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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阿拉木图一年


  在离莫斯科约有50公里的一个小站上,托洛茨基及其家人乘坐的那节车厢被挂到开往中亚的列车上,载着他们离开了首都。谢尔盖想继续学习,就下了火车返回莫斯科。患病的妻子谢多娃和廖瓦陪伴着托洛茨基前往流放地。押送他们的12名押送人员在车厢过道里通过半掩着的包厢门监视他们。托洛茨基和妻子躺在包厢的木制长凳上,包厢昏暗,烛光摇曳。押送队的长官就是逮捕托洛茨基的那位军官,他在这辆列车上出现,好像是对另一辆名满天下列车的荒谬提示,那就是作为野战司令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这位军官当年曾在那辆专列上当过托洛茨基的警卫员。谢多娃回忆说:“近几天来的种种意外、动荡不安和紧张使我们疲惫不堪,现在正好休息。”托洛茨基躺在阴暗的包厢中,看着广漠无垠的白茫茫的原野,列车正穿过它驶向东方,他开始使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新环境。他就这样从那活生生的世界及其种种诱惑中被连根拔出,脱离了他的工作和斗争,与他的战友们彻底隔绝。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怎么办?他试图在日记中写下简短的札记或抗议信,但他发现手边没有“文具”,这使他多少有些吃惊。这种情况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甚至在1907年那次极其危险的从遥远的北方逃亡时也不例外。现在他身边危机四伏,他甚至都不知道是否真的把他流放到阿拉木图。危险是对他的挑战,激起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对妻子说,现在对他来说,在克里姆林宫舒适床上的庸人之死的威胁至少不存在了。

  第二天,列车在萨马拉停车时,托洛茨基给加里宁和明仁斯基发了一份电报表示抗议,他说,在其漫长的革命活动生涯中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像格别乌这样狡猾和不守信义地对待过他,格别乌绑架他,却不告诉他要把他押往何方,迫使他在没有换洗衬衫、没有最必需的生活用品、没有为患病的妻子带药的情况下上了路。①押送人员对他倒很客气,甚至还很友好,正如1907年押送这位被判处流放的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的沙俄士兵一样。在途中,他们为托洛茨基一家买了毛巾、肥皂等物,并为他们从车站小卖部买饭。他们的囚徒仍能唤起他们的敬畏之情,正如旧制度下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大公也可能受到押送人员的礼遇一样,因为他们拿不准他是否还会很快东山再起。当列车进入土耳其斯坦境内时,押送队的长官请犯人给他一份受到礼遇的证明。②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证明文本见托洛茨基档案。

  在途中,托洛茨基的两位忠诚的秘书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乘上了这趟列车,希望能瞒过格别乌。这些插曲为单调的旅途生活增添了某些乐趣。

  乘火车的旅途到皮什佩克―伏龙芝镇①为止,离阿拉木图大约还有250公里。这段路只能乘汽车、卡车、雪橇,有时还要徒步翻过冰封雪盖、狂风怒号的山口,穿过高高的雪堆形成的深沟,在荒原上无人居住的简陋的破房子里过夜。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托洛茨基一家终于在1月25日凌晨3点到达了阿拉木图。流放者及其家属被安排住进了果戈理大街的“七河旅馆”。这家旅馆可以追溯到“果戈理时代”,那位伟大讽刺作家的精神仍主宰着这家旅馆,托洛茨基对阿拉木图的许多观察描述和他写的抗议书信、电报的风格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

  在20年代末,阿拉木图还是一座纯东方式的小城镇。虽然它以其茂盛的果园和葡萄园而著称,但仍是贫穷、闭塞的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这里经常遭受地震、水灾之害,冬天狂风怒号,夏天酷热难忍,文明的足迹还未来到这里。热浪吹得飞沙走石,疟疾和牲畜瘟疫肆虐。这座小城镇将要发展成哈萨克斯坦的首府,但在当时,加盟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刚刚兴建,官员们征用了所有的好房子,而贫民居住区人满为患。“在市中心的集市上,吉尔吉斯人在泥泞中和商店的台阶上晒太阳,抓虱子。”②这里还有麻疯病。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度过的那一年夏天,牲畜瘟疫流行,疯狗满街乱跑。

  ①皮什佩克镇刚被命以伏龙芝的名字,他继托洛茨基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96页。

  这一年阿拉木图经常闹粮荒,生活更加艰难。在托洛茨基到达这里后的头几个月中,面包价格涨了3倍。市里有数的几家面包店外面排起了长队,其他食物更少。对阿拉木图的供给还未走上正轨,邮政工作更不正常,当地苏维埃机构试图借助私人力量来改善邮政传递工作。在从托洛茨基信中摘取的下述片断中把该市阴暗的局面、地方当局的软弱无力、愚昧无知刻画得淋漓尽致:“不久前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在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本市时,断粮的流言却在城里流传。’正如报上报道的那样,粮食确实在源源运来,可流言仍在散布。疟疾横行,但粮食却不能发挥作用。”

  这就是托洛茨基要呆的地方。斯大林千方百计使他远离莫斯科,让他听天由命。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都被逮捕了:一个是在从莫斯科赴阿拉木图的途中,另一个是在阿拉木图,然后把他们流放到别的地方。不过,看来斯大林对其政敌暂时还没有新的打算,格别乌对托洛茨基仍十分尊重,这在后来是不可思议的。格别乌费了不少劲儿把托洛茨基那些数量可观的藏书和档案材料从莫斯科给他来运来,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国家和党的文献。书籍和档案装了满满一卡车运到了阿拉木图。托洛茨基因居住条件不好而向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和明仁斯基提出抗议,要求给他更好的住宅,要求给他打猎的权利,甚至要求把他的爱犬从莫斯科送来。他抱怨说,让他住在果戈理大街的旅馆中只是为了格别乌的方便,流放实际上变成了监禁。“你们同样可以把我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用不着把我发配到4000俄里之遥的地方。”①抗议起了作用,他在到达阿拉木图3个星期后,在市中心的克拉辛大街75号楼中得到了一套4居室的住宅。街道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他那位已逝的朋友。他还获得了打猎的权利。他仍不断地往莫斯科打去冷嘲热讽的电报,提出种种要求,其中有些是严肃的,有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把原则性的辩论与琐碎的纠缠混在一起,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那亲爱的玛雅(他的爱犬)根本想不到,它现在正处于重大的政治斗争的中心。”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所以迫害他的人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他客气些。

  ①摘自2月初发出的抗议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在多年不倦的工作和长期的紧张之后,托洛茨基在这里得到了休息。因此他到达阿拉木图的头几个月居然具有意想不到的奇异的田园诗般的情调。草原、群山、河流、湖泊像在童年时那样深深地吸引了他。在他的许多信中,政治论点和建议往往与对风景的诗意描写以及对打猎奇遇的幽默叙述掺杂在一起。开始时,托洛茨基被禁止离开阿拉木图。后来,允许他打猎,但离开城市不得超过25俄里。托洛茨基给明仁斯基打电报说,他不理睬这种限制,因为在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没有适合打猎的地方,他不想打那些可怜的小动物,至少应在离开城市70俄里的地方狩猎。他请莫斯科据此通知当地格别乌,以免发生麻烦。他去那里狩猎了,并没有遇到麻烦。然后,他又向当地格别乌领导抗议特务们对他的明目张胆的盯梢,并声明,如果这种监视形式不是莫斯科直接规定的话,他将“怠工”,并停止打猎;如果是莫斯科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他理解格别乌的处境,将撤回他的抗议。这样一来,对他的监视变得客气和隐蔽一些了。

  ①摘自托洛茨基档案。

  托洛茨基来到这里后不久就开始狩猎,在春季野生动物沿伊犁河迁徙时期,他的狩猎始终未断。有几次狩猎活动长达10天,尽管这样的打猎极为艰苦,却给了他休息的机会。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不无骄傲地讲述了他打猎的成果。起初他在当地人的粘土茅舍的地上或蚊蝇乱飞的帐篷里与十几个哈萨克人一起过夜,强忍着恶心,把不干净的水煮开沏茶。他写道:“下次我将露宿,并强迫我的随行人员也露宿。”①在下一次打猎时,他真是这么做的。那是在3月末,猎人们连续9个夜晚在严寒中露宿。有一次骑马过河时,托洛茨基还掉到了河里。收获不大,“总共只有40只鸭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诚然,在远处巴尔拉什湖狩猎更好,那里不仅有豹,甚至还有老虎,但我决定与老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我全身心地享受着这短暂的野蛮生活……连续9晚露宿,没有洗涮、穿衣脱衣的必要,吃在水桶里煮的羊肉,从马上掉进河里(那是这些天中唯一一次脱了衣服),在水中的圆木上,在乱石中,在芦苇丛中度过几个白天和黑夜,这也是难得经历的。”①狩猎季节过去了,渔汛来临。后来,连娜塔利娅都加入了捕鱼者的行列。但他们捕鱼与当地人在周末懒洋洋地用渔具捕鱼的消遣完全不同,因为每次捕鱼之行都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几只大船,而且要重载,还要精心策划。

  6月初,阿拉木图刮起了热风,托洛茨基一家搬到了离城市不远的山脚下的一座别墅中。他们在一个大苹果园里租了一栋苇顶小房子。从这个小房子里可以居高临下地眺望城市。城市的一边是广袤的草原,另一边是终年积雪的连绵山峰。下大雨时,房顶哗哗地漏雨,所有的人都匆匆跑上顶楼,用水桶、罐子和煎锅接雨水。在苹果园里用木头建造了一间陋室,这是托洛茨基的办公室和工作间。很快,这里面就堆满了书籍、报纸和手稿,一台旧打字机的嗒嗒声响彻了整个苹果园。托洛茨基坐在办公桌前,看到一棵从地板缝中长出的灌木,这株灌木很快就长到了齐膝盖高。这一切都表明他在这里的“临时性”,不过,总算找到了摆脱城市喧闹的避难所。在城里,人们正在追赶射杀疯狗,扬起漫天尘土。在头几个月里托洛茨基和谢多娃一直饱受疟疾的折磨,靠吃“奎宁”维持生命,现在热病的发作已经停止。②

  ①摘自托洛茨基档案中一封写于1928年4月l日的信,未注明收信人。
  ②参见托洛茨基7月14日致拉柯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流放者不得不自己挣钱谋生。诚然,他享有官方的津贴,然而毕竟数额有限。尽管家里人口不多,家庭消费也十分简单,但津贴连购买食物都不够。国家出版社刚刚停止出版《托洛茨基全集》,问世的仅有13卷,还都被从书店及公共图书馆中收回了。托洛茨基却又酝酿着新的写作计划。他打算撰写有关亚洲革命的研究著作,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参考书籍。在另一本著作中他试图总结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和世界的发展。抵达阿拉木图之后他马上起草有关反对派原则的详尽声明,该声明将提交给定于夏季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持要托洛茨基撰写回忆录。他于4月就开始了这一工作。他借助于南俄报纸、尼古拉耶夫市和敖德萨市的城市地图再现他的少年及青年时代,他的回忆录《我的生平》就是从回忆少年和青年时代开始的。

  不过写这些东西赚不到一分钱,因为这些著作根本不可能出版。但是,根据刑法第58条,即使是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流放的人仍可靠翻译、助理编辑或校对工作谋生。当他得知允许他翻译、校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他迫不及待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的老朋友梁赞诺夫现任莫斯科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准备出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请托洛茨基翻译《福格特先生》一书。在这部篇幅巨大却鲜有人知的论战性著作中,马克思回击了卡尔・福格特对他的诽谤和诬蔑,后来查明,这位福格特是拿破仑三世的密探。初次读到这种排炮般回击的文字,托洛茨基评论道,马克思用了几百页的篇幅来反驳福格特的指责,而现在,他这个马克思著作的译者却要用“整整一套百科全书”的篇幅来驳斥斯大林对他的诽谤和诬陷。后来,梁赞诺夫又请他校订其他译文,并请他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他几卷校样,这些工作他也完成了。①

  ①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提到,他还翻译了托玛斯・霍奇金的《英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从托洛茨基写给梁赞诺夫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其中有对译文风格的详尽得近乎迂腐的批评,还有关于译文质量的详尽建议。这些书信不带丝毫政治色彩,完全是业务性的。托洛茨基在这些信中对他在苏联所能找到的唯一一项可给他带来收入的工作也没有丝毫嘲讽。梁赞诺夫付给他的稿酬保证了他一家的生活开支,也支付了他的大量通信的费用。①

  ①自1928年4月到10月间,托洛茨基共发出800多封政治信函,其中许多封的篇幅如同论文,还发出550封电报,收到1000封来信、700封电报,私人信件还不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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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抵达阿拉木图后就努力与朋友和支持者建立联系,当时他们都与世隔绝,默默无闻地散居在全国各处。开始时这一工作只能通过正常的邮政渠道。他所处的环境也极其原始落后,能在当地搞到一支钢笔、铅笔或几张粗糙的纸或几根蜡烛,几乎都可称为功绩。廖瓦成了他的“外交部长和邮电部长”、警卫、研究助手、秘书、狩猎的组织者。在廖瓦的帮助下,信件和通告源源不断地从阿拉木图寄往全国各地。残疾的邮递员每周骑马来两到三次,每次都送来满满一袋信件和剪报,后来甚至还有国外的书籍和报纸。这些往来信件无疑都经过了格别乌的书刊检查机构的审查。绝大部分信函往来是在他与下述几个人之间进行的:流放到阿斯特拉罕的拉柯夫斯基,在托博尔斯克的拉狄克,流放到乌拉尔斯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住在纳雷姆的斯米尔加,流放到北至科米共和国乌斯季库洛姆的别洛博罗多夫,住在中亚地区谢米巴拉廷斯克的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塔拉的穆拉洛夫,在亚美尼亚新巴泽塔的伊万・斯米尔诺夫和在沃罗涅日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托洛茨基还与其他流放者通信,但不如与上述这些人频繁。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告诉索斯诺夫斯基①说,他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主要流放区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定期联系,如巴尔瑙尔、卡缅斯克、米努辛斯克、托姆斯克、卡巴尔舍夫、叶尼塞斯克、新西伯利亚、坎斯克、阿钦斯基、阿克纠宾斯克、塔什干、撒马尔罕等等,他通过拉柯夫斯基与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地保持联系,后者在阿斯特拉罕负责伏尔加河南部流域的反对派中心的工作;他通过在沃罗涅日的姆拉奇科夫与北方流放点联系。通讯和通报在主要的流放地复制,再转寄到次要的流放地。从4月起,在阿拉木图与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秘密的邮递联系,每隔两三个星期传送或转交一次信件。通过这种方式,人数和规模不断壮大的反对派建立起了自己的有其紧张政治生活的共同体。托洛茨基是被流放的反对派的鼓舞者、组织者和象征。流放者的情绪很不平衡,其中一些人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另一些人则把他们遭受的迫害看成是恶作剧。显然,大多数人起初都坚信:斯大林的胜利不会长久,而且事件很快就会证明反对派的正确,它的成员将会从流放地返回,他们的远见、勇气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将受到赞扬。

  ①托洛茨基档案中11月7日的信。

  他们的生活条件尽管是艰苦的、屈辱的,但还不那么可怕。反对派成员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革命前的生活。这些政治犯和流放犯的工作就是利用被迫赋闲期间的时间去清理自己的思想、进行学习,为有朝一日重挑直接斗争的重担或执政的职责做准备。这种环境似乎很适合于这种工作。在许多流放地都不乏有教养的人、杰出的理论家和有天分的作家。同志们就是他们精选的听众。紧张的思想交流有助于保持自律和自尊。托洛茨基从阿拉木图密切关注着这种思想交流,不断地给它鼓劲。他在写给同志们的信中援引了歌德的语录: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为保持已有的东西必须不断地重新赢得它。于是,流放地成了重要的精神活动和文字―政治活动的中心。那些有关当前事件的札记和“提纲”因其数量太大就不用说了,许多人还撰写长篇著作;拉狄克着手撰写研究列宁生平及学说的宏篇巨作;拉柯夫斯基为圣西门作传,并研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起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完成了几部有关苏联经济和中世纪欧洲经济的著作;斯米尔加则著书论述布哈林及其学派;丁格尔施泰特完成了有关印度社会结构的论文;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这些精神活动本身多么有价值,都无法直接回答在流放者头脑里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事件将会重新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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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是在西伯利亚或中亚这样的边远地区,冬末之前就已经感到了新的社会危机的震荡。其实危机蕴蓄已久,尚在秋季时就已到达了临界点,那时正值放逐反对派的前夕。国家的大粮库有一半已见了底,城市居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连军队的给养都不充足。面包店外排着长队,面包价格不断上涨。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看到的这种现象,在整个苏联都能看到。

