卖,估计他还没挤完,我们都发了。把我顿时说得眉开眼笑。

他每回来探监,总是要抱着两岁左右的女儿,趁管教不注意,急忙从孩子的襁褓里摸出一瓶二锅头,暖烘烘的塞进我怀里――这在监狱是大忌,一旦发现,连他也要受罚。他知道兄弟好这口,只好把孩子弄来做地下交通员。

古人说白发如新,倾盖如故,这种高谊在我们之间始终保持。而今的他,正在英国乡村的一个贵格派教堂里研修神学,彼此电邮往返,既谈天问般的玄言,也谈同修们的颜色。

我想说他是一个十分纯粹的男人,是少数能坚持不落俗套的活着的人。与他讨论任何正邪话题,他都可以妙语连珠。其幽默充满智慧,但内心又是非常的伤感和绝望。某日在一歌舞厅,我们目睹一群流氓冲上舞台追打演员,可是我们已经老得没有力气打抱不平了。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我为此感到锥心的疼痛,我深知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我们却都早早的放弃了任何努力,且任凭酒色财气也无法疗治我们积年成疾的内伤。即使是一个老酷客,最终也会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样,消失在时光的深处。

革命时期”的浪漫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初来乍到,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

然而,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我想,在中古时代,这种铃声的旋律,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来云中访友了。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是“无法识别”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某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说――也许你并没有错啊,我们何不聊聊?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女声咯咯的笑了起来,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一个研究神学的人,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于是,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用《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的话说――是过错而不是罪过。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时,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而那一年,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

我每天下班后,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对了,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连我妈都不怎么信。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好像除开总理府,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我依旧孤悬海外似的在做逍遥派。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于是,我对一些故人戏说:我就不来摘桃子了;万一你们挨打了,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我以为。某天我经过一中,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心中有感,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以示雷子也是人嘛,天良未泯而已。次日上班,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并未逍遥如我,他们还是暗中忙着。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往省府门口滚动。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严肃的说:快回去换衣服,到省府集合,你负责陪局长。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但见红旗开处,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各自席地而坐,仿佛歌咏比赛。我方对阵的是武警,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只在人群中游弋;我更舒服,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对话”。各地都效仿京都,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岛上气候已经很热,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的寺人海阔天空“对话”完毕,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每天颠倒黑白,作为内侍,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其时,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当然,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

运动的后期在海岛确实显得有趣而无聊。日复一日的夜坐,革命歌曲回放,然后瞌睡来了就结队往武警的人墙上冲,两厢比赛体力,都不兴出拳脚,顶多从后排往士兵一方扔拖鞋,累了再坐。干警只负责监视大人,谁要在背后演讲鼓动,那还是要请到局子里去的。

岛上当时是所谓的特区之特,“小姐”之多闻名举国。某夜一女士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凌晨被密捕回来,一问,是在某桑拿上班的。处长拍案大怒――你一个小姐,你不去好好陪客,你来凑什么热闹?该女士义正辞严――小姐,小姐怎么了?小姐就不许爱国了?处长竟然一时语塞。

我确确乎有些疲倦了。我偶尔不免在想,我那些内地的哥们如果就是在参与这样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实在也没什么劲道。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用目光“猎艳”,搜寻一些美好的面孔,用以聊销长夜之无奈。

每夜的对话时间,都有记者团的围观――本质上他们也是凑热闹;我从未看见一篇写对话的文章发表出来过。我终于在大群女记者中发现了一张让人记得住的脸,不,不是脸,但也不是身段。是什么使她吸引了我的眼神呢?我其时的身份使我可以放肆的在一边捉摸。我终于明白了,是整个的“态”。古人说女人之美,最难描摹者在“态”,我为这个女孩的态弄得几乎忘记了我正身处于一场大历史之中。

准确的说,她并不漂亮,也不高,甚至还偏黑;剪的齐耳短发,不蔓不枝,素面朝天,衣饰也简朴之极――但她就是能从大片的脂粉裙钗中跳跃出来。她得体地寻找机会采访各色人等,表情清纯,身上透出一种活力。这种态势确实能够打动人,尤其在那时的海岛,她就是一种耐人回味的舒服。

我甲胄在身,不便接近,只能隔着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远远的爱慕。人的目光有时仿佛一道引线,自会不知不觉中牵起一场缘分――我终于看见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然后止步,然后用一口纯正的北方话问我:警察同志,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我在执勤,我现在不能以我职业的身份回答你;如果你乐意了解我的个人看法,我可以在天亮后无所不谈。――我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会让记者敏感,更让她吃惊的是我的外地口音。那时全岛几乎没几个大陆警官,我是建省后第一个去报到的所谓“人材”。于是,谈话由此展开。我来自鄂省,她来自豫地,在那年的海岛,就自然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近了。天亮时,人群散去,她的住地略嫌偏僻,岛上危机四伏,我主动要送她,她跨上了我的摩托,因而也必须要抓紧我的腰背了。

在早晨潮湿而凉爽的海风中,一个年轻的警察,驮起一份与大革命极不协调的温柔,狂奔于市井巷陌之中。我至今想起那一初始画面,才觉得有些招摇而脸红。

那一段时间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过一个漫长的狂欢节,许多行业都在休假,即使公门衙役的我辈,也都要求白天休息以便夜战――只有政保处的稍微忙点。孩子们每天昼伏夜出,一如初恋般的马拉松式约会,准点且兴致盎然。我当时虽然有些置身事外的超脱,但却因为一个人的出场,而使我对这场周而复始的游戏渐生向往。

她本不必夜夜光临,因为事实上并无新闻可言,但她却总是如期而至;而我们也总能在攒动的人头中迅速发现彼此,然后不经意的挤到一起。在两厢人马偶尔的冲突时,我竟然有时忘记守卫局长,却去扮演一个保护弱雏的英雄。海岛的夏夜原本短暂,几乎尚未开聊就要被黎明打断。我送她到楼前,永远止步于楼前,看着她爬停了电梯的12楼,我再崇高而疲惫的打道回府。

这种朦胧的交往起始于孩子们的推动,如果运动戛然而止,我们是否会中止这场随波逐流的相约,迄今我都并不清晰。张爱玲似乎说过――为了成全他们的爱,一个城市倾覆了。放在那时的我来看,应该是一个国家都倾覆了。我已经不记得我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过孩子们的革命永不到底,以便我能夜夜张生,长待西厢。

我开始邀约她参与我黄昏的海泳,半裸的人生也许更见坦诚和真实。最初我竟然提醒她,不要游得离我太远――我还以为在人海外自己仍是保护神。结果比翼齐游,很快她就不见了,她朝外海游去,其玲珑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潮线之下,我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只能游回黄昏的海滩等候,通常是晚霞散尽,她才拖着夜色回来,然后轻松的说:今天大约才五公里吧。我内心不免紧张,万一她要被退潮拉走了,我该向谁交待,我甚至不知她的家人何在。

我们喜欢背对着海水座谈,海浪不时的打过来,把我们朝岸上推。那时的形势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暮色日渐加深我内心的幽暗。我对这场运动的真实看法,开始在她面前袒裎相露。她无意政治,却因我而不得不北望京华,夙夜兴叹。我们徘徊在水与岸之间,很难预知浪涛究竟会将我们打向哪一边。那时,我们连手都未曾相挽,其实在人世的风波之中,原是很容易失散的。

