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作者：王若水

　　
历史背景
　　本书叙述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大陆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及我的有关经历。这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针对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什么会被视为“精神污染”而要加以清除呢？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将先多用一些篇幅谈谈这个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中国是否有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让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人道主义是一个外来语，在英文里是humanism或humanitarianism.这两个词有时可以通用，但又有区别：后者指增进人类福利，免除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思想和行动，故常与慈善救济事业联系；前者则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联系，亦可译为"人本主义".《韦氏大学词典》解释humanism的第三义说："一种以人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尤指这样的哲学，它通常否认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以及通过理性达到自我实现的能力。"本文所说的人道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具有古典人本主义的精神。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列出支持这种说法的理由，例如孔子的兴趣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而且他把"仁"作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儒家产生于古代的中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价值在它那里是根本缺乏的，甚至是不能相容的。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正式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高扬“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这都是来自西方的观念。“民主”的口号隐含着自由、平等、人权这样的人道主义要求。陈独秀标榜“自由自主之人格”，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巴金呼吁婚姻自由，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宣扬“易卜生主义”，这些都带有人道主义色彩，而李大钊更鲜明地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这些都可以看出是受到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明显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但这股思潮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阐述。
　　新的人道主义思潮还没有巩固，中国文化界很快就让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占了优势，而这种理论里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地位的。但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个左派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胡风——却开始鼓吹一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而又是革命的文艺理论。不过他们的观点很快被党的正统观点压倒了。
　　1942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批评了某些当时在延安的作家关于"人性论"和"人类之爱"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言论。毛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的最后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带阶级性的人性"意味着阶级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一个因素，或者说是附加在人性上的一种东西，这就预先设定了人性有超出阶级性的部分。因此，不能说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又否认"超阶级性的人性".后来，人们实际上是否认了"带阶级性的人性"的。他们这样理解《讲话》的观点：没有人性；如果有的话，阶级性就是人性。毛泽东从未说过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从《讲话》以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一起成了贬义词。
　　毛唯一一次肯定人道主义的地方是延安时期他给红十字会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里给人道主义加上了“革命的”这样的定语，显然要区别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后来，在释放战俘和宽大处理战犯时，中共偶尔也在外交场合使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这些地方，人道主义显然不是相当于英文的humanism，而是相当于humanitarianism，而且就是在后者的词义上，也只限于在很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在其他地方，人道主义这个词仍是禁忌。象法共把自己的机关报称为《人道报》的情况，在中共是不可思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宣称它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既然如此，它理应是人道主义的。当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哲学手稿》中自居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在1845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时，仍自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后来他改用"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这一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成了中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人道主义的根据。
　　在中国大陆，人道主义的命运是坎坷的。有两个主要的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欢人道主义：第一，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不相容的；第二，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个性解放以及个人主义是不可分的。正因为这样，人道主义在中共掌握政权后一直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人道主义的前进和挫折，都和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
　　尽管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共统治下是如此脆弱，但在1957年短命的"百花"期间，还是有一些作家勇敢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巴人和钱谷融。
　　巴人是王任叔的笔名，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作家。他在1957年1月发表的《论人性》一文和同年出版的《文学论稿》里，提出了和毛不同的观点。他主张，人除了阶级性以外还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意识，作家在创造典型人物时应注意这一点。这种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就是人性。巴人批评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乏的东西，是人性，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他认为这原因在于对人的阶级性作了机械的理解。巴人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性是人性的"自我异化"，因此，"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钱谷融在1957年2月写了一篇长文《论"文学是人学"》。文章说："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要把怎样描写人、对待人当做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我们应该用力去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用力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两位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钱谷融求助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而巴人则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其实，他们本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论据的，那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书于1956年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但马克思这这篇著作不容易懂，加上译文很笨拙，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两位作家表现出的理论水平，远高于那些"正统"的教条主义者。
　　巴人和钱谷融的这些观点获得了文艺界的一些响应，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侥幸的是，这些观点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并没有成为批评的重点。巴人甚至还能在1957年把他的《文学论稿》加以再版。但在1959年毛发动的"反右倾斗争"中，文艺界再次掀起了批判高潮，巴人终于未能幸免。1960年，对他的批判开始了。