  但是乍看起来,农业的状况还不错。耕作的土地面积与年景最好的那些年一样多,而且连续3年丰收。但城乡“结合”再次遭到破坏,农民拒绝上缴粮食,也不愿按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征收粮食引起骚乱,征粮人员被赶出村庄,两手空空地回到城里。农民完全没有或很少有上缴或出售自己产品的积极性,因为现在和从前一样,他们不能以此换来衣服、鞋子、农具和其他工业产品。农民要求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他们为此吵闹不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追随着富农的领导。

  布哈林派与斯大林派正是在他们联手开除了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党籍并粉碎了季诺维也夫派之时就上述问题在政治局里吵翻了脸。布哈林派主张对农村采取让步政策以安抚农民;可那时斯大林派已倾向于采取暴力对待农民,尽管还有些犹豫。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即在放逐托洛茨基的10天前,政治局不得不对下一步粮食征购工作做出决议;无疑,正是局势引起的恐慌迫使他们急忙将托洛茨基流放。1月6日,政治局密令各级党组织,要严惩那些妨碍征收粮食的农民,强行“借粮”,坚决抵制提高粮价,并警惕地监视富农。指令没有取得效果,5个星期后,政治局不得不更坚决地重申这一指令,并扩大传达范围。

  2月中旬,《真理报》敲起警钟:“富农抬头了!"4月下旬,中央委员会终于毫不讳言地宣称,国家正受到一场严重危机的威胁,这一威胁是由于政府财经政策未能监控的富农经济力量的增长而造成的。这些术语似乎都是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那里抄来的。“由于农村进一步分化,由于富农经济比重的增长……使富农获得了对整个市场行情施加重大影响的力量。”①然而――中央委员会宣称――党却一直对富农抑制不力。非常措施颁布了,其中规定对富农强行征税,以便降低他们的购买力;规定征收多余的谷物;规定固定粮价;最后,那些一贯对富农采取迁就态度的官员及党员要被罢免职务。但这些决议并不是对既定方针的偏离,而是为了应付突发困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73页。

  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决议根本没有提到“全盘集体化”,不仅没有提到,而且坚决否定了这种思想。但是,中央委员会对紧急状况的解释和对坚持危险来自富农而党未能加以抵制的说法其实都已经表明了政策的根本改变。斯大林派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在获得权力强化党的反富农措施的同时,斯大林也增强了他反对布哈林派的力量;他肆无忌惮地把他们从行政机构和党的机关的许多中下层岗位上撤掉。

  被流放的托洛茨基派对这些事件的最初反应是高兴、吃惊、嘲讽,甚至欢欣鼓舞。他们问道:反对派的预言不是兑现了吗?斯大林不是被迫采取反对派捍卫的左倾方针了吗?党还不明白在过去几年的大争论中谁对谁错了吗?大多数反对派成员都庆幸万分,他们更加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把他们召回并请他们在克服当前非常局面和使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纳入新轨道的工作之中大显身手。托洛茨基在他本人的书信里也谈到了反对派的这种预见,而且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情绪,尽管他并不赞成其追随者过于乐观的期待。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1928年3月5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他在其中谈到强加于他的失败主义的指控,因为他曾说过,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下,无论丰收和歉收都会巩固富农的地位。现在,《真理报》突然发现了富农的力量,讲到连续3年丰收时“好像在描述3次地震一样”。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左倾方针虽有发展,但当局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却依然如故。流放地欢欣鼓舞的情绪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不安和担心。事件的转折使人对反对派的几个主要前提和预言,特别是对它对党内政治倾向的估计产生了疑问。某些托洛茨基派成员开始怀疑:我们指责斯大林为富农的保护人,在这点上我们是否正确?我们曾声称,在粉碎左派反对派之后党内平衡将受到破坏,布哈林的右派将得到加强,它将除掉斯大林中间派。我们这个预言是否正确?我们是否对党内保守分子估计过高?斯大林派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在与右派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那么我们对热月政变的危险所作的卡珊德拉式预言①是否有些危言耸听了?因而总的说来,我们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是否走得太远了?

  大多数流放者甚至不允许对他们的思想产生这种怀疑,但少数人更加固执地提出这些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又引发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其结果导致严肃地反省反对派的纲领和行为。答案取决于反对派对待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严肃性的看法。斯大林的反富农行动可以看成是应急的策略性举措,它并不妨碍他重新推行亲富农政策。大多数反对派成员正是这样想的。但也有一些人相信左倾方针的严肃性,把它看成是重大转折的前奏,并对反对派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他们说,当党在进行反对派所号召进行的反对国内资产阶级和准资产阶级分子的危险斗争时,反对派怎能消极地袖手旁观呢?

  ①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亚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预言家。——译注

  反对派过去一直认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右派都起着领导作用。软弱的、优柔寡断的斯大林派简直就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右派。反对派的所有活动都建立在这一观点上,因此,斯大林对富农的第一次或初步打击就动摇了它的基础。甚至在12月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以斯大林打算推行左倾政策为理由而宣布投降的。此后不久,皮达可夫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两位重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步他们的后尘,宣布与托洛茨基决裂。1923年时他们是反对派最勇敢、最得力的领导人,但在后来几年的斗争中却十分消极,现在又以斯大林实施反对派的纲领为由来为自己投降辩解。开始时,流放者们轻蔑地嘲讽皮达可夫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背叛行径,这是人们通常对待变节者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们变节的论点却给人留下印象,并激起人们的怀疑。

  5月初,托洛茨基对流放者当中人心动摇的状况尚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仍旧在给他们的一封信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宣称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标志着一次重大转变的开始。①他指出,反对派完全有根据骄傲地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鼓舞者和首创者。不错,当反对派想到他们自己为别人摘走的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时,在他们的骄傲中必然掺杂着难言的苦涩。但是,革命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不止一次用沉重和悲壮的自我牺牲为代价,迫使其他人乃至自己的敌人完成他们革命纲领中的一部分。巴黎公社就是这样被浸在血泊中的,但它战胜了扼杀它的刽子手,因为就是这些刽子手不得不实施它的部分纲领。尽管它作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公社遭到了失败,但它使君主政体无法在法国复辟,最起码它保证了议会共和国的建立。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相互关系可能也是这样:反对派可能被粉碎,可能看不到它的纲领完全实现,但它的斗争最起码使执政派无法在资本主义因素面前继续退却和倡导新的新经济政策。

  ①参见托洛茨基5月9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反对派应该怎么办?托洛茨基回答说,反对派有责任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去反对这个方针。相反,我们应该鼓励摇摆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与右派一刀两断,促使它与左派联合起来。反对派与它的迫害者――斯大林派结盟共同反对富农的庇护者,这一可能性不应排除,尽管它是渺茫的。反对派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要求党内民主,而“左倾方针有助于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托洛茨基这样推理在逻辑上是与他自己前后一致的:他从1923年起就坚持认为,斯大林体制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党内官僚免遭工人的反对,党内官僚又在保护富农和耐普曼。对他来说,得出下述结论是理所当然的:一旦官僚集团不再保护富农和耐普曼,那么它将向工人阶级靠拢,并将力求与其代言人和解,恢复他们的言论自由。因此,反对派虽然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但应当更坚决地抵制他的压制,并应警告党,只要镇压还在继续,就无法保证斯大林会推行新政策、不再次向富农让步。托洛茨基承认他建议的是一种很难遵循的“双重立场”;但是他宣称局势将会证明只有它是正确的。皮达可夫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托洛茨基驳斥说:“但是对一个投河自尽的人(类似皮达可夫这样的人)来说,一切矛盾都会荡然无存。”

  托洛茨基的观点具有辩证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不确定的局面所要求于他的。他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所以他更加坚定地坚持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把它看成是新政策得以巩固的重要保证。他所建议反对派的不是另起炉灶,而只是应该捍卫的原则。当托洛茨基的敌人又从他的书中摘出一页时,他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并敦促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件他们认为是必须的事情上支持自己的敌人。但在托洛茨基的书中还有许多他不打算放弃的其他篇章。至于反对派的前途,托洛茨基既不赞成极端的乐观主义,也不支持极端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事件可能会迫使斯大林派与反对派和解。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会重获道义和政治领导权,但是它也应作好分享巴黎公社命运的准备,以其牺牲推动社会主义和进步事业。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持一种相对赞赏的看法,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派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们搞糊涂了。这增强了他们当中的那些在开始时批评反对派的人的论据。他们声称,如果托洛茨基现在是正确的,那么他过去敲响反对热月政变危险的警钟是否是错误的呢?他当初对斯大林政策的评价莫非是错误的?历史将证明反对派是正确的,正如它曾证明巴黎公社是正确的一样,反对派以这种想法自慰难道是明智的吗?托洛茨基主义者若参加反对在国家中产生私有财产这一重大斗争以此来帮助创造历史,难道不比消极等待预期的历史裁决更好吗?后代可以赞扬巴黎公社社员的殉难精神,但公社社员浴血奋战并非是为了殉难者的荣誉,而是为了他们认为是实际的、可以实现的目的。

  这种推理反映了托洛茨基派立场中固有的两难矛盾;而失望又引起了仇恨。流放、迫不得已的无所作为和沉重的疑虑折磨着这些精力充沛、智慧超群的人,正是他们使革命获胜,正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浴血奋战,正是他们建设着新的国家。他们为党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党,他们曾在沙皇的监狱中受尽折磨,而且仍认为党是人类的最高希望,现在他们却被党所抛弃,这本身就是最沉重的负担。当他们意识到,使他们和斯大林派敌对的某些重大分歧正在消失,党开始做那些他们一心要做的事时,这个负担就难以承受了。当一位政治斗士清楚地意识到他捍卫的是什么并感到他的事业完全取决于他和他的同志们为事业所作的努力时,他承受失败和屈辱并不困难。但是,即便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在这种荒谬的情况下也难免气馁:当他看到他的事业或其最重要的那部分正在由他的迫害者来完成,看到他的事业不再取决于他是否为它奋斗,于是斗争忽然失去了目标,他所遭受的迫害也变得毫无意义。他开始怀疑过去把他的迫害者看成敌人是否正确。

  斯大林冷静、准确地看到了反对派的思想波动,但他也有他自己的两难之处。托洛茨基派对左倾方针的任何称赞都是对斯大林的帮助,但是他又害怕他们的帮助。在局势的压力下,他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地走上了一条他不熟悉的危险道路。他冒着与农民发生重大冲突的危险,没有也不可能估计到他所面临的反抗的规模及强度。他谨慎地反对自己昔日的盟友布哈林派,因为他并没有低估它的声望与影响。他不知道这场新的斗争会把他带到多远以及会给他带来什么危险。像托洛茨基一样,他不排除在极端危机的形势下与左翼反对派结盟的可能。但是他也意识到这将是托洛茨基的胜利,所以他决心在不与托洛茨基妥协的情况下竭尽自己的全力击败布哈林派。但他有理由担心,他那一派的力量不足以担当此任,光凭他的支持者还不能管理国家机构,不能应付在这困难的新阶段中迅速发展国有化工业和管理财政。斯大林的支持者主要是党务工作人员,而理论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管理工业、财政和农业的专家和有政治才干的人都在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当中。斯大林需要那些坚定而热情地推行反富农政策的人的帮助。他可以在左翼反对派中找到这样的人。因此,他急于尽可能地把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中有才干的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但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却寸步不让。他背着托洛茨基向托洛茨基派发出呼吁。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以左倾方针诱惑他们,竭力说服他们相信:反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开始时,流放者几乎一致拒绝这种呼吁,但是呼吁已经落在肥沃的土壤之中。这些呼吁加强了某些托洛茨基支持者的怀疑和以幻灭的眼光重新审视反对派的过去的倾向。

  直到5月中旬,托洛茨基才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别洛博罗多夫在一份寄给他的报告中谈到了流放地的争论。另一名尚在斯大林外交机构工作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柏林把斯大林拟定的行动计划通知了他。据此人提供的情报说,斯大林企图诱使有影响的反对派流放犯忏悔――指望凭借他们的帮助实施左倾方针并彻底打垮托洛茨基,期望以此来改善他的困境;在对许多重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投降还没有把握之前,他甚至推迟了全力推行左倾方针的日期。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他在这点上能否成功;如果反对派使他的计划落空,如果它没有被变节所削弱,如果它起码能支持到秋天,那时斯大林就会看出他那一派是渡不过难关的,反对派就将有一切机会赢得主动权并重新得到权力。但是,如果斯大林成功地摧毁反对派的士气,如果变节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变为他的救助者,那么他就能保住权力以粉碎布哈林集团和推行他的左倾方针,而无须与托洛茨基及其不肯悔改的追随者和解。通报人担心斯大林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反对派的士气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反对派成员都准备放弃斗争了。①

  ①这封重要的匿名信写于1928年5月8日,寄自柏林。托洛茨基知道写信人是谁,但他在晚年整理档案材料时已想不起他的姓名。1928年时,该写信人在将被召回国时询问托洛茨基是否应该拒绝回国,托洛茨基似乎劝他回国。

  托洛茨基似乎不相信反对派的士气会如此低落。目前流放者中投降的仅是个别人。声名狼藉的投降例子只有前共青团领导人萨法罗夫,他签署了悔过声明而被召回莫斯科。但是,萨法罗夫一事只能看作是例外,因为他不是托洛茨基派成员。他本属于季诺维也夫集团,起初他拒绝和他的领袖一起投降而与托洛茨基派成员一起被流放,只是后来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便投降了。他的行为显然与托洛茨基派的情绪无关。不过,萨法罗夫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表达的情绪却打动了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心弦。他大声疾呼:“现在一切都将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一切”指的是反对富农与耐普曼、扩大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和可能实施的农业集体化,因为左倾方针囊括了所有这些方面。托洛茨基派成员一想到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巨大的转变,即“第二次革命”,都痛苦万分。托洛茨基越是客观地强调斯大林近期的措施是必要的、进步的,并坚决主张反对派有责任支持这些措施,他们就越是感到失望,越是进一步考虑反对派的政策是否正确,因而就更加为这一事实而痛心疾首:他们已被开除党籍,在这边远地区,他们无法对左倾方针给予任何实际的支持。在5月底之前,托洛茨基给自己的支持者发了几封信。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致别洛博罗多夫(5月23日)和尤金(5月25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他为反对派的过去辩护,并试图指出新的前途。托洛茨基的论点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有人认为他高估了布哈林右派的力量,其实并非如此。这一派的力量仍很强大。对反对派号召党反对热月政变的危险,不能说是错误的。由于反对派的行动,热月政变的力量才被遏制。反对派的行动和工人阶级的压力迫使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一刀两断,否则,当前的粮食危机会使他们在对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让步的路上走得更远,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左倾方针了,而是更急剧地向右转。托洛茨基担心,那些断言反对派夸大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危险的人最终会向斯大林投降。

  第二,反对派没有丝毫根据谴责自己在斗争中走得太远。相反,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怯懦,它走得还不够远。“我们的全部活动都是宣传性的,而且也仅仅是宣传性的。”反对派从未以足够的勇气坚决向党的普通党员发出呼吁。当它终于在11月7日准备这样做的时候,斯大林则企图把它推向内战;于是它只好退让。

  最后一点,斯大林抄袭反对派的纲领这一事实不应使反对派沮丧。斯大林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实施左倾政策,但它不可能把这一政策推行到底。因而托洛茨基对自己的支持者保证说:“党还会需要我们的。”

  这些论点和保证并不能使许多托洛茨基支持者们感到满意。他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前途。他们继续问,斯大林反对富农是长期的呢,还是他的左倾方针仅仅是装模作样?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个答案托洛茨基也不知道;而且很可能连斯大林自己也闹不清自己立足于何处。托洛茨基也没有告诉其支持者们,在他们当时的处境下应如何贯彻他的建议以及他们怎样做才能同时既支持斯大林又与他对抗。

  1928年春天,在托洛茨基派流放地中已经形成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这是托洛茨基反复向他们交代的责任;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首先继续反对斯大林,这也是托洛茨基敦促他们做的。这样一来,在托一季反对派联盟中的矛盾就再现于托洛茨基派的队伍之中了,它划分为妥协派和不妥协派。妥协派离向斯大林投降的想法还很遥远,但是他们希望反对派缓和对斯大林派的敌意,并准备在左倾方针的基础上与它达成妥协。他们断言,诚实和反对派本身的利益要求他们批判地分析反对派的观点并根据事态的发展改变他们的观点。赞成这一立场的是老一代反对派,他们都是比较稳健的人,在这类人中有思想家和对老党十分怀念的人,还有那些“有教养的官僚”,即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反对派纲领中的工业化和经济计划,而不是它对党内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要求。赞同妥协的还有一种人,他们继续反对执政派的意志已被他们承受的磨难所削弱。作为个人,指导他们的动机往往是混杂的,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无法确切地指出到底是哪个动机占了上风。