我后来有过一首叫着《祭坛》的诗,有句子曰――绝伦的屠杀总是在最美丽的早晨开始。但远在边陲的我,事实上是在那个永不褪色的日子的当晚才知道,那时首善之区大约已经洗完街道了。

朋友雷跑来告诉我,那是在我的一个租住楼里,当时还住着梓夫和我几个朋友。我们听罢都哭了,一个小弟买来一瓶酒,大家望空酹祭。我对梓夫说――我决定辞职,绝不当鹰犬了。梓夫知道我的性格,不便相劝,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我醉醺醺的骑着摩托就出门了,海岛的初夏之夜似乎还充满着和平,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于外电――那时的传言都是内战即将爆发。我别无选择,决心北上参加义战。此去生死未卜,我唯一想的起来要告别的,大约就只有短暂认识的她了。

我半夜爬上了她的12楼,她很吃惊我的到访。为了不打扰她的同屋,我们站在门外。她也已经知道了首都的剧变,我说我就是来告个别,明天就走了。她问为什么,那时的我充满了慷慨激昂。她默然,然后说让我陪你下去走走吧。我们下楼,相对仍是无语,又确确乎有点难舍。我说那我就带你在小城兜一圈吧,也算我和这个城市的作别。

我带着她狂奔在夜色中,我忽然感觉到她第一次将脸贴在了我的后背,我穿着短袖警服,顿时感到背心一股暖流――她在默默的流泪。那时的小城格外安静,路灯很少,我的车灯忽然照见前方有一队人扛着花圈沉默地走来,整齐而毫无喧哗。我不明所以,停车于街心,队伍走近时,我才从花圈和祭幛的文字中发现,原来是海大的几十个勇敢的学生,在遥祭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我肃然起敬,对着他们行了个正规的军礼。他们突然看见这个拦路的警察没有恶意,且向他们致敬时,心中的悲愤如河决堤,顿时集体痛哭起来。在那一刻,我自觉鼻酸喉哽,心中耿耿然一股浩然之气。

我带着她骑到了海滩,在一片漆黑中只听见大海的咆哮。面对着海峡的深远不可测,仿佛面对今后的命运。她只是隐隐的啜泣,我去扶起她的肩膀,她靠在了我的胸上。她断续的祈求――你把今夜留给我,好吗?

我默然,内心感念万分,但想到此后的不测,我只能拒绝。人在那一刻,原本是能因一些巨大悲哀而变得高尚的。我说还要回去写辞职信,还要收拾行装,还要处理许多事情;假若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们肯定还会重逢的。我们泪脸紧贴,像两个站在危崖上准备殉情的少年。

那时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即便我在“内部”,也所知有限;但知道惯例,****之后必将是大搜捕――我想我的一些弟兄在劫难逃了。我在深夜开始奋笔疾书我的辞职报告,洋洋数千言,青春的愤怒使我唇枪舌剑对当局大加挞伐,并义正辞严的发誓――绝不做鹰犬和刽子手。

次日早晨我进到办公室,平静地对几个同事说――我辞职了,请帮我把这些交给领导。我把报告放在警帽里,连同警号警徽等。大家知道我何以抉择,也并不相劝,感叹着告别而去。等我到了广州,才知道京广线还没通车,我想请个的士开回武汉,司机都说兵荒马乱不敢上道。我只好在朋友处等到10号,终于才得以北上。

母校14号还搞了一个十日祭,场面十分感人,作家班的朋友拟写的悼词风传世界。到了此时此地,我才知道没有反抗,只有逃亡,我无能为力,只能聊尽菲薄。【此中的故事留待后日吧】我辞职去后,局长大为恼火,在全国系统内出现我这样的“叛徒”,于局里是难堪的。处里通知我家人,要我回去,只要认错,尚有生机;父母操心如焚,辗转求我即使辞职,也先回去办好手续。我正好受人所托,也要回去一趟,正要成行,武汉的朋友告诉我,有个海岛的女孩来找你来了,一番描述,我知道是她竟然寻找来了。那时如处乱世,我只留言岛上见,便先回了。

这已是七月了,原先还在观风的各地各部门,已知大势所向,终于开始行动了。内地的追捕组也都纷纷住进了“我局”。局里要我报告出逃一月的全部活动,我拒绝,坚持辞职。而此时,w君的联络人也来到我处,她也从湖北回来了。我将来人藏在我租来的一所村居里,她隐约感到来人的重要,给我说可以安排到她那儿去。我想此事的危险,还是不要祸及无辜为好,就拒绝了。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村居被包围,连我一起给抄了。我还算是现役警察,交给本局侦讯,来人则被航运走了。再之后,w君也被捕,牵连一圈人入狱。【事见海外出版物《情义无价》】我在审查阶段,给局长长信两函【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局长在一个黄昏独自来看我,然后说,你辞职回去怎么办?我说回山,当无大碍。他暗示我说,那你自己走吧,手续以后再说。我终于千里走单骑――一个人骑着摩托向故乡的深山赶回。

临行之际,我和她再次告别。乱世儿女,没有任何相约相誓,除开无可奈何的泪水,终也无从说起。

1992年的春天,我在武昌起义门55号勤奋的打扫高墙下的狭窄院子。身上穿着蓝底白杠的制服,头发则早就剃光了。那天的太阳似乎很好,一个外勤的囚徒进来悄悄告诉我――你姐姐带了个女孩来看你,不让进来,你姐姐正和他们在吵架。我站在平台上守候,我急切地想看到是哪位朋友难中相访。李队长是个好人,见我违纪张望,过来劝我进去,说他们正跟上面交涉。我说我只想知道是哪位来了,李说是你海南的女友;估计不会让你们见。

我大约猜到是她来了,果然一会儿,她出现在第二道铁门外。我们之间相距十几米,隔着铁栅栏可以相望,但不能大声喊话,于是只好互相傻笑;偶尔趁管教不备,问一声还好吧。就这样痴痴傻傻的对望了十几分钟,心中有万千伤感,此际也唯余一笑了。我潇洒的拍拍秃头,表示一切皆无所谓,然后不断挥手让她离去,我不想连带她再挨一场不必要的呵斥。

这一面,于今就算是最后的挥别了。那些年大抵有过一些通信,因为都要接受检阅,自然也只能各叙别况而已。我鼓励她去恋爱,她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并非一个可以做丈夫的人;经此剧变之后,人都忽然长大了,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轻松交往之中,反而多了如许理解和爱惜。

1995年,我出来之前,她结婚了,正计划出国。我赶到海岛,隐约还想送行,以表达积年的谢意。她却正好回老家办手续去了,缘悭一面。之后,她来年会突然来信或者电话,告诉她做母亲了,又做母亲了,再做母亲了。大家寒暄问候,万里之外,聊存一分高谊。而我自己,则仍旧在人世间谑浪风尘。十几年过去,许多故人都在人海里一去无迹,想到各有一份各自的福报,与其相濡以沫,还真不如相忘于江湖,渐渐往事也就开始漂淡了。

