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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革出教门


  自从内战开始以来,政治局便起着党的头脑和最高权威的作用,尽管党章条文里没有规定它的存在。每年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只选出中央委员会,并授予它最广泛的权力去决定政策、掌管组织、负责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最初,政治局只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之间每隔一周或两周对所发生的紧急问题做出决定。后来,随着中央委员会必须处理的事务范围扩大,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以及随着中央委员所承担的各部门职责日益增多并常常离开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便逐渐把它的特权非正式地委托给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原先只由十多个委员组成,但后来规模变大,机构臃肿,行动效率不高。1922年,中央委员会两个月内只开会一次,而政治局委员天天接触,联系密切。在工作中,他们严格遵守民主程序;如有意见分歧,则采用多数决定这一简单方式。正是在这个组织内,列宁以其德高望重而执掌着最高权力。①

  从1922年12月起,关于列宁的接班人问题在政治局议程中占据了首要位置。但实质上这个问题尚不成其为问题。不论列宁在或不在,大家都认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统治全党的代理机构;政治局的意志就是其多数人的意志。因此,问题不是谁接列宁的班,而是当列宁不在时政治局应如何调整和形成怎样的多数才能保证领导的稳定性。迄今为止,领导的稳定性仍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依靠他的说服力和策略艺术,这使他能在每一个问题上确保自己的建议获得多数票。列宁毋需为此在政治局内形成自己的特殊派别。1922年12月,或1923年1月,当列宁终于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时,变化发生了,一个特殊派别形成了,其唯一目的就是防止托洛茨基掌握多数,使他不能取代列宁的位置。这个特殊派别就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

  驱使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动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之间的对抗一直可以追溯到早在1918年的察里津战役时。②而当前托洛茨基对工农检查院与总书记的尖刻批评更加深了对抗。1922年12月前后,斯大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有一个由列宁与托洛茨基酝酿好的反对他的“联盟”,还不知道列宁决心要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还不知道列宁准备抨击他在格鲁吉亚的政策以及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是他已意识到危险了。③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1卷第525、576―577、657―658页。
  ②《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③参见《苏共历史问题》第4期中福季耶娃的《忆列宁》。

  先是在贸易垄断权问题上,尔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他发现列宁与托洛茨基行动一致。他又听到列宁猛烈抨击官僚主义恶劣作风。他大概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得知列宁对格鲁吉亚事件感到不安。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已经攫取了庞大的权力:书记处(以及组织局)从政治局手中接过绝大部分行政职权,只给它剩下最高政策决定权了。但在名义上,政治局还控制着书记处和组织局;而政治局有权延长或者不予延长斯大林的任期。斯大林深信,他不能指望从托洛茨基所支配的政治局得到好处。在这个阶段,斯大林所操心的仅仅是保住已获得的势力,而不是取代列宁的位置。他懂得,党只是将他看作是党的机关的一名高级技术员和操作者而不是党的决策者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而党要求列宁的接班人正是具备这后两个条件的人。无疑,由于没有得到这种评价,斯大林的野心深受伤害;但是他的谨慎使他保持着克制。

  季诺维也夫是仅次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深孚众望的政治局委员。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这几年,由于俄国共产党尚未把共产国际纯粹当作一件工具来利用,而是自居于其道义权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主席一职就成了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想占据的最崇高的位置。季诺维也夫同时是北方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力量惊人的鼓动家和演说家;在党的眼中,他几乎永远是革命巨人之一,是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布尔什维克美德的化身。但是他的这种颇受欢迎爱戴的个性形象与他复杂而摇摆不定的真实性格并不相符。他的情绪变幻无常:热一阵冷一阵;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垂头丧气。他总是醉心于大胆的设想和大胆的策略,而这却需要最大勇气和坚定毅力去追求。然而,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甚至懦弱无能。①

  ①在致伊万・斯米尔诺夫的信中(1928年写于阿拉木图),托洛茨基谈到了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同列宁的一次“简短谈话”:“我告诉列宁,让我惊讶的是季诺维也夫。至于加米涅夫,我非常了解他,知道在他身上革命者在哪儿结束,而机会主义者在哪儿开始。但我却不了解季诺维也夫的性格(1917年前);而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来看,我猜他是一个什么都干得出来、什么也不怕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回答道:“如果说他什么也不怕,那只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他最善于抓住列宁的思想,而且是列宁声音的洪亮而富有感染力的代言人;而他本人却没有自己的主见。他善于表现崇高的情操。他在最得意的时候以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气质给他的听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可以在持续3小时之久的用外语发表的演说中批驳最出色、最有权威的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家,说服分裂的、踌躇不决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加入共产国际。①他能牢牢抓住俄国群众的想象力,以至被目击者形容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②然而,他却能从这种崇高情操的境界之中转脸就去搞最卑鄙无耻的诡计,说最廉价的蛊惑人心的空话。在西欧陪伴列宁多年,他敏捷的头脑汲取了大量世界知识,但这些知识却是芜杂粗糙的。他的性格既温和、富有感情,又粗野、残酷。他既是一个真诚地忠实于国际主义原则、具有“国际视野”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政客,爱用讨价还价、耍弄小花招来处理重大问题。他已攀登上一个梦想不到的高位,但被野心所驱使,他还想爬得更高。但就在往上爬的时候,他又为心中没底和不自信所苦恼。

  ①参见《在哈勒举行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决议记录》和季诺维也夫:《在德国十二天》
  ②此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及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也有过同样的描述。

  季诺维也夫的一生中最引为自豪的是1907年至1917年这10年,他当时是列宁最亲密的学生;这10年是反动的10年,孤立的10年,失望的10年。那时候,他和列宁一起为党的生存并为党准备那伟大日子的到来而奋斗;也正是齐美尔瓦尔德代表大会和昆塔尔代表大会召开的时期,他与列宁一起向全世界提出了第三国际的概念。季诺维也夫的最大耻辱是经不住1917年十月革命的考验,他本人及其同志或许也都是这么想的。列宁因他反对起义而斥之为“危害革命的工贼”。他的政治生涯就在这耻辱和自豪之间几乎全部毁掉了。他力图抹去1917年的回忆;列宁在这方面帮助了他,列宁甚至主动要求全党不要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提起“历史的错误”。1923年,大多数党员几乎已经忘掉了这一严重的事件,不想再纠缠旧账。老近卫军也乐于既往不咎,只要十月革命前夕的裂痕能因此弥合。何况不少党员现在都站到季诺维也夫一边。老近卫军中的历史学家和传奇编造者们更加起劲地把聚光灯转向季诺维也夫最引为自豪的早期。如果说有谁能在列宁不在的时候代表老近卫军说话,那么这个人肯定就是季诺维也夫。

  现在要季诺维也夫接受托洛茨基的领导,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记忆里还充塞着那些革命前的往事:当时他得到列宁的鼓励,时常在争论中痛贬托洛茨基。①也不仅是因为他那最大的耻辱与托洛茨基最大的光荣所在――十月起义息息相联。自从1917年起,他几乎在一切关键时刻都是反对托洛茨基的。他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在内战时期他暗中怂恿反托洛茨基的军事反对派。1919年春,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并组织防御力量抵抗尤登尼奇的进攻,这恰恰是在季诺维也夫这位在任的市政领导于惊慌失措中撒手不干的时候。在喀琅施塔得暴动时期,托洛茨基责备季诺维也夫毫无必要挑起这次事变。另一方面,在关于劳动军事化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季诺维也夫是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中叫得最响的批评者之一。②后来在政治局里,他在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上投票反对托洛茨基,只是当列宁“转向”托洛茨基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被击败了。甚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他也被托洛茨基再次击败了,因为后者与列宁一起迫使国际通过了统一战线政策。毫不奇怪,季诺维也夫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是:暗自钦佩,却又搀杂着忌妒和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正是托洛茨基在众多老近卫军心中所引起的感觉。

  ①《季诺维也夫全集》第1、2、5卷;季诺维也夫:《反潮流》。
  ②《武装的先知》第十章至第十三章。

  季诺维也夫的态度照例也就是加米涅夫的态度。这两个人在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布尔什维克管他们叫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①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使他们在政治上结合成为一对孪生兄弟的却不是他们精神气质上的相似,而是他们的差异。加米涅夫虽然只是莫斯科市党组织的首脑,远不如季诺维也夫出名,但在领导人圈子内部却更受尊敬。在公众讲坛上,他缺乏自信,缺乏演说家的华丽辞藻和勃勃英姿,但他却更坚强,更有文化修养,性格更坚定。不过他没有季诺维也夫那样的激情和想象力。他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宣传家。与季诺维也夫不一样,他往往容易接受折衷观点和折衷策略,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却制止他走向折衷主义――他的理论主张与他的政治倾向相矛盾。他那妥协性格使他很适合担任谈判角色:早年列宁就时常起用他作为党的主要代表去同其他党派接触,特别是当列宁渴望达成妥协的时候。(在党内争论中,加米涅夫也是一个磨掉棱角的人,总是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之间寻求共同点。)但是他的折衷倾向也一再使他与列宁发生矛盾。

  ①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希腊神话中的孪生兄弟,当一个战死后,另一个不愿独生,请求宙斯赐死,于是宙斯将一个的永生权分给另一个一半。据说宙斯由于感动,就使他们成为双子星座(即天文学上的北河二和北河三)。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后来成为难兄难弟的代名词。――译注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受到所谓“叛国”审讯时,加米涅夫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声明,他不是列宁的“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支持者;1917年3月至4月间,在列宁回到俄国之前,他领导党与孟什维克妥协;10月,他是起义的反对者。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勇气。他也不全然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人物。他冷静、克制,没有过分的虚荣心和个人野心,在他不动感情的外表后面隐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正是在十月革命的那天,他的性格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曾公开反对起义,但起义一旦开始,他便出现在起义指挥部里,甘受驱使,全心全意地与他们合作,就这样承担起自己所反对过的那个方针的担子,承受着一切有关的政治风险和个人风险。①

  把加米涅夫强烈地吸引到季诺维也夫这边来的因素或许正是他们性格上的不同。他们各自身上都有着相互排斥的冲动,然而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克制力,抑制了他们相互排斥的冲动,使他们在两个对立极端之间彼此吸引在一起。

  加米涅夫对待他的前妻舅托洛茨基没有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那样强烈的敌意,他比他们两人更能容忍托洛茨基的领导。他转而反对托洛茨基,纯粹是由于对老近卫军的绝对忠诚和与季诺维也夫的友谊。不管他个人的倾向和情趣如何,他对老布尔什维克中的主导情绪却非常敏感,并受这种情绪的支配。当这种情绪表现为反对托洛茨基时,加米涅夫尽管很悲哀伤心,但仍站在它一边。他加入三驾马车,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企图,他没有要成为列宁接班人的野心。但他还是支持和鼓励那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孪生兄弟,一部分原因是,他深信这样做不管怎样都是无害的,季诺维也夫不可能取代列宁的位置,三驾马车实际上将集体领导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他的温和性格。加米涅夫确实害怕托洛茨基的居高临下、孤高傲慢的个性,害怕他的冒险主张和冒险策略。

  ①《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1―143页;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九章。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尽管他们的性格、动机各不相同,却是老近卫军的血与肉;他们三人似乎体现出党的生活和党的传统的各个方面。在季诺维也夫身上可以找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活力和普遍号召力;在加米涅夫身上则是它更为严肃的理论建设的抱负和成熟;在斯大林身上则可以找到它的自信心以及牢固的、经过战斗锻炼的秘密小组的实干意识。当他们携手将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层时,他们表达的是多数老近卫军对托洛茨基的不信任和下意识的反感。但是他们无意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甚至也不想把他赶出领导核心。他们承认托洛茨基的功勋。他们只愿意让他在政治局里占据显要地位,但并不认为他有资格占据列宁的位置。然而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他,那么他就确有可能接替列宁。

  三驾马车彼此约定要步骤协调、行动一致。①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控制了政治局。当列宁不在时,政治局仅由6人组成,即三驾马车、托洛茨基、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即使托洛茨基把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争取过来,票数仍然持平。但既然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并没有形成一个派别,并且是按照各自意志投票,那么只要他们中有一个投票赞成三驾马车或弃权,就足以使三驾马车获得多数票了。三驾马车早就知道托姆斯基与托洛茨基不和。

  ①1923年4月,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公开承认三驾马车的存在。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84页和本书作者所著《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57―258页。

  托姆斯基作为一个正直的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工会领袖,是最谦虚的政治局委员。他在一定限度内谨慎地坚决维护工人的要求和工资权益。1920年,他第一个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劳动军事化,而当托洛茨基威胁要“整刷”工会时,又是他第一个掀起风暴。托洛茨基严厉批评他是一个旧式工会主义者,说他只会根据革命前的老习惯鼓励工人队伍中“消费者型”的观点,而毫不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者型”的远大理想。有一段时间,托姆斯基实际上领导工会造了党的反。他被免去中央委员的职务,被派到土耳其斯坦,那不过是变相的流放。新经济政策颁布后,他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并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烙在他身上的伤痕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劳动军事化的首创者托洛茨基的敌意,这是自1920年以来许多布尔什维克工会会员的共同点。

  布哈林是唯一能与托洛茨基保持友谊的政治局委员。他还在30岁时就已经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了,而且是党内主要的理论家,他才能出众,学识渊博。列宁批评他的思想带有烦琐哲学和执著不化的教条主义的倾向。然而布哈林的这些思想甚至对列宁也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因此列宁经常采纳他的思想,同时赋予这些思想更现实、更灵活的表达方式。①布哈林的头脑确实是执著不化的,他更迷恋的是抽象命题的严谨逻辑,而不是毫无规则的混乱现实。然而,智力上的执著在他身上是与艺术的敏感及冲动、个性上的纤雅、有时几近小学生般的快乐与幽默感结合在一起的。他对严格推理的逻辑和对抽象与对称的追求导致他采取极端立场:多年来他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但经过一个急剧转变过程,他又成了党内右翼的领袖了。

  ①关于布哈林同列宁在理论上的相互关系,可参见本书作者写的《列宁生平》一书。

  布哈林常常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也常常与托洛茨基意见一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他领导主战派反对“可耻的和平”。在内战时期,他同情那些反对托洛茨基在红军中加强纪律和集中组织的人。后来,在工会问题的辩论中,他又靠拢托洛茨基。他跟托洛茨基一样,甚至比托洛茨基更加热情地维护非俄罗斯民族的权益,坚决站在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一边。但不管他是否与托洛茨基完全一致,他总是深情地敬慕托洛茨基,并且被托洛茨基的人格所打动。①托洛茨基曾描写过这样一件事:1922年,当托洛茨基因染微恙卧床时,布哈林来看望他,告诉他关于列宁第一次中风的事。

     那时候,布哈林是以纯布哈林的方式对待我,即
   半歇斯底里、半孩子气地依恋着我。布哈林对我讲完
   了列宁的病情,倒在我的床上隔着被子抱住我,拖着
   哭腔说:“您可不能生病,求求您,千万别生病。……
   只有两个人的死最叫我害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

  还有一次,他双手抱住托洛茨基大声哭诉:“我们搞的是什么名堂啊!我们把党搞成了一堆臭大粪,简直把党毁了。”②在政治局里只有这一个朋友,托洛茨基不可能有所作为:在他面对三驾马车的时候,布哈林的哭泣和叹气毫无用处。

  ①“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中杰出的、英勇的领袖,是热烈的、不知疲倦的革命宣传家……,”布哈林在他有关1917年事件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07页

  除了这些正式的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国家名义首脑加里宁。两人都是“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两人都是农民出身,都保留着更多俄罗斯农民的习性和眼光。对俄国农村的情绪,对农民的希望和恐惧,甚至对他们的某些偏见,这两个人比任何其他领导人都敏感得多。他们两人代表着党内的本地人――“真正的俄罗斯人”,而这意味着本能的反知识分子偏向、对欧洲因素的不信任、对其社会出身的骄傲和一定程度的视野狭隘,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两人反对托洛茨基铺好了道路。谁都知道,农民最珍惜的是他们重新得到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贸易的自由,而最害怕的莫过于退回到军事共产主义去。李可夫和加里宁就是党内这种害怕情绪的代言人。谁也没有像他们两人那样强烈地感到,在托洛茨基关于计划经济的设想中存在着这种倒退的危险。托洛茨基每次谈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缺乏指导思想,谈到自由放任主义会使苏维埃变质这种倾向时,他指的就是李可夫。而在李可夫这方面,他从托洛茨基提出的计划委员会新方案中看到的则是对他本人特权的侵犯,尤其是对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的侵犯。李可夫于是成了第一个指控托洛茨基敌视农民的人,这种指控在未来几年反托洛茨基运动中将反复响起。①

  加里宁则相反,他对托洛茨基怀着深深的尊敬和友好的感情,即使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高潮的顶点时,他仍然流露出这种感情。这也许同下述这一事实有关,即在1919年时正是托洛茨基大力支持加里宁作为国家首脑候选人,理由是加里宁对农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②但是当李可夫谈到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敌视时,加里宁无疑受到了影响。他本来对托洛茨基的政策建议并无特别的看法,事实上也了解得不多,但是他的结论(并不怀有恶意)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扼制托洛茨基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可能危及“工农联盟”。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6―7页;《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100―102页。
  ②《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42页。

  此外还有两个人,即捷尔任斯基和莫洛托夫,尽管此时他们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与政治局关系密切。捷尔任斯基是契卡和格别乌的首脑,同时也是这批领导人中唯一不属于老近卫军的一员。他原先属于由罗莎・卢森堡创建的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的社会民主党;只是在1917年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大约跟托洛茨基同时。他原先的党在罗莎・卢森堡的指导和鼓励下对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态度与托洛茨基并无不同:往往既批判孟什维克,也批判布尔什维克;这个党在社会党国际内是唯一赞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党。捷尔任斯基虽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但仍然反对列宁关于非俄罗斯民族自决权的主张。他仍然追随卢森堡,主张社会主义应当克服而不是鼓励弱小民族的分裂倾向。不难理解,这种国际主义的逻辑推理使这位贵族出身的波兰人去支持斯大林的极端集权主义政策,使他作为新的“统一不可分的”俄国的发言人去面对格鲁吉亚人。

  然而,捷尔任斯基的意见迄今并未受到党的重视。尽管他作为革命安全工作的领导其地位相当重要,但他毕竟不是一位政治领袖。当布尔什维克决定要建立非常委员会去与反革命作斗争时,首先要征召的是政治警察,因此他们需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要有一双绝对干净的手去干这种“不干净的工作”。结果他们在捷尔任斯基身上找着了他们所需要的人。他廉洁奉公、坦荡无私。他又是一个具有诗人般浓烈感情的人,弱者和不幸者永远能激起他的同情心。①同时,他对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成为一个狂热的信徒,只要他深信这是事业需要,就不惜采用任何恐怖手段。

  ①捷尔任斯基私人信件曾在《波兰战地》及其他波兰刊物上发表,从这些信件中可以洞察捷尔任斯基的性格。

  捷尔任斯基生活在持久的精神紧张状态中,一方面他富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的日常工作却是高度紧张的屠杀;他的生命力就像火焰一样燃烧,无怪乎他的同志们管他叫萨沃纳罗拉型①的不可思议的“革命圣者”。他的不幸在于其廉洁奉公的个性与他那坚定敏锐的头脑不协调。他需要为事业服务;但他却把事业等同于他所选择的党,又把党等同于党的领袖列宁,尔后等同于托洛茨基,而现在又把党等同于三驾马车,他在他们背后看到了老近卫军。他本人并非老近卫军的一员,但他比谁都更坚决地维护老近卫军的利益。这样,他就变成了比老布尔什维克还要布尔什维克的人,照列宁的说法,比俄罗斯人更甚的大俄罗斯主义者。