  不肯妥协的托洛茨基派成员主要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被开除出党的打击全然不像对老一代那么严重。他们加入反对派是响应它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号召,而不是考虑它的经济愿望和社会愿望。他们是最忠诚的反对派成员,官僚集团的死敌,狂热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这一派人的个人动机也同样难以确定。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被开除出党并没有产生巨大的道义上的震撼,他们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相对来说也不那么关心,但对反对派关于言论自由这一呼吁却热烈拥护,对官僚集团深恶痛绝,这种憎恶情绪由于迫害和流放而变得更为强烈。

  托洛茨基反对派中这两翼都倾向于与该派之外的其他集团联合。妥协派越来越接近从前他们蔑视的季诺维也夫派。他们开始重新评价季诺维也夫派,尽管还不想追随他们,但开始对他们的投降论调表示理解,注意倾听他们的论点,同情地注视着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最极端的不妥协派发现他们与一块儿被流放的那些坚持到底、拒不悔改的工人反对派和以萨普龙诺夫、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成员有不少共同之处。工人反对派的最后残余和民主集中派在仇恨官僚集团方面远比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走得更远。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公然声明与现存国家和党决裂。他们断言,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死亡,工人阶级应该从头开始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斗争,以此把自己从“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富农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在许多年轻的托洛茨基拥护者看来,这两派的目标明确、旗帜鲜明的纲领比托洛茨基煞费苦心、面面俱到的分析和他那“双重政策”更有说服力。他们的纲领更容易理解: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没有那些复杂的辩证分析。民主集中派评论说,像托洛茨基那样既指责斯大林是革命的掘墓人又强调其左倾方针具有进步含义,这样做是十分荒谬的。与斯大林斗争,就意味着反对他而不是支持他。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中的两派都在等待托洛茨基给他们指明方向,尽管两派都只准备接受其建议中符合各自胃口的部分。两派都大谈反对派的主要原则和共同利益,但随着分歧的加深,同志间的友谊逐渐减弱,彼此产生了猜疑。现在,这两派之间除了彼此仇恨的目光和辱骂之外,已一无所有。在不妥协派看来,他们那些更温和的同志即使不是逃兵,起码也是懦夫。温和派则蔑视不妥协派,认为他们是极左分子或赤裸裸的无政府主义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的纪律观、对革命的命运没有责任感。不妥协派在怀疑妥协派有意或无意地为斯大林效劳,而妥协派却断言,正是教条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的过激言行更严重地败坏了反对派的声誉,更有效地帮助了斯大林。

  这两派的发言人都是有影响的反对派成员,都是托洛茨基忠实可敬的朋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第一个讲必须与斯大林主义进一步妥协的人。作为反对派成员,他从未动摇过,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丝毫自私的或机会主义的痕迹。他的弱点(如果可以称之为弱点的话)在于他根本不管什么策略和通俗性,在于他的观点所具有的理论彻底性上。他开始颇为自信地鼓吹妥协的观点,可追溯到1924―1925年间他撰写的著作。我们知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理论家。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内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危机的时期。……尽快地渡过这个时期并尽快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并充分发挥其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这一时期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承受两种体制的灾难,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得到好处。它只得“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我们还应记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及新民粹派发生了冲突,他把后者定性为“我们苏联的曼彻斯特学派”。他当时论证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垄断资本的压力只能以社会主义垄断来对抗。”这种垄断主义应当利用财政政策和通过国家调节价格的机制使经济中的私人经济成分,特别是农村经济服从自己。对布哈林的愤怒叫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说:“但是,哪里还有其他出路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能把发展国有化工业的重担……只扔到我们300万产业工人的肩上吗?难道我们的2200万小农不也应该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吗?”但是就连他也不赞成剥夺小农和强迫农民集体化;不过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如此剧烈是必然的。①

  ①参见本书第五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热切地响应斯大林的左倾方针,这并不足为奇。他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理论的肯定,并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完全符合需要的发展。他从一开始就比托洛茨基更坚信新方针的巨大意义。在此之前,他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仅仅流露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而不曾表现在实践中,现在却影响到他们各自的立场。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同意过工人国家理应“剥削”农民的观点,起码他从未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公然地阐述过这种观点。他也不赞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言的那种强制性的工业化步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中的定理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的定理暗示,原始积累这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国家,而且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中完成。最后,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他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他指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会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本身――只有反对派及时看到了这种必然性并力图使所有布尔什维克都能理解它。让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反对派好了,但是“他们不可能骗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早期著作中,这些思想还仅仅是一些旁白和暗示,而现在却支配了他整个的思维。在他看来,斯大林因向富农宣战而不自觉地成了这一必然性的违心执行者。托洛茨基多少怀疑地看待左倾方针,并琢磨它会不会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没有任何疑虑,他相信,斯大林绝不是在开玩笑,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而且将被迫愈益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是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形势,不但对于整个国家是如此,而且对于反对派尤其是如此。他坚持说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坎上,并指出: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并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也将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从而导致政府与基本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写于1928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断言,斯大林的威胁和非常措施已经在全国掀起如此猛烈的风暴,而为了平息这场风暴,政府将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做出重大的危险的让步,以至不仅斯大林,甚至布哈林和李可夫也会退缩,拒绝执行这些让步。①只有极右或极左政策可以防止灾难,而所有的迹象表明,斯大林将进一步向左转。

  ①参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农村左倾方针和前途》,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那么反对派在这场剧变中应该起什么作用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反对派一直是历史必然性的自觉阐释者,它表现出卓越的预见能力。它的思想“反映在斯大林的新政策中就像反映在哈哈镜中一样”。如果党早些听取反对派的劝告,今天的危机就不会如此严重。反对派应该一如既往地提倡加速工业化,并同样坚持不懈地号召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尽管反对派正确地解释了时代的需要,它却没有致力于在实践中满足这些需要。斯大林及即其支持者正承担着实践的任务。他们是历史必然性的实施者,虽然他们并不理解它并长期与之对抗。反对派的行为也有失误之处:它夸大了来自右派的危险以及斯大林派对富农的放纵;它对党内各种倾向及它们与党外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此,反对派应当坚决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努力与斯大林派接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为达到这一目的,反对派应该请求当局允许召开反对派成员会议,让所有流放地都派代表参加,以便讨论当前的新局势以及反对派的行动。托洛茨基曾谈及左派与中间派联盟反对右派的可能性及合理性,但他没有提出实现这种联盟的任何措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此感到不满足。他指出,如果应该建立这种联盟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斯大林正在打击右派;反对派的责任在于行动起来而不是坐等事件产生现成的联盟,因为事件也许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导致结成这种联盟。

  托洛茨基断然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他断言,尽管中间派与左派联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反对派不可能在实现联合上有所作为。看守和囚徒不能成为同盟者。他担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左倾方针评价过高,但即使不是这样,斯大林派与反对派之间的鸿沟也依然如故。迫害仍在继续。党内仍没有民主自由,党内体制越来越糟糕。领袖绝对正确的教条已经建立;它不但被运用于过去,也被运用于现在。为适应这一教条,党的整个历史已被篡改。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不能采取任何步骤主动迎合执政派。请求迫害者允许召开会议,这本身就是奇耻大辱――请求本身就带有投降的色彩。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的《致友人书》1928年6月24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5月,所有流放地都讨论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这是对流放者对左倾方针反应的第一次检验。建议被断然否定。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是反对妥协的,特别是对左倾方针,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倾向于认为斯大林是富农的保护人和热月政变分子的同谋犯;他们对反对派的事业充满信心,不愿意考虑对它的政策作任何更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思想却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种子。看来拉狄克是第一个受其影响的反对派领袖。他从前可并不属于那些瞻前顾后者之列。1927年整整一年他都极力主张反对派更大胆地向执政派进攻、发动党外的产业工人、更积极地表达他们的愤懑,而且认为他们不应当满足于“顾全声誉的姿态”和自诩高深的理论。他没有在建立新党的想法面前退缩,而且赞成支持这一思想的民主集中派加入反对派。他在被流放后更加斗志昂扬,在文章中充满蔑视地谈到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的悔过以及他们所散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式的病态气息。“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信念,并对工人阶级撒谎。谎言是不能帮助工人阶级的。”①甚至在5月里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召开会议时,拉狄克还显然是反对的,最起码他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妥协立场持批评态度。

  ①参见拉狄克1928年5月10日自托博尔斯克致其夫人的信,和5月25日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才不过一个月,这个人就似乎完全变了个样。他本人也以其全部特有的机智、热情和聪慧鼓吹妥协了。他的改弦易辙极大地加强了妥协派,因为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流放地反对派中是仅次于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的最权威的领导人。正如拉狄克的大量书简所表明的那样,此后他反斯大林主义的意志每个星期都在衰退,尽管从这时到他彻底投降还要经过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

  如果把拉狄克的变化归咎于生性好变和怯懦,那就太简单了。他的动机要复杂得多。无疑,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在地下斗争中、在沙皇的监狱中和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锤炼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拉狄克地下工作的经验不多。1917年之前,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奥匈帝国和德国合法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度过的。拉狄克基本上是个西欧人,豪放不羁,爱交际,习惯于呼吸大都市的气息,习惯于它的骚动,习惯于处在公众事务的中心。在长达25年多的时间内,他的观点和机智迷住了各个著名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央委员会和各大报纸的编辑部。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已达10年之久。只要他被活跃而忙碌的政治生活包围着,他的信念和勇气就不会抛弃他――即使是1919年身陷柏林莫阿比特监狱时,他也保持了他的勇敢、活跃,始终处于事件的中心。而一旦突然被抛到严酷、阴沉、蛮荒的西伯利亚的北部旷野上,他的精神就开始沉沦了。孤独压迫着他。他感到自己仿佛已被逐出生活本身。他的现实感已动摇:他曾作为列宁可敬的同志和顾问,协助后者领导国际运动,莫非与列宁共同度过的岁月仅仅是一场梦?就连精神比他坚定得多的人都受到了这类感受的冲击,例如,国内战争的英雄伊万・斯米尔诺夫从南亚美尼亚写给西伯利亚的拉狄克的信就是这样:

     亲爱的卡尔卢沙,你为我们被开除出党而痛苦。的
   确这对我和其他人也都是极大的痛苦。起初噩梦折磨着
   我,深夜我常常突然醒来,我不能相信我是个流放犯。
   从1899年起我就为党工作,没有间断过一天,不像老
   布尔什维克团体中的那帮恶棍,他们在1906年以后脱
   党竟长达整整10年之久。①

  但是折磨拉狄克及其朋友们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困境。他们还忧虑着革命的命运。他们已习惯于把自己看作是“十月成果”的真正捍卫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真正代表,而这一理论已被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冲淡和篡改。他们习惯于相信,凡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有益的东西必然对反对派有益,反对派的失败就是革命的失败。现在他们看到,反对派变成了一个小团体,几乎成了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宗派,跟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党隔绝了;而它一贯把自己等同于它们。他们在思考,力图完成最崇高使命的运动竟陷于如此可怜的境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面临着非此即彼的抉择:如果他们真是十月革命唯一可靠、合法的捍卫者,则他们的悲惨失败只能给革命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十月革命的遗产也会丧失殆尽;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十月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尽管发生了上述一切,苏联仍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就可能是反对派错了,它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代表,否定了它的对手们的一切革命美德,这难道不是狂妄自大?难道这场伟大的、震撼世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留下来的一切仅仅是几千个反对派成员?难道革命的大山就只生了一只小老鼠?拉狄克在给索斯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不能相信,列宁的全部工作和革命的全部工作只给整个俄国留下了5000名共产党人。”②但是,如果拘泥于字面去理解反对派的某些声明,如果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派别无非是为反革命铺平道路,那么这个远离现实、背离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的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充满了英雄主义、牺牲、希望、流血和历尽艰辛的布尔什维克的史诗不可能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只要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共同保护富农,反对派的声明和指责就是有道理的。但是,左倾方针使斯大林派与私有财产发生了殊死的对抗,它表明:列宁的事业和十月革命给整个俄国留下的东西绝非几个圣徒和“5000名共产党人”,革命的火山不仅不是只生了一只小老鼠就熄灭了,而是仍在喷发。

  ①此信写于1928年,没有标明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1928年7月14日托姆斯克来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评论说,正是公有制的“客观力量”推动着俄国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客观力量”通过人――它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斯大林派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思想混乱,犯了许多错误甚至还有罪行,但他们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拉狄克认为,斯大林派证明了他们自己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反对派应该而且有必要承认这一点,这无损于它的威望;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派是后卫;这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是敌对阶级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因为先锋和后卫属于同一个营垒;所以消除分歧的时候到了。许多反对派成员一想到斯大林派会与托洛茨基派和解就感到震惊,而拉狄克指出,这样的重新组合并不比以往党内联盟中的转化更奇怪。“我们一度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革命者,而季诺维也夫则无可救药。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它们还可能再次变化。”

  在上述议论中无疑可以听出绝望的音调,但这是力图摆脱自身并转变为希望的绝望。妥协者的情绪是由布尔什维克俄国日益加深的孤立主义所孕育出来的。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在苏联国内而不是在它之外去寻找共产主义命运中伟大的、充满希望的变化的。这一事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后来发生的事件。

  那一事件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1927年12月广州的共产党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是1925―1927年悲剧的最后一幕,或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尾声。失败使整个布尔什维克的思维方式本身都受到震动:它甚至更深地侵蚀着并淹没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加强了俄国的自我中心论的倾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是唯一的出路和安慰。但是这一次,孤立主义的浪潮也席卷了反对派,它波及到最边远的流放地,影响到妥协派的思想。最近的这次失败如同斯大林的向左转一样,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有了新理由对反对派的过去感到失望。他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反对派对俄国国内事件的估计部分是错误的――它对国际前途的估计就没有错误了吗?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热月政变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他的不断革命论会不会也同样是错误的呢?

  在流放仅仅几星期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开始通信交换对广州起义的看法了。托洛茨基由于对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他试图根据《真理报》过时的、少得可怜的报道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就这一问题重新恢复了始于莫斯科时的意见交流。同反对派中的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接受不断革命论及其有关中国革命的结论,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他认为中国革命不能超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各自的流放地在这种分歧的基础上讨论了广州起义的意义。《真理报》曾报道说,起义者在广州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并着手实施工业社会化。托洛茨基在3月2日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写道,尽管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它为下一次中国革命留下了启示和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即中国的下一次革命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它应该建立苏维埃并向社会主义迈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道,斯大林策划起义仅仅是为了在向国民党一连串的投降之后挽回面子,起义是一次鲁莽的冒险,广州市“苏维埃”及其“社会主义”口号并不是群众运动的有机产物,并未反映出真正革命过程的内在逻辑。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然比托洛茨基更接近事实,托洛茨基这次是根据不可靠的证据推导出关于中国下一次革命性质的结论的。尽管如此,他的结论仍是正确的:1948―1949年的革命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在这点上,它注定要成为“不断的革命”,尽管它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预见大相径庭。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声称:“我们这些反对派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必须在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上与托洛茨基划清界限。”这个声明本身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新鲜,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它那特别强调的语气。托洛茨基的对手们经常提到他过去不是布尔什维克一事,甚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久前还重提过,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此话出自从1922年起就是他亲密的同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口,就另当别论了。他知道旧账重提不是无缘无故的。更让他吃惊的是拉狄克也对不断革命论加以批评了,拉狄克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而且迄今为止一直在忠诚地捍卫着这一理论。就是现在,拉狄克也依然承认1906年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进程的预见比列宁的更准确;但他补充说,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不断革命的公式对其他国家也适用。拉狄克断言说,列宁提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更适合中国,因为它允许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可以有一个间歇。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复信(没有标明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显然,这些分歧跟当前争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托洛茨基被卷进来是很不情愿的。他回答说,中国为下述结论提供了最新证明,即任何一场当代革命,如果它不能在一场社会主义剧变中达到自己的高潮,它就注定会失败,哪怕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不论争论双方谁是谁非,这两个妥协者攻击不断革命论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并不想把这一理论变成反对派的经典。国外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引起的失望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使布尔什维克转而反对这一理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单是它的名称就是对他们的孤立主义的挑战。从1924年开始的就不断革命论而展开的教条主义的斗争,其结果是使这一理论在党的眼中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象征,变成了托洛茨基主要的异端邪说,成了他所有政治罪名的理性根源。对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来说,不断革命论成了引起恐惧的禁忌。深受怀疑和思考困扰的反对派成员在寻找着重返党内、回到他们失去的乐园的道路,因而他们本能地想离这一禁忌越远越好。不应忘记,托洛茨基因渴望更易于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他建立统一阵线而曾经宣称,他过去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著作现在应该放到历史档案馆中,他不会再在每个问题上捍卫它们,尽管他深信他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但是他却无法把它们放进历史档案馆。不仅他的敌人不断把它们翻出来,迫使他来捍卫它们,而且他的同盟者也一再这么干。这是他的政治同盟或政治联合体濒临崩溃边缘的又一个确凿的标志。