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虽然并不曾为当初的激情理想和轻生躁进而后悔,但所有的浪漫最终都会复归于现实。而现实的铁栏,何曾有过稍懈。那些被改变的命途,相对于那些被毁弃的生命来说,却又终归是轻如鸿毛的。而我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对此,我们又何能怨怼。

又是音讯杳无的两年后,一个来自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的电话打进了苍山脚下。她说她偶然上网读到了我的一些文章,她没想到在那之后,我又经历了许多。我们依旧是笑着说话,嘻嘻哈哈的仿佛最初的时光。但17年意味着什么?一个那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但他【她】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当年的血火故事,更无法想象会有无数的人失踪或者远走天涯。

历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她说你是该坐下来写了,你也许需要一个花园,一片草地,一个面朝大海的房子,当然最好还要个真正欣赏理解而又毫无要求的女人。她说可惜你还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土壤,可惜我都老成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无法帮你。然后我们就开怀大笑,那种真正纤尘不染的笑,一如当初一念不生的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学会爱而不是恨,但恩怨尔汝的男女却往往彼此留下太多的伤。经由一个遥远的讯问,于这异乡的村居勾起些许遥远的记忆,放在多悲多怨的尘世,就算是温馨的茶酒了;咂一口,曾经涩辣的苦,竟是回味中的甘,我们对今生就该说――不虚此行了。

球球外传 

——一个时代和一只小狗的际遇

好久以来,和它相对枯坐在苍山下的茶隐村舍时,看着它那双忧郁的眼睛,我都不免要想——也许今生,该要我为你树碑立传,而不是你为我去守坟了。因为按自然规律,人的命再贱,不出意外的话,总要比一条狗命要长。

尽管村舍里来来往往的过客,都因出于对这个小杂种的喜爱,而动员我写写它;但我总是乐观地设想,还早着呢,它才三岁。比照人类的生命周期,它正是青春岁月。也许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熬出更多的故事,才轮到我为它哭泣,为这个世界讲述一只狗的颠沛流离。

然而人事尚不可测,况乎畜牲道。无妄也罢,意外也罢,一切可以降临到人类的灾难,本质上狗类也不能幸免。似乎09年注定是一个残忍的年份,大年初三,侯哥来电幽幽地说——球球走失了,年前就已失踪,世存兄怕你伤心,没敢告诉你。

在电话里,我只能达观地说——狗也有狗的命数。在恶的人间世,它不能指望终身都能遭遇善意。大限到了,一切都在劫难逃。再说比起它的同胞兄弟姊妹,它的奇特际遇已经可谓前世的福报。更何况,一去不归的它,也许原本如世存兄引用的龚自珍的诗,它是“空山徙绮倦游身”;念念此去,或者入的竟是锦衣玉食的门户,而无须追陪几个潦倒江湖的书生,再过这种“朝秦暮楚”的无根生涯了。

往好处想,只为聊宽老怀。失踪的故事于我的真切隐痛,原不陌生。世间何处无刀俎?你我谁谓非鱼肉?人犹如此,狗何以堪?这样说来,悲声便可压抑。但是许下的愿——为球球传——却是我这开年的创伤之夜,必须要偿还的孽债了。既是为它,也为它那几位自我流放在祖国的卑微父亲。

球球的身世血缘,是我断续听来的。流浪在丽江一带的许多落魄书生音乐人,偶尔在大理邂逅它,会认出它是诗人廖亦武【笔名老威】的养子;会向我大致讲述一下它的来历。而我自己,则迄今未去向老廖质证。

老廖是80年代初即已成名的第三代诗人,20年前因为那场现在改称“风波”的事变,邀约了李亚伟万夏刘太亨等几个诗人,准备独立拍摄一个诗歌纪念片而入狱。其它兄弟陪坐了两年,他是首犯,坐满了三年。之后失业,靠亲友资助在成都开了个破茶馆度日。他岂是会当垆卖茶的人,牛鬼蛇神的访客多了,生意自然就要凋敝。

他原本刚烈耿介之人,初出来那些年,因为憋屈和块垒太深,仍不免愤世而壮怀激烈。先是写了一部《中国底层访谈录》,用本名在一家出版社出了,很快被有关当局查封。后又换成“老威”的笔名,在我一师兄的出版社改头换面推出,结果连带两家社都被警告。文人着书既为明志,原本也要为稻粱谋,即便死缓获释的刑事犯,社会也号召要挽救失足,要给一条出路。但是对老廖一干人等,却是暗中规定不许在国内发表文字的。好在今日之国,已无法堵截外媒的约稿;于是老廖的著述,还能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在海外梓世,甚至还能频频获奖,勉强靠一点菲薄的润笔维持生计。

我和他劫后重逢,已经是在风波十年之后洗净长街的京都了。那时我在打工经商,他背着几管尺八长箫,像一个负剑游侠,暮夜和岳建一兄来地坛访我和张新奇。酒罢他拔箫独立,对我们说他在狱中拜师,学会了这稀世之音,要为弟兄们啸傲一曲。于是众皆默然,听他在昏昏灯火下,吹他的零落栖迟江湖夜雨。

老廖的箫艺如今在江湖上已然有些名头了。那时的他似乎还不免生涩,也许身上还有积年的内伤,中气断续,在古堡般的地坛暗室呜呜泣诉竟如长安鬼哭。尤其是他在吹奏相传是嵇康遗谱的《酒狂》之时,中间顿箫,插入一段肉声的长啸低吟,竟逗出我与诸兄的清泪数行。箫本管乐中的伤心之器,向来难作欢声。春雨楼头,冷月道上,它都更像寒士流徒的佩剑,容易伤的只是自己的肝肺。放在老廖的光头络腮下,自然不作尘世之响了。

其时,他是流窜来京拍摄电影的;匪夷所思的是,这回他竟然是出演男主角。和他搭戏的对手,也是大名鼎鼎的京城老枪——《今天》派的诗人芒克。导演是扶桑归来的李樱,拿的是日本国的小额赞助,讲的却是中国的故事。这两位从未上镜的诗人,像模像样地破天荒来表演正经的故事片——这实在让我们觉得好玩。

记得拍戏间隙他来地坛时,秃头上包扎着绷带,隐隐渗出血污。我以为他是戴着行头来的,问他只是憨憨地笑。后来李樱和老芒克告我,原来戏剧情节中有他用酒瓶自砸头颅的一幕,所有的电影都是用的预碎的道具,而他坚持要来真的。结果自然当场就自个开瓢了,现场血腥,他坚持演完才被拖去医院。在中国,他也只能演这样的地下电影;虽然该片也曾在东京电影节拿过一个鸟奖,但他,依旧是无法北漂戗行成为明星的。就凭他这样爱玩真,恐怕这个行当甚至这个世界,都难以放下他了。

球球的生母大抵原是丽江的一只流浪狗。四年前当老廖被都市驱赶而流落到这个古城时,也许同病相怜一见钟情,遂收留了这只相貌平平且血缘混杂的小母狗。那时,他再婚的妻子——一个原本贤淑漂亮的女人,实在不堪他那种不时被警员叩访的家居生活,终于挥泪告别了他。于是衣衫落拓的他只好飘到边地,在一条游踪罕至的深巷尽头,一个唤作38号院的纳西木楼中,暂时赁居小驻了。

