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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我是灾民
任不寐
布罗代尔说:“一本书如果真想说明某个道理,作者事必既十分自信,又有点担心”。文化这个题目太大,研究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尤其难免凿空,而为此寻求一种解释的模式或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更是异常艰难。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得承认,我渴望研究这个问题。同时,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必须承认一种自我质疑的惶恐一直纠缠嘲弄着我的“问题意识”。此书断续十年之功,探索真相的热情和否定问题意义的疑惧共同伴随着我。
我为什么要进行这个80年代以来被视为“不着边际”的文化学研究呢?多年前,中国人的道德形象在我心中一度达到顶点,我为此热泪盈眶;然后它慢慢坠落了,耻辱、绝望与痛恨与之共长。我必须回答一种追问:中国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回答”这个问题是很艰苦的……
在“自然灾害”与“中国文化”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这是本书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论“在学术上是否站得住脚”,只能请方家批评。不过我感到有必要指出,我在写此书时心目中主要的读者群是西方的汉学家,最多包括对关注中国的“真问题”的学者。而在我看来,由于西方的汉学家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因而“丢失”了对“灾变”的文化表象,中国的一些学者由于强烈关注他们的理论是否“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而忽视了他的理论是否“在常识上站得住脚”。“确立历史真实这件工作之费功夫,培养了谦虚之心。由于没人能确信自己的解释绝对正确,人人都要听听别人怎么讲。所有的历史都是暂定的,谁也不能自认为是定论。”(1)我赞同这样的观点。
关于我自己在此书中贡献的观点,我也一直在自我质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仍然确信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我还没有能力证伪它;尽管我一直将“灾变论”看作是我对中国文化及其起源问题的一个“学术猜想”。或者我可以拔高自己摹仿哥白尼的“它依然转动着”那句话来阐释我此时的自信:“天空依然阴沉”(我是指灾变论依然具有文化解释的意义)。但希望这种自信不是“受体系的束缚”那种可悲的局限,它应该对于未来的一切挑战感到兴奋和由衷的喜悦。
另一方面,正如一位令人尊敬的思想家所说的,任何一本书都是未完成的作品。至少在占有材料方面,这一年来我又碰到(通过读书和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很多新的可资利用的材料,同时也感到一些论点完全可以进一步充实和深化。而且我知道,这种不满足感和缺憾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这是否是所有作者要经历的共同的心理体验?
“灾民理性”无意尖刻地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这无异使特别盛产于中国的“机会主义爱国者”见猎心喜,我的辩护是:第一、我们的确有这些缺点,第二、民族自觉比批判外族更道德,第三、只有自胜才能自强。不过我有必要说明一点:我从来不为出版而写作,也不为媚俗而写作。----“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的么?若仍旧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拉太书》1:10)最后,反思国人的罪性,我丝毫没有以此将自己摘出去的轻狂,我知道,我所批判的“灾民理性”同样内在于我自己的灵魂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灾变论”首先是我的“精神忏悔录”,我在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不过也是一介灾民,一个野蛮民族的野蛮人----我何尝面对纷纷倒下的、受难的灵魂承担起责任呢?
当然,我如此详细地描述我们在历史上的苦难和所犯下的罪恶,目的之一也奢望多少能激发民族自觉。是的,“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些记忆保存在心中,让它们开花结果,不让他们浪费掉。我们从未象现在这样意识到一个发怒的上帝的惩罚,这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征兆。”(2)灾民社会的诸种不幸的确可以视为上帝对我们的启示,遗憾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对这种启示(“你们悔过吧!”)的领会,一次又一次地进入罪的状态,使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遥遥无期。“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撒迦利亚》7:13)我们不是一直处于这样的绝境吗?在绝望的恐惧中,我将历次苦难收集在这里,以便进一步展示上帝的恩典,希望能有人终于意识到灾变历史不过是一长串的悔过警告。“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弥迦书》6:13)这就是我希望读者在本书中得出的结论,并在这个结论中承担起人的责任。
对于这本东西的“旷野呼告”的价值我抱有希望吗?世界也许真的不堪拯救了,但一些个人也许仍存在得救的希望。我只能抱有这“最后一线希望”了,因为“既然所有这些苦难都无法说服你们,要我怎样说服你们呢!”(3)
2000年早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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