  不久,分歧在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而较少理论性的问题上变得公开化了。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反对派有权就他们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一事向大会上诉,它也准备这样做。然而,反对派的申诉被认真听取或反对派领袖被允许出席大会阐述此案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托洛茨基写道:“代表大会将会以最权威的方式给我们压上最沉重的墓碑,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会从这座纸做的坟墓中重新站起来,像不屈的鼓手那样发出警报!”①托洛茨基原打算写一篇简洁、直率地批评共产国际政策的文章和一篇简略陈述反对派目的的声明,把它们寄给代表大会。但这一声明在他手中变成了长篇论文,为写这篇论文他用了整个春天和夏天。②可以预料,大会一定会通过主要由布哈林撰写的一项纲领,其草案业已发表,中心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的声明采取了批判这个新纲领的形式。他6月份写完了声明,然后在7月写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其标题为《何去何从》。他“没有任何保留、含糊,没用任何外交辞令”,总结了“5年来共产国际的失败”和“5年来反对派的工作”,打算明确划出反对派与其对手之间的鸿沟。在共产国际会议开幕前夕,托洛茨基把这一文件的文本寄到所有的流放地,请反对派成员以集体或个人名义给共产国际大会寄信,以此来支持他。

  同时,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准备好了自己的声明,他们的声明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调上都更倾向于妥协。诚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共产国际近几年的政策画出了一张一塌糊涂的资产负债表;他还说出了使各类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对立的分歧。但是他在结论中声称:“由于共产国际政策已改变,这些分歧很多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共产国际追随俄国共产党也已“向左转了”。③

  ①1928年6月17日托洛茨基写的传阅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该文的英译本以《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为标题。
  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拉狄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当即把自己的声明寄往莫斯科。他写道:“如果历史表明,我们昨天还与之唇枪舌战的某些党的领导人比他们所捍卫的观点要好得多,那么,没有人对此比我们更满意的了。”①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分别给共产国际会议写了信,而且其中部分内容彼此矛盾,这件事只能给反对派的事业造成损害。反对派未能展示出团结一致,反而以两种声音说话。当托洛茨基得知此事时,他给反对派主要流放地打了电报,要求全体流放者公开与拉狄克划清界限。各流放地都义愤填膺,一致谴责拉狄克,并把有关的声明寄往莫斯科。最后,拉狄克本人通知大会,撤回自己的信件,表示完全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拉狄克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向同志们道歉,并辩解说,这是因为与托洛茨基联系困难,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到达他手中太迟。托洛茨基接受了他的道歉,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托洛茨基宣称,反对派“调整了阵容”。但是,深刻的分歧并未消除,它只不过是暂时平息了而已。

  *  *  *  *  *  *  *

  一个重大事件帮助托洛茨基把流放者团结了起来。7月召开了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布哈林派对斯大林派占了上风。最主要的争论问题仍是粮食危机和俄国各城市面临的粮荒威胁。年初采取的非常措施没能遏制威胁,由于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局部地区冬小麦歉收,使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农民极度不满。他们交售的粮食总额只达到革命前总量的50%。一切谷物出口只得停止。②征收粮食中采取的粗暴手段足以激怒农民,却不足以吓倒他们。

  ①拉狄克致大会的信是1928年6月在托姆斯克写的,存于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肯定看过上面所引的“心理分析”段落:在拉狄克论及党的领袖的那句话“我们昨天还与之唇枪舌战的某些党的领导人”中,他用红笔在“昨天”一词下划了着重记号。
  ②《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92页。

  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农民的不满情绪……表现为对随心所欲的行政措施的抗议”,承认“这类措施有助于资产阶级分子利用农民的不满而唆使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为(即将)取消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提供了口实”。①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米高扬作过报告之后,布哈林派呼吁停止实行左倾方针。李可夫要求废除反对富农的政策。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走得更远,他要求彻底修正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农民的政策(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为了造成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混乱,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思想),并且要求回到上一届代表大会的主要是布哈林的政策上来。中央委员会宣布仍坚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废除了它的“反富农”非常措施。中央委员会宣布,从今后必须“遵守法律”,禁止搜查和袭击各种粮仓和农庄,停止征收粮食和强行借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中央委员会批准将粮价提高20%,而这是仅在3个月前还被它断然禁止的。②事后看来,这是过渡到镇压私人农业之前中央委员会安抚农民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回合看起来仿佛是富农赢了,仿佛斯大林放弃了左倾方针,仿佛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决定着政策。

  不难设想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派将如何对待这一消息。他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战场。他们习惯于在其框架中思考和辩论的旧公式又恢复了。他们看到,“富农的保卫者”在重申自己的主张,动摇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像以往一样再次让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更高的粮价,从而打击了产业工人,迎合了富农的利益。但这绝不算完。斗争仍在继续:右派还要重新进攻;而斯大林派将继续退却。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95页。
  ②同上,第396页。

  热月政变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近,热月政变分子在进军。托洛茨基正是这样想的,他宣称:“李可夫的发言……是右派对十月革命的挑战。……应该接受挑战。”提高粮价仅仅是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开始;为了安抚富农,右派很快就会坚决试图破坏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他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作为胜利者很快就会“把斯大林当成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迫害,就像斯大林当初迫害季诺维也夫一样”。李可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托洛茨基派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右派获胜”。托洛茨基回答说,这的确是反对派的主要任务。①

  妥协派一时间在托洛茨基派中完全孤立了。流放者兴高采烈,他们质问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大林的左倾方针在哪儿?它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这居然使你们妄图把我们久经考验的原有思想观点抛到九霄云外并鼓动我们与斯大林派妥协!”他们又一次把斯大林的优势看作是他们与布哈林派的主要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所有忠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即这基本上是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场斗争,而且必将选择左派。斯大林表面上的失败激起了他们巨大的希望。杰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索斯诺夫斯基这样写道:“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这一天就要来到了”。②

  ①《七月全会和右倾危险》,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见索斯诺夫斯基8月24日致拉菲尔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  *  *  *  *  *  *

  当这场政治风潮正在进行之中,悲剧降临到了托洛茨基家中。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儿季娜和尼娜都患有结核病。小女儿尼娜当时26岁,她丈夫涅韦尔松的被捕和流放彻底摧垮了她的健康。托洛茨基是在春天捕鱼时得知这一消息的,他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尼娜病情的严重性,但在其后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忧心忡忡,痛苦万分。他得知他的两个女儿及她们的孩子们在贫困线上挣扎,不能指望朋友们的帮助,季娜本人因患肺结核发着烧,但她还得昼夜守护在尼娜的床前。他在给女儿的电报中说:“我不能同尼纽什卡在一起,不能照料她,感到十分痛心。把她的健康状况告诉我。吻你们两人。爸爸。”他一再打听消息,但杳无音信。他致函拉柯夫斯基,恳求他了解一下莫斯科的情况。最后,他得知尼娜已于6月9日去世。过了很久,托洛茨基才收到女儿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此信在途中被检查机关扣压了10个星期以上。托洛茨基一想到女儿在死神的门坎上枉然地企盼着他的复信,就心如刀绞。他哀悼她,因为她不仅是他的女儿,还是火一样热情的革命者和反对派成员。他把在她病重和去世期间他所撰写的《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一文献给她。

  许多流放者表示同情安慰的信陆续寄到了阿拉木图。这时,又一个打击使托洛茨基深感忧伤和痛苦。尼娜去世后,季娜准备前往阿拉木图。她丈夫也被流放,她为照料妹妹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她的行程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最后,阿拉木图等来的是她病重不能成行的消息。长期严重的精神失常使季娜的病情变得更为复杂。她只是在她父亲被驱逐出俄国之前才得以和他见面。

  不过,他的一家人还是在阿拉木图城郊的别墅里团聚了一次,那是在谢尔盖来这里度假的时候。廖瓦的妻子和孩子也随他一起前来。他们在这里只呆了几星期。这是这一家的惶惶不安、悲悲戚戚的一次团聚。

  *  *  *  *  *  *  *

  在官方政策“向右转”之后,极端不妥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在所有的反对派中心都占了上风。大部分流放者对缩小他们与斯大林派之间鸿沟的任何意图连听都不要听。但是,极端不妥协派中却没有一个发言人能具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那样的威信与能力。他们的观点是由索斯诺夫斯基、丁格尔施泰特、埃尔津及其他几个人所形成的,他们表达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政治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情绪。

  在这一派中,最有才干、最雄辩的是索斯诺夫斯基。当他信心十足地宣称“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时,他表达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渴望。索斯诺夫斯基是托洛茨基的挚友,是最出色的布尔什维克记者之一,他的声望远远超出了反对派的范围。但他既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理论家。他以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新闻专栏作家和关于道德风俗方面目光敏锐的批评家而著称。他生来就是个叛逆者,发自内心地仇恨不平等、不公正,他愤怒地注视着工人国家里特权官僚的步步高升,尖锐地揭露它的贪婪和腐化(《后宫因素加轿车》)、它的势利和它欲与旧官僚和贵族同化并联姻的暴发户的野心。对那些哪怕稍有与执政派妥协念头的人他也唯有轻蔑。在这一点上,他与拉狄克形成了两个极端。拉狄克说他不相信列宁的党剩下的仅仅是极少的正直的反对派这句话的那封信就是写给索斯诺夫斯基的――对索斯诺夫斯基来说,反对派确实是十月遗产的唯一捍卫者。索斯诺夫斯基写给瓦尔金的一封信最鲜明地反映出他的性格。瓦尔金是他的老同志,与萨法罗夫一起抛弃了反对派并向执政派“投降”。为表达无情的蔑视,索斯诺夫斯基提到犹太人葬礼的一个旧风俗:当死者被抬到墓地时,前来送葬的犹太教徒便冲着死者的耳朵高喊:“某某,是某人的儿子,要知道你已经死了!”他,索斯诺夫斯基,现在正是这样冲着他的老同志的耳朵喊道,并准备对每个投降分子的耳朵这样大喝一声。他猜疑地注视着拉狄克的转变,琢磨着是不是也该冲着拉狄克的耳朵喊出这些话。①

  反对派这一翼的其他领导人都是些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丁格尔施泰特是个前程远大的学者、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时就已在波罗的海舰队中以宣传鼓动员而出名,那时他刚30岁出头。埃尔津曾是托洛茨基手下最有才华的秘书之一。这些人对托洛茨基本人是否有动摇的苗头都表示怀疑。因此丁格尔施泰特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的有关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无疑向我们又迈近了一步”以及反对派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这一方针”的意见“使某些同志极为不安。”②他们也指责托洛茨基“纵容”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同样不赞成托洛茨基对党内改革和恢复党内无产阶级民主抱有希望。

  ①几乎同时,拉狄克也给瓦尔金写了一封信,此信与索斯诺夫斯基的信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当时是5月,拉狄克刚刚开始产生妥协情绪。他也指责瓦尔金,但语气和缓,并且抱着同情的态度,远没有认为投降是“道义上的死亡”。拉狄克和索斯诺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见丁格尔施泰特1928年7月8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另见他在8月22日致拉狄克的信。

  因此,如果说反对派的一个极端包括了那些越来越急于跟迫害者达成协议的人,那么它的另一极端则几乎跟民主集中派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萨普罗诺夫的追随者以及工人反对派的残余没有区别了。我们还记得,这些“极左”集团1926年就加入了联合反对派,但后来退出或被开除了。在流放中,他们和托洛茨基派成员混杂在一起,并与后者进行着永无休止的争论。他们从托洛茨基派的思想中推出极端的结论,有时是合乎逻辑的,有时是荒谬的,有时则又合逻辑又荒谬。即使托洛茨基的许多理论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他们仍以夸张的形式表达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内心的各种感情。因此,他们偶尔也说出了托洛茨基起初愤慨地反对、只是后来才接受并表述出来的东西。他们批评托洛茨基优柔寡断,并指出对实行党内民主改革的希望是徒劳的(托洛茨基还需五六年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斯米尔诺夫在1928年写道,斯大林领导下的党是一具“散发着臭味的僵尸”。他和他的追随者坚持认为,斯大林是1923年就已经露头的俄国热月政变获胜的领袖,是全体富农和私有者的真正领导人。他们把斯大林体制斥为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或“农民民主”,认为只有一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它。斯米尔诺夫写道:“1923年党内民主和整个无产阶级民主的消灭已被证明仅仅是农民――富农民主发展的序幕。”①萨普罗诺夫认为,“各资产阶级政党在俄国已经合法地建立起来了”,而说这话是在1928年!②他们这样指控斯大林复辟资本主义,恰恰是在他打算消灭农村私有经济这个俄国资本主义主要的潜在温床之时;他们指控斯大林赞成资产阶级多党制,也恰恰是在他把一党制推向极端并把自己确定为它的唯一领袖之时。这是不折不扣的堂吉诃德式的做法。在托洛茨基身上也能找到这样的因素,只不过他的现实主义和自律制约着它罢了。

  ①摘自一篇民主集中派的文章《在列宁的旗帜下》,托洛茨基认为作者是斯米尔诺夫,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见萨普罗诺夫6月18日致其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中的陈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但是,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萨普罗诺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却丝毫不受这样的限制,狂热地与斯大林的“富农民主”这架风车搏斗;而托洛茨基的某些不理智的年轻追随者却也被吸引加入其中,尤其是在7月里“左倾方针破产”之后,一时给这架风车造成敌人进攻这一极其虚幻的假象。①

  在反对派面临歧路之时,托洛茨基尽一切可能防止它的崩溃。他认为这些分歧是反对派中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即“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前者过于成熟并承受着知识和经验的重负,后者却充满了纯真的热忱和勇猛。他本人对二者都表示同情,对二者都很理解,同时又为他们担心。他对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种预感:他在他们的情绪和论证中发现了可能把他们引向投降的苗头。但是他小心地不去疏远他们。他准许他们怀疑,保护他们免遭狂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托洛茨基耐心地、但却坚定地与他们两人辩论。他承认,他们对左倾方针与国内形势的变化的评价有道理,但请求他们不要得出过于轻率的结论和夸大与斯大林主义真正妥协的机会。同时,托洛茨基竭力约束另一方面的极端分子,告诉他们,他们对反对派的前途过于乐观最终将导致失望:他们不要以为安抚富农的最新尝试是“斯大林的遗言”,不要相信继之而来的只能是斯大林体制的“不可避免的垮台”。托洛茨基认为前景要复杂得多:要想断定目前沸腾局面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也说过“党还会需要我们的”,但他远不如索斯诺夫斯基那样深信“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这一天就要到了”。②

  ①托洛茨基把赞成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及萨普罗诺夫的观点的人描述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无知狂人,但是他赞成与拉法伊尔、柯秀尔、德罗布尼斯和鲍古斯拉夫斯基这类更温和的民主集中派合作。参见他于1928年9月22日写的那封有关民主集中派的传阅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参见托洛茨基1928年8月30日致(埃尔津?)的信。

  他力图在“为党内改革进行持久而不调和的斗争”这种基础上保持反对派的统一。他坚决拒绝“与斯大林主义接近的幻想”这一立场受到年轻的不妥协者的欢迎,另一方面,他对党内改革的强调又使他与妥协派建立起联系。他反对民主集中派对党的“完全消极否定的立场”,同时尽量抵制老一代反对派沉湎于其中的对党的怀旧迷恋、潜在的孤立感和自暴自弃。他试图重新唤醒他们的使命感,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流放之中,他们也仍代表着沉默的工人阶级,他们所说的一切也是有意义的,工人阶级和党迟早会听到他们的话。他补充说,这种信心不应该导致反对派自吹自擂、狂妄自大,尽管只有反对派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但它绝不能忽视它的对手而把他们看成废物,它也绝不能以为列宁的党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几个反对派成员。反对派揭露党的“官僚蜕化”虽是正确的,但同时要有分寸感,因为有“各种程度的蜕化”,何况党内仍有许多未腐化的和坚定的党员。“斯大林的地位不仅仅有赖于党的机关的恐怖措施,还取决于部分布尔什维克工人对他的信赖和半信赖。”反对派不应与这些工人失去联系――它必须做他们的工作。①

  托洛茨基煞费苦心的调停并不总是能被很好地接受。极端分子继续就他对妥协派的宽容而吹毛求疵,同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却指责他纵容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民主集中派立场”,后者把反对派看作是一个新党而不是旧党的一派。派别间的隔阂逐渐增长。但只要托洛茨基仍在阿拉木图并从那里施加影响,只要斯大林因其政策仍摇摆不定而没有进一步加深反对派的困境,托洛茨基就能成功地防止其各派支持者的分歧扩大和反对派的崩溃。

