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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战斗间隙


  托洛茨基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党内斗争的暂时停止。这段时期贯穿了1925年整整一年,并一直持续到1926年夏天。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就1923―1924年争论中的那些焦点问题再公开发表过任何争论性的意见。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关紧的大门里,他也不想挑起争论。他承认失败,并服从中央委员会加在其身上的种种限制。

  在这期间,“1923年的反对派”不再以任何组织形式存在。托洛茨基实际上解散了它。他劝告困惑不解的追随者说:“此刻我们不应做任何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站出来。我们只应当保持联系,保存‘1923年反对派’的干部实力,耐心等到季诺维也夫势力耗尽为止。”①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策动反对派进行新一轮抗议或游行示威,他及其追随者马上就会大难临头,被开除出党,至少是被开除出领导机关。他有种种理由相信,三驾马车报复起来是绝不会手软的。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多么渴望避免一场新斗争,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中看出:1925年,美国作家马克斯・伊斯特曼发表了《列宁逝世之后》一书,他在书中首次披露了围绕着继承列宁的问题而展开斗争的真相,并在书中引用了列宁遗嘱的内容。曾为托洛茨基写过题为《托洛茨基青年时代肖像》这本人物特写的伊斯特曼当时正在莫斯科,并成为反对派的支持者,他从托洛茨基本人那里得知了有关列宁遗嘱及继承问题之争的内幕;他还请求托洛茨基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遗嘱。他把《列宁逝世之后》的手稿交给在巴黎的拉柯夫斯基,并得到表示完全赞同的间接答复。因此,他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本著作也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同意。②托洛茨基是由衷感激伊斯特曼的,他们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10年之后伊斯特曼转而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候。然而,他发现伊斯特曼好心却帮了倒忙:三驾马车指责托洛茨基的行为极为轻率,逼迫他声明否认伊斯特曼的揭露,并且威胁说,假若他拒绝的话,将对他实行纪律制裁。托洛茨基与他最亲密的盟友们协商,他们不愿在伊斯特曼事件上卷入战斗,于是敦促托洛茨基否认对此负有任何责任。但是政治局对此并不满足。

  ①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97页;《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29页。塞尔日曾经把“指示”归于托洛茨基本人,第二次又归于托洛茨基的助手B.埃尔津。不管怎样,埃尔津在这个问题上表达的应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②伊斯特曼在写给作者的一封信里说:“我把手稿给拉柯夫斯基看了,并告诉他是否发表由他决定。拉柯夫斯基夫人将手稿寄回,并给予热情赞扬。我认为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能得到的‘授权’。”

  它要求直接否认伊斯特曼关于列宁遗嘱的谎言;它甚至规定了否认的措词。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反对派领导小组”再一次请求他为了和平而屈服。①因此,1925年9月1日,《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了一篇由托洛茨基署名的声明,声明说:“一切关于所谓被扣压或践踏的‘列宁遗嘱’的说法,都是恶意的捏造,都是完全违反列宁的真正意志和列宁作为其奠基者的党的利益的。”这篇声明被所有外国的共产党报纸转载,后来成为斯大林热衷引证的根据。②尽管这一类出于策略考虑的否认在政治中并不罕见,却使托洛茨基格外难堪。因为在他对列宁的遗嘱――这是他继承身份的有效契约――被扣压一事采取差不多是消极的态度之后,现在却又不得不站出来作为见证人提出假证据来反对自己、支持斯大林――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拖延一场党内新斗争的爆发。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保持联系,保存1923年反对派的干部实力”是不容易的。对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来说,不管其策略考虑怎样正当,停止活动仍然是最痛苦的体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或许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以研究和探讨来填补空隙。但是任何一个大的政治集团,特别是由工厂工人组成的集团,停止活动往往等于政治自杀。这会使他们丧失对自己事业的信心、降低政治热情、滋长冷漠或绝望情绪。这就是等待着大多数反对派小组的后果:他们退缩了,解体了。例如,到1926年初,列宁格勒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超过30人,他们聚集在托洛茨基的前妻亚历山德拉・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周围,彼此保持着联系,并定期集会。而先前有组织的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成员则消失在政治真空里。在莫斯科,托洛茨基主义的“干部”人数较多而且更活跃;但是在外省大城镇,例如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以及其他城镇中,如同在列宁格勒一样,反对派的实力也已大大衰落了。

  ①托洛茨基在致穆拉洛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些情况,该信写于1928年9月11日,即他被流放阿拉木图期间,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9页。

  以政治和个人友谊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反对派领袖们在托洛茨基周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他们经常碰头和探讨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智力最出众、性格最坚强的人物。在政治才能、经验阅历和革命功绩方面,这个小圈子无疑超过了领导斯大林派及统治全党的那帮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越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皮达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克列斯廷斯基、伊万・斯米尔诺夫、穆拉洛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索斯诺夫斯基等人都是早年革命与内战时期的杰出人物,并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①作为目光远大、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代表着党内最先进的、最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成分。

  拉狄克在这些人中尽管不是最重要的人物,名气却最大。他仅次于托洛茨基,是才智最为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作家。他性格开朗,是一位精明、现实的研究者与政治学者,对最不同的社会环境的动向有着不可思议的敏感,因此在外交和共产国际方面激发过列宁的一些最重要的动议。欧洲是他的故乡。他同捷尔任斯基一样,是从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的社会民主党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党就是深受托洛茨基观点影响的罗莎・卢森堡的党。②

  ①拉柯夫斯基、越飞和克列斯廷斯基此时任苏联驻伦敦、巴黎、东京、柏林的大使;但他们仍然与托洛茨基保持密切联系。
  ②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拉狄克和捷尔任斯基是卢森堡的反对者,比党内其他成员更接近布尔什维克。

  他有过多年德国社会主义极左派的急风暴雨般的活动经历,是共产国际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他来到俄国,立即被接纳进了领导核心的内层;他陪同托洛茨基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并且同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一道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当霍亨索伦王朝崩溃之后,他作为密使被列宁派往德国,协助建设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他越过包围俄国的边界封锁线,作了一次大胆而又冒险的旅行,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谋杀之前化装到达柏林,但旋即被警察逮捕、投入监狱。正当柏林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时,他却建立了一次极其重大的功劳:他设法同德国的主要外交家、工业家和将军们取得了联系;并在自己的牢房里同他们,特别是拉帕洛时期的外交大臣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保持接触,商谈在边界封锁线上打开第一个缺口。①他还从他的牢房里与德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络,帮助它确立自己的政策方针。

  ①参见拉狄克的回忆录,载《红色处女地》1926年10月第10期;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203―211页。

  拉狄克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但在他身上也多少具有赌徒的成分。他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编织着外交密谋,就如同他曾像一只革命鼹鼠在地下穿梭一样。他具有锐利的眼光和开放的头脑,比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更早地看到了欧洲革命的退潮;他鼓吹建立统一阵线。1923年当他回到德国时,仍然看不到革命的涨潮,于是制止布兰德勒盲目冲向他认为无望的革命。然而他那政治赌博的嗜好也使他陷入歧途;他在其“轰动一时演说”中向绝望挣扎的德国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发出模棱两可的号召。当他返回莫斯科后则被迫承担德国革命失败和与托洛茨基结盟的责任。被解除共产国际欧洲分部的职务后,他于1925年又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中国革命的隆隆雷声此时已清晰可闻――而他的工作是为中国年幼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宣传家和鼓动家。①他不知疲倦,愤世嫉俗,外貌豪放不羁,语言尖刻,也有点儿玩世不恭,因此被不少人视为怪癖的甚至是可疑的人物。但他也是其政敌大加垢病的对象,这些人讨厌他那无礼的凝视和冷嘲热讽。这个人的品质无疑远比他的外表更为坚定,尽管以后那些年他在斯大林恐怖的压力下可怕地堕落了。在他那豪放不羁的外表和玩世不恭的举止背后潜藏着一向不愿外露的炽烈信念;甚至他的嬉笑怒骂也充满着活力,燃烧着革命激情。

  拉狄克进入反对派的领导核心后迸发出了智慧和幽默的火花。他对托洛茨基极为崇敬,两人在国际经验方面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这种崇敬的证明就是他于1923年写的《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一文。②托洛茨基多少有点儿头痛拉狄克那种心血来潮的政治即兴发挥,但对拉狄克其人却怀着一种深情,并且很欣赏他的才华。③如果说他不相信作为赌徒的拉狄克,那么起码对他的观察和思想是感兴趣的,并很赏识这位杰出的诙谐大师和辛辣的讽刺家。

  ①1914年之前,拉狄克曾在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机关报波兰《社会民主评论报》上分析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的革命发展。
  ②卡・拉狄克:《肖像与诽谤》第29―34页。
  ③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与拉狄克的通信和《拉狄克与反对派》,载《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160―163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性格却与拉狄克截然相反。他是一位理论家,而且可能是最早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他在1904年就已成为一名列宁主义者;他与布哈林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一度是对布尔什维克学说的出色概括;他曾是列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当党的纪律愈益令他无法忍受时,他离开了书记处,把位子让给了莫洛托夫。作为党的纪律的批评者,他是托铬茨基的前驱――的确,他在1922年初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批评了托洛茨基恪守纪律的态度。但在下半年两人又走到了一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托洛茨基的少数密友之一,托洛茨基只对他们才肯托出自己的计划,吐露他与列宁之间的私下谈话和他们建立反斯大林“联盟”的约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一系列重要经济史著作的作者,他的博学多才与擅长分析是少见的,他基本上是一位学者,追寻着自己的思路,不管这会使他得出多么惊世骇俗的结论,也不管这会怎样破坏他与党的一致。他根据大量缜密的公理进行思维;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做出了首次重大的和至今无与伦比的努力,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各种“范畴”运用于苏联经济。但是此书仅有导言一册获准出版,即使这一册也很快遭到查禁而湮灭。然而《新经济学》毕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不发达国家,只要这些国家还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工业化,《新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所作的预见性分析就仍然是一个重大话题。许多人认为,反对派经济学纲领的创始人与其说是托洛茨基,毋宁说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无论如何,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与托洛茨基两人在观点上也隐含着分歧;然而直到1928年之前,即他们两人都被从莫斯科流放出去的那一年,分歧仍没有明朗化,也没有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

  皮达可夫是布尔什维克中最杰出的工业管理领导人。如果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反对派提供理论,皮达可夫则把这些理论置于实践经验的坚实基础上。列宁在遗嘱中评价皮达可夫时说:他是年轻一代中两位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另一位是布哈林――和具有超常才能和魄力的行政管理者,但也是一个缺少政治判断力的人。这种片面性也是反对派的特点:皮达可夫在经济政策方面与反对派观点完全一致,但远离其“思想战场”,并在它挞伐党的领导时畏缩不前。但是他远非一个胆怯懦弱的人。仅在几年前,当乌克兰被邓尼金占领时,他与他的兄弟还领导着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在敌人的后方组织怠工,建立游击支队,指挥战斗。白军逮住他们兄弟两人,并将他们跟其他红军战士一道绑到了行刑队前面。就在死刑执行过程中他的兄弟已被枪杀时,红军占领了城镇,并向大屠杀现场冲来,白军不得不慌忙逃走。皮达可夫就在他兄弟和最亲密的同志们的尸体旁边直接担负起指挥赤卫队的责任。这个人的经历就是如此:不论在反对派之内或之外,他都是策划者,他担任苏联工业化的主要组织者达15年之久;但是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他却以“供认”自己是个破坏者、卖国贼、外国间谍而结束了其一生。

  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也大都是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反革命统治的年代里在乌拉尔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有一次,他被沙皇警察逮捕并受到拷问,他要克伦斯基充当他的辩护律师。克伦斯基一心想救出他的诉讼委托人,就在法庭上宣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未参与任何革命活动。被告在法庭上站起来推翻律师的辩词,当众宣布他的革命信念。他在1917年和内战初期领导着乌拉尔的布尔什维克。拉柯夫斯基,关于他在1914年前的长期英勇斗争已在《武装的先知》一书叙述过,①内战期间他又在比萨拉比亚指挥共产党武装,白军悬赏要他的脑袋。他回到俄国后成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十月起义和内战时期所起的作用毋需在这里重述了。②穆拉洛夫跟安东诺夫一样是1905年革命中的传奇人物之一;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他率领赤卫队攻打克里姆林宫。后来,他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和武装部队监察员。托洛茨基评价穆拉洛夫是“一位卓越的巨人,既无所畏惧,又和蔼可亲”。按所受教育来看,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每当战斗间隙他就为农民提出农业方面的建议以及“对人和畜的医疗方法”。伊万・斯米尔诺夫曾经领导武装部队在西伯利亚打败了高尔察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内战前线是一位精力最充沛的政治委员。索斯诺夫斯基在前线既以鼓动家又以警醒的观察者和道德风尚的批评者而著称――在布尔什维克新闻事业中,他是最优秀的笔杆子之一。

  这些人尽管具有卓越的才能和过人的智慧,但一时也感到前途茫然。他们最渴望的是留在党内;而要留在党内就必须忍辱负重。他们密切注视着事变和他们对手的举动,等待时机再展鸿图。

  托洛茨基尽管遭受重挫,但并没有放下他的武器。他继续隐晦地批判官方体制及其政策。即使小心地不去冒犯其政敌们,他所谈到的每一件事仍能反映出他们所干的一切,甚至所想的一切――不管他谈到俄国官僚集团的野蛮、报纸格调的低下,还是谈到党在文化事务中鲁莽的做法。而且他从来没有把注意力从那些重大的国内外政策问题上转移开,未来争论的材料正在其中积累起来。

  1925年5月,在他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将近5个月后,他被指派到捷尔任斯基手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一指派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捷尔任斯基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决策人;三驾马车把他派到捷尔任斯基手下无非是为了侮辱他。他们甚至没有征求托洛茨基的意见;而他却很难拒绝。他辞去军事人民委员部工作时曾声明他“准备在党所监督的任何条件下承担指派的任务”;他不能收回这个诺言。他能够拒绝担任列宁副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担任三个部门的主席:租让委员会、电业技术管理局和工业科技管理局。租让委员会早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就已建立了,当时列宁希望能重新吸引前租让制的承租人和其他外国投资者来帮助俄国的经济复兴。但这些希望都成了泡影。布尔什维克对外国资本过于恐惧而难以吸收它;而外国投资者则对布尔什维克过于恐惧而难以与之合作。租让委员会成了空中楼阁。托洛茨基的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外一座一层楼的小旅馆里,他在那里只偶然接待过一位外国来访者,这位来访者询问在西伯利亚开采金矿或在俄国制造铅笔的可行性。