  莫洛托夫则全然缺乏特色,与捷尔任斯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到30岁时就已在领导集团中占据高位了:当斯大林成为总书记之前,他就已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了。后来他在斯大林手下成了后者的主要助手。甚至在这个时期内,他的狭隘和迟钝就已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传为笑谈。他似乎缺乏任何政治才能和创造性。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通常以第二流或第三流报告人的身份出场讲话,而他的发言总是那样枯燥乏味,令人厌烦。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家族的后裔,伟大的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亲戚。但他却根本不像是一位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闪光――这闪光曾在1917年闪耀过一阵――可现在已完全熄灭了。

  ①G.萨沃纳罗拉系15世纪意大利教士,因要求废黜罪恶荒淫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被革出教门、处以死刑。——译注

  莫洛托夫几乎是从革命者转变为官僚的十足典型;而他的地位上升就在于他转变得十分彻底。他一贯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几点特别的长处:无限的耐心、冷静沉着、对上级卑躬屈膝,而在上级眼里,他那不知疲倦的机械般劳作恰好弥补了他的庸碌无能。他很早以来就像影子一般依附于斯大林,也是很早以来就对托洛茨基怀有一种交织着恐惧的强烈反感。有一则轶事说,托洛茨基有一次来到书记处,对那儿的什么事情不满意,就指着莫洛托夫的鼻尖奚落书记处里那些愚蠢的官僚;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叫道: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并非每个人都是天才啊!①

  *  *  *  *  *  *  *  *

  因此,在接班人问题的斗争开始之前,托洛茨基在政治局里几乎已是孑然一身。1923年初的头几个星期――距列宁逝世还有整整一年,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现斯大林以过去少有的凶暴和恶毒对他进行攻击,他才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政治局里存在着一股串通起来反对他的力量。②斯大林攻击他顽固拒绝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质问托洛茨基的动机,并影射说托洛茨基拒不接受职位的调动是因为他觊觎权力而不满足于担任列宁的副手。然后,斯大林把莫须有的罪名都堆在托洛茨基头上,什么悲观主义、信念不坚定乃至“失败主义”等等。为了证实托洛茨基的“失败主义”,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一次私下里对列宁说过的一句话上大做文章,即托洛茨基说的“杜鹃鸟不久就会为苏维埃共和国唱丧歌了”这句话。③

  ①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一起》第139页。
  ②托洛茨基档案。
  ③在斯拉夫民间文学中,杜鹃鸟是预兆之鸟。

  斯大林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盘算。他一直认为列宁有恢复工作的可能性,因此他抓住列宁所建议的任命问题,指望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敲进一根楔子。他深知,要置托洛茨基于绝地,莫过于暗示托洛茨基觊觎列宁的位置。这种算计很精明,触到了托洛茨基的痛处。他比斯大林有更充分的理由盼望列宁恢复工作,以使他们两人的“联盟”活动起来。即使抛开这点不说,托洛茨基对于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自己比对手更占优势这点也有着充分的自信,因此,他无意为接班问题而斗争。他甚至不试图寻找伙伴和合作者;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为谋求地位而耍手腕。然而斯大林的攻击和影射却使托洛茨基左右为难:驳斥吧,对他来说荒唐可笑;不理睬吧,又有危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托洛茨基,就是要从托洛茨基口里挤出否认或辩解的话来,这正所谓“为自己辩护等于承认错误”。一个处于与托洛茨基相同处境的人,一旦受到觊觎权力的指控,那么无论他怎样否认和辩解,都无法驱散已经引起的猜疑,除非他立即辞掉一切职务,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甚至停止发表一切意见。托洛茨基当然不会这样做。他反复说明,他看不出他作为这样一个职能重叠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能有什么用:政府中分工不合理,因为“每一个人民委员要干太多的工作,而每一件工作又有太多的人民委员去干”。他又补充说,如果作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将没有工作机构,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认为,任命我担任这项工作,将从政治上把我抹掉。”他否认了关于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等罪名。诚然,他说过“杜鹃鸟将会为苏维埃共和国唱丧歌”。但当时他只不过是想让列宁对经济浪费和官僚作风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目的――这还用说吗――在于医治那些弊端,而不是散布恐慌。①政治局陷入这类捕风捉影的争吵之中,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托洛茨基控制着自己,没有反击,他等待着列宁回来。

  ①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1923年1月的文件。

  他的等待是有理由的。有关列宁健康的医疗报告是令人鼓舞的。列宁甚至在病床上也给了斯大林一次又一次打击。对列宁那样坚定不移、毫不留情地反对斯大林的态度,连托洛茨基也深感诧异。托洛茨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把主动权留给列宁是唯一合适的做法。2月初,列宁首先严厉批评了工农检查院,并将此事通知政治局。尽管斯大林早已退出工农检查院,但列宁的抨击对斯大林个人影响很大。因为列宁认为该院在斯大林任职期间彻底失败了,而且让人对此没有怀疑的余地。他谈到该院的缺点时所使用的措辞几乎同托洛茨基曾经使用过的一模一样,如“没有文化”、“糟糕透顶”,“官僚主义恶劣作风”,“反复无常”等等;而且他还插进同样要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等尖刻的话。列宁最后决定,要对工农检查院本身进行一次大检查,缩减人员编制,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来执行工农检查院的多数职能。好几个星期以来,托洛茨基要求公布列宁的批评,但政治局拒绝了。①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3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档案。(另见《苏共历史问题》1957年第4期中福季耶娃的回忆。)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提出了对中央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进行大改组的计划。为了提出这个计划,他对党的状况进行过详细考察。他强调指出,中央委员会已失去了同下层群众的联系而成了傲慢的官僚机构。这就是第二年秋天爆发为公开争论的问题。但在l月和2月间,托洛茨基在政治局里提出这个问题时,比他后来在公开论争中还要坦率得多。在某些具体细节上,比如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它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关系等,托洛茨基的方案与列宁的方案有所不同。三驾马车则尽力夸大这些不同,说什么托洛茨基不仅蔑视列宁、拒不担任副主席,而且还力图使党偏离列宁的组织思想路线。在这个阶段,领导集团内的高层成员也被引人了政治局中的争论,而在他们的眼里,若要毁掉托洛茨基作为假定的列宁接班人的地位,莫过于搞一场流言攻势,说他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反对列宁的。三驾马车的言论都是为了挑起这样一场战斗。他们的指控都被写入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然后借口要进行审查而向全体中央委员公开,而中央委员们则很快就将这些秘密泄露给他们的朋友和下级。

  当托洛茨基首次对流言蜚语做出反应时,运动早已进行一段时间了。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有些委员……提出一种看法,说列宁同志的方案旨在维护党的团结,而我的方案则是制造分裂。”他指出,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是由一个小集团酝酿炮制出来的,而这个小集团实际上向全体党员隐瞒了列宁的信件。他揭露了在政治局中所发生的事:“当政治局多数人……甚至连列宁的信件都不同意发表时,我……不但坚持要发表,而且捍卫了信件的基本思想,更确切地说,捍卫那些我所认为是基本的思想。”他最后说:“如有必要,我保留在全党面前揭露事实真相的权利,驳斥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耍弄这种伎俩的人)如此肆无忌惮,只因为我一直没有对此做出反应。”①揭发的时机将在4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的一个特点是只会采用威胁态度。他认为,根据党内忠诚这个不成文法,若他要发动一场运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话,就不能不预先通知他们。但这样他就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有利条件,反而给了他的对手们避开打击的时间。这与斯大林的策略正好相反。托洛茨基甚至连威胁也不想付诸实施。他的目的仅仅是抑制一下斯大林、争得时间、等待列宁恢复健康。他争取到的直接的后果是:3月4日的《真理报》终于刊登了列宁抨击工农检查院的文章。

  ①托洛茨基档案。

  3月5日,当托洛茨基也因病卧床时,他接到列宁一封极其重要、紧急的短信。①列宁请求他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旗帜鲜明地为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辩护。自从12月间他们谈到“联盟”以来,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与列宁联系,也是他第一次得知列宁在格鲁吉亚事件上改变了立场。列宁写道:“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列宁还附了一份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评论的副本(这在前面一章中已概括地说过了)。这些评论使托洛茨基第一次充分了解了列宁主张进攻的坚决态度――相比之下,列宁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就似乎是温和的了。列宁的秘书补充道,用列宁自己的话说,他已准备好在党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投一颗“炸弹”。此外,在脑力和意志因紧张而衰竭的最后时刻,列宁敦促托洛茨基不可有任何软弱和动摇的表现,不要相信斯大林可能做出的“不可靠的妥协”,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次要的一点,就是要不发出警告就向斯大林及其同伙进攻。第二天,他本人又给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送去一封短信,表示热烈的同情并答应要为他们讲话。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从加米涅夫处得知,列宁已经写信给斯大林,威胁要与他“断绝一切私人关系”。②斯大林曾以极其粗暴的态度对待克鲁普茨卡娅,只是因为她为列宁收集了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当列宁知道此事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据克鲁普茨卡娅告诉加米涅夫说,列宁已经决定“要从政治上搞垮斯大林”。

  ①《我的生平》第2卷第220―221页;《斯大林伪造学派》第69―70页。
  ②这封信由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过,并收在由美国与英国公布的赫鲁晓夫演说辞中,但没有刊在《列宁全集》第36卷中,也没有刊在1956年的《共产党人》第9期中。福季耶娃仅仅暗示此信的存在。

  这真是托洛茨基在道义上获得满足和胜利的时刻!如同先前许多场合中所表明的一样,列宁最终还是承认了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也如同以前常有的情形一样,托洛茨基的大胆远见曾注定他在政治上的暂时孤立,导致他与列宁之间的意见分歧;然而事变进程恰恰证明了他的正确,使列宁最后得出跟他同样的结论:先是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尔后是关于工农检查院和“党的官僚主义”问题,而现在事实本身又证明他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也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坚信,三驾马车必将垮台,斯大林必将失败。他是胜利者,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了。他的敌手们也是这样想的。3月6日,加米涅夫代表三驾马车前来看望托洛茨基,他显得垂头丧气,准备接受惩罚,并急于安抚托洛茨基。①

  但并不需要什么安抚。托洛茨基的报复就是以德报怨。他忘了列宁的告诫,竟欣然接受了“最不可靠的妥协”。列宁原先打算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撤职,并因奥尔忠尼启则(曾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在梯弗里斯的暴行而打算把他驱逐出党“至少两年”。托洛茨基立即向加米涅夫作了保证,他本人不会建议采取如此严厉的报复举动。他说:“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的职务……但我实质上同意列宁的意见。”②他所要求于斯大林的一切仅仅是他应该改正自己的行为方式:让他忠诚地对待同事;让他向克鲁普茨卡娅道歉;让他停止侮辱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刚刚准备好有关非俄罗斯民族政策问题的“文章”,将向代表大会提出――他将以中央委员会报告人身份就该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斯大林急于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就把重点放在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谴责上。托洛茨基建议,斯大林应该重新修改决议案,需要插入一段文字,谴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统一而不可分的”俄罗斯集权主义,并向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坚决保证,今后一定尊重他们的民族权利。这就是托洛茨基要求于斯大林的一切――既没有严厉谴责,也无需亲自道歉。基于这些条件,托洛茨基准备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23―224页。
  ②同上。

  面对这些条件,斯大林当然准备屈服,或至少伪装屈服。他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政治毁灭的威胁,感到列宁的雷霆之怒将倾泻在他头上。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眼看着托洛茨基向他伸出宽恕的手,这简直是幸运的奇迹,对此他唯有感激涕零。他立刻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条件,重新修改了他的“文章”,将托洛茨基为他所作的一切修正统统加了进去。至于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对托洛茨基的冒犯和伤害,据他自己的解释都是出于误会,而他十分渴望加以澄清。

  就在加米涅夫一直充当中间人的这段时间,列宁又一次中风了。他又活了10个月,但已经全身瘫痪,大部分时间不能说话,周期性地昏迷不醒;而使他最痛苦的则是:在昏迷的间隔中苏醒时,他清醒地意识到幕后正在进行阴谋勾当,但他却对此无能为力。列宁再次中风的消息让三驾马车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谦卑地屈服于托洛茨基才仅仅几天,便再一次行动起来,以加倍的努力而又格外小心地要把他从接班问题上连根排除出去。而他还一直以为自己占了上风。他并没有放弃列宁可能复原的希望。不管怎样,他手中握有列宁的亲笔信。倘若他将这些信件,特别是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笔记拿到党的代表大会上,那么列宁究竟站在谁一边,党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他坚信,三驾马车无疑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害怕揭露而必然会坚守承诺。

  托洛茨基曾答应过列宁要他出面处理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事件并将列宁的意见通报党的代表大会的要求,这些情况三驾马车是了解的(加米涅夫读过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笔记)。此刻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劝托洛茨基不要实践这个诺言。难道斯大林没有做到托洛茨基所要求他做的一切吗?不错,他都做到了;因此,托洛茨基同意把列宁的信件只提交到政治局,并让政治局决定是否或者用哪种方式把信件传达给代表大会。政治局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公布列宁的信件,只有经过挑选的代表才可以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了解信件的内容。这可不是列宁所期望于托洛茨基的,列宁敦促他要坚定不移地、毫无保留地向党代表大会通报且不得掩盖任何分歧。但是这些敦促、告诫在托洛茨基身上全都落了空,他反而宽宏大量地帮助三驾马车向世界隐瞒了列宁的临终忏悔――列宁为沙皇专制精神在布尔什维克国家里复活而感到羞愧和内疚。于是,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党对列宁关于非俄罗斯民族政策的信件一无所知。①

  事后看来,托洛茨基的行为真是愚蠢得不可想象。此刻正是他的政敌们占据要津的关键时刻;而他的每一步都似乎是在为他们铺平道路。若干年以后,托洛茨基感慨地说道,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如果他借助列宁的权威把话说出来,他很有可能在当时击败斯大林,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可能仍是斯大林赢得胜利。②事实在于,托洛茨基太过于自信而高枕无忧了,所以克制着没有去进攻斯大林。当时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能在1923年的斯大林身上看出他日后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大人物。在托洛茨基看来这是天大的笑话:斯大林,这个躲在幕后的猥琐狡猾而又卑劣笨拙的家伙会成为他的对手。托洛茨基并未将斯大林放在眼里,也不想向斯大林乃至季诺维也夫卑躬屈膝。而最主要的是,他不想给党留下一个印象,即他也参与了列宁的信徒们围着列宁尚未入殓的空棺材玩的那种不光彩的争权把戏。托洛茨基的行为就像一个刚扮演完高雅戏剧的角色又突然卷入滑稽剧演员的行为一样笨拙可笑。

  ①列宁的信件于1956年6月首次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
  ②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9页。

  至于滑稽剧,那倒是不少。当政治局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召开会议时,斯大林提议让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而这个角色历来是为列宁保留的。托洛茨基拒绝了,说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理应是政治报告人。斯大林十分谦卑地说:“不,党不会理解的,……这个报告必须由中央委员会中最有声望的委员来做。”①这位“最有声望的委员”仅在几星期之前还被指控为觊觎权力,此刻为了证明斯大林的攻击毫无根据而不肯出头。就这样,他让三驾马车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征服了。最后政治局决定,这个过去照例由列宁向全党作的政治报告由季诺维也夫来做。

  4月中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在开幕式上就出现了自发地向托洛茨基致敬的场面。如同往常一样,大会主席宣读了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党组织、工会、工人和学生团体致的贺词。几乎所有的贺词都是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只是偶尔有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贺词,而斯大林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贺词的宣读贯穿在好几次会议中,如果此时向全党提出选谁做列宁接班人的问题,那么还会有什么疑问呢?②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6页。
  ②《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89、496、502―503页。

  三驾马车感到震惊和恼怒,但他们没感到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列宁并没有到大会来投出他的“炸弹”,而托洛茨基也答应过不去引爆它,他恪守着他的诺言。他甚至丝毫没有向党代表大会透露他与三驾马车有任何分歧,他安然地呆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而与此同时,三驾马车却在幕后加紧活动。他们的代理人在代表中间散布领导危机的舆论,甚至连大会刚刚向托洛茨基表示敬意一事也被他们利用来反对他。他们竭尽全力使各省代表感到有一种危机,而他们断言危机就在于托洛茨基那非凡的威望:难道法国革命的“掘墓人”波拿巴不正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吗?谁能相信这个专横跋扈的、野心勃勃的托洛茨基不会滥用他的威望呢?当列宁不在时,由党所了解和信任的稍逊一筹的人物组成的“集体领导”难道不比他的卓越才能更可取吗?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在令人不安的窃窃私语声中提出来的,足以引起代表的警觉。布尔什维克一向习惯于回顾伟大的法国革命先例,并以历史类比来思考问题。他们不时地在自己的领导人中寻找那个无法预言的人物,即可能会给革命带来意外危险的丹东或“准波拿巴”。在所有的领导人中,看来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与丹东相似的了,也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适合这副波拿巴面具的了。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托洛茨基的卓越才能是一种不利的条件;权衡之下,似乎最保险的莫过于由一群不那么杰出但更为可靠的同志来领导党。①

  ①对于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中谈到的这个流言蜚语运动(第257页),一位评论家是这样写的:“他(托洛茨基)被某些共产党人视为潜在的波拿巴,这是最近以来像多伊彻先生那样的作家的一大发现。……这种说法在当时并未被认可。”(G.L.阿诺德:《二十世纪》1951年7月版)并非每一个作家都能为这个“流言蜚语运动”找出确切的出处;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中谈到这个特殊运动时,是根据我在莫斯科所听到的情况,写书的当时我对此事还记忆犹新。另外,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已经发表了他的回忆录。1923年时,他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正在莫斯科,对托洛茨基本人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写道:“但现在(即1923年),人们到处可以听到的一种谣言,证实了存在着一个已经准备就绪的大阴谋……‘托洛茨基是波拿巴’,‘托洛茨基想当波拿巴’。这谣言散布到全国各个角落。来到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前来把这个谣言告诉我;他们意识到正在酝酿着某种反托洛茨基的事情,并催促我说:‘你应当去提醒他”’。罗斯默:《列宁统治下的莫斯科》第283页。有关这个“流言蜚语,”的资料还可以在现代文献中找到。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以后》一书中有整整一章是叙述这个特殊运动的,题为《反波拿巴派》。

  三驾马车的行动十分小心谨慎,他们声称,他们要求党给予信任的唯一权利是因为他们三人是列宁的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学生。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带头颂扬列宁的丰功伟绩,而这种举动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个人崇拜。①这种颂扬无疑有一定的诚意;因为这是第一次列宁没有出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而党已感到要失去列宁了。三驾马车正是要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情,因为他们知道,对列宁的颂扬也会使全党公认的他的最早的学生得到荣光。但他们还得努力使代表大会相信,他们是以列宁的声音说话的。代表们深感不安。当季诺维也夫以报告人身份出现时,他们用忧郁和沉默来迎接他。季诺维也夫那夸张的,甚至可笑的颂辞只能引起那些明智的人和富有批判精神的人的厌恶,可惜这些人只占少数,而且他们也没有提出抗议,唯恐会被别人误解。

  三驾马车乘胜追击,呼吁加强纪律和团结一致。当党失去领袖的时候,它一定要使自己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季诺维也夫宣称:“对党的路线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所谓‘左’的批评,目前在客观上都是孟什维克式的批评。”②他向柯伦泰、施略普尼柯夫及其追随者发出这个警告,并且慷慨激昂地对他们说,他们甚至比孟什维克还要危险。他的话表面上看似乎只是针对工人反对派的,而实际上却包含着更广泛的暗示:它们指的是他所能遇到任何一种谴责性批评。这种将每一种批评预先视为孟什维克异端的准则倒是一种新货色――类似的东西以前还从来没有提出过。然而,这种准则却可以从季诺维也夫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论点中推导出来,当时他说,由于政治垄断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发现党内已经存在两个以上潜在的党,而其中一个是由“不自觉的孟什维克”组成的。只关心夺权的直接条件、踌躇满志的季诺维也夫此刻走得更远,又把领导集团中的每一个反对者说成是那些不自觉的、没有发言权的孟什维克的实际代言人。这就是说,每个领导人――不管他们是谁――都有权甚至有责任去镇压党内的反对派,如同他们过去镇压真正的孟什维克一样。这样,季诺维也夫就炮制出了布尔什维克自我镇压的法规。

