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最全面、最详尽的一种，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作。它由三卷组成：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年》（1954年出版）、第二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一1929年》（1959年出版）、第三卷《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一1940年》（1963年出版）。英文版三卷，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伊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1906一1967），生于当时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赫让诺夫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1932年因参加波兰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后，侨居伦敦，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事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并出版多部著作。除本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斯大林政治传记》、《未完成的革命：俄国1917一1967年》等。作者撰写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有：《托洛茨基全集》及未收入全集的零散文章、小册子和著作，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中的托洛茨基档案，俄共会议记录，《真理报》等俄文报刊，托洛茨基同时代人的著作、文章、书信及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等。作者依据这些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

　　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每日电讯》将其誉为“本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观察家》上说：“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之列。”另一位学者A.J.P.泰勒（Taylor）在权威刊物《新政治家》上评论道：“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在本书出版以后的三四十年中，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90年代，包括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Д.А.Волкогонов）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还没有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资料的占有和分析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能超过多伊彻的这部权威性的托洛茨基传记。

　　本书第一卷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第二卷详尽地介绍了当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理论分歧与争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和残酷的派别斗争，也介绍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最初的流放生活，特别突出地评介了托洛茨基对上述一些问题的理论思考。第三卷着重叙述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悲惨命运；以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描述了他在墨西哥被刺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总的来说，本书依据的史料极为丰富，叙述详尽而有层次，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作者在本书第二卷前言中强调，他力图客观地描述出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尽可能避免因主观感情或因注重一时情况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使他的这部传记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全书史料的取舍、观点的评述、重点的侧重等方面来看，作者的确是在向这一目标努力，因而才能使这部传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霍・卡尔（E.H.Carr）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所言：历史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它们总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因为“记载历史事实的人”总是“现在的人”，所以历史实际上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休止的间答交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书写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它必然带着历史学家个人的印记。托洛茨基的这部传记也不例外。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他自己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不可能不反映到这部传记中来的。在这部传记中，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本人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尽管在被波共开除出党后，并没有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但他对托洛茨基是崇敬的，甚至可以说是崇拜的，在很多理论问题上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全书来看，作者几乎把托洛茨基当成“无所不能预言”的先知，就连作者都承认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些预言，他也试图从中找出“合理的因素”来，比如，读者可以从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预言的分析中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第二，本书写作时间较早，作者必然受当时历史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历史资料的限制，因此，在今天看来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的分析和评价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我们希望，在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今天，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我国国际共运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注意，有助于深入总结和认识苏联解体的教训，推动上述领域的研究。

　　在本书翻译中，译者对全书译文做了一些技术处理：

　　（1）为避免行文累赘，书中大量的法、德、西班牙、拉丁文单词或词组均直接译成中文，没有采用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单词再加注的方式；

　　（2）原书中俄文著作引文的英译文错误较多，凡能找到俄文原文者，均直接按俄文原文译出，不再作注加以说明；

　　（3）原书中的里程和距离均以英里为单位，这对英语读者比较泽者前言方便，却让中国读者费解。所以，我们或是参照俄文原文改为俄里，或是折合成公里；

　　（4）为了便于读者核查参考，本书中的列宁著作的引文均以《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的译文为准，所标卷数及页码均系中文版第2版的卷数和页码，不再另加注明；

　　（5）由于中文版《斯大林全集》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与本书作者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不同，因此有些引文在中译本中没有。凡在中译本中能查到的引文，我们在注中均标出“中文版”字样，未标“中文版”字样的，其卷数、页码即是指俄文版的，不再另加注明。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原由郑超麟先生组织王国龙、周任辛、喻守一翻译：王国龙译第一部，周任辛译第二部，喻守一译第三部。喻守一不幸去世后，家属将其译稿带回家乡留作纪念。现用的第三部译稿是由施用勤、张冰、刘虎合译的；施用勤译前言和第一章；张冰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刘虎译第五章和跋。全书的译校情况如下：《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一1921年》，王国龙译，施用勤校；《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一1929年》，周任辛译，刘虎校；《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一1940年》，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全书由施用勤、张以童统校。郑超麟先生虽然没有参加翻译工作，但原著中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引文及参考著作名称的翻译，都是经他审定的。遗憾的是郑超麟先生不幸于今年8月1日逝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同志通读了全书的译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责任编辑刘庸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严把译文质量关，弥补了译校者的一些疏漏并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对人名和术语进行了统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版权的联系过程中，得到英国汉学家、利兹大学教授格雷戈尔・本顿（Gregor Benton）博士的帮助，在此我们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有关国际共运著作的专业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在国内首屈一指。我们在该馆工作人员阎虹女士的帮助下找到了本书部分俄文参考书并据此纠正了原书中英译俄文著作引文的一些讹误，从而提高了中译文的质量；另外，在核对中文版《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引文的工作中，阎虹女士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此谨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原著各卷的书名是独立的，并没有总书名。中文版根据各卷书名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将其定名为《先知三部曲》。

　　本书的翻译工作工程较大，且延宕数年，尽管全体译校者和有关人员通力合作，尽心尽力，但译者才疏学浅，能力不逮，疏漏之处，恐怕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予以指正。

译者
1998年11月28日
于北京西单西料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