因为他的存在,38号院在今日的丽江古城,几乎已经成为一道江湖背包客的人文景观。谁要在滇西北一带厮混,肯定都曾去朝拜过这个码头。也许因为寂寞,或者出于生计,他把这个死气沉沉荒草萋萋的小院,异想天开地办成了一个音乐酒吧。

说他异想天开,是因为这个小院,实在太像聊斋志异中的某个鬼狐出没的背景了。院子古老且久无人居,燕泥蛛丝覆满空梁,窗外就是荒草颓墙别家的废墟,常有鼠蛇游离。他廉价租来后,只是在泛灰的墙上,找人胡乱涂鸦了一些非仙非道的图案,歪七竖八地扯了几条风马旗,挂了几条哈达,垃圾堆废品站去扒拉回来几个缺胳臂短腿的桌椅,然后就开张了。

没有字号招牌,没有工商注册,没有霓虹灯饰,没有像样的酒具,甚至没有红酒洋酒,只卖啤酒青梅酒和烈性的青稞酒——这也就只有老廖,才敢在这个国际性旅游胜地,开这样一个奇特的酒吧了。即便是我这样的老客,今天要去那阴森歪曲的寂寞深巷,不问路是仍然难以探出门径的。可想对一般的游客,那是绝无可能成为他的座上宾的。

问题是即便如此简陋,他那里依然门庭若市。乃因他那一管双截棍似的箫,每夜像一个埋名江湖之高手的暗器,总能洞穿那个喧嚣小城背后的枯寂,以致洞穿无数偶然过往的畸零者的心灵。于是许多人去过还转顾,坐下即沉醉——到了后半夜,常常满屋乌烟瘴气,地板上随处躺着的都是醉客。本来屋里就只点了一个5瓦的普通电灯,晚来的客稍不留神,就会踩踏上一些红男绿女的肚皮。因此,打架斗殴也就成了他那里长年的保留节目。

老廖原本有匪像,天生有叛骨,江湖有名头;虽然店里雇不起丘二伙计,但时相过从的丽江老炮,多数便成了他的兄弟。偶尔有新客闯来,不识风色,信口论起时政而又偏袒伟光正的优越,那就很容易被抬起,直接从二楼扔到墙外的荒草中去。派出所先还来问问,见摔得多了,也没出人命,只要听说是38号的事,便再也不肯来叨扰了。周边居民听惯了这里的鬼哭狼嚎,只当是鬼屋闹鬼,也懒得去投诉了。

那一年的老廖,夜里是长箫当哭,白天是和球球的生母牛衣相对,就物资层面上说,也就算是一最低级别的醉生梦死了。当他终于邂逅并留住一位今天还在陪护他的女人时,球球的生母也到了发情期,开始背着他翻墙越脊去寻找艳遇了。当这个小母狗的肚皮日渐紧绷之时,老廖才开始意识到要做养父的责任,以及还要重新做人的责任。

球球的生父是谁,似乎大家皆不甚了然。有的说是一只沙皮,有的说是京叭,总之肯定也是一个贱种流浪汉。球球一胎堕地的大约有四姐弟,也许因为血统驳杂身份卑微,个个皆无福相。要放在富贵之家,母狗临盆也是一喜;可是狗命如人,投胎到老廖的38号,几乎注定先天带着悲剧符号。只因酒吧原非餐馆,尤其是老廖的吧,多的是酒,缺的是骨头。当老廖自己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一窝狗崽岂能好过。

小狗如庄稼,撒在地里即便不追肥,自个也会悄然长大。但哪怕也算孪生姐弟,各自的命数也因落地的时辰微异而天壤有别。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只先夭折,一只被抱养,一只迷失在古城八卦阵一般的巷陌中,可能率先上了哪家的餐桌。唯有球球,抑或先天便憨厚,长相也无足称道,竟然在38号的混乱生活中,像猪一样活得安然自足。因为它的胖,憨憨的模样神似老廖,过往的熟客便即兴唤作球球,于是这一名字就这样进入了历史。

38号的地下音乐在丽江日渐成名,各地的浪人也多慕名而往,使这个原本萧然的小院慢慢有了人气。尤其是那些背着吉他漫游在大地上的天下客,更把这个20平米的小楼当成了问鼎中原的大舞台。经常看见的场景是,一些被酒色摧得嘶哑的歌手,跳到桌子上放歌,满地的男女醉鬼一起合唱——当我已老到不能做爱,你还爱我吗?——就是这些即兴音乐,常常也能触动离人幽怀,现场勾出无数涕泗。

老板兼酒保还兼乐手的老廖,那两年倒是再无衙役打扰,但生计不愁之时,文事却日趋荒芜。女友也厌倦了这种天天打打杀杀的日子,北归读书去了。老廖看着硕果仅存的球球,忽然便有了觉醒——决定回耕砚田。眼看望五的他,如果以酒业终老,那确实辜负了那几年深牢大狱。于是他决定带着球球南下大理,把酒吧转给了另一个流浪乐手阿泰。因为他要是不离开丽江,天天缠着喝酒的弟兄太多,实在也无法闭门耕耘。正应了那句名言——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于是他毅然背着球球——这几乎是他唯一的情感羁绊了,为着内心中不离不弃的承诺,向苍山洱海唇齿相依地飘来。

客车原是不许人畜同行的,司机死活要他丢下球球。可怜原本暴怒慷慨的老廖,在那一刻竟然为了怀中的一只杂种小狗,而不得不委婉乞怜,坐在车门边耍赖求情。一车人看他情同父子,抑或也被球球那天生忧郁的眼神打动,终于说服司机,就这样移民到了南诏古城。

这是公元2006年的夏天,我因毁家之变,也因厌倦了京城的碌碌生计,放弃一切,只身来到大理。正可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赁居的小院就在大理城墙外的南村,而老廖则正好寄身在我旁边不出一里的一塔寺下的一个客栈。

他牵着球球来为我接风,开篇也就是一碗味道极好的羊肉面而已。他因是长包的农家客栈的一间房,每月450元,除开床铺和书桌,基本也就家徒四壁。卖文维生,自然捉襟见肘,不可能天天上餐馆解决伙食。他只好买了个电炉,再买一些杂粮,每天闭门写作,靠熬粥勉强度日。可怜球球一个天性的肉食者,也只好和他开始奉行素食主义。

狗乃忠臣义仆,即便生计拮据,胃口枯淡,还是每天摇头摆尾地看着老廖写文章,渐渐也有了几分儒者气。老廖自己也被所谓的八宝粥喝得馋虫涌动之时,便会牵着球球晃晃悠悠上街,拿牛杂肥肉解气一场。那时的球球多会在大快朵颐之后,见到小母狗就四爪抓地,和老廖强项对峙。

有母狗的主人乃美妇,看见这大小俩雄性胖子在当街较劲,生怕自个也遭遇非礼,柳眉倒竖抱着爱犬急逃。球球的被歧视连带老廖的人品都受到怀疑,他老脸上不免泛出尴尬。其实,老廖自己都没有夜生活,多少也能感同身受地理解球球的诉求。偶尔便也松开缰绳,让球球去扬鞭江湖寻找艳遇。