  ①参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②同上,第46―47页。

  这种对纪律的号召和关于团结的新观点在大会通过时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和其他持异议者登上讲台谴责三驾马车,要求解散它。卢托维诺夫这位出色的党的工作者抗议这种“教皇式的一贯正确性”,并反对季诺维也夫代表政治局所要求的批评豁免权。①另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柯秀尔指出,党正被一个小集团统治着,总书记处迫害批评者,斯大林在其任职的第一年中就对乌拉尔和彼得格勒这样重要的组织的领导人降职的降职,杀害的杀害;他还指出,集体领导的说法是一个骗局。在一片喧闹声中,柯秀尔提请代表大会撤销1921年关于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②

  然而,三驾马车支配着整个党代表大会:加米涅夫是会议主持者,季诺维也夫阐明政策,斯大林操纵着党的机关。他们不再掩饰三个人的伙伴关系;在回答工人反对派提出的挑战时,竟挑战式地承认三人执政的存在。③但是在三驾马车内部出现了位置的变动:季诺维也夫正在失去车老大的地位。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105―106页。
  ②同上,第92―95页。另一位发言者谈到在代表大会期间流传着一份匿名传单,它要求把三驾马车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他猜想这份传单是工人反对派散发的。同上,第136页。
  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84页。

  他自己弄巧成拙,与许多代表对着干,把来自下面的大多数攻击招惹到自己身上。斯大林则以较为谨慎的举动为自己赢得了信任。当颇有影响的、温和的老中央委员诺根开始歌功颂德――颂扬总书记做出的虽不引人注目但却是关键性的指导工作时,代表们把钦佩的目光转向了斯大林。诺根说:“中央委员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个最基本的政治机构,它开展全国所有的政治活动,而书记处则是这个机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①有些不满者讨厌趾高气扬、造谣生事的季诺维也夫,反而觉得斯大林更平易近人。

  斯大林的地位在关于对非俄罗斯民族政策辩论中得到了加强,这场辩论本来是会使他声誉扫地的。格鲁吉亚人来到莫斯科,原指望得到列宁允诺给他们的强大支持。②但是他们一无所获。拉柯夫斯基负责处理这件事,他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在莫斯科却没有足够的影响。莫非莫斯科要像沙皇时代的宪兵那样使弱小民族俄罗斯化吗?他问道。③但是,当格鲁吉亚人听到斯大林本人义愤填膺地抨击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欺凌时和发现他们自己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谴责被写进斯大林的“纲领”时,感到大惑不解。由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妥协的结果,这个尴尬局面成了对他们所有的抱怨和抗议的嘲弄。他们要求至少要当众宣读列宁的几个短笺,但是徒劳,政治局委员们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们中唯有布哈林挺身而出,打破严守秘密的约定,作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捍卫了弱小民族的利益,揭露了斯大林的假仁假义――这是布哈林作为左派共产主义领袖的天鹅绝唱。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3页。
  ②同上,第150―151页。
  ③同上,第528―534页。

  他指出,斯大林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否定是彻头彻尾虚伪的,这一点可由这次集中了全党精华的代表大会的气氛得到证实:从讲台上发出的反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每一句话都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哪怕是最微弱的暗示也会遭到嘲讽,受到冰霜般的冷遇。①代表们正是用这种冰霜般的沉默对待布哈林的演说。斯大林被代表大会的气氛壮了胆,现在他可以肆意掩盖列宁对其政策的攻击所具有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了,可以挖掉“异端分子”了。

  托洛茨基对会议进程抱着冷淡的态度,有时故意缺席。他严守同三驾马车的君子协定和政治局的“内部团结”这一原则。但这一原则却没有阻止季诺维也夫连讽带刺地说他“迷恋计划经济”。②托洛茨基对此不予理睬。当工人反对派的演说家们要求解散三驾马车并抨击总书记时,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没有给伤心的格鲁吉亚人以任何鼓励,正当民族问题辩论开始时,他离开了会场,借口说他忙于准备将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③

  最后,4月20日,当托洛茨基在党代表大会讲话时,他故意避开这个吵到白热化的问题,而把他的讲话严格限制在经济政策的问题中。④经济政策无疑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而他终于有机会面向全国听众全面地阐述他的观点,这观点迄今为止还只是在少数领导者的小圈子里泛泛地提出过。作为他与三驾马车君子协定的一部分,他有权将他的观点作为正式政策的声明提出,尽管政治局赞同他的意见的程度不超过他赞同斯大林的非俄罗斯民族政策的程度。他非常重视能把他的经济政策作为党的正式“路线”提出来;在他的眼里,这也许部分地证明了他向三驾马车做出让步是对的。实际上,在讨论他的报告时,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表示公开反对。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561―565页。
  ②同上,第45―46页。
  ③同上,第577页。但仅在一个月之后,托洛茨基就在《真理报》上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政策。他写道,如果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高加索一意孤行,那么苏维埃侵犯高加索将被证明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317―326页。
  ④《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282―322页

  他向全党发出呼吁,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要解决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他回顾了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两年的经验,并且重新阐发了它的原则。他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就是开发俄国的经济资源并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去。工业生产的增长仍然很慢,远远落后于私人农业经济的恢复。因此,这两大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别变得突出起来,并且反映在工业产品价格高与农产品价格低而形成的“剪刀差”上(托洛茨基创造的这个比喻术语不久之后就被全世界经济学家所沿用)。①由于农民买不起工业品,又没有真正的物质利益刺激他们出卖产品,因而“剪刀差”又一次造成切断城乡经济纽带与破坏工农政治联盟的威胁。缩小“剪刀差”,只应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而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这样,工业就必须合理化、现代化、集中化,而这就要求实行计划经济方针。

  计划经济是他的主要命题。他并没有像他的反对者们后来宣称的那样鼓吹为了计划经济而放弃新经济政策。他力促全党在新经济政策的限度内从“后退”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进攻。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我们自己在同私人资本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阵地。我们建立了这个阵地,使之合法化;我们就要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严肃长期的斗争。”②列宁曾经说过,新经济政策应当“认真地、长期地”予以实行;而计划经济的反对者最爱引用这段话。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292―293页。
  ②同上,第285页。

  托洛茨基反驳说:“不错,认真地、长期地,但并不是永远地。我们推行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从它自己的阵地上,而且主要用它自己的办法来击败它。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法则……并通过国有工业在这些法则起作用时进行干预和系统地扩大计划经济的范围。我们最终就能将计划经济扩大到整个市场,从而融化并取消市场。”①

  布尔什维克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极其模糊。多数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经济几乎是无法相容的。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私有制的让步,而这是他们迫于自身的薄弱不得已而为之。他们认为,这种让步还需要持续多年,因此有必要强调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加强农民和商人对这种稳定性的信心。只有在相对遥远的将来党才能取消对私有财产已经做出的让步,也只有在那时才可能确立计划经济。这种认识在以后10年之内将始终是斯大林政策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斯大林先是以新经济政策名义抵制计划经济,然后再以计划经济名义下令“废除”新经济政策,“消灭”私人贸易,摧毁个体农业。根据托洛茨基的概念,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私有制。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经济成分之间长期合作、竞赛、斗争的一个框架。合作和斗争在他看来是辩证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对立面。因此他号召全党要保护和扩展社会主义成分,哪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向私有制妥协和帮助它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会在一天之内突然取代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当在这种混合经济的范围里发展壮大,直到社会主义成分通过它不断增长的优越性而逐渐吸收、改造或消灭私有成分,乃至冲破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因此,在托洛茨基的日程表上没有给任何突然“废除”新经济政策、下令禁止私人贸易以及用暴力摧毁个体农业留有余地,恰如没有给任何用行政命令宣布“过渡到社会主义”留有余地一样。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之间的这种立场差别只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鲜明地表现出来。但是,眼下因为托洛茨基坚持进攻性社会主义政策的必要性,许多人就觉得他似乎是从根本上反对新经济政策的。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31页。

  在此没有必要详细探讨托洛茨基的经济论点或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问题――有关他的这些思想在前面一章里已经扼要论述过了。只需要提到下面几点也就足够了:托洛茨基所作的报告和所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他在其中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在这几十年里,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来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①

  但是,不管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管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多么巨大的意义,这都无助于改善他在所面临的那一场斗争中的地位。整个说来,他的中心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的听众的理解力。他像往常一样给代表大会留下了印象,但这次留下的印象与其说是由于讲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由于它的热情奔放。他的讲话中的一些言外之意使广大代表不禁竖起耳朵,甚至产生了疑心。有些人甚至在琢磨,他原来是要号召全党放弃新经济政策,回到令人谈虎色变的军事共产主义。

  ①在以后的几年中,托洛茨基本人即便不是绝口不提,也很少再谈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当他要求必须把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规模大、效率高的康采恩的手里时,问题便发生了:那些效率不高的工厂关闭后,失业工人怎么办呢?当他申辩说工人阶级队伍必须挑起重建工业这副重担时,他根本就没想到怎样把他的话说得更委婉些。相反,他对他的思想强调到这般地步,以至令许多工人感到惊骇。他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刻:国家不付给你们工资,或者只付给一半工资,而你们,工人们,得(将另一半)借给国家。”①斯大林后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即“拿走工人的一半工资”,加速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但是那时他却告诉工人说,国家付给他们的工资是他们以前所得的2倍或3倍。然而,当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坦率和无情的真诚在代表大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使工人们惊骇的却只是他的冷酷无情而不是他的真诚。他们不由得反问,难道他又要像他当时组织劳动军时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要我们必须持一种生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消费者的观点吗?三驾马车的代理人要证实工人这方面的猜疑,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15页。

  另一些人问,托洛茨基的政策对农民会有什么影响呢?会驱使党跟农民发生冲突吗?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两人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早就给了肯定的回答。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件重要插曲更使这个问题加重了分量。托洛茨基的一位老同志克拉辛直接向他提问,他是否充分思考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含义?克拉辛指出:早期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克扣工人工资或依赖于企业主“节约”来加速原始积累,它还剥削殖民地,掠夺整个大陆,毁灭英格兰的自耕农,摧毁了印度农家的织布工,而正是在“印度平原白茫茫”一片尸骨之上,现代纺织工业才得以兴起。难道托洛茨基要将这种相似推向其必然的结果吗?①

  克拉辛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怀有任何敌意。他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试图说服中央委员会:需要更多的对外贸易――需要对国外资本做出更大让步。他希望代表大会特别考虑到,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绝不能去剥削农民、掠夺殖民地――谁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必须设法吸引外资,外资可以帮助俄国进行原始积累并避免在西方伴随积累而来的恐怖。但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却发觉,以可接受的条件吸引国外贷款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克拉辛提出的问题非常有力:为加速积累所需的资金将从哪儿来?当克拉辛谈到对农民的掠夺和印度农村织布工人的“一片白茫茫尸骨”时,托洛茨基跳起来抗议说,他的“建议根本不是这个意思”。②这当然不错。但不管怎样,他的立场的逻辑发展不就是将导致“对农民的掠夺”吗?托洛茨基跳起来否认这一点,说明他已感觉到有一片疑云正在他的头顶上聚拢来,虽然还不到巴掌那么大。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51―352页。
  ②同上。

  这样说,不仅可能把自己与工人对立起来,也可能在党内引起害怕与农民发生冲突的恐惧,而且托洛茨基还招致了工业界经理和行政官员的敌意。但是,他深信他所说的话是极其重要的,并认为他的责任就是把它说出来,所以他就不能不说出这些最不受欢迎的事。另外,他以这样暗淡的色调描述了工业情况,这样无情地揭露了新经济官僚主义者的骄横自满、独断专行、颟顸无能,以至官僚主义者为他的鞭挞所激怒并力图发泄怨恨。工业界经理们回答说,托洛茨基以如此暗淡的色调描述工业情况,对他们的工作如此不满,只因为他以计划经济的乌托邦而沾沾自喜。①

  于是,最终导致托洛茨基失败的各种条件就慢慢地,但不可抗拒地展开并结合起来了。他错过了挫败三驾马车并使斯大林名声扫地的机会。他令其盟友们失望。他辜负了列宁对他的期望,未能坚定地成为列宁的代言人。他没有在全党面前支持他曾在政治局里支持过的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当党内民主的呼声从底层发出时,他却保持沉默。他所阐释的经济思想和历史的警告吓跑了他的听众,却使他的政敌们易如反掌地加以歪曲,以致立刻在工人、农民和官僚层之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托洛茨基并不是他们所能寄予希望的人;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一想到他可能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就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三驾马车则百般殷勤地讨好每一个人,允诺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都能得到好处,迎合形形色色的骄傲自满、吹牛拍马的人。

  而当托洛茨基声明“毫不动摇地”与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保持团结一致并号召党员群众在此“紧急关头”要保持严格的自我约束和最大的警惕性时,他终于亲手直接加强了三驾马车的地位。当谈到列宁不在时有关呼吁团结和纪律的运动时他宣称说:“在我们当中,我绝不是最后一个去捍卫并促进(这个运动)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无情地反对所有企图破坏运动的人。”②他继续说:“如果说,党在目前特定情况下就某些可能危及党的问题而断然警告你们,即使这警告是夸张的,那么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的情况下也许没有危险,而在当前情况下则会两倍或三倍地危险。”三驾马车当然会发觉,这种人心惶惶、猜疑重重的时刻对于他们来说真是表现自己并镇压反对派的天赐良机。托洛茨基和他们同样感到不安,担心列宁死后党将遭到的冲击;但是他迫切要加强党的地位,却削弱了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无疑,他信赖三驾马车的忠诚。尽管他瞧不起三驾马车,但始终以同志般的情谊对待他们,也期望他们能投桃报李。托洛茨基没有料到,他们竟然利用他的无私胸怀去捞取可马上兑现的个人好处。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22―354页及各处。
  ②同上,第320页。

  *  *  *  *  *  *  *  *

  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扩大的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托洛茨基无意阻止这件事――总之,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候选人,但他知道列宁会怎样做。若列宁不在,无论如何他是没有机会罢免斯大林的。三驾马车像以前一样指挥着政治局,并通过政治局指挥着中央委员会。他们同时还支配着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选举出来作为党的最高法庭。被指定主持该委员会的人是斯大林的亲密伙伴古比雪夫。

  三驾马车还没有理由向托洛茨基摊牌。因为他并没有向他们挑衅;同时三驾马车也拿不准若使冲突公开化党内会有什么反应。不过斯大林却是分秒必争地操纵局势,他利用手中广泛的任命权,把可能追随托洛茨基的人从中央到各省的重要位置上清除掉,并用三驾马车的追随者或他自己的亲信来填补空缺。他精心为每一例提升或降级寻找说得过去的功过理由;而列宁规定的原则这时大大帮了斯大林的忙,即任命时须考虑党员为党工作的年限。这项原则自然有利于老近卫军,特别是它的核心集团。

  就在1923年这一年当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他这一庇护体系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党的主宰。那些由他任命为地区或地方书记的官僚们很清楚,他们在官场中的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的巩固并不依赖于当地组织的成员,而是依赖于总记处。他们自然会愈加俯首贴耳地听命于总书记的驱使,而对当地组织的意见却置之不理。这个由书记们组成的群体逐渐以它自己“取代”了党,甚至取代了他们组成其中重要部分的老近卫军。他们愈习惯于在总书记的命令下一致行动,这个总书记就愈有可能直接取代党。从理论上说,党仍然是受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支配。但后来党代表大会仅仅成了一块骗人的招牌:照例只有总书记处任命的人才有机会当选为代表。

  托洛茨基目睹着党内的这种变动,意识到了它的严重性,却一筹莫展。他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公开号召党的基层组织起来抵制总书记处的强迫命令。但是由于斯大林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这个办法只会将矛头指向新选出的、通过正常途径建成的领导层。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甚至是享有最高威信的人敢冒险走这一步,更不必说此时的托洛茨基了。他向全党隐瞒了他与三驾马车的分歧,信誓旦旦地保证同他们完全一致,发誓做一个最热烈、最警惕的纪律捍卫者。如果他试图鼓动全党反对三驾马车,他必然被看作是一个伪君子――仅仅为了报私仇,为了满足取代列宁地位的野心。

  他只能暂时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反对斯大林。但他十分孤立,他的意见不被理睬。甚至布哈林也更倾向于三驾马车了(在40个新中央委员中,托洛茨基的政治盟友不超过3个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和皮达可夫)。有他出席的政治局会议愈益成为一种例行公事,他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真正的政治局却只是在他缺席时才工作。因此,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过不久他就开始尝到自己贻误战机的苦果了。他已经成为三驾马车的政治俘虏。他既不可能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去反对他们,也不可能在外部采取任何反对行动,他只能等待时机,指望柳暗花明那一时刻的到来。
  
  1923年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受到一股政治热潮的冲击。从7月初直到8月末,工业部门异常动荡。工人们感到被压上了过分沉重的工业复兴的重担。他们只能领到微薄的工资,就是这一点儿工资甚至还经常领不到。工业界经理们由于经营亏损而被剥夺了国家对企业的补助和贷款,没有钱支付职工工资,甚至一连拖欠他们好几个月,只得靠不光彩的欺骗手段克扣工资。工会既不想干扰工业复兴,也不肯压制民意。终于,“疾风暴雨般”的罢工在许多工厂发生了,并到处蔓延,还伴随着不满情绪的大爆发。工会惊慌失措,党的领导也都如此。一次总罢工的威胁迫在眉睫;而运动似乎正处于转变为政治骚乱的关头。自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来,工人阶级还从没有如此紧张过,领导集团也从没有如此震惊过。

  这场冲击由于其出乎意料而愈益严重。领导集团一直对经济形势沾沾自喜,夸耀着不断的进步。他们没有及时收到灾难逼近的信号,或者即使得到了警告也置若罔闻。在突然惊醒之后,他们就去追查煽动工人的嫌疑犯。在基层,在党支部,骚乱使人们更认真地探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新经济政策公布两年以后不满情绪仍然如此强烈。他们质问道:官方关于进步的报告到底有什么价值?党的领袖们不是过于骄傲自满吗?他们不是脱离了工人阶级吗?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追查嫌疑犯是没有什么用的。

  嫌疑犯很难追查出来。对于罢工骚乱查不到任何根源,诸如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残余等――因为这些政党经过彻底镇压早已销声匿迹了。官方的怀疑转向工人反对派。然而他们的领袖们也为罢工所震惊;工人反对派因为慑于被放逐的不断威胁而已然偃旗息鼓,而且四分五裂了。不过那些分离出来的小集团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罢工骚乱,但罢工主要是自发的。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工人集团,由3位工人领导,他们是米亚斯尼科夫、库兹涅佐夫和莫伊谢耶夫,都是至少1905年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在4月和5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他们就散发宣言,谴责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并敦促工人为苏维埃民主而战斗。①5月末,米亚斯尼科夫被逮捕了,但他的追随者仍继续宣传他的观点。当罢工爆发时,他们还在琢磨着是不是应当跑到工厂去号召总罢工。当格别乌把他们抓起来时(总数约20人),他们仍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②

  ①1924年,工人集团的德国同情者在柏林发表了这份宣言,题为《俄国共产党工人集团宣言书》。
  ②维,桑林:《工人集团》第97―112页。这个集团在莫斯科约为200人。