　　第一个系统地出来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的，是姚文元。他写了一篇长文，开头就说："五四以来，无论是公开打着资产阶级旗号的反动文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混入革命队伍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家，都多次地用'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作为武器，向中国共产党，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攻。"在谈到巴人时，姚文元问："为什么这个时期'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呢？因为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死守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感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就是巴人变得更加关心人的原因。"巴人这个'人'，拆穿了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人'，资产阶级人性之'人'"\.这是表现姚文元运用所谓“阶级分析”来把纯粹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政治罪名的一个典型例子。
　　姚就是靠这个伎俩受到重用而在“文革”中爬上高层位置的。
　　另一个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也写了两篇长文：《驳"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从巴人的《论人性》谈起》、《驳巴人的"人类本性"的典型论》。其他文艺评论工作者也纷纷写文章，加入批判的行列。这个批判发展到全国范围，持续时间一年多，被批判者还有钱谷融和其他人。
　　1960年7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周扬在大会上做报告，其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驳资产阶级人性论".周说："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等于是最终判决。
　　同年，巴人因“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被定为“反党分子”，除了被撤销一切职务外，并被剥夺文学创作的权利。“文革”中巴人又被说成是“大叛徒”，被遣送回乡劳动，得了精神分裂症，终于在1972年悲惨地死去。钱谷融也受到打击，不过他总算活下来了。
　　中国的政治气候常常是反反复复。到1961年，在批判的高潮过后，又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受到了欢迎。它叙述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故事：一个汉族老人到彝族地区去工作，偶然发现了他的失踪十几年的女儿，而她已被一个彝族老人收养为义女，两人相依为命地生活着。两个老人都需要女儿，可女儿只能跟其中的一个生活在一起……导演深知这一类题材的敏感性，他处理得非常小心翼翼。电影受到了欢迎，但观众感到不满足。最后，周恩来出来讲话了，他批评导演不够大胆。周说，有人说他们看了这部电影流了泪，他本人也几乎流了泪，但没有流出来。周感到这是因为导演有意不让主角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甚至不让出现流泪的镜头。周说，我们是肯定无产阶级的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的，为什么有顾虑？显然导演屈服于某种压力。象"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这些观念都被弄乱了。"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但是，周恩来的温和倾向并不占上风，这种松动只不过是两场战争之间的喘息罢了。1963年，中共正式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及其代表赫鲁晓夫，其中一个批判目标就是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概念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这个口号。中共认为这些概念是没有阶级观点的。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了一批批判文章。当时刘少奇有一个建议：单写文章不够，还要写小册子，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这样，又拟定了一些小册子的题目，其中就有《批判人道主义》。这个题目由周扬负责。周扬挑选了一些人，包括汝信、邢贲思、王若水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当做批判重点，他说："他们（现代修正主义者）放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旗帜。他们把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讲话中提到了"异化"，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不过讲话并没有完全否定异化概念，而是从哲学上肯定了这个概念。周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的审阅。毛很赞赏这篇报告，并作了多处修改。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要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1964年，在政治局常委康生的发动下，开展了对两部电影的批判：一部是《北国江南》，它的罪状是"调和阶级矛盾"；另一部是《早春二月》，它的罪名之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艺领域还有其他的批判，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一直延续到1965年底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绝不是平等的关系或仁义道德的关系。这个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一场空前的大迫害运动席卷了全中国。
　　“文革”把过去的文艺作品几乎都否定了，只剩下《白毛女》等少数几部作品，而这几部还需要江青来改编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样板戏”。这些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男的也罢，女的也罢，生活中只有革命，根本不考虑恋爱婚姻。《白毛女》中有一场女主角和她的爱人在山洞相会，那对唱是美妙动人的。后来在修改时，那个唱段被砍掉了一半。
　　《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角吴琼花原来是和红军指导员洪长青有爱情关系的，被认为亵渎，改编时砍掉了。一切带人情味的情节，一切对个人幸福的向往，一切人性的表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中是没有地位的，更不用说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表现了。在现实生活中，代替人道主义的是神道主义（个人崇拜）和兽道主义（残酷斗争），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在"革命"的名义下被美化了。唯一可以看到"革命人道主义"口号的地方是医院，那是作为毛的语录而写在墙上的。不过，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这些医院一般是不接受"走资派"、地主和资本家的。
　　建国初期，《白毛女》的广告中有一个警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是，毛泽东发动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又把人变成了鬼；特别是"文革"中，不计其数的无辜者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所有这些对文化的摧残，对正直的人们的迫害，都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果真不相容吗？
　　正在中共对人道主义大张鞑伐的时期，在东欧和苏联，却兴起了人道主义的热潮。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引起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思索。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写进了《南共纲领》。60年代初，南斯拉夫出现了一批"实践派"哲学家，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反人道性质，用"异化"的概念批判苏联社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集权体制。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大上称《苏共纲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件"，并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波兰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在六十年代发表了几本有影响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在西方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宣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E.弗洛姆在1961年发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论证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H.马尔库塞在1964年发表了《单向度的人》，猛烈批判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异化现象。在法国，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法国共产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战，主要的两位对手是R.加罗第和L.阿尔都塞。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又是人道主义的。后者认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反人道主义的，而这正因为它变成了科学。
　　知识分子需要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行批判审查，然而，如果不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再认识的话，这种对实践的批判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才能用这种理论为武器来批判共产主义实践中的反人道主义。
