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决战阶段:1926―1927年
联合反对派与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进行了约18个月的争论。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投入这场政治战斗是如此紧张,以至相比之下他原先与三驾马车的遭遇只能算是儿戏。不知疲倦,不屈不挠,绷紧每一根神经,调动起他那无可匹敌的雄辩力和说服力,涉足于极其广阔的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并最终赢得了一直唾弃他的老近卫军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多数的支持,他做出了惊人的努力去唤醒布尔什维克党,去影响未来的革命进程。在子孙后代的心目里,他在1926―1927年作为一名战士的形象也许并不低于他在1917年的形象――甚至还要高大。他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坚强。他身上燃烧的革命激情的火焰一如既往地炽烈明亮。他证明了他的性格力量超过了他在1917年所需要并拥有的性格力量。他现在与之斗争的是革命阵营里的对手,而不是阶级敌人;要进行这样一场斗争,不但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且需要不同性质的勇气。若干年后,甚至他的政敌们在私下里谈到这场斗争中的插曲并描述他在痛击之下的巨大冲力和行动时,也传达出一位失败了的泰坦巨人的形象――在欢呼他的失败的同时,他们仍然怀着敬畏回忆他们所击败的这位伟人。①
①这里根据的是1931年在莫斯科许多党员对本书作者所作的关于这场斗争的叙述。
当然,其他领袖们也在这次争论中注入了高昂的激情、他们那浸透马克思主义的卓越智力、策略匠心及其能力和毅力,其中最弱之处也仍然超过了一般水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是人们从未争论过的最重大、最严肃的问题:1亿6千万人民的命运;欧亚两洲共产主义的命运。
但是这场重大的争论却是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发生的。双方都只有一小部分人卷入争论。整个国家都是沉默的。谁也不知道或能够知道它在想什么;甚至连猜测人民同情哪一方都很困难。斗争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但却不被它理解。单从事情的表面来看,不论它感到和想到什么,都不影响斗争的结局――人民群众发表政治意见的一切手段都被剥夺了。然而对抗的双方一刻也未曾将自己的视线从工人和农民的身上移开过,他们尽管哑口无言,但最终决定问题的仍是他们的态度。若为取得胜利,执政派需要的只是群众的消极情绪,而反对派为了取得胜利则需要群众的政治觉醒和政治行动。因此,前者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搅乱群众的思想并培育他们的冷漠要比冒险使他们认清问题和唤醒他们的精神简单得多。尤其是反对派在试图诉诸群众时,从一开始就受到自身禁忌的掣肘。由于意识到自身是执政党的一部分并一直承认党对革命负有至高无上的责任,反对派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呼吁大多数党外的工人阶级反对它的政敌。但当斗争继续下去并且愈益激化时,反对派被迫试图明确地在工人群众中寻求支持。而那时就发现最沉重的包袱正是普通群众的驯服和麻木。再没有谁像托洛茨基那样痛感到这一点了:他的雷鸣电闪都虚掷了。
并非所有这些争论问题在历史回顾中出现时都如当事人亲身感受得那样真实。随着争论事过境迁,有些重要问题已经变形并褪色了;一些原先似乎是深刻而不可弥合的分歧也随之模糊或消失了。斯大林冷酷粗暴地将托洛茨基斥为农民的敌人,而托洛茨基则指控斯大林是富农的朋友。而这种反诉的余音还飘荡在空中,斯大林就开始消灭富农了。同样,斯大林曾警告国家防止托洛茨基荒谬坚持的“超级工业化”;然而后来正是他自己匆匆忙忙地实行他刚斥之为致命的行动方针。
随着斗争的推进,一片迷雾也笼罩了几乎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跟随叙述的过程留心注意降临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许多其他领袖身上的最后命运时的话,我们不能不为他们行为的反复无常和轻率鲁莽而感到震惊,哪怕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全都淹没在每日每时的琐事中,根本无法探出头来预见明天的危险。不仅仅是斯大林和事变本身将他们驱向灭亡――他们彼此都在驱赶着对方;他们每时每刻都着魔似的狂怒地驱赶着对方,这种狂怒扭曲着他们的性格,蒙蔽着他们的心智。这些领袖的雄伟形象在渐渐萎缩和消失。他们成了环境的可怜牺牲品。巨人变成了飞蛾,彼此疯狂地追逐,盲目地冲向火焰。似乎只有两个人物是在真正对抗着,并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敌对――这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1926年夏,联合反对派狂热地组织起他们的支持者。它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支部派遣密使,去同已知对官方政策持批判观点的党员接触,旨在把他们组成反对派的小组,引导他们以反对派的声音在他们的支部里说话。联合反对派急于扩展其组织网,还向许多省城派遣了密使,给他们提供指示、文件和各种“论点”,并且交代了反对派的立场。
密使的穿梭往来很快引起了总书记处的注意,它一直在盯着那些有同情反对派嫌疑的人的动向。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被召到党总部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各个党委一经获悉反对派进行集会,就把自己的人派到现场以非法罪名遣散集会。当这一招无效时,他们又派出一队队的狂徒和流氓去捣乱会场。反对派只好在某种程度上秘密地进行组织活动。它的拥护者在市郊公寓区的贫寒工人家里悄悄聚会。当捣乱分子又跟踪到那里并把他们驱散时,他们就以更小的小组在郊区墓地、森林等地聚会;并且设置岗哨,派出巡逻队保护集会。但总书记处的手特别长,也伸到了这些偏僻的集会地点。当然也不乏许多荒谬的事。例如有一次,莫斯科党委的密探们发现了在城外森林里召开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主持的,此人是季诺维也夫的副手;而在会上讲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利用职务之便散发反对派文件,联络各个小组。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总部已变成了反对派的总枢纽;而这件事也很快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反对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尽力补充和组织起几千名正式成员。它的实际成员将近一半是托洛茨基派,另一半则是季诺维也夫派,总数估计有4000至8000。①工人反对派的残余分子至多只有几百人,他们也声明参加。联合反对派渴望将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团结在一起,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分歧;他们决心成为布尔什维克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大实体。因此可以认为,他们若不能成功地补充更多的拥护者,在一开始就会遭到彻底惨败。当时全党党员的总数达75万人,相比之下,几千名反对派只构成了微弱的少数。
①低的数字根据斯大林派的材料,高的数字则来自托洛茨基派。
但是各派的实力不应该只根据这些数字来判断。党内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主心骨的群众;这个多数是由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意志的温顺服从的人组成的。4年多以前列宁就曾宣称,党实际上已失去了作为决策实体的价值,唯有其成员不超过几千人的“一层”老近卫军是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和原则的宝库。①反对派补充运动的结果应当按照这个声明来判断。反对派所获得的支持并不是采自麻木迟钝的群众,而是来自富有思想、活跃和精力充沛的成分,大多数是老近卫军,部分是年轻的共产党人。机会主义者与个人野心家则躲得远远的。目睹集会被驱散,耳闻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的狂徒们威胁反对派支持者的叫嚣,胆小怕事的人和谨小慎微的人都给吓跑了。1923年押错赌注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少数看风使舵者现在趁机改弦更张,投奔执政派去了。几千名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不分男女都像老一辈职业革命家一样探索着重大的问题,甘冒巨大的个人危险。他们大多数人在最危急关头都是布尔什维克干部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并且同工人阶级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执政派的核心是否在数量上比反对派的核心更强大,是值得怀疑的。暂时看来,当一个布哈林派成员要比当一个斯大林派成员更时髦;然而两年之后,他们将比联合反对派败得更惨,尽管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掌管着人民委员会,另一个掌管着工会,还有一个掌管着共产国际。至于斯大林派,它的实力并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它的领袖完全控制了党的机关。这使他可以垄断全党的财力与物力、操纵选举、制造多数和掩盖其政策的派别性与个人性――总之,将他自己的派别等同于党。总的来看,只有约20000人出于自己的选择直接积极地卷入了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①参见本书第一章。
联合反对派正式宣布自己的存在是在7月中旬的一次中央全会上。①在会议开幕不久,托洛茨基宣读了联合反对派的政治声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声明中对他们过去的分歧表示遗憾,并宣布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党从其“机关”的暴君手中解放出来并争取恢复党内民主。反对派将自己的立场确定为布尔什维克左派的立场,要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富农、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它当前最迫切的要求是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政府已经下令停止增加工资,不批准提高工人收入,除非能以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保证。相反,反对派却认为工人阶级的处境是如此悲惨――工资甚至比革命前还低――以至若要提高生产率,首先必须改善工人的命运。他们应该享有自由,可以通过工会提出要求和与工业管理部门进行谈判,而不是被迫服从命令、目睹工会变成国家的驯服工具。反对派还要求实行税制改革。政府不断地从间接税中获得财政收入,其负担照例是落在穷人身上。反对派争辩道,这个负担应当减轻,应让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按照利润交付高税额。②
①这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从7月14日开到23日。托洛茨基档案,《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148―169页。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74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60―275页。E.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共党史》第2卷第394页及以后各页。
②反对派认为,政府从国家垄断伏特加酒经营中获得高额收入,群众酗酒现象包含着它的既得利益,这是十分丢脸的事。由于工厂中酗酒工人的缺勤和频繁的事故,政府作为伏特加酒的生产者所得到的一切,作为工业雇主来说都将失去。政府为伏特加酒的垄断辩解道,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更糟糕的对私酿酒精饮料的消费。这是一个公认的困难问题。反对派建议,政府应当作一种试验,尝试停止垄断伏特加酒一至两年。大多数人反对这个建议。我们还记得,从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周起,布尔什维克就不得不同大规模的酗酒灾难作斗争,这是俄罗斯母亲遗留下来的传统(《武装的先知》第九章)。10年以后,灾难依然存在;它被统治者当作了一个财源并且能让群众在政治上烂醉不醒。
反对派从同样的观点出发对待农业问题。它在这方面也要求实行税制改革,宣称正在执行的农业单一税有利于富农。它主张对大多数贫农和30%―40%的小土地所有者免税,让其余农民缴纳累进税,这将使富农承受最重的负担。反对派又进一步要求实现农业集体化。它并不是提倡强制性的或全盘“集体化”,或者“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它设想的是,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逐步实现长期改革,并通过政府信贷政策及利用工业资源使改革深化。反对派没有一项建议超越了以下要求:对富农提高税率50%;发行实际强制性的粮食公债――这样可使政府加速出口;继续进口工业机器。面对官方强烈的反对,反对派坚持认为,尽管提高工资和减免贫农纳税,但实行新税率和发行粮食公债能使政府增加工业投资基金。
反对派政纲的最高要求是加速工业化。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下,托洛茨基现在再次指责政府在预见与计划方面的无能。官方政策裹足不前,安于“蜗牛速度”,因而工业发展照例远远超过了官方的预计。1925年,钢铁工业和运输业所达到的指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认为在1930年前根本不能达到的。有远见、有魄力的指导能给予国民经济多么大的推动啊!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布同意提高指标与加快速度的提议。但这些决议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它们被沉溺于例行公事的官僚完全忽视了。要打破这种惰性,再没有什么能比提前制定出一个综合具体的五年计划甚至八年计划更有效的了。“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五年计划”,这就是反对派的口号。
反对派越是坚决要求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就越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成了核心的“意识形态”问题。反对派否定民族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认为这是根本违背列宁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它认为,尽管国际革命的传播延迟了,但是党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苏联的前途就在于孤立并事先否定国外革命发展的前景。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如何要进行几十年而不是仅仅几年――那么为什么要断定苏联在这段时间始终是作为一个工人国家而单独存在呢?这正是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主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顽固地坚持党必须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信条接受下来。
党的整个国际路线的危险就在于此。若事先断定苏联只能始终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那无异于放弃国际革命的前途;而放弃这个前途就是拒绝为它奋斗,甚至会妨碍它。反对派坚持认为,通过在理论观念上“取消”国际革命,斯大林和布哈林还企图将它从他们的实际政策中取消。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早就涂上了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种观点的浓厚色彩;因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指出,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正操纵着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不是将它引向自我毁灭,那么起码也是引导它迁就第二国际各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其形式就是“机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共产党在这统一战线中追随着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适应改良主义的立场。这种策略的突出例子就是英俄委员会,这种消极的策略在共产国际最初几次代表大会上就已露头。它产生于两国工会领袖的协议。不论在哪一方面,它都没有、也不能使共产党人同改良主义者群众进行密切接触并影响后者。因此无论在哪一方面,协议都没有也不能推动英国的阶级斗争。反对派争辩道,当英国工联领袖压制产业工人骚动甚至破坏总罢工时,苏联共产党却在培育与他们的友谊,这只能造成英国工人的思想混乱,使他们分不清敌友。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程度差一些)都集中抨击英俄委员会正是默许放弃革命目标的缩影,他们认为这种默许放弃正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必然结果。
托洛茨基在7月全会上所宣读的声明内容几乎没有他或他的伙伴们未曾说过的话。但是他们把这些批评和建议一起写进一份全面的政治声明并联合起来向执政派挑战,这还是第一次。反应十分强烈。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而一次不祥的意外事件更加剧了这种气氛。捷尔任斯基撑着病体在会上极度亢奋地发表了激烈的长篇演说,谴责反对派领袖特别是加米涅夫。他那高分贝的叫喊折磨听众的耳朵长达两个小时之久。当他离开讲台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就在全体委员的眼前倒在了走廊上,当天就死去了。
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反对派关于提高工资幅度的要求。多数派领袖们坚持认为,现在商品短缺,如果不根据生产率而提高工资,就会造成通货膨胀,使工人的命运更加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中央委员会拒绝豁免贫农纳税并将重税强加到其他农民身上。它抵制加速工业化的要求。最后,它重申支持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特别是英俄委员会。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执政派处境狼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斯大林不是依据党的政策,而是依据党的纪律进行反击。
斯大林指控反对派领袖在党内形成一个正式派别,因而违反了已有5年之久的列宁禁令。他将打击目标瞄准反对派的薄弱环节季诺维也夫派。他指责季诺维也夫滥用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职权从自己的总部内推进反对派活动;他指控拉舍维奇和一部分基层反对派成员在莫斯科郊外森林里举行“秘密”集会;最后他扯上了某位奥索夫斯基的事件,此人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反对派应当使自身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在党外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党公开敌对,而不是在党内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去行动。托洛茨基将自己和反对派与这个观点划清界限;但是他指出,如果有些党员对党失去了信心,看不到从内部改革党的希望,那么应受谴责的则是竭力压制各种改革意图的领袖们。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奥索夫斯基开除出党,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部,免去季诺维也夫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①
联合反对派就这样在第一次正式接火中遭到了严重挫败。把它的一个支持者开除出党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罢了,尽管他仅是个无足轻重的“极端分子”。拉舍维奇的降级使反对派失去了军事人民委员部。当然,最严重的打击是季诺维也夫被排除出政治局。由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加米涅夫只是一名候补委员,因此在政治局里前三驾马车中的两位都失去了投票权;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中唯有托洛茨基还保留着其席位。正是由于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里所起的作用,他才能掌管共产国际;而现在他要继续掌管共产国际是不可能的了。斯大林敢将不久前在许多人心目中还是三驾马车的车老大的季诺维也夫罢官,是他格外强大和自信的一个信号。他的行动迅雷不及掩耳,但又刻板地遵守一切法令细节。将季诺维也夫降级的建议被正当地提到唯一有权任命和罢免政治局委员的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并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①参见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79―292页;E.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共党史》第2卷第2部分第10章;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87―190页;《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160―166页。
在这一阶段,从理论上看再没有什么能阻止斯大林褫夺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席位了。但是他还拿不准进一步报复能否同样获得绝大多数票。他意识到表现温和一点儿只能加强他的力量。他通过对反对派零打碎敲逐步培植起一种党内舆论,以便施行那最后致命的一击。同时,他也不在乎反对派的原则宣言和政治声明或它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进行的抗议。反对派领袖所说的话很少能够渗透到党的基层支部去,更难在报刊上披露。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而且执政联盟能保持团结,那么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的纸上谈兵就不会给反对派任何取胜的机会。
因此反对派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即呼吁基层群众起来反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1926年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指示他们的支持者:要使全党注意到他们的共同观点,散发政治声明、传单和“提纲”,并在支部里站出来讲话。反对派领袖们亲自下到工厂和车间向集会群众演说。托洛茨基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莫斯科机车厂和铁路工场举行的大型集会上。但是,反对派领袖从基层造成党内舆论的努力并不比他们从上层影响党的政策的企图更走运。党的机关跑在了他们的前头。它的奸细、狂热分子和挑衅者到处用嘲弄轻蔑迎接他们,用可怕的嘈杂声音淹没他们的演讲,恐吓听众,破坏会场,使听众根本听不清演讲者的话。托洛茨基发现自己面对群众束手无策,这还是30年来的第一次,是他开始他那革命演说家生涯以来的第一次。面对辱弄鼓噪、偏执的嘘声和起哄,他那出类拔萃的辩才、天赋非凡的说服力和高亢洪亮的声音都无用武之地了。而其他演讲者的遭遇甚至更可怕。显然,反对派第一次同心协力诉诸党内舆论的行动遭到了失败。
斯大林马上夸耀说,正是优秀忠诚的基层布尔什维克给了反对派以应有的反击。反对派反驳说,斯大林煽动起来反对他们的人都是一帮坏家伙、流氓无产者以及暴徒无赖,他们不能容忍正直的党员群众接受反对派的观点。斯大林的确是毫无顾忌的;他的奸细用以对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朋友们而发出的叫嚣几乎不可能被误解为“人民的声音”。然而,这并不能充分解释反对派的屈辱遭遇。这批流氓无赖之所以能够破坏大型集会,是因为多数人即使不是赞同他们这样做,起码也是漠不关心的。若是有兴趣的和能自我克制的听众,一般都知道怎样撵走或制止那些企图阻挠他们集中精力听讲的捣乱分子。在那些流氓无赖及其嘘声的背后站着的是沉默的人群,他们是那样驯服和冷淡,因此并不认为值得花力气去维持秩序。归根结底,正是基层群众的麻木才使反对派遭到了惨败。
然而,反对派代表工人利益所提出的如增加工资的要求本来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冷漠的。但为什么没有激起反应呢?执政派在工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的表示。7月他们还断然拒绝考虑这个要求,扬言增加工资将严重损害国民经济。但到了9月,斯大林和布哈林看到他们的政敌正要向基层群众发出呼吁,就抢先允诺为那些收入最低、最为不满的工人群众增加工资。为政策转变而辩护的理由是经济形势有了根本好转,其实在两个月里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好转。反对派取得了部分胜利,但眼睁睁地看着最有力的论据被剥夺了。斯大林开始盗用托洛茨基关于工业化政策的思想时,进一步混淆这个问题。他到那时为止还丝毫没准备去实现全面工业化;但在形成他的决议和声明时,他却从托洛茨基那里抄袭了大量的提法甚至是整段整段的文章。
党的农村政策的主旨也同样是模糊不清的。斯大林硬说执政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不是对待富农的问题,而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反富农的呼声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产生了作用,在干部中激起了对新民粹派的潜在疑虑。布哈林也不再能公开谈论向富农让步的必要。布尔什维克的舆论气候发生了变化:富农再一次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虽然政府一直小心地避免激怒富农,不肯对它课以重税,但也无意做出新的让步。现在不存在提出任何新的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但是情况也并没有改进。官方政策被夹在各种冲突着的压力之间,进退两难,动弹不得。它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它既不能指望因对富农让步而得到好处,也无法指望严格的社会与财政措施产生好处。反对派仍然有强大的基础。但是斯大林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了,他指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党推入与几百万中农的冲突之中,这些典型的俄国农民并不是剥削者,因而他们对私有财产的迷恋是无害的,他们的善意是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本因素。
反对派事实上并没有与中农反目,①也没有要求党对他们施加财政压力――依靠小块自有土地仅足糊口的广大中农不能对解决全国粮食问题做出多少贡献。但是,关于反对派力图牺牲中农的指控却对它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如同1923年和1924年时一样,一帮宣传家再一次把托洛茨基描绘为农民的主要敌人;而且他们补充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感染了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敌意。在党的基层支部中,人们对于指控与反指控无所适从。他们意识到布哈林在向富农讨好,但他们同时至少也不相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诚意。大多数曾扎根于乡村的工人最不愿意与农民发生冲突。他们首先希望的是安全。因为这是斯大林似乎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小心提防着不要把脖子伸给反对派。
①但是反对派声称,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经常把富农划分为中农而低估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势力。
斯大林的力量就在于他的呼吁符合了对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普遍渴望。托洛茨基似乎又一次站在了这种渴望的反面并冒犯了它。群众的消极和对冒险试验的恐惧构成了这场斗争的固定背景。斯大林在为其对外政策辩护时更是变本加厉地玩弄这种消极和恐惧。他再次把托洛茨基丑化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说他将把党拖进最可怕的冒险事业中去。
(斯大林在捍卫英俄委员会时说)托洛茨基的虚张声
势的政策所根据的不是具体的人,不是……进行斗争的具
体的活的工人,而是一种从头到脚都革命的、理想的、没
有血肉的人。……我们都记得,托洛茨基第一次运用这种
政策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时他不签订德俄和
约而虚张声势地反对和约,以为虚张声势就可以把全世界
的无产者发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种虚张声势使我
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
种虚张声势帮助了谁呢?帮助了……那些力图扼杀当时还
不巩固的苏维埃政权的人。……不,同志们,我们不同意
采取这种虚张声势的政策,我们今天不同意,正如我们在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不同意一样。我们不同意,因为
我们不愿意使我们党变成我们敌人手中的玩具。①
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同英俄委员会相提并论,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即使苏联与英国工联的关系直接破裂――由于季诺维也夫的反对,反对派才没有坚持要求这样做――那也不能想象苏联会遭到它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所面临的那种危险,二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布哈林提出的指责听起来更是匪夷所思:1918年他领导的主战派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当问题取决于托洛茨基那一票时,托洛茨基投票赞成和约。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71―72页。
②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一章。
但是谁知道、谁记得那出伟大戏剧的来龙去脉呢?布尔什维克党的记忆是很差的;但要引起它对托洛茨基“英雄主义姿态”的担忧,则是太容易了。
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这样的心情倾听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论的。要他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判断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争论――只要没有陷入歪曲和诡辩的泥塘――是在两派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一派设想能在一个民族自给自足的体系内“建成社会主义”,另一派则认为只有在更广泛的国际分工的环境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文化水平最高的党员才能在这一层次上领会双方论点。基层党员不理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什么坚持认为俄国的国内资源即使丰富得足以取得很大进步仍然不足以建成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他们更不能领悟托洛茨基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深层的论断。他证明说,尽管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可以局限在一国国界之内,但社会主义却不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现,即使在苏联和美国这样领土辽阔的民族国家之内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种国际共同体,因为它认为,从历史上看,社会总是以更大的规模向一体化发展。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时,欧洲克服了它的中世纪的排他主义。资产阶级创造了国家市场;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即使在具有其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也超越了这些界限,这是资产阶级西方所取得的卓越的进步成果。①
①在30年代,托洛茨基从资产阶级西方向经济民族主义的倒退中(特别是在第三帝国专制时期)看到了它衰退的确凿迹象。
在这一点上,作为斯密和李嘉图忠实信徒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
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
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
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
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
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
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
依赖所代替了。①
托洛茨基问道:我们怎么能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闭关自守的和自给自足的民族基础上呢?社会主义所预期的超过资本主义所达到的高技术、高效率、高产量不能通过一种封闭落后的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依赖“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它必须将国际分工推向纵深,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对国际分工的梦想;资产阶级只是断续、无意识地发展它,社会主义则是系统合理地给它做出规划。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反动的:它无视历史发展的逻辑和现代世界的结构。托洛茨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欧洲联邦这个概念,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世界共同体的初级阶段。
不管这个论断的价值如何,它已超过了反对派力图争取其支持的布尔什维克基层群众的认识水平。两年后,拉狄克在流放中反省了反对派失败的原因,致信托洛茨基说,他们是作为宣传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只拘泥于重大的但又抽象的理论,却没有作为政治鼓动家尽量提出一些普遍而实际的想法以激起反响。②
①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②参见拉狄克信函《想好了再做》,1928年(未注明确切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无疑,拉狄克此时是在失败主义者的情绪下写这封信的――他很快就向斯大林投降了,而且他的结论对反对派是不公正的。反对派已经提出过一些实际想法(关于工资、税收、工业政策、无产阶级民主等等的建议),同样没有激起普通党员的反应。但是拉狄克的评论毕竟有某些道理。基层群众感到疲惫、幻灭,并倾向孤立主义。托洛茨基所展示的透彻的历史前途同样不为他们所关心。正如瓦尔加指出的,他们渴望的是一种安慰的学说,它能补偿他们已经做出的和号召他们做出的牺牲。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神话创造的杰作,标志着斯大林主义的整个发展,并且旨在掩盖布尔什维克的诺言和兑现之间的鸿沟。在托洛茨基看来,这种神话创造是给人民的新鸦片,党应该拒绝向人民提供。
(他写道)在它的英雄时代,我们的党无条件期待着
的是国际革命,而不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站在这面旗帜
之下并在纲领上公开声明落后的俄国不可能……单独建成
社会主义,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经历了最严酷的内战年代,
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瘟疫,自愿开展周末重体力劳动
(星期六义务劳动),勤奋学习,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无
数的牺牲。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前线战斗并(在他们的
休息日)自愿到车站装卸木材,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
些木材来建设民族社会主义――他们是为国际革命事业服
务的,苏联堡垒屹然兀立是这个事业的根本;每一根木头
都要用来加强这个堡垒。……时代已经改变了……但是原
则仍然保留着它力量的全部。工人、贫农、游击队员和青
年共产党员用他们直到1925年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不
要新福音书。只有那些看不起群众的官吏、不愿受到打扰
的小管家和党的机关里的寄生虫……才需要新福音书。正
是他们以为……没有一种安慰的学说就无法跟人民打交
道。……工人们懂得,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地狱里是不可能
建成一个绿洲般的社会主义乐园的;他们意识到,苏维埃
共和国和他们自身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国际革命――比起那
些被告知并相信我们已有了“90%的社会主义”的人,工
人们将精神更旺盛地履行对苏联的义务。①
反对派和托洛茨基的不幸是,不仅“小官吏和寄生虫”,而且还有疲惫、幻灭的群众更愿响应安慰的学说,而不愿响应不断革命的英雄主义号召。他们欺骗自己,相信斯大林会给他们提供一条更安全、更容易和没有痛苦的道路。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激起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号召则让头脑简单的人感到,他妄称俄国不能依靠自己并因此认为它的得救最终只能来自革命的西方。这不能不伤害那个已经赢得最伟大革命的人民的自信心――尽管日常生活是那样悲惨,但这种自信心却是相当真实的,哪怕可笑地掺杂着政治上的冷漠。托洛茨基强调古老的俄国观念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怕障碍。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已意识到自身的落后;而十月革命则是他们对这种落后的反抗。但是正像个人一样,民族、阶级、政党也不能永远安于对他们自身落后的尖锐意识。他们迟早要努力压下这种自卑感。若是过于经常地向他们提醒这一点就会冒犯他们;若是故意向他们提醒这一点就会激怒他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护士们淡化俄国的落后,为之巧辩,或者干脆否认它。②他们告诉人民,没有别人帮助他们也能实现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社会主义。斯大林似乎要开辟的那条道路不仅是更容易、更安全的道路――还是一条社会主义选民的道路,是几代民粹派所梦想的、俄国特殊革命使命的道路。的确,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准摩西式的信念似乎是在彼此对抗:托洛茨基主义坚信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斯大林主义则美化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途。由于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衰弱一次次地显示出来,这两种信念哪个能赢得更普遍的同情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①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67页,英译本作了部分改动。