  党的领导发现诸如工人真理派之类的团体在工厂活动,不禁十分惊恐,其惊恐程度跟罢工骚乱的成因似乎很不相称。但是,这些集团尽管规模很小,他们在党内和工会内却有不少联系。基层布尔什维克抱着或明或暗的同情倾听他们的观点。对于工人的抱怨,工会没有表态,而党又不予理睬,因此力量弱小的政治派别只要不停止活动,就有可能迅速地获得广泛影响,成为不满情绪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暴动中的煽动分子本来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但那里堆满可燃物,一点火星就可能形成燎原大火。党的领导竭尽全力要扑灭火星。他们决心镇压工人集团和工人真理派,借口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约束,并且半公开地煽动骚乱反对政府。捷尔任斯基被委以镇压之责。但是他调查这些假设嫌疑犯的活动时发现,甚至绝对忠诚的党员也把那些人视为自己的同志,并且拒绝作证去反对他们。于是他转向政治局,请它宣布任何党员都有责任向格别乌揭发那些在党内对公认领袖有攻击行为的人。

  当问题提到政治局时,托洛茨基刚与三驾马车发生过几次冲突,他们的关系因此恶化;而捷尔任斯基提出的要求则是他无法忍受的。他丝毫无意为工人集团以及类似的持不同政见者辩护。当他们的追随者被投入监狱时,他也没有提出抗议。尽管他认为他们的不满大多是合理的,他们的许多批评也是有道理的,但他并不同情他们粗暴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宣传鼓动。他也不支持工业部门的动乱。他看不出政府怎么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如果工业产量仍是这样低:倘若工资买不到商品,提高工资又有什么用?他明白由于工业复兴的延迟所导致的罢工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但他不肯沽名钓誉,不肯乱许不负责任的诺言或者去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相反,他一再力促实现已经太迟的经济政策的转变。他也无意去支持工人反对派及其分散的小集团以极端形式提出的苏维埃民主的要求。但是他抗议三驾马车和捷尔任斯基所建议的处理骚乱问题的方式,抗议他们的顽冥不灵:只盯住不满情绪的表面现象而忽视其潜在原因。政治局命令党员们互相监视和告发这种做法令他非常厌恶。

  捷尔任斯基的上述要求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因为布尔什维克对待格别乌的态度中丝毫没有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通常看待任何政治警察的那种高傲的轻蔑。格别乌是一柄“革命的利剑”,每个布尔什维克都以帮助它完成反对革命敌人的工作而引以为荣。但在内战之后,当人们开始厌恶恐怖行径时,许多曾自愿在格别乌中服务的人们都巴不得离开这支队伍。难怪此时捷尔任斯基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诉苦说:“唯有圣徒和流氓能在格别乌中工作。但现在圣者离我而去,只剩下我与流氓为伍。”①

  ①此事是布兰德勒告诉本书作者的。

  然而这个被人瞧不起的格别乌却仍然是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的捍卫者。迄今为止,它一直捍卫这个政权,而反对的只是外部敌人,如白卫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现在问题在于:为了捍卫独裁政权,格别乌是否还应该反对假想的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呢?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在党自身内部大动干戈之外别无选择。

  托洛茨基并没有明确告诉政治局应当拒绝捷尔任斯基的要求。他避开问题而强调其内在的原因。1923年7月8日,他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向党组织报告某些支部正受到敌对分子的利用这样的事实,这本来就是党员的基本义务,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6周年之后,还要为此通过一个专门决议,看来是毫无必要的。要求通过这样一种决议的要求以及其他类似明显的要求,是一种令人极为惊讶的迹象。”①这表明现在有一道鸿沟正把领袖和党员群众分隔开来,这道鸿沟自从党的十二大以来已变得特别宽,斯大林的庇护网使它变得更深了。

  ①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142―143页。

  当托洛茨基这样陈述时,三驾马车提醒他,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正是通过自己的提名者去统治工会的。托洛茨基回答说:即使在内战最紧张时期,“党内任命制度的规模也不及现在的1/10。现在州委书记的任命成了一种制度。这就为州委书记创造了基本独立于地方组织的地位……”托洛茨基并没有明确地向总书记的特权提出质疑,他只是要求总书记谨慎节制地使用这些特权。托洛茨基承认,在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当他听取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呼吁时,其中许多“在我看来似乎都是夸大了的,并在相当程度上带有蛊惑性,因为充分发展的工人民主与独裁政权是无法相容的。”然而,党不应当继续生活在内战时期纪律的高压下。这种状况“应当让位于更活跃、更广泛的政党责任制。现在的政权……比军事共产主义高潮时期的政权更远离任何工人民主”。“书记的选拔”就是造成“党的机关空前官僚化”的原因。书记集团“炮制了党的观点”,压制党员发表意见的自由,甚至不许他们有独立见解,仅仅用命令和号召口吻向党员群众说话。因此毫不奇怪,不满情绪“无法通过在党的会议上公开交换意见或者通过党员群众向党组织施加影响而得以消除,……于是就在私下里不断积累起来,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①

  托洛茨基再次抨击了三驾马车的经济政策。他说,工业的动荡加剧了党内的动乱;而工业的动荡则是因为缺乏经济远见。他此刻才发现,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那样多的让步才使三驾马车允诺给他的唯一果实也是一场空:代表大会通过了他的工业政策决议,但这些决议至今仍不过是一纸空文。经济管理仍像从前一样一塌糊涂。他们没有为使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经济领导中心做任何工作。政治局建立了一些委员会,但只是调查危机的表象,而不是去挖掘其根源。托洛茨基本人曾被邀请参加一个调查物价的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拒绝了。他声明说,他无意参加这样一种旨在搪塞问题、拖延解决的活动。

  ①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142―143页。

  就在托洛茨基做出这些批评之前,他刚跟三驾马车发生了冲突,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有些冲突跟审议德国局势有关;托洛茨基认为,在德国,因法军占领鲁尔地区而引起的动乱为德国共产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另一些冲突是由三驾马车建议改组托洛茨基所主持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引起的。季诺维也夫一心想把斯大林本人或者至少是伏罗希洛夫和拉舍维奇插进革命军事委员会。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个建议的。或许他与斯大林商量好,要为三驾马车在控制军队方面争得一份决定权,或许他安排了一条反斯大林的狡计,要把他从总书记处赶出去。①但当季诺维也夫将其动议提交讨论时,托洛茨基受到刺伤,十分愤怒,他声明说,作为抗议他要辞去所有的职务,如军事人民委员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部门的职务。他要求作为一名“革命战士”被派往国外协助德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准备工作。这个想法并非事出无因。德国共产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刚抵达莫斯科,他对他本人及其同志们能否胜任领导一场革命起义没有把握,就热切地询问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问托洛茨基能不能化名前往柏林或萨克森负责革命军事行动。②这个主意打动了托洛茨基,使命的危险性更是激起了他的勇气。俄国政事的转变令他失望,政治局的阴谋活动令他厌恶,而且可能也使他十分厌倦了,他便请命到德国去。与其去啃革命胜利的腐烂果实,不如再次为革命斗争夺取胜利,这更加符合托洛茨基的本色。

  ①参见本书第四章。
  ②消息来源于布兰德勒。

  三驾马车不能放他走。他在德国对他们会更加危险。如果他去了,一旦成功并且胜利归来,那么他将作为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公认领袖睥睨他们。倘若他发生了不幸,比如落在阶级敌人手里或战死沙场,则全党必将猜疑他们是为了铲除他才派他去担负一项毫无希望的使命的;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同伙都不能冒这种猜疑的险。他们不能让托洛茨基去摘取新的革命胜利的桂冠,也不能让他去享受烈士的哀荣。为了摆脱困境,三驾马车把这痛苦的一幕变成了一出滑稽剧。季诺维也夫回答说,他本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愿意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代替托洛茨基前往德国。这时斯大林插进来,做出一副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样子说,政治局不可能免掉这两位最杰出、最受爱戴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政治局也不可能让托洛茨基辞去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之职,因为这将给党带来莫大的耻辱。至于他,斯大林本人,只要革命军事委员会能平安无事,他宁愿呆在外面。政治局接受了斯大林的解决办法;而托洛茨基感到它十分荒唐,便在会议中途离开了会场,并“把门重重地关上”。①

  在捷尔任斯基提出建议或托洛茨基写下10月8日信件之前,政治局的事态就是这样。托洛茨基在信中向三驾马车提出了明确的挑战。但三驾马车不大在乎,因为托洛茨基没有使争论公开化:他的信件只向有权了解政治局内部秘密的中央委员宣布。

  ①斯大林的前秘书这样强调这个插曲的荒唐:“这一幕发生在皇室会议厅。大厅的门很厚重。托洛茨基朝门跑过去,使尽全力去拉门,但门很慢很慢才打开。有些门是无法砰然作响的。但托洛茨基在盛怒之下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他又使尽全力去关门。遗憾的是,门仍然只能慢慢地关上,就像它开时那样。因此我们看到不是表明历史突变的戏剧性姿态,而是一位可悲的、无助的人物与大门的格斗……”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一起》第76―77页。

  然而,一星期之后,即在10月15日,46位资深党员联名发出庄严声明,矛头直指官方领导,批评它的政策,他们所使用的词语几乎与托洛茨基所使用过的词语完全一样。他们声明说,国家正处于经济崩溃的危险之中,因为“政治局里的多数派”拿不出政策,看不到对工业实行有目的的指导和计划性的必要。他们并没有要求对领导层作任何明确的人事变动;他们只是敦促政治局警醒起来认清自己的目标。他们也抗议书记集团的统治以及对言论的扼杀,声称正常的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由于安插私人亲信已经失去了代表性。46人甚至比托洛茨基走得更远,要求取消或放宽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因为该禁令只有利于一个小宗派,成为它对党实行独裁统治的掩护,驱使不满的党员结成秘密团体,并滥用他们对党的忠诚。“党内斗争进行得越野蛮残酷,这种斗争越会在暗中秘密地进行。”最后,声明签名者要求中央委员会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局势。①

  46人如此忠实地反映了托洛茨基的批评,以至三驾马车不能不怀疑,他即使不是抗议声明的组织者,那么也是他们的直接鼓舞者。③三驾马车以为46人已经结成了一个牢固的派别。实际上,托洛茨基的态度比三驾马车所想象的有更多的保留。不错,在46人中有他亲密的政治盟友:尤里・皮达可夫,一位最能干、最开明的工业管理者;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济学家,前中央委员会书记;列夫・索斯诺夫斯基,《真理报》的天才撰稿人;伊万・斯米尔诺夫,征服哥萨克的胜利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十月起义的英雄,现为红军第一政治委员;穆拉洛夫,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员,等等。托洛茨基曾把自己的思想和忧虑对这些人吐露过,甚至把他和列宁的私人谈话都告诉过他们。③他们组成了所谓1923年反对派的领导核心,代表着其中“托洛茨基主义”的成分。但46人并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派别。他们当中也有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拥护者,例如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萨普龙诺夫、柯秀尔、布勃诺夫和奥辛斯基等,他们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一样。许多签名者在共同声明中对一些特定问题有明显的保留意见或坦述自己的异议。共同声明同等地强调了两个问题:经济计划性和党内民主。但有些签名者主要对前者感兴趣,而另一些则更关心后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等人要求批评自由和争论自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反对特定的经济政策,希望通过争论使别人转变到他们方面来;而萨普龙诺夫和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加入反对派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党内自由而要求党内自由。前者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官僚层中先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的愿望,而后者则只是表达了对整个官僚层的反感。这46人远不是铁板一块,而只是不同群体和个人结成的一个松散联合体,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朦胧的不满和抗议。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托洛茨基应否对46人的行动负责,这是1924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所争论的中心议题。
  ③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5页。

  很难说托洛茨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这次联合的直接发起人。托洛茨基本人否认这种说法,而他的政敌则断言,他的否认只是一种花招,好使他逃避组织宗派的罪名。①但反对者并未提出具体证据;而46位签名者也不像是一个具有确定路线和纪律性的统一派别。甚至在托洛茨基死后许多年,那些紧紧追随他的人也声称,他严格遵守党纪,不可能充当这一次特定抗议示威的发起人。根据所有已知的有关托洛茨基在这些事态中的行为来看,这种说法是可靠的。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像他声明的那样事前对46人的行动一无所知或者他对这次事件是否感到意外。毫无疑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穆拉洛夫或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一直向他通报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做这些事时也不会没有他的某种鼓励。因此可以说,即使托洛茨基对他们的行动并没有正式的责任,他也应被视为其实际鼓舞者。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46、92―102、104―113页;《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56页及以后各页

  46人将其抗议提交给中央委员会时附带请求:中央委员会应按早已确立的惯例让全党知道此事。三驾马车拒绝了这个请求,并且威胁说,若是签名者自己在党员中散发该文件,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律制裁。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的代理人被派到各支部去谴责尚未公布的抗议书的作者们。尔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扩大会议来处理46人声明和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件。①三驾马车在答复托洛茨基时一再重复了斯大林1月和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他的指责。他们断言,托洛茨基被权力欲所驱使,坚持“孤注一掷”的方针,不但拒不担任列宁的副手,甚至放弃了正常的职责。然后他们列举了近年来他与列宁有分歧的所有问题,但在一件事上他们却装聋作哑,即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列宁最终发现自己是与托洛茨基一致的。中央委员会肯定了这些指责,并批评了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同时还申斥46人,把他们的联合抗议书称作是对1921年禁止派别活动禁令的破坏。至于对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并没有明确指责他组织小宗派,但是认定他应对46人犯下的过错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10卷第766―768页。

  这种谴责更加突出了一个怪圈,其中任何反对派刚一露头便被置于1921年禁令的纪律约束之下。46人是为了要求取消或者放宽这些条令挺身而出的,但是,他们仅仅要求修正这些条令就足以使他们遭到已经违反条令的指控。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是自我永恒的,不可磨灭的,任何修正的企图在其中都无立足之地。禁令在党内确立了军营纪律,这也许有利于军队,却是政治组织的祸害。这纪律无异于“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三驾马车很难把这次特殊的“造反”镇压下去,因为这些造反者不是普通的小兵,而是46位革命将军。他们每个人在政府和党内的地位都很重要。多数人都有一部内战英雄史。许多人是中央委员。有些人是在1917年与托洛茨基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还有一些人则早在1904年就已入党。他们的抗议是抹不掉的。三驾马车在各支部中声讨它,并号召各支部参与声讨,但又不肯公开抗议声明,于是引起了强烈的猜疑。全党因危言耸听的谣传而哄动起来。三驾马车不得不稍稍打开安全阀门。在11月7日,十月革命6周年纪念日,季诺维也夫发表庄严声明,答应恢复党内民主。以此为信号,《真理报》以及其他报纸开辟争论版面,并邀请党员坦率写出他们感到困惑的所有问题。

  “沉默三年”之后重新发动争论是一桩冒险的事。①三驾马车对这一点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们允许在莫斯科公开争论,而在其他省份则按兵不动。但是,他们刚一打开安全阀,就立刻遭受到意想不到的压力的攻击。莫斯科的党支部造了反。他们对官方领导人报以敌意,而向反对派发言人报以欢呼。在大工厂的某些会议上,三驾马车遭到嘲笑,票数明显下降。②讨论的焦点马上集中到46人声明上,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向基层群众阐释他们的观点了。皮达可夫是他们当中最激进、最能打动听众的发言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轻易赢得极大多数群众支持他们的直言不讳的决议。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党的各卫戍部队组织里发表演说;在争论开始后不久,至少有1/3这样的组织已经站在反对派一边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以及莫斯科多数共青团支部也都站在反对派一边。大学里则是群情激奋;绝大多数学生支部都宣布热烈支持46人。反对派领袖们踌躇满志。有这样一种说法,他们如此得意,居然私下讨论在分享三驾马车对党的机关的控制时什么样的比例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①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拉狄克谈到了争论之前的“三年沉默”。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5―137页。
  ②这是拉狄克所述。同上,第83―91页。另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关党内危机的描述。同上,第104―113页

  三驾马车大为震惊。当他们发现各卫戍部队支部将以何种方式投票时,便决定不让这些支部进行投票,立即解除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借口是:他威胁中央委员会说,武装部队将“像一个人一样地”支持“革命胜利的领袖、组织者和鼓舞者”托洛茨基。①实际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并没有用任何军事造反之词相威胁。他所指的和说的只是军队各支部“像一个人一样地”做托洛茨基的后盾。这无疑是一种过火的说法,但距真相并不很远。何况,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并非违法地要把争论带到军队支部中去。这些支部同地方支部一样,同样有权参加任何争论,投票表决政策。而他们的这种权利以前也从没有被否认过。但是,不管安东诺夫的行动是否无可非议――托洛茨基认为,他处在这种微妙的局面下还应当更慎重些――三驾马车还是决定不能再让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留在红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紧接着是对其他批评者的处分。书记处违反党章,解散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命新人来取代它。②纪律处分也同时落在反对派的其他支持者身上,一切可以想得出来的手段都被用来阻挠争论的深入。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未能缓和紧张局面。三驾马车决定用摹仿反对派的办法来挫败反对派。他们拟定了一份专门的决议,直截了当谴责“党内官僚集团”,其用词听起来就像是从托洛茨基和46人那里剽窃来的;他们宣称要公布一项新方针以保证党员享有充分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批评自由。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24页。
  ②同上,第459页。

  11月里,整个莫斯科群情激动,但托洛茨基却未能参加公开争论。一次偶然的害病迫使他沉默。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在一次去莫斯科郊外沼泽地狩猎的途中,他患了流感,继而发起了高烧;就在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月中,他因发烧而卧床不起。如稍为留心一下,那些由更为固定的形势因素所决定的事态的发展趋势是怎样受到这种意外生病――先是列宁,后来是托洛茨基――的影响,那是十分奇妙的。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评论道:“我能够预见革命和战争,却不能预见秋季猎鸭之行的后果。”①毫无疑问,这对托洛茨基极为不利,因为值此关键时刻,他不能运用他那强有力的呼声去直接打动听众了。

     (他妻子写道)这是非常沉重的日子,这是列・达・
   在政治局与它的成员作紧张斗争的日子。他单枪匹马抱病
   与所有其他人作斗争。因为列・达・有病,会议就在我们
   家开。我坐在隔壁外室里听他的发言。他在用他全部身心
   说话,我感到这样的话他每讲一次都会失去一部分力量。
   他对他们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但我听到的却是对此报以
   冷漠的回答。……在每一次这样的会议之后,列・达・的
   体温总要急剧上升。他从书房出来时浑身湿透。脱衣服睡
   进被子,内衣和外衣都像淋透雨一样,必须烤干。②

  ①《我的生平》第2卷第234页及以后各页。
  ②同上,第240页

  当三驾马车决定通过新方针声明的传播来挫败反对派时,他们一心想让托洛茨基在声明上签字。他们要求托洛茨基在这份从他那里剽窃来的文本上、在三驾马车的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不能拒绝,否则就会给全党造成一个印象,即正是他本人阻挠了自由之路;何况他也希望在公开争论正式开始后至少能把他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与三驾马车较量过的那些问题公开出去。然而他又充满了这样的疑虑:要求他签署的会不会是一个空洞的诺言。仅在几个星期之后,反对派的一位领袖就将此声明比做1905年的十月宣言,当时末代沙皇在其衰弱时做出了立宪自由的许诺,但是一旦重新强大时便将它收回。①1905年10月,年轻的托洛茨基在第一次出现在彼得堡革命群众面前时曾亲手把沙皇的宣言撕得粉碎,并且警告群众说:“今天,他把这纸上的自由给了我们,而明天他就会收回去,撕得粉碎,如同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将它撕得粉碎一样。”②现在已是1923年了,他再也不可能走到群众中间并当着群众的面把“新十月宣言”撕得粉碎。因为这宣言是以他作为其中一员的政治局的名义发布的;而且他力求的是改组而非推翻现行政府。因此,当政治局把新方针动议带到他床头时,他只能设法提出修正意见,旨在使党内自由的诺言尽可能明确有力,以此来约束三驾马车。政治局接受了他提出的所有修正意见,并于12月5日一致投票通过了动议。③然而,尽管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却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他在1905年的姿态。