  但是托洛茨基很快就把幽禁他的小小樊笼变成了他的活动据点。在那些内战时在他的军事专列上工作过的秘书们帮助下,他展开了对租让权和俄国对外贸易等问题的研究。为此他去调查国内外工业生产的成本,并对俄国和西方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研究。这次调查研究鲜明地反映出俄国工业的落后――其劳动生产率仅及美国的1/10。他用图表来说明俄国工业设备的贫乏。例如,美国拥有电话机1400万部,英国有100万部,而苏联仅有19万部。苏联铁路全长只有69000公里,而美国则有405000公里。苏联人均电力消耗仅20千瓦,而美国则为500千瓦。①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19―420页。

  尽管这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但一经特别指出却令人震惊。官方发言人津津乐道内战以来俄国工业的进步,事实上产量的提高接近于零;要不然他们就拿目前的生产来与1913年相比;并以此而沾沾自喜。托洛茨基则争辩道,应该运用一个新的比较尺度,最近几年的发展应该以工业化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用本国落后的标准来衡量。①如果不能无情地意识到自己的起点水平还十分低下,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崛起。“人们常说我们干得‘差不多’像德国人一样,或像法国人一样。我要向‘差不多’这个字眼儿宣布一场圣战。‘差不多’实际上等于空话。……我们必须比较生产成本,我们必须弄清楚国内和国外生产一双鞋子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必须比较产品的质量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与外国比较。”②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我们首要的基本口号是……不要在后面爬行!是的,我们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提出“我们不要在后面爬行”这个口号――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早了好多年;但与斯大林不同,他要努力擦亮俄国人的眼睛,让他们去看一看已经形成的差距有多大。他意识到这是在冒政治风险――一旦人们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贫穷落后并揭示她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可能会悲观颓丧。而斯大林在发动工业化时却宁可让广大群众蒙在鼓里,不知道攀登的艰巨以及要求于他们的非人的代价。托洛茨基所依靠的是人民的勇气和成熟。“同志们,我们既不要愚弄自己,也不要害怕。但要牢牢记住这些数字: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估计和比较,以便不惜任何代价赶上西方,超过西方。”③他就是这样从三驾马车意欲借以埋葬他的那些琐碎的管理技术工作中又浮现出来;他找到了返回核心政策问题的道路,并且提出他在1922―1923年就已提出过的工业化号召。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4―45页。参见1925年10月7日托洛茨基的演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大多数年代里,官方宣传都避免在俄国与西方之间进行对比。
  ②同上,第397―405页。
  ③同上,第419页。

  作为电气技术管理局主席,托洛茨基一心扑在电气化上。他走遍全国城乡,调查资源,审查发电厂的设计方案,选定厂址,提出报告。他从一次调查旅行归来时便敦促政治局采纳一项利用第聂伯河急流的工程,这就是著名的第聂伯河水电工程,未来10年里工业建设的伟大业绩之一。当他在1926年初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政治局置之不理。斯大林说,拟议中的水电站对俄国的用处还不如一台电唱机对一个连一头耕牛还没有的农夫的作用大呢。①

  ①托洛茨基根据中央委员会1926年4月会议记录逐字引用了斯大林的声明。参见托洛茨基1927年4月14日的“个人声明”,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于是托洛茨基诉诸青年人的热情和想象力。他在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演说中说:

     最近,我们开发了萨图拉水电站,这是在泥炭区建立
   的我国最好的工业设施之一。从莫斯科到萨图拉只有100
   公里多一点儿。不过一箭之遥;但是两地的条件却有天渊
   之别!莫斯科是共产国际的都城。但你走出100多公里,
   就会出现荒原、积雪、冷杉、冻土、野兽。黑木小屋的村
   庄沉睡在积雪之中。坐在火车上,你一眼就能瞥见雪地上
   的狼迹。不过几年以前,萨图拉水电站所在的地方还是糜
   鹿出没之处。而现在,结构精密的高压电缆铁塔布满了从
   莫斯科来的整条路上……就在这些铁塔下面,今年春天母
   狐、母狼会领出它们的幼仔。这就是我们的整个文明:一
   方面是技术和综合思维的高度成就,另一方面是西伯利亚
   的原始荒野。
     萨图拉矗立在泥炭地上;我们有很多泥炭地,比水电
   站要多得多。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燃料来源正等待着我们将
   它转变为电力。在南方,第聂伯河流经最富裕的工业区;
   但它却浪费掉大量的水压和古老的急流,而且还在浪费下
   去,直到我们给它的湍流套上笼头,用堤坝驾驭它,强迫
   它给城市照明,开动工厂机器,肥沃耕地。我们将驯服它!①

  当然,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跟我们整个文明的未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与多年以后的斯大林相反,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在争取赶上西方的同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绝不能使自己孤立于西方以外。他是对外贸易垄断权的坚定不移的辩护人,并且首先提出“社会主义保护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争辩说,这个保护主义的目的不是切断社会主义工业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而是相反,要使其与世界经济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多方面的联系。毫无疑问,“世界市场”必然会向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咄咄进逼,迫使它接受严峻的甚至危险的考验。但这些考验是无法避免的,应当勇敢地面对这些考验。俄国由于与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接触而面临的危险,可以用从国际劳动分工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中所获得的重大利益来加以补偿。在孤立状态中,俄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萎缩和停滞不前。在作这个论证时,托洛茨基又一次与官方经济思想发生了潜在的冲突,官方经济思想形成于民族自给自足这个概念: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以闭关自守的苏联经济为前提的。甚至在关于斯大林学说的争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托洛茨基的论证就已有效地反驳了它的基本前提。

  ①《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37页。

  *  *  *  *  *  *  *

  在1923年的德国革命溃败之后,托洛茨基力图重新估计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前途。共产国际急于挽回自己的面子,对这次挫折的重要性轻描淡写;它预言德国会出现一次新的革命形势,并鼓励“极左政策”。①当1924年初英国成立了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和领导左派联盟的爱德华・赫里欧成为法国内阁总理时,某些共产党领袖把这些政府视为要为革命铺平道路的“克伦斯基政权”。相反,托洛茨基却指出,需要“分清革命的涨潮与退潮”,现在德国工人阶级还需要时间才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不能指望英国和法国的革命会迅速发展。

  ①参见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64页以下各处;路・费舍的声明,同上,第175―192页。

  但他仍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重获任何持久的平衡。他看到导致它不稳定的唯一最大因素以及整个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的上升。1924年至1925年,他一次又一次地分析美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冲击。他强调地预言说,美国作为领导世界的力量必然会卷入各大洲的事务,并使其军事网络和海军基地遍及全球。他在表述其结论时用了如此强烈的措词,以至他大部分的话在20年代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其时正是实行“道斯计划”的美国相对胆怯地、仅仅试探性地干涉欧洲事务的时代;而在1929年以后,继这种干涉而来的是向持续10多年的孤立主义的倒退。托洛茨基所预示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扩张,即使完全处于胚胎状态也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胚胎中看到了发育完全的小生命,如同他经常看到的那样。扩张的经济基础在于:美国的国民收入已是英、法、德、日四国全部国民收入的两倍半。美国经济的上升伴随着欧洲的贫困化和“巴尔干化”和衰退。因此他得出结论:跟美国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所占的优势相比,英国在其全盛期对欧洲取得的优势不值一提。①

  当然,美国和欧洲的统治阶级迟迟不能理解这个转变的全部分量――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事变。“美国人才刚开始意识到它在国际上的重要性。……美国还没有学会怎样将其优势变为现实。但它很快就会学会的,而且将在欧洲人的尸骨上学会。”②植根于地理和历史的美国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传统是扩张主义的制动器;但是这些传统必然会让位于新事件的动力。美国将发现它被推动着去肩负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扩张的冲动是其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而且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必须依赖美国帮助才能维持其生存这一事实而得到强化。对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他那引起激烈争论的著名预言:美国“将对欧洲实行美国定额配给”并将其意志强加于欧洲。美国既然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工场和世界银行,也就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和帝国。③它用不着为此去占领殖民地而使自己背上包袱――殖民地对于英帝国主义的国力和财富资源经常是一种负担。“美国在整个世界总能找得到足够的盟友和帮手――最强大的国家总能找到它们,有了这些盟友,所需要的海军基地也能找到。”④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军国主义侵略本性开始露头的时代”。⑤

  ①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22页。
  ②同上,第36页。
  ③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英国事实上放弃了传统形式的英国海上霸权。
  ④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42页。
  ⑤参见托洛茨基1925年10月25日的讲话,载《真理报》1925年11月5日。

  对那些被美国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所强烈打动因而怀疑这个前景的人们,托洛茨基回答,美国正仿效德国的榜样。它跟德国一样在工业大国中是一个后来者,但要比德国强大得无法比拟。“德国人被看作是耽于幻想的梦想家和德国被看作‘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已经多久了?”但不过数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足以把德国资产阶级转变为最残酷的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在美国,同样的转变所需要的时间要少得多。英国统治者徒劳地安慰自己,他们可以充当没有经验的美国人的政治导师和外交导师。他们会做到这一点,但只需短短的瞬间,美国马上就能学会帝国主义艺术并获得自信。美国的强大实力最终能说明一切。即使现在,“没有经验的美国佬”对精于世故、老练狡诈的英帝国主义者也仍具有确切无疑的优势:它足以充当亚、非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者,帮助印度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摆脱英国的压迫;而且使世界相信它的和平主义和侠肝义胆。但是美国的力量不足以制止资产阶级的欧洲走向没落。美国的优势本身正是德、法、英三国不稳定的根源,美国的势力扩张是以牺牲它们为代价的。欧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将会一次又一次反映在它们的贸易、支付平衡、财政危机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动荡中。美国也没有免疫力:世界愈依赖美国,大西洋彼岸的和众国也愈依赖世界,并被卷入险恶的世界混乱之中。

  结论是什么呢?“布尔什维主义最根本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莫过于美国资本主义了。”①这就是“我们时代两个根本的敌对力量”。共产主义不论推进到哪里,它都将碰到美国资本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壁垒;反之,不论美国想向世界的哪一部分扩张,它也将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如果美国资本渗透到中国,它将在中国人民中间发现,被译成中文的不是美国主义的宗教,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纲领。”

  ①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47页。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曾提及这点,他半开玩笑地对列宁说,列宁与威尔逊这两个名字是我们时代的“启示录中的两个对立的极点”。

  在两大巨人的决斗中,美国资本主义占据了所有物质上的优势。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将向美国学习,并吸收它的先进技术。布尔什维克做到这一点会比美国资产阶级把世界置于美国支配之下更容易。“美国化的布尔什维主义将击败并粉碎美帝国主义。”①美国可以扮演殖民地各民族“解放者”的角色,因而促成大英帝国的瓦解;但是它不可能成功地确立自己对各有色人种的霸权;它也不能最终成功地把共产主义驱逐出欧洲。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美国的力量。在估量革命
   前途时,我们的出发点应是对现实透彻的认识。……但是
   我们认为,美国力量本身……是欧洲革命最强大的杠杆。
   我们不可忽视这个事实:这根杠杆不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
   都会以千钧之力转而反对欧洲革命。……我们知道,一旦
   美国资本发现自己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将会释放出无法
   估量的战斗力。从历史和自身经验中我们所知道的特权阶
   级争夺权力的一切斗争,比起美国资本为了对付革命的欧
   洲而发泄出来的暴力,都会黯然失色,不值一提。②

  托洛茨基问道,那么共产主义怎样去坚守自己的阵地呢?只要共产主义仍然局限在欧洲的东边和亚洲部分,他就不指望这两大基本对抗力量之间的冲突会继续发展。他仍然寄希望于西欧的革命;而且他坚信,要经受得住美国的进攻和封锁,欧洲大陆诸民族就必须组成“社会主义欧洲联邦”。

  ①《欧洲与美国》第49页。
  ②同上.第91页。

     我们沙皇俄国各族人民顶住了多年的封锁和内战。
   我们曾被迫忍受苦难、不幸、贫穷和瘟疫。……我们
   的落后本身转化为我们的优越性。革命得以存在下去
   ,正因为它有广阔的农村腹地可以依靠。……工业化
   欧洲的前途……将会不同。一个分裂的欧洲不可能坚
   持下去。……无产阶级革命就意味着欧洲的联合。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平主义者、暴发户、异想天开者
   和饶舌者喋喋不休地谈什么欧洲联邦,但是自身对立
   的资产阶级是无法创造它的。唯有胜利的工人阶级才
   有可能将欧洲联合起来。……我们将为社会主义欧洲
   充当通向亚洲的桥梁。……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连同我
   们苏联将像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亚洲各族人民。……欧
   洲和亚洲各民族的巨大集团那时就会不可动摇地确立
   起来,昂首面对美国。①

  对全球阶级斗争最后决战的这种描绘不久就被当作纯粹的奇谈怪论而受到猛烈攻击。②无疑,托洛茨基只是夸张地凸现了影响当时世界政治的诸趋势中的一种趋势。在以后的20年里其他趋势跑上了前台:美国与苏联重新陷入相对的孤立状态;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欧洲再一次成为世界暴风雨的中心;希特勒的征服与统治的威胁使美国与苏联结成暂时的联盟。然而,托洛茨基在凡尔赛和平条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年就做出了他的预言,那时德国尚是一个战败国,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锋芒未露的外省冒险家,而德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自夸。两大集团之间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展开的冲突此时不过才上演了一出暧昧的序幕。而托洛茨基从这出序幕中猜到了实际戏剧的轮廓、情节和主题。他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以至他的很多预言在30多年后仍未被事件所证实;但是其中大部分的真实性后来却已被证明,因此几乎没人敢把他的预言统统当作梦呓而等闲视之。

  ①《欧洲与美国》第90―91页。
  ②人们还能记得,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就主张过社会主义欧洲联邦(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八章)。这个口号还被载入托洛茨基1924年写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然而不久之后,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个口号和概念就被共产国际斥之为托洛茨基式的白日梦。

  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这本书里,托洛茨基根据欧美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的总背景详尽展望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这本书是他在1925年初写的,当时莫斯科正开始重视苏联与英国工联新建立起来的联系。在上一年的11月,由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主席A.A.帕塞尔(Purcell)率领的工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首都,并且提出与俄国革命保持友谊和团结的庄严保证。苏联领导人热烈响应,希望能在帕塞尔、库克(Cook)以及英国工联其他新当选的左派领导人中找到可靠的盟友;而且由于英国共产党力量弱小、无足轻重,他们更乐意培养一种新的“友谊”。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正走向死胡同,它将被比较温和的策略所代替。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来讨论:革命是否可以“通过工联的康庄大道进入英国”,而不是通过“狭窄的共产党小路”。5月――托洛茨基刚完成《大英帝国向何处去?》――托姆斯基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英国工联的年会,并在政治局授权下成立了英俄工会委员会,这个英俄工会委员会成为次年党内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指出,英国最重大的社会危机已经逼近。美国的优势、英国工业设备的陈旧、帝国的紧张压力和沉重负担交织在一起来孕育着这场危机。英国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却已精疲力竭。胜利掩盖了它的虚弱,但是不会长久如此。英国政府努力保持同美国平稳友好的合作,但在这合作的幌子下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人正在“和平地”交出他们的财政支配权、商业特权和海上优势;但是――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们不可能无限地这样下去――最终将爆发武装冲突。大英帝国由于其海上霸权的丧失和殖民地人民的崛起而面临不可避免的瓦解趋势,这点已无法掩盖。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岛国的战略优势。最后,1918年以来凡尔赛体制和德国经济的崩溃掩盖了英国对德国的工业劣势。但是,德国在美国扶植下已经迅速恢复了元气,并且重新作为英国最直接、最危险的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颠覆它的贸易和打破它的支付平衡,激化它所有的弱点。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英、美之间充满斗争的危险的紧张关系;证明了阶级斗争的炽烈,的确,也证明了英伦三岛的革命形势。