②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著作中,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状况的观点中。波克罗夫斯基当时是正统的斯大林派历史学家。
尽管对西方革命抱着充满希望的信念,但是一般来说,托洛茨基比他的政敌更能以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国际时事。他的革命理想主义并没有妨碍他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去探讨外交领域或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定形势。但是就其本质来说,他这方面的活动和他对国际事件所作的权威性的观察和分析并不能打动基层群众,他们愈益(或被引导着)以一种虚无主义态度来看待围绕着他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氛。
问题被争论所采取的那种特有的学究式的方式搞得更混乱了。作为比较,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世纪文献中神学家关于一个针尖上究竟能站多少天使的争论,或者回顾一下犹太法典中关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听到托洛茨基说,推进俄国社会主义的最好方法是促进国际革命,而又听到斯大林回答说促进国际革命的最好方法是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其中微妙的差别简直让他摸不着头脑。双方争论时都是根据列宁主义的正统原则,那些用以压倒托洛茨基的正统原则是三驾马车首先确立的,他们也确实成功地将之强加于他了。从那时以来,这种正统愈益周密、严格和精微了。如同许多种正统一样,这种正统为了执政派的利益而利用所继承学说的道义权威,用以掩盖这个学说并未给新问题提供明确答案这一事实并重新解释它的教义,它还用来扼杀各种异议或怀疑以及训练信徒。如果试图从列宁著作中寻求对当代问题的解答,那是徒劳的。这些问题在几年以前还大都没有出现或仅仅露了个头;即使对于列宁本人曾经处理过的问题,也只能找到互相矛盾的解答,因为列宁是在不同的条件和互相矛盾的环境下处理那些问题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党的领袖们利用列宁权当政治表达方式的那些词句并把它们当作神学教条。他们还引用列宁在争论中给同志们起的生动绰号,把它们当作教皇的诅咒。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愈是善于独立思考,愈是富有创新精神,就愈可能从列宁的著作和通信中拣出给他起的绰号――唯有那些看风使舵者和溜须拍马者用不着担心这类争论。列宁的影子就这样被召来,被用于迫害他那些现在领导着反对派的朋友和学生。反对派也竭力用列宁的影子回敬执政派。反对派断言,篡改列宁学说是它的政敌的罪过,而反对派则努力要把党带“回到列宁主义”。
不错,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反对派强烈要求回到列宁主义的正统:列宁曾经反复讲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甚至直到1924年也是这样说的。①
①对列宁立场的详细说明和分析可参阅本书作者所著《列宁生平》一书。这里只简单举出列宁的几句话就够了:“……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是不可能完成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任务的。”列宁是在十月起义3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这番话的。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第2页(1928年俄文版――但在后来的版本中,加重点的几行被删去了)。在内战最终结束后,他又一次宣告:“我们一贯并反复给工人讲……我们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于革命向至少几个更先进国家的传播。”他在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0页。
如果斯大林和布哈林能自由坦率地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就应该说:在列宁生前,问题还没有以现在这种方式提出来,他去世后俄国革命的孤立更加明显了,因此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过时了,他们有权抛开神圣经文而提出他们的新学说。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没有这样坦率地提出问题。他们也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正统所束缚着。他们不愿以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面目出现,虽然他们的确是。他们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不得不把它说成是从列宁学说中合法推导出来的,而且还说是列宁本人所发展的思想。由于列宁著作毕竟包含着大量有利于反对派的证据,布哈林和斯大林就必须将党的视线从这些证据上转移开,把争论变成没完没了的、稀奇古怪的狡辩和吹毛求疵,使基层群众迷惑不解,恼火透顶,最后厌烦得要死。要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来表达这种执迷的罗唆和无法形容的单调,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争论所具有的这种风格却是事件的精髓:罗唆和单调在这出政治戏剧里具有明确的作用。它们扼杀了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和工人对争论问题的兴趣,使他们感到,这些问题只跟那些故弄玄虚的教条主义者有关,却跟老百姓不相干。这样就剥夺了反对派的听众,而使执政派能借“使徒式的打击证明他们学说的正统”。
当反对派提醒党记住它在列宁时代讨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那种自由空气时,反对派“回到列宁主义!”的号召同样是对牛弹琴。这种提醒是双重性的,因为尽管布尔什维克几乎直到列宁时代的末期确实一直享有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同样确实的是,列宁在晚期也宣布了对派别集团的禁令,严重剥夺了这种自由。看来,反对派为了自卫就应当谴责这条禁令是有害的,或至少是过时的,并要求取消它。但是此时的反对派也被正统的罗网缠住了,不敢大声反对禁令,因为在禁令的背后有列宁的权威。1924年,托洛茨基甚至与他的朋友们反目,只因其中有几人鼓吹党内结派自由。①
①参见本书第二章。
两年后,尽管他指出,这条禁令是为一个享有表达自由的党制定的,而在一个噤若寒蝉的党内,不满情绪和不同政见必然会趋向采取宗派形式;但是他仍然视禁令有效。因此,联合反对派虽然将自身组成一个固定派别,却没有勇气捍卫其行动;这种三心二意使它变得加倍脆弱。斯大林反驳说,唯有伪君子才会一方面号召回到列宁主义而另一方面又藐视派别禁令和作为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铁的纪律。他得出结论,中央委员会决不允许派别活动不受惩罚:对于反对列宁主义党性观念的人,在布尔什维克队伍内不能有他们的位置。
反对派在支部里遭到的挫败和斯大林高悬在它头顶上的开除威胁在它内部造成了混乱。幻想轻易取胜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泄了气。他们的失败意识因悔恨而加深。他们后悔不该发动支部去反对中央委员会,因而急于撤退以取得敌人的谅解。他们同时还对流行于反对派激进边缘的思潮感到不安,那些人断定,党已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布哈林手中而不能接受任何独立观点,它已经僵化、无可救药了,反对派应该吸取失败的教训,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党。这原来是那些来自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普遍观点,现在也开始在托洛茨基派中间传播开来――据托洛茨基说,拉狄克也倾向于这种观点。①“新党”的鼓吹者力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为其立场辩护,他们争辩说:旧党正处于“后热月政变”阶段,已经“背叛了革命”,不再代表工人阶级说话,变成了官僚分子、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先锋。有些人认为,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是工人国家了,因为它的官僚集团已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抛弃了穷苦人,窃取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和1794年及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所干的一样。因此,反对派必须努力推翻官僚集团,正如巴贝夫及其平等会密谋推翻后热月政变的法国资产阶级一样。
①《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160―163页。
无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苏联热月政变”是应该防止的危机,而不是既成的事实;革命尚未结束,官僚集团并不是新的统治阶级或占有阶级,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只是长在工人国家躯体上的寄生物。由于其社会成分和政治成分的驳杂,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财产权之间,官僚集团最终可能屈服于新经济政策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新富农,并跟这些力量联合起来,摧毁公有制,恢复资本主义。但是只要这一切还没有发生,十月革命的基本胜利果实还完整无损,苏联在本质上就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旧党就仍然与过去一样是革命的保卫者。因此,反对派不应当与它决裂,而应当认为自己仍属于这个党,并以无限的忠诚和决心捍卫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
照此推论,反对派是不能在党外寻求支持的。但是又不允许它在党内寻求支持。这就是无法解决的两难处境。一眼就能看出,反对派为了保全自己在党内进一步行动的机会而不得不让出阵地,特别是在斯大林暗示开除之后。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对此并不完全一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忠于旧党看得高于一切。他们绞尽脑汁地想怎样在斯大林完全控制了党的机关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斗争。他们要求休战,愿意声明从今以后遵守派别禁令。他们已准备解散他们所建立的组织派别,也就是解散作为一个派别的反对派。他们急于跟“新党”的拥护者划清界限,并将与那些怀疑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的人断绝往来。的确,他们准备将他们与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主要问题搁置起来,至少是暂时搁置起来。他们的大多数支持者看来也同样急于打退堂鼓。托洛茨基派则具有更强的战斗精神,其中的激进分子同情地倾听着为新党辩护的主张。
托洛茨基力图将反对派从这股逆流中挽救出来。为了阻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跪倒在斯大林面前,他愿意在让出阵地这个问题上多少迁就他们。他们达成协议,他们将联合声明愿意解散作为一个派别的反对派,并与“新党”的鼓吹者划清界限;但是他们也坚决重申反对派的原则和批判;他们将继续反对执政派,无论是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他们所在的其他委员会里。
1926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向政治局提出休战建议。斯大林答应休战,撤回开除威胁;但又提出了一些条件。只是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各方才接受了反对派提出的声明。的确,反对派是在没有撤回它的任何批评并明确重申它们之后才宣告它承认中央委员会决议对它的约束力、停止一切派别活动并与前工人反对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以及所有主张建立“新党”的人划清界限的。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又进一步与那些宣布与俄国反对派团结一致而被本国共产党开除的外国团体和个人断绝了关系。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87―190页。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特别与德国的路特・费舍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法国的鲍里斯・苏瓦林断绝了关系。
反对派心情沉重地接受了这些条件。他们心中明白这无异于屈膝投降。尽管它重申了它的批判,挽回了面子,但已是前途渺茫,没有希望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实际上放弃了他们再次向基层党员呼吁的权利。他们承诺只在党的领导集团里讲自己的观点,而且也预先知道照例会被否决,他们的声音能传到基层的只是微乎其微,甚至毫无可能。他们用自己的手造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试图向支部呼吁而给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又不能让基层支部知道他们被赶回中央委员会所造成的;他们已经中了圈套。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因为与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集团划清界限并与他们在国外的某些支持者断绝关系而削弱了反对派。他们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就是默认斯大林和布哈林最初指责他们是对的;他们承认派别禁令是有效的和必要的,就是赞美斯大林抽在他们身上的皮鞭。
把这一切沉重的责任背在自己身上并暴露了反对派的弱点之后,他们就无法再保住他们所提出的休战了。他们的声明是10月16日登在《真理报》上的。但只过了一个星期,在10月23日,休战就不剩丝毫踪影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一天开会讨论即将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议程。一个多少非争论性的议程已经准备就绪;但是,无疑是在斯大林的煽动下,中央委员会突然决定增加一个关于反对派的特别报告,由斯大林来做。这就不能不重揭旧疮疤。托洛茨基提出抗议,要求多数派中央委员遵守休战条件。但中央委员会仍然执意要斯大林准备他的报告。
为什么斯大林刚同意休战就来破坏它呢?他显然是想利用他的优势,趁反对派撤退时击溃它。也可能是宣布休战两天后所发生的某件事激怒了他。10月18日,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列宁遗嘱――这是列宁遗嘱完整而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首次披露。一年前他在《列宁逝世之后》一书中曾公布过摘要;我们记得,托洛茨基与他断绝了关系,并在政治局指示下否认了遗嘱的真实性。斯大林现在不可能再次否认,但他肯定疑心伊斯特曼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受到托洛茨基的鼓励。这种疑心并非毫无根据。年初,反对派一位密使确实将列宁遗嘱的文本带到了巴黎,交给苏瓦林,苏瓦林则鼓励伊斯特曼把它发表出来。伊斯特曼写道:“我认为这不仅是苏瓦林个人的决定,而且也是整个反对派的想法――我应该是发表遗嘱的人。一个理由是,我作为托洛茨基的朋友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个理由是,莫斯科无数有良知的人因为托洛茨基否认我的著作而不安。”①
伊斯特曼的猜测无疑是正确的。在“莫斯科那些不安的有良知者”中,没有人能比托洛茨基更不安的了。托洛茨基曾否认过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并与伊斯特曼断绝了关系,是因为当时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们都不想被重新卷入斗争旋涡并由此招来报复。但是在他组成联合反对派重启争端后,他有一切理由想弥补那走错的一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正是他们两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要求公布列宁的遗嘱并利用以后的一切机会不断重申这一点。他们跟托洛茨基一样宁愿列宁遗嘱在《真理报》上公布。但这是连想也不用想的,因此他们就几乎毫不犹豫地设法让国外一家重要的资产阶级报纸把遗嘱登出来――不管怎样,列宁遗嘱既非国家机密,也非“反苏文件”。当然,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在形式上他们犯了破坏纪律的错误。文件副本是联合反对派在最得意的时候送到国外的,旨在通过遗嘱的公布获得外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时也在苏联国内造成有利的影响。然而,遗嘱公布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已遭到惨败和要求休战,并与国外的支持者断绝了关系。10月2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时,这一轰动一时的揭露已充斥着世界各国的报纸;这无疑恶化了中央委员会内的气氛。多数派决定不顾休战而痛挞反对派。
两天后,在政治局里掀起了一场风暴。斯大林正提出他要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作的关于反对派的报告“提纲”。他攻击反对派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要求它的领袖承认观点错误并且将其撤回。②
①引自伊斯特曼致本书作者的信。
②斯大林的报告“提纲”刊登在10月22日的《真理报》上,即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05页。
托洛茨基又一次抗议斯大林破坏休战,指责他背信弃义,并警告多数派说,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正在采取的行动路线必将以遭到全面排斥而告终。他愤怒地指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相残杀的倾轧,是党的最终毁灭,并给革命带来致命的危机。然后他面对斯大林,指着他斥责说:“你这个第一书记已经把自己摆到革命的掘墓人候选者的位置上了!”斯大林脸色铁青,站起身来,起初努力控制着自己,继而冲出会场,砰地把门撞上了。会场立即大乱,这次会议有许多中央委员是偶尔出席的。次日早晨中央委员会就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宣布季诺维也夫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这样,实际上而非名义上免去了他的共产国际主席之职。这一切事件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同一天开幕的代表会议。
反对派陷入了一片极度的混乱中。它已经让出这样多的阵地,结果一无所获。它曾抛弃了思想同情者和盟友,承认自己违反1921年禁令的错误,号召它的组织解散――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斗争的激化。而它的所得却是被卷入了更残酷的斗争,并且由于绑住了自己的手脚而遭到新的打击。它内部的不和在加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埋怨托洛茨基毫无必要去招惹斯大林、激怒多数派,而且恰恰是在反对派力图平息风波的时刻。连一些托洛茨基派成员也对托洛茨基如此猛烈地抨击斯大林感到惊恐。托洛茨基的妻子就此事描写道:
一天下午,穆拉洛夫、伊万・斯米尔诺夫、还有其他
一些人来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的家里,等候列夫・达维多维
奇从政治局开会回来。皮达可夫先回来了。他脸色苍白,
哆嗦着,端起一杯水一饮而尽,然后说道:“你们知道我是
闻惯火药味的,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简直是糟
透了!列夫・达维多维奇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斯
大林永生永世也不会饶恕他!”皮达可夫心烦意乱,以至说
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列夫・达维多维奇终于走进了餐
厅,皮达可夫向他冲去,问道:“您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说呢?”列夫・达维多维奇摆了一摆手,没有理会这个问
题。他当时精疲力竭,但仍很镇静。他已经向斯大林喊出
了“革命的掘墓人”……我们都清楚这个裂痕是无可弥补
了。①
这一幕是以后那些事件的预兆:一年之后,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抛弃了反对派。谢多娃肯定地说,即使是那时托洛茨基就已深信,俄国国内外“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来临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筋疲力尽,党被窒息了,反对派失败了。他始终坚持反对斯大林,但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尊严和与他的同志们保持一致,而不是出于信念。
①引自塞尔日《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180―181页。其中有不少重要片段是谢多娃执笔的。她描述这次事件发生在1927年;但是她把日期弄错了。1926年10月,布哈林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提到了这次事件;而且引述了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掘墓人”的词句。《联共(布)第十五次党的代表会议》第578页。
由于反对派领袖中有些人消沉失望,他们决定再作一次挽救休战的尝试:他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将不再攻击执政派,只限于自卫发言。在会议进行的9天里,他们整整7天对敌人没有回敬一个字,而敌人们则自始至终为他们的失败而兴高采烈,挖苦他们,并力图把他们拖进争论。在第7天,斯大林终于发动了长达好几小时不折不扣的攻击。他为斗争定下了自己的调子,回顾了季诺维也夫关于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首敌的所有讲话和托洛茨基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十月革命的工贼”的苛评,并以此揶揄他们给予对方的“彼此大赦”。他兴高采烈地描绘反对派的失败,并说它只是因为失败才谋求休战以赢得时间拖延覆灭。但是党决不能给反对派以喘息的机会:“党的任务是,对反对派仍保留的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不管它们用什么‘革命的’词句掩饰着”,直到反对派放弃它们为止。斯大林还不厌其烦地罗列托洛茨基的生平事实来证明托洛茨基至今一直顽固地对抗列宁思想,并奚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最后,他谴责反对派煽动党反对农民,谴责反对派的超级工业化主张将使“千百万工农群众贫穷化”因而并不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式更好。斯大林及其同伙们――强迫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未来发起者――宣称,他们只赞同这样的经济发展形式,即能够立即促进人民的幸福,使国家免除社会动乱;他以此名义号召代表会议“团结一致地回击反对派”。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80―320页。
当反对派领袖们终于站到讲台上时,代表们发现他们回答斯大林时的调子各不相同。第一个发言的是加米涅夫,他句斟字酌并且语气谦卑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徒劳地想磨钝争论的锋芒。他抱怨斯大林的背信弃义,休战还不到两星期就发动粗暴的攻击。他试图把自己和季诺维也夫从“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的罪名中开脱出来。他说,他们与托洛茨基的联合只是出于一定的和有限的目的,如同列宁经常做的一样。他再次提到列宁的遗嘱以及列宁对党内分裂的担忧;但是他的话只能在听众席上引起一阵哄笑。于是他半是警告半是自我安慰地冲口说道:“同志们,随便你们怎么指责我们吧,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中世纪!决不能让宗教法庭重演!你们不能指责(我们)……我们呼吁对富农实施高税率,希望帮助农民并同他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你们也不能用企图掠夺贫农的罪名来指控(我们)。你们不能把我们烧死在火刑柱上。”①正好10年之后,加米涅夫就坐到了宗教法庭的被告席上。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486页。
接着,托洛茨基站起来作了他生平最精彩的演说之一。他语调温和,但内容却是深刻犀利的,层次结构的逻辑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纯熟境界,充满着幽默――但同时也暴露出他当前弱点的主要根源:坚定不移地信赖欧洲革命。他为整个反对派辩护,但是也为自己辩护,仿佛一举就掀掉了在代表会议上向他劈头盖脑压过来的歪曲和侮辱的大山。他受到过各种指控,如制造恐慌、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他的论据只是从事实和数字出发的;而“算术从来不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如果提到工业品短缺就是制造恐慌,那么难道不能关注本年度工业只完成计划的75%的事实吗?斯大林给托洛茨基扣上失败主义的帽子并抓住所谓他“害怕丰收”这一条不放,理由是,他曾经说过:只要国家的工业品短缺,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存在,而不管是丰收或歉收。不幸的是,最近一次收成比预料的还要糟糕。农民的社会分化迅速扩大。所有这些困难暂时还不是灾难性的,但是这种兆头必须及时加以注意。反对派曾要求对富农课以重税而贫农可以免税。这个要求不管是对是错,但“里面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呢?”反对派不同意有利于富农的信贷政策――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它赞成适度提高工资――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它不接受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重新获得稳定的观点――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也许,反对派批评英俄委员会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吧?
他回顾了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同列宁的亲密合作、特别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给予列宁的支持,而人们硬说他希望终止这个新经济政策。他被指责为“不相信”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难道他没有写过这样的话吗?――“我们所拥有的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优势,使我们在未来几年中不但有可能把工业发展系数提高到战前每年6%的两倍或三倍,甚至还可以提得更高,如果我们正确地利用这优势的话。”①的确,他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是不断革命论的倡导者。但是不断革命论被人为地夸大了:应对这个理论负责的只是他一个人,而不是整个反对派。作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让步,他补充说:“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早已进了档案馆了。”可是他的批评者说什么呢?他们抓住这个理论不放,说他在1906年时就预言革命后城市集体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与农民个人主义发生冲突。难道他们没有活着亲眼看到这个预言被证实了吗?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冲突他们才宣布新经济政策的吗?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以及其他地方,“中农不正是用海军大炮跟苏维埃政府对话”的吗?批评者抓住这个理论不放,说他预言革命的俄国会与保守的欧洲发生冲突。难道他们睡过了那些干涉的年头吗?“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活着,正是因为欧洲毕竟不是以前的欧洲了。”
①这的确是后来在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增长率(托洛茨基在这里引用的是他在1925年出版的小册子《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里的一段)。到了1930年,斯大林竟然要求每年增长率为50%!参见本书作者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21页。
但是,革命幸存下来这件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同农民和资产阶级西方的冲突不再重演;这也不能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据。的确,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新的冲突,而若是他们仅以“蜗牛速度”前进并且背弃国际革命,那么就将在更恶劣的条件下面对这些冲突。布哈林写道:“争论围绕着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完成这个建设……?”托洛茨基反驳道:“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能撇开国际事务(笑声)。你可以在一月的天气里光着身子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如果你撇开气候和民兵的话(笑声)。但是我担心,气候或民兵却不会撇开你……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革命获得了这种……自给自足呢?”
托洛茨基在这里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俄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欧洲将会发生什么事?迄今为止他们全都同意列宁的这种看法,即俄国“最低限度需要30到50年时间”才能实现社会主义。①欧洲在这些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在此期间革命在西方取得胜利,那么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确认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就必然从以下三种可能的假设之一出发:第一个假设是,欧洲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停滞不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彼此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但这样的局面几乎不可能保持40年甚至20年。另一个假设是,欧洲资本主义可能有一个新的上升时期。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资本主义还能繁荣昌盛,如果它的经济和文化还能欣欣向荣,那就意味着我们来得太早了,”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将在劫难逃。“……一个上升的资本主义将……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技术和其他手段,可以窒息、扼杀我们。在我看来,这种暗淡的前途会被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所排除。”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建立在这种假设上。
①斯大林否认这是列宁的观点(《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页),但是他拿不出任何否认的根据。
最后,人们还可以假定,在这30年到50年过程中欧洲资本主义可能走向衰落,但是工人阶级却表明没有能力推翻它。托洛茨基问:“你们能这样设想吗?”
请问,为什么我要接受这种假设,它除了是关于欧洲
无产阶级的阴暗的毫无根据的悲观主义外,什么也不是;
我们为什么同时还要培养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即以为用
我们一国孤立无援的力量就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我假定
欧洲工人阶级在40年或50年过程中不能夺取政权,那么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不
出有任何理论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可以设想。我们和我国农
民一道实现社会主义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要容易。
……即使今天我仍然相信,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靠欧
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建设的
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或不应全力以赴地前进。
……假如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哪怕它已经
产生官僚主义畸变;……假知我们不认为我们正在建设
社会主义;假如我们不是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源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假如我们不坚信能取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
那么我们当然不配站在共产党的行列中……。
他还谈到有关反对派要建立另一个党并力图唤起工人阶级去反对现行国家的谣言。但这并不是它的目的。这不过是要人们警醒:斯大林的背信弃义和不择手段的方法――新近的例子就是他撕毁休战协议的方式――必然在党内造成真正的分裂,导致两个党的斗争……。①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05―535页。
会议代表的敌意中混杂着崇敬,他们屏息静气地听着他的话,即使他在最戏剧性的时刻中断发言并请求允许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大会一再延长了他的发言时间。他态度克制而又有说服力,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动摇或软弱。紧接着托洛茨基之后走上讲台的是拉林,他说出了大多数代表的心声:“这是我们的革命富有戏剧性的插曲之一……革命正在超越它的某些领袖。”①
在听取季诺维也夫发言时,代表们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他进行了一番哀怨的辩解,竭力讨好他们。代表们对他报之以粗鲁的蔑视和敌意,把他哄下讲台,甚至不让他谈论他所主持的共产国际的事务,根本不管他们还须投票决定“撤销”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务这一点。②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35页。拉林直到1914年都属于孟什维克的极右冀,1917年夏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然后与托洛茨基保持友好关系。他对1923年反对派的态度是暧昧的;后来他加入了斯大林派。
②以下逐字引用的季诺维也夫发言的最后部分:“同志们,我想就这个集团(即联合反对派)说几句。我想说几句(听众打断他的话:你已经说够了……够了!嘈杂声)。我想就这个集团和共产国际说几句话……(嘈杂声:够了,够了!你早就该说这件事,而不该说别的事!),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们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季诺维也夫刚谈过这个问题)不是重要的问题吗?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就这个问题要讲3个钟头呢?……(嘈杂声、抗议声)现在我只要求10到15分钟,使我可以谈一谈这个集团和共产国际的问题。(啥杂声,叫喊声:够了!)同志们,你们知道,党决定停止我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会场上一片叫喊声:这事早已决定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决定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是不给我5分钟时间谈谈共产国际的问题,你们难道是公正的吗?(嘈杂声,叫喊声:够了!会议主席摇铃。)同志们,我请求你们再给我10到15分钟讲完这两个问题。”(主席要求表决,压倒多数的人反对给季诺维也夫延长10分钟。)同上,第577页。
一个人若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大小会议和比较一下其中的争论趋向,就会为执政派对待反对派的那种恶毒和粗暴而震惊;他几乎能亲身体验到那卑鄙而残暴的手段是如何随着一次次会议而不断升级,发展到疯狂的地步。有些事件事实更是具有极荒诞的效果:对反对派的一些最粗俗的和报复性的攻击和对斯大林的一些最肉麻的吹捧正是出自这样一些人之口,他们要不了几年就会憎恨他,成为他的过迟的批评者,并成为他的可怜牺牲者而被消灭掉。那些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以其狂热行为而大出风头的人中有加马尔尼克,他是未来的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图恰切夫斯基审判案前夕被指控为叛徒而自杀了;还有瑟尔佐夫、丘巴尔、乌格拉诺夫,他们全都死于“破坏者和阴谋家”的罪名之下;甚至还有前民主集中派的奥辛斯基,他现在宣称信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照样作为“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而结束了他的一生。但是,在这方面的表演上没有一个人能胜过布哈林。不过数月之前他还同托洛茨基友好来往。现在他如同季诺维也夫两年前一样站到了斯大林的身边,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反对派,为其失败而雀跃、自吹自擂、威胁恫吓、煽风点火、冷嘲热讽,为党内那些最坏的家伙推波助澜。可亲的学者仿佛突然变了个样子,思想家变成了流氓无赖,哲学家变成了凶手,丧尽了他的良知和远见。他颂扬斯大林是自耕农的真正朋友和列宁主义的捍卫者;他向托洛茨基挑衅,要他当着会议代表的面重复他在政治局里说过的关于斯大林是“革命的掘墓人”的话。①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78―601页。
他嘲笑托洛茨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时的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仅仅是由于党“扼住了反对派的咽喉”。他说,反对派呼吁他们防止因分裂而造成的“悲剧”,而这个警告只会让他,布哈林,感到滑稽。他在一片笑声中高声说:“才三个人离开党――这就是整个分裂了!”“这是闹剧而不是悲剧。”他这样对加米涅夫的自我辩解嘲讽说:
加米涅夫走过来……说:“我,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
携起手来,正像列宁曾与他携起手来并信赖他一样。”人们
只能用捧腹大笑来回答他:他们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列宁!