  为此,他给《真理报》写了若干短文,这些短文后来都收进他的小册子《新方针》中。④这些短文扼要概括了他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立刻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政治局投票决定新方针的前一天,即12月4日,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自己的部门、军队以及“所有别的地方”的“官僚作风”所进行的潜在的抨击。

  ①参见萨普龙诺夫的讲话,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1―133页。
  ②《武装的先知》第五章。
  ③正文刊于1923年12月7日的《真理报》上。
  ④以下各页中的引文均引自这本小册子的美国版,但个别地方译文与原文有出入。

  他写道,“如果人们习惯于一种形式而不考虑其内容,洋洋得意地使用现成的词语而不考虑其含义,习以为常地下达命令而不问其是否适当,或更有甚者,害怕每一个新鲜词语,害怕批评,害怕主动精神,害怕独立自主精神,那么这就是说,最危险的因循守旧顽症已侵蚀到各个方面了。”①那种“胜利之雷震天响”的谎言是因循守旧习气的每日口粮。这种情况能在红军史和内战史中找到,在那里,真实情况已成了因循守旧的神话的牺牲品。“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英勇的传奇故事。你看: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人都是英雄,个个勇往直前,敌人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我们所有的命令都是高明的,执行得都很圆满,如此等等。”这种神话的教育效果本身也是一种神话。红军战士聆听这种神话正如“他父辈听圣徒传一样,听起来很有教益、很壮丽,但对实际生活却不适用。”

     在军事上如同在革命事业上一样,最伟大的英勇精
   神是老实和负责的英勇精神。在这里,我们谈论老实并
   不是从某种抽象的道德观点出发的:什么一个人在任何
   时候都不应该说谎和欺骗自己亲近的人。在存在着利害
   冲突、斗争和战争的阶级社会里,这种理想主义的原则
   纯粹是伪善。尤其在军事上,如果不用诡计、伪装和出
   其不意这些手段,即不进行欺骗,那是不可思议的。但
   是,为了人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而有意识地、预谋地欺骗
   敌人是一回事,而由于虚伪的自尊心或者为了讨好和献
   媚……而散布有害的“一切顺利”的谎报则是另一回事。

  ①托洛茨基:《新方针》第99―105页。

  然后,他将军队与党作了比较,特别是将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作了比较。年轻的共产党员与老近卫军的关系正如军队中的下属与他们上级的关系一样。不论在党或军队里,年轻人跨进的现成组织是他们的长者不得不从零开始创建起来的。因此,传统关系到处成了“绝顶重要”的东西――没有它,就休想稳步前进。

     但是,传统不是死的教条或因循守旧的浪漫精神。
   把传统背得烂熟是不行的,像领悟福音书那样去领会它
   也不行,单纯相信老一辈的“真话”也是不行的,传统需
   要通过深刻的内心修养来获得,需要独立地、批判地去
   研究,需要积极地去掌握。否则,整个房子就等于建立
   在沙滩上。我曾经描绘过那些“老近卫军战士”……
   他们仿照法穆索夫①的榜样给青年人灌输传统,说什么
   “你们最好跟老年人学习,比如我,或已故的大叔”。而
   无论是向这位大叔或者是向他的侄子学,都是什么好东
   西也学不到的。
     毫无疑问,我们老一代指挥人员为革命事业确实立
   下了不朽的功绩,在部队青年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这很好,因为这保证了高级与低级指挥员之间牢不可破
   的联系——既保证了指挥员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指挥
   员与红军士兵群众之间的联系。但这里有一个不可缺少
   和极端重要的条件:老一代的威望无论如何也不应使年
   轻一代失去个性,更不应使他们感到恐惧。……只知道
   说“是”的那种指挥员以及一般的人,是毫无用处的。
   老讽刺作家萨尔蒂柯夫形容这种人说,他们“说来说去
   只会说是、是、是,搞得你一筹莫展”。②

  ①法穆索夫是俄国古典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一个人物。——译注
  ②托洛茨基:《新方针》第104页。

  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抨击老近卫军。但是他的措词如此笼统隐晦,以至极少有人懂得它的意思。全党和全国对他与政治局的分歧仍然一无所知,还以为他对官方政策负有责任。情况正是如此,当46人向各支部发表演说,声称他们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时,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因为托洛茨基跟反对派远非一致,他是所有领袖中最坚定的纪律维护者。①这最后的一击使托洛茨基忍无可忍。12月8日,他写了一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明确阐明他的立场。②他把新方针称为历史的转折点;但是他警告全党基层群众:党内某些领导人口是心非,试图在实际上废除新方针。他说,党的任务和职责就在于把党自身从其领导机关的暴虐中摆脱出来。党员群众必须并且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自己的理解力、自身的主动性和勇气。诚然,党不能没有它的机关,机关也不能不以集中方式工作。但它必须是党的工具,而不是党的主人;对集中的需要必须同民主的要求相协调和平衡。“在最近一段时期,党内却没有这样的平衡。”

  “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觉到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警告的呼声高涨起来了。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这个决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就要看全党40万党员愿意和能够实现的程度。”有些领导人害怕这一点,就诡称党员群众还没有充分成熟到使党采用民主方式管理自己的程度。但恰恰是官僚式的包办阻碍了群众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对于要求入党并愿意留在党内的人们提出严格要求”是对的;但是一经接纳了他们,他们就可以自由地运用为党员保留的一切权利。他又明确呼吁,年轻人应维护自身权利,切不可把老近卫军的权威绝对化。“只有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它就会僵化并堕落为官僚主义。

  ①《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69―370页
  ②托洛茨基:《新方针》第89―98页。

  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但十分有力地向老近卫军提出“官僚主义的堕落”的谴责。他运用历史类比法支持这种谴责;他回顾了那个历史过程,即第二国际的老近卫军从一支革命力量蜕变为改良主义势力并把它的伟大和历史使命拱手交给它的党的机关。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受到两代人疏远的威胁。更大的威胁是党脱离工人阶级。产业工人仅占全体党员的13%或16%。他要求“应有大量的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成分涌入党内”。他以热烈的战斗呼号结束了公开信:

     消极而机械地服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逢迎、升官
   发财――所有这些现象都应当被清除!布尔什维克并不只
   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
   何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坚定不移的见解,勇敢地、独立地捍
   卫自己的观点,不但在对敌作战时如此,而且在自己的党
   内也是如此。今天他也许处于少数地位,……他就服从……
   但这并非意味着他总是错的。他可能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并
   理解新的任务或者转变的必要性。他将坚持不懈地再次、
   三次乃至十次地提出问题。他以此对党做出贡献,帮助党
   在迎接新的任务或实现必要的转变的时候能够充分武装起
   来,避免组织上的震动和派别痉挛。①

  ①托洛茨基:《新方针》第94页。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他提出一种观点,即党应允许党内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自由存在,只要这些思想倾向与党的纲领相容。他用这个概念来对抗铁板一块的党的概念,后者是三驾马车视做布尔什维主义的精髓而提出来的。当然,党不应该被“切割成为小宗派”,但“宗派主义”不过是对过分的集中主义和官僚集团的专横态度的一种极端的、病态的反应。只要这个根源继续存在,宗派就无法根除。因此,必须“更新党的机关”,“要用与党的整体生活紧密相关的生力军去取代僵化的官僚主义者”,而最重要的是,要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对或者抗议就挥舞起惩罚雷电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新方针必须一开始就使每个人感觉到,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威吓党了”。

  延迟了将近9个月之后,他终于单枪匹马地扔出了这颗本想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列宁一道投出的炸弹。但这一延迟是致命的。斯大林早已完成了党的机关的大换班,把他自己的亲信和季诺维也夫的少数下属提拔到最敏感、最机密的岗位上,安插到所有组织部门中去。他已通过暗示、呵斥或大声私语等手段使他们作好将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的充分准备。现在,他要调动他的书记方阵投入行动了。

  当托洛茨基的公开信在党的会议上宣读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把公开信看作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信息,是伟大的革命家发出的鼓舞人心的号召;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终于横眉冷对法利赛人,①重又站到卑贱者和被侮辱者的前头来领导他们了。甚至不久前托洛茨基曾以原告辩护人的身份反对过的反对派成员们也热烈响应他,他们意识到,尽管他曾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

  ①法利赛人系古代犹太教的上层祭司,耶稣基督的迫害者,后被基督徒当作伪善者的代称。参见《新约・福音书》。——译注

  但他是出于纯洁的、崇高的动机。一位反对派成员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向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致敬,您的革命思想始终是与那种等级特权和心胸狭窄的思想格格不人的。”另一位反对派成员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我将您看作是苏维埃俄国的领袖之一,像您这样的领袖绝不会有政治报复的想法的。”①但是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因为他把党描绘得那样阴暗并使用那样生硬的词语而震惊;而有些布尔什维克则被激怒,认为这是对党的无端攻击――如果不说是在背后捅了一刀的话。各级书记到处引导和组织这后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添油加醋,将其推至极端,并赋予了不符合其实际程度的重要性,把所有可供发表的手段,把预定用于会议争论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把在各州形成意见中起巨大作用的主要报纸、地方简报和书刊都交给这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去自由支配。

  在党支部会议上,不论在数量方面还是思想表达方面,反对派的支持者对党的机关往往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是充满了他们的声音和愤怒的支部会议一旦开过,毕竟是书记们代表支部说话,他们玩弄通过的决议,决定是否要把决议压制下去,若压制不了,那么就限制其传播范围。如果这次会议让一个书记感到十分棘手,他便精心策划下一次会议,把自己的心腹塞进去,把反对派排除出去,再不然就迫使他们默不做声。

  ①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引用了这批信件,其用意是要败坏托洛茨基的声誉。《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25页。

  争论预定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前结束。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样操纵在书记们的手里。代表的选举是间接的,需要通过好几级选举才能产生。而在每一级,书记们都盯着有多少反对派的同情者当选;然后他们想方设法在高一级选举中使其落选。莫斯科基层支部选举中投票赞同反对派的选票究竟有多少,从来没有公布过。46人声称:在比基层支部高一级的地区会议上,他们获得的选票不少于36%;而在更高一级的州会议上的获选比例减为18%。这个说法没有被否认。反对派的结论是:如果它的代表人数从基层支部到最后选举一直按照相同比例减少,反对派仍将成为莫斯科组织的最大多数。①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是真实的,不过,高踞于这最大多数之上的却是书记们。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1―133页

  三驾马车急于给这次争论做出结论。他们以震耳欲聋的反控告炮火回答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他们说:托洛茨基与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投票赞成新方针,然后又对政治局的意图进行诬蔑,这是他的不忠诚;煽动年轻人反对革命美德与革命传统的体现者――老近卫军,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力图发动全党广大群众反对党的领导机关,这是他的邪恶伎俩,因为每一个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深知,党一贯多么重视其机关,党对其机关又是何等关怀和爱护;他对禁止派别活动的禁令态度暧昧,明知禁令对于党的团结至关重要,因而不敢明目张胆地主张取消它,但是他力图在暗中破坏它;当他把党的政权描绘为官僚主义时,他在制造谎言;当他在群众中激起过分的、危险的民主欲望时,他在玩火;他假装代表工人阶级说话,实际上却是在讨好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就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他谈到党员群众的权利和责任,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负责任、权力欲和被挫败的独裁的野心;他对党领导机关的仇视,他对老近卫军的轻蔑,他那狂妄的个人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冒渎不敬,是的,还有他那臭名昭著的对农民的“轻视”――这一切都清楚表明,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是党的陌路人,与列宁主义格格不入,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半孟什维克;他同意充当形形色色反对派集团的喉舌,把自己树为所有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代表,哪怕这是不自觉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四面八方向党进攻,力图破坏它的团结,把他们自己的情绪、偏见和倾向注入党内。①

  ①参见斯大林的答复,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13―316页和第6卷第7―24页。

  在党内反对派的漫长历史上,与1923年的反对派相比,还从来没有一个反对派承受过如此严厉的谴责,受到党的机关如此无情的镇压。比较起来,工人反对派所受到的待遇还更公平宽大些;1921年以前积极活动的反对派在表达思想和组织方面还照例享受着不受限制的自由。那么现在怎样解释党的机关在压制它的主要批评者时的那种猛烈和狂怒呢?

  三驾马车不能在这场论战中与托洛茨基公平争论。他的抨击实在太危险了:他的公开信和关于新方针的几篇论文像强劲的钟声,发出警报,倾泻愤怒,充满了战斗精神。而三驾马车不仅仅是采取歪曲和镇压的手段,他们还揭出和制造托洛茨基立场中的许多弱点和矛盾,有真的也有假的。他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他比三驾马车更有说服力地号召全党将这种权力作为革命果实的唯一保证去加以捍卫;他重申了自己捍卫和巩固这种权力的愿望。他所反对的只是老近卫军从党内搜取并通过机关而保持的那种权力垄断。但是托洛茨基的政敌不难证明: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而党只有授权给老近卫军,才能保住垄断地位。托洛茨基反驳说,应当信任40万党员运用他们自己的判断,允许他们参与制定政策。他的政敌质问道,那么为什么最近几年来,在列宁的鼓励下并得到托洛茨基的同意,党没有给党员群众以这种信任呢?难道不正是因为党内已经渗透了异己分子、前孟什维克、叛徒甚至耐普曼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某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同志并被权力和特权所侵蚀腐化了吗?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将数以万计的党员开除出党的清洗将足以使党纯洁化,恢复党的完整。但是列宁及中央委员会不是反复强调情况并非如此吗?难道他们不是预定了新的、周期性的清洗吗?难道他们不是全都不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这种意见:由于党对权力的垄断,因此不可避免理应容纳“不自觉的孟什维克”和“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人”吗?只靠一次清洗是不能清除掉这些异己分子的,更不必说那些思想不成熟的人了。这类人被开除出党,但还会重新出现:在每群新入党的党员中都是真诚者和钻营者兼而有之。如果在一年之内就得开除1/3的党员,那么“这个党”又怎么能信任群众的判断力,怎么能允许他们行使充分的权利呢?

  托洛茨基抗议布尔什维克这种荒唐透顶的自我镇压,但是这种自我镇压却是布尔什维克镇压其一切敌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党内各种政治倾向的自由竞争是可以容忍的话,为什么就不能允许“不自觉的孟什维克”畅所欲言,结成确定的舆论实体并分化党呢?垄断体制使参差不齐的群众忘掉了自身的“参差不齐”,迫使他们噤若寒蝉;这样一来,党只能机械地保持其统一。三驾马车的某些高明的追随者也意识到托洛茨基指出的危险是充分现实的:老近卫军有可能蜕化变质;垄断体制会滋生出不满,引起同样会导致分裂的零星骚乱。但是,党不得不面对选择某条道路的危险。在垄断体制的控制下,至少分裂运动不像在以民主方式管理的组织中那样容易蔓延。党的机关可以及时发现这种分裂,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使党的其余部分或多或少保持免疫力。

  换言之,党正处在丧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未来的危险中,正处在“蜕化变质”的危险中,而且,不管它是将方向交托给广大党员还是交托给老近卫军都一样。困境来源于以下事实:全国大多数人看不到社会主义方向;工人阶级仍然四分五裂;革命既然没有传播到西方去,俄国就只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退守到自己的资源上。这种情形必然具有“蜕化变质”的可能性;有待判定的只是它的主要根源是来自意见分歧的党员群众还是老近卫军。自然,老近卫军,或者毋宁说它的大多数,信赖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和特点要远胜过信赖40万名义上党员的判断力和政治本能。诚然,托洛茨基并没有要求老近卫军抹掉它自己――他只是敦促老近卫军用民主方法保持它的权威。但老近卫军感到――也许它是对的――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害怕承担风险;而且它的既得利益要求它把持住已经获得的政治特权。

  托洛茨基所拥护的党内改革可以被看作是恢复党在1917年力求建立的那种苏维埃自由制度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作为回到工人民主和逐步废除一党制的开端。这个观念与托洛茨基的思想相去不远;①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把它提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又不相信怀疑与削弱一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是因为他不想将自己暴露在危险的攻击火力之下而无益地使争论复杂化。很可能两种动机都有。但他实际上主张的是布尔什维克享有双重性的特权:既垄断自由又垄断权力。这两种特权是互不相容的。如果布尔什维克希望保存他们的权力,就不能不牺牲他们的自由。

  ①参见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无记名投票的评论,见《致友人的一封信》1928年10月21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在托洛茨基的看法中还有另一处破绽。他要求党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他又指出,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只占党员总数的很小部分――1/6。多数党员都是工业界经理、公务人员、部队军官、政治委员、党务人员等等(其中有些人出身于无产阶级,但已愈益同化为苏维埃从沙皇制度中继承下来的那种职业官僚)。这样一来,恰恰是在党内民主的支配下,工人阶级的影响必然微不足道,而官僚集团必然会占上风。因此,托洛茨基力促党要补充更多的工人,为的是“强化其无产阶级细胞”。但是他又坚持说,党应该谨慎行事,认真控制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新党员的工作,以免党被政治上不成熟的、文化不高的党员所淹没。①这种状况不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都显得极其悖谬。运用民主管理并不能使党民主化,因为这只能加强其官僚主义;而如果党把大门向工人阶级敞开,党也不会更开明和更具有社会主义性。

  ①托洛茨基:《新方针》第20―21页。

  那么,党的无产阶级方向是什么呢?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谈到的只是一种与党的社会成分及其对工人阶级的真正态度不相干的神话而己。布尔什维克的内部争论是不折不扣以准神话的术语进行着的,至少部分是如此,其中反映出一种包办主义,它使党(然后是老近卫军)自封为工人阶级的代理牧师。争论双方都不能坦率和彻底地承认这种包办。双方谁都不说,倘若他们追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没有无产阶级支持的话,他们就应受到谴责,而这样的供认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传统。他们必须精心炮制出某些论据和具有自身规定的一套独特的花哨说辞,以便对这种可悲的状况自圆其说。三驾马车在这方面是最恶劣的罪人:这种包办主义的神话最终凝结为日后对斯大林主义的僵硬迷信。甚至托洛茨基本人,当他试图部分地扭转这种包办主义进程和奋力要撕碎新神话的这块厚厚的遮羞布时,也不免感到棘手。①

  ①孟什维克和自由党人将布尔什维主义比做雅各宾主义,托洛茨基斥之为“肤浅的、自相矛盾的”。他写道,雅各宾党的垮台是由他们的追随者的社会经验不足所导致的,但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却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无产阶级组成(俄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和左冀。……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如此强大,以至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它使农民可以……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托洛茨基:《新方针》第40页。(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国家都已是唯一有组织的、积极的政治力量。它窃取了从工人阶级手中失落的政权;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并在政治上独立于它们之外。然而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神话。这不仅在于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主观上将自己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并以自己的模式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传统,还在于客观上――由于环境的力量,它不得不成为国家向集体主义发展的主要代表和推动者。从根本上支配着官僚集团的行动和政策的是这一事实,即它对苏俄公有工业资源的掌握。它代表着经济上与“私有成分”的利益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任何阶级的特定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总利益在一定范围内与工人阶级的总利益或“历史”利益相一致时,布尔什维克官僚主义者才能宣称代表该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成分”有其自身的要求和发展逻辑。它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确保避免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甚至避免私人企业局部的但是大规模的重新侵入。它的发展逻辑要求计划性、一切公有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迅速的扩展。否则就会收缩与衰退。扩展只能通过至少部分地兼并“私有成分”的资源和以牺牲“私有成分”为代价而进行。这就引起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只能断然站在“社会主义成分”一边。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算实现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总的文明程度高,消灭明显的社会差距,废除人对人的统治,精神风貌与社会总变革相一致。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它的主要基础。完全可以想到,即便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大厦也未必能够建起;但若说没有这个基础也能建起这个大厦,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不得不去捍卫的正是这个社会主义基础。

