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著的先知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叙述了托洛茨基人生悲剧的悲惨结局。在悲剧的结局中，主角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但是，托洛茨基始终与斯大林进行积极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他是后者唯一公开的敌人。在1929—1940年这12年中，在苏联听不到任何反对斯大林的抗议，除了许多斯大林的反对者被迫屈辱地承认自己有罪之外，甚至连昔日紧张激烈的斗争的余音也已经沉寂。于是，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中只能孤军作战。由此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巨大的历史冲突似乎集中在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之中。传记作者应该指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并分析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和关系的巧合，正是这些情况和相互关系使斯大林成为“冒牌英雄”，使托洛茨基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的唯一代言人。

因此，除了托洛茨基的生平之外，我还应该叙述这一时期震撼人心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苏联狂热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大清洗、法国和欧洲的工人运动在纳粹主义的猛攻下溃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所有这些事件都影响到托洛茨基的命运，他在所有这些事件上的立场都与斯大林针锋相对。我不得不回顾当时的主要争论，因为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意识形态的辩论所起的作用与莎士比亚悲剧中战斗的场面同样重要：在通往悲惨结局的途中，这些场面展现出主角的性格。

在本卷中，有关托洛茨基的私生活，特别是托洛茨基一家命运的叙述比重比前两卷要大。读者应不时地把注意力从政治叙述转到通常所谓的“个人故事”（似乎社会事件不是由所有我们的私事构成的，好像政治本身不是个人的杰出活动似的）。在这一阶段中，托洛茨基的家庭生活与其政治命运是不可分离的。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他的家庭生活使人们认识这一悲剧，使它变得更为深刻。这一不同寻常、感人至深的故事由本书首次披露，它以托洛茨基与其妻子及子女的私人书信为依据。由于已作古的娜塔利娅·谢多娃的好意，我能自由阅读、使用这些信件。娜塔利娅·谢多娃在其逝世前两年曾请求哈佛大学图书馆对我开放其夫档案的保密部分，即据托洛茨基遗嘱应保密到1980年的那部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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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扼要介绍一下我撰写这部传记时的政治背景。我于1949年底着手这项工作时，正值莫斯科官方庆祝斯大林70寿辰，庆典上人们对斯大林的奴颜婢膝，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托洛茨基的姓名似乎已被重重的诬蔑和遗忘永远埋葬了。1956年底，我已经出版了《武装的先知》，在准备修改（《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的初稿时，苏共二十大的后果、波兰的十月动荡和匈牙利的斗争迫使我中断了这一工作，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事件上去。在布达佩斯，狂怒的人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但在莫斯科，袭读这一偶像的事仍是秘密地进行，统治集团把它当做不可外扬的家丑。赫鲁晓夫警告二十大上的听众：“我们不能让此事传到党外，绝对不能让它传到新闻界。我们不能在（敌人）面前洗我们的脏内衣。”我那时评论道：“很难长久地背着苏联人民洗脏内衣。现在就应该当着他们的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洗。无论如何，这件‘脏内衣’是用他们的血汗浸泡出来的。洗脏内衣将需要很长时间，能把它彻底洗干净的，大概是更年轻、更干净的人的手，而不是那些开始做此事的人的手。”

《流亡的先知》问世时，某些“洗脏内衣”的行动早已公开，斯大林的遗体也已被迁出红场陵墓。一位敏感的西方漫画家对后一事件的反应是想到，把斯大林的遗体从陵墓里搬出来，可能是要把托洛茨基的遗体放到刚刚腾出来的紧挨着列宁的墓穴里。这位漫画家所表达的想法可能有不少苏联人也想到了（虽然人们希望给托洛茨基平反将以完全没有个人崇拜、宗教仪式和原始巫术的方式进行）。但是，赫鲁晓夫及其朋友仍竭尽全力保持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的诅咒。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他们都指责对方为托派分子，好像他们两人全力提供的至少是托洛茨基及其思想提出的那些有生命力的问题的消极结果似的。