但是球球每次兴尽而归,都满身煤灰,黑乎乎地像一个疲惫的矿工,老廖就有些起疑。一次老廖跟踪查访,发现原来路口有一个做煤球的人户,养着一只更加邋遢的小母狗,痴情的球球原来每天就是在这里守候厮混,彼此追逐得风尘满面的。户主也是贫寒之家,经常是锁着那个素面荆钗的;看见球球来围着不怀好意地转悠,便有些厌烦。看见老廖就求情——不同种,搞不得,搞不得。老廖又是自尊心很强的人,看见球球恨不得背一把吉他去人家窗下求爱,还被人家主人干预,便生气地骂球球——你日马再不济,好歹也是一个诗人的狗,你连煤厂的母狗也去搞,一点品味都莫得,你把老子的脸都丢了。

球球何尝懂得人世间的炎凉,挨骂的时候倒是知道低眉顺眼,伪装出一脸的无辜。但一旦逮着机会,仍旧会一溜烟地跑向人间去寻欢作乐。结果不幸染上了狗瘟,茶饭不思,看着就像红楼梦里的瑞大爷,被风月宝鉴弄得即将精断气绝。那会我时常看见老廖用一个背篓天天背着它去兽医站打针,神情焦虑,来去累得牛喘吁吁,我当时还真的难以想象一个养父的钟情,竟也会如斯揪心。

球球也算是命硬之狗,在老廖的精心侍候下,渐渐还阳。大病初愈,狗也需要进补。老廖便经常牵着它,来我的小院乞食。我因租的是农家院落,有厨房庭院,自己又是个绝不茹素的饕餮之徒,伙食便接近干部水平。球球在我这里生活改善,每来必吃得脑满肠肥,但是老廖一出门,他便会忘记一饭之恩,立马追随而去。

老廖也是出于爱意,便委婉对我说,怕球球出去再染上瘟疫,我的院落长期是柴门深锁,要把球球寄养在我处。他甚至还诱惑我,说只要牵着球球上街,绝对有很多美女喜欢而来逗它,你也可以顺便搭腔接个飞碗。我原本是反对养宠物的人,对狗还有些偏见;虽然不相信他编造的爱狗及乌的露水情缘,但是看在多年的情分上,便只好应允。甚至我还威胁说,要是跑丢了,我可不负责任。可是谁曾想,我这个义父一当,就再也难得释手,球球竟成了我相依相随的至亲玩伴了。

球球是带着项链来的。老廖吃罢出门,便把它锁在我的窗下。球球初不解老廖意图,看着不再牵它随行,急得呜呜欲哭,拖着铁链像拔河拉纤一般,想要追随老廖而去。但真正一声门响之后,它似乎立马像被拐卖的孩子,顿时变得老实懂事起来。惶恐地打量着我,眼角开始润湿,匍匐在地上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煞是可怜。

许多年前,我编过一部《狗的秘密生活》的书,对狗有点泛泛了解。本质上我是反对养宠物的,因为我一直主张与其爱动物,不如先爱人类。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如果你未曾资助穷人,那你养宠物就应该感到可耻。基于这样的观念,最初的我,对球球的到来实在无所谓欣喜,多少还有些为老廖减负的意思。

球球属于那种长不大的杂种,毛发土黄,身体滚圆,体重大约十几斤。消瘦的时候呈尖脸,稍微猛吃几顿就变圆,且额头上胖出几道有趣的皱纹;再搭上那双忧郁的眼睛,就活脱一个苦闷的思想家形象了。它性格温良得几乎胆怯,很少有呲牙裂嘴的时候。由于习惯了沉默,凡事不愠不火的,倒显出几分大智若愚的神态。事实上,这个家伙也确实不傻,它老实巴交的外貌下,也暗藏着一些狡黠和滑稽。也许正是这种小奸小坏的性格,逐渐迎合了我的处世趣味,使我慢慢开始喜欢上它来。

我一直并未视其为宠物,还是当村狗在饲养。最初是锁着的,它的活动舞台也就链子长度的一平米左右。每天两餐,我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常常被我的麻辣风格弄得伸舌头打喷嚏,它也只能忍受。老廖偶尔带着一捆火腿肠来探亲,它就屁股摇得快闪腰了,抱着老廖的胡茬脸猛舔。看着它对老廖的亲热,我多少有些嫉妒。心想这家伙大肉吃腻了,还想喝粥么。

我每天是要懒觉的人,大早就听见它在窗下呜呜低鸣,抓耳挠腮急火攻心的样子。我一吼它,它便改成乞怜的神态。等我牵起链子,它便往门外拖,一出大门就在野地里翘起后腿遗矢,然后双脚扒灰迅即掩盖。原来它是不肯排泄在我廊下,才这样强憋着自己的。我也不知道它从哪里获得的这种教养和习惯,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我开始为它解开绳套。这样它就可以随时在花园出恭了,但它仍坚持在最角落的地方方便,不给主人添麻烦。

它平时就在院子里散步发呆打瞌睡,静如处子;但偶尔发现有松鼠或者耗子翻墙过来,它却能动如脱兔,射箭般迎击过去,并发出恐吓的嚎叫。一般我是不许它进屋的,到了饭点如果我还在写作,它便会从帘下探头探脑提醒它的饥饿,但脚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以为它已经养成不敢进屋的习惯,有时出去忘记锁门,等我回来才发现被子上印满梅花,它似乎报复般地在我床上过瘾宣泄。我拎着拖鞋找它上课,它似乎知道犯错惹祸,远远地窥视着我的行动,不尴不尬地故作轻松。一旦我追到它,它立刻卧倒等着挨揍,既不逃跑也不嘶喊,更不会反咬一口。我的手才举到半空,它的眼睛就吓得乱眨,缩着脖子皱着眉头,一副听天由命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

相处久了,感情日增,我以为它乐不思蜀了,就放松了警惕。哪知某天来客,大门刚开,它便趁机窜了出去。我追赶着叫它,它也停步看我,但我一向前冲,它就撒开丫子狂奔。我岂能跑得过它,只能看着它远去。到下午,老廖抱着它回来,说它跑去客栈他的门口守候着。对于这样恋旧的家伙,我还真没法惩处了。譬之于人,这正是知道感恩和毫无势利的表现,我何能苛求于这个畜生。

老廖在大理整理写完了《末代地主访谈录》,就要回四川了。他想带着球球还乡去陪他的母亲,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依依难舍了。禅和子曾说:桑下不三宿。意味对一棵树也会生情,有情就难以破执,不破执岂能参透情关,顿悟成佛。对树犹需戒惕,况乎球球这样一个充满灵性的坏种。既然已经上了贼船,我还是决定把这个义父之责承担到底。老廖见我如此,遂将球球留给了我。

可是球球仍当老廖只是寻常的小别,逮着空子便逃亡出去找他。那时正好我也出游,平时交给邻居的房东在代养。房东十分着急,来电道歉,我让他们去老廖住过的段家园看看。晚上房东告我,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守候老廖的球球。等我半月后回去,球球听我足音初到门前,便在院里惊喜撒欢,急不可待,似乎已看见一架排骨朝它走来。原来邻居房东也圈养着一只狼狗,每天只喂一餐,就只给玉米面糊。球球不能特殊化,口中已然淡出鸟来,看见我回,自然有种未被遗弃而重见天日的欣喜。