  在本书这里写到的这个时期,即1923年―1924年间,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才仅仅模糊意识到他们所依附的那种利益的性质。可以说,它为自己前所未有地控制着全国的工业资源而感到困惑和惊愕;而它又不十分清楚怎样去运用这种权力。它不安地甚至担心地看待财迷的农民;它一度甚至更倾向于满足后者的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成分”的要求。只是经过一系列冲击和内部斗争之后,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才被推动着将其自身跟“社会主义成分”及其需要绝对地、不可改变地等同起来。

  托洛茨基的不幸恰恰在于,当他向官僚集团政治上的野心和傲慢宣战时,他又必须试图唤醒它身上的“历史使命”。他主张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也正是针对着这一点。然而,在其得以进行的环境下,这样的积累差不多是无法同工人民主相容的。不能指望工人会自愿地把“一半工资”奉献给国家,如同托洛茨基为了促进国民投资而要求他们做的那样。国家只能用强迫方式拿走这“一半工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剥夺工人的一切抗议手段和消灭工人民主的最后残余。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这一计划的两个方面被证明在最近的将来是无法相容的;这就是托洛茨基处境的基本薄弱点。官僚集团愠怒地反对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即要求工人民主的部分;而经过多次抵制、犹豫和拖延之后,它被迫去实现该计划的另一部分,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部分了。

  *  *  *  *  *  *  *  *

  在这一年的年底,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准备工作以及打击反对派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托洛茨基的健康恶化了。他持续发烧,体力衰竭,精神不振。他快要被一种失败的意识压垮了。他仍然感到反对他的运动及其谴责、诽谤、阴谋的无情炮火不像是真的;而这愈在他心底引起一种孤独感。他只能去辩明自己的清白,而他的辩解被淹没在一片喧嚣声中。(甚至《新方针》的出版也被出版当局借故推迟了,以至这本小册子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之前还未送达各支部。)他的心情时而紧张,时而麻木。因此,当他的医生们劝他离开这冰天雪地的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到黑海边上的高加索海滨养病时,这给了他一个逃脱首都沉闷气氛的机会。①

  ①由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和克里姆林宫5位医生署名的托洛茨基健康简报上谈到,托洛茨基患有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扩张,持续发烧(未超过380C.),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工作能力降低。医生们认为病人必须免除一切操劳,劝他离开莫斯科去进行“起码两个月的气候治疗”。简报是1923年12月21签发的,刊于1924年l月8日《真理报》。

  1924年1月16日,正当托洛茨基准备好外出旅行时,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了。三驾马车早已准备好了一份决议,气势汹汹地给托洛茨基和46位签名者横加上一个“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罪名。会议进程几乎全被这个问题占据了。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拉狄克起而为反对派辩护。三驾马车及其追随者用极为恶毒的语言进行答复;而且他们的答复充斥了各种报刊。结局当然在预料之中。由于投票完全被书记处操纵,因此只有3票反对谴责托洛茨基的动议。即使是根据季诺维也夫以及斯大林追随者们在会议上对反对派影响的估计,这次投票也是虚伪荒唐的,以至它只能成为粗暴可耻的笑料。①但三驾马车蓄意违反所有正常政治行为的规范。他们的目的在于让全党知道,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们,任何抵制或抗议都是徒劳的。各支部现在明白,不管他们多么愤怒或抗议,都不会对正式决议产生任何影响。仅此一点就足以显示出反对派的软弱无力,并使消极情绪在其队伍中弥漫开来。

  1月18日,托洛茨基不等会议的裁决便出发到南方作缓慢的旅行了。3天之后,他乘坐的火车暂时停在梯弗里斯。就在那里,当火车还在调轨时,他收到斯大林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通知他关于列宁逝世的消息。这个打击对托洛茨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直到最后一刻,列宁的医生们还相信他们能够挽救列宁的生命,托洛茨基甚至比他们还坚信这一点。托洛茨基吃力地向各大报匆匆发了简短电文,哀悼已故领袖。他写道:“列宁不在了。这几个字落在我们心坎上,如同巨石掉落在大海中一样沉重。”②希望列宁还能回来制止三驾马车的阻谋活动、撕碎他们那恐吓性的决议这最后一点火花也已经熄灭了。

  托洛茨基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应当返回莫斯科。③他立即跟斯大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斯大林告诉他,已来不及赶回来参加次日的葬礼,并劝他留在南方继续治病。事实上,列宁的葬礼是在数天之后即1月27日才举行的。无疑,斯大林居心叵测,他让托洛茨基在他们精心策划的葬礼期间继续留在南方,而三驾马车则通过葬礼向全世界表明,他们自己才是列宁的接班人。托洛茨基因发烧而感到头晕,因而从梯弗里斯继续前往黑海海滨疗养地苏呼米。在半热带的阳光底下,在棕榈树丛间,在这儿的含羞草和山茶花盛开时节,他每天久久地躺在疗养所的阳台上,独自回忆着他与列宁相联系的奇特命运:1902年列宁在伦敦第一次会见他时的友谊,他们之间随后的尖锐的意见分歧和最终的和解,以及在那狂风暴雨般的胜利年代里他同列宁并肩站在一起掌握着革命航船的舵轮。现在,仿佛他身上那胜利的一部分也随着列宁进了坟墓。

  ①根据李可夫的说法,皮达可夫在向莫斯科各党支部发表演说时获得了赞成反对派动议的多数票(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83―91页。)雅罗斯拉夫斯基宣称,在首都卫戍部队小组讨论会结束之前,约有1/3军队党支部投票赞成反对派,绝大多数学生支部也是这样。同上,第123―146页。
  ②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66―168页。
  ③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50页。

  数不尽的往日回忆,降不下的热度,眼前一片阴暗,无限孤寂。此时,只有列宁那疲惫不堪、抑郁忧伤的遗孀发来的一份温暖的电文给这个曾以他无比的英勇和才华震惊当今世界的人带来些许慰藉。她写道:列宁就在逝世之前还重读了托洛茨基已经写好的《论列宁》,显然深受感动,特别是对托洛茨基将列宁与马克思所作的比较;她希望托洛茨基知道,列宁直到最后一刻还保持着他们在伦敦第一次会见时对他形成的友好感情。①

  ①过了好多年,当托洛茨基被流放之后,克鲁普茨卡娅告诉米・卡罗雷依伯爵夫妇:“他(托洛茨基)深深地爱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他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时,他昏厥过去了,失去知觉达两个小时之久。”参见《米歇尔・卡罗雷依回忆录》第265页

  不久,忧思又来咬噬他的心;病人的想象交织着昔日的回忆,直到他儿子廖瓦来信,才把他拉回到现实的苦恼中。廖瓦描述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富有戏剧性的宏大葬礼,无数群众列队走向列宁的灵枢;而他对父亲的缺席感到痛苦和惊讶。

  看来,只在此时,当他读了年轻儿子的伤心沮丧的来信后才意识到,这次没有回莫斯科去也许铸成了大错。送葬的群众通过列宁的灵前,密切注视着守灵的政治局委员,却发现托洛茨基缺席。富有象征意义的葬礼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各种想象;他们怀着这种心情猜想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守灵原因。是不是真的像三驾马车所说的那样,意见分歧使他与已故领袖闹翻了,或是因为他那“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呢?

  托洛茨基的缺席不仅仅在莫斯科滋生了流言蜚语,还给他的政敌们留下了自由活动的余地。现在正是克里姆林宫里积极活动并做出重要决定的紧要关头。政府内及党内接列宁班的问题正以最正式的方式决定下来。李可夫占据了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而李可夫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职务由捷尔任斯基担任(李可夫之所以被指定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因为他一直是列宁的副手――倘若托洛茨基接受了副手这个的位置,就很难把李可夫提到托洛茨基之上)。三驾马车然后实施了更坚决的新图谋来控制军事人民委员部。他们撤销了托洛茨基的忠诚助手斯克良斯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中的职务,并派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去苏呼米通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伏龙芝将接替斯克良斯基的位置――而一年之后正是这个伏龙芝接替了托洛茨基本人继任军事人民委员。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在落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反对反对派的决议:越来越多的反对派拥护者被开除、降级或受到惩罚。宣传部门开足马力确立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在此名义下,列宁著作被当作福音书来引证,用以反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这种个人崇拜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三驾马车还窃取并实施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托洛茨基曾强调“无产阶级支部”的薄弱是党的官僚主义怪胎的主要根源,并力促党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更多党员。无疑,他的这个要求为他在工人当中赢得了同情。三驾马车决定立即在工厂中发动一次轰轰烈烈的征集新党员运动。但与托洛茨基建议的要小心选择所不同的是,他们却决定大规模地接受一切要求入党的工人,取消一切考察和各种条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建议一举接受10万名工人入党。在列宁逝世后,他们把党的大门开得更大:仅在1924年2月至5月间,就有24万工人登记入党。①这无异是对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的嘲弄,这个原则要求,作为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和先锋队的党只应接受在政治上成熟的并且经过战斗考验的人入党。在大量吸收进来的新党员中,政治上不成熟者、落后分子、思想麻木者、唯唯诺诺者、往上爬者和钻营私利者占了很大比例。三驾马车熙熙攘攘地用乐队、花车来欢迎新党员,鼓励他们,恭维他们,吹捧他们是带着敏锐和一贯正确的阶级本能和政治意识入党的。

  ①参见莫洛托夫的《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报告,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516页及以后各页。

  这次征集新党员――“为纪念列宁征集”――似乎体现了工人阶级对列宁的自发忠诚,体现出党的年轻化。而事实上三驾马车正要以此向托洛茨基表示:“你鼓动工人反对官僚主义,鼓吹必须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成分,你以为这样你就能博得工人阶级的欢心。但我们已经加强它了,我们用不着你的操心也做到了――我们已经把25万工人输送到党内来了。结果如何呢?党不是更光彩、更民主、更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方向了吗?官僚主义不是已经削弱了吗?”“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在实际上给三驾马车输送了一批俯首贴耳的追随者,他们很快就要驱使这批人去与反对派斗争了。托洛茨基探知对他观点的这种蛊惑人心的利用意味着什么;但他对“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却有苦难言。如果他说不同意,那就会引起一片鼓噪,被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伪君子:他起初假装渴望看到党内有更多的无产者,而现在却暴露出对他们的恐惧和自己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因此,他只得对这种恶毒手法笑脸相迎,甚至不得不附和着公开颂扬为纪念列宁而征集新党员。①

  ①托洛茨基于1924年4月11日在梯弗里斯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最近几个月来,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工厂工人大批涌进我们党的行列。这是(工人阶级)……表现自己的意志、投票信任俄国共产党的最好形式。……这是一场真正的、可靠的、完美的考验……远比任何议会选举真诚得多。”(引自托洛茨基:《西方与东方》第27页。)12年之后,托洛茨基回顾这场“考验”时写道:“统治集团利用列宁逝世宣布‘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是一个政治花招,其目的是利用不成熟的、俯首贴耳的人来摧毁革命先锋队。……这场阴谋成功了……‘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给了列宁的党以致命的打击。”《被叛卖的革命》第97―98页。

  在这样一个对他的命运和党的命运如此关键的时刻,托洛茨基忧郁地回避,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他的患病引起的。但更削弱他的是有一股潮流正逆他而动这种感觉。这是一股深不可测的潮流,他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进行探测和评估。他的结论是:革命处于退潮,他与他的朋友们正遭受着反动风暴的袭击。反动的性质是混乱的,而且还在继续混乱下去:它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似乎是革命的延伸。他深信反抗是他的责任,但是他看不清用什么方法反抗,而反抗的前景又会如何。正是这股污浊肮脏的潮流使他后退了。他们在政治局里曾较量过的那些重大问题没有一个有明确的结果,一切都含含糊糊,最严重的问题也被降低到卑鄙肮脏的阴谋诡计的水平上。如果真像他的政敌们所断言的那样他贪图个人权力,那么他的行为无疑会截然不同。但是纵观他的一生,他总是躲避权力的争夺;也许他是半自觉地愿意摆脱出来,躲进他在高加索的忧郁和孤寂的生活中。

  春天,他的健康有了起色,回到了莫斯科。党正在筹备预定在5月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中央委员以及资深代表在5月22日集会,听取一直由克鲁普茨卡娅保存的列宁遗嘱。列宁遗嘱的宣读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到会的人们极为困惑地听取遗嘱原文。遗嘱严厉批评了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诚,并敦促党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斯大林似乎要完蛋了。他的命运又一次面临着毁灭。在悼念列宁的庄严气氛里,在无限敬佩和宣誓“坚持列宁神圣遗言”的旗帜下,党若违背列宁的告诫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由于他未来的牺牲者的信任,斯大林又一次得救了。掌握着他的命运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忙跑来搭救他。他们恳求同志们保留斯大林的原职。他们用尽一切热诚与表演的才能来说服同志们。他们说,不管列宁怎样归罪于斯大林,但错误并不严重,而斯大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正。季诺维也夫解释道,列宁遗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列宁本人能够像他们大家一样亲眼看到斯大林是怎样真诚努力地改正错误,他也就不会要求党调离斯大林了(其实斯大林的窘境正合季诺维也夫的心意,因为他早就防着斯大林,只是不敢撕破他们的伙伴关系。季诺维也夫一心希望斯大林感恩图报,使他仍能稳当三驾马车的车老大)。

  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托洛茨基:他会不会挺身而出揭穿这出闹剧而要求必须尊重列宁的遗嘱呢?然而,他一言不发,只是用皱眉、耸肩这样的表情来表示对这种滑稽场面的轻蔑和厌恶。他不肯在这个显然涉及他个人地位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于是列宁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建议终于未被采纳。但是这样做,列宁遗嘱就不能公布,否则会暴露出为了对列宁个人崇拜而举行的所有仪式的荒唐可笑。尽管克鲁普茨卡娅提出抗议,中央委员会仍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将遗嘱扣起来不予公布。托洛茨基仿佛由于憎恶而麻木,僵坐在那里,始终保持沉默。①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三驾马车要求代表大会用革出教门的威胁口吻再次诅咒托洛茨基。而早在1月间举行的权威性较小的代表会议上就已发出了这种诅咒。这次代表大会变成了恣意声讨托洛茨基的大会。季诺维也夫怒气冲天地声称:“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千倍地坚如磐石。”②几个月前,他就催促他的同伴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甚至逮捕他;但斯大林冷静地拒绝了,反而急忙在《真理报》上声明说,不存在任何反托洛茨基的行动意图,党的领导集体没有托洛茨基是不可想象的。③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再次跳了出来;在此生死枚关、孤注一掷的时刻,他要求托洛茨基不但要“放下武器”,而且要在大会上公开改变观点。他声称,只要托洛茨基没有做到这一点,党内就不会有和平。④要求一个党员公开改变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次代表大会是狂热诅咒托洛茨基的大会,但它也不能不感到震惊。克鲁普茨卡娅并不支持托洛茨基,但她仍提出强烈严正的抗议,反对季诺维也夫的“精神上难以忍受的要求”,广大代表起立向她鼓掌。⑤

  ①担任会议秘书的巴扎诺夫曾对他目击的现场情况作了描述(《在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在一起》第43―47页)。托洛茨基确认过巴扎诺夫记录的真实性(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76页)。在《被隐瞒了的列宁遗嘱》的小册子中,托洛茨基又补充了这一细节:“在宣读列宁遗嘱时……拉狄克坐在我身边……他凑近我说:‘现在他们不敢反对您了。’我回答说:‘恰好相反,他们必然要开足马力来反对我,并且越快越好……’”第17页。
  ②《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12页。
  ③《真理报》1923年12月8日。
  ④《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13页。
  ⑤同上,第235―237页。

  托洛茨基只为自己辩护了一次。①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53―168页。

  他的发言平静而有说服力,他含蓄地承认失败,但他坚决拒绝收回他的任何批评。他小心翼翼地不去火上加油,也不破釜沉舟。他答辩说,他的一切批评都是根据政治局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并且他说过的和写过的一切没有不是他的政敌们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过或写过的。他甚至同46人中要求党内派别活动自由的某些人拉开距离。他说:“关于我支持派别活动这一指控是不正确的。的确,我错在关键时刻生了病,因而没有机会……否认这项及其他指控。……要想把派别和小集团区别开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又重复说,正是由于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党内制度,才使得本来只应是暂时的不同观点固定和强化了,从而导致“宗派主义”。对于季诺维也夫让他公开承认错误的要求,他回答道:

     一个人在自己的党的面前承认错误,不论在道义上
   或政治上来说,都是再简单、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了不起的道德上的英雄气概。……
   同志们,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希望反对党是对的,或者
   可以是对的。最终说来,党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党是工
   人阶级为解决基本任务所掌握的唯一历史工具。我已经
   说过,最简单、最方便的事莫过于在党面前声明所有的
   批评、宣言、警告和抗议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是我不
   能这样说,同志们,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一个
   人反对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只有紧跟党并通过党才可能
   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还没有创造出任何其他方法来实现
   人的权利。英国有一句名言“不管对与错都是我的祖国”。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说:不管对与错――也许在特定时刻、
   在某些局部的特定问题上错了――都是我的党。……在
   这里进行任何个人的申辩只能是可笑的、极不合适的,
   但是我希望,在必要时我会证明我绝不是布尔什维克最
   差的街垒中的一名最差的士兵。①

  他结束辩解时说,他愿意接受党的裁决,即使这裁决是不公正的。但是接受裁决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在行动上服从纪律,而不是在思想上。“我不能这样说,同志们,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在他那充满巧妙推理、犀利论据和动人呼吁的发言中,这些话以其极度质朴和坚定不屈而显得格外突出。托洛茨基的平静和克制激怒了党的书记们。服从而不屈服,遵守纪律而不忏悔,反而更冒犯了他们。他的声音在他们的耳朵里鸣响,仿佛就是他们自己不安的良心发出来的呼声;他们企图以辱骂来压倒他的声音。他们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任何答辩。只是当党代表大会闭幕时,他才前往红场向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儿童――“少先队员”的集会发表演说。他向这些“新的接班人”致意说,他们总有一天会来到革命的阵地上,取代那些年迈力衰、蜕化变质的人们。②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65―166页。(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②这篇演说辞附在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上。同上。马克斯・伊斯特曼出席了党代表大会,他回忆说,他曾敦促托洛茨基采取更富战斗性的态度,在主席台上宣读列宁的遗嘱,但托洛茨基不肯听从他的意见。托洛茨基于1928年从流放地阿拉木图致穆拉洛夫的信中证实了伊斯特曼的记载(托洛茨基档案)。

  *  *  *  *  *  *  *  *

  这时,整个共产国际都被卷入了论战。三驾马车不得不向外国共产党解释,并为他们自己的态度辩护。他们迫切希望从外国共产党那里得到对托洛茨基谴责的明确认可,以便将其带到俄国共产党中去。但是欧洲共产党――这些年里国际的影响实质上仍只局限在欧洲――因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而担心,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攻击使他们震惊。对欧洲共产党来说,托洛茨基一直都是俄国革命的化身,是革命英雄史诗的体现,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他那欧洲化的言谈举止,他比其他任何俄国领导人对他们都更有吸引力。他曾经是轰动世界的共产国际宣言的作者,这篇宣言在思想上、语言上、风格上都使人们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他既是共产国际的鼓舞者,也是它的战略家和策略家。欧洲共产党无法理解季诺维也夫这位共产国际的主席以及其他俄国领导人为什么要反对托洛茨基;他们担心冲突会给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去捍卫托洛茨基。