我们看得很清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用一种很古怪的
方式信赖托洛茨基的(长时间的笑声,鼓掌声)。他们是这
样“信赖”他的,就是让他骑在他们的头上(哈哈大笑,
鼓掌声),而且加米涅夫……尖叫着:“我信赖托洛茨基。”
(大笑)不错,完全像列宁一样!(笑声)。
用不了两年,布哈林就要“依赖”被斗败了的、屈服了的加米涅夫,在他耳边恐惧地窃窃私语说:斯大林是新的成吉思汗。①
①参见本书第六章。
而此刻布哈林却踌躇满志、洋洋自得、断章取义和哗众取宠地引用列宁的话,又攻击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英雄主义姿态”与对农民的敌意,攻击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财政理论”;而且再三颂扬他和斯大林的政策是稳定、可靠和审慎的并能确保同农民的联盟。他说反对派“惊呼”富农的强大、农民暴动和城镇饥荒的危险,它无非是想用怪物来吓唬人民。党不能原谅他们“关于苏联热月政变的废话”,除非他们低头忏悔、承认错误并且恳求道:“请原谅我们反对列宁主义的精神、形式和实质的罪孽吧!”他在一片疯狂的喝彩声中继续讲下去:
说吧,坦率地说吧:托洛茨基错了,他竟然宣称我们
的国家不是一个充分的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你没有勇气
站出来痛痛快快地这样说呢?……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告诉
我们列宁对待反对派如何宽大。……列宁没有驱逐反对派,
正是因为在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两票赞成他。……是的,
列宁懂得他的工作。当一个人只能凑足两票时,谁还试图
去驱逐反对派呢?(笑声)但是当你获得全票支持,只有
两个人反对你,而且这两个人还嚷着什么热月政变时,你
就得好好考虑驱逐的问题了。
与会者为这种犬儒主义的表演而兴高采烈,一片欢腾。斯大林在会场中喊道:“干得好啊,布哈林,干得好,干得好。他不是在同他们争论,而是在宰他们!”①
怎样解释布哈林这种奇怪的、几乎是可怕的表演呢?无疑,他打心底恐惧反对派所鼓吹的政策。他害怕他们会挑起与农民的冲突;他没有看到,正是他本人和斯大林的政策才会导致这种冲突。尽管反对派力量软弱,无法取代执政派,但是它的力量仍然足以迫使斯大林派改变立场。确实,在这次会议上,看来是布哈林派在执政派联盟中占了上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三个主要报告。然而,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对反对派掉以轻心。布哈林本人现在在农村政策问题上不得不十分谨慎――他不再公开向富农呼吁了。他看到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批评愈益敏感并乐于整页整页地剽窃他们的著作。斯大林已向加速工业化的要求让步;这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也可以看出来。布哈林宁愿执政派联盟站稳立场击败反对派,而不必借用他们的观点把问题搞乱。他担心反对派的压力把党推得太远。他一想到这会把党驱向同农民的血腥冲突就“浑身不寒而栗”。因此,他在此时甚至比斯大林更渴望使官方政策从反对派的间接影响下摆脱出来。他拼命缠住斯大林,不让他做出更多的让步;他不惜纵容、唆使斯大林使用暴力和阴谋,希冀反对派的失败能确保国内和平。对于他来说,为了这一点,即使是以牺牲一切才智、风格和面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01页。
攻击之凶猛也是由于处境的为难和复杂。斯大林犹豫不定是否应该采取他两年以后将采取的那种罪恶措施。斯大林派发言人也在指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唆使党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例如,在摧毁私有农业中将起到非常重大作用的卡冈诺维奇声称:“他们的道路是掠夺农民之路,是一条罪恶之路,不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多么强烈地抗议这一点――这就是他们的口号。”①反对派又一次撞到了一党制的墙上。当它要求一党制内的自由时,便受到危及一党制本身的指控:布哈林和斯大林断言它要另建新党。莫洛托夫的发言虽然词不达意,却能击中要害。在抗议高压政策时反对派发言人重提那段历史,即甚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列宁仍然允许左派共产主义者出版毫无顾忌攻击自己的报纸。对此莫洛托夫回答说:“在1918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报纸,甚至立宪民主党人也有。但是当前形势根本不同。”②这话是要再次证明,布尔什维克不准别人享有自由,他们自己也无法享有自由。卡冈诺维奇重新提起托洛茨基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为反对工人反对派而说过的话。托洛茨基当时说,党员谈及自己的同志和领袖时用“你们”和“我们”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不管动机如何,他们这样做就是把自己置于同党对立的地位上,企图利用党的困难帮助那些竖起喀琅施塔得旗帜的那些人。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37页。
②同上,第671页。
卡冈诺维奇质问道,“那么,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您当时有权利对犯了错误的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说这些话(而且这些同志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告诉您,你们正踏上喀琅施塔得之路?……”①
被拖进对托洛茨基的猛攻中的不仅是喀琅施塔得和工人反对派的幽灵,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也亲自加入进来。反对派曾由于斯大林的坚持而声明跟他们断绝关系,斯大林又竭力以威逼利诱使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承认错误、表示忏悔和谴责反对派。然后中央委员会兴高采烈地广播了他们的悔过书,并且宣布饶恕他们。这两个人曾劝联合反对派抛弃对一党制的忠诚,以旧党内的一个派别自行组建新党。但是,面对他们自身被开除出旧党的威胁,又受到联合反对派跟他们划清界限的刺激,他们便向斯大林投降了。他们的悔过是斯大林第一次成功的威逼的结果,这为后来其他多次忏悔投降开了一个先例。在代表会议结束之前,斯大林又给了反对派另一个沉重打击:他宣布克鲁普茨卡娅已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断绝关系。②莫斯科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斯大林以暗示列宁私生活上的丑闻向克鲁普茨卡娅讹诈,据说他声称“我要指定另一个人做列宁的遗孀”。但更合情理的原因在于,克鲁普茨卡娅之所以退出反对派,是因为她害怕看到她丈夫所创建的党陷入四分五裂。由于克鲁普茨卡娅曾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她的变节给反对派造成的损害更大。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38页。
②同上,第754―755页。
最后,斯大林挑拨外国共产党领袖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德国共产党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曾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整个国际的名义向托洛茨基表达过崇高的敬意,列宁当时已经病重。现在,她代表外国共产党领袖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划清界限,谴责他们给共产国际带来了危机和为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效劳。她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即使笼罩在反对派领袖名字上的光环也不足以赎救他们。……这些同志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不会被人忘记。他们的事业和功绩已载入革命史册。我不会忘记他们。但是……还有比个人事业和功绩更伟大的东西。”①
反对派一败涂地。代表会议批准将反对派的三位领袖开除出政治局,并且威胁说,倘若他们敢再挑起争论的话,就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制裁。
此时联合反对派所面临的处境和1923年反对派失败后所面临的处境很类似。正式裁决对他们不利,他们必须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斗争下去、冒着最终全部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呢,还是承认失败,哪怕是暂时的失败呢?反对派的两班人马反应各不相同。季诺维也夫派准备忍气吞声。但这并非易事,因为争论尽管在形式上已经结束,但是官方对他们的攻击仍然有增无减。各家报纸一面声称只谈代表会议的决议,一面又以最恶毒的攻击充斥着版面,不给被攻击者以任何答辩的机会。反对派的基层群众因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付出代价:他们或者失业,或者被流放,待遇比流放犯好不了多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好采取最温和的消极抵抗方式。他们急于保护自己的追随者,就建议他们实行韬晦之计,必要时甚至可以否认他们跟反对派的关系。这样的建议只能使反对派丢脸,并使接受建议者丧失斗志;他们开始变节和悔过。
相反,经过类似考验的托洛茨基派却清楚,无所作为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忍气吞声是毫无指望的。托洛茨基本人在11月底写的日记摘录中重温了这次考验。②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98―707页。
②参见1926年11月26日写的札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他比在公开场合或中央委员会里更加坦率地为自己分析了反对派的困境。他接受失败。他把它不仅归因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官僚集团的威胁恐吓,而且也归因于群众的消极与幻灭,他们原来对革命期望过高,现在感到自己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就对早期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和理想产生了抵触。年轻人一踏上政治舞台,就发现自己处于监护之下,发挥不出任何批判才能和政治判断力。执政派利用普遍的消极和对安全的渴望,拿不断革命的怪物来吓唬人民。托洛茨基在正式讲话中总是强调领导集团与基层群众之间的对抗,但私下里承认,领导集团的思想和口号迎合了基层群众的感情需要,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对抗,而反对派却与普遍的情绪背道而驰。
那么该怎么办呢?托洛茨基在沉思。屈从于群众的反动情绪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做法。只要他们的阶级自觉性还是模糊的,革命者就应当作好在群众中陷于孤立的准备。但这种孤立不会很久,因为现在正是过渡与危机时期;而在苏联国内外,革命力量还会高涨。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到反对派竖白旗投降或动摇不定的时候,尽管形势对反对派不利。革命者必须战斗下去,不管他的命运是像列宁那样结束――活着看到他的事业胜利,还是注定遭受李卜克内西那样的命运――以生命去殉革命事业。托洛茨基在个人笔记里和与友人谈话中都暗示过这两者必居其一。尽管他没有放弃“像列宁那样结束”的希望,但看来他内心深处早已准备承受“李卜克内西那样的命运”了。
(维克多・塞尔日回忆道)我不相信我们会胜利,而在
心里我更确信必败。当我被派到莫斯科,向列夫・达维多维
奇转交我们小组的信件时,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我们坐在
租让委员会宽大的办公室里谈话……那时他的疟疾正在发作;
他皮肤蜡黄,嘴唇苍白。我告诉他,我们太弱小了,在列宁
格勒召集的成员不超过数百人,而我们的现点在工人群众中
唤起的只是冷漠。我感到他对这一切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但
是他作为一名领袖,不能不尽到他自己的责任。而我们作为
革命者也不能不尽到我们的责任。如果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除了鼓起勇气去迎接失败……之外,还能干什么呢?①
1926―1927年的冬天过得比较平静。反对派因内部不和而更削弱了。托洛茨基竭力避免使他与季诺维也夫的伙伴关系破裂;由于季诺维也夫的惊慌失措,联合反对派正在为这种动摇不定的统一付出代价。12月,反对派领袖们甚至抗议斯大林企图在莫斯科党支部中把他们拖进新一轮争论。②当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了俄国党内的局势,反对派只好重申它的立场。托洛茨基不得不为他的过去辩护,他抗议把“传记方法”应用于党内争论,并展示了他与列宁的关系史,旨在向头脑闭塞的听众证明“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不可调和的对抗只不过是神话”。③
①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16页。
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致斯大林和政治局,1926年12月13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托洛茨基借此机会颇有启发性地说明了他直到1917年时对列宁的态度。他谈到了“内心抵抗”,正是这种“抵抗”使他越来越靠拢列宁。他最终格外真诚和彻底地接受了列宁主义。他把自己的情况同弗兰茨・梅林作了对比。梅林只是在作为自由派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斗争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尽管这样,或者说正因为这样,梅林的信仰才是不可动摇的,并在晚年为此献出了他的自由和生命,而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老近卫军”却抛弃了这面旗帜。参见托洛茨基档案12月9日声明。另见《斯大林伪造学派》第85页。
执行委员会批准从外国共产党中把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清除出去,其理由是他们否定苏联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托洛茨基声明说,反对派一贯反对它的任何持有这种观点的外国支持者。苏瓦林被开除出党,他一半是听之任之的;他为罗斯默和莫纳特辩护,这两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他的政治盟友,创建并领导了法国共产党,现在却被驱逐出了这个党。①但是除了这些次要的政治干扰外,他默默度过了冬天,一面编辑他的全集,一面“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①除此之外,托洛茨基还过问了政治局的一项决定,当时政治局准备派皮达可夫去加拿大完成一项贸易使命。托洛茨基指出,皮达可夫在内战时期曾领导过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这项使命对于他是危险的,因为加拿大有不少乌克兰移民。皮达可夫因为“曾是被判死刑的俄国可敬公民”而刚刚被拒绝赴美国。托洛茨基致奥尔忠尼启则,1927年2月21日。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除了进行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论证外,他主要关心的“理论问题”就是“苏联热月政变”了。在反对派队伍内部以及它的国外同情者中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混乱的。有些人争辩说,苏联革命已过渡到热月政变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时将官僚集团看作是已经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并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一个新阶级。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托洛茨基,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常有这种情形,当某种历史类比成为一种政治行话时,争论各方对他们所援引的先例都是一知半解;托洛茨基自己也在不断地修改他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现阶段,他将“苏联热月政变”定义为根本性地“向右转”,在对革命普遍的冷漠和幻灭这种背景上,它可能出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毁灭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托洛茨基根据这个定义得出结论,起码现在谈苏联热月政变还为时过早,但是反对派提出警告却是有理由的。“热月政变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群众已经厌倦并感到幻灭。不过,导致复辟的根本性地“向右转”还没有出现,尽管趋向它的“热月政变力量”已经积聚了巨大的能量。
倘若不是托洛茨基现在形成的观点部分地决定了今后几年他自己的行为和反对派的命运的话,倘若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激起了各派一种莫名其妙的狂热的话,本来是没有多大的必要在这里探讨这场颇为深奥的争论的。这的确是斗争中似乎最无理性的现象之一。一个反对派成员只要在随便什么党的会议上说出“热月政变”这个字眼儿,马上就会点燃愤怒的火焰,听众立刻就群情激愤,尽管多数人对它仅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热月政变者是雅各宾主义的“掘墓人”,反对派以此攻击执政派正在进行反对革命的某种密谋。这个微妙的历史口号甚至触怒了有教养的布哈林派成员和斯大林派成员,他们明白,它的含义远不那么简单。反对派争辩说,搞热月政变的人并没有故意去破坏雅各宾主义和葬送第一共和国――他们只是出于消极和迷惑而无意识地做出这种事的。同样,苏联的热月政变者在干同样的事时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种比喻折磨着许多布哈林派成员和斯大林派成员的思想,损害了他们的信心。这使他们想到了革命中无法控制的因素,他们不断地却又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因素;这使他们感到他们已经或可能成为各种广泛的、敌对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手中的玩物。
许多布尔什维克很不舒服地感到这大概是真的。他们不论属于哪一派,都被反对派变出来的幽灵吓坏了。这就是所谓的“死人抓住活人”。当一个布哈林派成员或斯大林派成员矢口否认自己与热月政变有任何相似之处时,他并不坦然自信,而是怀着一种怨恨,受着内心彷徨的折磨,布哈林正是以这种心态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谈到反对派“关于热月政变的不可饶恕的废话”的。他对反对派的狂怒有助于他抑制自己的恐惧。在反对派眼里,热月政变的幽灵正在莫斯科街头游荡,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翱翔,或在国庆纪念集会上和游行时站在列宁陵墓上的政治局委员中间。这种书呆子式的历史回忆所勾起来的狂热激情就从孕育并发展着一党制的荒谬的政治气候中喷发出来。布尔什维克感到与自己的工作――革命已经疏远。他自己的国家和他自己的党凌驾于他之上。它们仿佛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跟他的思想和意志没有多大关系,而他必须服从它们。国家和党对于他来说就像一股盲目的力量,它是突发的、无法预测的。当布尔什维克将苏维埃变成“政权机构”时,他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全都曾经坚信他们已经建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清澈透明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空前地密切,人民群众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前所未有地畅所欲言,直接行使自己的意志。但是几年过去了,再没有比一党制更不透明的了。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的全部透明度。没有一个社会阶级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任何阶级的意志都成了未知数。统治者和政治理论家们不得不去猜测它,并愈益经常地受到猜错事件的教训。因此,当社会各阶级看来要行动时,并且在关键时刻真正作为巨大的力量行动起来时,就出乎意料地从各方面压迫着党。党内集团与个人不知不觉地被推向最意外的方向。在人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思想、意志与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间到处都出现了或重新出现了断裂――政治行动的“主观”与“客观”方面之间的断裂。现在再没有比确定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更困难的了。执政派和反对派都在黑暗中摸索,既与现实的危险作斗争,又与想象的危险作斗争;既追逐彼此的实体,又追逐着彼此的影子。他们不再实事求是地看对方,而都将对方看作是神秘的社会实体和具有隐蔽与邪恶的潜在力量,必须加以译解并使之无害。正是这种与社会的脱离和彼此间的疏远使执政派宣称反对派是社会异己分子的代理人,使反对派声言执政派背后站着热月政变的各种势力。
那么都是哪些势力呢?托洛茨基回答:富农、耐普曼、官僚集团――总之,所有对资本主义复辟感兴趣的阶级和集团。工人阶级仍然依恋“十月革命的成果”,无疑是反对热月政变的。至于官僚集团,托洛茨基期待着它在危机时刻发生分化:一部分支持反革命,另一部分捍卫革命。他把党内分裂看作是这种分化的间接反映。右派与热月政变者靠得最紧;但还不必把二者等同起来。布哈林为私有者的辩护体现了热月政变者的愿望;但布哈林派是真正的热月政变者抑或仅仅是他们不自觉的帮手――他们在危机时刻会不会重新站到革命一边来,这一点还不清楚。根据这种看法,只有左派即联合反对派才在党内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和纯粹的社会主义纲领;它是反热月政变者的先锋队。中间派亦即斯大林派还没有任何纲领;尽管它控制着党的机关,却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只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搞平衡,并寄生在两者的纲领上面。一旦中间派与右派联合起来,就会为热月政变铺平道路。但中间派将在必遭灭亡的热月政变中一无所获;因此,面临反革命的威胁,中间派或它的大部分将依附于左派,在左派的领导下反对苏联热月政变。
不必超越我们的叙述去指出事变在多大程度上证实或否定了这种观点。①在这里只要指出托洛茨基从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就够了。简单地说,在任何情况下他和他的同志们都不应该与布哈林派结盟反对斯大林。托洛茨基证明说,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条件下,反对派甚至必须准备同斯大林结成联合阵线反对布哈林。在任何联合阵线中都要坚持下述条件:反对派决不能放弃它的独立、它的批评权利,必须坚持党内自由。按照那条著名的策略公式,左派和中间派应当兵分两路,联合作战。当然,反对派暂时还没有机会实施这条原则: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还分享着政权,保持着统一。但是托洛茨基毫不怀疑他们很快就会散伙。他的策略原则就是在他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以便形成新的组合,使反对派能够指挥所有的“反热月政变者”,包括斯大林派。在后来的几年里,反对派的所有行动都是服从这条原则的:“同斯大林联手反对布哈林吗?――是的。同布哈林联手反对斯大林吗?――决不。”
①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和《流亡的先知》。
若从降临在所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派别和集团身上的不祥命运来看,这个由托洛茨基负主要责任的策略决定显然只能是一种愚蠢的自杀行为。托洛茨基以为由无能的布哈林体现的这个热月政变的幽灵,看来不过是对历史过度想象的虚构。如果一个对后来事件了如指掌的人思索到托洛茨基关于“危险来自右派”(即布哈林派)这一含有诸多焦虑的警告以及他对斯大林力量的明显低估时,很可能会为这个素以先知式远见著称的人在这个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短视和盲目而惊愕。然而,单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是片面的。托洛茨基的决定也必须被放在他所处的环境背景上来认识。新经济政策正处于高潮,对资本主义复辟感兴趣的各种势力愈益活跃,到那时为止谁也想不到将对新经济政策下产生的资本主义采取暴力镇压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托洛茨基不可能想当然地知道苏联社会里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会有这样的结局。他所看到的热月政变的幽灵毕竟有一半现实性。1917年之后过了8年甚至10年,复辟的可能性仍不能被排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自然感到他的首要责任是绷紧全部神经、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复辟。这就决定了他的党内策略。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为复辟铺平道路,那么这肯定出于布哈林,而不是出于斯大林。在这样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只能得出结论:反对派必须有条件地支持后者,反对前者。这样的结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个传统认可左派和中间派结盟反对右派,而认为左派与右派针对中间派的任何联合都是不符合原则的、不能允许的。因此,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据马克思主义概念来判断,托洛茨基的立场有它的逻辑性。他的不幸就在于,后来事变超越了这个逻辑,并且证明这是反对派自我毁灭的逻辑。这的确是托洛茨基的悲剧,他捍卫革命的过程也正是他政治自杀的过程。
* * * * * *
1927年春天,党内斗争的火焰又一次燃烧起来。这次斗争是同到那时之前从未提出过的一个问题相联系的,但从此以后这个问题却自始至终都是斗争的中心,直到联合反对派最终被开除出党并解体为止。
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
大约在这个时期,中国革命进入最严重的危机时刻,该危机是自从列宁时代结束以来发展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很早就把眼睛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运动上,相信这些运动能构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战略后备力量”。列宁与托洛茨基都确信,如果切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为它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料并使它能获得额外利润的投资机会的殖民腹地的关系,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必将从根本上遭到削弱。1920年,共产国际声明把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方解放运动联合起来。但是它只限于提出原则声明,而联合的形式以及促进联合的方法却付诸阙如。它承认亚洲各国的独立斗争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也承认那些国家的农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资产阶级都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却不想明确界定亚洲反帝运动与其自身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或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对待本国反帝资产阶级的立场。
要解决这些问题为时尚早。十月革命对东方的影响刚刚开始。它的力量和深度还无法衡量。在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中,共产党刚刚开始建立;工人阶级数量很少,而且缺乏政治斗争传统;甚至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也仍然处于形成阶段。只是在1921年,以几个宣传小团体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才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在大会刚一开过、纲领刚刚制定、组织初具规模时,莫斯科就催着它设法跟国民党友好合作。国民党正沐浴着孙逸仙如日中天的道义权威。孙逸仙本人渴望通过联俄加强他的力量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他也准备在笼统的、“超阶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要求后者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的领导并支持国民党。他同列宁的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但他发现更困难的是让中国共产党按他的条件同他合作。①
①这些篇页里的叙述说明主要根据的是布伦特、舒瓦茨、费尔班克:《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毛泽东选集》;MN.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陈独秀:《致党的一封公开信》(《战斗报》l930年);《斯大林全集》;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唐灵黎:《中国革命内幕》;《布尔什维克》合订本、《国外通讯》和《革命的东方》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是由陈独秀领导的,他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先驱,中国第一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毛泽东出山之前中国革命最杰出的人物;他作为策略家、实际工作领导人或组织家要比毛泽东逊色,而作为一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却胜过了毛泽东。陈独秀是那场反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的伟大运动的创始人。这个运动发轫于他身为其教授的北京大学,它的强大压力使北京政府拒绝在承认西方列强特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主要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那些马克思主义宣传小团体得以发展,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创建之日起,直到1927年末革命的整个危急时刻,他都是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从一开始就对他的党从莫斯科得到的政治建议抱有疑虑。他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又担心过分密切的联盟将妨碍共产党形成自己的特性;他宁愿他的党首先站稳脚跟后再同国民党携手并进。但是莫斯科固执地要他打消顾虑;而他既没有毛泽东那种强烈个性,也没有毛泽东的灵活;毛泽东在同样情况下从不对莫斯科的政治建议表示反对,总是假装接受,然后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从不跟莫斯科真正闹翻。陈独秀坦率,软弱,缺乏自信;这些品质注定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在每一关头都能坦率地表示他对莫斯科政策的反对;但是他却不能坚持下去。一旦受到否决,他就屈从于共产国际的权威,违反自己更合理的看法,去执行莫斯科的政策。
早在1922―1923年,有两个人对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以及为斯大林和布哈林所遵循的政策奠定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中的重要人物,这就是越飞和马林―斯内夫利特(Maring―Sneevliet)。①越飞曾作为列宁政府的特派使者与孙逸仙谈判并签订友好条约。他因急于完成使命而向孙中山保证说,布尔什维克无意于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将利用自己的影响确保中国共产党按照孙逸仙的条件与国民党合作。他这样做无疑越出了他的权限。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他的创议下,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接触,开始讨论加入国民党的条件。但孙逸仙的条件是僵硬的,谈判因而破裂。
①马林―斯内夫利特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印尼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他密切相关,他还是荷兰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在以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30年代,他成为托洛茨基的热忱信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荷兰被占领区领导一个抗战小组,后被纳粹枪杀。