  在这番回顾中,他的分析所具有的现实性以及对前途瞻望中的错误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托洛茨基本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对资产阶级英国来说无异于愚蠢的自杀,但他却料想不到英国能够避免这种冲突。虽说他也许是抓住了美国新优势的所有内在意义的第一位分析者,但他对大英帝国的看法仍然带有某种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爱德华时代的特点:他无法设想英国会“最终”“和平地”拱手将其霸权让给美国。而且他将英国势力的衰落看作是一种大崩溃的灾变,而不是像实际上那样是一种缓慢、长期的过程。

  尽管预言有错误,但在所有对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所作的分析中,《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仍不失为最有说服力的,也可以说是唯一有说服力的分析。这是托洛茨基与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渐进”学说的一次遭遇战;而费边主义很长时间未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其理论元气。①

  ①一位美国批评者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评论道:世界自马丁・路德以来,还从来没有听到像托洛茨基这样激烈的痛诋。

  托洛茨基以其敏锐的和辛辣的讥刺剥去费边社会主义的伪装,揭露它对保守党与自由党传统的依附,揭露它的陈腐、保守、狭隘、标新立异、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虚伪的和平主义与民族自大,揭露它对既定观念的奴颜与媚骨和对待宗教、王室和帝国的盲目崇拜――总之一句话,揭露出所有那些品质,这些品质表明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以及当时其他工党领袖都不适宜领导战斗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将他们转变为革命的对立面,他们愿意坐享过去斗争的果实,但在新的冲突和动荡中只会惊慌失措、畏缩不前。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他们视为己任的将是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迷失方向、在精神上解除武装、在行动上失去战斗能力。

  托洛茨基无情的论证因其运用幽默而充满生气,却不减其锋芒:

     英国的养鸽人通过人工选择获得了一个特殊品种,
   它的喙可以不断地缩短下去。不过这样的时刻终于来
   到了,新种鸽子的喙如此之短,以至这个可怜的小生
   物无法啄破它的蛋壳,于是幼鸽便死在里面,这就是
   强迫限制革命行动的牺牲品,是短喙品种进化的终止。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麦克唐纳先生可以从达尔文的著
   作里读到这个故事。如果将麦克唐纳心爱的路线与有
   机界作一类比,那么可以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艺
   术就在于缩短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喙,不允许他啄破资
   本主义国家的外壳。无产阶级的喙就是它的政党。如
   果我们看看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先生夫妇,我
   们就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选择短喙和软喙的工作已
   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①

  ①《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67页。

  费边社以其特殊的英国传统而自豪,拒绝把这个传统与外国马克思主义掺杂起来。托洛茨基反驳道,费边派培养的只是他们民族传统的保守类型,无视或压制其进步成分。

     麦克唐纳先生们从清教徒那里继承来的不是它的革
   命动力,而是它的宗教偏见。他们从欧文主义者那里得
   到的不是它的共产主义激情,而是乌托邦主义者对阶级
   斗争的敌意。费边派从过去的英国政治史上借用的仅仅
   是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依附。历史将其下部
   转向了那些绅士;而他们从那里读到的东西则变成了他
   们的纲领。①

  托洛茨基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扼要重述了英国两大革命传统,即克伦威尔传统和宪章派传统。他认为,清教徒虽然披着圣经外衣,但主要是政治革新者、斗士和一定阶级利益的捍卫者,他们站在具有宗教哲学思想的德国改革派和具有世俗观念的法国革命者之间。路德与罗伯斯庇尔在克伦威尔的个性中相遇。②

  ①《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47页。
  ②同上,第127页。

  尽管克伦威尔身上有许多东西已经陈腐了――特别是他的刚愎自用,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英国共产党人应当老老实实地拜他为师。托洛茨基对这位铁甲军司令的赞赏中含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意:“……不能不对那些使克伦威尔军队的存在和特点同红军的特点紧密相联的特征感到惊讶。……克伦威尔的勇士首先把自己看作是清教徒,然后才看作是士兵,正如我们的勇士首先承认自己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然后才是士兵一样。”①尽管克伦威尔缺乏对议会的尊重,但他毕竟为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与费边驯狗场的许多活狗相比,这位“早已死去了的17世纪雄狮”,这位新社会的缔造者,至今仍有更强的政治生命力。战斗的宪章派也同样如此,一旦英国劳工运动摆脱了渐进主义巫术,它就会使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宪章派的口号和行动方法始终远胜过“麦克唐纳甜腻腻的折衷主义和韦伯夫妇愚蠢的经济思想”。宪章派运动失败了,因为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是“一首历史前奏曲”,但它将在“一个无比广阔的新的历史基础上复活”。②
  ①《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126页。
  ②同上,第130―131页。

  托洛茨基视共产党为这些传统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尽管它还很弱小。希望左派费边主义者或工会领袖能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这种企望被他斥为“痴心妄想”。英国共产党的规模微不足道,而费边主义看来是强大和不可动摇的,这都是事实。但是,英国自由主义在它作为一个党在崩溃之前不也显得强大无敌吗?当工党占据了自由主义者退出来的位置时,领导它的是独立于工党的人,而这个党原来不过是一个小集团而已。伟大事变的冲击使那些老的、貌似稳固的政治组织土崩瓦解,使新的政治组织崭露头角。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曾经发生过,而且还会再度发生。费边主义的兴起“只不过是工人阶级革命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而“麦克唐纳的宝座比劳合・乔治的宝座更加动摇不稳”。

  托洛茨基以抑郁的心情问道,英国共产党人能否证明可胜任自己的任务呢?但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再次使他误入歧途,如同有时也使马克思误入歧途一样。托洛茨基写道:“我们无意去预测(英国革命)会有什么样的进展速度,但无论如何,它可以用年来计算,至多5年,而绝不会是几十年。”①多年以后托洛茨基论证说:在1926年的关键时刻,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策略指令和英俄委员会的政策削弱了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学家可能会怀疑:这些命令尽管是愚蠢的,但是否就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软弱无力以及它在30年之后仍然只是徘徊于英国政治运动外围的一个派别的主要原因呢?不过托洛茨基所预言的巨大社会危机的确以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为标志而爆发了,这是工业史上最长、最顽强的一次斗争;而英国则在总罢工期间濒临革命的边缘。

  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英国引起激烈的争论。H.N.布雷斯福德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英文版序言中首先发难。在承认托洛茨基作为一位分析者与一位作家的卓越成就和熟悉英国历史与政治的同时,布雷斯福德写道,不管怎样,托洛茨基并不懂得英国工人运动中民主的和非国教的宗教传统,也不懂得“深深刻在英国人心里的服从多数的本能”。拉姆齐・麦克唐纳、②乔治・兰斯伯里③以及其他人将托洛茨基的观点斥之为外国人的误解。相反,伯特兰・罗素则认为“托洛茨基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特点了如指掌”;而且他也同意社会主义是跟教会、王室势不两立的。然而罗素不能理解,一个并非英国人民敌人的人怎么能煽动他们革命,而革命的后果可能是美国人的封锁和战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注定是要失败的。④另一些作家则嫌恶托洛茨基对麦克唐纳的冒渎不敬,尽管其中多数批评者在几年后麦克唐纳与工党决裂时要把这个“叛徒”撕得粉碎。

  ①《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14页。托洛茨基补充道:“此刻革命的蜂巢里已挤满了群蜂!”第52页。
  ②《民族》1926年3月10日。
  ③兰斯伯里主编的《劳动周刊》1926年2月27日。
  ④《新领袖》1926年2月26日。

  托洛茨基对他的批评者们多次做出回答。①在一次对罗素的回答中,他否认任何出于俄国利益而煽动英国革命的企图。他写道,任何国家的工人都不应当为了苏联利益去采取任何步骤,何况苏联并不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但他仍未被罗素理性的和平主义说服:

     革命照例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如果能够
   按照理性方式事先规划好革命道路,那么也完全可以避
   免革命。革命表明用理性主义方法改造阶级社会已是不
   可能的了。逻辑推理――即使罗素能把它们转变为数学
   公式――是没有力量对抗物质利益的。统治阶级宁愿让
   文明跟数学一起毁灭,也不肯放弃他们的特权。……你
   不可能摆脱非理性因素。如同在数学上我们应用无理数
   是为了得出完全理性的结果一样,在革命的政治中同样
   如此……人们要将一种社会制度转变成合理的秩序,唯
   有坦率承认社会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这才有可能通
   过革命手段去克服它们……②

  英国共产党最初欣然热情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著作,认为这位巨人要来加强他们软弱的队伍了。③

  ①《真理报》19加年2月11日,3月14日。
  ②《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2版第59页。
  ③可参见R.帕姆・杜特的评论,载《劳动月刊》1926年4月。

  但在下半年,在英俄委员会的卵翼下他们又有了别的想法,并开始为托洛茨基对左翼工会领袖的抨击而感到尴尬(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即1925年11月,他就在这一点上遭到俄裔美籍共产党人M.奥尔金的批评,此人直到不久前还是托洛茨基的热烈崇拜者)。①到了1926年春天,英国共产党就向联共政治局指控托洛茨基对它的“敌视”了;而托洛茨基不得不去反驳这种责难。②

  *  *  *  *  *  *  *

  就在托洛茨基与其政敌斗争的间隙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人事上与思想上一次重大的重新组合,在它的领导和队伍中间出现了新的根本的分裂――这个分裂构成了此后15年的政治历史背景。

  20年代中期常被称为新经济政策的太平年代是1917年与本世纪中叶之间苏联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享受和平生活并尝到幸福滋味的唯一时期。对这幅美景不能只看表面。这个时期呈现出来的仿佛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在于它同前一个时期与后一个时期的对比。20年代中期没有经历任何类似20年代初期和30年代初期那样的血腥斗争、社会动乱和饥荒匮乏。时间的流程正在治愈这个民族所遭受的创伤。经济正在复苏。农民耕种他们的土地并获得收成。工业的车轮不再停滞不前。被破坏了的桥梁铁路、烧毁的房屋、炸毁的学校都在重建之中。曾被洪水淹没的煤矿已经恢复生产。城乡联系重又确立。私人贸易繁荣昌盛。商人再也不用携带满袋不值钱的纸币了:卢布的币值尽管还有些浮动,但已重新获得了金钱的神秘尊严。在城市的大道和中心广场上还出现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

  ①《自由》杂志1925年11月15日。
  ②托洛茨基档案,1926年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头几天会议摘要。

  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个从波兰和波罗的海边界延伸并覆盖了前沙皇帝国整个领土的庞大且已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仍然陷于极度贫穷和社会紧张局势的震荡中。全国人口只有1/6生活在城镇;工业中就业劳动力甚至还不到全国劳动力的1/10。复兴的步伐缓慢得惊人。矿山和工厂的总产量还未达到战前的3/4;它们生产不出任何引擎、机床、机动车辆、化工产品、肥料、现代农业机械。苏联国家至今还不具备现代社会应有的大多数工业要素。大多极为原始野蛮、充满欺诈的繁荣的私人贸易就像泡沫一般掩盖着民族苦难。

  当然,现在农民可以享用他们扩大了的耕地上的产物,多年来第一次放开肚皮吃上了自己的面包。但这不过是文明最底层的“繁荣”。还缺乏更高层次的需求和舒适,到处是肮脏、黑暗和原始的乡村愚昧。大约1/3自己不种粮食的农村人口甚至被排除在这样的“幸福生活”之外。因为农民比以前吃得多,城镇居民就不得不比以前吃得少:与他们在沙皇统治下相比,他们消耗的粮食只有原来的2/3,肉类只有原来的一半。也没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出口:俄国销往国外的谷物总量仅及过去出口量的1/4。大多数俄国人民仍跟在旧社会一样衣衫褴褛,赤足而行。似乎只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卫生和教育。俄国人比从前使用的肥皂更多了,有了更多的学校。

  在社会紧张关系中,城乡之间的慢性对抗是最危险的,城镇居民感到他们的贫寒是农民造成的,农民无疑是革命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农民却认为他们受到城镇居民的掠夺。双方的感觉都有一定的道理。城镇工人挣的钱远远少于革命前;而且失业工人高达200万,几乎等于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工人常拿自己的匮乏对照农村中粮食的富足。农民则愤愤不平:他们必须为工业品支付高于1914年以前两倍的价格,而他们的产品价格却没有比战前高多少。这两个阶级都认为受到对方的剥削。实际上,双方都是由于国家贫穷而受“剥削”的。

  但是不管城镇还是乡村,都没有体现出任何自身一致的利益。每一方都疲于自身的矛盾。工人知道耐普曼、掮客和官僚集团骗取了他的劳动果实。他付出高价购买粮食,而农民售粮却所得甚微――因为掮客控制了9/l0的零售贸易,从差价中大发横财。在工厂里,工人面对着的是代表国家雇主的经理,他们剥夺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那份权益,压低工资,迫使工人干更多更重的活。①工会官员和党支部书记站在经理一边,他们离工人越来越远,而且常常充当工业纠纷的仲裁人。国家雇主实际上极少愿意满足工人的要求。国民收入少,生产效率低,急需增加资本投入。当经理、党的书记或工会官员催促工人生产更多产品时,工人就咒骂他们的新“老板”;但他既不敢表达他的要求,也不敢放下生产工具。在工厂大门外,急于找工作的人们已经排成了长队。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失业后备军”再一次有利于压低工资与就业条件。

  农民的分化虽然不那么显著,却并非不是现实。农民从土地革命和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不同的好处。农民的中间阶层壮大了。出现了更多的小土地所有者,更多的中农,他们靠自己土地上的农产品为生,既不必为更富裕的农民种地,也不在自有土地上雇工。每10个农民就有3或4人属于这个阶层。有1或2人属于富农,他们雇工,扩大耕地,跟城镇做生意。每10个农民中约有5人属于贫农,他们从地主财产中分到了一点儿土地,但几乎既没有马,也没有农具。他们向富农租用马和农具,也向富农买种子、粮食,并向富农借钱。为了还债,贫农只好在富农的土地上干活,或者把自己的小块土地出租一部分给富农。