  1923年年底之前,两个重要的共产党即法国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抗议莫斯科对托洛茨基的诽谤,呼吁敌对双方以同志式态度解决意见分歧。①此前不久,布兰德勒刚刚代表他的党要求托洛茨基负责领导德国共产党计划中的起义。三驾马车厌恶这些抗议,并担心在俄国党内失败的托洛茨基会使共产国际转而反对他们。季诺维也夫从欧洲这三个党的行动中看到了对他的主席权威的挑战。

  ①苏瓦林谈到了法国共产党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抗议。(《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371―373页)。波兰党的抗议载入波兰共产党档案(多伊彻:《两次大战期间波兰共产主义的悲剧》,载《现代报》1958年3月)。

  恰好在此时,共产国际因在德国刚刚遭到失败而不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的许多问题,如导致失败的危机以及德国党的政策这些问题已为争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因而立即同俄国党内的争论纠缠在一起。①

  德国的危机早在1923年法国人占领鲁尔地区时便开始了。德国人的抵抗烽火燃遍了鲁尔地区;很快,抗议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的强大的民族运动席卷了整个德意志帝国。最初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各资产阶级政党;而共产党则被撇在一边。但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因对运动的后果并无把握而开始摇摆起来,甚至退缩了,特别是当社会斗争预示着将加深政治动乱的时候。德国经济失去平衡,货币以灾难性的速度贬值。工人的工资因通货膨胀而不值钱,他们愤怒了,急切地要采取行动。自从1921年3月起义以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人感到他们的革命风帆已经鼓满劲风。7月,德共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阶级作好发动一场革命的准备。然而,它对于自己领导革命行动的实力和能力缺乏信心;而所有关心其政策的人也不尽赞同行动。拉狄克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德国的代表警告莫斯科,德国共产党的看法过于乐观了,很可能会导致另一次流产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则积极策动德国人举行起义,但又提不出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在7月这一阶段,托洛茨基说,他对德国局势没有充分了解,无法发表意见。

  ①关于德国危机的记载,其资料来源有:托洛茨基写的若干论文;布兰德勒写给本书作者的回忆和说明;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塔尔海默:《1923年,一次错误的革命吗?》;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分析;库西宁的论文《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1月讨论德国问题会议的记录),载《捍卫列宁主义》;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和德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记录,在上述历次会议中,这个问题经过反复多次讨论,最后,从1924年起,在国际共产党报刊上范围更广泛的讨论继续进行了10年。

  托洛茨基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确实面临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不仅应当鼓励德国共产党采取一条大胆路线,而且应当协助它制订出一个以武装起义为高潮的明确的革命行动计划。起义日期应该提前确定,以便使德国共产党能在初级阶段就引导斗争,使工人阶级有所准备并根据最后决战的要求来部署其力量。但执行委员会举棋不定。不仅拉狄克,而且斯大林也同样怀疑“革命形势”的现实性,认为应该阻止德国人。①季诺维也夫继续鼓动他们,但面对起义计划时却犹豫起来。政治局埋头于国内事务之中,讨论这个问题时草率随便;季诺维也夫将政治局的泛泛的意见通报给共产国际领袖们。国际多少有些敷衍地决定给德国共产党以关于革命的指示,协助它作好军事准备,最后,甚至连举事的日期也确定下来了。这个日期要尽可能接近布尔什维克起义的纪念日――它要成为“德国的十月”。

  9月,德国共产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征求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早年当过瓦工,是罗莎・卢森堡的信徒,一位聪明谨慎的策略家和干练的组织者,他不相信局势对革命有利。当他向季诺维也夫吐露自己的疑虑时――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正是怀着同样的疑虑――季诺维也夫此时正在犹豫彷徨与渴望革命行动这两端之间无所适从,于是他虚张声势,甚至大拍桌子来压制布兰德勒反对起义的意见。布兰德勒屈服了。在他的党内,特别是在路特・费舍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领导下的柏林支部中,行动的渴望和信心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他认为他在莫斯科找到了同样的信心,因为他以为季诺维也夫是代表整个政治局说话的。他迟疑地得出结论:如果说唯一胜利了的共产党领导人同柏林人想到了一块儿,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那么他就应当撤回自己的反对意见。

  ①参见本书作者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93―394页

  正如布兰德勒本人所述,在这关键时刻,他深感自己不是“德国的列宁”,就要求政治局委派托洛茨基领导起义。但政治局却授权给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代替托洛茨基。行动计划制订出来了,将以布兰德勒的家乡――萨克森州为中心,那里共产党的势力强大,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着州政府,他们与共产党已结成统一战线。布兰德勒及他的几位同志加入了萨克森州政府,利用他们的影响去武装工人。起义将从萨克森蔓延至柏林、汉堡、德国中部和鲁尔地区。根据布兰德勒的说法――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得到其他资料的证实――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把这个计划压在他的肩上。①此外,季诺维也夫通过其在德国的代理人加快了事变的步伐,以至萨克森州的联合政府都是根据莫斯科发来的指示组成的;在布兰德勒返回德国途中,他从在华沙火车站买到的一份报纸上得悉,他已是一名部长了。②

  ①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311―318页;季诺维也夫演说辞收入《德国事件的教训》一书中第36―37页及以后各页、《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58―178页和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
  ②这是布兰德勒本人对本书作者讲述的。

  即使德国的局势对革命有利,但牵强草率的行动计划以及远距离的指挥控制也足以导致失败。何况局势并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么有利,德国的社会危机也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么深刻。自从夏季以来,经济已开始复苏,马克币值稳定,政治气氛显得平静得多。中央委员会未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准备好起义。武装工人的计划也失败了:共产党发现萨克森州的武器库里空空如也。中央政府从柏林派来一支远征军讨伐这个红色的州。因此,当起义的时刻到来时,在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支持下,布兰德勒取消了战斗命令。只是因为联络上的错误,汉堡的起义者才投入战斗。他们孤军作战,经过持续几天无望的战斗之后,起义军溃败了。

  这些事件对苏联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它们破坏了此后许多年中德国和欧洲的革命机会。它们使德国共产党士气消沉、四分五裂,并与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类似挫折相呼应,影响到整个国际。它们造成俄国共产主义的一种深刻而明确的孤立感,一种对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怀疑――甚至藐视。从这种情绪中逐渐发展出俄国革命的孤芳自赏与自我中心的倾向,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学说中体现出来。德国革命的溃败成为俄国人争权夺利的一个缺口。俄国和德国共产党着手追查失败的原因,并急于追究责任。在政治局中,三驾马车和托洛茨基则互相指责。

  表面上看来,德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党内争论之间没有联系。分歧的方向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抵触的。两位“托洛茨基主义者”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一开始至少跟斯大林同样怀疑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正是他们支持布兰德勒取消起义命令。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经过一番踌躇还是批准了以托洛茨基为其倡导者的起义计划;但是他也批准了撤销起义的命令。托洛茨基坚信德国党和共产国际错过了唯一的革命时机,而且认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起码负有跟布兰德勒一样的责任。三驾马车则回答说,现场葬送起义的是两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抓住布兰德勒的“机会主义”,坚持要撤掉他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

  面对布兰德勒,三驾马车的动机是复杂的。德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激烈反对他,柏林的组织嚷着要开除他。季诺维也夫急于平息吵闹,挽回他本人及共产国际的声誉,就想把布兰德勒当作替罪羊而撤掉他,任命费舍和马斯洛夫为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便把德国共产党变成了他自己的封邑。他想用布兰德勒杀一儆百还有一个原因,即他怀疑布兰德勒及其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朋友同情托洛茨基。在指责布兰德勒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时,季诺维也夫还企图让托洛茨基承担布兰德勒的“投降主义”的罪责。最后,实在莫名其妙的布兰德勒急于把德国问题从俄国争论中摆脱出来,并且力图挽回自己的地位,就声明支持俄国正式领导,即三驾马车。但是这样做也没能救得了他。

  这就是1924年1月的形势,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对德国起义失败进行正式调查。会议召开之前首先作了各种幕后策划,在外国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进行大换班,旨在预先确保执行委员会对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当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托洛茨基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乡村里养病。他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他请求拉狄克转达他们两人对关于布兰德勒的降级处分以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的人事变动的联名抗议。拉狄克虽然转达了抗议,但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捍卫他本人及布兰德勒的政策,他的转达给执行委员会留下的印象是:托洛茨基本人与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使三驾马车再一次把托洛茨基与德国共产党的“右翼”绑在了一起。①事实上,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停止对布兰德勒行为的批判;而且布兰德勒声明支持三驾马车这件事也没有给托洛茨基留下好印象。无论如何,托洛茨基从根本上是反对在莫斯科为外国共产党领袖设置“断头台”的。他认为,应当允许外国共产党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选举他们自己的领袖。对布兰德勒的处分开启了一个有害的先例。

  ①《德国事件的教训》第14页。另见托洛茨基就该事件于1931年和1932年写给A.恃伦特和A.努伊拉斯的信,发表于1938年2月的《新国际》。

  因此,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提出他曾向俄国党提出过的内部自由的同样要求;但结果也是同样的。季诺维也夫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国际。好几位曾呼吁政治局克制对托洛茨基的疯狂攻击的外国共产党领袖被他免去了职务。另一些领袖则乖乖就范,并为自己的错误悔过。结果,虽然执行委员会对德国问题未能调查出明确结果,却使季诺维也夫的声誉完好无损;而且它还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提出的降级和晋升命令。这使他很快得到了国际对三驾马车反对托洛茨基与46人的行动的批准。

  5月,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欧洲各党的新老领导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座,响应对托洛茨基的挞伐。只有一位外国代表,即《人道报》编辑,半俄国血统半法国血统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声明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22票对2票决定抗议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因而不需要声明法国党与反对派一致。但是苏瓦林声明他本人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并且不会放弃它们。苏瓦林孤零零的声音只突出了托洛茨基的失败。①

  一个月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即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为将托洛茨基革出教门盖上最后印记,附带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谴责。路特・费舍的演说表达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典型情绪。这位巧舌如簧的年轻女人虽然缺乏任何革命经验和革命功勋,却是柏林共产党盲目崇拜的偶像。她攻击托洛茨基、拉狄克和布兰德勒是什么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以及“对德国和欧洲革命失去信心”的“革命原则的取消主义者”。她号召建设一个以俄共为榜样的坚如磐石的国际,在这个国际中,一切思想分歧和争论都必须排除干净。“这次世界代表大会决不允许把国际转变为各种倾向的大杂烩,它必须奋勇前进,踏上一条通向唯一的世界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②

  ①《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371―373页。
  ②《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l卷第175―192页。

  法国、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发言人也跟着鹦鹉学舌;而且在肆意咒骂和凌辱时,他们向托洛茨基提出挑战,要他向代表大会陈述他的观点。①托洛茨基拒绝介入任何争论。一方面,他感到一切争论都是无济于事的;另一方面,他已经受到若再卷入任何争论将被开除出党的威胁,这使他怀疑挑战是个陷阱。因此,他声明愿意接受俄国共产党的裁决,而无意就此向国际申诉。然而,他的沉默却被认为是其邪恶的证明:代表们充当了季诺维也夫的应声虫,穷追不舍地要求托洛茨基低头认罪。②他置之不理。在整整三个星期的会议期间,代表大会听不到别的,只有对这一个人的肆意低毁,而在以前的四次代表大会上人们曾怀着深深的敬慕倾听这个人的讲话。这一次没有一个声音敢于为他辩护了(苏瓦林由于翻译并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现已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③但托洛茨基仍然为这次代表大会写下了宣言――他那几篇伟大的共产国际宣言中的最后一篇。他没有再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斯大林取代了他的位置。

  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l卷第550―559页。
  ②同上,第2卷第156―157页。
  ③同上,第181页。

  怎样解释发生在共产国际中的这种变化呢?仅仅几个月前,它的三个最大的党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尊严去谴责三驾马车。而现在一切都让位于屈服与自卑。同时,我们知道,季诺维也夫任意撤换、改组和分解了德国、法国和波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三个中央委员会以及站在它们背后的党为什么会受他的摆布呢?大多数被撤掉的领导人从建党之日起就领导着党,并享有极高的道德威望;但是无论在哪儿都没有基层组织支持他们、拒绝接受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和拒绝承认季诺维也夫所任命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仅用了几个星期,至多不过几个月,就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看来是全面的剧变。而他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说明了国际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弱点。唯有病残之体才如此不堪一击。

  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创建国际时,他们期望起码是欧洲工人运动的多数很快都会集合于它的旗帜之下。①他们期望国际的是它应确实名符其实:一个国际的党,超越了民族界限和民族利益的党,而不是像第二国际那样成为各民族政党客客气气的柏拉图式大联合。他们相信全世界革命进程的基本共性;这个共性构成了他们观点中的核心,即这个新组织应该具有强大的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在1920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旨在给国际提供一个符合其目的的章程,此外也旨在以执行委员会建立一个集中的、强大的领导核心。托洛茨基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章程。②章程本身并非有意确保俄国共产党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执行委员会以民主方式代表着所有的党。它的少数俄国执行委员在原则上并不享有特权。顾名思义,国际主义即民族国家的观点要服从整个运动的更广泛的利益,而肯定不是服从什么俄国的民族观点。如果革命在任何重要的欧洲国家里取得胜利,或者至少欧洲共产党在力量和信心方面有所增长,那么这样的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就会变成现实。但是,欧洲革命的衰退使国际成了俄国共产党的附属物,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自信心削弱了,而且年复一年地削弱下去。失败了的党逐渐形成了一种自卑感;它们最终指望布尔什维克这个唯一胜利了的革命实践者替他们解决问题、为它们排忧解难、给它们做出决定。布尔什维克承担起这份责任,起初是出于团结一致的愿望,尔后是出于习惯,最后是出于自私,直至热衷于操纵各党的“领导之弦”,而外国各党则心甘情愿把他们自己套在这根弦上。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事实上已成为俄国领导和俄国纪律。“二十一条”曾经授予列宁和托洛茨基寄予厚望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广泛的权力,现在所有这些权力都几乎不知不觉地转到了执行委员会中的俄国委员手里。

  ①《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②同上。

  列宁曾被这种情况所困扰。他提到恩格斯关于第二国际内德国社会民主党优势地位的预感,指出俄国共产党优越感的危害性也许同样严重。①他试图给予外国共产党人更大的自主权,甚至建议把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迁到柏林或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以便排除来自俄国的利益和偏见的不断压力。然而,大多数外国共产党人宁愿看到他们的国际中枢留在安全的红都莫斯科,而不愿意让它暴露在资产阶级首都警察的迫害和袭击下。

  结果证明列宁的担心是非常正确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执行委员会中俄国委员对外国共产党事务的干涉愈益频繁。季诺维也夫统治着国际,他只凭个人好恶,趾高气扬,既不老练,也不三思。但即使托洛茨基本人也察觉到,他作为执行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也不免行使监护人的权力,这是当时的情况所造成的。他作为共产国际法国委员会主席,有全权监督法国共产党人的日常事务。德、意、西以及英国共产党不论在重大问题上或其行动的细节上都渴望得到他的建议;而他也就无拘无束地提了意见。

  这使他不断发表声明,进行大量通信,而这些信件本身构成了对这些严酷年头的历史的连续评论,它们富于深刻的思想,闪耀着智慧之光,而且常常是惊人的远见。②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6―288页。列宁关于这方面更明确的评论在列宁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所作的声明中,未发表。
  ②参见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英文版标题为《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1卷和第2卷。

  但其中部分信件也反映了包办倾向。例如,他时而断然号召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弗罗萨尔(Frossard)去对抗在莫斯科的国际巡回法庭虽然严厉但并非不合理的指控,时而批评共产党员编辑,并为之规定策略路线,甚至规定报纸标题和语言风格。他还时而指责《人道报》发表可疑撰稿者的文章,时而又为法国共产党限定一个必须开除所有共济会会员及“一切野心家”――就像它以前做过的那样――的日期。有好几次,他还充当了对立派别之间的仲裁人并给他们制订规则。①诚然,这只不过是少有的几个特殊例子。托洛茨基从未像季诺维也夫以及后来斯大林那样对他在国际组织中的副手们进行过恐吓拉拢。他总是希望他们能对俄国党内事务坦率地谈出心里话,如同他对他们党内事务也坦率地发表意见一样。如果说外国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谈出他们的心里话,那么这不是他的错。他始终把执行委员会当作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从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不是从任何特殊的俄国角度出发去代表国际行动。他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去行使“二十一条”授予执行委员会的广泛权力的。

  然而,俄国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的实际优越地位,以“二十一条”作为组织框架建立起事实上的俄国专政。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以前干的事,即使那时他仍然受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约束。以后所有的约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尤其是,内部民主在俄国共产党内凋零之后也不可能在共产国际内残存下去。“包办主义”的习惯渗透了整个运动;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首领们不但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监护人,而且也看作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监护人。

  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124―184页;罗斯默:《列宁领导时代的莫斯科》第236―260页;弗罗萨尔:《同列宁相处的日子里》。

  1923年到1924年间,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果然着手按照新的俄国形象重塑欧洲运动,他们不能容忍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一心想将其扑灭在他们自己党内。正如他们曾经利用俄国1921年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摧毁托洛茨基在国内的影响一样,现在他们也在“二十一条”的名义下利用手中掌握的广泛权力摧毁他在国外的影响。无论是1921年的禁令,还是“二十一条”,托洛茨基都曾签过字。他的政敌们对其行动的策划使得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完全是在运用托洛茨基的原则和惯例,这些原则即便不是他首创的,起码也是经他同意的。他们是在用托洛茨基自己的武器来打倒他――而他却从来没有用这些武器来达到任何类似的目的,从来不具有类似的残暴。他只是偶尔用纪律制裁来吓唬一下外国共产党人,他的政敌们却整批整批地把他们降级、开除乃至对他们指控。托洛茨基曾经要求共产国际应按其纲领不得宽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共济会和“社会护国主义”。但他的政敌们则从中清除迄今为止几乎就是共产主义同义语的“托洛茨基主义”。

  *  *  *  *  *  *  *

  5月,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了随着新方针的宣布而开始的争论。托洛茨基如果重开争论,就不能不招致破坏纪律的指责;而且他也无意重开争论。他曾以赞赏的口吻描述过饶勒斯的自我纪律约束――一旦需要就会把“他的牛脖子套在党的纪律的牛扼下”。他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脖子套在更坚硬的牛扼下,克制着不去公开讨论已宣布为禁区的党的经济政策和内部体制。但他不甘被打上“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半孟什维克这种罪名的烙印。既然不准讨论重大的、原则性的政策问题,他便转向历史来为自己辩护。这个机会自动到来了,国家出版局为了贯彻中央委员会原先关于出版托洛茨基全集的决定,正准备付印全集第3卷,该卷收录了托洛茨基1917年的演说和文章。他自己写了长篇序言,题为《十月的教训》。全集第3卷于1924年秋一问世,立刻掀起了一场风暴。

  托洛茨基在1917年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对把他丑化为不肯悔改的孟什维克是一个强有力的回击,因为它们使党重新记起他在革命时期的作用和他用以对抗孟什维克的坚定的战斗意志。这一提醒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于国家、各社会阶级和各政党的历史记忆总是短暂的,特别是在大动乱时期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时期,一年里各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事件会从人们头脑中挤掉先前多年的事件;在政治生活中一代又一代人会以飞快的步伐相互交替;参加早期斗争的老战士在人数上迅速减少、分散或精疲力竭;而年轻人投入新斗争时对过去所发生的事都不太了解。到1924年时,那些从1917年早期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已不足党员人数的1%。对于广大年轻党员来说,革命已成为一种神话:革命的壮丽和革命的朦胧仿佛是水天一色。早期政治斗争及其所有那些纠缠不清的结盟显得愈益遥远和飘渺了。比如说,年轻的共产党员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像在他们记忆里那样总是彼此敌对、势不两立。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可思议是,多年里双方竟然在同一个党里形成两个派别,援引着共同的原则,却又彼此争吵,彼此分裂,同时又不断地试图调和。更不可思议是,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居然直到1917年还想方设法同孟什维克和好。