  ①参见他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分歧的传阅信(1928年11月11日)以及讨论同一问题的其他信件(7月15日、8月20日、10月2日、11月10日)。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托洛茨基得到了拉柯夫斯基有力的精神支持。他们之间久经考验、坚如磐石的友谊愈加牢固,他们之间感情更加深厚,更加亲密无间,在思想上更加一致。拉柯夫斯基也曾身居要职,曾是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政府首脑和外交官,现在被放逐到阿斯特拉罕,在地方计委任低级行政官员。在拉柯夫斯基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书信往来以及一些目击报告中所表现出的他那坦然平静地承受着命运考验的态度和他在流放中的脑力工作的紧张程度与宏大的规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①他把圣西门和安凡泰的著作、许多法国历史学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狄更斯的小说和俄国文学经典作家的作品放在手提箱里带到阿斯特拉罕。在他被流放的头几个星期中,他特别喜欢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重读了《堂吉坷德》,它使我感到巨大的满足。”他在怀念故乡多布罗加时就重读奥维德的作品。他关心阿斯特拉罕地区的经济规划工作,因此勤奋地研究里海草原的“地理剖面图”。在对托洛茨基叙述自己的工作时,他大量引用了但丁、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但他最热衷于从事的是重新研究法国革命史,②他还撰写了一本书《圣西门传》。他向托洛茨基讲述自己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向后者复述圣西门有关俄国和美国是未来的两个敌对的巨人这一预言(这个预言不如托克威尔(Tocqueville)后来做的同类预言那样知名,但更独特)。

  ①路易・费舍曾在阿斯特拉罕拜访过拉柯夫斯基,他说,他看到地方当局让拉柯夫斯基为一个美国旅游团当翻译。拉柯夫斯基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当翻译结束时,一位美国游客想给他小费,他以礼貌的手势半正经半幽默地拒绝了。
  ②拉柯夫斯基任驻法国大使时,为鼓励苏联历史学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档案材料做了很多工作,他本人对法国大革命十分感兴趣,在他带到流放地并且十分珍爱的书籍中有奥拉尔的著作《法国革命政治史》,此书是作者赠给他的。

  他虽然抱怨年龄不饶人、记忆力和想象力都逐渐衰退(拉柯夫斯基被流放时已年满55岁),但仍“十分勤勉地工作!”他以慈父般的温情劝告托洛茨基不要把精力和才干仅仅浪费在眼前的事务上:“对你极为重要的是,你也应该选定一个类似我的圣西门那样的宏大课题,它能促使你以一种新眼光看待许多问题,从一定的角度重读许多东西。”①拉柯夫斯基为托洛茨基搞到了一些阿拉木图所没有的书刊杂志。他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分担着这个家庭的不幸。托洛茨基反对妥协派和激进派的斗争都得到了他在政治上的支持,在反对派的所有领导人之中,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是托洛茨基最依恋的一个。②

  拉柯夫斯基的政治品质在很多方面与托洛茨基的政治品质不同。当然,拉柯夫斯基不具备托洛茨基那样的思想力量、热情、雄辩才能和蓬勃的精力,但他头脑清醒,思想深刻,或许还更擅长哲学抽象思维。尽管拉柯夫斯基忠于反对派,但并不是它的狂热分子,因为他看事物的视野更开阔,超越了反对派的当前目标和策略的框架。他坚信反对派的正确,坚信它的正确性最终会得到证明,但对它获得政治成功的机会却没有多大信心。他站在远处打量着革命的宏大画面,清楚地领悟到贯穿其中并影响所有敌对派别的那个悲剧旋律。这旋律就是:“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党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

  拉柯夫斯基在《致瓦连廷诺夫的信》中发挥了这一思想。1928年夏天,这篇随笔在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流放地引起了骚动。③

  ①参见拉柯夫斯基1928年2月17日至托洛茨基的信,载《反对派通报》第35号。
  ②托洛茨基将其著作《文学与革命》一书献给“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战士、人和朋友”。
  ③指1928年8月2日的信件文本,存于托洛茨基档案。瓦连廷诺夫曾任《劳动报》主编,后来被打成托派分子而遭流放。

  拉柯夫斯基问道,如何解释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出现的深不可测的邪恶与道德沦丧?而这个党却是由最正直、最忠诚和最勇敢的革命家组成的,仅仅指责执政派和官僚集团是不够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革命后群众的冷淡和获胜的工人阶级的麻木”。托洛茨基曾指出,俄国的落后、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孤立以及资本主义的包围是造成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蜕化”的主要因素。在拉柯夫斯基看来,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但不充分。他争辩说,即使在最先进的和全面工业化的国家,甚至在由清一色工人组成的并且只被社会主义国家环绕的国家,群众在革命后也会陷入消沉而冷漠起来,放弃缔造自己生活的权利,使专横武断的官僚得以篡权。他宣称,这是任何获胜的革命所固有的危险,它是执政的“职业风险”。

  通常,在革命和内战之后继之而来的是革命阶级的社会分化。法国第三等级在战胜旧制度后解体了。它自身内部的阶级对抗,即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冲突破坏了它的统一。由于其成员的“职能专业划分”,其中一部分人成了新的统治者,另一些仍是被统治者,因此,即使由同一阶级组成的集团也会解体。“职能调整其机构使之适应自己并改变它。”由于第三等级的解体,革命的社会基础缩小了,权力掌握在更少数人的手里。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甚至在热月政变之前这一过程就发展得很远了。罗伯斯庇尔加速了这一过程,尔后又成了它的牺牲品。最初,处于饥饿和贫穷中的人民的激愤使雅各宾党不能把革命的命运交付于全民表决,后来,雅各宾党的专政和恐怖统治把人民驱向政治上的冷漠,这使热月政变分子得以消灭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在俄国,在工人阶级的“机体和生理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并导致了类似的结果:选举制被取消,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任命制,等级制代替了代表机构。布尔什维克党也分解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它解体了;其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到1928年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极度深重的冷漠仍在麻痹着工人阶级。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不同,拉柯夫斯基并不认为是工人的压力迫使斯大林推行左倾方针的。这是一种从上面推行的官僚操作。基层党员没有表现出丝毫首创精神,并不怎么热衷于捍卫自己的自由。拉柯夫斯基提到巴贝夫于1794年说过的一句名言:“教育人民热爱自由比赢得自由更困难。”巴贝夫发出战斗的号召是:“自由加普选制的公社!”但是他的号召根本没人理睬。法国人“忘记”了自由。还需要从1793年到1830年长达37年的时间,法国人才重新学会要求自由、抛弃冷漠并投入新的革命。拉柯夫斯基没有明确提出藏在他心中的问题:俄国群众恢复他们的政治生命力和能量还需要多久?但是他的论据却暗示,俄国的政治复兴只能出现在相对遥远的未来,要经历许多重大的社会变化,要等工人阶级成长壮大、重新团结一致、从无数的打击和失望中恢复过来之后。他“承认”他从未指望反对派会迅速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他总结说,反对派应把自己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对工人阶级的长期政治教育上。拉柯夫斯基说,在这方面反对派做得不多,也不想做得太多,尽管它比执政派做得要多,应当记住,“政治教育果实的成熟期是极其漫长的”。

  其言外之意是:反对派即便有对当代事件进程施加影响的机会,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它可以满怀信心地等待最后的平反,可能是死后的平反。拉柯夫斯基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反对派的主要困境:它被夹在道德败坏、背信弃义、专横残暴的官僚与无动于衷、消极冷漠的工人阶级之间。他强调说:“我以为,指望在官僚集团统治基础上进行任何党内改革都是极不实际的。”他预言在今后许多年里也不会出现来自群众的复兴运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拉柯夫斯基没有说出此话),可能在几十年里,现有的官僚集团仍将是唯一能够倡导和实际改变苏联社会的力量。反对派根据自身的原则必然仍对官僚集团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但是它却不能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效地反对这一集团。因而,它不可能在党和国家的进化过程中起任何实际作用,它已被过早地从当今苏联社会改造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排除出去了。它只有指望主要在思想领域中为未来工作。

  拉柯夫斯基《致瓦连廷诺夫的信》所隐含的这一结论在一定场合可以满足狭小圈子中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但它对任何政治运动都意味着死刑判决。拉柯夫斯基以其冷静、深邃的洞察力沉着地看待革命的进程和反对派的前途。对于读过《致瓦廷连诺夫的信》的几千名反对派成员来说,是不能期望他们也具有这份超然与沉着的。不管他们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革命实干家和斗士,都热切地关注着自己斗争的直接结果,关注着震撼并塑造他们国家的剧变。他们加入反对派就是参加政治运动,而不是参加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聚会,而且他们希望反对派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获得胜利。甚至最英勇、最忘我的叛逆者和革命者也往往是为了他们相信自己这一代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目标而战斗的,只有极少数杰出人物和思想家才能为自己身后的历史嘉奖而斗争。

  大多数反对派成员曾努力为巩固苏联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促进工业化、复兴国际主义精神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党内自由进行过斗争。他们不肯相信这些目的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实现的。他们已经发现仅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必须或是求助于群众,或是求助于官僚集团。但他们不能接受那种观点,即求助哪一方都同样枉然。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存在,他们不得不相信:或是群众迟早会起而反对官僚集团,或是官僚集团出于其本身的需要而完成反对派坚持的许多改革。那些激进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把目光转向群众,而妥协派则把目光转向执政派或它的某一部分。这两个希望都是幻想,只不过程度不同。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任何有利于反对派目标的自发群众运动的迹象。不过,官僚集团显然处于动荡之中,它在诸如工业化和农民政策等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妥协派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毕竟斯大林派更接近反对派,而这一点鼓励了他们,他们指望斯大林派在其他方面也会更接近他们。官僚集团是唯一表现出有效的社会首创精神的力量这一事实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希望:官僚集团或许还会恢复党内民主。但这一可能性是如此渺茫、难以指望,因为总的来说,党内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空想。

  托洛茨基对拉柯夫斯基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把这些观点介绍给反对派。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其中某些更深刻但比较悲观的含义。在托洛茨基身上,超然的思想家和积极的政治领袖现在正处于冲突之中。思想家同意这种分析的结论,即反对派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实际上已经失败;领袖则对这一结论不屑一顾,更谈不上接受它了。理论家能够承认,俄国如同当年的法国一样“忘记了自由”,而且很可能直到新一代登上政治舞台后才能重新学会要求自由。实干家则必须从自己的头脑里赶走这种前景,并力图给自己的支持者们指出一个实际目标。思想家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并为后代的裁决而工作。反对派的领袖则必须回到自己的时代并生活在其中,还要和自己的支持者一起相信,他们在这个时代中起着伟大的建设性作用。身兼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的托洛茨基不愿脱离世界而去孤立地考虑他的国家。他始终坚信,布尔什维克最糟糕的困境在于他们的孤立,革命向其他国家的传播有助于苏联各民族人民比他们在别的情况下更早地重新学会要求自由。

  1928年夏末,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秘密组织把令人吃惊的消息传送到阿拉木图。消息中的详细证据表明斯大林准备恢复左倾方针,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已经决裂,而且不可挽回。此外,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还证实,无论是布哈林派还是斯大林派都在考虑与反对派结盟,两派已经开始为获得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支持而竞争。召回托洛茨基的时候似乎终于就要到来了。

  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与加米涅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者将自己与索柯里尼柯夫在中央委员会7月全会上的谈话告诉了他们。索柯里尼柯夫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他算是半布哈林派成员半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看来他对建立反斯大林中间派的左右翼联盟抱有希望,而他本人愿意充当中间人。他对加米涅夫讲述道,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夸口说,他在反对布哈林派的斗争中很快就会得到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支持,他们“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布哈林惊恐万分,他通过索柯里尼柯夫恳求左派反对派不要帮助斯大林,甚至建议进行反斯大林的联合行动。但是在7月中央全会结束时,布哈林取得了表面的胜利,或毋宁说他与斯大林达成了和解。不过他们很快又发生了冲突;于是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秘密会面,索柯里尼柯夫也在场。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他和斯大林都将被迫求助于左派反对派,试图与它结盟。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对于向宿敌求援尚存畏惧,但两派都知道,这一进程“在两个月之内将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说,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被开除和流放的反对派很快就会被召回莫斯科并恢复党籍。①

  ①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的报告存放在托洛茨基档案中。有关索柯里尼柯夫与加米涅夫谈话的叙述写于1928年7月11日,有关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见的叙述写于1928年8月11日。有关托洛茨基派与加米涅夫会见的叙述写于9月22日。几个月后,关于加米涅夫与布哈林谈话的叙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中秘密传开时,正值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

  加米涅夫将他与布哈林会晤一事详细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当时正在沃罗涅日处于半流放中。这番叙述向我们再现了当时的场面及其特有的情调和气氛。与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秘密会晤的布哈林和仅7个月前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扼杀反对派的那个布哈林已判若两人。在他身上,昔日的自信和自鸣得意已踪迹皆无,当时他曾嘲笑加米涅夫“投靠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大加赞赏,说他不是在与反对派领袖“争论”,而是“宰杀”他们。如今,他悄悄地来到加米涅夫的住宅,胆战心惊,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东张西望,连说话都压低了嗓门。谈话开始时他请求加米涅夫不要对任何人讲他们会面的事,甚至在信函和电话中也不要提起,因为他们两人都在格别乌的监视之下。他来“投靠”昔日的政敌时精神已经崩溃,而后者自己的士气也已经垮了。布哈林由于惊慌失措而语无伦次。他不提斯大林这个姓,只是像疯了似的一个劲儿地说:“他会杀死我们”,“他是新成吉思汗”,“他会把我们都掐死”。布哈林留给加米涅夫的印象是“注定要毁灭的人”。

  布哈林断定领导层的危机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他说,仅上半年,格别乌就不得不镇压了150起遍布全国的自发农民暴动,这是斯大林的非常措施把农民逼上了绝路。7月,中央委员会万分恐慌,斯大林只好假装退让:他暂时取消了非常措施,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麻痹布哈林派,从而更好地准备新的进攻。从那以后,他成功地把同情布哈林派的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这使他在政治局中成了多数。布哈林说,现在斯大林准备对私有农业发起总攻,他接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证明社会主义只有靠“剥削”农民才能在俄国进行原始积累,因为与早期资本主义不同,它不能靠剥削殖民地和借助外国贷款而发展。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即布哈林称之为“愚蠢无知”的结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民众的反抗也愈强,只有“坚强的领导”才能粉碎这种反抗。布哈林评论说,“这意味着警察国家”,但“斯大林将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政策正把我们推向内战,他必将把反叛淹没在血泊中”,“他将指控我们是富农的保护者”;党正面临着深渊;如果斯大林赢了,那就没有丝毫自由可言。然后又是:“他会杀死我们”,“他会掐死我们”,“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党政不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决定求助于左翼反对派,他认为昔日的分歧大部分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对加米涅夫说:“我们与斯大林的分歧比起与你们的分歧要远为严重。”现在生死攸关的问题已不是一般的政策分歧,而是捍卫党和国家的问题,是所有反斯大林者起而自卫的问题。布哈林知道,虽然左翼反对派支持反富农的政策,但它并不愿意采取斯大林所采取的那种轻率的、血腥的手段。在任何情况下,思想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是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权力欲……他一心只想报复……背后下毒手……。”因此,斯大林的反对者们不能再让昔日的思想分歧妨碍他们携手自卫。

  布哈林急于鼓励潜在的伙伴,就列举了他认为准备反对斯大林的所有组织和有影响的人物。他说,工人对斯大林的仇恨已经公开化了:有一次,喝醉了的托姆斯基附在斯大林的耳边低声说:“我们的工人很快就会朝您开枪,肯定会的。”基层党员对斯大林无原则这点十分不满,当推行左倾方针时,他们问:“为什么李可夫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托洛茨基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布哈林断定,罢免斯大林的“心理条件”尚未成熟,但正在成熟。确实,斯大林把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争取过去了;奥尔忠尼启则开始仇恨斯大林,可惜他不够勇敢;但是安德列耶夫、列宁格勒的那些领导人(基洛夫是否在其中?)和亚戈达与特里利谢尔这两位格别乌主要副手加上其他一些人都准备转而反对斯大林。尽管布哈林断言这两位格别乌领导人都站在他一边,但他说到格别乌时仍不免谈虎色变,因此他那番关于他可以调动起反斯大林力量的话并不能让他的对话者信服。