球球的天性原很纯良,且十分好客。每有客来,它比我还亲热激动。扑上去摇尾乞怜,舔手示爱,屁股扭出花来。即便十分眼馋,肉食摆在院里的矮桌上,它也只是围着转悠,从来不敢贸然上桌偷食。大家扔给它骨头,小的就迅速吞下,大的则立刻含着出屋。如果有人看它,就装作若无其事地漫步,一旦发现没人,立即找个隐蔽处刨坑,把骨头埋存进去。我常常笑话它,像一个省吃俭用的富农,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忧患意识。诗人梁乐却说,只怕它以为把骨头种进地里,来年就会长出卤肉来——一只狗也在耕耘着它的日子,偷偷期盼着意外的丰年。

很长时间来,它给我的孤独写作确实带来了乐趣。写累了,到院子里和它说说话,恶作剧地捉弄它一下;它尽管经常上当受骗,但依然每次听到召唤,还是畏怯地来到脚边,狐疑地等待我的新招。夜里,我就在廊下为它准备了一个纸盒做窝,但它更喜欢在躺椅上睡觉。半夜醒来,听见它在屋外鼾声如雷,仿佛院里住着两个醉汉,自然就少了寂寞。尽管这样的小犬,原无防卫和攻击能力,但是稍有异响,它还是会本能地勇敢扑出嗷嗷警告。在萧索村居生活里,人便多了许多安全感。

闲来无事时,我也会牵着它去古城游逛。一路走来它都要沿途撒尿,留下求爱的信息。但凡见着别家的狗,它都想上去亲热。有的大狗很凶,常常要追咬它,我也只能牵着它跑开以免受伤。看着它像一个情场上的劳模,孜孜不倦地奔波于途却求偶不成的沮丧模样,也不免联想到人世间的种种离合因缘,无端生出许多感慨。

有个女邻居苏苏抱着一只小母狗常来串门,把她那妖精穿得花枝招展,视同千金宝贝。蓬头垢面的球球,像一个波希米亚式的嬉皮去觊觎一个布尔乔亚的小姐,又不敢直接去生扑。连我都几乎想放下老脸,去帮它求苏苏把她的小母狗放到地下来,以成全它们一段交情。大家都笑话球球对情欲的执着,我只能惭愧地撇清责任说——这点,主要还是像它的养父老廖。大家嘿然。痴于情,而终老于山林,球球也许和这一代人真有默契之处。

老廖的书稿在兰登书屋出版,终于可以依靠稿酬,在成都的远郊按揭一套小房。这是他临近五十才在这个国家安下的第一个家,他得亲自回去筹款装修。那个冬天,中文独立笔会也决定给他颁奖,他再次来到了北京;而我也恰好回京。

头天晚上,他高兴地邀请我们一起在川码头喝酒,并要我们次日下午去某酒店参加他的颁奖大会——笔会已经在那里预订会场和几桌酒席。第二天我正准备赴会庆贺,却听周忠陵说,老廖昨夜已被成都有司来人给请回去了,会议取消。他已经多次这样被请回,我们也见惯不惊。我只能笑他,每次回程都能免票,真是国家给他的福分。

开不开会,奖都仍然是他的,原不足怪。我奇怪的是他出狱多年,却至今不能拿到护照。他的户口一直还在重庆涪陵,本人早已四海为家。许多年来除开埋头写作,他确实没有再犯天条。但是只要他去涪陵警局申请护照,声张他的合法权利,便要被驳回——借口是出入境管理法某条:出国可能威胁国家安全者。

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个成天背着箫和口琴以及铜钵到处飘零,只知道文学和音乐的人,究竟对他的祖国构成什么威胁。有一批维权律师准备义务为他起诉,但我深知,这样的行政起诉,法院根本不予受理。如果他选择像老百姓一样赴京上访,那不仅于事无补,反可能被友好地送进医院去治疗——这样的事,年来并不鲜见。他对此只能无奈地说,出不出去原不重要,反正每年去申请一次,已经十几年,只当是在做个行为艺术了。

就在07年的冬天,我和余世存为包遵信先生送行书写挽联,又聚在了一起。世存是我的老乡兼故交,也是一个非常纯良的男人。他是八十年代末的北大中文毕业生,本来分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对许多人来说,这恐怕正是攀附权贵的良机。但是他却最后选择了辞职,去做了90年代影响中国甚多的《战略与管理》的主编。后来杂志停刊,他也就成了自由撰稿人,是为数不多的坚持独立立场的民间思想家之一。

我知道他在北京的生活,实难回避酒局和警局。凡有风吹草动,就有穿制服者要来为他站岗放哨,陪他买菜聊天。还有很多晚辈后学,也会来向他请益。他是嗜书之人,原本无意江湖纵横。我便撺掇他也去大理读书,私心也想多个可以寒夜过访的酒友。他原也去过敝院,颇多同慨,当下就决定徙居大理。很快我们就在南村,寻到了另一农家院落,相去我的寒舍,也就几百米。我们就算随时可以“隔篱呼取尽余杯”了。

最重要的是,我又为球球找来了一位绝佳的教父。这小畜生似有灵感,看见前仆后继的父亲接踵而至,心下窃喜,初见世存便屁颠屁颠地巴结不已,仿佛它从此也有了社保一样。

世存也是靠微薄稿酬生活的人。但更多的时候,他那些啼血之作,反而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换取稻粱的。他为人谦和恭谨,处世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属于那种温良之中傲骨铮铮的另类知识分子。相比起我的顽劣和粗糙,球球似乎更喜欢和他相处——他几乎从来不厉声训诫这个沉默的小友。

人与人相交,讲究的是情味相投;其实人与动物之间,也有一个气味相投的缘分问题。球球对寒舍的过客,绝大多数都一见如故,也有对一些来访者充满戒备的时候。两三岁的它,几乎像阅人无数的长亭老树,用它的鼻子即能判断人间的敌友和善恶。通常它远远地打量来人,用它那暗藏智慧的忧郁目光表示不屑于亲近的态度时,往往也能契合我内心的情感。

世存和球球相看两不厌,当下定交成了朋友。他的房东原本也给他留下了一只小狗,但他左看右看就是没有感觉,还是退给了原主,却要求和我一起分享对球球的抚养权。反正这玩意又不是老婆,弟兄们要分享自然可以同乐。于是球球便得以东家吃西家住的两边享福,我们反倒像它的大房二房了。

我一般对球球实行的是圈禁政策,也就是院门长闭只许在院落里活动,而且不许进客厅卧室。要带它出去,也是要戴上项圈链条的——有点像个严父,怕孩子混社会受到伤害。有几次它暗渡陈仓出去撒野,我和梁乐满村子寻找,在苍山下呼喊,但凡有母狗之家便去小心哀告;那种凄惶和担忧,确实如孩子走失的老人。