　　这种情况在国外发生了，它也不可避免地将在中国发生。但在中国，这种探讨不可能逃脱政治的干预，何况它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性。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坛正在酝酿一场变化，这场论战因而和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纠结在一起。人道主义本来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理论力量和对群众的吸引力来取得胜利，但现在，它的命运却要由这场斗争的结局来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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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冻：八十年代初的人道主义热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1978年批判了"两个凡是"，中国文化界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复出，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种背景下，人道主义思想抬头了。
　　首先是最敏感的文学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出现了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这个名称来自1978年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它叙述了"文革"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可是更早之前，1977年，被誉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发韧之作的《班主任》（作者刘心武）已经问世了。它没有讲什么伤心的故事，而是表现了"文革"对少年学生心灵的戕害。极左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一方面制造出了那种不读书，只会打架偷盗的小流氓，另一方面又培养出一种盲目"听党的话"，思想僵化的"好学生".小说中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自认为是严格按照模范团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她处处按照报纸的社论行事，把《牛虻》《青春之歌》也视为"黄书"而加以排斥。这样的人物并不是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不过以前她们（他们）是作为先进的正面人物而受到肯定的。刘心武这篇小说新的地方，就是第一次对这种人物采取批判态度，让读者看到"文革"如何扭曲了人性，造成这种畸形儿。谢惠敏把合乎人性的东西看作是人不应该有的，而把违反人性的东西看作是人应该有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人性的异化。这种对人物的不同评价和态度，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
　　“伤痕文学”的出现引起了评论家关于“人性”和“人情味”的讨论。同时，文艺界也开始讨论“共同美”和“人民性”的问题。多数人认为不同的阶级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认为文艺除了具有阶级性之外，也可以具有人民性。接着，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和爱情小说出现了，并且越来越多。
　　1979年，朱光潜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他提出，在文艺创作和理论中要打破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两个禁区。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至于人道主义，它的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看做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他批评长期以来的文艺作品中"人情味太少，'道学气'太重"."难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要变成和尚和尼姑，不许尝到，也不许表现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刘宾雁在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作了以《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发言。这是一篇很精彩的发言，它从人道主义立场深刻地批判了流行的极左的理论。刘说，“讳谈‘人’，把‘人’划入禁区是不行的。”“排除人性的结果，并不是出现了神性，而是泛滥起兽性。”“无产阶级既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四人帮’把所谓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目的；而本来应该是目的的人，却成了手段，成了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之物，成了随时可以放到‘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牺牲品。”
　　1979年艺术界还发生了一件引起轰动的事件。这年9月，一批前卫的美术工作者在美术馆的门前展出了他们的离经叛道的作品，遭到公安局的禁止。他们举行了游行，取得了胜利，最后，他们获准在北海展出。这就是"星星画展".他们的画不再是陈腐的政治宣传，而是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并展示了自己的个性。前往参观的人非常拥挤。有少数观众摇头，表示看不惯，但多数观众非常兴奋。有的留言说："美术作品开始说真话了！""谢谢你们，星星画展！在这里，我看到了作人的尊严。"还有人说："这里我发现一个窗口，让我得以在窒息中喘息。虽然这窗口还小，但它是何等必须！何等可贵！我的心第一次这样激跳！"人道主义倾向的文学艺术已经出现，现在所缺的只是它的理论表现了。
　　1980年，更多的讨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在报刊上出现。钱谷融发表了他在1957年10月写的《〈论"文学的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自我批判，不如说是自我辩护。
　　一些过去否定人道主义的人开始改变了态度，包括周扬、汝信和我，还有别的人。周扬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了。
　　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姿？F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批评了萨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变成了”非人主义“的说法，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正因为它不局限于揭露和谴责这种制度的某些弊病和罪恶，而是"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罪恶不仅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更在于它导致了整个人类的沦丧和奴役，所以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作者也否定了有些人的这种观点：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成熟的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抛弃"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是如恩格斯所说”超出“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这并没有错，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汝信说："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人道主义之中，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研究人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
　　胡乔木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听了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1980年好文章"奖。这件事清楚地表明胡乔木当时对人道主义的支持态度；谁也没想到后来他的态度会根本改变。
　　和50年代相比，80年代的这次人道主义真正形成了一股思潮。虽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但这次却更深也更广。在理论上，人道主义的提倡者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吸取了营养，因此水平也提高了。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异化问题甚至还要提得早一些。1978年，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我索稿。他记得我们在1963年参加起草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我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我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
　　我从柜子里翻出了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是删除了文章最后批评南斯拉夫的一段，就交给汝信了。
　　这篇题为《关于“异化”的概念》的文章在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登了出来。《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是一份专业性很强的杂志，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我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国内读者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我又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个偶然的机会打消了我的过虑。
　　那是1980年6月，我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那次是讲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问到"异化"是什么意思。提问人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他们听不懂，希望我解释一下。
　　关于异化的含义，我曾作过一个解释，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