这一年晚些时候,马林回到中国,告诉陈独秀及其同志们,共产国际坚决指示他们加入国民党,不论条件如何。陈独秀不愿执行这个指示,但当马林抬出国际共产主义的纪律原则时,他和他的同志们就屈服了。孙逸仙――后来的蒋介石也一样――坚持共产党不得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必须遵守它的纪律――否则他就要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并视他与俄国的联盟为无效。1924年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把孙逸仙的条件放在心上:它保持着独立性,本能地执行共产党政策,因而招致了国民党的不满。
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壮大起来。1925年,伟大的“五卅运动”席卷华南,共产党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发动了对西方租界和商行的抵制,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广州总罢工。运动势如破竹,国民党的领袖们惊慌失措,力图扑灭它,遂同共产党发生了冲突。后者意识到内战即将来临,渴望放手大干,于是向莫斯科请示。1925年10月,陈独秀建议让他的党退出国民党。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这个计划,警告中国共产党要尽量避免内战。苏联军事顾问和外交顾问鲍罗廷、布柳赫尔①等人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里工作,负责装备和训练他的军队。当时实际指导着苏联外交事务的布哈林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有夺取政权的可能;他们两人都急于保持苏联与国民党的联盟。共产党影响的日益壮大威胁着造成这个联盟的破裂,因此他们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现状。
①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90―1938)苏联元帅,苏共党员,历任师长,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远东特遣军司令等职,1924―1927年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化名加伦。——译注
莫斯科因此催促陈独秀及其中央委员会放弃对“爱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革命农民运动,放弃对孙逸仙主义的批判,这个主义自孙中山死后就被奉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布哈林和斯大林又引申出一套理论,即在中国开始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能以社会主义为其目标;国民党所依赖的反帝资产阶级还起着革命作用;因此共产党的责任是同它一致,不能做任何冒犯它的事。为了进一步证实他们的政策具有理论上的根据,他们引证了列宁在1905年阐述过的观点:在直接反对沙皇专制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应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举这个例证不太适合或并不适合中国的局势:列宁和他的党在1905年并没有试图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去反对沙皇专制――相反,列宁不厌其烦地申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即使是试图联合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也没有幻想去接受由资产阶级支配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和纪律。正如托洛茨基后来指出的一样,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政策不仅是对1905年布尔什维克立场的拙劣模仿,甚至是对孟什维克立场的拙劣模仿。
然而所有这些理论上的诡辩只有一个目的:从思想上美化莫斯科的政策,并安抚对此深感不安的那些共产党人的良心。这个政策的机会主义到了1926年初表现得愈加触目惊心:共产国际将国民党吸收为它的准会员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飞黄腾达的蒋介石将军选为名誉委员。斯大林和布哈林以这种姿态表明他们对国民党的“友好”,逼迫中国共产党就范。3月20日,蒋介石在“世界革命总参谋部”选举他为名誉委员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就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反共政变。他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司令部的各个岗位上清除出去,禁止他们批评孙逸仙的政治哲学,并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出其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党员名单。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在苏联顾问们的压力下只得同意了。但是,由于坚信蒋介石正在策划反对他们的内战,他们急于组建起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去对抗他的军事力量,倘若有必要的话;他们请求苏联援助。广州的苏联代表们断然否决了这个计划,拒绝一切援助。陈独秀又一次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权威。①莫斯科各大报纸对蒋介石的政变未加只字评论――甚至连事件本身也没有报导。政治局唯恐事态复杂化,就派了“前民主集中派”布勃诺夫到中国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并去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它的革命义务就是为国民党提供“苦力服务”。②
①陈独秀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从已经运到的支援蒋介石的弹药中至少提供5000支步枪给共产党,使他们能武装广东的暴动农民。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
②引自陈独秀的公开信。
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中国问题似乎一直处于俄国党内争论之外。这个事实值得加以强调是因为:它澄清了庸俗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说法,即反对派从一开始就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卖中国革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抵制。不错,托洛茨基早在1924年初就对这个问题抱有疑虑了。他曾就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国民党这一点在政治局里阐述了他的批判观点;在后来的两年中,他又在某些场合重申过他的观点。但是他这样做几乎是偶然的。他并没有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深入它的核心。他发现他在政治局里是孤立的――所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支持现行的中国政策――因此他没有试图在中央委员会这个更广泛的讲坛上重申他的反对意见。在1924年至1926年的3年中,看来他没有一次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共产国际委员会上谈到过中国问题。不管怎样,他一次也没有公开暗示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分歧。他似乎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重视远远不如他对英国问题甚至波兰问题上的政策的注意和重视。他显然没有清楚意识到席卷中国的这场风暴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政策上所面临的危机的规模及严重性。
早在1926年时,托洛茨基更关注的是苏联对中国的外交动向问题,而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问题。他主持一个专门委员会――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及时向政治局提出建议,以供苏联外交使团在中国采用。除了托洛茨基在1926年3月25日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外,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很少为人所知。①由于他对这个报告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可以断定他基本上是同意的。委员会严格按照外交要求提供它的建议,没有涉及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问题。当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力图打破中国现状时,委员会指示了苏联外交部门在此现状中他们所应持的立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号召全国政治统一,即推翻盘踞北方的张作霖政府,并把革命从南方推向北方。托洛茨基委员会估计中国将会继续分裂;它的建议似乎是让分裂延续下去。这时蒋介石已准备开始他的伟大的北伐战争。在笼罩着苏联远东边境线的一片混乱中,托洛茨基的委员会并不是着眼于推进革命,而是想确保苏联政府的一切可能的利益。因此委员会建议,苏联外交使节应该谋求使南方的蒋介石政府与北方的张作霖政府之间暂时的妥协和势力范围的划分。
托洛茨基后来强调说,在政治局讨论该报告时,斯大林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即苏联军事顾问应该劝阻蒋介石进行北伐。委员会拒绝了这个修正建议,但以更笼统的措词建议苏联驻中国使节劝蒋介石“保持克制”。政治局主要关心的是确保苏联在满洲抗衡日本侵略这一地位。因此委员会建议,苏联驻华北特使应鼓励张作霖采取一种在俄日两国之间搞平衡的政策。莫斯科还无力消除日本在满洲的影响,又不相信国民党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它愿意接受日本在南满的优势,只要苏联继续保有它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并能控制北满地区。对于这项极可能挫伤中国人爱国热情的安排,委员会敦促苏联特使要“谨慎巧妙”地作舆论准备。政治局的动机是错综复杂的。它既关心着满洲,又担心蒋介石的北伐招致西方列强空前大规模地干预中国事务。它同时怀疑,蒋介石准备北伐是转移革命目标,是吞并和驱散南方革命力量的手段。
4月,政治局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但是就在此刻,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完全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个问题必须独立于苏联外交方面的考虑:同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府――甚至旧军阀政府――打交道是外交界的事;但是革命者的职业却是推翻它们。他抗议将国民党招收到共产国际中来。他说,孙逸仙主义是歌颂阶级调和的,与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名誉委员,是开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玩笑。最后,他重申了他原先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的反对。①政治局里的所有委员,包括正着手组织联合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一次为有关中国共产党事务上的官方行为辩护。这次交锋也是偶然的。它发生在大门紧闭的政治局里,而且没有任何结果。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33页。
此后,在1926年4月直到1927年3月底的整整一年里,不论托洛茨基还是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再提起这个问题(只有拉狄克除外,他自从1925年3月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以来不得不向困惑的中国学生解释党的政策,因请求指示而令政治局不胜“厌烦”。然而他只是徒劳一场,因而表露了些微不满)。而这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最关键性的一年。7月26日,即政治局讨论托洛茨基的委员会的报告4个月之后,蒋介石不理睬“克制的劝告”,发布了北伐进军令。他的军队推进的神速大出莫斯科的意料,他们挺进华中极大地激发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华北及华中各省纷纷起义,反对张作霖政府以及支持这个政府的堕落腐朽的军阀。城市工人是这场政治运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共产党占据着优势地位,它领导并鼓舞了各地的暴动起义。共产党员站在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萌生出来的工会的最前列,在解放了的城镇里得到群众的热情支持。蒋介石的队伍推进所到之处,受到沿线农民的欢迎,他们指望在军队的支持下起来反抗军阀、地主、高利贷者,准备剥夺他们的财产。
蒋介石被革命浪潮吓住了,企图遏制它。他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镇压工会,派出讨伐队镇压农民,征集粮食。在他的司令部与共产党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敌对情绪。陈独秀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事件时,要求让他的党最终有权退出国民党。他仍然赞成国共两党反对北方军阀和西方列强代理人的联合阵线;但是他坚持说对于他的党最迫切的事是:摆脱国民党的纪律束缚,恢复行动自由,鼓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支持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作好跟蒋介石公开冲突的准备。陈独秀从国际执行委员会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拒绝。布哈林把他的要求斥为危险的“极左”异端。在1月的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以中央委员会报告人的身份重申在中国只能“维持唯一的民族革命阵线”,因为中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当前客观上正起着革命的作用……”。①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27页。
他继续说,在当前条件下,共产党很难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农民利益与反对农村暴动的反帝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共产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证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一致;他们必须抛弃分裂国民党的任何尝试。①耐心、慎重,这就是口号――特别是当革命气氛也感染着国民党、导致它的“激进倾向”、“削弱它的右翼”的时候。
不久之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讲话时也赞扬蒋介石的“革命军队”,要求共产党完全服从国民党,并且警告他们不要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有任何建立苏维埃的企图。②
表面看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国民党向左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11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盟,蒋介石的对手汪精卫所领导的左派集团登上前台,还有两名共产党人任农运部长和劳工部长。新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但是国民党的右派远远没有被“削弱”。蒋介石仍然握有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并且加紧为他的独裁做准备。在新政府里真正被削弱的倒是共产党。农运部长在竭力遏制农村暴动的浪潮,而劳工部长则不得不忍受着蒋介石的反劳工法令。③从莫斯科来的每一位新特使都安抚中国共产党:在布勃诺夫离去之后,1926年底,杰出的印度共产党领袖M.N.罗易也带着这项使命来到武汉。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28―29页。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21―334页。
③M.N.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413页及以后各页。哈罗尔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十四、十五章。
1927年春天,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的蒋介石又发动了另一次政变,从此开始明目张胆地反革命,而这时政治局却还在鼓吹同国民党的联合。政变发生在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是在西方列强及其停泊在港口的军舰控制下的国中之国。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上海前不久,上海工人起义推翻了旧政权,控制着整个城市。孤立无援的陈独秀再一次向共产国际司令部呼吁,极力让他们明白事变的重大意义――这是亚洲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起义,并要求把他的党从国民党约束下解脱出来。然而他和他的同志再一次被迫重申效忠于国民党,同时把上海的控制权让给了蒋介石。困惑而又遵守纪律的共产党放弃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他们的援助,接受了这些指示,放下武器投降了。4月12日,就在他们起义胜利后仅仅3个星期,蒋介石下令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上海工人倒在了血泊中。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人被迫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神圣利己主义的祭坛上献上了他们的一份祭品,这种利己主义被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提到了原则的高度。这学说的潜藏含义是用上海街头工人的鲜血揭示和写就的。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他们有权牺牲中国革命,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为了巩固苏联的利益。他们竭力避免采取任何这样的行动方针,即可能刺激资本主义列强反对苏联,打扰它得来不易的脆弱的和平与安宁。他们对其中国政策的设想是出于他们形成其国内政策同样的心理,即相信明智的第一信条是,处理一切国家事务时太平无事,一步步小心地向前走。他们在国内安抚“富农”,同样的逻辑也促使他们在中国极力讨好国民党。的确,他们指望中国革命也以蜗牛速度发展,正如布哈林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一样。
犹如历史上常见的那样,这种令人厌恶的、似乎可行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既然跨上了革命和反革命的龙骑,又想用蜗牛速度爬行,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但布尔什维克花了多年时间好不容易才为苏联赢得了喘息机会,机会一经赢得,他们又想竭力让它无限期延长下去;因此他们切齿痛恨一切可能中断或缩短这个喘息期的事情。在国内,凡冒与农民冲突危险的政策都有可能中断它;在国外,激进的共产党政策也可能中断它。执政派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发生;因此,他们几乎无动于衷地以牺牲中国革命来延长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喘息时机。①
只是到了1927年3月31日,即上海大屠杀之前的两星期,沉默了一年的托洛茨基才抨击了政治局的中国政策。②他曾含蓄地反对过这个政策及其前提,这是不容怀疑的。他原先反对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反对共产国际授予蒋介石以名誉委员,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本人2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发展起来的思想观念使他片刻也不能接受斯大林和布哈林力图为他们的政治战略辩护的理论依据。他们的观点是,由于中国的造反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放弃它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结盟。再没有比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这种观点更远离他所倡导的不断革命论了。托洛茨基的整个思想体系使他必然持这样的观点: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是合而为一的,犹如它们在俄国合而为一那样;工人阶级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是革命作为一场无产阶级运动而迎来无产阶级专政,或是革命完全失败。
①斯大林曾试图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下一次中国革命(1947―1949),但是那场革命声势浩大,使他无可奈何;而且毛泽东也从陈独秀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
②参见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那么他为什么在那重大的一年里保持沉默呢?当然,大部分时间他在生病;他深深地陷入一大堆国内问题和欧洲共产主义事务中;他被卷入一场寡不敌众的斗争中,必须精心策划反对派的策略;在1927年头两个月之前,他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中国问题上――他的私人文件说明了这一点。他并未意识到政治局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多么勉强地执行政治局的指示。他对陈独秀提出的许多呼吁和抗议一无所知――斯大林和布哈林将它们作为秘密文件封锁了起来;他也得不到在莫斯科与广州或武汉之间来往的其他机密通讯。当他终于掌握了比一般新闻更多的消息时,他不禁震惊了,并在反对派的领导核心内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他发现即使在那里他也是孤立的。
直到1926年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没有什么谴责官方政策的意思。他们拘泥于1905年“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认为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将自身局限在资产阶级的任务和反帝任务之内。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最得意的时候,肯定在推行这个政策以及压制陈独秀的抗议等方面起了作用。但当托洛茨基将不断革命论运用于中国问题时,即使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看来还有皮达可夫和拉柯夫斯基,也都退缩了。①他们全都认为,在社会发展比俄国更迟缓的一个国家里,是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只是当托洛茨基威胁以个人名义提出问题并不惜为此造成反对派的实际分裂时,而且只是当工人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点愈益明显之后,以及当斯大林和布哈林阻碍中国革命早已远超过“老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学说的范围时,反对派领袖们才同意在中央委员会里展开关于中国问题的论争。即使这样,他们也只准备反对官方政策,而不是反对它的基本前提。他们只愿意抨击斯大林和布哈林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民党镇压罢工、游行示威和农民起义的同谋犯所持的那种过分热衷的态度;但是他们却仍然坚持要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坚持认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不可能导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自相矛盾、自趋失败的态度,因为一旦承认了共产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那么指望他们不为此付出代价就等于打自己的嘴巴了。
①参见托洛茨基在1928年致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只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愿意进行这场新的论争,托洛茨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在1927年头几个月里,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仍须设法调解他们的分歧;直到3月底,他们才确定了进攻的共同立场。他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新的危险的冒险。托洛茨基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暗淡前途。3月22日,即上海工人拿起武器、蒋介石军队开进上海的那一天,他在私人文件里写道:“中央委员会里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将把问题化为派系斗争,而不是认真讨论它。”不管怎样,问题必须提出来,因为“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危在旦夕时,怎么能保持沉默呢?”①
事实是,反对派着眼关注中国革命问题,不但为时太晚,而且还有许多思想保留,这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反对派的基础。在未来几周内将导致大崩溃的那种政策至少已经执行了3年之久,现在想在两三个星期里把它扭转过来是办不到的。即使托洛茨基决心“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危在旦夕时”不再沉默,但那颗“头颅”已经受到蒋介石的铁锤打击了。当反对派指责斯大林和布哈林应对此负责时,他们却反问道,在这漫长的三年里,反对派到哪儿去了?它为什么一声不吭?②他们振振有词地指出,这些批评家们的义愤是假的,反对派一直在寻找争论时机,现在抓住了中国问题,“就像一个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这些反驳的话倒并非是完全冤枉他们的。斯大林进一步揭示出反对派态度的抵牾,并尽量利用托洛茨基与他的同志之间的分歧。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件事实:反对派的批判即使是迟到的、半心半意的,但毕竟是合理的。至于托洛茨基本人――在这命定的几周内,他每天都以他全部的勇气和毅力为在紧急关头扭转政策而斗争。他对局势的分析像水晶般清澈透明;他的预言准确无误;他的警告犹如震撼人心的警钟。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21、25页。
后人只能惊异于这几个星期以及这一年剩余的日子里堵塞执政派视听的那种固执的恶意与刚愎自用,就在这一期间,中国正发生急剧的变化,托洛茨基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起码要挽救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以使之免遭灭顶之灾。但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蔑视他的建议,这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部分是由于他们想证明托洛茨基是错的。当事变证明他是正确的并导致了新的灾难时,他们就慌乱而又半心半意地转向他所赞成的方向,但那时已经太晚了;于是又如同以往那样,他们千方百计地把指控诬蔑之词泼向托洛茨基主义,以便为自己辩解。
在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托洛茨基的某些干预。在他3月31日致政治局的信中,他一方面抱怨得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特使的报告,一方面指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高涨正是这一阶段革命的主要特点。他质问道,起码在上海和汉口这样主要的工业中心,为什么党不号召工人去选举苏维埃?为什么不鼓励农民革命?为什么不建立起义的工人与农民的最紧密的合作?他坚持说,唯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免遭反革命军事政变的危险。
3天以后,即4月3日,他出面驳斥《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这篇社论强调当前的迫切问题是“进一步发展国民党的势力”。①
①《共产国际》l927年3月18日。
托洛茨基回答,这恰恰不是迫切的问题。国民党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立即把工人和农民组织到工农委员会里。他每天都在抗议加里宁、鲁祖塔克以及其他人的讲话,他们在讲话里断言,中国社会各阶级都“把国民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党并愿意全心全意地支持国民党政府”。4月5日,即在上海危机前一星期,他强调指出,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准波拿巴式的或法西斯式的政变,只有工人委员会才能挫败他。这样的工人委员会亦即工人苏维埃,首先应该作为对国民党政府的制衡,然后经过“双重政权”阶段,成为起义机关和革命政府。4月12日,即在上海大屠杀那一天,他还在撰文严厉驳斥《真理报》上的一篇颂扬国民党的文章――作者马尔丁诺夫当了20多年的孟什维克极右分子,只是在内战过后几年才加入共产党,现在却成了共产国际中的一个人物。几天之后,托洛茨基写信给斯大林,再一次要求让他看到来自中国的机密报告,然而只是一番徒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4月18日,即上海大屠杀之后一星期,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局请他跟其他苏联领导人一样在送给蒋介石的相片上亲笔签名,作为友谊的象征。他轻蔑地拒绝了,并痛斥了共产国际官员及其指使者。①
就在这时,有关上海大屠杀的报告送到了莫斯科。至今每个人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辩解仍记忆犹新。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反对派的批判还不为公众所知――仅有某些党的干部、共产国际官员和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知道这次论争。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竭力缩小事态,把它们说成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偶然挫折。②但是他们不得不去修改他们的政策。同蒋介石的“联盟”已经破裂,于是他们指示中国共产党更紧密地依附于“国民党左派”,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
①这里所引用的往来信件均引自托洛茨基档案。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33―234页及以后各页。
国民党左派暂时与蒋介石不和,他们急于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莫斯科则欣然承诺,并让陈独秀及其同志保证一如既往地阻止“挑衅性”的革命行动和服从汪精卫的纪律。①
托洛茨基断言新政策只不过是较小规模地重蹈错误覆辙。他指出,必须鼓励中国共产党最终采取激进政策、组成工农委员会和全力支持华南的起义农民,因为在那儿蒋介石鞭长莫及,他们仍可以有所作为。当然,他看到了革命行动的机会已经急剧减少:尽管官方竭力轻描淡写,蒋介石的政变毕竟是从革命向反革命的“根本转折”,是对城市革命力量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又认定,蒋介石并没有将分散而又捉摸不定的农民运动镇压下去。农民将继续进行要求土地的斗争,这迟早会再次推动城市革命的复兴。②共产党必须全力投入农民运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最终与国民党决裂――不管它是“左”的还是“右”的――而奉行自己的方针路线。季诺维也夫派不同意这一点。他们宁愿让中国共产党一直留在国民党左派里;只是希望他们在那里执行一种独立的政策,与汪精卫对抗。反对派根据这些方针在许多声明中论述自己的主张,但没有一次公诸于世。
①参见《斯大林全集》有关“提纲”,中文版第9卷第199页。中国共产党在它4月底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勉强接受了这种立场。参见陈独秀的公开信。
②参见《蒋介石政变后中国的局势和前途》一文(写于1927年4月19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反对派重新抨击中国政策使执政派大为光火。他们的处境相当狼狈,因为他们政策的无用从未被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他们的领导人从未如此可耻和荒唐地丢尽了脸。大约这时,另一个较轻的挫折使他们更加尴尬。英俄委员会破裂了:英国工联领袖撕毁了协议。在外交领域,英国与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官方政策上另一个巨大希望也烟消云散了。但是,执政派却尽量利用这种情况转移人们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堵塞所有讨论。他们发出关于战争危险和军事干预的叫嚣,制造公众恐慌和民族危急的气氛,以便混水摸鱼地指责反对派不爱国。斯大林挥动着鞭子,重新抛出开除出党的威胁,利用各种精神压力的手段迫使他的批评者们缄默。在他的指使下,克鲁普茨卡娅恳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要“为中国争吵”,并提醒他们将发现自己只能“从外面批评党”。反对派希望避免“争吵”。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私下澄清分歧,使讨论即使在中央委员会发给“积极分子”的机密公报上也不公布出来。但是斯大林甚至连非正式的讨论都不准许进行,因此政治局拒绝召集中央委员会。①