但是世存对它却一开始就采取的放养制度。他的院子略大,为了节省和吃放心菜,他们小两口竟然在那薄土上开荒种菜,真正过起耕读生活来。球球在他的院子出入自由,活得像一个散仙,就开始变得野性起来。经常一出去就是整天,也不知到哪里鬼混,到半夜才回去敲门。等轮到在我的院子小住时,它一旦偷跑了,半夜却总找回世存那里。如果那里敲不开了,才会到我的门边守候。

有一次它走了两天,我和世存都开始担忧它被拐卖,内心感到揪疼之时,它又疲惫归来了,我们都无法想象它经历了怎样的逃亡和历险。我喜欢喝斥它,而世存则习惯对它轻言细语。因此它便更愿往世存家跑,更喜欢世存这样温润如玉的慈父。我知道它的善良和弱小,也了解这个社会的险恶,因此总是担心它还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容易在流亡的路上遭遇伤害。村民们流传乡下有专门套狗的人,即便是凶狠的狼狗,他们都能用一种秘方默默引走。像球球这样从不攻击他人且长得像一锅肥肉的家伙,岂不是人狗皆能看中的下饭菜。

果然未久,它的第一次险情便出现了。

去年春末,我把球球全托给世存,自己则去了四川灾区搞社会调查。孟夏我回大理小憩,世存吆喝着球球回来,它一见久别的我,仍旧激动非常,拥抱狂吻真正如劫后重逢的恋人。饭罢世存回去,有意让它留下陪我盘桓几天,它却自以为是地要跟着世存,像一个撵脚的孩子。我想它是对我这种飘萍无据的生活感到害怕了,才更想有一个稳定的依靠。

世存走后,它一会探头进来呜呜唤我,一会又去拍院门,看着它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我虽有些失落感,但也感到些许不忍。我不能把我的爱强加给它,它在世存那里爱上了自由,连人体会到自由之后都不甘被奴役,况乎一只天性自由的畜生。于是次日大早,我便为它打开了锁链,它则立刻飞沙扬尘地逃向了苍山田野。

我只要院门开着,它也会经常回来看我,经常晃悠一圈又扬长而去。一天,世存告我,球球受伤了,走路蹒跚且再不愿出门,神情有些畏怯甚至恐惧,召唤也不爱搭理了。我急忙过去探视,发现它毛上有血痕,屁股上有伤口,右后腿在奔跑的时候要悬着了。显然它受到了侵犯,眼神中满含落寞和委屈。

我和世存都不是养宠物的贵族,也不知道如何为它疗伤复仇。它和我们一样命贱地苟活于此恶世,内心的伤痛都只能依靠自己和时间去疗治。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和它同甘共苦,一起寒泉配食,箪食瓢饮;也许其它的人畜皆不堪其苦,然而“回也不改其乐”。除此之外,本质上我们都活在各自的命途中,谁也不能彻底拯救谁。

球球尚未痊愈时,我又去了灾区。后来听说它伤口愈合,快乐恢复,只是不得不掂着一只脚去追寻它的爱情了。再后来到了年前,它一去不归了。世存像往日一样信任它还会倦游还家,总在寒夜倾听它可能的跫音和剥啄叩门,但是这次它真的销声匿迹了,幻影一般迷失在逃向自由的路上。

一只狗来到人间,遭遇了三个并不足以带给它娇生惯养生活的父亲,悲剧似乎就是命定的。它不能选择它的运数,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平静地面对着伤害,安详地等待着结局。像球球一样,在乱离的岁月中随处颠沛,时而戴着锁链,时而自我圈禁,但时而也在品味着挣脱逃亡的自由欢愉。加缪曾经说——我是我自己的囚徒,时刻流放在自己的祖国。偶尔想起球球和这个世界的许多朋辈,仿佛正是对这个时代的某种注解。

寒冬将尽,此刻是京都初七的黎明前夕,酒阑灯灺的夜空显得更加暗黑而迷离。沉沉大野啊,一只狗,你将走向哪里?我唯在这些薄醉的余生里,和我的弟兄一起分担这种伤悼,以纪念它那些日子的守护和偎依。

2006岁暮致我的所有看官

总是在忧惧之中辞旧迎新。

所谓的新岁于中年后的人生,实在仿佛一张强从窗棂外挤进的鬼脸,乃是不请自到的催命判官。桌上的时钟总会在这样的寒夜开始读秒,那嘀哒的跫音一如岁月的檐溜,正一点一点滴水成冰。于此今夜独听,则更恍若骨节的寸断,在心底里必将隐忍那锥心的剧痛。

我知道,此刻在我的故乡,在我所经过的多数地方,在你们的城市,雪花的飘飞好似某种默契――-我们都在分担这种岁暮的寒冷。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你们的担当,这个世界的冷就会迎面吹进我的骨髓,我一定会提前被漫无边际的严冬所雪藏。亦如我这搭建在江湖之外的衰朽兵栈,假若没有你们的偶然过访,我则必如被世界遗忘的古代戍卒,定将在自敲自听的寂寞更鼓中坐老天荒。

因是我要双手合十,感谢你们。

你们也许是我杯酒倾盖的老友,也许是我陌路订交的新知,仅仅因为一种渐渐失传的高谊古风,你们才会来此白云深处,造访一个被时光弃置的旁门老兵。我无法揣知你们雅号背后的真实容颜,但每一行留下的足迹哪怕是惊鸿一现,也同时烙印于我的心窝,并在孤寂生涯里回漾起感慰的涟漪。

许多时候,我就像一个在地铁拉响喑哑弦索的盲人――繁华世界在我所不及的头顶,苦乐兼备的音符暗蕴于我的胸中。为自己独奏是生命多数时候的无奈,但偶然驻足的路人,其倾听一耳所隐含的悲悯,却正是这些落寞歌者赖以苟活的春温。

坦诚的说,我需要这种施舍――只有那些貌似强大的人才会回绝施舍。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个人不足以抵抗遮天蔽日的黑暗,于是善良人只好互赠一句良言,传递一席真话,来作为难友接头的暗号。我们借此互相辨识仿佛找到前世的胎记,遂可以彼此搀扶着走完今生。

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们――除了友谊和道义。在此虚拟的客栈聊供逗留之外,在彩云之南我还为阁下预备了一个真实的“茶隐村舍”。倘若仙踪所至,虽然樽酒家贫,然亦足供盘桓。

谨此遥祝列位,岁岁年年永远顺心,永远不被伤害。

旁门兵栈主人 野夫稽首

香格里拉散记 

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日马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

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几个在那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去了。

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

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要调研,下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

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

梅里雪山藏民唤作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唯一未被人类征服的山。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

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

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

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

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

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路不平。

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

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大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叫那里为万人坑。

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

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三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

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呆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的前女友.我们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

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

下午到飞来寺去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

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五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此地的民俗.