　　1963年周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中，就是采用我这个解释。我也把它写进了我的《关于“异化”的概念》。这次我抛开了这个解释，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我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我发现，听众对我讲的这一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次讲话中，我把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方法用来批判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不是一切为了人民，而是一切为了领袖；不是领袖不能脱离人民，而是人民不能脱离领袖；不是一切服从人民，而是一切服从领袖。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我还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后来脱离人民，变成贵族老爷，不是工人阶级啦！成了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己势力。""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后养老，结果成了逆子。"几天后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我有信心了。
　　这一段讲话的录音被整理，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上发表。继而被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想，这是因为人们觉得"异化"概念能够给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以较深刻的解释。
　　有一个听讲的研究生把我的讲话录音带从新闻系借去，又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他告诉我，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
　　不久，我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兴趣在增长。1980年10月，在天津召开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我被邀请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在发言中我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约我写稿。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给他们。后来他们就用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全书的题目。
　　这本文集在1981年初出版，其中收进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文章，包括高尔泰的两篇关于异化的论文。高尔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当时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1979年10月，他做了《异化及其历史考查》的学术报告。此外他还写了《异化现象近观》的论文。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的文章。高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因此，他对异化的批判特别激愤：“他们（林彪、江青一伙）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不但扩大到每一个家庭，而且扩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自己，侮辱自己。""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高认为：林彪、江青一伙的统治带着封建专制的特点，它是"通过政治异化，主要是权力异化来实现的".同时，他们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又类似宗教。"但是，中世纪的教会仅仅答应人们以天堂的幸福来抵消地上的痛苦，而林彪、江青一伙在阻塞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以后，却要求人们以'效忠'的精神来适应这个'地上的天堂'."对长期习惯于马克思主义的官方陈腐说教的读者来说，这些文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本书受到了中宣部的注意，后来他们多次提到要批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异端的命题。
　　这个时期受到注意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还有1981年北京《新时期》杂志第1期发表的阮铭的《人的异化到人的解放》。在中国南方，王希哲也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和"异化"这个批判的武器。他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等文章，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人道的，抨击中国政权下的非人道和异化现象。
　　从1980到1982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一股人道主义热掀起来了。
　　标志着这股人道主义热的还有两次讨论。
　　1980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作者说，她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她那时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可是，她眼看到的事实和书本上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周围世界并不像书本上描写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连串不幸的遭遇使她达到这样的结论："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忘我的人。"报纸和书本上那些宣传，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夸大。她感到幻灭，生活在矛盾之中。现在她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那就是："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给这封信加了按语，建议读者就这封来信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封信打动了千万读者的心，短短几个月内，编辑部收到来信和来稿六万余件。不止是青年，整个社会都很关心这场讨论。
　　潘晓的心路历程是一个例子，说明共产党多年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不灵了。潘晓曾经是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物，可是无情的现实嘲笑了她。她经历了苦闷和彷徨，但她没有堕落，一直苦苦求索，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带上几分亚当。斯密的色彩，虽然可以肯定写信人没有读过这位思想家的著作。在从前中国的环境里，她无法从书报上得到她所希望的帮助，只能靠自己思索。她的来信引起如此大的震撼和共鸣，因为人们觉得她说了真话，她说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感受。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人们对老一套的用玫瑰色来粉饰现实的宣传开始怀疑了，对用"集体"来抹杀个人价值的说教感到厌倦了，他们要直面人生，他们在寻找新的价值观。
　　这个时期的胡乔木显得似乎很开明。6月18日，胡乔木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杂志的负责人向他汇报讨论情况。
　　总编辑关志豪在汇报时说到："在今天的条件下，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帮助青年正确地看待现实。我们的社会从来就不全是光明，不全是鲜花。""十年动乱，对青年来说，破坏了对大公无私的信念。相当多的青年在当时是相信的，确实有献身精神。从造反到插队，都是这样。分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不去，非要到最穷的地方。……后来逐渐发现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宣传讲个人与集体不一致的这面多，讲一致这面少。我们认为，一致的一面是主要的。过去仿佛一讲理想就是牺牲、牺牲，吃苦、吃苦。青年有对立情绪：你们只是要我们这样，你们'大人物'怎么样？"对关志豪这番话，胡乔木似乎赞同，有时还点头。
　　胡乔木说：“这个讨论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谈到杂志发表的批驳潘晓观点的文章《“为自己”岂能“为别人”？》说："青年一看要生气的。"他认为写文章的人应该讲自己的经历，不要讲抽象的道理，不然，"老发表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
　　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教科书式的不行。你可以有统一的结论答案，但你要是搞出那么一篇抽象的道理，恐怕多数人不爱看，因为一些问题上是有不同答案的。在讨论的最后，也不一定答案都要一个样。每个人的经历和觉悟不同，他的答案就不一样。"谈到潘晓的观点时，他说，"一个人在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利己的。""不能拿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作为对一般人的道德标准。""要使多数人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的。不然共产党干革命，搞四化又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如果成天是为了牺牲个人利益，那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了所有各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当然也要提倡：遇到别人有困难要去帮助。"最后，关志豪请胡乔木担任这次讨论的总顾问。胡乔木鼓励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这次谈话，胡乔木确实讲了一些真话，发表了一些好的意见。
　　讨论持续了一年。1981年6月，《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了总结性文章。编辑部呼吁："社会应当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当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当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它说："'人的价值'问题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逐步创造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真正主人的客观条件。"另一场讨论是关于长篇小说《人啊，人！返摹P∷狄源笱钗獠模从沉艘慌斗肿幼？957年反右派斗争到"文革"结束后的曲折经历和坎坷命运。小说中一个正面人物何荆夫，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五十年代因为批评了党委书记，被整成右派。他得到平反后，潜心撰写了一部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党委书记认为这本书是"一棵修正主义的毒草"，用各种手段压制这本书的出版。在这个关头，女主人公孙悦挺身而出，为何荆夫辩诬。经过一番曲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级党委的关注，有出版的希望了，而孙悦也选择了何荆夫作她的生活伴侣。