  ①每五六个工人中,仅有一个受雇于私有企业。

  农村现实生活的每一步都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发生矛盾。列宁的政府在剥夺地主的同时颁布了土地国有化的命令。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农民只能使用土地,但并不拥有土地。禁止他们出卖或出租土地。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抑制不平等现象,防止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现实生活却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越出了这些藩篱。在行政权力无法顾及到的无数日常交易中,土地在转手之间便卖出去了;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最原始、最粗糙的农村资本主义形式:根据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即使俄国的富农也只是贫穷的农场主。但是这种标准不适用于俄国。农民中新的阶级分化是在极端低下的经济水平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并未使冲突缓和,而是使它变得更加尖锐。虽然只拥有少数马匹和农具、拥有少量粮食储存和现金,但它所给予一个人直接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比富裕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拥有更多资本所给予人支配人的权力要大得多。革命后10年,无地农村雇工(不能与贫农混淆)的工资还不到革命前贵族地主付给他们的工资的40%。他们的工作日太长;而他们的生活条件却比奴隶好不了多少。旧式地主在他的庄园里有很多雇工,而富农雇工却少得多;因此雇工们不能像他们过去组织起来反对地主那样有效地组织起来反对富农和保护自己。贫农有时甚至比雇工更受剥削,更加孤立无援。

  在这些关系中潜伏着剧烈的社会冲突因素;但这种冲突不会自动展开和表现出来。尽管穷苦农民可能憎恨富农的掠夺,但他们完全依赖于富农,几乎不敢挺身与之对抗。富农领导着一个百依百顺的农村公社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他们把农民的仇恨转移,把它转向城镇、工人、党的鼓动员和政治委员。

  在城镇和乡村之中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这些紧张关系为苏联各主要民族之间的不和播下了祸根。我们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中看到了这种不和的存在,也听到了列宁将卑劣的俄国官僚集团视做罪犯而加以挞伐。随着岁月流逝,问题愈益严重。更严格的政府集权化,其本身自然而然地有利于俄罗斯人,而不是有利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更不必说苏联亚洲部分那些更不开化的少数民族和氏族了。来自莫斯科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激怒并加深了边远地区共和国人民的地方民族主义。富农和耐普曼天生就是民族主义者。在俄罗斯,他们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在其他共和国,他们则是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极易受流行情绪的影响。产业工人中的国际主义日益淡薄。工人阶级通过吸收农村的新成分而正在重新组成和成长,这些新的成分把农民的所有政治倾向――排斥外国事物和强烈的地方主义的忠诚――都带进了工厂。

  紧张局势不时地失控。1924年秋,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格鲁吉亚,但遭到了血腥镇压。农民的不那么暴烈但更顽强地反抗政府的迹象随处可见。在1925年3月举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许多农村地区有2/3以上的选民弃权;政府只得重新布置选举。出现了一些零星的鼓动,要求成立独立的农民苏维埃。强悍的、具有政治头脑的富农到处通过现行苏维埃甚至农村党支部实现他们的利益和野心。农村中还出现了不少零散的恐怖行为。那些从城镇里派下来的党的鼓动员被棍棒活活打死。在报纸上报导对雇农剥削的“工人通讯员”被私刑处死。富农先前曾利用了新经济政策向他们提供的一切机会,而现在却感到受到了限制,因此千方百计要公开或秘密地取消它。他们要求提高粮价、允许出卖或租佃土地,要求有无限自由的雇工权,总之一句话,要求“新的新经济政策”。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国家危机的到来,这场危机或许可以拖延两三年,但结果只会更危险。执政党必须找到出路。

  这次分裂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特点,它与早期多次派别斗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早期派别斗争从未有过如此明确稳定的界线划分。派别和集团随着导致它们对峙的那些问题一同冒出来,又一同消失。结盟关系随着争论而变化着。这次争论中的对手在下次争论中携起手来变成了朋友,反之亦然。各派别和集团并不在意使自己永存,它们没有自己严格的组织,也没有它们自己的纪律。这种局面的改变自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来就开始了,但只是现在才完全彻底地形成。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直到各基层组织,党都被撕裂了,尽管愈往下分化愈不明显。不但导致分裂的问题大都是新的,而且它的后果更是新的和致命的。

  有时让人吃惊的倒是人们重新组合和采取新立场的方式。如同在任何政治运动中一样,布尔什维克中的某些人物历来倾向于温和立场;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激进倾向,还有些人一贯是机会主义者。在当前这次重新组合中,许多人的行为仍然符合其性格。例如,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贯远离左派共产主义者,因而十分自然地在新右派的领导行列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大多数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党的机关的职业管理者,采取了中间立场;在一贯坚定的激进派中,有些人已经加人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或托洛茨基派;其他人仍在考虑应该站在哪一边。但是出人意外的惊人转变也出现了。有些布尔什维克,其中有一些最出色的领导人在新环境和困难的压力下并经过苦苦思索后抛弃了原有的态度和立场,转而采取似乎否定他们至今所赞同的一切的新态度和立场。人们毁掉了他们崇拜过的事物而崇拜他们毁掉了的事物。

  产生新的分歧的部分原因是:某些集团和个人行使着权力,而另一些没有。不少掌权七八年、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并享受着政治特权的左派共产党人是从统治者的观点而不是被统治者的观点去对待公众事务的。而在另一方面,“温和”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年来都是生活于群众之中,与群众有着共同的经历,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们都表达了群众的幻灭,说话也像个“极左分子”。重新组合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刚刚概述过的那种更广泛的阶级对抗由于在一党制下找不到合法的政治表现方式,因而就找到了在一党内不合法的和间接的表现方式。富农不可能把他们的代表派到莫斯科在任何全国性大会上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不可能形成压力集团。工人也不能指望他们名义上的代表能自由充分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每一个社会阶级和集团都会以非政治的形式施加它的压力。富农控制着城镇人口供应所依赖的粮食储备:6%―10%的农民生产出市场销售粮食量的一半以上。这就给了他们一种强大的武器:他们通过抑制供应而周期性地制造城镇中的粮食短缺。再不然他们就拒不购买价格过高的工业品;大量卖不出去的工业品因而积压在工厂的院子和仓库里。生产过剩的症状就这样出现在这个真正患了生产不足之疾的国家里。工人意志消沉,出工不出力,借伏特加浇愁。疯狂而又普遍的酗酒严重摧残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面貌。尽管党要竭力冲淡这些互相冲突的社会压力并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但是它并没有免疫力。粮食短缺和无销路的工业品积压惊醒了党员们,使他们看清了现实。某些布尔什维克更能感受到工人的要求;另一些则对农民的压力更为敏感。城乡之间的巨大裂痕也使党内及其领导集团内产生了巨大裂痕。

  自从季诺维也夫谈到“不自觉的孟什维克”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身边就能找到这些“不自觉的孟什维克”,他们在党的队伍中形成了自己潜在的党。而现在却发现,更重要的是“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这样潜在的党。真正的社会革命党人,如他们的政治前辈――民粹派一样,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偏爱农民,他们不肯对农民作任何阶级区分,既不把他们看作富农,也不把他们看作贫农,而是一概美化为土地劳动者。他们拒不让农民将其利益服从于产业工人的利益,而且也不认为农民争取私有财产的努力跟社会主义有丝毫相悖。理论上模糊并热衷于感情化的概括,社会革命党代表着城市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农业,一种社会主义变体――准重农学派。很自然,在一个有4/5人口生活在土地上并依靠土地为生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曾经镇压了主张这种思想体系的党,但是他们却无法摧毁赋予它生气的那些利益、感情和情绪。现在那种感情和情绪已经渗透到他们自己的队伍中来了。在一个一贯敌视民粹派观点的环境里,这种情绪是不可能用通常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棱镜折射,它最终用布尔什维克的声音说出来了。这一种倾向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吸取了强大动力,三驾马车在这个运动中竭力要把托洛茨基诬蔑为俄国农民的敌人。这个指控部分是冷血动物的一种创造,但是它也概括了一种现实的情绪。新民粹派倾向不久就获得了强大实力,直到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目前暂时休止期导致党内新右派集团的诞生。

  出来充当右派集团的鼓舞者、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人是布哈林。他担任这个角色多少令人不解。自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来,他一直是坚持“严格的无产阶级”观点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他曾激烈谴责列宁的“机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的军队纪律,维护非俄罗斯民族而反对斯大林。后来,在1923年初他曾同情过托洛茨基的激进思想。然而到了1924―1925年,他的名字却成了温和、“机会主义”和偏向富农的象征。这个变化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左派共产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他对欧洲尽早发生革命的期待上的,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对这个前途下了大赌注,但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布哈林那样执著。大家都将欧洲革命看作是俄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出路。谁也不相信一个弱小的工人阶级在千百万财迷的农民包围下能实现杜会主义目标。布哈林更不相信。他热烈地渴望,西方工人能崛起,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向俄国伸出援助之手。他给西方工人头上绕上一团革命理想化的光环,过分夸大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他愤激地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因为他担心布尔什维克俄国向霍亨索伦王室低头的情景会让西方工人阶级泄气沮丧,而且还担心,布尔什维主义与后者中断了来往,孤零零地同俄国农民呆在一起,那它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现在,布哈林发觉布尔什维主义真是孤零零地同俄国农民呆在了一起。他对西方革命不再抱希望了。他伙同斯大林一起宣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此以前,布哈林曾充满信心地谈到世界资本主义迫在眉睫的崩溃,现在他又以同样的信心断定它是“稳定”的。从这个新的角度出发,他对国内形势有了新的看法。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原先全部推理所指向的那个结论:俄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死路。相反,他却得出结论,因为西方工人无法成为同盟者,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必须承认俄国农民是它唯一真正的朋友。就跟以前他期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那样,他又以同样的热诚、同样的希望、同样强烈的理想化转向农民。不错,党在列宁的鼓励下一直在培植“工农联盟”。但是自从1917年以来,布尔什维克从未跟富农建立友谊;而列宁始终把中农甚至贫农看成是“摇摆不定的同盟者”,他们受私有财产的诱惑很可能会变成敌人。这种如此困难和动摇的联盟现在已经不能使布哈林安心了。他希望把这个联盟建立在一种看来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上。他希望说服他的同志们:必须迎合全体农民,停止挑唆贫农去反对富农,甚至应该将希望寄托在“富有的农民”身上。这就意味着在俄国农村放弃阶级斗争。或者是囿于旧的思维习惯,或者是出于策略考虑,布哈林还不敢公然推出这些结论;但是这些结论却被他的学生马列茨基、斯捷茨基以及其他“红色教授”毫不隐讳地替他提出来了,他们在大学、宣传部门和报纸上到处宣传新民粹派的思想。

  布哈林还有一些更实际的考虑。在新经济政策的体制内,布尔什维克与贫农共同对付富农的“联盟”即使不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的话,那么也是没有多少积极效果。贫农甚至中农无法养活城镇。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勉强养活他们自己。城市工人的福利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少数富农。这些富农当然很想卖出他们的粮食;但是他们卖粮是为了致富,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们的卖主地位是极其稳固的。的确,从前城镇对乡村的依赖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一边倒,这样严重,这样露骨。政府和党要改善这种境况,是不可能采取骚扰、刁难富农以及挑动贫农反对富农的办法的。富农苦于征集、索取和价格控制,受到销售、租赁土地和雇工等方面限制的困扰,因而他们地种得更少,收成更少,卖出的也更少。政府必须做出抉择:或者是摧毁其实力,或者是允许他们积累财富。党内没有一个集团建议剥夺富农的财产――对任何集团来说,剥夺数百万农民的财产是不可设想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不允许的。①

  ①由于2000多万农场至少有10%属于富农,实施财产剥夺将马上影响到200万至300万的农场,即使中农不受损害,但中农的上层难以同富农区别开来,因此受影响的数字必然远不止于此。

  因此,布哈林的结论――党必须允许富农更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现实性和连贯性。他争辩道,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利用私人企业重建俄国经济;但是私人企业如果得不到酬报,就不能指望它会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压倒一切的利益在于增加国家财富;如果群体和个人能同国家一起富裕起来,那么国家利益便不会受到损害——反过来,如果他们的钱柜装满了,他们也会使整个国家富裕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布哈林向农民发出了他那著名的呼吁:“发财吧!"

  布哈林没有看到的问题是,富农竭力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富裕起来:他们付给雇工低工资,压榨贫苦农民,收购他们的土地,试图向他们和城市工人索取更高的粮价。他们逃避税收并把负担转移到贫民身上。①他们竭力牺牲国家利益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因而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内的积累。布哈林津津乐道的是社会画面中的那个部分,其中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利益、各种“成分”的利益是相互补充、彼此一致的,以至富农、贫农、工人、工厂经理甚至耐普曼,显得亲如手足、十分幸福。社会画面的这一方面是完全真实的,但它仅仅构成其中的一个部分。他忽视了另一部分,其中大家互相倾轧和勾心斗角,自家兄弟却变成了敌人,都想割断对方的喉咙。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巴师夏(Bastiat),②他颂扬新经济政策下苏联社会的“和谐的经济”,并祈求不要出什么事扰乱这种和谐。他打心底发出这个祈求,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消灭富农阶级”的凶象将降临大地。

  ①那时强制推行的单一农业税有利于富农。那些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富农的贫农为了获得马匹和农具以便在剩下的那部分土地上耕作,照例得为让给富农的那块土地支付土地税。间接税在苏联预算中越来越重要,一般加于贫农身上的负担远比富农身上的重。
  ②巴师夏.克劳德・弗雷德里克(1801―1850)法国经济学家。鼓吹劳资调和论,否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译注

  第一次重大争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成为他的论敌的那次争论,布哈林在争论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托洛茨基主义根据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阶级冲突和阶级对抗,强调社会主义利益对私有利益的优先地位,这与新民粹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在他们各自集团的内部,这两位原是《共产主义ABC》一书的合作者,现在却分别代表着布尔什维克思想中相反的两极。1924年底,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片断出版时,这场争论随即展开。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他的全部论点都建立在迫切需要加速工业化这一基础上――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整个前途都系于此。由于俄国的落后,苏联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来实现工业化。与布哈林的假定相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肯定会与私人积累发生冲突。在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将取决于这两个制度的相对财富、效率和文化实力。俄国是带着一种陈旧的、基本还是前工业化的结构进人竞争时代的。她无法承受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俄国不得不采取和坚持“社会主义垄断制”,只要她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所达到的水平。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辩说,即使俄国已经不再孤立,即使全欧洲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但全欧洲仍要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尽管更少强迫、时间更短,因为它的生产资源还赶不上美国的资本主义。)