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

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明远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

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滑稽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抗议——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却要横遭唐突。

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楂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都用的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是美国现任财政部长,曾经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了,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的教育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

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他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内地相比,明显具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的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要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的暗怀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鱼已经拿着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但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做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甫,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作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做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下派。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100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共同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甫,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仍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本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甫,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著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香港富婆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100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我在那神甫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1921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40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甫,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1864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在此地来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秘宗信仰后,是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们从各国招募自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外,也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1905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创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200多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那些人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先锋和走卒。

这,正是我们迄今仍然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多年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这种观点已经深入广大人心,成为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尺之一。谁想在此问题上做翻案文章,那肯定是徒背朝野骂名。

那么,西教[此处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一直未断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通过向皇帝行贿小礼品,带着一点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开始敲开了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鸟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栓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十二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甫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甫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甫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甫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洋和尚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的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

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100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1000元才给。

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甫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

十三

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

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甫的私人厨师,据说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甫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苦难将至的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藏军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身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我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的孤独回忆里。

回吴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雪山上奔泻下来的山涧。涛声若怒,银练成匹,一头扎进澜沧江后很快就混作浊流了。古人谓出山不如在山清,于人于水,皆同此理。我和赵范二兄乐此清流,忍不住下到涧边,掬波而饮,其清冽不觉已寒彻心头。然后大家又濯足沧浪,一洗四十几年的劳尘,在斜阳下翻晒着内心的倦怠。

吴家的炊烟已经在山谷中袅袅升起。忙碌着厨务的是二儿媳妇——一个很漂亮的藏族女孩。她在淘洗时偶与我们目光相遇,只是淡淡一笑,复又腼腆地低眉而去。对这种清纯,油滑的我辈也是不敢略加一句戏词的。吴家长子尚未婚,家里的苦活累活则多由其负担,次子则像个乡村时尚小哥,多享了父母的几分偏宠。

十四

澜沧江是我所见过的急流之最,它从西藏昌都狂奔而来,一路向南,一直到印度支拉才变成美丽平缓的湄公河。此刻,它就在吴家边上咆哮,我们坐在黄昏的庭院里,依旧还能隐隐听到那起伏的涛声。

晚宴是那位美丽藏妹一手操办的,满桌的山珍土菜,仅供客人享受。他们一家则在厨房用餐,我们把吴老汉拉来一起喝酒。先是品尝他们的私酿——玫瑰红葡萄酒,果然别具一格。其长子又拿来一点窖藏了六年的珍品,自然更显浓淳。要买,他们却只肯卖一斤,说还要留给以后的客人。看来生意并不重要,他们要那份听每批来客夸奖的喜悦和自豪。

大家喝得兴起,吴老又自告奋勇地拿出他的毒蜂青稞酒,也是自家秘制,说是可治疗风湿。酒中泡了半瓶牛角蜂,许多人皆平生未见,嚷着要倒出来看看。我是深知此物厉害的,吴老却带头生吃起来。温老大等也跟着大嚼,吴老婆婆在一边着急,要老头子教大家掐去毒针后再吃。果然一会儿默默就喊舌头发麻了。

大家谈兴正高,吴老酒性大发,又去房里拖出他的独家春酒,谓能壮阳。大家看着财鱼坏笑,戏说昨天熬过了,今天喝了这个,怕是要犯错误了。一伙人仿佛久旱逢雨,抢着干杯,竟如饮鸩止渴一般。然后纷纷对财鱼毛遂自荐说——今夜你就点杀吧,像皇帝那样翻牌也行。尤其昨夜当了司机的那哥们,恨不得借酒复仇。

赵野先倒了,一听有独门暗器到,又从床上弹起来,似乎要死马当着活马医,上来就和吴老连干三杯。可怜吴老在茨中一世称雄,竟被自家的药酒当场麻翻,被大伙扛了回去。次晨起床,只见老头右脸红肿带伤,说是夜里从床上滚倒尘埃所致。

吴家全睡了,我们还在庭中待月。财鱼熬不住,先自上楼,剩下几个药性渐发的哥哥在院中说黄段子解毒,谁也不好意思先去就寝。

这夜刚好又停电,整个山谷仿佛无人一般。到了午夜,才见月亮爬上东岸的山颠——那山实在是太高了。想想我们哥几个,皆是望五之人,大半辈子皆在谑浪风尘,不能说当年未曾别有怀抱。可怜俗世沉浮,现在竟到了求田问舍的心境。用古人的话说——不知今夕何夕,又奈此良宵何。

赵野后来有诗叹曰——

停电了,对面的山寨

起初还有隐隐烛光

酒再过三寻,澜沧江

仿佛奔流在天上

月亮升上东山,一个

年轻时才有的白夜

几个老男人讲完了

一生的佚事和笑话

关于政治,关于性

我们永恒的激情

墓园里的法国教士

一定已被吵醒

百年前,他们就闯进

这片时间消失的高原

带着天主的福音

和卢瓦河谷的葡萄

主人已先我们醉了

一个隐忍、谦卑的信徒

罗马的大人们,可否能

听到他梦中的祈祷

十五

茨中的黄昏,我一边翻看着吴家的留言本,一边和老人闲话。我想知道在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小村,人们究竟能否和谐共处,古老教义所要传播的爱,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草民的心灵。他告诉我——自从8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以来,他们村连撒酒疯的都没一个。更有趣的是,各家都会有丧仪,天主教家庭按天主教规矩办,佛教徒也会来参与,但他们会坐楼上,然后各念各的经,反之亦然。

看着头顶的一线青天,听着身边永恒呜咽的逝水,我确确乎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祗在主宰着这片河谷,是谁使人民在此穷山恶水间安居乐业。我已活过大半生,认识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信徒,我却未能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在有神和无神论之间,我倾向有神。但在一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我却倾向泛神——恰好多数宗教都是只许相信自己的神。我之所以在个人情感上偏向于佛教,只是因为只有达赖喇嘛这样的教宗,敢于在全世界宣称——我尊重世界各种宗教和他们的信徒。

有一回饭局,座中有赵林[武汉大学宗教和神学博导],符芝瑛[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主编,星云法师弟子]还有一位基督徒是符的朋友。大家吃着忽然谈起信仰来——大约是我故意挑的头。自然各家各说各的,但最后我还是比较服赵林的说法。他说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万物皆由神造,他莫能名之而已。比如你在火星上要是捡到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神造,但你捡到一块石头,你却觉得不是神造——但事实上,一个石头的分子结构,却可能远比一块手表复杂。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非要把无神论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只知道在有神论的国度,科学照样发达。而在这样一个乡村,因为有神——无论这尊神来自印度或是法国——人们因信仰而安宁和谐,而有所敬畏。没有谁强迫他们每周日翻山越岭来教堂礼拜[好多户住周边山上],他们却远比拿工资学文件的那些人自觉认真且虔诚。

我和吴老聊天时,他的老伴从山上扫松针背回大篓,他的媳妇在洗土豆,他的长子在挤牛奶——我第一次看见给黄牛挤奶。他的次子在为我们摘李子。从雪山飘过来的云又飘到山后,从雪山下来的水又流向山外。我们在这里来而复去,我们在人世间来而复去。我们都这样过着日复一日,我们的幸福何曾大于他们的幸福——他们在他们的主的庇佑下,欢乐而自足。

十六

人生大约有许多地方,原只配去一回。就这一回,往往还需要各种因缘凑合。古人说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这其中,本是另有如许身世怅惘的。仿佛生命,何等精彩华章,最后亦将化作这山河大地的一抹微尘。即这山河大地,也终必在某天复原为宇宙中的几粒灰沙。佛陀论世,一切不过劫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