所有这些事使我更加坚信我的研究题目的现实意义和历史重要性。但是，我对我的某些批评家表示歉意，他们未能有效地影响我撰写这套书的方法及构思。诚然，这部传记在规模上超过了我最初的设想，我原计划只写一卷或两卷，结果却写了三卷。不过，在这么做时我只是服从——最初是勉强服从——这项工作的写作逻辑和我这项研究本身的逻辑，它们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手中的传记材料为其成形及各自的比例而斗争，并向我提出了它们的要求（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辩解，我都不能在我的一位批评者的眼中开脱自己，他是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他说，他“一直认为俄国革命从未发生过”，他想知道我怎么能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这一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就我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态度来说，它始终如一，没有改变。1952年，三部曲的第一卷脱稿，它的最后一章题为《胜利中的失败》，在这一章中，我描绘了处于权力巅峰时的托洛茨基。在该卷的前言中我写道，为了更完整地叙述他的生平，我要考虑“一个问题，他的胜利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隐藏在他的失败之中”。我在《流亡的先知》的最后几页，即题为《失败中的胜利》的跋中，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资料来源及致谢

本卷的叙述比前两卷更多地依据托洛茨基档案，特别是他与其家庭成员的通信。当我在注释中只写“托洛茨基档案”时，我指的是它的开放部分，它们存放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中，大学生都可以借阅。当我利用档案的“封闭”部分时，我加上“保密部分”这几个字。托洛茨基档案的公开部分的总目录附在《武装的先知》一书的参考书目索引中，保密部分的目录附在本卷的参考书目索引中。

在保密部分的两万多份文件中，绝大多数都是托洛茨基与其追随者、朋友之间的政治通信，他要求把这部分封存是由于，他把这些文件转移到哈佛大学时（1940年夏），整个欧洲几乎都被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占领，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的前途难卜，因此，他觉得他必须保护与他通信的人。但在这些信函的政治内容中很少有或完全没有严格来说是机密或隐私的东西。其中许多我在30年代就已看到过（我马上就会解释通过什么途径），因此，在1959年重读它们时，我发现其中很难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感到惊讶。另一部分是托洛茨基家人之间的通信，甚至有关家务的通信也放在保密部分之中，这些信件为我揭示了他的纯个人的经历和感情，大大地丰富了他在我心目中的人格形象。

前两卷的某些评论家抱怨我对档案的注释不够详细。我只能指出，我所引用的任何一份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文件均在正文或脚注中注明它出自谁的手笔、写于何时、寄给何人。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来说都已经足够了。过于详尽的注解固然可以大大增强我这部著作的“旁征博引”，但对那些接触不到托洛茨基档案的一般读者及那些很难得到我提到的任何一份文件的学者来说，则没有丝毫用处。此外，在我撰写了前两卷之后，托洛茨基档案已被重新整理，因而，即便我作了更为详尽的注释，现在也都毫无价值（例如，某份文件原在B部分17号文件夹中，但现在A、B、C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文件完全按照年代顺序排列，我一般都标出了所引文件的日期，在霍顿图书馆提供的编印极好的两卷本《托洛茨基档案索引》中，学者据此能迅速找到该文件。

个别批评家想知道托洛茨基档案的可信程度有多大，托洛茨基或其追随者是否“篡改过文件”。我认为，内在证据和其他消息来源相互映证，都证明托洛茨基档案是可信的，托洛茨基的批评者和辩护者都能从这个档案中找到他们需要的材料，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它的可信性。托洛茨基不屑于干伪造或销毁文件的事。他的追随者们或是没有兴趣，或是忙于其他事情，未必会去窥视其导师的档案。1950年我夫人和我开始接触托洛茨基档案，我们是最早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