　　这部小说的女作家戴厚英在“后记”中写到："我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的灵魂和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我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最高最完全的人道主义。
　　《人啊，人！》7万多册很快被销售一空。
　　和建国以后的历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国性运动不同，这次“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不是由官方发动的，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那样，它是自发地兴起的。周扬当时的身份是中宣部顾问，王若水当时的身份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我们都是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而且这些意见也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汝信的身份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胡乔木对汝信文章表示赞赏，也只是私下的。我想胡耀邦可能觉得这场讨论有好处，但他没有正式表态。其他中央高层官员或者是没有注意这场讨论，或者是认为可以不予干涉。
　　这场讨论可以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既然肯定了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那么就不但要用实践来检验毛的指示、政策、路线，而且要反思我们过去所接受的理论，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新的认识。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的批判。这些党内的言论和"民主墙"的言论一起，引起了高层人士的惊恐和恼怒，认为是走得太远了。这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2月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背景；他这个讲话是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从那以后，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团结一致的队伍出现了分歧；用胡乔木的话来说，这是"分道扬镳"了。许多知识分子要继续走思想解放的路，冲破一切禁区，而中央的一部分人则感到有必要批判右的倾向。
　　1980年9月，胡乔木写信给胡耀邦，提出中国也有爆发波兰事件的危险，说什么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和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可能结合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情况类似1956年，应该象当时的毛泽东那样制定对策，特别提出要注意宣传工作。胡耀邦没有置理。胡乔木又同邓力群去联合陈云。1980年11月，书记处讨论了两次关于吸取波兰事件经验教训问题。陈云提出了防止"翻船"的警告，说，有人认为中国不会出波兰事件，这种估计为时过早。他认为我们中国存在出波兰事件的可能性。他指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经济工作搞不好，对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不能逐步认真地加以解决，广大群众不满，可能发生波兰事件。二就是宣传工作。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搞得不好，不是引导人民向前看，不是引导人民团结起来搞四化，听任那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自由泛滥，也可能诱发波兰事件。
　　陈云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在早些时候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句话写进了198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是现在陈云不提了。他大概不认为，要防止波兰事件，根本的对策是进行改革和整顿党风。党坚持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路线，又有好的党风，宣传才有人信；否则，宣传工作就很难收效。出了乱子，怪宣传工作是没有用的。
　　然而在这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改革的调子降低了，首次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号字{（10）}.风向改变了。1981年初批判了电影《太阳和人》，它是根据白桦的剧本《苦恋》摄制的。这是一部人道主义的作品，它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如何被扭曲为对党和政府的效忠和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对异化现象的揭露。这部电影很快就受到来自官方的批评。8月，中宣部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乔木在会上着重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他说："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他指责有些同志"宣传所谓抽象的人性，个别的人竟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压抑、扼杀人性的".鉴于《太阳和人》和《苦恋》的教训，他呼吁作家少写一些关于"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题材的揭露性作品。
　　这股冷风使得刚刚兴起的人道主义热有些冷下来。1981年10月1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第一篇批评《人啊，人！返奈恼隆1嗾甙从锼祷队致郏谑呛芸煲戳朔磁牢恼隆？
　　这场讨论进行到12月24日，编者宣布停止，没有作任何结论，但讨论却在别的报刊——主要是《南方日报》上继续进行。讨论中始终有两派意见，肯定和否定的，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看法。赞成的人说人道主义有存在的权利；反对的人说作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实际上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到1982年春，这场讨论接近尾声。《南方日报》4月29日发表了关于《人啊，人！返淖富岬姆⒀裕恍┳曳⒈砹烁髯缘囊饧！赌戏饺毡ā返谋嗾咭裁挥蟹⒈碜约旱钠缆郏磺康鞑煌饧加蟹⒈淼娜ɡ⑺导谔致凼奔湟丫艹ぃ诖烁嬉欢温洹？
　　讨论如此结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方并没有对人道主义问题公开表态。对《苦恋》的批判并没有发展为对人道主义的一般批判，人道主义者还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思想解放的势头并没有完全被这场批判压下去。一些青年作者的带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或著作继续受到欢迎，其中有张抗抗的小说，丁学良的论文。讲“人才学”的雷祯孝在大学生中很有影响。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时髦。
　　1982年春，我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我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教给我们以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小号字{（12）}.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在信中抱怨现在学校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教条式的，千篇一律，干巴巴，弄得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丧失兴趣。他感慨地说："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讲得太少了！"他对我写这篇文章表示感谢，觉得我是了解青年人的，因此把他的一些想法写给我。《中国青年》杂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这封信。胡乔木看到后很重视，叫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内部简报上转载，并分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后来研究生院还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如何改进政治理论教学。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登在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上\小号字{（13）}.我很想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开展人道主义的讨论，但理论部的同志有些顾虑。后来在我的建议下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的客观报道。1982年10月13日，胡乔木来到《人民日报》社，在听取这个问题的汇报时说："在《人民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出路。本来这个问题不但可以讨论，而且可以讨论得很好；但也可以讨论得很不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们现在人道主义做得很不好，要号召人民起来为人道主义而斗争。这和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的思路是不相同的。"这话有些模棱两可，但调子已和他以前的态度有些不同了。
　　1983年1月17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那时，人道主义的讨论已经有一些冷却下来了，我这篇文章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其实我早在1982年夏天就着手写这篇文章了，由于开会、出国等原因，断断续续写了好几个月。我在给《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的信上说，这是争鸣文章，文责自负；如有批评意见，我欢迎。他回信说，他们是同意文章的基本观点的，准备适当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
　　文章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化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做商品和单纯的工具，他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你是谁？”
　　“我是人。”