  ①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1卷第l章第101―140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问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不发达国家里,社会主义工业化自身不能产生快速工业化的资源。它的利润和剩余价值只能构成所需积累资金的一都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应当从可能成为工资基金的部分和私有经济成分所赚得的利润和收入中得到(用凯恩斯主义的话来说,国有化工业的节余与投资需要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因此私有企业的节余应当为国有化工业提供大部分投资资本)。为了杜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积累需要,只能给私有成分的积累规定严格的限制;而政府应该强迫实施这个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工人国家在这一过渡时期内不得不“剥削”农民。它不能迎合消费者的利益;它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由此形成的消费品相对短缺意味着不同社会集团的不同消费水平,意味着管理者、技术员、科学家、熟练工人等人的物质特权。这种不平等尽管讨厌,却不会产生新的阶级对抗。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不会形成新的社会阶级。官僚集团与工人之间在收人上的差别,不论就其性质或社会意义来说,跟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正常”差别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平等,而非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对抗。这样的不平等必须、并且只能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而消除,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会使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渐模糊并最终被消除。同时,“我们应当采取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观点。……我们还不是生活在生产为了消费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我们生活在积累规律的铁蹄下。”①

  在这个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失去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优越性,却还没有从社会主义优越性中获得好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严酷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通过这个过渡阶段,到达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的那一点”。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没有主张产业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在这个过渡时期实际上要被压低(如同斯大林时期那样)。他所指的和所说的是:国民收入将会由于加大积累而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也会增长;但是因为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资,他们的收入可能增长得不那么快。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240页。
  ②同上,第63页。

  他强调说,积累“规律”宣告自己是一种“客观力量”,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资本主义的那些“规律”。资本主义的那些规律决定人们的经济行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那些规律,也不管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如何。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将最终推动国有化工业的经理即党的领导者着手去加强工业化,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暂时还会以忧虑甚至反感的心情接受这个建议,即国有工业为了扩展就必须吸收私有经济成分的资源;逐步使之社会化,并把数百万分散、小型、没有效益的农庄改造为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者合作社。然而,负责经济事务的那些人的“主观看法”并不一定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我们国有经济的现有结构经常证明它自身比我们整个经济领导体制更为进步。”①新的官僚集团也许会抵制过渡时期的逻辑;但它不得不按照这个逻辑而行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始终认为革命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会传播到西欧去。但即使这样,原始积累的问题“至少20年内还会是我们注意的焦点”。②差不多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仍旧这样处理。

  托洛茨基并不完全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虽然在基本思想上他们两人是一致的。但他回避对这些分歧进行任何公开讨论。他不想为难很快就要遭到猛烈抨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时他们的分歧没有产生任何政治后果――只是4年之后,当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被放逐出莫斯科之后,这种分歧才变得严重起来,并导致了痛苦的绝交。

  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184页。
  ②同上,第254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其论点的那种纯粹抽象的方式很不合托洛茨基的口味。他本人对待同样的问题更多地是从经验出发,当然在方法上也不那么严密。作为一个学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强调“剥削”农民的必要性时根本不讲策略,这就让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家抓住了把柄。当然,他是在严格理论的意义上谈剥削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谈到资本主义对哪怕工资最高的工人的剥削,因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要大于他们的工资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他证明说,在两大经济成分之间的交换中,社会主义成分对私有成分会是获取大于给予,尽管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私有成分中的价值总量也同样会增长。但是官方批评家抓住了剥削这一刺激性的字眼儿,赋予它庸俗的含义,歪曲它的原意,使人们以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说使农民的贫困化及削弱是积累的必要前提。他试图纠正自己并“收回”那种刺激性的字眼儿。但事与愿违:这等于说那帮批评家一点儿没错。

  读者还会记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托洛茨基谈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克拉辛问这是否意味着对农民的剥削;托洛茨基当时跳起来否认这一点。①现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作了肯定的回答。据内部证据,这个回答在托洛茨基看来太直率、太生硬。他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这种观点:农民照例会从始至终为原始积累付账。②托洛茨基也不主张让工业化的步伐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是强制的。他们之间甚至还有更深刻的分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参照国际革命构成了他的原理,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可以由苏联单独完成,或可能由苏联同其他不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完成。这种瞻望在托洛茨基看来是不现实的,他看不出苏联怎么能单独地把它的工业水平提高到西方国家所达到的水平;而且正是这种瞻望为在理性上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妥协打开了缺口。托洛茨基也不能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谓“客观力量”或原始积累的逻辑会将自身强加到党的领导人头上,把他们变成它的代理人,而不管他们怎样想和打算。这种观点在托洛茨基看来无疑是太僵硬的决定论,甚至是宿命论,它过分依赖社会主义的自动发展而不是依赖战斗者的意识、毅力和行动。

  ①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布哈林在争论中强调了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56页。

  但是,这仍是理论性的分歧,仅仅包含着政治不和的种子。即使托洛茨基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夸大了工业化的理由,但这毕竟是他们两人共同捍卫的理由。如果他觉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政治上对待农民不够策略的话,那么他自己也正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批判官方对富农的迎合政策。在理论上,《新经济学》的原理设想可在单独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在政治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不相信在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最后,尽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确信积累法则能够压倒党的领导人的经济保守主义,但他并不仅仅依赖那些法则的作用――他始终是一位斗士,号召布尔什维克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要坐等必要性来推动他们。因此托洛茨基同情地注视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点,即使对其有所保留。

  布哈林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全部概念斥为“奇谈怪论”。①

  ①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21页。

  他抨击最猛烈的是剥削农民的这个论断。他声称,如果布尔什维克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行动,就会破坏工农民联盟,并表明无产阶级(或以它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些人)成为新的剥削阶级而竭力将其专政永久化。国有工业不能也不应靠“吞没”私有经济成分而发展――相反,只有依靠它才能取得重大进步。①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设想,农民市场只起到从属作用;他认为国有工业产品的主要出路在于工业本身,在于它对生产者产品的不断扩大的需求。布哈林反驳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市场必须成为工业化的基础。正是乡村对商品的需求首先支配着工业发展的步伐。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所担心和恐惧的是国有经济的“寄生性垄断倾向”;而他从农民放任的经济活动中看到了对这种倾向的主要制衡,如果说不是唯一制衡的话。

  然而,布哈林正是在这里陷入了根本的困境。因为他的论点反对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他问道,如果不是从农民市场中,那么国有工业从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刺激――它能推动我们前进、保证我们的发展并取代私有经济刺激即利润刺激呢?”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所有权是与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因此,布哈林实际上给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打上了一个问号。他暗示,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任何有效替代物来替代利润的推动力,因而它最终只能从私有成分中活跃的利润动力中获得刺激。③布哈林以准民粹派的方式指望农民把国家从国有经济的垄断掌握下搭救出来。

  ①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16页。
  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说,工人捍卫其消费利益的压力能从根本上抵消官僚化管理经济的寄生特点。这样的压力只有当工人阶级自由地面对国家捍卫自身利益时才能感到,那是在工人民主制条件下才能做到的。
  ③全党包括布哈林仍然恪守着列宁发展农村合作社的纲领。但是这种恪守并不影响实际政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辩说,即使是列宁的纲领也不适合,因为它强调的不是生产者的合作社,而是别的较次要的合作形式。

  他主张,不但应当允许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荣起来,而且农民的需求应该决定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步伐。在这样的条件下,进步将是缓慢的,甚至是很慢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将一寸寸地向前挪动,在我们身后拖着一辆笨重的农民大车。”①关于俄国发展的这种想法更像是托尔斯泰式的而不是马克思式的。再没有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想法更与它对立的了,他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通过这个过渡阶段。……我们生活在积累规律的铁蹄下。”这是两个格格不入的纲领。

  只要这两位理论家一直以一定程度的专业语言进行争论,就不会在小圈子外引起太大的激动。但这些争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更通俗的形式,成为更广泛的政治辩论的中心。然而并不是被迫沉默并已涣散的托洛茨基反对派首先挑起争论的。对布哈林的新民粹主义、他与富农的“调情”和他对俄国工业落后实际上的容忍,最强烈的反应来自列宁格勒。主要在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该市党组织内,一个新左派作为新右派的对抗者形成了。在苏联各城市中,列宁格勒一直是最无产阶级化的一个城市。它具有最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它的工人比任何人都更痛感到实行大胆的工业政策的必要。这个城市的机械厂和船坞由于钢铁供应断绝而停工。列宁格勒人比任何人都更不同意俄国农民应该决定工业重建的步伐;他们也比任何人都更不能忍受这种前途:他们只能慢吞吞地爬行,并懒洋洋地拖着笨重的农民大车。俄国城市对俄国农村这种惰性和保守主义的所有对抗都集中于这个古都。尽管它的党组织是以官僚主义方式运转的,而且长期以来已不再能代表工人了,但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种普遍的不满。它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不得不与大量的失业者打交道,并受到他们愤懑和焦躁情绪的影响。普遍流行的情绪立刻感染了党的各级领导集团,并推动他们去反对新右派。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领导着对布哈林派的挞伐。整个北方局都动起来了。共青团也斗志高昂地投入了这场斗争;列宁格勒的新闻界开始了猛攻。

  ①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9页。

  新的裂痕也同时在政治局里出现了。三驾马车一旦击败托洛茨基并把他从军事人民委员部排挤出去,他们团结的纽带就断裂了。莫洛托夫后来回忆说,他们之间的不和在1925年1月就开始了,当时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的位置。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希望借此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处撵走。①(相当早的时候,即在1923年10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有了这种打算,甚至试探过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当时感到同季诺维也夫携手没有什么好处,他认为季诺维也夫是他最邪恶的政敌。)②斯大林本人把这次冲突的开始一直追溯到1924年末,当时季诺维也夫提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而斯大林回答说他反对“割除和流血”。③托洛茨基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之后,季诺维也夫建议让他去做管理皮革业的低级工作;而斯大林则说服政治局做出了侮辱性相对小些的任命。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就发动列宁格勒党组织攻击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倾向于托洛茨基,把他们斥为“半托派分子”。

  ①参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484页。
  ②这是伏罗希洛夫在托洛茨基在场时所作的揭露,托洛茨基没有否认。同上,第388―389页,季诺维也夫基本肯定了揭露的内容。同上,第454―456页。
  ③“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7页。

  但是在这些小花招中还没有暴露出任何关于政策问题的分歧。只是在1925年4月最后一周中央委员们才注意到三驾马车之间出现了政治破裂的迹象。在为即将到来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的决议文本中,斯大林打算宣布在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形成了,但现在他才第一次企图使它得到正式承认,并要把它纳入党的学说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反对。不过三驾马车谁也不想在向托洛茨基摊牌之后这样快就暴露出他们的不和去惊动全党。他们把问题掩盖起来,同意提出一种含糊的决议,在开头部分让全党知道列宁从来就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在结尾部分却谴责托洛茨基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①手里拿着这份自相矛盾的决议文本,三驾马车仍以共同阵线姿态出现在代表大会面前,在做出各种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决定时他们继续保持一致。代表大会投票赞成扩大私有农业和私有贸易的自由、降低农业税、废除对土地出租与雇工的种种限制。这些决定显示出布哈林思想学派的显著影响。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反对这些决定,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因歉收而震惊,并且都承认有必要给予农民新的刺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所有这些决定都是暧昧不清的,致使每个解释者都能从中找到他所希望的东西。

  又过去了四五个月,在整个夏天,三驾马车之间的分歧仍未公开化。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格勒人发动运动仅仅是反对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对新民粹派的“红色教授”。他们这样做等于帮助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治局一直是由以下7个委员组成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新右派的领袖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斯大林联手并同他一起构成了多数。政治局里的投票算术一目了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若只是急着把斯大林撵走,就必须设法与布哈林合作而不是攻击他。他们之所以攻击布哈林,是因为在这种形势下,信念和根本分歧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远比打个人算盘重要得多。

  ①《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46―50页。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39页。

  同时,国内危机加深了。对富农所作的种种让步并不能满足他们。夏季,谷物上缴远远未达到预期之数。政府被迫紧急停止谷物输出,取消在国外购买机器和原材料的订单,因为这些订货要用输出谷物所得金额来偿付。工业复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只是暂时的。城镇粮食短缺,面包价格上涨。党的领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该做什么才能缓和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布哈林敦促政治局向农民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以给予新的刺激――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布哈林加紧向农民呼吁,号召“发财吧!”他坚持有必要最终取消那些妨碍农业资本积累的限制。对那些被他的要求所激怒并害怕富农的人,布哈林回答说:“只要我们仍然衣衫褴褛,……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打败我们。但若是我们让他们把余款存在我们的银行里,他们就不会这样干了。我们将帮助他们,他们也将帮助我们。到了最后,富农的孙子将会因为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的祖父而感激我们。”①布哈林的信徒们又锦上添花地谈到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到来;并且炮制出这样的观点,即有可能使富农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其中一位姓博古舍夫斯基的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政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争辩说:富农已不再是值得考虑的一种社会力量――它只不过是一个怪物,“一个幽灵”,或一种“老朽的只剩下个把标本的社会类型”。②

  ①《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
  ②同上,第9―10期

  列宁格勒人则报以愤怒的叫喊。它那里的工人们每天都能找到新证据来证明富农的富有及其惊人的力量――在他们的面包房中。在莫斯科委员会上,加米涅夫举出新统计数字说明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城镇是如何依赖少数农民,并对中央委员会容忍当前事态且甚至进一步姑息支持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叫嚣这种倾向提出警告。列宁格勒人要求党向贫农发出新的呼吁去反对富农。他们指出,由于向富农讨好,党已站到了广大贫农、中农的对立面,并使富农成为俄国农村的实际领袖。这种批评无疑是正确的。①但是批评论点中的弱点正是在于贫农甚至中农没有生产出城镇所需要的余粮。因此党的领导集团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担心“挑起农村阶级斗争”和激起富农的敌意。农村苏维埃对组织农村雇工并支持他们的要求之事十分谨慎。人们纷纷议论着即将把国有土地归还给私人。在格鲁吉亚,农业委员按这个意思公布了“纲领”,即法令草案;类似的法令在高加索及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的公布也指日可待。斯大林本人则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该把地契还给农民“40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也坚决制止“在农村挑起阶级斗争”。②现在争论的焦点从当前政策转向了更广泛的基本问题。列宁格勒人质问道:我们要不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道我们为了富农的利益就应该牺牲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吗?是什么使我们的党放弃了农村阶级斗争,并把它变成了农村资本主义的鼓励者?是什么驱使我们的主要理论家高喊“发财吧”的口号?为什么我们这么多领袖都心甘情愿地对俄国的落后表示逆来顺受?我们早年的革命激情到哪儿去了?列宁格勒人得出结论: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一切正处于危险中,党的理想正遭到歪曲,列宁主义的原则正被抛弃。他们想知道,革命是否达到了一个衰落点,就像当时其他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那样。

  ①在下半年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派的发言人承认了这些事实。例如米高扬声明:“我们正在做巨大的努力争取中农,他们已成了富农的政治俘虏。”《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88―189页。莫洛托夫更委婉地说:“当前我们还没有真正领导起中农。”同上,第476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05、144―148页及同书各处。

  既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托洛茨基或其他杰出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位自学的工人,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彼得・扎鲁茨基第一个挺身而出,在公开讲话中将布尔什维克的现状跟衰退中的雅各宾主义作了重要的对比,第一个提出了威胁革命的“热月政变”危险的警告――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想法正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所有谴责的中心。①

  扎鲁茨基说,布尔什维主义可能因为自身的消沉而没落。它的毁灭者可能就来自它的内部,来自它那些姑息反动情绪的领袖。为恢复革命声誉的呼喊已从列宁格勒发出。让我们的领袖们永远忠实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理想!让平等永远是我们的理想!“工人国家”也许穷得使我们平等的梦想还不能实现,但是不要嘲弄这个梦想!