  几个星期后,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将他们与加米涅夫最后一次会晤通报给阿拉木图。“斯大林要跟左派反对派讲和了”,加米涅夫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告诫季诺维也夫不要急于响应斯大林的呼吁,以免损害他们的地位。他坚信圆满的结局即将实现;他“与托洛茨基一致”认为,斯大林的政策不仅激起了富农的反抗,也激起了所有农民的反抗,局势紧张到了爆炸的边缘。因此,党的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今年年底就会出现”。但是,加米涅夫恳求托洛茨基采取行动,使他回到党内更容易些。“列夫・达维多维奇现在就应当发表声明说:‘让我们回来,让我们共同工作。’但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太固执,他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若不派专列去接他,他会一直呆在阿拉木图。然而,到了他们真正下决心派出专列的时候,局势就将不可收拾了,克伦斯基就会站在大门口了。”①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像加米涅夫预料的那样直接提出建议。相反,他多次意味深长地暗示和解的可能,而且他确信这些暗示会以迂回的方式传到托洛茨基的耳中。他对一位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人这样说,他承认,即使在流放中,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也与民主集中派不同,仍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立场”;而他,斯大林,他一心想的就是一有机会就让他们回来。斯大林的亲信们,特别是奥尔忠尼启则,已公然谈论托洛茨基复出之事。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外国代表团被告知,应该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联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②

  ①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攻击投降派不满;尽管如此,他和季诺维也夫仍为托洛茨基的利益与布哈林和莫洛托夫交涉,抗议他们仍把托洛茨基留在其条件有损于他健康的流放地。
  ②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一封没有标明日期、题为《大会的筹备工作》的信及其他寄自莫斯科的没有标明日期的信。

  危机感这时已从俄国共产党传染到了共产国际。尽管有表面上全体一致和形式上的热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主管的共产国际事务仍感到失望。经审查删改过的托洛茨基针对新纲领写的批判书在大会上传阅开来,按托洛茨基的通信人的说法,它对大会产生了影响。①甚至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那些被公认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在私下交谈时,也对斯大林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教条和仪轨表示十分厌恶。有人告发陶里亚蒂―埃尔科利(Togliatti―Ercoli),说他抱怨大会工作不切实际、是“无聊、可悲的炫示忠诚的表演”和他对俄国领导人的傲慢态度的不满。据说他这样讲:“绝望得真想上吊。悲剧在于你在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上不能说真话。我们不敢说话……。”陶里亚蒂发现托洛茨基的批判书“非常有意思……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做出了非常敏锐的分析。”法共领导人多列士(Thorez)描述这次代表大会的情绪是“不安、不满和怀疑的”;他也非常赞成托洛茨基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中的许多观点。他问道:“为什么要强迫我们接受这个理论?”即使俄国共产党需要与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它也不应接受斯大林的教条。他称共产国际的蜕化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对大会隐瞒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受信任的外国代表预先得到通告,在与布哈林彻底决裂的情况下,斯大林可能认为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盟是可取的或必要的。

  ①美国共产党从俄国带出来批判书正是这个版本,于1928年在美国发表。

  在8至9月间,类似的消息通过许多渠道陆续传到阿拉木图。无疑,斯大林本人一直有意让人相信,他赞成马上召回托洛茨基。其中部分是欺骗,是兵不厌诈。斯大林暗示与托洛茨基讲和,主要是为了恫吓布哈林和李可夫,迷惑托洛茨基派,使其中的妥协派更急于妥协。但是,斯大林并不仅仅是在虚张声势。对于他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最后较量的结果和他在国内危机的压力下同时对付左、右两个反对派的能力,他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为使两个反对派屈服,他不厌其烦地做工作;但只要他还没有完全获得成功,他就不能不把门留出一条缝隙,以便和其中一派联合。由于他的地位已经远比布哈林的牢固得多,所以他用不着提出直接的建议。但他继续放他的试探气球,观察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的反应。

  托洛茨基对其中某些事件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一些事件也出乎他的意料。城乡冲突以如此危险的程度重新爆发,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他的某些对手和投降派重新把目光投向他,这些都在托洛茨基的预料之中。他当时仍倾向于认为,斯大林集团不可能自救,而且将被迫求助于左翼反对派。他曾一再非常正式庄重地声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拒绝合作。他现在再次重申这一保证。但是他补充说,他蔑视任何“与官僚主义的同流合污”:他不愿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而做幕后交易,也不会满足于陷入困境的斯大林在对党的机关的控制上分给他一杯羹。他声明,他和他的同志只能是在完全恢复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重回党内,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党的领导的产生应该通过普通党员不具名投票选举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秘密会议上派别斗争的狡诈手段。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致C.A的信(1928年8月20日)。

  斯大林的处境尽管困难,但还没有绝望到只能接受托洛茨基的条件的地步。托洛茨基却在等待斯大林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那时,斯大林派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或者和领导一起或者在甩掉领导的情况下按他的条件寻求联合。由于事关原则和自身利益,他不考虑其他任何条件,根据他的全部经验,他不相信“机关”的仁慈。况且,托洛茨基正面临着出乎预料的事件转折。他几年来从未停止谈论“来自右派的危险”,警告党应提防富农的保护人和热月政变分子。他准备与斯大林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布哈林。但现在,正是布哈林恳求左翼反对派与他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压迫者――斯大林。当布哈林胆战心惊地嗫嚅着“他会掐死我们”,“他会杀死我们”时,托洛茨基不能把它仅看成是吓破胆的人的病态想象而不屑一顾。他本人也反复谈到“革命的掘墓人”正策划对党的一场屠杀。当然,布哈林的转变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帮助斯大林镇压了反对派,消灭了党内自由。但在斯大林的对手中,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径同他如出一辙,而这并没有妨碍托洛茨基与他们联合。那么,他要不要推开布哈林伸过来的手呢?如果说斯大林从托洛茨基的书中剽窃了一页,即左倾方针,那么布哈林则拿了另一页,他以无产阶级民主的名义求助于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进退维谷:如果他对布哈林的求援充耳不闻,那就否定了他本人的一个原则;如果他同意布哈林的请求,则破坏或使人觉得他在破坏他的另一个原则,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则,他有责任支持左倾方针。

  为了寻找出路,他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采取了更慎重的立场,而且也不那么强调反对派对它的支持了。这除了布哈林的靠拢外,他还有自己的理由。他在苏联各地的追随者在给他的信中都谈到了斯大林在春天和夏初在全国搞的恐怖活动和对待中农甚至贫农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为”。官方试图推卸责任,对人民说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压力促成了反农民运动。所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一旦重新推行左倾方针,必将导致血腥的灾难。托洛茨基预先拒绝对此承担任何责任。1928年8月,距开始“消灭富农”约有1年,他给其追随者写信说,尽管反对派决定支持左倾方针,但他从未建议采取斯大林那种方式对待农民。反对派赞成对富农征收更高的税、国家对贫农的扶持、公正地对待中农、鼓励自愿的集体化,但不赞成那种主要靠行政力量和残酷打击的左倾方针。在判断斯大林的政策时,“不但必须注意他在干什么,还要注意他怎么干。”①托洛茨基没有建议反对派不要支持左倾方针,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把支持与严厉的批评结合起来。他坚决反对那些看到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和斯大林将要再次攻击富农这一迹象而情绪再度高涨的妥协者。托洛茨基轻蔑地驳回了加米涅夫的试探。他声明,他不会为了“更容易”回到党内而采取任何行动,决不会乞求迫害者把他召回莫斯科。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话,那是他们的事。但即使那样,他也不会停止抨击他们,也不会停止抨击投降派。②

  这不仅是托洛茨基对加米涅夫建议的答复,也是对斯大林模棱两可、遮遮掩掩的讨好而作的答复。他们之间的和解是不可能的。对布哈林的呼吁,他的反应要友好得多,他在9月12日《与一位善良党员的坦率谈话》的通函中表明了这一点。“善良党员”指的是一位布哈林派成员,他给托洛茨基写信询问后者对右翼、今日的右倾反对派的态度。托洛茨基回答说,在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但是他补充说,他愿为达到一个目的与右派合作,即恢复党内民主。如果李可夫和布哈林愿意与左派共同努力,旨在筹备通过公正选举的、真正民主的代表大会,他就赞成与他们合作。

  ①参见托洛茨基8月30日致流放到阿克秋宾斯克的“红色教授”兼经济学家帕拉特尼科夫的信。在7月13日致拉柯夫斯基的信中托洛茨基写道,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斯大林已经向左转,只不过还拖着一条“右倾尾巴”,应劝他丢掉这条“尾巴”。托洛茨基指出,即使真是如此,那也没有意义:“猴子就是没有尾巴也不是人。”托洛茨基档案。
  ②《致友人书》10月21日。

  这一声明在各流放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引起惊讶甚至愤怒。除了妥协派,还有许多其他流放者表示反对,他们提醒托洛茨基:他本人曾多少次将右派与左派以反对中间派为目的的联合称为是无原则的、毁灭性的,说它不只一次导致了革命的失败。难道热月政变分子不正是雅各宾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中间派的这种左派与右派的罪恶联盟吗?反对派的全部政策迄今为止难道不都是以在适当条件下准备与斯大林派结盟反对布哈林派为前提而决定的,而并非相反吗?难道不是托洛茨基本人刚刚不久前还再次庄严地肯定了这一原则并向共产国际保证,左翼反对派永远都不会与从右面攻击斯大林的人结盟吗?

  托洛茨基回答说,他仍像从前一样认为主要敌人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而不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中间派。他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建议与布哈林结盟。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为实现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恢复党内自由而与右派联合。他准备与布哈林谈判,“像决斗者通过助手就他们所应服从的规则和条件进行谈判一样。”①左派所希望的只是在党内民主的原则下与右派辩论,如果右派也愿意的话,那么,为党内民主原则的胜利而与他们合作,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①参见《当务之急》(没有标明确切日期),这是托洛茨基对批评者的答复,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这一声明对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来说并没有说服力,他们已经习惯于把布哈林派看成是主要敌人,所以根本不会考虑与后者合作。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懈地攻击斯大林派的两面三刀,并视其为右派的同谋,以至现在一想到他们自己也要成为右派的同谋就惊慌不安。他们同样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解释,即他向布哈林派建议的仅仅是技术性的合作,就像决斗双方商定决斗规则一样。从一方面来说,这不是决斗,而是一场有3派参加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任何一种两派联合自然是针对第三派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党内民主是政治课题,它本身对所有争论的问题都有影响。左派与右派的联盟尽管其目标有限,但它如果获得成功,必将导致斯大林派的垮台,而且这将是在它开始推行左倾方针之后。左倾方针那时必然会废止,后果将取决于左右两派斗争的难以预料的结局。如果右派获胜,他们肯定会提倡新的新经济政策,而这正是托洛茨基派极为担心的。能进行这种冒险吗?当国家濒临经济灾变和农民骚动时,他们能否让党经受这种考验?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派可能垮台,但是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却不可能通过民主途径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联合执政。这样,他们可能无意中毁了党,为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开辟道路。那时就会真正出现典型的热月政变局面,因为正是备受恐怖折磨的左派与右派结成这样的同盟而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失败。现在托洛茨基不是正在玩热月政变之火吗?而这些年来不正是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要警惕这种危险吗?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陷入了绝境。若说他们还有自救的机会的话,就是应与所有反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结成最广泛的联盟。但是,他们很难指望通过这种联盟获救,他们有理由担心这种联盟会葬送布尔什维克党。无论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都是出于自卫的瞬间反应而考虑暂时联合的,但他们之中谁都无法在这一反应基础上走得更远。两派更关注的不是保护自己而是保护党,再不然就是他们并没有认清他们面临的走不出来的怪圈。无疑,某些领导人还是意识到这点了。加米涅夫在叙述他与布哈林的会晤时说了这样一些不祥的话:“有时我对叶菲姆说:‘难道我们的处境还不令人绝望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毁了,我们也将跟着完蛋;但若它得救了,可斯大林最终又改变了方针,我们仍难逃脱毁灭的命运。”’在致同志们的一封信中,拉狄克描述他们所面临着的抉择是在“两类政治自杀之间”的抉择:或是彻底与党隔绝,或是放弃自己的信念重回党内。①

  布哈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提议的结盟和托洛茨基试探性的答复因此而不了了之。布哈林派成员抵制其领袖的建议,正如托洛茨基派成员抵制其领袖的答复一样。他们认为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是主要敌人,而且他们在不久前还指责斯大林是变相的托洛茨基分子(或像布哈林所说的那样,斯大林接受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考虑与托洛茨基派结盟呢?他们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都暗中对左倾方针抱有好感。布哈林从他与加米涅夫的谈话中肯定猜到了这一点。如果说连在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派都惧怕党会因左右派的联盟而受到打击,那么与执政派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并一直置身其中的布哈林派对这种前景就更加担心了。斯大林暗示,如果他们不老实的话,他本人就将与托洛茨基联合。这使他们胆战心惊,他们决定要老老实实。他们甚至都没有尝试把反对斯大林的斗争公开化――像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当时所做的那样。要是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当初剥夺了托洛茨基派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也剥夺了自己的这种自由。因此,布哈林不能继续靠拢托洛茨基派或响应托洛茨基“有限合作”的想法。

  ①此信所标日期是9月16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这些事件加强了托洛茨基派中妥协者的力量。现在,被流放的反对派领袖中威信最高的3个人――斯米尔加、谢列布里亚科夫和伊万・斯米尔诺夫站到了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边。他们争辩说,看来斯大林在7月间要向富农让步时显然并没有做出“他最后的决定”,左倾方针仍在继续。托洛茨基含蓄地承认,左翼反对派不应执著于自己光荣的孤立,它应当寻找同盟者;它理所当然的同盟者是斯大林派,而不是布哈林派;但这并不表明妥协派应该因斯大林整右翼反对派的方式而欢欣鼓舞。斯米尔加写道:“今天政权打击布哈林就像它当初打击列宁反对派一样,扼杀(布哈林派)也是背着党和工人阶级干的。”但是“列宁反对派并没有因此而在政治上同情右派”,它的口号仍是“打倒右派!”①这是托洛茨基在夏季提出的口号,但并不是秋季的。他与妥协派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和敌对起来。他几乎中断了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联系,与拉狄克的通信也已剧减,而且充满了谴责。拉狄克抗议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投降者的讽刺攻击。拉狄克写道:“认为他们仅仅是出于怯懦而投降,那是十分可笑的。今天反对投降但第二天就同意投降的人一批接一批,而且这种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遇到的是原则的冲突而不是单纯对镇压的恐惧。”②无疑,投降者的所作所为是政治自杀,但拒绝投降同样也是政治自杀。剩下的唯一希望是,党内进一步变动以及朝左的进一步演化会净化空气,使左翼反对派体面地回到党内。

  ①摘自斯米尔加的《联共(布)右派的立场》(1942年10月23日),此文旨在评论布哈林的文章《一位经济学家的札记》,该文刊登在10月23日的《真理报》上(这是布哈林反对左倾方针的唯一公开声明)。斯米尔加同时还在写一部论布哈林及布哈林主义的著作,但不知完成没有。
  ②参见拉狄克10月16日致同志们的传阅信。
  ③文章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发展及意义》(该文至今未公开发表),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撰写了《不断革命论》一文作为回答,这是他从思想与历史的角度为他的思想所作的最详尽的辩护。

  拉狄克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动机表示谅解,同时在他的同志们中散发旨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长篇文章。③但是他没有把文章寄给托洛茨基,后者是通过别人从莫斯科搞来的。托洛茨基在致拉狄克的充满讽刺意味的答复信中附上了拉狄克本人过去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的作品,说他(拉狄克)可以在其中找到对他自己最新论点的最好答辩。①托洛茨基当时并没有猜疑拉狄克想投降,而是相信拉狄克的幽默感和他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习惯会使他无法接受“拜占庭”式的忏悔仪式。托洛茨基仍然喜欢和欣赏这个人,他把拉狄克的行为归结为“情绪”,并继续在那些年轻多疑的不妥协派面前保护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②即使在这时,所有的反对派成员不论是妥协派还是不妥协派都仍然认为托洛茨基是他们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对他的感情最充分地体现在一封抗议信中,此信恰是拉狄克本人在10月份寄给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流放者们得知托洛茨基健康恶化的消息都感到极度不安。

  ①参见托洛茨基10月20日致拉狄克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甚至在几个月后,1929年5月底,已被驱逐到王子群岛上的托洛茨基在初次得到拉狄克投降的消息时根本不相信。他写道:“拉狄克干了25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他能否加入斯大林派是很值得怀疑的。起码他无法和他们站在一起,因为他毕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的疾病使我们忍无可忍。
   当疟疾摧毁这支十月革命的利剑、这个将其一生献给工
   人阶级的战士的力量时,我们不能再对此保持沉默。如
   果派别利益消除了你们对共同战斗的记忆的话,那么听
   听理智与平易的事实之声吧。苏维埃共和国与之斗争的
   危险与日俱增。……只有不理解为战胜这些危险需要什
   么的人,才会对列・达・托洛茨基战斗的心脏这样慢慢
   地死去而无动于衷。但我相信,在你们之中有不少人为
   明天而感到恐惧……奉劝你们停止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健
   康和生命玩弄这种毫无人性的把戏吧!①