　　文章发表后，反应是强烈的。许多朋友和熟人纷纷向我索取这篇文章。朱光潜给我来了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报社召开一年一度的记者会议，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记者要求记者部发给他们这篇文章的复印件。我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以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我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这个会是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召开这个会的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我的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
　　后来我听说，中央某领导人（我不知是谁）对这个会议没有批评我很不满意。
　　官方的反映是完全不同的。有人告诉我，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现在宣传人道主义，将来有人造反，就会打人道主义的旗帜，起来杀共产党。到那时，我们队伍里会有人跟着走的……"这几句话充满了仇恨，听起来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脑袋瓜子是怎么长的，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呢？怎么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来杀人？如果真能用人道主义旗帜来鼓动人民造反，那就说明自己的反人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那就是反人民了。这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讲话，完全不是为人民考虑。
　　我推测，这几句话也许不是贺敬之本人的，而是他复述某位高层领导人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心态。然而这个文艺讨论会上很少有人这样想。主持会议的是陈荒煤，他私下表示，他是同意我的观点的。贺敬之本人没有到会，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这个会上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敷衍。
　　有些同志为我发表这篇文章而担心，认为我可能犯忌，特别是彭真刚刚在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批评了“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等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概念\小号字{（14）}.我的文章有一处说："许多同志之所以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人的价值'，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个词带有一种个人主义色彩。"我批评了这种看法，这是针对彭真的观点的。我并不想有意触犯彭真，我只想说出我的不同意见。
　　有个朋友告诉我：有位中央领导人看了我的文章很生气（我未便问他这位领导人是谁，不知道是不是彭真）。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说是要收集我的文章，审查我的观点。其实，这件事中纪委早做过了。他们先是调查我和所谓地下刊物的关系，后来查不出什么，又转而审查我的文章。
　　我本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到1982年满期。大陆中国的人大代表名单向来是内定的。下一届的人大代表中本来有我的名字，在书记处讨论时，胡乔木说我搞自由化，否定了。同样，我也没有继续担任中纪委委员。去年十二大选举中纪委委员，候选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社会上马上有谣言：王若水犯错误了。从中央党校和社科院传出来消息说，要把我从《人民日报》调开。
　　在中央高层，一些人在酝酿“倒胡”。
　　把胡耀邦提拔为党的总书记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是不满意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起劲地反胡耀邦。
　　这个“倒胡”运动从1983年开始，那是胡耀邦1982年9月当上了总书记后不久。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
　　胡耀邦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大声疾呼："一切战线、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1983年2月16日，春节期间，胡乔木把总编辑秦川和我叫到他家中，谈了一次话，涉及胡耀邦刚刚发表的关于改革问题的讲话。
　　胡乔木指示我们，“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忙于马上宣传。”因为“中央同志有些话是在个别场合下说的”。
　　“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请我修改。我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文件精神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有的还与十二大精神不符。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数不算数？有些地方我改了，如加上强调试点。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很大。很多事情原来估计不到，没想到现在压力这样大。……耀邦讲话，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是要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而且已经出现问题。"胡乔木认为：”都搞承包，就是一切向钱看了。不能把文教团体也当成经济团体。“”把党和国家的机关也搞成自谋出路，发家致富。这样，国家机关就会散伙。“”今年改革集中到利改税，不能一下都搞承包。“”这些年，北京市花了很大气力去纠正中学开旅馆，医生私人开业等。“”现在北京市委有话不敢说，不好说。要注意。“
　　他说："报纸不能天天转。刚刚宣传了蒋筑英、罗健夫，又宣传第二职业。真正的科学家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哪有时间搞第二职业？"“要有理论头脑。原则问题不能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耀邦临行前也说：这样下去，大家头脑发热，谁也控制不住，会出问题。……要分析，要把各方面情况联系起来考虑，这样才不致重犯过去的错误。1958年就失控。
　　“宣传不要离开马克思主义，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群众反映，我们究竟宣传什么主义？过去不宣传个人利益，现在反过来了。这样，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很难了。个体户可以宣传，但那毕竟是社会主义的补充。至于‘知识分子可以先富起来’，‘第二职业’，已经发生很大问题。
　　“毛主席讲过：讲防左时要同时提防右，反过来也一样。要站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
　　“我想，中央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会得到一致的。以后这类问题经常会发生。不能要求每一个同志讲话都瞻前顾后。这是很难的，任何人都做不到。
　　“希望《人民日报》在各方面都成为权威。你们在理论宣传中，强调进行争鸣，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从理论上讲清楚。”
　　胡乔木这个讲话使我惊讶。他这样讲话，把中央的分歧和他对胡耀邦的不满在我们面前曝了光，这是异乎寻常的。**其实，胡乔木这一次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最近北京出了一本《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其中收进了卢之超的一篇《回忆乔木》。作者讲到这样一件事：“在讨论十二大报告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方针问题他同胡耀邦同志发生争论。耀邦几次坚持要写上他的主张，乔木再三声辩，最后急了，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讲话，这是代表中央向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如果你一定要写，我得请示小平、陈云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耀邦这才冷静下来，说不要急，我们好好商量。当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都在场，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也为三中全会以后能有这样的民主而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在开会时如此尖锐，坦诚地讨论和争论问题，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作者的意思是，胡乔木敢于同胡耀邦争论，这表明他的坦诚和”正道直行“。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出另一种问题。胡乔木坚持按他的意见写的理由之一是，这不是胡耀邦个人的讲话；但这更不是胡乔木个人的讲话。胡乔木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的意见就能代表中央，胡耀邦就不能呢？即使是个人意见，经过中央讨论同意不就变成了中央的意见吗？如果中央不同意，那时再改也来得及。胡耀邦当时究竟是党中央的主席，是由他而不是别人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而胡乔木是受委托来帮助胡耀邦做起草工作的。工作中遇到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论，这应当是正常的；但在达不到一致的时候，只能照胡耀邦的意见来写。胡乔木可以保留他的意见。草稿不是定稿。这个稿子还要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还要经过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最后还要拿到代表大会上通过，所以，胡乔木有足够的机会在以后去陈述他的不同意见。但胡乔木不这样做，偏要当时就按照自己的意见定下来，并抬出邓小平、陈云来压胡耀邦。他的这一招果然灵验：胡耀邦马上软了下来。这就不是正常的了。胡乔木不回避在场的工作人员，激烈地同党的主席争论，非要自己占上风不可，以致在场的工作人员感到"震惊"，这并不合乎党的习惯（文章作者也说他只见过这一次）。我以为与其说这表明胡乔木的敢于直言，不如说他根本没有把胡耀邦放在眼里。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胡耀邦和胡乔木的关系以及他们两人分别和邓小平、陈云的关系。___若水补注，1998年1月}我所不知道的是，陈云刚刚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批评了胡耀邦。胡乔木指责胡耀邦违反十二大精神的话，是从陈云那里来的。在这以后，胡耀邦出国，胡乔木、邓力群乘此机会”倒胡“。邓力群马上在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和《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擅自传达，制造空气。