  季诺维也夫本人成为这种情绪的代言人。早在9月间,他写了一篇题为《时代的哲学》的文章,只是在他删去了最有刺激性的部分之后,政治局才允许他发表。其中一段充满着谴责:“你们可想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广大群众向往的是什么吗?”

     他们向往的是平等。……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人民群
   众的真诚喉舌,我们就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为争取平等而
   斗争的队伍前列。……工人阶级,还有站他们身后的广
   大人民群众,在十月革命的伟大日子里是以什么名义起
   来斗争的?他们以什么名义追随列宁赴汤蹈火?他们又
   以什么名义……在最初的艰难岁月里站到了列宁的旗帜
   下?……以平等的名义……②

  ①《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0―152页。
  ②这段严词责问的话被乌格拉诺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引用过。同上,第195页。

  大约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还出版了他的《列宁主义》一书,其中对党的学说的阐述同对苏联社会的批判性考察结合起来。他揭示出私有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及其紧张关系,并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成分中也存在着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工业国有化在其中代表着社会主义因素,但国家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官僚管理、工资差别却标志着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在这里首次公开出头批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始终认为,即使苏联处于无限期的孤立状态,也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进步;但由于贫穷、落后以及置身于国内外各种危险中,它不能指望不折不扣地实现社会主义。它不可能在经济和文化上超过资本主义的西方,不可能消灭阶级差别并使国家消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途是不现实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必要把这样一种空中楼阁摆在人民面前,特别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放弃国外革命的希望并与列宁的国际主义决裂。这就是新的分裂的症结所在。新右派在民族与孤立主义的严格框架内形成它的政策。左派则不顾国际共产主义所遭到的各种失败,仍然恪守党的国际主义传统。

  在此阶段,即1925年夏季,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态度属于中间派。这部分是出于信念,部分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因为斯大林要依靠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支持,因此他支持亲富农的政策。但是他抑制着他的右派盟友,否定他们最露骨的声明,如布哈林的“发财吧”。①他小心谨慎,狡猾老练,对逻辑和理论细节都毫不关心,他的思想和口号都是借自右派和左派,并常常自相矛盾地把它们揉合在一起。他的力量主要就在于此。他竭力模糊一切问题,混淆一切争论。如果有人批评他的某一次声明,他总是能够提出另一个刚好相反的声明。对于官僚作风与骑墙派习惯来说,他那折衷主义的套话大有妙用;但也能吸引不少诚实而胆怯或头脑糊涂的人。如同任何“中间派”一样,在斯大林派中,一些人倾向左派,另一些人则倒向右派。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接近布哈林和李可夫,而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和卡冈诺维奇则是“左派斯大林主义者”。他自己的支持者中间的这种分歧也导致斯大林本人与右派保持一定距离。唯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他与布哈林是完全一致的。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46页。

  10月初,中央委员会为在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考虑各项准备工作。4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克鲁普茨卡娅提出联合声明,要求自由争论,所有党员对任何争论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三驾马车中的两巨头想借此让基层党员群众注意到他们呼吁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图。

  索柯里尼柯夫并不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观点。在最近几年,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不遗余力地鼓励私人企业,不少人因而把他看成右派集团的台柱子。但是他也对政策的倾向和斯大林日益膨胀的权力感到不安,因此他在要求争论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克鲁普茨卡娅则坚定地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边,鼓励他们把政治局里的意见分歧向全党公开,而且要直言不讳。她无法接受蔑视她丈夫的遗愿而让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这件事;她也反感地注视着布哈林思想学派影响的日益增长。她曾试图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是政治局不许她这样做。她的呼声对党员群众颇有分量,他们知道,她与列宁的合作是那么长久和紧密,不仅是作为列宁的夫人,而且还作为列宁的秘书和思想合作者。现在她急于声明支持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的解释,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这4位中央委员要求公开争论是符合规则和惯例的:党至今还从来没有不经过预先讨论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先例。但是,中央委员会无论如何也不肯同意公开争论,并且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克制对官方政策的任何公开批评。现在两巨头也掉进了他们从前使托洛茨基陷入的那种两难的窘境。如果公开讲话,则违背了内阁一致的原则,他们作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要受其约束。若不讲话则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良心和政治利益。在他们保持沉默而他们的追随者只攻击布哈林分子的时候,斯大林却不断地剥夺着他们的权力。至今为止,加米涅夫对莫斯科委员会还具有绝对的影响。但在整个夏季里,总书记已经悄悄地把加米涅夫的下属从其岗位上调走,用新多数派的可靠支持者填补空缺。但是列宁格勒还被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牢牢盘踞着,斯大林暂时还对他们无可奈何。季诺维也夫本人不得不装装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门面,而他的追随者说话却肆无忌惮。他们个个义愤填膺,准备将他们对官方政策的抨击带到全会上去。

  从10月到12月期间,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展开了紧张激烈、赤裸裸的鏖战。两个首都与会代表的选举都是被操纵的。莫斯科只选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提名者,而列宁格勒的代表则是清一色的季诺维也夫信徒。一场公开冲突显然是无法避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定公开向官方的政策报告挑战,同时提出他们自己的反报告。12月18日,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季诺维也夫开火了,并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对他的政敌大加鞭挞:

     他们高谈什么国际革命;但是他们把列宁描绘成局
   限于民族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者。他们向富农宣
   战;却又提出“发财吧”的口号。他们高喊社会主义;
   却宣布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
   “坚信”工人阶级;却向富农伸手要救济。

  布哈林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之间的交锋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三驾马车之间的冲突也酝酿了将近一年。看来,这正是托洛茨基期待已久的重新组合行动的良机。但是在这整个时期里他却置身事外,对导致党分裂的那些问题保持沉默,仿佛对它们一无所知。13年后,当他在墨西哥站在杜威委员会面前时,他承认道,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之间如同敌人般的互相厮杀把他惊呆了。他说:“冲突的爆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代表大会期间,我疑惑地等待着,因为整个形势改变了。我完全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①

  事过多年之后,这样的回忆似乎相当不可信;但它却被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期间所写的尚未发表的日记摘要完全证实了。②他向杜威委员会解释道,他之所以感到惊异,是因为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三驾马车小心翼翼地向他隐瞒他们之间的分歧,并趁他缺席时在起着真正政治局作用的秘密核心小组会上挑明了分歧。这个解释尽管是符合实际的,却没有说明什么。首先,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重大争论是公开进行的。只要他留心事态的进行,就不可能无视它的重要意义。显然他没有这样做。其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茨卡娅和索柯里尼柯夫不是在秘密的核心小组会上而是在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公开争论的要求的。

  ①《列夫・托洛茨基案》第322―323页。
  ②参见托洛茨基日记摘要第255―256页。全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但即使季诺维也夫等人不这样做,即使围绕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公开争论没有显示新分裂的迹象,像托洛茨基这样一位思维严谨、兴趣广泛、目光锐利的观察家怎么会意识不到这种倾向,怎么会对许多征兆视而不见,这多少是一个谜。他怎么会对好几个月里来自列宁格勒的沸沸扬扬的议论听而不闻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的惊异在于他并未去观察、思考和分析。若说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伊万・斯米尔诺夫以及他的其他好友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事,或说他们中间没人想引导他注意这一问题,这都是不可能的。显然,他的心灵之窗是关闭着的。他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深埋在自我天地和自我意识之中。他全神贯注于科学、工业和文学工作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免受周围环境的打扰。他躲避着党内事务。他充满优越感,蔑视他的政敌,厌恶那些争论的方式和各种阴谋诡计,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感兴趣。他服从政敌们捆绑住他的纪律,但是他昂着头不看他们一眼。几年后在莫斯科有人告诉本书作者,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看上去总是那样安分守己,一坐下就打开书――通常是法国小说,全神贯注地读起来,根本不理会会议的讨论。这种轶事即使是编造出来的,也编得很不错:它比较符合这个人的性格。他可以将他的背转向其政敌,却未能冷静地看待他们。他离他们太近了:他视他们为小人、无赖,有时还视他们为骗子;但他忘记了:他们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党的领袖,他们的言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假如托洛茨基注意了列宁格勒人在说些什么,他就不能不马上意识到,列宁格勒人所捍卫的正是他自己所捍卫的事业,所抨击的正是他自己所抨击的立场。作为反对派,他们开始于他停止的地方。他们根据他的前提进行争论,他们接过他的论点并把它们推得更远。他曾批判政治局缺乏创新精神、忽视工业、过分迷恋私有成分。列宁格勒人正是这样做的。他曾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狭隘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党的领导集团按照自给自足精神来制订未来的政策,设计未来的蓝图。同样是出于对“狭隘的民族精神”的对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首先站出来批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托洛茨基的眼里,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念头首先只能是枯燥无味的学究式教条主义的贩卖,几乎不值他一晒;因此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他未置一词,在此期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却愈益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新正统,而他以后将和这个正统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新学说的征兆则更为敏感。他不能不同意他们对这个学说提出的反对论点,因为这是他们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武库里拿来的。列宁格勒日益高涨的要求平等的呼声也不会不拨动他的心弦。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克鲁普卡娅声明抗议压制党内舆论时,他们只不过是托洛茨基的回声。他们跟他一样谈到了耐普曼、富农和官僚集团的邪恶同盟;他们跟他一样号召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他曾警告党防止其领导集团的“堕落”,而现在同样的警告在列宁格勒人反对“热月政变”危险的呼声中回响得更强烈、更惊心动魄。这都是他很快就要提出来并在今后多年中加以阐释的思想和口号。然而,当他从他昔日的政敌口中听到对它们的阐释时,他却“疑惑地等待”了好几个月;而在这危急的好几个月里,他的支持者们也跟他一起等待着。

  使他和他的追随者措手不及的原因是他们一贯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成党的右派领袖。托洛茨基在散布过这类的看法上做得最多。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他提醒党不要忘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过十月革命。他证明说,1923年季诺维也夫之所以带领德国共产党“投降”,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状态还停留在1917年。当他告诉党说它的老近卫军像第二国际的领导集团一样已经蜕化成保守的官僚的“工具”时,他的矛头所向差不多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毫不奇怪,当他们以新左派的代言人出现时,他会不信任地望着他们。他怀疑这是在蛊惑人心。尽管这种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却使他难以理解,这种角色的转化竟会是真实的,而且是这个国家极其危急的形势所导致的人与思想重新组合的一部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转化并不比布哈林的转化更不真实、更不惊人;布哈林这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前领导人成了新右派的理论家――当然,这两种转化是互相补充的。当前布尔什维克的官方政策严重地倾向于右派,这使得昨天还领导着右派的一些人担心其后果,并发现自己正急剧地转向左派。

  当然,个人野心和嫉妒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竭力要剥夺斯大林的权力。如果他们选择跟布哈林合作的道路,登上正在高涨的孤立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浪峰,也许他们能有更好的机会。相反,他们却立足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传统,这是不受那些操纵党的机关的人物欢迎的,而这次争论的结果却直接取决于他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世界观和性格及其追随者的情绪限制了他们的自我追求。不管他们在重要关头表现得怎样胆小怕事和机会主义,他们毕竟是列宁最亲近的学生;他们在本质上不可能摆脱铸就他们的那种影响。别人可以对欧洲工人阶级掉转身去并且美化富农,不管是否由衷;但是他们却做不出。别人可以为俄国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高唱赞歌,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思想却是荒谬的、令人厌恶的。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竟已形成了一个分水岭,把布尔什维主义中各种不同的思潮区别开来。

  角色的转化还有另一个方面。与以前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挣扎于权威与自由、党的纪律与无产阶级民主的两难处境中。他们也感到权力与革命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一直恪守纪律。现在他们也被他们所强化的机械僵硬的纪律搞得厌倦、疲惫不堪。季诺维也夫在政治舞台上多年来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呼风唤雨,操控着升贬大权,为革命也为自己攫取着权力;他仿佛为权威所陶醉了。现在他清醒了,感到不堪回首,渴望找到一条路回到那已无法寻觅的革命清泉。还有不少老近卫军跟他一道在同样的荆棘丛中跋涉,同样狼狈不堪地清醒过来,终于不知不觉地采取了跟刚刚被他们打败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没有区别的立场。每一件事都驱使着他们与1923年的反对派携起手来。

  如果托洛茨基要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携手合作,现在正是时候。列宁格勒人行动的根基仍旧岿然不动。该市和该省的行政机构还掌握在季诺维也夫的手中。在那里他拥有大批热忱的信徒,并控制着颇具影响的报纸,还掌握着进行长期持久的政治斗争的物质手段。一句话,尽管斯大林在季诺维也夫的司令部里大挖其墙角,但他仍是他的北方区强大堡垒的主宰者,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在某些方面,季诺维也夫在与斯大林较量时的地位要远比托洛茨基原先的地位强大得多。托洛茨基从不为染指个人权力之争费心;因此,在他那震撼世界的业绩之后,他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同三驾马车斗争。他们发现很容易给他打上布尔什维克异己分子的烙印。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若想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茨卡娅斥为顽固的孟什维克则相当困难。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中两派之间的冲突现在已经明朗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联合若在季诺维也夫失败之前形成,将是战无不胜的。然而无论他们个人还是两派都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对彼此的怨恨以及给予对方的打击和伤害都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们无法结合在一起。

  托洛茨基政治生涯中最难解的一个时刻来临了。12月18日,托洛茨基最后一次出席的党的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它自始至终都是政治风暴肆虐的舞台,这样的政治风暴,党在其疾风暴雨般的漫长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新政敌们就在全国人民面前扭打在一起,相互施以重拳。这场风暴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命运。几乎所有占据托洛茨基后半生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了。新政敌的每一方都盯住了托洛茨基,猜测他将加入哪一方,并且屏住呼吸等待他说话。但在大会开会的整整两个星期里,托洛茨基始终一言不发。当季诺维也夫面对震惊而激动的听众提及列宁的遗嘱及其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警告时,或者当他大谈来自富农、耐普曼以及官僚集团的威胁着社会主义的危险时,托洛茨基还是一言不发。在加米涅夫大声抗议凌驾于党之上建立的独裁统治后,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代表中的多数唾沫横溅地大骂发言者,而且第一次把斯大林捧为“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团结在其周围的”领袖;面对这重大的一幕,托洛茨基仍然无动于衷。