  *  *  *  *  *  *  *

  自夏季以来,托洛茨基的健康确实恶化了。他再次受到疟疾、剧烈的头痛和终身折磨着他的慢性胃病之苦。得到有关托洛茨基健康恶化的消息,流放者的大批信件和电报纷纷涌来,对他进行慰问并对莫斯科表示抗议。某些流放者急于采取更激烈的保卫托洛茨基的行动,并计划进行集体绝食。托洛茨基费了不少力气才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极端的决定。他在发往各流放地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必要为他的健康担心,它还没有坏到影响他工作的地步;更广泛地推广反对派已经进行的抗议是可取的,但如果采取极端措施则太冒失了,因为它只能使参与者的命运更加恶化。②

  ①引自《战斗报》1929年1月1日。
  ②例如在1928年10月14日拍往叶尼赛斯克的电文中写道:“坚决反对你们建议采取的抗议形式……我的病不是直接危及生命的疾病。请遵循总的(行动)路线。此致兄弟般的问候。托洛茨基。”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秋天,在托洛茨基的头上聚起了新的乌云。从10月开始,他再也收不到朋友和支持者的来信了。他只能收到那些准备背叛反对派的人的信件。检查机关对他的往来信件加以筛选。他本人的信函和电报也不能达到接收者的手中。连他询问季娜健康的电报也没得到答复,而她的病情总是令他十分担忧。托洛茨基在孤独和不安中度过了十月革命庆祝日,他连一封普通的祝贺信也没有收到。此后,不祥的征兆越来越多。一位当地工作人员一直暗中支持反对派,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却突然被投入监狱。一位反对派成员大老远地从莫斯科跑到阿拉木图找了一份司机的工作,并经常与托洛茨基在浴池秘密接头,他可能是莫斯科与阿拉木图之间的秘密联络的负责人,可是也突然失踪了。此时,他的一家人已从果园里花坛环绕的别墅中搬回沉闷的城里。谢多娃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从10月底,我们就再没有收到亲属的一封来信,我们拍出的电报也没有回音。我们陷入通讯封锁之中。当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我们等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这里正值严寒,室内冷得叫人受不了。这里的住宅建筑抵挡不住当地的严寒。劈柴贵得不得了。”

  最后,有流言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托洛茨基耳中:当局不让他再住在阿拉木图,很快就要把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更严酷地将他与世隔绝。他起初对这些传闻不屑一顾,10月2日,他给埃尔津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会有这种事。他们还能把我流放到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他仍在考虑冬季在阿拉木图紧张的研究及写作工作,当然,还有在临近地区的打猎。但是,流言不断地传来,通讯封锁及其他征兆表明“更糟糕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了。

  这是一个古怪的秋天。在十月革命11周年庆祝日,从莫斯科红场上传出的官方口号是:“警惕右倾危险!”“打击富农!"“抑制耐普曼!"“加速工业化!”这些口号响彻了整个国家,扩散到了最边远的角落,甚至也传到了阿拉木图。这正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党采取的政策!仅仅一年前,即在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那天,他的拥护者还由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着写有同样标语的标语牌走上街头而被驱散、遭到殴打,并被指责为反革命。可以这样认为,执政派现在被迫抄袭托洛茨基派的思想,这一事实就是为反对派所作的最好辩解。每个对社会问题哪怕稍有兴趣的人都能发现这点。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攻击,例如说他是“超级工业化者”、“农民的敌人”等,至今言犹在耳。如今这些攻击都被证明是弥天大谎,它们的无耻和欺骗性昭然若揭。很多布尔什维克这样想:斯大林自己不是也变成了超级工业化者,变成了农民的敌人了吗?但这一年和前一年一样,几百万公民参加了官方组织的游行,按着指定的路线,喊着指定的口号,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他们似乎都不会思考,不会反省,不会行动。

  人民的冷漠使斯大林可以毫无顾忌地偷偷穿起托洛茨基的衣服。托洛茨基暂时只能以这一想法自慰:斯大林穿不了他的衣服,因为它们不合他的身。托洛茨基仍认为斯大林派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日益加深的国内危机。危机确实进一步加深了。由于农民暴动,城市笼罩在对饥荒的恐怖之中,全国极度紧张。气氛是神经质的,其中充满了危机感和担忧感。党的机关果断地集中全部力量,号召所有的人准备应付这种沉重的、当前尚不明了的非常情况。然而,它没有任何召回被流放的反对派的意思。

  年底,斯大林的地位比夏天更为牢固。他已不那么害怕同时对付两个反对派了。右派被镇服下去,他们士气低落,已经投降。左派内部矛盾重重,已经瘫痪。斯大林注视着托洛茨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妥协派与民主集中派之间的争论,断定时间对他有利。他仍在加紧着手准备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总路线,而托洛茨基派中的妥协派感到他们不应袖手旁观。一旦他从准备工作转入实际操作时,这一感觉将会增强到什么地步呢?诚然,他们还没想投降,但已越来越接近这一阶段,他们达到这一阶段所需要的不过是时间和一点点鼓励。斯大林通过他的代理人用所有可能的手段鼓励他们:时而以革命的最高利益为借口,时而诉诸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他恩威并施,对不妥协的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惩罚得更加严厉。①斯大林希望以此实现他那为时过早的夸耀,即左派反对派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其实,他正需要左派的帮助来推行他的新政策,但他决心在不与左派联合的情况下得到这一帮助,他要让对方分裂,使其中大部分人服从自己,并利用他们反对托洛茨基。他希望对托洛茨基进行一次远比以往更严酷的打击。

  ①秋天,警方对流放者的监视突然加强了,许多流放者被逮捕。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因去地方格别乌作定期汇报迟到5分钟而被捕。托洛茨基的秘书布托夫在狱中绝食50天后去世。

  尽管斯大林羽翼已经丰满,但他对能否达到目的仍没有把握。他即将开始的巨大计划是前无古人的。斯大林打算一举剥夺2000万农民的财产并把他们及他们的家属赶进集体农庄。他打算强迫俄国城市实施工业化,在这一进程中,原始积累的恐怖将被浓缩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规模再现。他尚不知道人民对此持何种看法,绝望、愤怒、胡作非为和骚乱可能会引起剧变,他本人也可能会被卷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对手们能不尝试利用出现的各种机会吗?如果他们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们必然要把托洛茨基扶上台。甚至在阿拉木图,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人格仍然环绕着无畏的殉道者的光环,吸引着布尔什维克的精华。尽管在流放者中也有骚动和绝望,但托洛茨基主义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不断赢得新的追随者。1928年底,格别乌不得不对付多达6000至8000名左翼反对派成员,他们或被关押或被流放,而在年初时,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力量估计只有4000至5000人。加米涅夫认为党在紧急情况下将不得不派“专列”接回托洛茨基,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在悔过者中,甚至在斯大林派成员中也有不少动摇的人,其中有些人暗自这样想:既然左倾方针已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托洛茨基不就始终是正确的吗?对托洛茨基的诬陷诽谤和残酷打击已令他们厌倦。斯大林知道,在那6000至8000反对派成员中,几乎每人都宁愿被捕或流放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至少有一两成的投降者在内心深处赞同其更坚定的同志,他本人这一派中也有一两成的怀疑者或是妥协派(他称他们为两面派)。现在他们都老老实实,但若形势转向,他们会不会起而反对他呢?

  同样,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结盟的威胁也不能掉以轻心。尽管这个联盟没有结成,但只要托洛茨基仍是左翼反对派无可争议的领袖,只要存在着派“专列”接他回来的可能性,这种威胁就仍然存在。因此,斯大林加倍努力去摧毁反对派的意志。他的代理人对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朋友们又是许愿,又是提出诱人的建议,答应为他们恢复名誉,大谈共同的目标,说他们可以为党和社会主义完成光荣伟大、硕果累累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遇到了强烈的抵制,这是由于来自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的影响所致,它至今防止着反对派的崩溃。斯大林决心把这一障碍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掉。

  但怎么做呢?他克制着自己而没有派杀手,也不敢把对手投入监狱。因为这样做的后果过于严重,虽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然而人民对托洛茨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仍记忆犹新。因此斯大林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他深知,即使这样也会引起震动,因此他煞费苦心地制造舆论。首先,他散布有关驱逐的消息。随后又下令加以驳斥,最后重新散布这一消息。他用这种方法来麻痹舆论。只有通过散布、驳斥、再散布,才能使人们习惯于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的想法,只有那时斯大林才能实施这一意图而不至引起太大的震动。

  *  *  *  *  *  *  *

  在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托洛茨基再次提出“革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现在,苏联正处于两个时代――即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二次革命”①之间的暗淡的空隙时期。未来事件的轮廓尚不清晰,在最好的情况下看它们也只能像隔着毛玻璃看东西一样。托洛茨基开始意识到:近几年来他所阐述的某些思想即将被事变超越。他试图超越这些思想,但是它们却牢牢地拉住他使他难以自拔。他想勾画出新的前途,但他那形成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并适应当时现实的思维习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回忆仍妨碍着他的视线。

  例如,他意识到,他有关苏联热月政变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再断言布哈林和李可夫是私有财产的捍卫者、斯大林是他们不情愿的帮手、他们是斯大林政策的最后受益者,那就荒谬了。因此,托洛茨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他关于苏联热月政变的看法。②在写于1928年10月的他在阿拉木图时期最著名的随笔之一(虽然是用反对派特有的文风写的)《致友人书》③中,托洛茨基指出,布哈林和布哈林派是不成功的热月党人,他们没有勇气按自己的信念去行动。他对他们的行为作了一番生动的讽刺描写:“(在捍卫富农和耐普曼的利益上)在所有的右派领袖中布哈林走得最远,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站在一段适当距离外观望。但每当布哈林进入(热月政变的)冷水中时,便浑身打战,冻得直哆嗦,赶紧跳回岸上,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则躲进树丛。”因而,富农、耐普曼和保守官僚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领导大失所望,于是他们就转向别处寻找更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在军队中寻找。托洛茨基根据法国的先例指出“波拿巴危险”的临近,意指俄国革命有可能越过热月政变的阶段而直接从布尔什维克阶段进入波拿巴阶段。

  ①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94页中第一次使用了“二次革命”这一术语,我为此遭到了批评。批评者声称,集体化和工业化并不是革命。但是,一举剥夺两千多万农民财产所导致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这不是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又是什么呢。
  ②但是,他在被驱逐到土耳其之后又回过头来捍卫这一观点;然而在其后的数年中他对该观点只修正了一次。
  ③10月21日《致友人书》,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他接着说,波拿巴式的危险可能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可能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即俄国的雾月18日,或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他认为,很可能军队会直接向拥有私有财产的农民呼吁,在他们的支持下企图推翻斯大林并彻底埋葬布尔什维克制度。至于军队首脑中谁能充当这次运动的领导,对他来说则是次要的问题。如果条件有利,连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之类的庸才都能把握主动,获得成功。(托洛茨基引用了一条谚语:“用垃圾也能造出一位公爵”,据他说斯大林喜欢这条谚语。)有利于政变的条件都已具备。农民对斯大林领导的党充满了仇恨,而工人阶级却大失所望,心灰意懒。如果建立军人独裁,它理所当然地会获得广泛的支持。就其性质和后果来说它是反动的。它将力图保障私有经济成分的安全、稳定和扩展,削弱或摧毁社会主义成分。它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得出结论:面临这种危险,所有渴望捍卫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都应该联合起来,而左翼反对派不得不与斯大林及其派别合作,因为斯大林代表的不是私有者,而是“无产阶级新贵”,而且他始终避免与工人阶级公开决裂。

  另一方面,斯大林本人有可能成为苏联的波拿巴。这将会给国家和反对派造成完全不同的局面。斯大林只能通过党的机器而不是军队实现其个人独裁。他的专政不会立即导致随一般军事政变接踵而来的反动结果。但是它的基础十分狭窄,并将是极其脆弱的。斯大林将与社会各阶级处于长期冲突之中。他将今天镇压这个阶级,明天镇压那个阶级,挑动它们彼此敌对。为了使党的机关、国家官僚集团和军队服从自己,他将不得不与它们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他将在它们任何一方的反抗中时刻胆战心惊地维持统治。他将压制所有自发的社会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以及所有的言论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统一战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只能是不可调和的斗争。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以其非凡的预见力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斯大林执政的社会基础、机制、形态和前景,而它在其后的20年中果然就是如此发展的。托洛茨基预先描绘了这位总书记将变成羽翼丰满的专制独裁者。但是作了这一预言后,他又带着不信任的目光看着他本人所描绘的肖像。他认为,总的来看,存在纯军人独裁的危险更现实一些。他觉得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或任何一个将军指挥军队反对斯大林的可能性更大,而那时托洛茨基派将与斯大林派在“同一街垒后边”共同战斗。他补充说,至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之中谁“跨上白马”,谁被踩在马蹄下面,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但目前这一差别却很重要,因为这是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即反社会主义力量在军人独裁下公然、迅速的胜利和在斯大林统治下更复杂、更混乱、更缓慢的发展。托洛茨基断言,斯大林专政归根结底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他甚至在斯大林道路的尽头看到了获胜的富农和耐普曼。“革命的影片正在倒播,斯大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克伦斯基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克伦斯基主义集中体现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的过渡阶段,而获胜的斯大林主义则标志着向后转。

  事后看来,很容易发现这些结论的错误;但是,更容易忽视隐藏在其中的真理的内核。托洛茨基想象伏罗希洛夫或布琼尼可能成为波拿巴,这近乎荒谬,用这样的“垃圾”是造不出公爵来的。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分析家,托洛茨基不能不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和现实性,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当时确实存在。尽管这一可能性没有变为现实,但至少在其后30年中,政变的威胁不断出现,先是折磨着斯大林,然后折磨着他的继承人,1937年斯大林与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将军的冲突、1946年与朱可夫的冲突以及1957年赫鲁晓夫与朱可夫的矛盾就是明证。在这里,托洛茨基触及到了苏联政治的内在趋势,但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他同样过高地估计了这一趋势蕴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之为社会脉搏的力量:即农民捍卫自己私有财产的坚决性与力量和他们通过军队捍卫自己利益并对抗城市的能力。托洛茨基本人于1906年曾写道:“资本主义史是强迫农村服从城市的历史”。他以此为背景分析了旧制度下俄国农民的无组织状态和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①苏联历史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强迫农村服从城市。斯大林的铁锤很快就以骇人听闻的力量打击农村私有经济并打垮了农民,但这并不能防止农民反抗集体化,无形的、零星的、同时又是长期的反抗使集体农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效率和落后状态之中;但反抗不能以任何全国规模的有效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而正是眷恋私有财产的农民的失败解答了军人候选人为何没能成为苏联的波拿巴这个谜。

  农民的软弱和沉默是革命后整个社会的政治昏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形成了执政的官僚集团异常活跃和表面上有无限权力的基础。托洛茨基不断试图把局势中这一方面分析清楚,但总是半途而废。克鲁普茨卡娅曾指出,托洛茨基对群众消极的一面总是估计不足。她的看法极可能是从列宁那儿来的。②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始终忠于自己,他的性格是革命家的性格。当整个社会活跃起来、展示出它的全部活力时,当社会各阶级都竭尽全力地追求各自的抱负时,革命家就如鱼得水。这时他的感受力最敏锐,他的理解最深刻,他的目光最迅速、犀利。但当社会陷入麻痹状态时,当各阶级昏昏欲睡时,即使像托洛茨基或马克思这样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也会丧失预见和理解事件的某些能力。这种社会状态对他来说是最为陌生的,他无法从思想上适应它。这就是托洛茨基判断失误的原因。即使他对革命后群众的疲惫作了最大限度的假定,但他始终不敢测量一下它的全部深度。他在思想上仍超越现实,仍然想象各个社会阶级与集团――富农与工人、军事首脑与各个布尔什维克集团――在行动、在活动,相信它们充满自信、生气勃勃、随时准备扑向另一方展开一场巨人间的殊死搏斗。而当他发现这些巨人却是萎靡不振、被官僚集团驯服和捆住手脚时,不禁大惑不解。

  ①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六章。
  ②克鲁普茨卡娅:《评〈十月的教训〉》,载《捍卫列宁主义》第155页。