　　这件事给赵紫阳知道了，批评邓力群说这是无组织，并责令他收回。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秦川一连接到几个省市的电话，打听北京出了什么事。秦川也搞不清。正好这时秦川获到邓力群的讲话记录，就向习仲勋（书记处常务书记）报告，并询问是怎么回事。习仲勋告诉他，这是陈云同志对耀邦的帮助，是正常的。本来没有决定要向下传达，不知为什么，邓力群在几个地方传达了。胡乔木还提出，要马上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但邓小平说了一句："胡赵格局不能变。"这个会议没有开成，这次"倒胡"的计划也流产了。
　　胡耀邦对改革是抱着满腔热情的，他的缺点是不够稳重。对胡耀邦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应该是帮助的态度，而保守派的目的却是要把他撵下台。这次“倒胡”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而是改变策略，先清除胡耀邦所依靠的知识分子。
　　第一个打击是对着党校的理论班子。在陈云的支持下，校长王震开除了阮铭的党籍，赶走了吴江、孙长江，他们都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此外，李洪林不当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了，郭罗基调离北大了。这些同志都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的，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但是，现在打击的矛头却对着他们。
　　这期间我曾在一个场合见到了孙长江。他对我说："我们本来以为要先整《人民日报》的，没想到这一棍子先打到我们头上。"我说："下一次就轮到我们了。"这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我们被看作是胡耀邦的势力，打击我们的真正目标其实是胡耀邦，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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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马克思的风波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认为他们有些保守。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做他的助手：王元化（文艺评论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顾骧（中宣部文艺处干部）和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
　　最后让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他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周扬曾经私下对王元化和顾骧说，他觉得我的观点过激。
　　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我们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也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顺顺畅畅，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这个报告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过去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当做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我过去也发表过有关文章和讲话。现在看来，这些批判是片面的或错误的。“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这个教训必须记龋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都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
　　“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马克思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解放，即全面的解放。承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
　　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和周扬握手，向他祝贺。王震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胡耀邦是党的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中分管意识形态的委员。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3月9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我后来得知，那两天里中宣部理论局的人四处奔忙，找人上台去发表不同意周扬观点的意见。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
　　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一开始说：“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讲的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没有鲜明讲出来，就这么讲会发生误会。”他说，他看了我的两篇文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为人道主义辩护》）。他感到要谈这个问题需要看很多书，可是他现在没办法看书，脑子响嗡嗡。
　　“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胡声明说，“我自认为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但是我看到一些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论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
　　马克思早期强调人，后期更强调社会。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象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只讲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消灭了剥削，这是极大的人道主义的胜利。如不着重提一下，就好象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为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本身实际有不同的立常不讲这个问题，单讲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成熟期的人道主义，不容易使读者了解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这是在批评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的牺牲了。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的东西。……"胡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但要一下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了……"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说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避而不谈改革；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提到他面前，他也回避了。
　　接着胡乔木说到要对现在社会中的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做分析，要说明哪些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哪些是旧社会遗留的，哪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克服的。“讲一讲这些，才能使青年人搞清楚。不然说社会主义不是人道主义，青年人就会起来反对现社会。”
　　谈到这里，胡乔木批评我了。
　　“若水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开头用了《共产党宣言》上的话，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怪影。结尾说：”你是谁？‘’我是人。‘这种套用就是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起码是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似乎中国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我不愿这样发挥，但是很难避免这种联想。这么一头一尾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胡乔木又说现在还离不开阶级斗争，有些地方表现形式还很残酷。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专政。
　　“有朝一日要打仗。人道主义怎么解释战争？如果笼统地提出人道主义而不加分析，会引起思想混乱。”
　　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
　　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我闭门家中坐，未参与这件事“，胡乔木接着说。”临时想到一些意见，也没有想得周到。
　　这个问题是长时间讨论的问题，世界上讨论得更多。如果把文章写得全一些，就更好了。若水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对，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你写文章比我们容易。你的文章也有文采，生动，有逻辑力量。“
　　后面胡乔木批评了一些文艺作品，包括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李陀的《自由落体》等小说，还点到了《晚霞消失的时候》。他也批评了文艺理论中的“人性论”和“自我表现”等观点和现代派的文艺理论。所有这些，他认为是反左和宣传人道主义的结果。
　　“说我们反左反得好，可现在什么都出来了。这是同西方思潮的接触分不开的。”
　　“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不能不指出有人借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
　　“《离离原上草》是宣传人道主义的。淮海战役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同我们一个女战士搞恋爱，她受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影响。同国民党军官搞恋爱，这是宣传什么？《庐山恋》也多少有一些。”
　　“左倾的人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看到有人宣传这种思想，而我们领导没有坚决表示。这些同志也是好同志。左倾要继续反对，可是刚才说的那种思想，在文艺界不一定比主张左倾的人少，而且多是年轻人，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