  当克鲁普茨卡娅谈到了对列宁个人崇拜的荒谬可笑的后果,请求代表们讨论面前的问题时就事论事,不要使争论淹没在对她丈夫著作毫无意义的引证中,最后警告地回顾反托洛茨基运动已经堕落为诽谤和迫害时,他都没有站起来宣布同克鲁普卡娅的一致。他仿佛漠然地听着本世纪最重大的争论之一,即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当布哈林根据党先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反对而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辩解并继续讲到以“蜗牛速度”建设社会主义时,仍然没有激起托洛茨基任何抗议或异议的表示。三驾马车揭开了他们龌龊的内幕,其中总是晃动着托洛茨基的巨大幻影:斯大林讲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怎样想要托洛茨基的脑袋而他本人又是怎样抵制他们的。季诺维也夫则描绘了他和斯大林如何违反党章解散了以压倒多数声明支持托洛茨基的共青团中央。各派发言人都颂扬托洛茨基,表示友好。克鲁普茨卡娅发言时,会场里响起了一声叫喊:“列夫・达维多维奇,你已经赢得了新伙伴。”至今还是他积怨最深的政敌之一的拉舍维奇承认,托洛茨基在1923年并非完全是错的。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也不吝捧场:米高扬向新反对派举出托洛茨基的光辉榜样,说他在失败之后仍然一丝不苟地遵守党的纪律。雅罗斯拉夫斯基谴责列宁格勒人狂热的、至今不衰的反托洛茨基主义。托姆斯基则把“托洛茨基观点水晶般的清澈透明”和行为的正直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糊涂与畏葸加以对比。加里宁则谈到他对他们打倒托洛茨基的企图一贯感到愤慨和厌恶。当季诺维也夫声明有权对官方政策持不同观点并抱怨没有一个反对派曾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时,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极尽嘲讽地将他过去对托洛茨基所做的事一古脑地抖落出来。后来,季诺维也夫在结束他那长篇发言时,劝说代表大会应既往不咎、重新改组党的领导机关、使布尔什维克各派意见得以合作和统一起来。全会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托洛茨基身上:这位雄辩的伟人要说什么?但他紧闭双唇。甚至当安德列耶夫要求中央委员会享有使它更有效地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特权时――也就是说,打断新反对派的脊梁时,他仍保持沉默。新反对派在投票中遭到严重挫败;但是在闭幕之前,大会接到一则报告而陷入一片骚动和忿怒:列宁格勒正在发生反对其决议的浩大的示威游行――列宁格勒人继续在自己的堡垒里战斗。直到大会结束,托洛茨基始终一言不发。①

  ①他在争论中只有过一次插话。当时季诺维也夫解释道,在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前一年,鉴于他们泼到托洛茨基身上的所有罪名,再把他选进政治局就自相矛盾了。托洛茨基突然插话说:“对!”

  在代表大会期间,路特・费舍正在莫斯科,但未获允与会,而是由斯大林的手下博格里宾斯基每日送给她报告,她写道:“博格里宾斯基对托洛茨基特别感兴趣……两大集团都畏俱他……而此刻双方都希望争取他;托洛茨基的态度对各州摇摆不定的代表将具有决定作用。博格里宾斯基每天都注意托洛茨基表情的阴晴,他同谁谈过话。‘我今天看见托洛茨基站在走廊里。他同某些代表谈过话,我仅能听到一点儿谈话内容。他闭口不谈重要问题。他不支持反对派,甚至连暗示也没有。好极了,列宁格勒的那些狗崽子们必将彻底失败。’”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494页。

  托洛茨基的私人文件使我们能窥探到他当时的内心活动。12月22日,代表大会的第4天,他在潦草的笔记中评论道,在某些人表达的观点――列宁格勒人正在继续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工作――中有一点儿真实性,但并不太多。1923年掀起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敌视农民的叫嚣为新民粹主义铺平了道路,这个主义现在已经成熟并激起列宁格勒人的反抗。这是自然的,他们必须这样做,尽管他们曾带头大反托洛茨基主义。代表大会对季诺维也夫派的强烈敌意实质上反映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人们可能会想,这个看法应当促使托洛茨基立刻与列宁格勒携起手来。但是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和分歧还不像在他个人的分析中那样明朗;因此,他怀有某种希望,还要再等一等。

  他感到奇怪,像索柯里尼柯夫这种在所有人当中最温和的人本应站到布哈林一边,为什么会加入列宁格勒人的行列。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的分裂使他惊愕。他注意到他们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对抗掩盖着更深刻的根本冲突。他希望两首都的党组织团结起来,共同捍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反对亲富农的右派势力。他断定,只要所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起来反对官僚集团――就一定能使莫斯科的党组织摆脱斯大林的压制。局势还一直在波动。他指望会出现一种类似政治上大获全胜的事件――而三驾马车之间的分裂仅仅是开始――震撼全党,最终导致各种力量形成更广阔、更重大的重新组合。那时,政治分界线将不再那么意外,将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相符。同时,他一点儿也不急于同那些“吵闹的、庸俗的而且当然不可信任的”列宁格勒反对派领袖们同呼吸共命运。看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处于如此狼狈的处境,他所写下的日记未免有些幸灾乐祸――仿佛在说:罪有应得,罪有应得!

  但是他不能老是这样幸灾乐祸下去,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天性。虽然是违心地,但他仍得挺身出来搭救这些落水者。还不等代表大会散会,中央委员会就开会研究驯服列宁格勒的措施。斯大林提议:首先解散《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把报纸变成官方政策的喉舌,下一步是将季诺维也夫免职,以基洛夫取代他担任北方区党的首脑。鞭子将要抽打在列宁格勒人的身上了。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托洛茨基打破了沉默――他反对报复。①他并不打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但由于想保护他们而触怒了一直围着他转并小心安抚他的斯大林。

  在中央全会上出现了一幕奇怪的场面。布哈林发言赞成斯大林的提议。加米涅夫反对。他说:奇怪的是,一贯反对严厉报复托洛茨基分子的布哈林现在居然号召挥舞鞭子了。托洛茨基插话道:“啊!他终于欣赏起鞭子来了。”布哈林仿佛猝不及防挨了一下打击般地叫喊起来:“你以为我终于欣赏起鞭子了吗?但这种欣赏使我全身不寒而栗。”②这一声痛苦的叫喊突然显露出一种不祥的预兆,布哈林将怀着这种感情支持斯大林。从这件偶然的事件开始,托洛茨基“经过长时期的中断”又恢复了与布哈林的“个人接触”――这是非常友好但政治上却毫无结果、昙花一现的接触,它的蛛丝马迹可以从他们的通讯中找到。③还在“全身不寒而栗”的布哈林竭力说服托洛茨基不要帮助季诺维也夫。他试图给托洛茨基造成一种印象,即此事与党内自由的存亡无关,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并不是党内民主的捍卫者。托洛茨基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争辩说:斯大林绝不会比他更好;罪过就在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强制推行的铁板一块的纪律和全体一致的投票――这就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个最大的党组织在代表大会前夕以“百分之百的一致性”各自推行其决议成为可能。他丝毫不为列宁格勒人辩护;但是他必须反对虚伪的纪律;他呼吁布哈林与他携手共同努力恢复“健康的党内体制”。但是布哈林担心:要求的自由愈多,则自由愈少;他得出结论:那些要求党内民主的人正是它最坏的敌人,而挽救遗留下来的民主和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去动用它。

  ①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55页。
  ②托洛茨基档案。
  ③同上。

  当这些感情上“推心置腹”的交流还在进行时,斯大林已对挑动托洛茨基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抱希望了。斯大林或许比托洛茨基更早意识到两个反对派将携手结盟。他因此发出了新的反托洛茨基运动的信号。他竭尽全力不让托洛茨基在工人区召开的共产党集会上发表讲话。这件事就由乌格拉诺夫负责,他已取代加米涅夫成了莫斯科党组织的首脑。他们以各种借口拒不准许托洛茨基到基层去。当他向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演讲时,无产阶级支部成员就被告知说,托洛茨基只愿对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愿对工人讲话。官方的鼓动员不再把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区分开来,煽动基层党员群众反对这两者,并且暧昧地暗示说:两者的领袖都是犹太人,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扬言说,这是俄国本民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同力图颠覆它的异己分子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标明3月4日写给布哈林的另一封信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他心中的不安和又一次向他泼来的斥责。他不情愿地探讨了鼓动员话中的反犹太主义的言外之意。他希望引起布哈林的注意,写道:“我认为,能把我们两个政治局委员连结在一起的一切仍足以让我们平静而自觉地去考虑和检验这些事实:在我们党内,在莫斯科,在工人支部中,反犹主义的煽动莫非真可以逍遥法外?!”①两周之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这个令人震惊和愤慨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们耸耸肩,表示一无所知,或者是对这个问题鄙夷不屑。布哈林则因困窘和羞愧而涨红了脸;但他不能再转而反对他的那些同伙和盟友了。总之,到了这个阶段,他同托洛茨基的“个人接触”已走到了终点。

  ①托洛茨基档案

  鼓动员们奏响反犹太主义调子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受乌格拉诺夫的指使,而乌格拉诺夫则受不择手段的斯大林的暗示。然而有些手段放在一两年前他也是不敢采用的;挑动反犹偏见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直是最凶恶的沙皇反动派的拿手好戏;即使在1923―1924年,党及其老近卫军由于还沉浸在深厚的国际主义之中,因而不会赞同这种偏见,更谈不上利用它了。但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新右派暧昧地诉诸民族情绪;当这种情绪高涨起来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改变,连共产党对自身中的反犹主义的暗示或表示也不再反感了。说穿了,对于“异端分子”的排斥只不过是俄国自我中心的反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则是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抽象化。

  在反对派当中,犹太人实际上是十分突出的,尽管他们同非犹太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精英人物们混在一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都是犹太人①(另一方面,斯大林派中只有极少数犹太人,布哈林派中的犹太人则更少)。虽然他们已完全“同化”和俄国化了,并且如同敌视任何其他宗教一样敌视摩西,敌视犹太复国主义,但仍然有显著的“犹太性”,即以其现代性、进步性、精力充沛和偏激而表现出来的城市生活方式要素。当然,关于他们在政治上仇视俄国农民的断言是错误的和虚假的,尽管不是出于布哈林之口而是出自斯大林之口。但是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绝对不会把原始野蛮的农村俄国理想化,不会赞同以“蜗牛速度”拖着本国农民的大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斯大林在其晚年意欲公然向他们倾泄自己的怒火。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是他们的理想。通常,在多种不同的宗教和民族文化的边缘成长起来的进步的或革命的犹太人,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马克思、不论是海涅还是弗洛伊德,也不论是罗莎・卢森堡还是托洛茨基,都特别易于在精神上超越宗教的和民族的界限,并将自己跟普遍的人类观等同起来。因此,每当一种宗教狂热或者民族主义情绪膨胀时,他们也最容易受到伤害。斯宾诺莎和马克思、海涅和弗洛伊德、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全都被革出教门,流亡国外,在精神上或肉体上受尽摧残;而他们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

  *  *  *  *  *  *  *

  1926年的头几周里,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势力被粉碎了。①

  ①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不断增长。新的政治局由9人而不是7人组成: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由于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在右派和中间派之间摇摆不定,斯大林派在人数上要比布哈林派稍弱些。现在加米涅夫仅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其他候补委员是乌格拉诺夫、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和彼得罗夫斯基。

  列宁格勒人不得不屈从于斯大林的命令。反抗他的命令就等于向支持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和选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挑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打算这样干,他们与托洛茨基一样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曾公开声明,斯大林操纵了党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央委员会只代表党的机关,并不代表党。但是这样说说是一回事,公开宣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无效而拒不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怀疑上一届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将是一桩很危险的事:他们不是跟斯大林一起操纵和包办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并且用的是跟斯大林包办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样的手段吗?若向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挑战,列宁格勒人实际上就是将自身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党,成了官方的全苏共产党的一个敌手。不能想象他们会这样干。他们都已接受一党制作为一种必要条件。谁也没有比季诺维也夫更狂热地捍卫这个原则并从中引申出更极端、更荒谬的结论了。列宁格勒人如要反抗莫斯科,那无异于宣布内战。

  因此,当基洛夫作为斯大林的全权特使出现在列宁格勒并被授权控制北方区时,季诺维也夫除了投降别无他路可走。几乎一夜之间,党的所有地方支部、编辑部门、五花八门的组织和反对派至今凭借的人力物力都转到斯大林和基洛夫任命的人的手中。季诺维也夫的两位副手曾控制着列宁格勒的武装力量:拉舍维奇是卫戍部队和军区的政治委员,巴卡耶夫是格别乌的首脑。两人都交出了他们的权力,尽管拉舍维奇作为副国防人民委员仍是中央政府的成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只要这些领导人还大权在握,他们似乎就能使整个列宁格勒做他们的后盾。而现在,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城市却对他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布尔什维克的昔日根据地维堡的工人首先抛弃了他们。季诺维也夫多年以来一直欺压凌辱他们;因此他们并没有为他代表工人提出的最新请求和他对平等的呼喊而感动,而几年以后他们将留恋地回忆起这些请求和呼喊,但那时就已经太迟了。谦卑的人把这场动乱看成是两大巨人的争斗,不关自己的事。即使那些更少犬儒主义看法并且同情反对派的人也尽量收敛起他们的同情,因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对“不忠”的惩罚将是丧失工作和忍饥挨饿。因此,列宁格勒反对派中的积极分子只剩下几百个革命老战士――紧密抱成团的少数人,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领袖,但是他们将慢慢发现一切大门都对他们关上了。