①5月7日,托洛茨基给克鲁普茨卡娅写了一封信。她的“为中国而争吵”这番话刺伤了他。他请求她不要回避这个重大问题。“谁是对的?我们还是斯大林?”他详述反对派为争得一次非正式讨论所做的一切,并且提醒克鲁普茨卡娅,她直到最近都是和反对派一道反对斯大林的“残酷和背叛”的。但是斯大林政权现在是否更好了呢?他写给列宁遗孀的信既有悲伤、失望也有热情――这是他向她告别的方式――他为信怎样结尾而踌躇不决:“我衷心祝愿您健康幸福……坚信路线的完整……。”他删去,再写,又删去最后两行。信的草稿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于是,在5月最后一个星期,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强行挑起争论。他是从苏联党内部向国际呼吁的。他这样做是行使他的权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名义上是上诉法庭,任何共产党员都有权向它提出对本国共产党的控诉。但是《真理报》抢先谴责这是一种背叛和破坏纪律。不管怎样,反对派还是利用这个提出控诉的机会去批判官方的全部政策,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国外政策、是亚洲政策还是欧洲政策。为了加强它的实力,免遭报复,或者像托洛茨基所说“让许多肩膀共同承担预料的打击”,反对派策动了一次类似于1923年46人行动的政治示威:在会议前夕,一个由84名杰出党员组成的团体公开宣布他们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一致。①当然,斯大林不可能只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进行纪律制裁而不对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84人以及后来的300人进行制裁。但是,他们的联合行动却使斯大林有可能宣布反对派破坏诺言、重组派别。②
①这份文件有时是指83人声明,有时是指84人声明。文件在5月23日与26之间递交中央委员会。后来签名人数增加到300人。
②参见1927年7月12日托洛茨基写给反对派一位领袖的信,这位反对派领袖是派驻国外的大使(可能是克列斯廷斯基,或者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的通信者认为,84人的联合行动毫无必要地使斗争恶化了。托洛茨基承认莫斯科的反对派也有同样的疑虑,但是他说,当时决定是把联合行动当作自卫措施的。他不相信事态的恶化是由于反对派的公开表态。他认为,他的通信者由于长期在国外,与俄国中断了联系,因此,托洛茨基请他回莫斯科一趟,以便感受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5月24日,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发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得不首先抗议执行委员会对季诺维也夫的处理;这位共产国际前主席不久前是在同一个执行委员会面前指控过托洛茨基的,而现在季诺维也夫甚至都没有获准出席这次会议。托洛茨基指出,“智力贫乏和犹豫彷徨”导致斯大林和布哈林向共产国际隐瞒中国问题的真相并指责反对派的上诉是犯罪行为。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布它的记录――“中国革命问题是不可能塞在瓶子里并贴上封条的”。它必须谨防隐藏在以俄国党为模式的国际“体制”内的严重危险。某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不能忍受反对派的行为,他们以为,一旦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排除出去,俄国党和共产国际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他们正在欺骗自己。“相反的事将会发生。……在这条路上只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进一步的动乱。”共产国际里无人肯让他讲话,他们担心批评会给苏联带来危害。但是,再没有比缺乏批评更有害的了。中国革命的大崩溃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和布哈林念念不忘的只是维护自己的面子和掩饰他们那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声称,他们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切,并且作好了一切准备。然而,就在上海危机爆发前仅仅一星期,斯大林还在党的会议上夸口地说:“我们应该利用中国的资产阶级,然后把它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这次讲话从来没有公布,因为几天后这只‘榨干了的柠檬’就攫取了政权。”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特使,特别是鲍罗廷,其行为“仿佛代表某个国民党国际”:
他们妨碍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
别是妨害了工人的武装斗争。……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手
持武器的工人会吓跑将拥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这
位伟大的喀迈拉,①她将掌握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共
产党是戴上手铐的党……为什么它没有自己的日报,为什
么直到今天也没有?因为国民党不准它有。……但是,工
人阶级正是这样在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②
①喀迈拉(Chimera)系希腊神话中的吐火女怪,狮头、羊身、龙尾。——译注
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91―92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危急关头:英国警察查抄了苏联驻伦敦贸易使团的办事处,英国政府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斯大林利用了这种情况。他在结束讲话时告诉执行委员会说:“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了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①斯大林把赌注全都押在了国民党左派一边,如同他先前把赌注押在国民党右派一边那样坚决:“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国民党左派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②斯大林实际上是要求反对派保持缄默,若违反则控之以资敌通敌之罪。
斯大林暗示存在着“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真理报》早在几个月前就曾不点名地说过这点。③不过,用直接的指控取代含糊的、不点名的暗示,这倒是第一次。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82页。
②同上,第274页。
③托洛茨基档案里保存着就此向政治局提出的严正抗议的草稿,写于1927年l月6日。季诺维也夫反对抗议所用的严厉语气,提出了另一个草稿,恳求政治局保护反对派免受诽谤。
托洛茨基的回答如下:
若相信反对派会抛弃自己的观点,那是极其荒唐的。
……斯大林说反对派跟张伯伦和墨索里尼站在同一条战
线上,……对此我的答复是:帮张伯伦忙的莫过于斯大
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一个正
直的工人会相信存在着一条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
战线这一无耻谰言。
在回答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呼吁时,托洛茨基说:
斯大林应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并要
共产国际也承担这份责任,正如他不止一次应为……蒋
介石的政策……承担责任一样。我们与此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的行为承担丝毫责任
;我们紧急建议共产国际拒绝这份责任。我们要直接对
中国农民说,如果你们不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而是追
随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的话,他们……必将背叛你们,……
(他们)将十倍地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①
当克里姆林宫里还在进行这些交锋的时候,托洛茨基的预言却在遥远的中国南方应验了。5月发生了所谓的马日事变。这次轮到武汉政府去镇压工会、派出军队扑灭农民暴动并且袭击共产党人了。几乎整整一个月,苏联报纸对这些事变保持沉默。②执行委员会根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示通过的决议甚至在其出笼之前就可笑地过时了;于是斯大林又急忙为中国共产党炮制出一套新指示。他仍然命令它留在国民党左派内继续支持武汉政府;只是指示它应抗议动用军队反对农民并建议武汉政府不要诉诸武力而要设法取得农民委员会的协助限制农民运动,然而这时国民党左派正在把共产党人从自己的队伍中驱逐出去。从6月到7月整整两个月里,它们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了;而为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和解的舞台却已经搭好。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02―111页。反对派领袖是从苏联通讯社的机密简报中获知这些事变的。
在莫斯科立刻响起了回音。托洛茨基差不多每天都在抗议对消息的封锁。季诺维也夫要求成立一个党内法庭审判布哈林,他作为《真理报》主编要为封锁消息负责。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最终同意跟托洛茨基一起要求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是这个要求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国民党左派已与共产党决裂,连斯大林也只能建议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了。
实际上斯大林己准备好来一次政策上的急转弯,转到“极左”路线上来。1927年底,这条“极左”路线指引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无谓流血的广州暴动。7月,他把鲍罗廷和罗易从中国召回来,派去苏联共青团书记罗明纳兹和德国共产党人海因茨・诺曼(Heinz Neumann)。这两个人对中国情况一窍不通,却都有“盲动主义”倾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给不情愿但忠实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命令的陈独秀扣上一顶“机会主义”坏人的帽子,使他成为一切失败的替罪羊。
斯大林在国内继续大肆宣扬战争和反共十字军的危险,加紧迫害反对派。他借口各种外交使命的需要把许多反对派领袖送往国外。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柯秀尔被派往巴黎大使馆与拉柯夫斯基会合。加米涅夫被派到墨索里尼那儿当大使――对于这位前政治局主席来说,没有比这项任命更屈辱更丢脸的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派往布拉格;共青团的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萨发罗夫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其他人被派往奥地利、德国、波斯及拉丁美洲。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就这样基本上被驱散了。84人一个接一个地被降级受罚,或者借口行政任命需要被发配到边远的省份。愈到基层,镇压就愈少伪装,愈加赤裸裸:基层群众甚至毋需任何借口就被开除或发配到穷乡僻壤去。
反对派被激怒了,起而自卫,抗议那些变相的驱逐和流放。但毫无用处。执政派将反对派的每一种自卫意图都视为新的冒犯,作为新一轮报复的理由。每一次抱怨都被当作是又一次恶意反抗的信号;每一次抗议的呼声甚至窃窃私语都被当作是造反的号召。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就是如此顽固地歪曲反对派的意图,甚至它最谦恭的姿态也被当作前所未有的挑衅行为。结果,每一种这样的姿态就真变成了挑衅行为,反对派不得不以满腔愤懑倔强地发出不平的呼声,甚至一声不满的私语声也像是号召叛乱的嘹亮号角。任何事件,不管它多么琐碎,现在都可能煽起各派的狂热,使他们热血沸腾,震撼着党和政府。
“雅罗斯拉夫尔车站集会”就是这样一次事件。大约6月中旬,斯米尔加接到命令,要他离开莫斯科前往满洲边境线上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任职。斯米尔加是十月革命时波罗的海舰队的领导人,内战时期杰出的政治委员,经济学家,是季诺维也夫派中最受尊敬和欢迎的一位领袖。在他即将离开莫斯科的当天,数千名反对派成员及其朋友聚集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为他送行,并举行示威,反对这种遮遮掩掩的迫害。人们群情激愤。示威的声势是空前的。它发生在公共场所,正值这个重要的铁路中转站的交通高峰期。旅客、行人、非党人士混在示威者中间,无意中听到了他们对党的领导人毫不客气的评论,听到了他们激动的呼喊。他们也听到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演说。正因为这些情况,为斯米尔加送行就变成了反对派针对执政派的第一次公开的示威,尽管它不完全是预先策划的。托洛茨基意识到形势的微妙,向群众讲话时态度十分克制。他丝毫未提及党内冲突。看来,他甚至也没有暗示这次示威的原因。相反,他却严肃地谈到了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威胁以及每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公民对党所应具有的忠诚。
执政派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党内争论带到党外去。谦卑恭顺的反对派成员一经被发现去过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就立即被开除出党。在不断的战争恐吓导致冲击粮站的背景下,因这一事件而引起的骚动――直持续了整个夏天。
6月27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声称:“这是自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
①托洛茨基档案。
他指的是战争恐吓及其相反的效果;他指出,如果中央委员会相信战争危险真是如同它的鼓吹者所宣扬的那样迫在眉睫,那么中央委员会更有理由回顾它的政策和恢复正常的党内关系,即“列宁体制”。他指出机会就在眼前:中央委员会正着手筹备新一届党代表大会――那么就开展一次会前的争论,召回实际上被开除的反对派支持者,并允许他们参加争论吧!但是,他的请求还来不及达到它的目标,报界就又在大谈反对派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次日,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再次发言时首先指出,斯大林的居心显然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斯大林集团下一步要走的路已自动确定好了。今天,他们可以伪造我们的言论,明天,他们就可以伪造我们的行为事实。”“这个集团将被迫,而且是很快地被迫采取阶级敌人在1917年7月用以反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手段打击反对派”,在列宁不得不逃出彼得格勒的“那诽谤蜂起的一个月里”――他们会提起“铅封车厢”、“外国黄金”、阴谋策划,等等。“斯大林路线的目的就在于此,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结果。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一点;只有法利赛人①才不承认这一点。”②
①《圣经新约》福音书中的犹太教上层祭司,他们将耶稣出卖给了罗马当局,后来“法利赛人”成为“伪善者”的代名词。——译注
②托洛茨基档案。季诺维也夫派一想到断头台将会落到他们身上就不禁毛骨悚然,充满疑虑,以至请求托洛茨基降低警告的调子。
斯大林愤愤不平地否认他要消灭他的批评者。然而不久之后,斯大林就决心把反对派的领袖们送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面前受审――这两个机构共同充当党的最高法庭。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要求提到了它们面前――这是将他们开除出党之前最后一道纪律程序。在原则上,唯有选举中央委员的党代表大会才能罢免他们的职务;但是1921年颁布的派别禁令将这个权力赋予了这个最高法庭,使它在两次代表大会的间隔期有权处置违反禁令的委员。大约在6月底,由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什基里亚托夫起草的对两位反对派领袖的起诉书提出来了。起诉书仅有两条罪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从俄国党内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群众示威。这两项指控是如此薄弱,以至最高法庭――狂热的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几乎全都一样――在4个月里也没有找到判决的充足理由。
随着诉讼程序的拖延,斯大林越来越不耐烦。他很想在他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做出开除的裁决。只要反对派领袖们还坐在中央委员会里,他们当然有权向代表大会提出对官方政策的全面批判,甚至是正式的副报告,如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一样。这样,他们就可以揭露有关中国问题的全部真相,并使之成为公开争论的中心,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听到。斯大林不能冒这个险。由于这个原因或其他原因――事变本身迫使他在国内政策上再次改变立场,含蓄地承认失败――斯大林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登上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为此,他首先要把他们撵出中央委员会。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有把握让代表大会的兴奋点集中到党内阴谋组织上来而不是停留在中国革命的大崩溃或其他政策问题上;那时反对派领袖即使出现在代表大会上,充其量也只能以被告身份抗议撤职裁决罢了。代表大会定于11月召开。斯大林必须只争朝夕。
7月24日,托洛茨基第一次站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面前回答指控。自从他本人在这同一机构面前指控工人反对派以来已经过去了5年。当时担任主席的人——索尔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时代有人称他是“党的良心”――现在他作为一个斯大林派成员跻身于托洛茨基的审判者中。主持控诉程序的是奥尔忠尼启则,他性格暴躁,但也有他真诚甚至宽宏大量的一面;他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朋友,1922年时,由于他在格鲁吉亚时的行为,列宁坚持要把他开除出党,而托洛茨基表示反对。①托洛茨基的起诉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什基里亚托夫也是主席团成员。还有一个叫做扬松的审判员,过去监察委员会曾由于他狂热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而谴责过他。其余的人都是清一色执政派的忠实追随者。托洛茨基不能指望他们会公正地考虑他的案情。的确,他是以指责他们的偏向并要求至少取消扬松的资格开始他的答辩的。然而这些人即使在行将着手这件工作时也是意气沮丧,胆战心惊。他们和被告都想到了法国大革命,并被关于雅各宾党清洗运动的回忆所折磨着。130年过去了,但被判罪的丹东的凄厉呼喊仍回响在他们耳畔:“在我之后就轮到你了,罗伯斯庇尔!"
在开庭前不久,索尔茨跟托洛茨基的一位盟友谈话,想向他表明反对派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邪恶,说:“这会有什么结果?你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吧——结果就是:逮捕和断头台。”这位反对派反问道:“把我们送上断头台不正是你们想干的事吗?”索尔茨对此回答说:“你以为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时没有怜悯他吗?不久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迫走上了断头台。……你以为他没有怜悯吗?他确实怜悯他,但他不得不这样做……。”②审判者和被告都同样看见了高悬于他们头顶之上的那柄巨大的滴着鲜血的利剑;但是,就像被噩运攫住了一样,他们无法改变将要发生的事;每个人都是惴惴不安地甚至战栗着去做他命定要做的事,亲手加速噩运的降临。
①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26―148页。
托洛茨基简要回答了对他提出的两大正式罪状,他否认法庭有权因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而审判他。他同样否认任何“地区性委员会”有权因他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过的话而审判他――他的审判者,即党的领导机关承认自己应服从共产国际。至于第二条罪状,即为斯米尔加送行时的示威,执政派否认它有意加罪于斯米尔加。但是“倘若斯米尔加到哈巴罗夫斯克的任职只是日常行政事务的问题,那么你们怎么敢说我们对他的集体送行就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集体示威呢?”然而,如果说任命是一种变相的流放,那么“你们就是在耍两面派”。这些琐屑的指控都不过是借口而已。执政派已决心“迫害反对派,并准备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因此,战争恫吓无非是为了恐吓批评者,迫使他们缄默。“我们声明,只要你们没有从肉体上封住我们的口,我们将继续批判斯大林政权。”这个政权具有“要把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连根拔掉”的危险性。反对派跟那些把沙皇当成祖国的旧日“爱国者”毫无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被指控为向英国保守党人献媚求爱,但是他们有充分权利把这种控告掷还给指控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英俄委员会的支持倒是真正间接帮了张伯伦的忙;他们的“盟友”即英国工联领袖们在根本问题上是支持张伯伦的外交政策的,其中就包括同苏联断交。在党支部里,官方鼓动员提出许多含有煽动意味的问题,如关于反对派用于其活动的财源的问题,“你们和黑色百人团是一路货色”。“如果你们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就应该义不容辞地终止这种卑鄙下流的典型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如果执政派真的以国家安全为重,他们就不应该只因为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拉舍维奇、巴卡耶夫和穆拉洛夫这些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是反对派成员就罢免他们。现在正是缓和党内矛盾而不是加深矛盾的时候。打击反对派的运动正是扎根于不断高涨的反动浪潮。
回顾了重大的争论问题之后,托洛茨基颇有说服力地引证了法国大革命史。他首先提到了上面所说的索尔茨与那位反对派成员的谈话。托洛茨基说,他同意索尔茨的观点,即他们都应当重新温习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必须正确地运用历史类比。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许多人被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把
许多人带到了行刑队面前。但是法国大革命经历过两个伟
大阶段:一个阶段就像那样(说话者指着天);另一个阶段
就像这样(他指着地)。……在第一阶段,革命还在上升,
那个时代的布尔什维克――雅各宾党人把保皇党人和吉伦
特派推上了断头台。我们也经历过同样的伟大阶段,我们
――反对派――和你们一起枪决了白卫军,流放了我们的
吉伦特派。但是当法国革命的另一个阶段开始后……热月
政变者和波拿巴分子从右冀雅各宾党人里冒出来,开始流
放和枪杀左翼雅各宾党人。……我请索尔茨同志把他的历
史对比推到底,首先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索尔茨准
备枪决我们的这个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呢?(会场里一片骚
动。)这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革命是严肃的。我们谁也
不会被行刑队所吓倒。我们全都是老革命家。但我们必须
知道,被枪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正处在哪个阶段。
当我们枪决人的时候,我们是毫不含糊地知道我们处在哪
个阶段的。但是,索尔茨同志,您是否清楚您准备枪决我
们的这个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呢?我担心,……你们这样做,
正是处于……热月政变阶段。
他接着解释说,如果他的对手认为他在骂人,那就错了。热月政变者还不是自觉的反革命――他们仍然是雅各宾党人了,但已经是“滑向右翼”的雅各宾党人。
你们以为热月9日的第二天他们会对自己说:我们
现在已经把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了吗?没有这回事
。看看当时的报纸吧。他们说:我们消灭了一小撮破坏
党内和平的人,把他们消灭之后,革命就会取得彻底的
胜利。如果索尔茨同志对此有所怀疑的话……
(索尔茨插话说:你实际上在重复我本人的话)。
(托洛茨基说)……我给你们读一段右冀雅各宾党
人和热月政变者布里瓦尔在国民议会上作报告时说的话
,这次会议决定把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志移交给革命法庭
。布里瓦尔说:“阴谋家和反革命分子一面用漂亮的‘爱
国主义’外衣把自己打扮起来,一面拼命破坏自由;国
民议会下令逮捕了他们。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库通、勒
巴、圣朱斯特、小罗伯斯庇尔。主席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那些历来按山岳党原则投票的人……投票赞
成逮捕。我干得更多……我就是提出这种措施的人之一
。此外,我作为书记,还要加快对国民议会这项法令的
签署,并将它移交给你们。”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索
尔茨所作的报告。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志们――都是反革
命分子。“那些历来按山岳党原则投票的人”,在当时的
语言中就是指“那些历来是布尔什维克的人”。布里瓦尔
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作为书记,还要加快
对国民议会这项法令的签署,并将它移交给你们。”今天
也有这样一些要加快“签署和移交”的书记。今天也有
这样一些书记……。①
①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
托洛茨基接着说,热月政变分子也是在“祖国处于危险中”的一片叫喊声中不断打击左派雅各宾党人的。他们坚信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们只不过是“孤立的个人”,却不了解他们所打击的正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革命力量”,是反对雅各宾中的“新耐普曼”和波拿巴主义的力量。他们给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们扣上一顶贵族帽子――“今天我们不是也从扬松的嘴里听到他对我喊出‘贵族’这个同样的字眼儿吗?”他们诬蔑左派雅各宾为皮特的代理人,正像斯大林分子谴责反对派为“当代皮特袖珍版”――张伯伦的代理人一样。
现在,人们的鼻子已经闻到了“法国革命第二阶段”
的气味了……党的制度在窒息着每一个敢于向热月政变
作斗争的人。工人,来自群众中的人,在党内被窒息。
基层组织噤若寒蝉(雅各宾俱乐部衰落时的情形正是如
此)。一种无名的恐怖统治已经建立起来;缄默是被强迫
的;投票要求百分之百,一切批评都被禁止;按照上头
的命令去思考是一种义务;人们被驱使着不去想党曾是
活生生的独立的有机体而不是自满自足的权力机关。…
…雅各宾俱乐部,这个革命的熔炉,变成了拿破仑未来
官僚政治的温床。我们应当向法国大革命学习。但是真
有必要重复这段历史吗?(叫喊声)
但是并非一切都已绝望了。尽管分歧严重,但分裂仍可以避免。“我们党内仍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以及继承列宁的丰富的思想和传统。“你们已经大量挥霍了这种资本,你们用廉价的次品代替了这种资本……但是仍有不少纯金留存下来。”这个时代是惊人巨变的时代,是急剧转折的时代,场景或许会突然转换。“但是你们不要隐瞒事实,它们早晚会大白于天下。你们不能隐瞒工人阶级的胜利和失败。”只有允许党来衡量事实,并自由地形成它的意见,当前的危机才能被克服。因此,执政派不要做出任何轻率的、无法挽回的决定。“请注意,不要事后再说:我们与之分手的正是我们应该维护的人,而我们维护的正是我们应该与之分手的人。”
读到这些话不能不使人想起托洛茨基在1904年所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当时年轻的托洛茨基刚踏上人生的旅途,他想到列宁党的未来,并把它同雅各宾党的命运相比较。23年之后,他也同样感到毛骨悚然。他在1904年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个革命法庭上控告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就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此刻在布尔什维克的法庭前面,他自己也在以狮子般的勇猛为他自己的头颅而战。1904年他还讨厌列宁这种“心怀叵测的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而此刻,他本人也求助于列宁的思想,反对列宁继任者的狭隘胸怀和“心怀叵测的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然而他现在对雅各宾主义的看法却同他年轻时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那时他认为雅各宾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这是“两种对立的世界、学说、策略、思想”,……因为雅各宾主义意味着“绝对信仰形而上学思想和绝对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的人民”,而马克思主义则首先诉诸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他在1904年要求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因为雅各宾党的方式一旦复活,必然会“把少数特选人物……或一个被赋予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置于无产阶级之上”。现在他面对着的正是这少数特选人物或一个正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然而他对这些人的主要抨击却不是因为他们按照雅各宾精神行事,而相反是因为他们摧毁了这种精神。他现在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的类似之处;而且他将自己及其追随者等同于罗伯斯庇尔集团;也正是他将“调和主义”的罪名转过来指控斯大林和布哈林。
因此,“布尔什维主义的两个灵魂――马克思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我们最早在1904年看到的这个冲突,①在这些年里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所有事件的基础,现在却使托洛茨基从另一个与他最初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雅各宾主义了。这个冲突在不同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所有派别的共同特点。有意思的是,所有派别都把自己等同于雅各宾主义的同一方面。托洛茨基把自己的态度与罗伯斯庇尔的态度相比,并将其政敌视做“调和主义者”,而索尔茨与他的同伙则视斯大林为新的罗伯斯庇尔,视托洛茨基为新的丹东。其实正如事变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类似和差别要远为复杂和混乱。雅各宾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取代主义。这两个党都自居于社会的领导地位,却不能依靠社会的自愿支持实现它们的政纲。如同雅各宾党人一样,布尔什维克“不相信他们的真理能赢得人民的心和情感”。他们同样怀着病态的猜疑看待周围,并且“看到敌人从每一个裂缝中爬出来”。他们同样必须在自己与世界其余部分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因为“每一种模糊这条分界线的企图都威胁着释放出内在的离心力”;而且他们是用“断头台的利刃”来划分界线的,一旦消灭了队伍外面的敌人之后,就开始在自己队伍里寻找敌人了。而托洛茨基现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申他最初在1904年说过的话:“党必须从自身的根本上,从生气勃勃的自我依靠的无产阶级中去寻找自身巩固的保障,而不是在它的上层核心中去寻找,这个核心也许会被革命的翅膀……突然一扫而光……。”
①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他又一次大声疾呼:“任何一个严肃的团体……当它面临着困境时――不是出于纪律感而默默埋葬自己,就是不管纪律而为自身的生死存亡奋斗――无疑会选择后――条路线……并且说:让那妨碍运动的根本利益的‘纪律’见鬼去吧!"