有关本世纪30年代的思想状况和对卷入当时党内斗争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的描述，我特别着重利用我作为反对斯大林派的波兰共产主义代言人的亲身经历。我参加的那个团体后来与托洛茨基联系密切。他的国际书记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其中部分是机密的，还有供传阅的托洛茨基书信的拷贝，等等。作为一个作家和争论参与者，我深深地卷人了本卷所描述的所有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了解了大量的政治文献，其中有斯大林派的，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派的，布兰德勒派的，还有各国出版的其他小册子、书籍、期刊和传单。当然，在撰写此书时我能利用的只是这些文件中的一小部分，但对于我验证我的印象与记忆的准确程度、核实日期及引文来说，它们足够了。我的参考书目和脚注并没有穷尽该题材所有文献的奢望。

我十分幸运，能从下述诸位那里得到信息以补充从托洛茨基档案（其他印刷资料）中得到的材料，他们是托洛茨基的遗孀、托洛茨基流亡岁月中最亲密的朋友罗斯默夫妇和让娜·马尔金·德·帕莱尔，后者把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谢多夫的文件和通信交给我；托洛茨基在王子群岛时期的秘书皮埃尔·弗兰克；科约坎普的秘书兼贴身警卫约瑟夫·汉森，他是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几天和最后时刻的见证人；还有许多在某一阶段追随过托洛茨基的其他人（在上述这些人中，娜塔利娅·谢多娃、玛格丽特·罗斯默和让娜·马尔金在本卷脱稿之前就已不幸去世）。

在托洛茨基的家庭和追随者圈子之外的人中，我要感谢康拉德·克努德森和他的夫人，托洛茨基流亡挪威时曾住在他们家中；还有（印刷书中错为“的”）赫尔杰·克罗格先生和戴尔夫妇，感谢他们提供这么多有关托洛茨基被拘留和驱逐出挪威的事件的信息和生动回忆。我采访了特利格威·赖伊，当年的司法大臣，允许托洛茨基入境以及将他拘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赖伊先生与我进行了详细的长谈，而且不乏自我曝光，事后他请我不要引用他的谈话，一是因为他的记忆力衰退，二是他与一位美国出版商签定了协议，协议规定他只能在他本人的回忆录中披露有关信息。赖伊先生好意地将他于1937年提交挪威议会的政府有关托洛茨基案件的报告寄给我。我还有幸采访了H．库特教授，托洛茨基逗留挪威期间，他任挪威外交大臣，他特别渴望能详尽无遗地揭示此案的真相。

在调查研究托洛茨基生平中的另一重要章节时，我曾请教过新近去世的约翰·杜威，他对我阐明了墨西哥反审判的缘由，畅谈了托洛茨基留给他的印象，我感谢S．拉特纳博士，他是杜威的朋友兼秘书，感谢他为我提供了有关这位老教授决定主持这次反审判的背景材料。在许多其他信息提供者中，我还应提及约瑟夫·贝格尔先生，他曾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成员，后来被投入斯大林的集中营关押了25年，贝格尔先生对我讲述了他于1937年在莫斯科布提尔基监狱中与托洛茨基的次子谢尔盖·谢多夫相遇的情况。

我还应感谢俄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特别是M．劳索德和M.D．舒尔曼教授，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方便；还有亚当斯馆馆长R.A．布劳尔博士及其夫人，当我在1959年研究托洛茨基档案的保密部分时，曾受到他们的热情招待；我十分感谢霍顿图书馆的威廉·杰克逊教授和C.E．杰克曼小姐，感谢他们极其耐心的帮助；我还应感谢叶莲娜·扎鲁德娜娅一列文女士帮我阅读了托洛茨基档案中的某些文件。

约翰·贝尔先生，丹先生．M．达文先生及唐纳·泰尔曼先生阅读了我的手稿及校样，提出了批评和许多修改意见，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我夫人不仅作为一位可靠的助手及批评者对本卷作出了她的贡献，从1950年我们开始一起研究托洛茨基档案以来的许多年中，她全身心地进人这出悲剧的气氛之中，她对这出悲剧的人物极为同情，因而在描绘他们的性格和叙述他们的命运时，她的帮助是不可取代的。

伊萨克·多伊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