  斯大林轻而易举地辗碎了列宁格勒人,这表明托洛茨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抱的希望是没有基础的。没有任何进一步重新组合的迹象,没有他所期待的党员工人奋起反对官僚主义的迹象。列宁格勒人的斗争没有在莫斯科基层支部中激起任何同情运动,甚至连一丝涟漪也没有。党的机关发挥了空前未有的高效率,哪里出现反抗,就在哪里粉碎它,甚至在它还未来得及形成就将其扼杀。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反抗的脆弱性。工人阶级不再像它早些年那样四分五裂,但是它缺乏政治意识、活力和表现自身的能力。而托洛茨基断言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将采取共同立场时,他指望的却正是它自身的政治复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同样寄希望于此。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号召回到无产阶级民主上来,并说,工人阶级已不再像加年代初期那样四分五裂和萎靡不振,那时党的领袖们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健全的政治本能和判断能力。布哈林反驳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自欺欺人;工人阶级通过吸收新成员而在数量上壮大了,但这些新成员是来自农村的未受教育的年轻人;因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仍是不成熟的,回到无产阶级民主上去的时机尚未到来。列宁格勒反对派现在发现自己被空虚所包围着,这表明布哈林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更接近事实。工人阶级是麻木的和冷漠的,它的麻木不仅是由于内在的不成熟,也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威吓,而后一点正是布哈林要为之辩护的。不论这是否真实,对于托洛茨基来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的等待一无所获。代表大会结束后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但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却没有彼此接近一步。自从1923年以来,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之间始终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到了1926年4月,坚冰才被打破。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李可夫作了经济政策的报告。加米涅夫提交一项修正案,敦促中央委员会注意日益尖锐的农民的社会分化并限制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托洛茨基提交了另一项修正案:他赞同加米涅夫对农村形势的评价,但补充道,工业发展的迟缓使政府失去了它所需要的对农业施加足够强大影响的手段。在讨论中,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的加米涅夫感到对托洛茨基所批评的工业政策有一定责任,就说了几句挖苦托洛茨基的话。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修正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大概弃权了。后来当加米涅夫的修正案交付表决时,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这是一个转折点。当会议继续进行下去时,他们发现又站在同一边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彼此开始接近,到会议结束时,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政治伙伴。

  只是到了现在,这三个人才在多年里第一次私下会晤。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晤,充满着内心的反省、惊人的忏悔、悔恨与欣慰的叹息、预感、悚然的警惕和充满希望的计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于把往事说明白。他们悲叹那引导他们指控托洛茨基为列宁主义首敌的盲目性。他们承认给他捏造了罪名以便把他踢出领导层。但是他就没有错吗?他不是也攻击过他们,提醒党记住他们在1917年时与列宁之间的冲突吗?而且他败坏他们的声誉不是更甚于斯大林吗?他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终于摆脱了他们自己亲手编织的稀奇古怪的阴谋网,又回到了严肃和真诚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上。

  当叙述那些五花八门的阴谋事件时,他们揶揄着斯大林,模仿着斯大林的动作和口音――这让托洛茨基有些反感;但后来他们回想起与斯大林的交往时却感到不寒而栗,仿佛经历了一场梦魔。他们描绘了斯大林的狡诈、刚愎自用和残酷。他们说,他们两人都写了这样的信,信中说,若是他们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亡,那么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是斯大林干的;他们把信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还劝托洛茨基也这样做。①他们坚持认为,斯大林在1923―1924年没有干掉托洛茨基,仅仅是因为害怕一些年轻狂热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进行报复。毋庸置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于给斯大林抹黑并向托洛茨基标榜自己对他的抑制作用。托洛茨基当时对他们的揭露并未十分当真,直到多年以后大清洗运动才又在他心中唤醒它们。这些听起来就像是早期几位沙皇的克里姆林宫里血腥的宫廷倾轧的故事一样,很难把它们同其中回响着充满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思想争论的第三国际的克里姆林宫联系起来。难道沙皇旧堡垒把它的邪恶精灵注进了列宁的门徒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继续说,斯大林对思想争论不感兴趣――他孜孜以求的只是权力。如果他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们就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跟他合作这么长时间。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7页。

  这两个人从这些令人发指的叙述和阴暗的揭示中又转向未来的蓝图。他们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毫不怀疑一切都可以转眼之间改变。他们说,只要他们三个人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重新和解,重新团结起来,就足以唤起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引导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是最阴沉的忧郁很难轻易让位给最欢乐的天真。

  怎样解释他们的这种乐观情绪呢?才不过几个月前,他们两人还拥有充分的权力。季诺维也夫失去他在列宁格勒的封邑也才不过几个星期,但他仍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他们的垮台如此迅速和突然,以至他们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俩之中不论谁点点头就会推动党和国家的巨轮。人民雷鸣般的喝彩声仍然在他们的耳畔回响,但这是虚假的喝彩声,它不是发自人民肺腑,而是由党的机关人为制造出来的。而突然之间,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他们。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幻象、误会或者匆匆一现的偶发事件。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他们与斯大林的决裂,而这个人是他们亲手扶上台去指挥党的,至少他们自己认为如此。但斯大林是什么人?一个下流、没有教养、笨拙的机关操纵者,一个不称职者,他们曾多次把他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只因为他们认为他在他们反托洛茨基的把戏中还有用。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无论是作为人、领袖还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还没有托洛茨基的脚踝骨高。他们现在既然又与托洛茨基携手合作,那么把斯大林从他们的路上一脚踢开并把党重新置于他们的共同领导之下,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①

  ①路特・费舍描述了季诺维也夫在一次跟她谈话时怎样“难为情地首次提到”他同托洛茨基结盟的问题。“他说,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我们需要托洛茨基,不仅是因为没有他卓越的头脑和全面的支持我们就不会赢得国家权力,还因为胜利后我们仍然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引导俄国和共产国际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尤其是,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能够组织军队。斯大林反对我们,并不是用宣言书,而是用实力,但他将遭到更强大的实力而不是宣言书的回击。拉舍维奇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托洛茨基再同我们携起手来,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547―548页。

  托洛茨基摇摇头。他对他们的乐观情绪很不以为然。他比他们更了解失败的滋味。这些年来当党的机关开足马力反对他、把他赶下野的时候,他已感受到了它的全部重量。他更深刻地洞察到使党扭曲的那个过程,洞察到他自1922年以来就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其发展的“官僚集团的堕落”。他比他们更透彻地看到了党的机关后面旧俄国母亲尚未被驱走的深不可测的野蛮。他还担心他的新盟友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他无法忘记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慷慨地宽恕了他们,而且尽量鼓舞他们去进行一场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的意志。

  他本人并不是不抱什么希望。他也相信他们的和解将使党受到鼓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愿意公开承认:在托洛茨基警告党要反对自身的官僚集团这点上,他一直是正确的。作为回报,托洛茨基也准备承认,他错在不该抨击他们是那个官僚集团的领袖,他其实应把火力集中到斯大林身上。他也希望,两个反对派通过携手合作不仅能将他们各自的追随者联合在一起,而且能使他们成倍地增加。毕竟老近卫军一直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马首是瞻。谁都知道列宁的遗孀是同情他们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的领导精英虽然还比不上托洛茨基身边的那些人,但仍有这样一些杰出人物,如当时仍是副国防人民委员的拉舍维奇,他是内战时期最干练的政治委员之一,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等人。再加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伊万・斯米尔诺夫、穆拉洛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越飞,只需举出这些人就可以看出,联合反对派所拥有的人才和声誉卓著者比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拥有的多得多。而除此之外,工人阶级的政治复苏尽管推迟了,但也必将到来,它将为反对派的航船鼓满劲风。

  这些伙伴们没有来得及制订出精确的计划,甚至也来不及确定他们协议的要点。就在他们第一次私下会晤的一两天后,托洛茨基就不得不离开俄国出国治病了。他在最近几年患下的恶性热症非常顽固,体温经常上升到华氏100度以上,使他在最严重的斗争关头失去作战能力,并迫使他在高加索度过好几个月(他在那里度过了1924年至1925年的冬天及初春几个月)。俄国医生无法确诊,就催促他找德国专家就医。政治局没有对他的国外之行提出异议,但坚持要他自己承担责任。4月中旬,他剃光胡子,隐姓埋名,在妻子和一位年轻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柏林,他化名库兹缅柯,自称是乌克兰的教育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家私人诊所里接受治疗并动了一个小手术;但在治疗间隙他可以到处走动,因而能观察那几年一派萧条的柏林市,这座城市跟他所熟悉的帝国时期的首都已大不相同了。他还参加了五一节游行,观看柏林市郊的饮酒节,等等。他心情激动,因为自从1917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能“在人群里走动而不引起任何人注意,并感到自己是这无名整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只是听和看”。①但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他化装就医被发现了,德国警察当局警告诊所医生:一些白俄流亡者打算谋杀他的病人。托洛茨基在戒备森严的护送下迁往苏联大使馆居住,不久就回国了,而他的体温仍像过去一样高。关于谋杀他的警告是否确有根据,至今没有查明。②

  ①“只有一次陪伴我们的同事(在五一游行中)小心地对我说:‘这里正卖您的照片呢。’但是凭这些照片是没人能认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成员库兹缅柯是谁的。”《我的生平》第2卷第269页。
  ②他在柏林大使馆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大使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共产国际著名经济学家E.瓦尔加讨论问题。他与瓦尔加讨论的主题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瓦尔加承认,斯大林的学说作为经济理论毫无价值,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梦话。但是它在政治上毕竟是有用的,作为一个口号它能鼓舞落后群众。托洛茨基在私人文件中记录下了这次讨论,并且评论道:“瓦尔加是共产国际中的波洛纽斯。”(波洛纽斯系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形象,御前大臣,王子哈姆雷特的恋人厄菲莉娅的父亲因偷听王子与母后的谈话而被误杀,其性格圆滑世故。——译注)托洛茨基档案。

  在他逗留柏林的大约6个星期里,两件重要性各不相同的政治事件吸引了他。在波兰,得到共产党支持的毕苏斯基元帅发动政变,确立了他的独裁者地位。在英国,煤矿工人的持久罢工导向大规模的总罢工。波兰共产党的荒唐行为部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形势,部分是由于共产国际内反托洛茨基运动所产生的混乱:波兰共产党在一定范围内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这种政策同时也导致中国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英国总罢工证实了托洛茨基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中所作的预言;①而且立即使共产国际处于新的紧张关系之中。英俄委员会中的英国领袖们竭尽全力在总罢工还没有爆发成为革命之前就结束它;而且因为急于挽回面子,他们拒绝接受苏联工会向罢工者提供的经济援助。英俄委员会的反应就是如此荒唐。但是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仍从它的存在中捞到了某些好处:在总罢工的危急关头,共产党唯恐得罪英俄委员会,于是保持极度沉默,不肯批判英国工联的行动。托洛茨基甚至在回到莫斯科之前就已在《真理报》上抨击斯大林与布哈林寄予厚望的英俄委员会的政策。②

  ①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的预言得到证实比他预料的还要早。《我的生平》第2卷第272页。
  ②《真理报》1926年5月26日。与此同时,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都清除出去了。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投票把费舍、马斯洛夫、特伦特、多莫斯基和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其他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降了职。

  只是在托洛茨基回国之后,他才同两位前三驾马车成员开始认真统一两派。但这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托洛茨基派已被驱散并必须重新集结,它的力量已远不如1923年了。另一方面,两派成员并不都是热心统一的。他们的昔日怨恨并未烟消云散,他们仍然彼此猜疑。在托洛茨基的盟友中,有些人赞成联合;但另一些人如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拉狄克则宁愿与斯大林而不是季诺维也夫联合。还有些人则讨厌这两伙人。姆拉奇科夫斯基说:“斯大林会欺骗,季诺维也夫会临连逃脱。”列宁格勒的基层托洛茨基主义者起初不肯向季诺维也夫派暴露自己,他们正是在季诺维也夫派手中遭受迫害的,而且他们惯于对季诺维也夫派隐瞒自己的行踪,正像他们对沙皇密探隐瞒自己的行踪一样。他们质问道:如果季诺维也夫派改变主意,又同斯大林言归于好,那时怎么办呢?那时我们就会自投罗网。托洛茨基不得不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到列宁格勒去消除顾虑和说服那些倔强的追随者接受合作。季诺维也夫派的困惑也不更少。当建议合作的消息刚传到列宁格勒时,他们冲到莫斯科,抗议他们的领袖“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不得不解释道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怪物;他们再也用不着它了。这个招认不禁使这些不幸的列宁格勒人大为震惊,他们一直认真地看待季诺维也夫指控托洛茨基的罪名,并且跟在他后面重复着。但是,即使两派相互间的嫌隙已经克服了或者清除了,即使两派融合了,双方成员仍然感到他们的合作是不协调的。①

  ①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02页。

几位首脑最初的兴奋也冷却下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向后看。他们不想把同领导集团的分裂推到无法挽救的那一步。关于他们“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的责难使他们很不舒服。他们在承认冤枉了托洛茨基的同时仍要为他们的过去辩护;他们急于挽回自己那半真半假的“纯列宁主义”的一份光荣,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托洛茨基在回国旅程中考察了最近几周来的事件后,开始论证说,波兰共产党支持毕苏茨基的政变,是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他们去争取实现列宁早在1905年鼓吹的“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意这种看法。“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他们“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戒律;尽管它在波兰事件中并不很重要,①后来却一再出现在次年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直率地抨击英俄委员会,说它从未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应当解散;这也使他们吓了一跳。季诺维也夫倒是愿意批判政治局和英国共产党同英国工联领导人打得“火热”;但他不肯“破坏”他帮助发起的英俄委员会。尤其是他唯恐疏远了那些老近卫军成员,他们或是有保留地支持斯大林,或是动摇于各派之间,并呼吁各派克制。简言之,这两位前三驾马车成员虽说愿意同托洛茨基携手合作,但在全面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开战问题上先就退缩了。因此,托洛茨基刚一跟他们联盟,就不得不弥合分歧意见,并做出让步。他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诺,尊重“工农民主专政”这条戒律,并把解散英俄委员会的要求先放到一边。这样才使他与他们在其他方面达成了比较广泛的一致。

  在6月的头几天,联合战斗打响了,这部分是由于斯大林首先发动。托洛茨基刚回国,斯大林立即在政治局里以两项新指控来迎接他,这两条指控是荒谬的,然而又是危险的:托洛茨基无谓地表现出“对英国共产党的敌意”,这是不能允许的;在国内问题上,当他声称“害怕丰收”时,证明了他的居心叵测和邪恶的失败主义。②

  ①连布哈林和斯大林也都否定了彼兰共产党的行动。参见多伊彻:《波兰共产主义的悲剧》,载《新时代月刊》1958年3月。
  ②第一项指控根据的是英国共产党的抱怨;第二项指控根据的是托洛茨基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不管今年是丰收还是歉收,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尖锐的。若收成不好,粮食必然短缺;若收成好,富农必然更强大、更自信、更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托洛茨基尽力驳斥这些指控。6月6日,他向政治局发出一封挑战信,他说,除非党进行彻底、真诚的改革,否则总有一天会惊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位独裁者的赤裸裸的统治之下。就这样,他再一次公开与斯大林进行较量。然而时机的选择却并不完全由他――列宁格勒反对派的行动和它悲惨的处境再次将他推进了此刻的争论。不管怎样,这几年来他在沉默或保留中的等待结束了。他知道等待一无所获:同斯大林“靠不住的妥协”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而这是列宁曾经警告过他的。他愿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协,为的是让他们和自己一同对抗斯大林;但是他也作好准备,即使没有他们,他也要把斗争进行到底。他已经了解了他的死敌,而且知道没有退路可走。他度过最近这几年正是为了来日的战斗。现在这一天已经到来,骰子已经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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