7月底前,党的法庭未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做出任何裁决就解散了。大多数审判者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他们两人的怜悯,正如“罗伯斯庇尔怜悯丹东”一样。但是斯大林却硬要做出裁决。他的“重大失误”的后果一天比一天明显。中国革命的最终惨败使他有身败名裂的危险。英俄委员会终于呜呼哀哉了:它的英国成员对英俄外交关系的破裂竟然没有发出一声抗议。在国内,战争的恫吓和冲击粮站又导致新一轮的商品缺乏。农民感到不安。人们有理由担心秋天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城镇。斯大林至此为止都能掩饰他的过失:他竭力把他的政敌们提出的所有警告和预言都压制下去。托洛茨基最近几乎每一次讲话都有可能把他惨淡经营起来但仍动摇不定的权威炸得粉碎;只是他从不让托洛茨基的声音穿透克里姆林宫的厚墙引起墙外的回响。但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在会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就会有机会阐述他们的主张。全国都会听见。要捂住中央委员会上的那些批评之口是能做到的,但若用同样的方法压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斯大林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剥夺他们的这种机会。
他焦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不得不为领导集团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而担心。最近几年,右倾政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国外,在共产国际内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在国内,每一种迹象都表明有转变政策的必要;尽管应在多大范围里转变政策还不太清楚,但是很显然,转变政策需要党以更激进的态度对待农民和实行更大胆的工业路线。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至今还掩盖着他们之间的分歧,以便结成共同战线对付反对派。但是掩盖分歧已愈益困难,摊牌的时刻正步步逼近。只要斯大林还没有结束反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他就不能转身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他不能同时对付两个反对派,特别是由于政策的转变会让许多人感到这证明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观点是正确的。他必须粉碎联合反对派,尽快腾出手来。
当托洛茨基发表了他的所谓克列孟梭式声明之后,斯大林终于以加倍的狂怒发作了。托洛茨基这个声明首先出现在7月11日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在7月底交给《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出现。托洛茨基在谈到战争恫吓时一再声称,一旦战争来临,人们就会看到执政派领袖的无能,他们是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的,而反对派将为了国防利益继续反对他们,并尽量承担起指挥战争的责任。这些话给托洛茨基招致了背叛祖国和失败主义的攻击。他在反驳时解释说,反对派主张“无条件保卫”苏联,而它在战争中努力取代执政派完全是为了以更饱满的精神和更清醒的头脑把战争进行下去;而这是不能指望现在领导党的那些人的。唯有“那些蠢货和恶棍”才会从“他们的垃圾堆中”指责这种态度是失败主义的。正相反,这是出于真正关心国防的态度――“胜利不能从垃圾堆里得到”。下面是颇多争议的“克列孟梭式声明”:
在其他阶级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极有教益的事
例。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帝国主义战争(指第一次世
界大战。―作者注)开始时,领导法国资产阶级的是个
既没有舵又没有帆的政府。克列孟梭集团当时是这个政
府的反时派。不顾战争和战时的书报检查,甚至不顾德
国人已经离巴黎只有80公里(克列孟梭说:“正是这个
缘故”),他激烈地反对政府的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
拥护以真正的帝国主义者的暴戾残忍进行战争。克列孟
梭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相反地,他比维
维安尼、庞勒维及其伙伴更忠实、更坚定、更坚决、更
聪明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
。克列孟梭集团登台执政后,就用更彻底、更带掠夺性
的帝国主义政策保证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当时法国
报界有没有人称克列孟梭集团为失败主义呢?大概是有
的,因为在一切阶级的队伍里总会有一些糊涂虫和诽谤
者拖在后边的。但他们并不总是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①
这就是托洛茨基声称要效法的实例;还可以补充说,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为了反对张伯伦②而效法的实例。顿时挞伐之声四起。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发出叫嚣:托洛茨基威胁要在战争中当敌人距克里姆林宫不到80公里的时候实行军事政变――他的叛国之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大约与此同时,一批军队领袖送交政治局一份秘密声明,表示与反对派一致,并批评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在军事上的无能。
①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9页上,斯大林全文引用了这份声明
②张伯伦,N.(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者。与前张伯伦(Austen 1863―1937)不是同一人,而是同父异母兄弟。斯大林提出“从托洛茨基到张伯伦的统一战线”指的是A.张伯伦,他在斯坦利・鲍德温内阁时期曾任外交大臣(1924―1929),促成英国与苏联断交。——译注
在签名者中,除了直到当时仍担任军队监察长的穆拉洛夫外,还有普特纳、亚基尔以及其他将军们,10年之后在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清洗中他们都被消灭了。①执政派把这次军队行动看作是反对派意图的预兆。围绕着所谓克列孟梭式声明的吵嚷一直持续到年底,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而且多年以后它的余音仍未停息:它总是被用来证明托洛茨基的叛逆。能知道克列孟梭式声明究竟是什么意思的党员简直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在多数人的理解中,这即使不是一场政变的实际序幕的话,那么也是托洛茨基要把下一次战争转变为内战的威胁。尽管他的话里并没有包含这样的威胁,他举的这个先例也没有这样的含义,但那都无所谓。极少有布尔什维克能够搞清法国“老虎总理”干的是什么事,他采取什么手段才夺取的政权。托洛茨基提到克列孟梭是十分自然的——因为10年前他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克列孟梭的这场斗争。但是这个先例太生疏,太含混了,因而对于公众、对于大多数中央委员甚至新的政治局委员(在新的政治局委员中,除布哈林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法国历史的)来说是邪恶的。
①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没有在声明上签名,而且他从未与联合反对派过沾边儿。
无怪乎托洛茨基以讽刺的笔触描绘了这无知的惶惑,中央委员会正是以此对待他的历史类比的:
从我的文章中……莫洛托夫第一个学会了许多东西,
然后他把它们作为这些叛乱阴谋的惊人的第一手证据向中
央委员会作了汇报。莫洛托夫因此知道了在战争时期法国
还有一位政治家叫做克列孟梭,这位政治家发动一场斗争
去反对当时的法国政府,旨在强迫推行更坚决、更无情的
帝国主义政策。……后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解释,而莫洛
托夫又给我们解释了那个先例的真实意义:根据克列孟梭
集团所创立的先例,反对派竭力争取另一种社会主义国防
政策―就是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所采取的那样
的叛乱政策。①
用这种神秘的谜语倒是很容易吓唬住基层支部,于是,先是在莫斯科,尔后在外省,激起了一片叫喊:该是制止反对派为害的时候了。
8月l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重新考虑号召开除反对派的动议。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其他人再次借助于陈词滥调来嘲骂托洛茨基,并宣读了冗长的起诉书,逐一翻出托洛茨基自1903年起的政治经历,将之描绘得漆黑一团。甚至1919年军事反对派曾经提出的那些指控也重被捡起,比如说,在内战时期,托洛茨基与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为敌,下令枪决一些无辜的英勇政治委员。②然而在现在这个时刻,克列孟梭式声明正好为起诉提供了理由,起诉书宣称不能信赖反对派在战争中有献身于保卫苏联的忠诚。
①参见托洛茨基的笔记“克列孟梭”,日期是1927年8月2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这一特别指控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出来的,但是这甚至让斯大林派也感到震惊,奥尔忠尼启则明确表示与此事无关,托洛茨基档案。雅罗斯拉夫斯基属于1919年军事反对派。反托洛茨基指控当时被斯米尔加、拉舍维奇送交政治局,所谓遭到托洛茨基迫害的政治委员是扎鲁斯基和巴卡耶夫――这4人现在都是反对派的中坚。此事详情可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在答复中回顾了他过去多年来在制订党的国防政策以及形成共产国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时承担的最高责任。他抨击斯大林和布哈林把国防政策寄托在折断的芦苇上,或者如他所说,寄托在“霉烂的绳索”或“腐朽的支柱上”。难道说他们不曾欢呼英俄委员会是抵挡干涉和战争的屏障,而它不正是变成了一根“霉烂的绳索”吗?难道他们没有以破坏中国革命来削弱苏联吗?伏罗希洛夫曾声称“(中国的)农民革命会妨碍将军们的北伐”。但这恰恰与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样。“为了北伐,你们就制止革命……仿佛革命本身不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一次北伐。”“你们公然反对在‘军队的后方’建立苏维埃――仿佛革命就是军队的后方!――你们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去瓦解这些将军们的腹地,而两天之后他们则在自己的后方摧毁了工农革命。”国防人民委员兼政治局委员的伏罗希洛夫的此类讲话本身就是“一个灾难――这等于导致战争失败”。在战争中,“这些霉烂的绳索将会在你们手里断成碎片”――正因为这样,反对派不能不批判斯大林派的领导。
但是批判会不会削弱苏联的道义基础呢?这样提出问题正好“赢得了教廷和封建将军的赞赏”。天主教会要求它的信徒无条件地确认它的权威。革命者既提供支持,也进行批判;他的批评权利越有保障,那么,在斗争中他作为一名直接参与者就越能热心于创造性的发展和增强战斗力量。“我们需要的不是虚伪的神圣同盟,而是最真诚的革命团结。”战争的胜利并非主要取决于武器。士兵不能不拿起武器,但还必须用思想来鼓舞士兵。奠定布尔什维克国际政策基础的思想是什么呢?很可能由两种方式之一保障胜利:要么如反对派所建议的以革命国际主义精神进行战争,要么以热月政变者的方式进行战争――而这就意味着富农的胜利、对工人的进一步镇压或“分期付款式的资本主义”。斯大林的国际政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他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但战争容不得半点儿犹豫。它将迫使斯大林集团做出选择。不管怎样,斯大林集团由于连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儿去,因此它无法保证胜利。
当托洛茨基讲到这儿时,(会议记录上记着)季诺维也夫发出一声赞叹,但托洛茨基又停下来纠正他自己的说法,他不说“斯大林的领导不能保证胜利”,而说“赢得胜利将是困难的。”莫洛托夫突然插嘴说:“但是党在哪里呢?”“你们早把党扼杀了”――托洛茨基怒斥道;他又字斟句酌地强调了一遍: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胜利将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因此,反对派不能把保卫苏联与保卫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没有一个反对派会在战争前夕或战争期间放弃争取纠正党的路线的权利与义务……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就在其中。一句话: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吗?是的!保卫斯大林的路线吗?不!”①
①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61―177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斯大林的胜利光焰中,托洛茨基的这些预言似乎黯然失色了。斯大林毕竟保证了俄国的胜利;此后的事件也表明没有出现类似的“分期付款的资本主义”。但是,托洛茨基是在新经济政策高潮时期说这番话的,那时俄国仍然是工业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私有农业还在全国占据优势;富农势力还在不断增强;党还是一个各种敌对倾向的旋涡;而且他是视当时的条件而谈到执政派所宣扬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的。人们只能在这种背景下推测战争可能遵循的方向以及斯大林将怎样进行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托洛茨基在这种背景下对战争前途的估计要比把它挪到1941年至1945年时的苏联似乎更有道理。而且,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尽量克服苏联国内的紧张关系,斯大林主义也强行将其统治扩张到东欧和中欧。可能有争议的是,扩张是否完全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苏联国内的“分期付款式的资本主义的替换”。就算站在胜利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无能的苛评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1941年,在德苏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伏罗希洛夫手忙脚乱,丑态百出,他作为一个将军再也抬不起头来了。至于斯大林,这位1927年的总书记尚还没有多少他在下一时期作为一个独裁者经过多年绝对专制积累起来的军事实践知识和经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在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历史争论的课题,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取得胜利的困难”远比可能遭到的困难要大得多;如果在比斯大林更有远见的人的领导下,苏联也许就不会遭到1941―1942年那样严重的初期失败;大概它也不会为最后胜利付出如它实际所付出的那样巨大的生命与财富的代价。①
①参见本书作者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中对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作用的评价,第456―460页和第十二―十四章各处。
托洛茨基立场的薄弱之处并不在于他对他的政敌说了些什么,而是在别的方面――即他对反对派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展望的方式。其中显然没有丝毫的失败主义。但是他怎么能把自己想象为苏联的克列孟梭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继续讨论开除他的动议的8月6日,他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他说,指控他煽动叛乱是荒谬的:克列孟梭从来没有策动任何叛乱或政变,也没有采取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事方式;他通过最合法的方式推翻他所反对的政府,自己上台,他为此目的而利用了议会机构。或许有人说,但是苏联并没有这样的议会机构呀!托洛茨基回答说:“是的,幸好我们没有。”那么反对派怎样根据宪法推翻政府呢?托洛茨基继续说:“但是我们确实也有,我们有党的机构。”换言之,反对派将在党章规定范围内行事,并努力通过在中央委员会,或者有可能的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投票推翻斯大林。但是,难道托洛茨基本人不是一再论证说有名无实的党章只不过是摆设,而真正的党章是斯大林的官僚专制主义吗?托洛茨基回答说:这就是反对派努力改革党内体制的根本原因:“……在战争情况下也同样,党应该保护,或毋宁说恢复一种更灵活、更合理、更健康的党内体制,使党有可能得到及时的批判、及时的警告、及时的政策转变。”然而执政派对此是毫不踌躇的: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改革,不允许以任何合法方式更换领导。他们正是以这种心态看待托洛茨基的声明的;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托洛茨基不能通过任何议会程序或投票方式推翻斯大林,他必将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从这种看法出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一致认为他的克列孟梭式声明就是宣称反对派有权策动叛乱。即使他实际上没有宣布这种权利――但他在流放八九年之后还是要宣布这种权利的;而且执政派意识到,他宣布这种权利,正是他们所造成的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
托洛茨基以更强的逻辑力量抨击道,正是他们自己威胁着要永远把持党并采取内战方式保持他们的权力;他们正准备使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反对派。毫无疑问,当斯大林掀起反对克列孟梭式声明的一片鼓噪时,他竭力想迂回地建立起一种布尔什维克传统不容许他公开宣布的原则,即他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分割的,任何想取代他的统治的企图都以反革命论处。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围绕克列孟梭式声明的风暴揭示出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鸿沟的广度、深度和不可逾越性:在环境的驱使下,两派对话使用的语言已经是内战的语言了。
但即使就开除托洛茨基一事考虑了已有两个月之久,党的法庭仍然迟迟不能做出裁决。斯大林这一回又跑到了他的同伙和盟友的前头。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执行他的命令。他们身上仍然留存着少许旧日的忠诚,仍然把他们的政敌当成同志,仍然拘泥于党章,并且一心想维护布尔什维克的表面礼仪,因而再次寻求同反对派达成协议;而后者也非常乐意迎合他们;于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试图平息克列孟梭式声明激起的情绪,宣布反对派忠于党和国家,承诺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捍卫苏联。新“休战协定”达成了;8月8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束了讨论,不再提开除出党的动议,而只满足于通过一项批评反对派领袖的决议。
此刻看来,反对派有可能参加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再次向党呼吁了。领袖们准备了一份全面系统的政策声明,即反对派纲领,这是他们此前从未能提出过的。纲领在反对派集团内经过了反复讨论、详细修改和补充。①但是问题早已超出了“正常化”有可能实现的界限。这是最后一次“休战”;它甚至比上一次休战更短命。执政派勉强同意休战,不言而喻地以为,反对派领袖们好不容易逃过惩罚,肯定会收敛他们的气焰。但后者却并非如此理解他们的义务。他们感到有权继续进行他们认为是正常的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的活动,特别是在数月后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这是进行全党大辩论的时机。斯大林及其心腹千方百计要撕毁休战协定。不管有没有借口,他以继续惩罚和流放反对派来刺激反对派。他把责任推到反对派身上,扬言说,它已经破坏了休战,因为它准备了自己的纲领、拒不参与谴责它在德国的同情者,等等。斯大林看到他这方的行动还没有准备好,就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推迟了一个月。
①该纲领标题为《苏联当前形势》。托洛茨基后来在流亡中以此标题公布了这个纲领。
9月6日,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交涉并指出,总书记处正在推行它自己的一套政策,这套政策甚至违背了斯大林――布哈林派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针对新一轮迫害提出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并抗议推迟代表大会的召开。托洛茨基再一次要求在大会召开之前进行一次允许被驱逐的反对派参加的坦诚的争论。他还要求中央委员会按照过去的光荣传统将反对派纲领随同其他一切官方文件予以公布,使之在党的选举人中间传阅。由于斯大林粗暴无情的干涉,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反对派的申诉,拒绝把反对派纲领作为讨论文件的一部分予以公布。此外,它也禁止反对派以自己的方式扩散这些文件。
无疑,这成了挑起新争端的原因。对于反对派来说,遵守这个最新禁令就是可耻的投降,甚至可能是永远的投降。然而蔑视它也是冒险,这样,反对派纲领就只得秘密或半秘密地印刷和散发了。反对派决定冒险。为了保护自身免受报复――再次被“分散打击”――也为了给代表大会留下强烈印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号召他们的追随者在纲领上集体签名。签名的征集将显示出反对派所得到的支持的规模;这样,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对反对派自身实力的检验,其形式是它以前从不敢采取的。
斯大林不能允许这种情况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9月12―13日晚,格别乌袭击了反对派的“印刷厂”,逮捕了几个正在印刷纲领的人,并且大肆宣扬破获了一个阴谋集团。格别乌硬说,他们当场抓住了正与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勾结的反对派分子,一个前弗兰格尔白卫军军官为反对派创办了印刷厂。在袭击当天,托洛茨基已经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但反对派的几个领袖,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站出来予以驳斥,并且声明他们对“印刷厂”以及出版“纲领”事宜承担全部责任。这三人当即被开除出党,其中姆拉奇科夫斯基则被投进监狱。把这种惩罚手段加之于反对派头面人物,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事件预示着10年后作为大清洗基础的“大杂烩”。格别乌的揭露是为了说服所有对斯大林关于“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战线”的断言半信半疑的人。如果说这些人曾在良心上感到不安,怀疑“联合战线”是斯大林想象力的一种虚构,那么现在揭发出来的阴谋故事将打消他们的疑惑。“弗兰格尔军官”这个土生土长的人物是作为反对派和世界帝国主义黑暗势力之间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怀疑者和困惑者受到一次断然警告,并向他们展示了天罗地网,一旦他们从事或仅仅是以任何变相形式进行把矛头直接指向官方领袖的活动的话,而且不管这行动初看起来是多么无辜,肯定在劫难逃。
这次打击是精心策划的。当反对派力图指出格别乌的揭露只不过是一种捏造时,损害已经造成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他中断在高加索的逗留回到了莫斯科――跟捷尔任斯基死后继任格别乌首脑的明仁斯基交涉,以澄清这场阴谋的荒唐细节。格别乌抓住了几个正在复制纲领打印文本的反对派成员。这表明反对派甚至连沙皇时代所有地下组织都有的那种秘密印刷所也没有一个。几个青年自告奋勇做打印工作和复制工作。不错,其中几人还不是党员;但这是他们自己的唯一过错――斯大林后来也无法给他们找到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严重的罪名了。那个前弗兰格尔军官确实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并且答应协助散发反对派纲领;但明仁斯基承认――先是向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后来又向中央委员会承认:这个军官是雇来做内奸的,他的特殊任务是刺探反对派。斯大林本人也证实了这个揭露,并说:“但是,假如这个前弗兰格尔的军官帮助苏维埃政权揭穿反革命阴谋,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谁能否认苏维埃政权有权把旧军官争取过来,以便利用他们破获反革命组织呢?”①这样,斯大林首先把弗兰格尔军官作为一个人证,用以证明反对派的行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然后他又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利用前军官来提供证据。反对派高声叫喊道:“我们的敌人、迫害者、诽谤者!”但是它已经无法消除诽谤的后果了。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2页。
托洛茨基匆忙赶回莫斯科并不仅是为了这件事。当他还在高加索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在9月底前召开会议,并把开除托洛茨基出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一提案列入议程。9月27日,他站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面前,最后一次――怀着藐视和激愤的心情――向所有到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讲话。这是荒诞的审判。那些审判这位共产国际奠基人之一并将其革命功绩全盘否定的外国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可悲的失败者:流产起义的鼓动者,革命的职业输家,或是坐享十月革命荣耀的那些琐屑派别的领导――而被指控的这个人却在那次革命中发挥过卓越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马赛尔・加香(Marcel Cachi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托洛茨基作为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起草者被逐出法国时,他作为法国政府驻意大利使节支持墨索里尼的鼓吹战争的运动;多里奥(Doriot),未来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傀儡;①台尔曼(Thalmann),于1933年时领导德国共产党向希特勒投降,后来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还有罗易,他刚从中国回来,他在那里使出吃奶的力气引导中国共产党舔蒋介石脚下的尘土;J.T.墨菲(Murphy),这个英国人是外国共产党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党中的小小代表,被推选出来主持讨论开除动议。托洛茨基向这次会议投去的轻蔑与他们加在他身上的侮辱适成正比。
①多里奥似乎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是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是托洛茨基最激烈的指控者之一。
托洛茨基告诉执行委员会:“你们指控我破坏纪律。我毫不怀疑,你们的裁决甚至都是早已准备好了的。”②
②托洛茨基档案。
执行委员中没有一个人敢自作主张――他们全都是听命而已。他们就是这样奴性十足,俄国党的总书记居然能傲慢地支使一位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到俄国的边远省份去担任卑微的官职――这是指南斯拉夫驻共产国际代表武约维奇,他是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现在也被开除了。他,托洛茨基,被召来说明为什么越过俄国党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正如沙皇时代一样,现在的执行官也要鞭挞任何一个敢于向他的更高长官控告他的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谓领袖们无耻到甚至都不想装装门面的地步:他们只顾奉承拍马,竟忘了把蒋介石和汪精卫开除出他们的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是他们却高高在上地审判那些是俄国革命的血与肉的人物。①
托洛茨基继续说,在关键的4年里,共产国际没有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在列宁时代,代表大会则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即使是在内战和军事封锁时期也是如此。现时出现的任何重大问题从来没有讨论过,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禁区――斯大林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遭到了破产。“共产党的报纸为什么一声不响?共产国际的报纸为什么一声不响?”执行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在践踏他们的组织章程;他们却指控俄国反对派破坏纪律。他承认说:“反对派的……唯一罪过是太顺从斯大林书记处的方针了,而那些方针对于革命则是灾难。”“俄国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方式是一种自我嘲弄……斯大林心爱的武器就是诽谤。”“懂得历史的人都会懂得,篡权者路上的每一步都是由这些杜撰出来的指控标志着的。”反对派不能放弃公开反对这种对革命有最致命危险的体制的权利:“当士兵的双手被捆住的时候,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捆住士兵双手的那根绳索。”
①《人道报》曾欢呼蒋介石是“上海公社的英雄”,托洛茨基说。
“开除动议”的起草人墨菲回忆道:“他以他全部的气魄和力量发动进攻了。他从最近3年来付诸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向我们提出挑战……唯有他才具有这样的辩才”;然后他向这个他曾寄予最大希望的组织的执行委员会背转身来,“昂首阔步走出会场”。①一直困扰俄共中央委员会的犹豫不决丝毫也没有让执行委员会为难――一点儿不错,执行委员会的裁决书是早已准备好了的!
①J.T.墨菲:《新地平线》第274―277页。墨菲回忆了开会前他在走廊上遇到托洛茨基的情景。“每个人都有自己厚厚的大衣和皮帽,会议大厅里衣帽架都已挂满了。托洛茨基环顾四周,……(墨菲的秘书)问道:‘托洛茨基同志,需要我帮忙吗?’托洛茨基想也没有想,就机敏地回答:‘恐怕不需要吧!我正在寻找两样东西――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及挂大衣的地方。但这里是找不到它们的。”,会议从下午9点30分一直开到次日早晨5点。
正当这个节骨眼上,莫斯科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外交事件,激起了一阵国际骚动。自从英俄关系破裂以来,法苏关系也急剧恶化。法国政府和法国报界再一次弹起所谓未还贷款的老调,这种叫嚣自从列宁政府宣布废除沙皇对外一切债务之后还是第一次听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断断续续地进行过讨论。1926年,托洛茨基主张安抚法国。那时英国正处于工业动荡的挣扎之中;中国革命正趋向高潮;法国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颠簸不定;而苏联地位稳固,这使他认为向法国人让步是可取的,可以消除那些小债主的不满。托洛茨基说,但是当时斯大林过分自信,听不进任何建议。1927年秋,当这些问题又被提出来时,斯大林又急于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法国的要求。然而这时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却反对这样做。他指出,自从中国革命失败、英俄委员会破产、苏英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政府的地位已经虚弱得经不起让步了;在它这方面的任何让步都会被看作是进一步示弱的表现。