  因为他最终总是把革命过程与劳动群众的社会理解力和积极性等同起来,因此,他从社会理解力和积极性的缺乏中得出结论: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获胜,“革命的影片正在倒播”,斯大林在这部影片中的角色与克伦斯基的角色正好相反。这里的判断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应该忽略这一判断中的正确成分。电影情节的发展出乎革命先驱和革命组织者们的预料,它部分地进入了其他方向,却没有向后倒转。斯大林在其中的角色也并不与克伦斯基相反。影片在继续向前播放,显然,对它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从理论上可以设想,影片以革命失败告终,而且这一失败是与前几次大革命,如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同样严重的失败。但是,这一可能性看来却十分遥远。当托洛茨基说影片正在倒播时,他指的是革命正朝资本主义复辟方向发展下去。实际上,影片正朝着计划经济、工业发展和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而它们正是托洛茨基本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最终完全实现革命承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它们遭到了官僚集团的歪曲和偷换。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先决条件并没有实现,50年代的苏联有充分理由用悲观失望的目光回顾斯大林主义的政绩,至少是在它的某些方面,然而在斯大林道路的尽头,在苏联并没有见到获胜的富农和耐普曼。①

  ①可是在斯大林时代末期,东欧(匈牙利、波兰、东德)却几乎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是苏联武装力量(或其威慑力量)防止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复辟。

  斯大林的顶点是否是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并没有在通用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只是用它来指“暴政”和个人独裁。马克思主义对波拿巴主义更广义的界定指的是由国家机器或整个官僚集团实施的专政,而军人独裁只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波拿巴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和执政者在政治上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建立起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独裁当然与波拿巴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一等式只是为理解复杂矛盾的现象提供了一种笼统模糊的思路。与其说斯大林是通过“独立”的国家机器实现其个人的统治,还不如说他是通过“独立”的党的机器控制了国家。这一区别给苏联的革命进程和政治气候带来重大后果。党的机关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思想和传统的唯一合法捍卫者和解释者。因此,它的统治意味着,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传统虽然经过连续不断的实用性的和教会式的改造,但仍是苏联的统治思想和主要传统。这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传统牢牢植根于苏联的社会结构之中,首先植根于国有化的城市经济之中。如果能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任何与这一情况有局部相似之处,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能想象,倘若罗伯斯庇尔没有被热月政变分子推翻,如果在那些如今被历史定性为督政府时代、执政府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年代中他一直能以残缺不全、俯首贴耳的雅各宾党的名义统治下去的话,那么革命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总之,如果拿破仑根本没有冒出来,革命始终在雅各宾的旗帜下进行的话,法国会是什么样子。①

  ①当斯塔尔夫人称第一执政官是“骑马的罗伯斯庇尔”时,奥古斯特・布朗基认为罗伯斯庇尔是“生不逢时的拿破仑”(参见丹尼尔・盖兰的《第一共和国中的阶级斗争》第2卷第301―304页。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有趣的见解)。但是,“骑马的罗伯斯庇尔”身后的社会力量与雅各宾党领袖身后的那些社会力量并不一样。他主要依靠军队,而不是小资产阶级,而且他不受雅各宾思想的限制。米什尔提到罗伯斯庇尔时说:“他的心与其说是帝王的心.不如说是神父的心。”但拿破仑仅仅是帝王,而不是神父。而斯大林既是教皇又是沙皇。

  我们已经看到,党的机关的统治事实上在列宁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了。它是一党统治所固有的,列宁本人把它看成主要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统治。因此,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中,列宁政府的性质可用托洛茨基的术语“波拿巴主义”来说明,尽管没有达到波拿巴主义的最高体现――个人独裁。因此,1928年托洛茨基提到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时,他是将多年以前就已大体上完成的一个发展阶段看成是正在逼近的阶段。当然,列宁逝世后党的机关专制变得更有侵略性、更残暴。然而,狂风暴雨般的1921―1929年的政治历史的特定内容并不单单或主要在这里,而是在从一党统治到一派统治的转变中。这是布尔什维主义政治垄断能生存下来并得以加强的唯一形式。正如我们在本卷开头所指出的那样,一党制就其定义来说是矛盾的,布尔什维克中各派、各集团和各学派在一党之内形成某种类似于影子多党制的东西。一党制的逻辑毋庸置疑地要求取消所有这些派别。斯大林成了这一逻辑的代言人,他声称,布尔什维克必须团结得坚如磐石,否则它就不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党若团结得坚如磐石,它也就不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

  如果闭塞孤立、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的苏联其全部历史不是充满着几乎威胁民族生存本身的连绵不断的灾难、紧急状态和危机的话,那么一党制的逻辑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强烈,它也不会如此残酷,它的潜伏的本质也可能始终不会明朗起来;甚至这一体制都可能因工人民主的成长壮大而解体。几乎每一次紧张状态和危机都把所有有关全国政策的重要问题放到了刀刃上,驱使着布尔什维克各派和各集团相互敌对,将他们之间的斗争变得空前残酷、紧张,以至导致一派统治取代一党统治。在我们现在所描述的那个时刻,即在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搏斗之时,这一过程已接近尾声,剩下的只是准波拿巴主义的最后完成:在30年代初,个人独裁取代了一派统治。尽管托洛茨基在其他方面说错了,但他却明确预见到了这一过程的顶点――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但是,即使到了这时,托洛茨基也不认为斯大林主义登基加冕是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相反,他认为这实质上是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末日。因此,当斯大林将他那一派独掌政权说成是对一党统治的最终肯定时,托洛茨基则认为这是对一党统治的否定。事实上,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来说,斯大林的政治垄断既是对它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它的否定。而这两位政敌各自专注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我们已经展示了从一党统治到一派统治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斯大林主义取代了列宁主义。我们看到,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开始阶段隐含的东西在结束阶段变得更加明确,而且以极端的和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斯大林宣称他在处理党务上遵循的是列宁制定的路线,这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托洛茨基对这点的断然否定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一派统治确实既是对一党统治的滥用,又是一党统治的结果。托洛茨基和继他之后的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相继进行抗议,他们指出,在列宁时代,他们建立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垄断,他们力图把它与工人阶级民主结合起来,不仅不想把铁的纪律强加于党,而且认为党内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并也确实捍卫了它。只有聋子和瞎子才发现不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这一区别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领域、道德和智力气候上的反映比在组织工作和纪律问题上更强烈。在上述领域中,革命的影片确实在倒播,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如此,即斯大林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原始、古老、半亚洲式的东西――一方面是农民的无知、野蛮,另一方面是旧统治集团的专制传统――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与此相反,托洛茨基捍卫的是纯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包括它的全部政治上的弱点――这弱点在于,它本身无法适应俄国的落后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了俄国。但是,这两个对手的命运就是这样古怪,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时,斯大林却着手以野蛮的方式消灭俄国的落后和野蛮,仿佛是要经典马克思主义回流,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要实现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倡导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却是它的执行者。如果要问:托洛茨基会把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广大苏联人民免遭斯大林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贫困和压迫,同时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工业化?或者他能否说服而不是强迫农民合作经营农业?进行这样的推测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回答的。历史学家在分析现实发生的事件和形势时就够忙的了,他没有时间考虑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和形势。事实上,20年代的政治演变已事先决定了30年代俄国社会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这一演变导致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而导致了强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现在可以使用了。它们不是在为完成未来任务的准备过程中被有意识地、自觉地锻造出来的,而是在导致布尔什维克专政转变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自发的党内斗争进程中锻造出来的。但是,如果独裁和铁的纪律能构成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政治上层建筑,那么它们也能从中推导出自我辩护的手段。斯大林的支持者可能争辩说,没有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积累是完全不可能的。简言之,经过长期的布尔什维克派别斗争,产生了斯大林的“铁腕领导”,而他本人则可能把它当成目标本身。一旦他掌握了这一权力,他就用它来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并改造国家的整个面貌,然后他又以炫耀他的“铁腕领导”的成绩来为它辩护。

  托洛茨基并不接受斯大林强词夺理的自我辩解,他继续把对手指责为篡位的波拿巴。不过,他开始认识到斯大林的二次革命中的“积极和进步”的方面,认为它们是他本人纲领的部分实现。我们记得,托洛茨基曾把他本人和反对派的命运与巴黎公社的命运相比较,尽管巴黎公社社员在1871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失败了,他们仍切断了君主专制复辟的道路。这就是他们失败中的胜利,而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伟大改造则是托洛茨基失败中的胜利。但巴黎公社社员并没有与第三共和国即资产阶级共和国妥协,而没有他们,它根本不能取胜。他们始终是它的敌人。同样,托洛茨基永远是官僚集团的二次革命不可调和的敌人;为了进行反对它的斗争,他呼吁工人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思想自由。踏上这条道路,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孤立,因为他的许多最亲密的同志部分由于失望和疲惫、部分由于信念改变而被斯大林的二次革命争取过去或被收买。那些被流放的反对派事实上到了自我灭亡的边缘。

  这样,托洛茨基岂不是陷入与其时代的冲突之中?他不是在进行“反历史潮流”的绝望斗争吗?尼采对我们说:

     如果你们需要传记,不要看那些传奇传记:“某某先
   生如何如何,他所处的时代如何知何”,而要找这样的传
   记,其扉页上写着:“反时代的斗士”。 ……如果历史仅
   仅是“种种激情和错误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话,就应当
   这样去读它,像歌德希望人们读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那样,其寓意在于:“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的后尘!”
   但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保留了对“反历史潮流的伟大斗
   士”,即反对盲目的现实力量的斗士的生动记忆……并赞
   扬人的真正的历史品格,他们很少关心“这如何”,而是
   怀着更大的喜悦和更大的自豪走在“这应该如何”的道路
   上。不把自己那个时代的人引入坟墓而是想造就一代新
   人,这一动机永远推动他们前进……。

  这些话尽管浸透着主观浪漫主义的精神,但确实精彩。对于“反时代潮流的斗士”之称,托洛茨基当之无愧,但不是尼采想象的那种。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关心“这如何”,但他知道,“这应该如何”是从“这如何”中派生出来的。但他拒绝对“盲目的现实力量”俯首称臣,拒绝为“这如何”的利益而放弃“这应该如何”。

  他不是作为堂吉诃德或尼采式的超人,而是作为先驱者与他的时代搏斗;他是为了未来而不是为了过去搏斗。诚然,当我们认真研究任何一位伟大的先驱者的性格时,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堂吉诃德的特征,但是先驱者既不是堂吉诃德也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历史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像托洛茨基在1917年和其后的几年中那样如鱼得水般地与其时代交融在一起。而后来他与时代发生冲突并非是由于他天生与他这一代人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所造成,而是因他固有的先知的性格与气质所致。在1905年,他就是1917年革命和苏维埃的先驱;在1917年,苏维埃领袖无人能超过他;从20年代初起,他就是计划经济和工业化的倡导者;而且他始终是未来某些革命民族再觉醒的伟大预言家,尽管不是没有失误的预言家(1953―1956年笼罩全苏的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愿望就是这种政治再觉醒的重要标志,虽然它还十分微弱,但却是肯定无疑的)。他以历史本身的名义“反对历史”。在反对那些往往使人压抑沮丧的既成事实时,他坚信最美好的、使人获得自由的那些成就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

  *  *  *  *  *  *  *

  12月初,托洛茨基就他受到的“通讯封锁”向加里宁和明仁斯基提出抗议,两个星期中他一直在等待答复。12月16日,一位格别乌的高级官员来到阿拉木图,递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碟”:他必须立即停止“反革命活动”,否则“将把他完全排除出政治生活”并“强制改变他的居住地”。托洛茨基当天就给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一封挑战的复信: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放弃为全世界
   工人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
   地进行了32年之久,也就是我自觉生命的全部时间。
   ……只有腐朽透顶的官僚集团才会要求做出这种放弃,
   只有卑鄙的叛徒才能做出这种承诺。我无须对这些话作
   任何补充!①
 
   ①托洛茨基档案

  此后,托洛茨基一家人在阿拉木图度过了难眠、不安、焦虑等待的一个月。格别乌的使者没有返回莫斯科,而是就地等待新的命令。这命令还得取决于政治局的决议,可政治局尚未下定决心。当斯大林请求政治局批准驱逐命令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激烈地反对。布哈林为自己从前对托洛茨基的做法感到后悔,同时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惧怕“新成吉思汗”,他在会议上大喊大叫,声泪俱下,号啕大哭。但大多数人都按斯大林的意愿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29年1月20日,正好是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莫斯科整整一年之后,一群武装人员包围并闯入他在阿拉木图的住宅,格别乌官员向托洛茨基出示了新的驱逐令,这次是“驱逐出苏联国境”。他在回执上写道:“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对我宣读了判决,此判决在实质上是犯罪的,在形式上是非法的。”①

  类似于他在莫斯科被捕时的那种悲喜剧场面再度出现了。他的看守们因接到这一命令而陷入窘境,他们在执行交给他们的任务时战战兢兢,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逮捕他。他们对托洛茨基的家属十分关心,并向托洛茨基暗示关心和友好。但命令是严厉的:解除托洛茨基的武装,在24小时内把他押解出阿拉木图。命令还声称,他只有在途中才能得知他被驱逐到何地。

  1月22日黎明,囚犯和家属们在大队押解人员的押解下离开阿拉木图,前往伏龙芝。他们穿过空旷的山地和库达依山口,走的是去年来时的同一条路,冒着同样的暴风雪,但现在的旅行显然更艰难,因为这是个百年不遇的严冬。“拖我们翻越库达依山口的大马力拖拉机和它拖的7辆汽车一起深深地陷入积雪之中。翻越山口时,冻坏了7个人和不少马匹,只好把行李都搬到雪撬上。用了7个多小时才走了30公里的山路。”②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4页。

  在伏龙芝,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押上开往俄国欧洲部分的专列。途中得到通知,他被驱逐到君士坦丁堡。他当即向莫斯科提出抗议,声明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将他驱逐出国;君士坦丁堡是从克里木逃亡的弗兰格尔残部的聚集地,政治局难道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听任他受到白卫军的报复吗?政治局难道不能至少为他搞到去德国或其他国家的签证吗?他要求允许他与生活在莫斯科的亲人会面。他的最后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谢尔盖和廖瓦的妻子被从莫斯科送来,在这辆专列上与被驱逐者团聚。托洛茨基再次拒绝前往君士坦丁堡,与他们同行的格别乌特使转达了托洛茨基的抗议并等待指示。此时,列车改道――

   在一个空荡荡的小站旁边的岔道上,停在两行小树间不
   动了。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列车两旁的空罐头盒越来
   越多,大群大群的乌鸦和喜鹊聚到这里来找食。一片荒
   凉,渺无人烟。这里连野兔都没有,秋季一场严重的瘟
   疫把它们一扫而光。不过,狐狸的诡秘行踪一直到了列
   车近旁。火车头每天都带着3节车厢到火车站去置办午
   餐和报纸。我们车厢里的人都得了流感。我们翻来覆去
   地阅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和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
   史教科书。气温降到列氏零下38度。我们的车头缓慢地
   在铁轨上来回开动,以免冻住……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
   们到底在什么地方。①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5页。

  这样过了12个昼夜。在这期间,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车厢。报纸带来的只是外部世界的回声――它们充满了针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最激烈的威胁和谩骂,以及新的“托派核心”被揭露、数百名反对派分子被捕的消息。①

  12天后,他们再次启程。列车开足马力,穿过熟悉的乌克兰大草原,驶向南方。莫斯科方面声称,由于德国政府拒绝给托洛茨基入境签证,因此只能把他驱逐到君士坦丁堡。谢尔盖渴望继续读书,他和廖瓦的妻子返回莫斯科。他们希望今后能在国外重新团聚,父母对此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所以不敢让孩子们一起分担流亡的命运,只能与他们拥抱而别。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在夜色中,托洛茨基从车窗口最后一次眺望俄国大地。列车驶过敖德萨的街道和港湾,他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里产生了他早期的雄心和对世界的最初的幻想。帝俄时期敖德萨市长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此人“大权在握,专横跋扈”,“挺直身躯站在轻便马车上,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声音响彻整个街道”。现在,另一个声嘶力竭的声音,另一只拳头,(是同样的吗?)仍在他童年时代走过的街道上追逐着这位50岁的人。当时那个暴君曾把他吓得缩成一团,他“拉紧书包带,急忙走回家”。现在,囚车匆匆疾驰向港口,他将在那里登船,船将载着他驶向陌生之地,现在,他只能思考他乖戾的命运。港口的码头被军队团团包围住,这支军队仅在4年前还由他统率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嘲弄他似的,那艘等着载送托洛茨基的空客轮竟是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伊里奇号”!在死寂的深夜,客轮在怒吼的狂风中起锚离港。那年连黑海也结了冰,一艘破冰船在前方开出约60海里的海路。当“伊里奇号”起锚后,托洛茨基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海岸,他一定会感觉到,似乎留在他身后的那整片国土都变成了冰雪的荒原,似乎革命本身都被冻僵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人造的破冰船能为他打开一条回国之路。

  ①被捕者中有《红色处女地》的主编沃隆斯基,有布杜・穆季瓦尼和从1921年起反对斯大林的其他格鲁吉亚共产党员,还有140位散发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致友人书》的莫斯科反对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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