  因此,当年轻人得知军事人民委员曾是一个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时,不免大吃一惊;当三驾马车坚持说一个人一旦成了孟什维克就永远是一个孟什维克时,许多人就不由得相信了他们。人们要想从根本上动摇这种相信,唯有仔细阅读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演说和文章,它们揭示出最近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只是弥天大谎。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仅仅靠重版他的旧文章向他的政敌提出了挑战;但是,他的直接挑战还是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对党的历史和传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不仅为他自己申辩,而且也批判了他的多数政敌的历史。他写道,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泾渭分明的时期:为1917年做准备的革命前年代;1917年的决定性考验;革命后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各自的问题、特点及其重大意义。但唯有在第二时期布尔什维主义才达到最高峰。一个革命党在实际革命中接受考验正如一支军队在实际战斗中接受考验一样。对其领袖和成员的判断应当根据他们在这场考验中的行为;相比之下,他们在革命准备时期的行为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一名布尔什维克的判断,不应当根据他在1917年革命前混乱的、部分说来是“毫不相干的政治流亡活动”中的言行,而应根据他在1917年革命时期的言行。托洛茨基的这个论据尽管具有不带个人色彩的历史叙述方式,但确实是为自己辩护:他在革命前与孟什维克的结合是毫不相干的政治流亡活动,而他作为十月起义领袖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根据同一标准,他的政敌们的历史活动却是不利于他们的。他们在革命准备年代里也许是优秀的“列宁主义者”,但在1917年革命时期,他们则成了无能之辈。

  托洛茨基谈到了党在1917年经历过的两大危机:第一次是在4月间,列宁不得不克服来自党内右翼亦即列宁本人称之为“老布尔什维克”的阻力才说服全党制定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第二次是在十月革命前夜,同样是这帮右翼分子阻挠起义。托洛茨基指出,某些领导人的踌躇和失误并没有阻挡住布尔什维克的伟大胜利。党是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尽管也存在着阻力和意见分歧。然而,布尔什维克应当认清这个事实:即使一个革命的党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保守分子,他们阻挡党的前进,特别是党面临急剧转变关头并且必须采取大胆决定的时候。托洛茨基在第一个例子中提出的论据,其锋芒不仅直接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名“破坏革命的工贼”,而且还指向反对列宁在1917年的革命政策的李可夫、加里宁以及其他老近卫军的领导人。实际上,托洛茨基唤起了对三驾马车作为布尔什维克原则的唯一真正阐释者这种权利的怀疑,更广泛地说,是对老近卫军自诩纯而又纯地代表列宁主义传统的怀疑。他的叙述所包含的意思既含蓄又明白,即这个传统决非人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和一成不变:老近卫军所代表的是列宁已放弃了的那个“老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它固守着过时的口号和不合潮流的怀念,而托洛茨基的立场则与1917年党在其旗帜下取得胜利的那个布尔什维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托洛茨基从历史与时局分析又谈到最近的重大事件,即共产主义在德国的失败。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中的主题是关于党对革命形势的领导以及起义的战略和策略。他说,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革命时机,因为革命时机只能是社会制度相对缓慢衰朽的结果;但是一个党可能会因为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而错失良机。在革命事业中也会有高潮到来,那就必须“充分利用”;一旦错过,也许几十年内它不会再来。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久生存于尖锐紧张的社会危机中。如果这个社会不能通过革命摆脱那种紧张局面,那么它就将趋向反革命。至于是转向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很可能仅仅取决于几个星期或者几天。如果在这几个星期或几天内共产党人在革命起义面前畏缩不前,拖延行动,如果以为革命形势可以延长、还会给他们提供新的时机,那么,“他们的生命航船必将搁浅触礁。”如果十月起义的反对者得逞,布尔什维克的航程也必然遭此同样下场;而德国共产主义航船正是这样在1923年搁浅触礁的。革命的领导所起到的决定作用,俄国为之提供了正面的证明,而德国提供了反面的证明。与布尔什维克右翼分子在1917年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心态相同的心态就是德国革命失败的根源。托洛茨基的结论刺向什么人,那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曾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充当布尔什维克右翼分子的代言人而现在是共产国际主席的那个人。

  三驾马车以大规模的反扑来作答;他们号召大批宣传家、历史学家甚至外国的共产党作家进行反击。①在整个秋冬两季,国家的政治生活完全被这场论战所淹没了,但它却以“文字辩论”这一古怪的名称载入布尔什维克的史册。由于无法断然否定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态度所作的陈述,他们的辩护者就回答说,他无限夸张了他们的错误,他们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偶然的、表面的,党内从未存在过什么特殊的右翼或保守的意见倾向。他们说,托洛茨基这种蓄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不仅要诋毁老近卫军的声誉,而且要诋毁整个列宁主义传统,并且要将整个臆想出来的功绩都归于自己和托洛茨基主义。

  ①答复托洛茨基的最重要的文章被汇编成篇幅浩大的一卷《捍卫列宁主义》――它的撰稿人有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克鲁普茨卡娅、莫洛托夫、布勃诺夫、安德烈耶夫、克维林、斯捷潘诺夫、库西宁、科拉罗夫、古谢夫和梅利尼昌斯基。

  为了证明这一点,三驾马车及其历史学家们不得不以他们自己对1917年事件的看法来对抗托洛茨基的解释,意在提高自己的威望、贬低托洛茨基所起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时开始还是羞羞答答的,但很快就肆无忌惮地任意歪曲事实真相。托洛茨基所起过的卓越作用起初还未被一概否定;但是据说它并没有超过他现在的政敌们所起的作用。然后斯大林本人又插进他自己的看法。他声称,托洛茨基所主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是十月起义总部,并不像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记载毫无例外地所肯定的那样。至于那个多少是虚构的“总部”,斯大林还断言,托洛茨基甚至连它的成员也不是,而是由他斯大林坐镇之下指挥起义的。①这一说法是如此荒唐,以至连斯大林派成员开始时也只是把它当作令人困窘的一个讽刺。但是这个故事一经抛出,便开始固执地挤进新的历史记载,一直写进教科书里,在那里被当作唯一权威性的定论,一直延续了30年。对历史的天方夜谭式的篡改就这样开始了,它顷刻间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俄国理性的地平线:最初这只不过是为了支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誉,但最后,他们两人连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都被打成为十月革命的怠工者、叛徒和外国间谍了。而在1924年,这个篡改阴谋的大多数未来受害者却抱成一团,丧心病狂地要给托洛茨基抹黑。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4―287页。

  然而,只要托洛茨基站立在1917年事件的基础上,他的地位就是无法动摇的。因此,三驾马车竭力要把他从这个基础上推回到革命前时期,即他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他们确立了两条准则:一条是党的政策具有严格的连续性,另一条是党的政策在实际上的一贯正确性。他们断言,不论是谁,只要像托洛茨基那样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一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那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在他以后的态度中也会表现出来。这两条准则的发明者拙劣地摹仿宿命论,向党的头脑里灌输了一种思想,即:任何政治上的错误或偏离,不论是集体的或个人的,都不能视做是偶然现象(当然,这条规律不适于三驾马车自己的错误);在任何一个特定集团或特定个人的特定表现中,如小资产阶级等,每一个错误都有其深刻的原因或“根源”:一个人若犯了严重错误,就会背上致命的原罪重负;因而托洛茨基的堕落可以追溯到他早先的孟什维克时期,不仅仅在于“流亡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且还在于他对当时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十月革命那段时间里,他那小资产阶级灵魂在拼命邀宠;党希望帮助他,“同化”他。但是他那顽固的孟什维克劣根性却一再发作。

  据此而论,托洛茨基自革命以来同列宁的不和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邪恶意义。他与列宁有过两次重大分歧:一次是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另一次是关于工会政策(其他的意见分歧由于列宁自己承认了错误而被忽略不提)。无数的小册子和论文发表了,抓住这两件事大做文章,重新加以发挥,以证明托洛茨基在这两件事上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反列宁主义倾向,并将他同列宁的分歧跟他对列宁继承者的攻击直接联系起来。昔日争论的来龙去脉、实际的结盟、动机、踌躇不决、自我矛盾以及人的素质和论战者各自的缺点,在重新解释时都一概不予考虑。呈现在党面前的只是党自身和党的领袖们的画像,它们就像中世纪初以“最后的审判”为主题的那些壁画一样:圣者满脸虔诚的表情径直攀向天堂,而罪人则负载着一切罪恶的象征被抛进地狱。

  争论的问题时前时后,最后又回到1905―1906年,托洛茨基所有的错误和背离的基础终于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找到了。这被判为他的主要异端邪说。但是自从1917年以来,党对于这个理论一直未持什么异议;托洛茨基这方面的早期论文作为对共产主义的权威论述都已经以原文重版并译成了许多文字。甚至直到现在,它的两个主要原则――俄国革命必须从资产阶级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这将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还仍然是党的看家思想;对这两个原则是不能公开驳斥的。政敌们就把列宁在1906年时作过的些许尖刻评论挖掘了出来:列宁本人一直坚持俄国革命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并且说,托洛茨基谈到社会主义是其顶点,这是因为他“跳过了”资产阶级阶段,“低估了”农民的重要性。从1917年所发生的一切来看,这些评论已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的政敌们轮番地重复说,托洛茨基的主要倾向是“跳过必要的中间阶段”和“低估农民”。不错,很难使这个指控同另外一个罪名协调一致,即托洛茨基是一名不肯悔改的孟什维克――因为孟什维克远没有“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也不肯超越这个阶段――而要解决这个逻辑困难,就必须拿出大量纯学术的论据来。然而,如同所有这类争论一样,重要的不是论据的逻辑性和历史真实,而是它的言外之意,是它对当前政策的影响和它对不明真相者所造成的印象。

  强调托洛茨基的“低估农民”的倾向对当前政策的影响是个重点:三驾马车和李可夫甚至一年前就给托洛茨基贴上了“农民之敌”的标签。现在他们更是赋予这个标签以追溯的合法性和历史的色彩。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意味深长的言外之意。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不断革命就是意味着连续不断的动乱和永无止境的斗争,意味着俄国革命不可能安定下来并获得稳定的局面。三驾马车对不断革命论的谴责显然迎合了渴望和平与稳定的普遍心理。的确,托洛茨基的理论宣称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革命向国外的扩展。然而,扩展革命的希望已经多次落空,最近又在德国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布尔什维克从未感到这样孤立过。他们对俄国革命能够自我满足的得意感遂成为他们的心理防御。托洛茨基的理论冒犯和嘲弄了这种意识。因此,只要一提到不断革命论,就会在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中激起强烈的反感。他们在感情上巴不得让托洛茨基的理论思想声望扫地。1924年秋,斯大林将自己早先的观点加以修正,形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与不断革命论相对抗,这绝不是偶然的。斯大林颂扬俄国革命的自足性,并以此给党提供理论上的安慰,补偿了它那受到挫折的国际主义愿望。①

  ①参见《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81―293页。

  不难看出,“文字辩论”为什么和怎样前所未有地削弱了托洛茨基的地位。它在公众心目中竖立了一个矛盾的托洛茨基形象,一方面是个顽固的半孟什维克,另一方面又是个同样顽固的“超级激进派”和极端分子,力图把党拖进国内外的冒险事业中去。据说,在国内,他拼命在布尔什维克党与他从不理解的农民之间挑起纠纷。在国外,他总是在并不存在革命时机的地方看到革命时机。同样的错乱导致他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并因为德国革命的失败而谴责季诺维也夫。至于托洛茨基曾批评季诺维也夫鼓励国外的流产起义,他曾反对1920年向华沙的进军,他一贯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他第一个拥护新经济政策以便安抚农民,所有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跟超级激进派冒险分子形象格格不入的事实全都被抛到了一边。于是,事实、虚构、学术上狡辩遁词凑成了一锅大杂烩,使托洛茨基成了一位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也许他是可怜的,但也是危险的,唯有三驾马车的英明机智和政治家的才干才能抑制他、使他无害。

  不少党员,甚至托洛茨基自己的一些追随者也都认为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中选错了作战阵地。①他们说,托洛茨基应该抓住重要的问题,而不是纠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错误。诚然,他这样做是出于自卫,因为三驾马车巨细无遗地罗织有关他与列宁不和的那些久已淡忘的往事以阻挠他讨论当前问题。但是,多数人很快就忘了“谁发动了这一切”,而且他们谴责托洛茨基时也并没有捐弃前嫌。官方作家们利用被扣压的列宁遗嘱来对付他,列宁在遗嘱中请求党不要揪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历史错误”不放。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林伪造学派》第90页。

  甚至没有忘记这一告诫的克鲁普茨卡娅也被说服出面指责托洛茨基过分夸张了列宁与其学生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理由是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而不是领导人小圈子里的分歧。①这是一个有力的批评,它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提倡党内民主。布尔什维克的自尊心不管怎样都已被托洛茨基挫伤了,在他看来,党的领导集团只不过是一帮懒惰迟钝的家伙,若没有列宁的鞭策和推动,他们是绝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争论的另外一个后果也极大地困扰着托洛茨基。被驱散了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的一些人,虽然一直对托洛茨基恨得要死,现在却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②这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党制下,一些被政府镇压的敌人无法打出自己的旗帜进行斗争,总要向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重要人物暗送秋波,哪怕他属于执政党,也不管他持的是什么不同政见。被统治集团诬称为自己危险敌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们视为自己的英雄。托洛茨基所要求的言论自由的环境即使只限于党内,也使他受到至少某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的赞扬,他们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而感到前途暗淡。但在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中,这绝不是主流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绝大多数人是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应为他们在内战的失败承担罪责的那个人垮台的。三驾马车则尽可能利用在党外所能察觉到的对托洛茨基的任何同情迹象,不管是真是假;而托洛茨基则愈加谨慎地不说不做任何可能鼓励这种同情的事。他的这种态度大体上说明了他为什么要自我克制和保持长期沉默,面对共同敌人时他为什么一再强调他与三驾马车的一致。

  ①克鲁普茨卡娅:《评十月的教训》,载《捍卫列宁主义》第152―156页。
  ②马・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128―129页;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86页。

  最后,“文字辩论”对三驾马车本身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结果是所有主要的论战者都身败名裂,唯一例外的是斯大林,他的声望反而增强了。托洛茨基集中攻击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曾明确反对十月起义,并被载入史册。而斯大林在1917年时态度更不明朗、更加含糊,因而现在也就更难抓住他的把柄。诚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眼下正需要斯大林的精神支持;而且他们满意地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优秀“布尔什维克”的褒奖。①这使斯大林当仁不让地成了三驾马车的车老大。托洛茨基就这样无意中帮助打败了自己未来的盟友,提高了他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的地位。

  *  *  *  *  *  *  *

  《十月的教训》一文所掀起的这场风暴使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再也当不下去了。三驾马车声色俱厉地说,他们不能让他承担这个国家军事防务的重任,尽管一年前他们还害怕接受他的辞呈。他们现在公然要把他撵出军事人民委员部了。

  无论在斗争的哪一个阶段,托洛茨基根本就没有生过动用军队来反对他们的念头,他甚至制止自己的追随者们去干这种事,例如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就曾试图把军队支部拖进论战,而根据党的规定和条例,军队支部是有发言权的。应该补充的是,官方发言人也从来没有拿比这更严重的过失来指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不存在任何准备政变的阴谋,这点没有丝毫疑问;而且他们不止一次承认托洛茨基的缓冲影响。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3页。〔斯大林捍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他们是“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文本,在他著作中多少降低了调子(可对照原载于《捍卫列宁主义》中的声明,第88―89页),但仍说得十分清楚。〕
  ②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甚至官方发言人也提到托洛茨基的缓冲影响,参见罗明纳兹的演说,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13页。

  如果有人暗指他怀有波拿巴的野心,那也不过是在私下里的流言蜚语而已。托洛茨基没有受到这类指责:即利用他的军事人民委员的地位策划什么活动来为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托洛茨基承认政治局理所当然地具有统辖军队的权力。因此,尽管他不无抗议,但仍然接受了他的追随者从他的军事人民委员部最重要的岗位上被免职与调离,而他的敌手被任命来取代他们。①

  倘若托洛茨基策动军事政变,他是否会成功呢?这种设想是无稽之谈。在冲突初起之时,即在总书记动手调换并清洗军队中的党务人员之前,他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以后就很渺茫了。他也从未试图利用这些机会。他深信任何军事起义宣言对于革命都是无可挽回的失败,即使它涉及到他自己。他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声明,他将党看作是“工人阶级为解决其基本任务而拥有的唯一历史工具”;而他不能尝试用军队的手来打碎这个工具。他认为,在与党的任何冲突中,军队只能依靠反革命势力的支持,这就判定了它将起到反革命的作用。不错,他看到党的“蜕化变质”。但这仅仅在于领袖与基层群众间存在着裂痕,在于党失去了民主基础。在他看来,任务在于重建那个基础,在于弥合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裂痕。归根结底,革命的得救只能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复兴,只能存在于社会深处。“自上而下”的军事行动却只能引来一个比现政府更背离工人民主的政权。这就是“事物本身的逻辑”;他不相信他能对抗这个逻辑。他把个人的命运和行动置于能决定事变进程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框架之中;他认为自己的作用从属于这些社会力量。他的目标,亦即复兴无产阶级民主,支配了他对手段的选择。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53―254页。

  在1924年整整一年里,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权一点点地从他手中失去了。三驾马车通过伏龙芝和温什利赫特逐渐控制了军队的全体政治委员;现在他们将武装力量拖进党内冲突里来已经毫无顾忌了。他们把谴责托洛茨基发表《十月的教训》的决议送到军队支部去讨论,同时还召开全国政治委员代表会议,将解除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职务的动议提交给他们。这时托洛茨基又一次害上了疟疾病,看来他甚至都没有向政治委员们说明他的情况。代表会议名正言顺地通过了解除托洛茨基职务的动议。不久,他又遭到来自革命军事委员会党支部的同样攻击,这个委员会自从创建时起就一直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的。更有甚者,1925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托洛茨基事件”列入了第一项议程。

  1月15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为因病不能参加即将召开的全会表示歉意;但是他声明他已推迟了预定离开莫斯科的日期――他打算再赴高加索休养――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回答询问,做出解释。他抑制着愤懑,简明扼要地答复了给他罗织的一些主要罪名――这是他对《十月的教训》批评家们的唯一答复。然后,他要求立即解除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声明说:“我随时准备完成中央委员会指派给我的任何工作、接受任何职位,或没有职位都可以,当然是在党所监督的任何条件下。”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里建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但斯大林又一次拒不答应,这使他们大为光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禁疑心他是要牺牲他们而跟托洛茨基讲和。

  ①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信的全文载于伊斯特曼著的《列宁逝世之后》第155―158页。

  中央委员会决定,托洛茨基可以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但是又一次以开除来威胁他,如果他再挑动新的争论的话。①然后中央委员会正式宣告“文字辩论”结束;但同时又指示,所有的宣传机构继续开展一个宜传运动,“使全党都能了解……从1903年开始直到《十月的教训》为止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布尔什维克性质”。另一个宣传运动是让全国――不仅仅是党员群众――都知道托洛茨基主义对“工农联盟”的危险性。因为不准托洛茨基申辩,这就成了“单方面的争论”。中央委员会最后宣布,托洛茨基不能继续留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工作。

  就这样,带着被涂满耻辱的一世英名,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叫骂声,甚至都不许为自己申辩,他离开了他在漫长而又关键的7年里所领导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和苏联红军。

  ①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16页;《苏共决议汇编》第1卷第913―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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