对于反对派来说,局面由于以下这个事实而更加复杂化了:担任大使的拉柯夫斯基正在巴黎进行谈判,成为法国人攻击的靶子。早在8月,法国驻莫斯科的使节就因拉柯夫斯基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有联系而表达了法国政府的不满。①另一方面,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竭力嘲弄拉柯夫斯基,以此反对托洛茨基:他断言正是这个“忠实的反对派分子”拉柯夫斯基敦促莫斯科向法国投降。托洛茨基致信拉柯夫斯基,请他记住他在巴黎所起的作用已成了党内斗争的重大问题。②拉柯夫斯基个人对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是无比忠诚的,以至这个提醒使他十分惊愕。不过,还在收到此信之前他已经采取了一个步骤,造成当时外交界一场重大的风波。他在一份宣言上签字,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士兵在战争期间起来保卫苏联。在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关系方面“稳定”和“正常”的这几年,发出这样的革命呼吁是违反苏联外交的惯例的。法国报界舆论哗然。法国政府则宣布拉柯夫斯基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声明说,苏联政府应该更自觉地召回它不受约束的大使,因为一位反对派追随者在巴黎代表它无论如何是很不适宜的。
①参见德格拉斯(编)的《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2卷第247―255页。
②托洛茨基1927年9月30日致拉柯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莫斯科的答复含糊其辞。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他的大使辩护。但法国外交部有理由认为它对拉柯夫斯基的指责并非完全不为契切林的上级所欢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在拉柯夫斯基的召回问题上玩弄外交游戏,苏联外交部必须直率地告诉白里安,不容许它干涉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事务。但因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拉柯夫斯基为不受欢迎的人,莫斯科别无选择,只好把他召回。尽管拉柯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但他对于外交工作已感到腻烦了,在间断了4年之后,他渴望重新投入国内斗争。托洛茨基也非常高兴老朋友回到自己身边。反对派从拉柯夫斯基被召回这一事件中挽回了一定声誉;一位反对派领袖由于呼吁国际工人和士兵保卫苏联而遭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敌视,这件事有力地驳斥了有关反对派的失败主义以及“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战线”的无稽之谈。
斯大林意识到仅把罪名推到其政敌身上还是不够的,于是更加努力从正面加强他自己的威望。反对派在其纲领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那些要求,当时执政派假装要实现它。纲领要求给低工资工人增加工资、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日、给贫苦农民减轻赋税负担等等。纲领声称执政派许下的诺言连一个也没有兑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生活的穷困化反而变本加厉。为了回答这一点,斯大林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他宣布政府很快要实行7小时工作日和5天工作周,而工人领取的工资仍与以前一样。公布这一改革的时机是即将来临的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政治局届时将以庄严的宣言形式向全国宣布,欢呼7小时工作日是迄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是革命第一个10年的圆满总结。
这是纯粹的欺骗。苏联还十分穷困,它无力承受这种改革——即使30年之后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工人仍然要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①但斯大林不管这种办法在经济上有无可行性。他炮制这个耸人听闻的立法时事先并没有在工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甚至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布哈林派感到沮丧。领导工会的托姆斯基掩盖不住对这一惊人做法的不满。然而斯大林却无论如何要强行通过它;到了10月中旬,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召开特别会议,给予它正式和庄严的批准。
①7小时工作日和5天工作周名义上实施了13年左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政府下令又回到了正常工作周,回到了每日8小时工作制,这些规定强制保持了20年。只是从1958年开始,才逐步转到了7小时工作日(但仍没有实施5天工作周)。
在10月15日会议上,在基洛夫提出正式报告后,托洛茨基当场揭穿了这个方案的欺骗性。他回忆说,当反对派要求适当增加工资时,这个要求竟被愤怒地看作是破坏国民经济资源的一种威胁而遭到否决。那么目前的经济状况怎能承受得了7小时工作制呢?反对派坚持认为,就连8小时工作制在国有工业中也难以认真执行――为什么斯大林却突然抛出这项堂皇的改革方案呢?如果给工人增加某些更低的但更实际的好处岂不是更诚实吗?用这种变戏法般的诡计庆祝十月革命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托洛茨基指出,在经过好几年准备才设计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中丝毫没有缩短工作日的设想。他们在几年前订的计划就是以更长的工作日为基础的,他们怎能真正缩短工作日呢?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整个改革方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执政派与反对派作最后的较量时为前者增加筹码。
在这次争论中,理由、真理、诚实都在托洛茨基这一边;但是他们又马上让他掉进陷阱,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再没有什么比托洛茨基的抗议更中斯大林的下怀了。斯大林派成员成群结队地跑到工厂告诉工人托洛茨基最近对他们的侮辱。他们说,他要剥夺党恩赐给工人的福利,阻挠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社会主义曙光的划时代改革;他关于布尔什维克忠诚的那些漂亮话、他作为工人阶级捍卫者的那些姿态有什么用处呢?然而对托洛茨基的观点,工厂工人并不知道。头脑冷静的老工人也许能猜到它们,并且对斯大林这种可疑的恩赐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但大多数容易轻信受骗的工人群众为改革方案欢呼而讨厌批评者。反对派所争论的大多数问题远远超出了工人们的理解力:国民党、英俄委员会、不断革命论、热月政变、克列孟梭式的声明等等。反对派的语言中唯一不深奥的是它改善工人命运的要求。这个要求曾经赢得了对反对派的广泛同情,尽管这种同情是消极的。但是现在,这种同情大部分都烟消云散了。在反对派的周围筑起了一堵冷漠而敌意的墙。
然而――在人们心里常常会强烈渴望“那只有一线微弱希望的事物”――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一次奇特的事件给反对派领袖带来了安慰和鼓励。就在7小时工作日提交辩论的那次会议期间,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次庆祝胜利的官方游行。游行照例有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党的领袖们检阅军队和群众游行队伍。然而在领袖行列中人们却看不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有意安排,仿佛显示他们两人已经脱离官场。这时他们两人站在离政府官员的检阅台不远的一辆卡车上,而这里却是游行队伍接受检阅后出来时的必经之路。托洛茨基的背后正是塔夫利达宫,10年前他就在这里怒斥克伦斯基,点燃首都工人的激情,鼓动他们去行动去造反。通过官方检阅台之后的游行队伍走近卡车时,人们认出了反对派的这两位领袖,停了一下,再往前走,又停了下来,默默注视着他们,向他们举手致意,挥舞着帽子、手帕,又往前走,终于停下来。卡车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交通阻塞了;而政府官员检阅台周围的场地上则空无一人。这仿佛是1917年群众热情的喝彩和欢呼的回声。其实,站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面前的群众尽管表现出明显的激动,但却是克制和胆怯的。他们的行为是含糊的。即使群众是想表达他们对反对派的同情,那么这次游行也只不过是一幕哑剧。它表达的只是群众对于失败者的尊敬和同情,绝没有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意思。
但是反对派领袖们却误解了游行者的情绪。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这是一种沉默的、抑制的、骚动不安的欢呼。”但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却无限欣慰地把它作为力量的表现”。他们在当天晚上说:“群众是与我们站在一起的。”①但事件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但愿群众终于真的同他们站到了一起这种想法支配下,反对派领袖们决定3周后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时直接“向群众发出呼吁”。在另一方面,执政派却从群众的暧昧行动中感到了警告,他们意识到决不能拿人民的情绪去冒险。
①维克多・塞尔日:《一位革命者的回忆》第239页。托洛茨基在他的《我的生平》中对同样情景也作了详细描述,参见该书第2卷第278页。这描述似乎反映了他最初看待游行时所怀着的某种希望。
斯大林当即转入进攻。10月23日,他再一次要求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经过4个月之久,他已经粉碎了组成党的最高法庭的那些人心中的彷徨和抵制。他们终于准备执行他的命令了。但是恐惧和沮丧仍然缠住他们不放,并表现为诉讼过程中格外突出的神经质和狂暴。到处弥漫着病态的紧张气氛,就像在执行死刑中可感到的那样,刽子手及其帮凶看待他们的牺牲者时,既怀着深深的仇恨又怀着深深的敬畏,被有关其行为的正义性及其后果噬心的疑虑所折磨着。不管牺牲者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会在他们心里激起这些上升为狂怒的矛盾感情。他们全都坚信,如果他们要活着,牺牲者就得死;而且他们一想到可能随之而来的恐怖就不寒而栗。他们竭力想驱散自己心头的愧惧,就催促刽子手,要他们快点儿动手,自己也把无耻的辱骂和沉重的石头投向犯人。这就是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他们不时打断托洛茨基的最后申辩,爆发出仇恨的和粗俗的辱骂。他们塞住耳朵不听他的答辩,并且催促主席阻止他讲话。在托洛茨基发言时,墨水瓶、笨重的书册和玻璃杯从主席台向他头上飞来。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乌克兰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和其他人大声煽动斯大林,怂恿他将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威胁、嘲笑、咒骂没完没了,使这次大会看起来就像是一次魔鬼的聚会。①
在执政派当中只有斯大林讲话时沉着自制、粗暴而又冷酷,没有丝毫愧疚。他列举了人们早已熟知的一长串罪状;他的讲话――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为利用奸细(弗兰格尔军官)反对党员一事进行辩护――即使对他本人来说也是犬儒主义的杰作了。②唯有托洛茨基一人在讲话时同样地沉着自制。他的声音超越了在他离开之前对他最后一次挑战的那种狂暴错乱。他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他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他还表达了充满希望的自信,即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他说,眼前的胜利者过分依赖暴力。当然,布尔什维克取得“巨大的成就”也是依靠暴力实现的,它打败了全都是站在过时的或反动的事业一边的旧统治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是他们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摧毁维护历史进步的反对派。“开除我们――你们仍然不能阻止我们的胜利。”这就是党的最高委员会从托洛茨基口中听到的最后的话。
①第二天托洛茨基在致中央书记处的信中抗议正式记录中没有完整地记下他的讲话原文,并抗议对当时的所有情景都略而不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77页。
* * * * * * * *
接着是几个星期的紧张活动。反对派一直在为其纲领征集签名者,希望以支持者的数量影响党的舆论。季诺维也夫坚信,他们可征集到20000或30000个签名,斯大林面对如此大量支持的证据也许会停止进一步的报复,而反对派甚至可以东山再起。反对派领袖们决定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向群众呼吁”;这种想法自从列宁格勒游行以来就吸引着他们了。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呼吁形式,却颇费斟酌。呼吁的目的在于使群众了解反对派的要求,并鼓动群众反对官方领导,但又不给后者攻击反对派破坏党的纪律的口实。这两件事差不多是无法同时做到的;反对派夜以继日地进行讨论,准备去迎接实力的检验。
托洛茨基跟他的同志们一样,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郊区贫寒工人家里度过,犹如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不出名的革命者时所做的一样;他争论着,解释着原则和观点,并对热烈而急不可耐的各支持者小组加以指导。他这时跟热月政变前夕的罗伯斯庇尔已经判若两人,而他曾将自己比做罗伯斯庇尔。在他身上仿佛混合了两种不同的性格――丹东与巴贝夫。但此刻他更像被追捕密谋平等会的的领袖巴贝夫。他呼唤着革命的再生,蔑视着新的利维坦国家的那些缔造者;但历史潮流却像当年反对巴贝夫一样凶猛地反对他。
(维克多・塞尔日这样描述一次典型的集会)大约50
个人挤在一间简陋的餐厅里,听着季诺维也夫说话,他已
经发福了,脸色苍白,头发蓬松,说话声音低沉;在他周
围笼罩着某种软弱而又感伤的气氛……桌子另一头坐着托
洛茨基,我们都看着他:他上了年纪,头发灰白,身材高
大,脊背微驼,外貌惹人注目,态度和蔼可亲,始终能找
到正确的回答。一位女工盘腿坐在地板上,突然问他:“如
果我们被开除出党怎么办?”托洛茨基回答说:“没有任何
力量能阻止一个共产主义无产者成为共产党员。”“也没有任
何力量真能割断我们同自己的党的关系。”季诺维也夫半带
笑容地解释道,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党周围,许多
被开除的和半被开除的人们要比挂着布尔什维克之名的党委
书记更值得尊敬。这真是纯朴动人的一幕:无产阶级专政时
代的那些人,昨天还是强大的,今天就这样转到了贫民区,
与工人们推心置腹地谈话,寻找支持,寻找自己的同志。楼
梯的外面,志愿者在站岗放哨,望着来往通路和出入口,
因为格别乌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袭击我们。
有一次在一幢破败寒酸的住宅里举行会议,当我陪同托
洛茨基离开会场走在街上时,列夫・达维多维奇高高竖起衣
领,把帽子压到眼睛上,不让人认出他来。此刻,他像一位
老知识分子,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坚贞不屈。我们走近
一个车夫。列夫・达维多维奇对我说:“请你向车夫讨个便宜
价格吧,我身上钱不多了。”这车夫是留着胡子的老式农民,
凑近他说:“您不用付钱,快上来吧,同志。您不是托洛茨基
吗?”帽子遮不住这位曾在斯维亚日斯克、喀山、普尔科沃
和察里津战斗过的人。托洛茨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而又
欢乐的笑意:“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谁都知道车夫属于小
资产阶级,他的好意只会使我们倒霉。”①
①维克多・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13―114页。
当他对盘腿坐在地板上的女工说“没有任何力量真能割断我们同自己的党的关系”时,托洛茨基并不是在对她进行空洞的安慰。他与季诺维也夫一样考虑到了大规模开除的可能,然而他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这只不过是有益健康的一次休克;党的良知将被唤起;人民将希望见到反对派纲领,以便亲自看看反对派拥护的是什么;到那时,反对派曾经多次徒劳地要求的大争论将从此能够展开了。他设想斯大林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成千上万的党员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开除出党,他们也将免不了被投进监狱。这必然会“使党震惊”,并使它意识到这样的镇压行动很可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终结”。确实,当时许多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一想到自己将成为自己同志和战友的迫害者和狱卒就感到不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说,事情不会闹到这个地步,而且也没有大规模开除的必要,因为政治局会控制住反对派,在不太晚的时候就让它刹车投降。12月2日,托洛茨基引用这些保证向反对派呼吁:要一如既往地采取攻势——唯有那时,当广大的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看清他们领袖的自吹自擂都不过是欺骗时,才会挺身而出制止迫害,并迫使迫害者畏惧和投降。①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自吹自擂并非毫无根据:他们抓住了反对派的弱点,并且预见到在关键时刻至少季诺维也夫派会动摇。同时,所谓不必大规模开除的保证也平息了不安和惊慌,使党消极地等待事变并因此与即将到来的事实妥协。
另一方面,对反对派指控和威胁的浪潮也阻碍了反对派的努力。很少有人敢在日复一日地被谴责为颇覆性文件的纲领上签名。与季诺维也夫所希望的20000到30000个签名相反,反对派好不容易才征集到最多5000一6000个签名。②
①托洛茨基档案。
②这个数字是反对派提供的。维克多・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43页。斯大林派的资料称反对派征集到4000个签名者。按斯大林派历史学家H.波波夫的说法,在代表大会选举中,反对派在总数725000票中只得到6000票。《苏共党史纲要》第2卷第323页。
由于担心可能给签名者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为了保护他们的支持者,反对派领袖只披露了几百个姓名。围绕纲领的这场运动就这样再次显示了反对派的弱点。
* * * * * * * *
借用谢多娃的话来说,托洛茨基这时“疲劳过度,精神紧张,健康恶化,经常发烧、失眠”。他对敌人横眉冷对,而对同志他则是自我控制和英雄气概的典范。但在家庭生活中,人的固有脆弱性却占了上风。他徒劳地同失眠斗争,药物毫无用处。他越来越频繁地抱怨头痛与眩晕。他消沉,厌倦。他的敏锐感受力常因从四面八方像洪水般涌来的大量恶毒诽谤而迟钝。他的妻子写道:“早饭时,我们会看见他翻开报纸,……瞥了一眼又无动于衷地扔到桌上。所有报纸上登的全都是荒诞无稽的谎言,最明显不过的歪曲,最不堪入耳的咒骂,骇人听闻的威胁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狂热地、奴性十足地重复着同样无耻谎言的电报,……‘他们对革命,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都干了些什么事啊!",①
①《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150―181页。
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与他一道喝干了这杯失败的苦酒。由于紧张并期待着最不幸的事的到来,全家人都患上了失眠症,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等待着第二天的打击――但当天色破晓,朋友们进来时,大家又都露出坚毅的表情,继续斗争下去。谢多娃本人并不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的四墙之内比置身于那些雄辩的、足智多谋的、斗志昂扬的党员中要更为轻松自如;但在女性的爱心和忠贞的驱动下,她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她抛弃了个人兴趣,与丈夫形影相随;全心全意地以丈夫的生活为生活,想丈夫之所想,为丈夫的愤怒而震惊,为丈夫的苦恼和焦虑而战栗。
他们的大儿子廖瓦现在21岁,在他父亲的高尚精神熏陶下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还将这样地度过他短暂一生的其余岁月。作为托洛茨基的儿子,分享父亲的思想,沿着父亲的足迹前进,这不仅对于少年廖瓦而且对于青年廖瓦都是最大幸福的源泉。他还未到法定年龄就虚报岁数加入了共青团,而且还想办法参加了红军。他离开父母在克里姆林宫的家,住进公寓里,生活在那些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的工人和学生中;反对派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现在他看到共青团在挑唆下转而反对托洛茨基,这对他真是一种痛苦的经验,而不久前,他的父亲对于共青团员来说还是一位活生生的传奇人物和鼓舞者。既出于孝心,也出于革命激情,他憎恨那些被父亲斥之为被权力腐蚀了的官僚分子。他多年来一直参加争论,组织反对派小组,在党支部中穿梭式地发表演说,并且跟一些公认的反对派领袖,如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起到外州甚至远至乌拉尔斯克州的集会上并肩讲话。蓬勃的朝气使他充满了乐观与自信;但是在最近几个星期里,目睹不断滋长的苦难和暴力,他对父亲的生命忧心如焚,因此他作为助手和保镖须臾不离父亲左右,随时准备扑过去扼住袭击者的喉咙。
谢尔盖比廖瓦小两岁,他跟廖瓦不一样,在整个少年时代就开始反抗父母的权威,拒绝托庇于父母的伟大阴影里。他的叛逆形式就是厌恶政治。他不参加共青团,对党内事务漠不关心,跟反对派毫不沾边。他强健、勇敢、喜欢冒险,或者如他的父亲和哥哥所想象的――思想轻浮,整日沉溺于娱乐、运动和艺术爱好之中。他迷恋上了马戏(它在当时的俄国正渴望获得作为一门艺术所应享有的尊严),他似乎还被马戏团的一个姑娘迷住了,因此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家,随同一个马戏表演剧团过了一两年。经过一段放浪不羁的生活之后,这位浪子终于回家了。但他仍然坚持他的独立,怀疑政治,却热衷于数学和科学,在这两个领域里,他跟父亲在相同年龄时一样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然而,一种新的情感开始打破他与父亲和政治之间的对立。这个年轻人被父母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并为父亲及其志同道合者的遭遇所激怒,因而焦虑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和危险。
这个家庭的另一支系,即起源于托洛茨基第一次婚姻的那一支系,现在也深深地卷了进来。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虽然年纪不轻,但信念坚定,仍然如同她在19世纪90年代在尼古拉耶夫作为唯一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毫不畏惧地向一切人宣布她的信念,仍然是列宁格勒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核心人物。她的两个女儿季娜和尼娜都已20多岁了,住在莫斯科,而且都是热心的反对派成员。她们两人作为她们爸爸的女儿,如同1917年看到他处于上升期时一样感到紧张激动,也感到心碎欲裂。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各有两个孩子;各自的丈夫都是积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都已丧失了工作和生计,被开除或将被开除出党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这两位妇女陷人了贫穷、无援之境,并为孩子、丈夫、父母而心力交瘁,都得了肺结核病,她们注定是被毁灭的托洛茨基所有子女的同一悲剧命运的第一批牺牲者。
* * * * * * *
当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反对派已作好准备向“群众呼吁”。它指示它的支持者参加11月7日官方的庆祝大会,但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即让反对派的观点和要求引起挤满街头广场的千百万群众的注意。这里没有丝毫煽动叛乱甚至违抗的迹象。反对派成员所要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密集的队形和醒目的组织行进在官方的游行队伍中间,打出自己的旗帜,喊出自己的口号。这些口号表面上没有任何挑战的意思,其中针对执政派的口号都以暗示形式出现,唯有政治上最敏感的旁观者才能从中区分出反对派口号与执政派口号的不同。
“为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集团而罢工!”“打倒机会主义!”“执行列宁遗嘱!”“防止党的分裂!”“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这就是反对派的口号。制订这些口号的目的只是要引起党员群众以及那些密切并同情地关注着布尔什维克党内政策动向的局外人的注意。因此,人们不能认真地把反对派的行动说成是真正的“向群众呼吁”――它在本质上是向党呼吁。但由于他们被驱逐出党,禁止他们接触基层支部,他们只好从党外、在全世界和全国人民眼前发出呼吁了。这次行动的弱点就在于此。反对派试图公开抗议官方的党务活动,同时表明它的自我纪律约束和对党的忠诚。但这个抗议从它提出的那一刻起就几乎不可能被听到;它的自我纪律约束的表现没有效果。按照对党纪的教条主义的严格解释——公开反对党的领袖的游行示威就构成破坏党纪的行为,不能指望斯大林会做出另外的解释。一句话,反对派既走得太远了,但又走得不够远。而它的态度和它的处境就是这样:它只能走到它现在这么远,并且无法走得更远了。
11月7日使反对派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这对斯大林倒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他已严令:任何示威企图一旦露头就立即镇压下去,不管它如何无害。在他看来,这样的企图不可能是无害的,倘若这次他的政敌成功了,那就很难说他们是否迟早会唤起那些犹豫、不满而又胆怯的群众。斯大林明白,即使他马上就要登上峰顶,也仍有可能滑下去而丧失一切;他也明白,尽管他已经给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但只要留给他们一点儿行动自由,他们仍然可能推翻他。因此,在11月7日,一队队拥护执政派的积极分子和警察扑向凡是企图打出旗帜、高举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或者喊出未经批准的口号的反对派群体。反对派的队伍被驱散,遭到凌辱与殴打。他们赤手空拳地试图自卫,重新集合,继续游行。街头和广场大乱,到处是一片混战和警察的袭击,人群聚而又散,直到参加节日纪念会的无数旁观者中最缺乏政治头脑的人也意识到,他或她正目睹一场严重的危机事件,党内斗争已从支部转移到了街头,现在争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呼唤着一切人的支持。的确,镇压把反对派的行动转变为类似向广大群众呼吁的行动,把它笼罩在丑恶的气氛中,使它显得是一场半暴乱。
维克多・塞尔日给我们留下了对列宁格勒那些日子的生动描写。①自从10月15日以来,反对派对列宁格勒人满怀希望,季诺维也夫跑到那儿去,坚信会得到他们的响应。但是10月15日事件已引起当地党机关的警觉,因而他们早有提防。反对派各小组一开始是同所有其他游行者一起行进通过官方领导人检阅台的;接着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和标语,但没有引起注意。然后,警察悄悄包围了反对派,并把他们隔绝开来。塞尔日叙述了他本人当时的经历:他因警察设置的障碍而无法加入到游行行列中而只好停下来望着工人队伍举着红旗向市中心走去。那些执政派的积极分子不时转向行进中的男女工人的方向,高呼口号。男女工人们对此无动于衷。塞尔日向游行队伍走近几步,呼喊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万岁!”或者类似的口号。但游行者的唯一回答是异乎寻常的沉默。于是一个积极分子醒过神来,以充满威胁和激怒的声调回喊道:“把他们扔进垃圾箱!”行进中的工人们仍然默不做声。塞尔日感到自己暴露了并“将被撕成碎片”。突然一片空寂笼罩了他――他发现他正孤零零地面对着游行队伍,只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儿童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在这空寂中,一个学生向他冲过来,凑近他耳边低声说:“我们走吧!情况也许会变得更糟。我和您一块走,这样别人就不会从背后袭击您。”
①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46―247页。
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埃尔米塔日外面,“几百个反对派成员情绪高涨地与民兵扭打在一起”。一个身着军服的高个子――他是列宁格勒前格别乌的首脑巴卡耶夫――率领着一股“人浪”对抗着前来阻挠他们的骑警。“人浪”每一次被击退,就又一次卷土重来。在另一个地方,一群工人跟在一个矮胖墩实的男人后面进攻骑警。这个矮胖子把一个警察从马鞍上拖下来,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又把他扶起来,以“指挥官惯用的”威严口吻大声向他喊道:“你们应该感到害臊。你们应该为攻击列宁格勒的工人而感到害臊。”这个发泄着同志式怒火的人是拉舍维奇,前副军事人民委员,“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类似的混战出现在全城各处,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群群旁观者“惊呆了,默默地”目睹着这一切。晚上在反对派召开的会议上,塞尔日又见到了巴卡耶夫和拉舍维奇――他们穿着撕碎的军服来讨论白天发生的事件。
莫斯科的骚乱和斗争远不像那般“情绪高涨”和“同志式的”。一队队积极分子和警察冷酷无情地、十分残暴地进行着攻击。全城处于紧张的危机中,一片恐慌。“在纪念日前夕谣言纷起,说什么聚集在红场准备一年一度的阅兵典礼的军队将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斯大林。一些大胆的红军官兵将高喊‘打倒斯大林’,而其他人则响应这口号。”①
①路易・费舍:《人与政治》第92页。
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但他也极想从官方渠道探听这些谣言。这位作者指出,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起初,一队队反对派从各处向列宁陵墓行进,奋力打出几面旗帜,但还没等他们到达红场,积极分子和警察就把他们包围起来,撕碎他们的旗帜,强迫他们同官方游行队伍一起前进。就这样,反对派在对立者的裹挟下难堪地沉默着,与游行队伍中其他部分踏着同一步伐通过聚集在红场上的官方领袖和外国来宾的面前。唯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一条蜿蜒的长龙。他们走到红场中心,把托洛茨基的宣言书撒向空中。”红场外的反对派成员被从普通群众行列中撵出来,受到警棍的殴打,被驱散或被逮捕。在许多地方,反对派在飘扬着红旗的窗口外挂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但是这些肖像都被扯了下来,挂出肖像的人遭到虐待。在苏维埃大厦里,刚从哈巴罗夫斯克回来的斯米尔加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装饰起他的阳台,并贴出“要执行列宁遗嘱!”的标语。一群暴徒闯进他的家,撕碎肖像和旗帜,捣毁他的住宅,并对他横加侮辱;而10年前,正是这个人率领波罗的海舰队驶入彼得格勒的涅瓦河,参加了十月起义――而他的罪名就是挂出这次起义的领袖肖像。此外还有谢多娃,她置身于游行者中间,也遭到了殴打。
托洛茨基在加米涅夫和穆拉洛夫陪同下,这一天乘车巡视全市。车到革命广场时,他停下来想对正向列宁陵墓前进的一队工人发表长篇演讲,警察和积极分子马上就向他冲过来。响起了一阵枪声。响起了一片喊声:“打倒犹太佬、卖国贼托洛茨基!”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行进队伍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幕,但仍然继续前进。
聚集在节日街头的群众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到。他们驯服地沿着指定的路线前进,喊着指定的口号,机械地服从着指定的纪律,既没有流露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也没有一点儿本能情感的迸发。他们跟1917年那些饥肠辘辘、举止粗鲁、心肠火热、慷慨无私、热情洋溢而醉熏熏的群众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当前各城市的情景与今天要纪念的10年前革命情景之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领袖们的命运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10年前,只要托洛茨基一声令下,两首都的工人就甘心献出他们的生命。而今天他说话时,他们甚至连头也不肯转过去。10年前,当托洛茨基看到马尔托夫带领孟什维克退出苏维埃时曾豪迈地向他喊道:“滚吧,滚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布尔什维克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而今,当一位反对派成员试图称颂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时,“把他扔进垃圾箱!"――这些话就像嘲弄的回音在列宁格勒广场上回响着。反对派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历史的车轮向后倒转了,或者被打碎了吗?难道这就是俄罗斯的热月吗?
这些问题也同样在托洛茨基的脑海里盘旋。他看到有这么多曾经领导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现在仍然与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倘若断言他和他们的失败和屈辱没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不标志着革命“走下坡路”,也不标志着他几个月前在中央委员会所谈到的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那似乎就太荒谬了。但是他也看到,尽管革命的景象――它的气候与色调――发生了变化,但它本来的总轮廓却像过去一样鲜明突出,一样不可动摇和改变。统治这个共和国的仍然是反对派将永远忠于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仍然将这个共和国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尽管出现了“官僚集团的堕落”;而且他仍然坚决使自己和反对派跟所有那些人――他们诬蔑这个共和国是由一个跟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断绝关系的新阶级统治着的新的警察国家――划清界限。他不认为官僚集团就是新的剥削阶级――他只把官僚集团看成是工人阶级躯体上的一块“毒瘤”。在所有的地方,布尔什维克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仍然完整无损。富农和耐普曼还没有胜利。第一个工人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减弱,尽管还没有表现为任何军事冲突。变化是如此之大,但是又是如此之小。就好像一场飓风席卷舞台,把所有的演员抛向相反的方向,改变它所能改变的一切,忽左忽右地摇撼着舞台,但是舞台的框架却依然岿然不动,坚如磐石。这不可能就是末日――飓风真的就是地震的预兆吗?托洛茨基得出结论,11月7日“这还不是苏联的热月政变”,但肯定是“热月政变的前夜”。①
①参见托洛茨基的《纪念日的分析》一文,写于11月8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塞尔日写道:11月7日晚,列宁格勒的反对派成员开会时能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倔强地反复说:“豁出去了,我们只有继续战斗下去。”另一种声音苦恼地问:“我们将反对谁呢?反对自己的人民吗?”凡是反对派聚会时都能听到这两种同样的声音。照例是托洛茨基派主张继续战斗下去,而季诺维也夫派又提出那个苦恼的问题。季诺维也夫从列宁格勒回来时垂头丧气;他和加米涅夫开始为“向人民呼吁”的倒霉尝试而后悔,而他们原先对此曾是那样充满信心。托洛茨基则毫不后悔,认为反对派做了它必须做的事;他一再说:不管怎样,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在那命定的第二天,托洛茨基要求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正式调查那场事件;而且他仍然抱着一种相当乐观的看法。他告诉他的追随者说,示威游行的结局并不是那样糟糕:反对派在它的旗帜上写上“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的口号,因而表明了它的立场,终于把斯大林据以谋私的这个口号从他那里夺了过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回答说,11月7日把他们带到了分裂的边缘,如果反对派希望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一致,它就必须后退。
他们为下一步怎么办争论了好几天。托洛茨基很快又放弃了关于11月7日结局的看法。在他写下他为反对派把“团结一致的口号”从斯大林手里夺过来而感到满意这话之后过了5天:他又指出“现在谈团结一致为时已晚”,因为党的机关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热月政变力量的工具”,为了富农和耐普曼的利益而一心要把反对派驱逐出去。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谈到斯大林政策重心的转移,说他已经转而反对富农与耐普曼了。不管怎样,他们两人不同意“现在谈团结一致为时已晚”。
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他们的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②拉科夫斯基、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叶多基莫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巴卡耶夫、穆拉洛夫等人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百上千的反对派成员被撵出了党的基层支部。此后,在若干月和若干年之内,党内各派别或者是动摇不定或者是重新组合,有的前进,有的后退,并且继续彼此对抗,总之,党的分裂已经造成。
①参见托洛茨基11月13日“札记”,托洛茨基档案。
②托洛茨基档案;《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68―370页。
* * * * * * *
11月7日晚上,托洛茨基回到家中告诉家人说:他们必须搬出克里姆林宫。他自己当即就搬了出来:他感到住在克里姆林宫外比较安全,搬到执政派住宅以外的地方就更安全了。他临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3号别洛博罗多夫的家借用了一间小屋子,别洛博罗多夫属于反对派,还担任着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时就是他下令在叶卡捷琳堡处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托洛茨基的踪迹消失了几天。执政派多少有点儿惊慌失措,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是否转移到地下去了。其实他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因为像他这样一个遐迩闻名的人是不可能藏起来的。他在被开除出党的当天,就把新住址通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他在名义上仍是它的成员。①他主动离开克里姆林宫使自己免掉了一番凌辱:11月16日,其他反对派领袖全都被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位朋友描述了他们被逐出克里姆林宫时的狼狈情景。季诺维也夫离开时只在腋下挟着列宁逝世时遗容的蜡制模型,这模型是这样沮丧消沉,以至审查当局从来不允许出版它的复制品,于是它就成了季诺维也夫的个人财产。然后是加米涅夫搬出来,他的年龄刚过40,却突然变得白发苍苍,看起来就像一个“有一双明亮眼睛的温文尔雅的老人”。拉狄克在捆扎他的书籍,想把它们卖了;他从中抽出几卷德国诗集送给他周围的那些人作纪念品,一边不无自嘲地嘀咕着:“我们真是一群傻瓜!我们穷得身无分文,而我们本来是能准备好一笔可观的战备基金的。没有钱就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有着出名的革命忠诚,却只是优柔寡断不中用的知识分子……。”②
①他还通知执行委员会说: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因病不能立刻搬出,但他们在几天之内必定搬出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点》第140页。
同时,另一个人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离去。11月16日夜晚,一声左轮枪响撕破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沉静。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越飞自杀了。他留给托洛茨基一封信,解释说这是他唯一可以采取的方式,他以此抗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以此表达他对党麻木无情地接受这件事的痛恨。从1910年起他就是托洛茨基的学生和朋友,那时他还是一个神经质的学生,帮助托洛茨基编辑维也纳《真理报》。1917年,他与托洛茨基一起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在十月起义时期成为中央委员。他心地宽厚,和蔼可亲,语调柔和,却是十月起义最坚定的拥护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很快就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布尔什维克外交家。他率领第一个苏俄代表团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是苏维埃第一任驻柏林大使;1921年,他签署了同波兰的和平条约,一年以后,又签署了列宁―孙逸仙友好条约;他还先后出任苏联驻维也纳和东京的全权代表。1927年初,他从东京回来,患了严重的结核病和多种神经炎,后来被任命为托洛茨基在租让委员会中的代表。莫斯科的医生对他的病束手无策,催促他到国外去就医。托洛茨基为他向卫生人民委员和政治局交涉,①但政治局拒绝送他到国外去,理由是医疗费用太贵――约共1000美元。有一位美国出版商刚提出要用20000美元购买越飞的回忆录;而越飞要求允许他自费出国就医。但是斯大林禁止他发表回忆录,拒不发给出境许可证,剥夺了他的一切医疗帮助,用种种麻烦的事来折磨他。由于长期卧床不起、痛苦不堪、穷困潦倒,尤其是由于反对派所遭受的野蛮攻击对他的精神刺激,他开枪打穿了自己的脑袋。②
①托洛茨基致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的信(1927年1月20日)和政治局的信均存于托洛茨墓档案。
②甚至就在越飞写这封致托洛茨基的信时他的妻子还跑来告诉他,政治局已经拒绝了允许他出国一两个月的最后请求。
越飞的遗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表明了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而且作为人性的和政治的文件以及革命家的道德宣言同样是无与伦比的。
越飞在遗书的开头首先为他的自杀辩解,这种行为一般是要受到革命伦理学的谴责的。他回忆道,他在年轻时就曾反对倍倍尔而替马克思的女婿女儿保罗・拉法格、劳拉・拉法格辩护,他们夫妇就是因为年迈体衰再也不能作为一名革命战士而自杀的。
我毕生坚信,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必须懂得什么时候
应该离开人世,必须懂得及时离开人世……当他一旦明
白对所献身的事业不再有用的时候。30多年来我一直怀
有这种看法,即人的生命只有在为永恒的事业服务中度
过才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人类是永恒的。为任何
有限的事业服务――而且其他一切也都是有限的――生
命就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人类生命迟早会有终止的时候,
但这无论如何是发生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我们仍然可以
把人类看作是绝对永恒的。假如一个人跟我一样相信进
步,那么他就可以承认,当我们星球毁灭的时候,人类
早已找到了移民定居在别的更年轻的星球上的办法了……
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类利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
将在某种程度上留传到未来的世纪;我们的存在就是
通过这个途径获得它可能拥有的唯一意义。
越飞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无神论的精神表达了自古以来人类对不朽――人类及其天才的不朽――的渴望后,继续写道,27年来,他的生命已经显示出充分的意义:他为社会主义而生;他没有浪费过哪怕一天的生命,即使在监狱中他也充分利用每一天进行学习,准备未来的战斗。但现在他的生命已经毫无意义了;他的责任就是离开人世。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以及党对此麻木不仁是对他的最后打击。倘若他身体健康,他一定站在反对派行列中继续斗争下去。但是,也许他的自杀“与你们被开除出党相比只是小事一桩”(而且是“对那些人的一种抗议姿态,他们使党陷于如此境地,使它不能对这类畸形事物做出任何反应”。)――也许他的自杀有助于唤醒党注意热月政变的危险。他担心党觉醒的时刻尚未到来――然而他的死毕竟要比他的生更有用。
越飞极为谦虚地回忆了他跟托洛茨基的长期友谊和共同工作,请求原谅他“借此悲剧发生之际”告诉托洛茨基他所看到的托洛茨基的弱点所在。他早就想告诉他这一点了,但总下不了决心。他从未怀疑过托洛茨基从1905年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是正确的。他曾听到列宁亲口说起这一点,列宁还承认,在当年争论不断革命论时,对的不是列宁自己,而是托洛茨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现在我再一次重提这件事。”①“但我总觉得您缺少列宁那种在原则问题上不屈不挠、寸步不让的精神。只要列宁认定是正确的路线,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要坚持下去。但是您往往为了满足您所过高评价的协议、妥协的需要而放弃您的正确立场。”因此,在他的最后遗言中,他希望托洛茨基能在自己身上找到那股“百折不挠的力量”,这力量将有助于他们的共同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哪怕这胜利会被拖延。
①托洛茨基在自传里写道,越飞多次打算公布他同列宁的谈话和列宁的自责,但托洛茨基劝阻了他,因为他唯恐越飞会遭到攻击,那将会完全毁了他的健康。越飞的这封信证实了这一点。信的全文存放在托洛茨基档案中。
这番批评发自一位临终友人心底的忠诚和热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深受感动:在他的余生中,他将几乎完全孤军奋战,“百折不挠,坚定不移”。但是,越飞的自杀在政治上并没有产生丝毫作用。他的信没有公布――格别乌甚至曾想把这封信瞒过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几乎是把信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越飞自杀这件事在反对派队伍里引起了消极情绪;它被看作是一桩绝望的行为。托洛茨基担心越飞的例子会有传染性。自1923年反对派失败后,它的好几个支持者已经付出了生命――尤金・博什,乌克兰内战时期的传奇式女英雄;卢托维诺夫,杰出的工会工作者和工人反对派中的老战士;格拉兹曼,托洛茨基的一位秘书。值此反对派正遭到空前残酷的打击并且看不清前途的时候,此事更可能引发一场惊慌。只是当越飞的信在反对派内部流传开后,他当初意欲赋予他自杀的那种意义才更为人们所理解;这件事也就被看作是忠诚而不是绝望的行为了。①
11月19日,以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和伊万・斯米尔诺夫为前导的长长的送葬行伍护送着越飞的灵枢,穿过莫斯科的大街和广场向市郊新圣母修道院的墓地进发。这天恰好是普通工作日的午后――当局有意将葬礼安排在这个时候,以便不引人注意;但是好几千人加入到送葬行列中,唱着挽歌和革命歌曲行进。中央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同反对派混在一起――他们急于掩盖丑闻,只得前来向他们死去了的敌人表示官方的悼念。当送葬队伍到达新圣母修道院(彼得大帝就把他的姐姐索菲娅软禁在这里,并下令把她数百个亲信杀死在牢房的窗户下面)时,警察和格别乌竭力要将送葬队伍挡在墓地外面。人群强行闯进了墓地小径,并聚集在公墓四周。他们对站出来致辞的官方代表报以愤怒的低声抗议。接着是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讲话。托洛茨基说:“越飞离开我们了,并不是因为他不想战斗下去了,而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战斗下去的体力了。他害怕使自己成为那些进行斗争的人们的负担。他的一生――并非他的自杀――为后来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斗争还在继续。人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谁也不得离开。”
①根据越飞的授权,托洛茨基在散发的传阅文本中删去了对反对派当前前途表现出一定的悲观主义的一些段落。
这次集会是在被俄国可怕的历史幽灵缠住的墓地举行的;这是反对派最后一次公开集会和示威。这也是托洛茨基在俄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那在墓地上回响、号召勇敢斗争的声音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说。①
* * * * * * * *
“人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谁也不得离开!"――在最艰难的内战岁月里,这样的话多少次出现在托洛茨基的军令里;这样的话多少次使那溃不成军、士气低落的师团重新投入战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而现在这些话已经失去了威力。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正在“离开自己的岗位”,并已绝望地筹划撤退的后路了。还在越飞葬礼的前夕,莫斯科就盛传着他们要向斯大林投降的流言蜚语。在标明写于11月18日的笔记里,托洛茨基否定了这些谣传,声明说斯大林抛出这些谣言是为了造成反对派的混乱。托洛茨基再一次坚持认为,镇压只会有利于反对派;他警告他的追随者,他们必须继续将自己看作是党的一员,哪怕开除和坐牢也不能成为他们另组新党的理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答说,如若反对派接受开除,那就不可避免地,甚至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地将自己组成一个新党了。因此,他们必须不惜一切地达到撤销开除的目的。他们说:“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必须具有投降勇气的时刻来到了。”托洛茨基回答:“如果这种勇气――投降的勇气就是所需要的一切,那么现在世界革命早就胜利了。”②
①悼念越飞的演说和讣告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目睹了这一幕的路易・菲舍写道,葬礼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涌向托洛茨基,向他欢呼。他呼吁群众各自回家,但他们不肯走,托洛茨基久久不能离开墓地。最后,一批年轻人手臂挽着手臂相向而立,组成两堵人墙,留下一条狭窄的走廊,好让托洛茨基走向出口。”但是蜂拥的人群挤进了那条走廊,而这时托洛茨基独自一人墓地的一个小棚里等待着;“……他没有一刻静静地站着,而是像一只踱步的老虎来回走动着。……我站得很近,明确感到他在担心暗杀。”路易・菲舍:《人与政治》,第94页。
②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49页。
但不管怎样,他们仍然同意给即将于12月初召开的代表大会递交一份联合声明。在这份由121名反对派成员签署的声明书中,他们宣称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也认识到,这种分裂将导致两个党之间的斗争,是“对列宁事业最严重的威胁”;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反对派愿意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党内争论的方式必须改变;反对派准备再次解散自己的组织,并呼吁代表大会让被开除和被逮捕的反对派成员复出。
很显然,代表大会将断然拒绝这个呼吁,也不会同意撤销开除。联合反对派必将由此解体,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将分道扬镳。大会进行了3个星期;而且完全集中于分裂问题。反对派的代表一概没有投票权。托洛茨基没有出席大会,甚至都没有邀请他到会为他个人被开除申辩。代表大会一致宣布,反对派所表达的观点跟党员的身份不相容。拉柯夫斯基试图解释反对派的立场;但是他被赶下了主席台。然后,代表们既惊讶又好笑地听着加米涅夫感伤地描述反对派的窘境。他说,他和同志们现在进退两难:要么他们必须组成第二个党――但这样将“损害革命事业”并导致“政治上的堕落”,要么他们必须“在激烈而又顽强的斗争之后”宣告“完全彻底地向党投降”。他们选择了投降――就是说,他们同意不再对官方政策发表任何批评意见――因为他们“深信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只能在党内并通过党才能得到保证,而不是在党外或撇开党才能得到保证”。因此,他们愿意服从和执行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不管这些决议如何严厉。①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45―246页。
在将自己和同志们交付给代表大会的仁慈宽厚并且跪下之后,加米涅夫又想在半路停下来。他说,投降的反对派是作为布尔什维克那样行动的;但若要他们也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那样行动了。他断言,以前党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被要求这样做;但他忘记了,他和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就曾要求托洛茨基这样做。“如果我们必须放弃一两个星期前我们所拥护的主张,那么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虚伪的,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他又作了一次绝望的尝试,想要挽回投降者的尊严,于是他请求释放被关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说:“如果像姆拉奇科夫斯基这样的人还在狱中,而我们却是自由的,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我们曾和这些同志并肩战斗。我们为他们的一切言行负责。”因此,他乞求党代表大会给所有的反对派成员一次机会,使他们能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所补救。“我们恳求你们,如果你们希望这次大会……作为一次妥协的大会载入史册:那就向我们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吧。”①
一星期之后,联合反对派就解体了。12月10日,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分道扬镳,用不同的声音说话了。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和叶多基莫夫代表前者宣布接受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同一天,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和穆拉洛夫声明说,尽管他们也同意季诺维也夫派所谓“保持一党制的绝对必要”,但不管怎样,他们拒绝服从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不再在党内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等于宣布放弃这些观点。”如果同意这样做,“我们就是放弃自己对党、对工人阶级最起码的责任”。②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48页。
②同上,第1286―1287页。
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实际上在重复托洛茨基1924年说过的话――党是“保障十月革命成果”的唯一力量,是“历史进步的唯一工具”,以及“没有人反对党而会是正确的”。正是这种信念把他们引向投降。相反,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现在却坚信他们“反对党这一行为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决定斗争下去时,却认为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反对党,而是为了党――为了把党从它自身或毋宁说从它的官僚集团下挽救出来。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都是在做办不到的事,只是各人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季诺维也夫派希望留在党内,这样一条件许可,他们就能把党“改造”过来;而托洛茨基派则坚信这只有在党外才能做到。双方都重复着同样的话:任何一种建立新党的企图对革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双方都含蓄地承认,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不可能依赖它支持两个共产党;因此,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党的官僚集团目前是徒劳的,官僚集团尽管有其错误和罪恶,但仍然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革命的受托人、社会主义的代表。若说他们以前不是这样想的,那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谈到“另一个党”就会感到的那种恐惧就无法解释了,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了。相反,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认为建立另一个党对于他们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由于反对派承认――即使是含糊的并有重大保留――自己的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和受托人,因此与他们发生冲突,反对派就陷入了矛盾之中。季诺维也夫听凭自己的良心,企图以接受执政派的专政来解决这个矛盾。而托洛茨基则坚信执政派充当革命捍卫者不会太久了,他也听凭自己良心的驱使,认为自我否定将一无所获。
就在他的周围,联合反对派分崩离析了,被开除者成倍增长,好几千反对派成员投降了;但托洛茨基仍然刚毅不屈,对这两个“死魂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充满蔑视,并预言说,他们必将从投降走向投降,从耻辱走向耻辱,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糟糕。执政派现在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他们欣喜若狂,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真能诱使反对派投降。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一宣布投降,执政派立即宣称不接受投降,投降者必须彻底批驳自己的观点并认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起初深信不疑,只要他们同意不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官复原职。而现在他们同意这样做后却又被告知他们的沉默是对党的侮辱和挑战。加里宁在代表大会上说:“同志们,对于那种一面宣布不再鼓吹自己的观点、一面仍坚持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人……工人阶级会怎么想呢?……要么这是存心欺骗……要么这些反对派变成了市侩庸人,把观点隐瞒起来不捍卫它们。”①说实在的,执政派担心,如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一宣布投降他们就接受,那就太没有面子了。人民将奇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允许党员坚持某种观点而又不允许他们表达出来?胜利者不能在半途停下来。为了保住刚夺得的阵地,他们必须乘胜追击,把失败了的敌人驱赶得更远。代表大会在禁止反对派发表异端邪说之后,还必须禁止他们哪怕以沉默来表明立场;剥夺了他们的声音之后,还必须剥夺他们的思想;而且还得再将声音还给他们一次,好让他们用来宣布抛弃自己的思想。
①《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211页。
下一周尽是在条件问题上讨价还价,这也是季诺维也夫派在陷阱里越陷越深而拼命挣扎的一周。他们的第一次投降不能半途而废。为了保住投降的意义和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又跌向新的投降。12月18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来敲代表大会的大门,说他们宣告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据说,布哈林用这样一些话来款待他们:“很好,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这是最后的时刻――历史的铁幕正徐徐落下。”――我们可以补充说,这历史的铁幕也将把布哈林压成脔粉。布哈林看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头并屈服,无疑是十分欣慰的,因为他曾跟执政派中某些成员一样忧心忡忡:假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不肯悔过,重又跟托洛茨基携起手来,那怎么办?甚至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报告并推出开除动议的奥尔忠尼启则也表示了不安,他说,镇压措施所打击的人“曾为我们的党做出很大贡献,在我们的队伍内战斗了许多年”。但是斯大林和多数派陶醉于胜利的狂欢中,继续痛打落水狗,甚至在他们悔过之后也拒绝恢复他们的党籍。历史最喜欢捉弄人,正是李可夫――有一天他也将遭受到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样的命运――出来看到他们等在门口,就当着他们的面把门砰地关上了。他告诉他们,恢复党籍是不可能的,至少要留党察看6个月后,中央委员会才能决定是否恢复他们的党籍。
季诺维也夫派的投降变节使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陷入了孤立。这使许多良心麻木的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大感宽慰,他们从中看到了斯大林的做法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回顾道,无疑托洛茨基是绝对错误的,连他以前的同盟者都背转身来抛弃了他。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代表大会和在那里发生的惊人的投降景象;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哪部分反对派没有卷入这一幕。托洛茨基派自己也懵了。他们最终与党决裂了这种意识压倒了他们。他们不相信地看着在他们与季诺维也夫派之间展开的那条鸿沟。他们在思索他们的行动是否太鲁莽了:他们应该进行那种半秘密的宣传吗?他们应该在11月7日“向群众呼吁”吗?他们应该加速分裂吗?这些疑虑促使他们接受了开除裁决,同时又无休止地和亢奋地宣称他们对党始终如一的忠诚。少数人在步季诺维也夫派的后尘;另一些人在动摇。多数人仍然面对迫害坚持战斗。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谁是“投降者”。代表大会之后,当即有1500名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2500名在悔过书上签了名。①但是,在那些签名者中,有少数人因为看到一次投降导致了另一次投降而又退出了;而在拒绝签名者中,也有些人因为遭受到进一步的威胁、利诱和劝说而动摇了。这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看作是工贼或叛徒。由于这两部分人混杂在一起,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因而混乱和猜疑笼罩着原先的整个联合反对派。
①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327页。
托洛茨基看出季诺维也夫的投降是徒劳的,从而更坚信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狂热地工作着,把自己的信念灌输给气馁的追随者们。他向他们指出,任何谨小慎微、因循拖延的行为都不能挽救他们,斯大林总会找到开除他们的借口。重要的问题是把立场坚定的人集合起来,在他们与变节者之间划一道鲜明的分界线,要避免模棱两可的态度,要把分裂的原因向当代人和后代人讲清楚。尤其是,反对派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它从此必须“进入地下”,去探索它的各小组之间新的接触形式,寻找新的工作方法,建立跟国外志同道合者的联系。
这些事都来不及做了。还在1927年末,斯大林就开始策划将反对派驱逐出境。但这位未来冷酷无情的血腥清洗大师当时还十分在乎自己的声誉,不愿被人抓住把柄,以便为自己塑造良好的形象。他竭力避免因公开使用暴力流放而引起的麻烦,所以他把放逐政敌安排得好像是他们主动离开似的。斯大林通过中央委员会建议让托洛茨基派的主要成员担任这一幅员辽阔国家边远地区的行政机构的次要职务:托洛茨基将“自愿”前往阿斯特拉罕。1928年1月初,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受反对派的委托,就这些建议与奥尔忠尼启则进行了激烈的交涉。拉狄克和拉柯夫斯基反对把托洛茨基派往阿斯特拉罕的任命,说托洛茨基饱受疟疾折磨的身体经受不住里海港口潮湿炎热的气候。这场游戏最后以托洛茨基及其朋友的声明而结束,他们声称,他们准备接受外省的任何职务,只要这不只是流放的借口,而且,只要这些任命能确保被任命者及其家属的健康与安全,反对派将同意接受任何任命。①
1月3日,当争论还在继续中,格别乌传讯托洛茨基。他对传讯没有理睬。闹剧就要收场了。几天以后,即1月12日,格别乌通知托洛茨基,根据有关惩罚反革命活动的刑法第58条,他将被流放到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土耳其斯坦的阿拉木图。定于1月16日起程将他押往流放地。
有两位作者叙述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最后几天的情况,其中一位是旁观者,而另一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月15日,《柏林日报》记者保罗・舍费尔采访了托洛茨基。据他“粗略的观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托洛茨基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可以断定,这位德国记者在观察这类事情上没有经验)。他在托洛茨基的住宅里察觉到激动不安的情绪,那儿往来的人不断,被发往流放地的人行期将近,他们正在为这次远行整理行装。“在所有的走廊和过道里都放着一堆堆的书籍,这无数的书籍是革命者的食粮,正如公牛血是斯巴达人的食粮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描绘了托洛茨基本人,“此人中等偏下身材,皮肤细腻,面色略微发黄,一双不大的蓝眼睛时而非常友好,时而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显示出他‘心灵的力量’。生动的大脸庞‘反映出他的精神力量及崇高的精神境界’,嘴小得与脸不成比例。他的手像女人的手那样柔软。”“这个人,他创建了军队,把自己的热情灌输到阶级意识尚不够强的工人农民之中,把他们提高到一个远远高于他们原来的水平之上。……但乍一看,他却显得腼腆,甚至还有几分茫然失措……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魅力才如此之大。”
①关于这次“交涉”的说明可参阅托洛茨基本人或他的一位朋友1928年初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一封信。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托洛茨基尽管彬彬有礼,却始终十分谨慎。面对这位资产阶级记者,他在谈到国内问题时非常克制。他对自己的政敌一字未提,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一条争论性的意见。在交谈中,涉及内政方面的话题仅有一次,当时这位记者指出了劳合・乔治的预言――“托洛茨基的拿破仑之路”。这是舍费尔对托洛茨基被驱逐和对他的未来的计划等方面最明确的暗示了。但是,托洛茨基抓住了这一比喻的另一面。他冷笑着回答说:“我竟然成了结束革命的人,这个看法真荒唐,这不是劳合・乔治的第一个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与拿破仑的比较使托洛茨基想到的不是他们两人都被流放的命运之间显而易见的表面的相似,而是他极力反对的热月政变继承者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思想。对他来说,一般问题要高于个人问题。(舍费尔指出:“你要永远记住,这个人首先并主要是位战士。”)他主要讲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没落及欧洲的革命前途,和以往一样,他总是把布尔什维克俄国与欧洲革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交谈中,托洛茨基很快放弃了交谈时用的声调,变成了演讲者,并提高了嗓门,”他以“优美潇洒的手势”描绘世界革命曲线的起落。谈话被一位正巧当夜将赴流放地的同志打断,他来问他是否能为托洛茨基做点儿什么。“托洛茨基那张蓄着短唇须的脸上现出愉快的皱纹:‘您今天晚上就要踏上旅途,不是吗?’这个喜欢辩论和嘲讽的人不放过可以展示这些特点的机会。……这个坚定不移的人始终保持着他的幽默感。”在分手时,他邀请舍费尔到阿拉木图去拜访他。①
①P.舍费尔:《苏联七年》第158―161页。
与舍费尔不同,塞尔日描绘了处于包围中的托洛茨基,“他被同志们白日黑夜地守护着,而他们自己又受到特务们的监视”。骑着摩托车的格别乌特务们记下了出入这里的每一辆汽车。
我从后楼梯上楼。……他坐在一间屋子里工作,窗
户对着院子,屋子里只有一张折叠床和一张桌子。我们
满怀尊重和热爱之心称他为“老头儿”,就像我们称呼列
宁一样。……他身穿一件旧毛衣,朝气蓬勃,庄重威严,
一头几乎全然灰白的浓密头发,虽面带病容,但他在这
间小笼子里却十分活跃。在隔壁房间里,人们正在打印
他刚刚口授的电报。他在餐厅里接待全国各地来的同志。
他在频繁的电话铃声中与他们匆匆交谈。所有的人都可
能随时被捕――但到底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所
有的人都抓紧利用这最后时刻,因为这无疑是最后的时
刻。①
①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55页。
1月16日,托洛茨基忙着开会、发指示并作临行前的最后准备。辞行的人络绎不绝,这是忙乱不堪的一天。起程的时间定于当晚10点。傍晚,疲惫不堪的全家人坐在一起,紧张地等待着格别乌特务的到来。指定的时间已过,他们却没来。大家纷纷猜测,但谁也猜不出所以然来。最后,格别乌电话通知托洛茨基推迟两天出发,没有说明原因。拉柯夫斯基及其他朋友的到来打断了新的猜测。他们都十分激动。他们是从车站来的。那里聚集了几千人来与托洛茨基道别,在他应乘坐的列车旁边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许多人跑到了机车前,发誓不让列车开动。警察企图把他们从铁轨上拉开并驱散人群,但当局看到示威的矛头所向,因而下令推迟放逐。反对派庆贺胜利,决定两天后再次示威。但是格别乌决定对反对派进行突然袭击:悄悄地把它的领袖逐出莫斯科。它计划先把他带到另一个车站,从那里再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站,然后让他换乘开往中亚的火车。格别乌通知托洛茨基,让他作好1月18日启程的准备,但1月17日格别乌的特务就来押解托洛茨基了。奇怪的是,这一天托洛茨基一派的人并没有守护这所住宅。因此在格别乌的工作人员到来时这里只有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还有两位妇女,其中一位是越飞的遗孀。①
接下来的场面极具悲喜剧性。托洛茨基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让格别乌工作人员入内。这是消极反抗的标志,以前他总是以这种方法对付企图逮捕他的各类警察。托洛茨基隔着紧闭的门与指挥这支队伍的军官谈判。最后,军官命令破门,特务们闯进屋里。由于种种机缘的巧合,奉命逮捕托洛茨基的军官竟是内战时期托洛茨基的军用专列上的一名警卫。在过去的首长面前,他失去了自制力,绝望地嘟囔着:“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尽一切可能来安慰逮捕他的人,并劝他执行命令。然后,托洛茨基再次采取不服从的姿态,拒绝穿戴。武装特务脱下了他的便鞋,给他穿上衣服。由于他拒绝跟他们走,于是在跟在后面的家人和越飞遗婿的哭喊声中被他们架下了楼梯。除了几位身居高位的邻居及他们的妻子之外,这一场面没有其他见证人。这些邻居听到了楼梯上的喧闹声,便打开门,瞅了一眼就马上害怕地缩了回去。
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87页。
流放者及其一家被扔进一辆警察局的卡车,于是它载着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奠基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疾驰过莫斯科的街道,把他带到喀山火车站。由于托洛茨基拒绝上火车,押送人员便把他拖上一节孤零零地停在备用线上的车厢里,车站被团团包围,所有的旅客都被赶走了,附近只有几个铁路工人。被驱逐者的家属跟在押送人员后面。小儿子谢尔盖和格别乌的一个工作人员动手厮打起来,长子廖瓦试图打动铁路工人,他高声喊道:“同志们,看啊,看啊,他们要抓走托洛茨基同志!”工人们却冷眼看着这一场面。没有一声惊叫,连低声抗议也听不到。
* * * * * * * *
从年轻的托洛茨基第一次见到莫斯科的城墙与钟楼至今,已有30年了。那是在他从敖德萨监狱被押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路上,他隔着囚车的铁栅栏看了这座“历代沙皇的庄园、未来的共产国际的首都”第一眼。现在他隔着同样的铁栅栏又看了莫斯科――这座他胜利和失败的城市最后一眼,他再也不能回到这里了。他初次来到莫斯科时是一位受迫害的革命者,离开时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