　　胡乔木用这种口气说话，似乎他自己不是左倾分子。他最后说：“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些，修改好了，再正式发表。”
　　在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向周扬作了九十度的鞠躬。
　　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上面的话都是他的原话，但经过我的整理。我花了不少气力从谈话记录中找出实质性的东西，抓住他的意思。他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的讲话，至多只是说周扬的讲话对有些问题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胡乔木虽然批评了我的文章，但比较温和。他不轻易表扬别人的文字，现在他居然赞扬起我的文风来了，这还是第一次。
　　我弄不清胡乔木的思维逻辑。他说“抽象地”谈人道主义会引导人们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具体地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违反人道主义现象不是更会如此吗？他说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可是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是犯法的吗？他不是对人道主义的倡导取欢迎态度，相信人道主义的普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对讲人道主义抱着无穷的忧虑，唯恐弄得青年人反对社会主义。他以一个卫道者的面孔出现，可是他如此忧心忡忡，就暴露了他自己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叫青年人相信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很难的；相反，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却是很容易的。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一点批评的，是十分脆弱的，在宣传方面稍有不慎，人们就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并不去进一步想想，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思想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他强调不能因为讲人道主义就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并不去反思一下过去搞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使人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他只知道靠宣传的办法来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不人道，如果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是不可免的；但他从不想用改革的办法使社会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变得更人道一些。
　　以后的事情使我明白，胡乔木自己也对他提出的问题没有想清楚，确切地说，他并没有固定的想法；他只是要整周扬和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他也要找出理由来。不过，对于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这一点，他却是很自觉的。
　　中宣部提名周扬来做纪念马克思的学术报告是考虑欠周；周扬接受这个任务也是不够慎重。
　　这样的报告人理应是除了党的领袖外的马克思主义最高权威。周扬如果谦让一下，说这样的报告不应该由他来做，而应该由胡乔木同志来做，那样就好了。周扬不但当仁不让，还不满足于讲文化问题，而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的大问题，这就更犯了忌。
　　夏衍后来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它是你写的。”
　　可谓一语破的。
　　在周扬受批判后，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大骂胡乔木，说他是“白衣秀士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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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副面孔
　　但当时我在听完胡乔木的讲话后，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话比我预料的要温和。回到报社，我把胡的谈话的内容向总编辑秦川作了汇报。我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现在我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
　　郁文的记录是：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
　　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
　　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第二天胡乔木又打电话给周扬，说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要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意见。
　　那么，当周扬问胡乔木时，他为什么不这样说呢？我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怎样谈没有把握。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虽然这是潦？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胡乔木这几句话说得有些含混，反映了他对异化的观点还有些摇摆不定。他说把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是不对的。那么有区别地应用行不行呢？周扬讲演中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有根本的不同（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他是作了区别的。胡乔木是不是说，区别在于异化的有无呢？但是他在下面说，非人道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基本的。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即使是事实，逻辑的结论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非基本的，而不是根本不存在。那么，如果周扬讲演中加一句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是非基本的，分歧就不存在了呢？3月11日，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我，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后来秘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我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十三号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大会上讲话，十四号登报；周扬同志文章的发表时间，恐怕要放在这以后为好。请再等些天。”
　　周扬拒绝修改他的讲稿并非没有理由：事实上，胡乔木说的大部分观点，在周扬文章中都提到了，只是没有那么详尽；但如果要详尽的话，篇幅就会大大增加，并破坏原文的结构。
　　3月12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发表与周扬不同的观点。四个人上台演讲，其中主要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黄楠森。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众会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
　　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秦川和我头上。我和秦川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
　　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文章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我们也准备冒风险。
　　秦川和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邓力群正在说服周扬，不要把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是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上，但遭到了周扬的拒绝，他们两人还为此发生了争吵。
　　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
　　当天上午，我接到来自中宣部的电话。
　　“怎么搞的？”是邓力群的声音，口气很严厉。“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刚才对秦川同志说了，他对这件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我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乔木同志所说的”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的记录，要点如下：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于特权等。如说权高于法，可以讲是异化，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
　　象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原文如此）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提也不提？
　　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明天做个发言（发言时注意口气不要太大），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这个电话记录的调子和3月10日谈话大不相同，胡乔木的口气很严厉。事情明白了。原来胡乔木是根本反对发表周扬文章的。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记录，我肯定能领会到胡乔木3月10日讲话的真实用意。胡的那次讲话过于委婉，过于绕圈子，掩盖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讲了一大通话，请周扬修改，其实他是认为这篇文章是无法修改的；他只是故意给周扬出难题。
　　最好是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表示撤稿。可是周扬丝毫没有这种表示，而胡乔木始终也没有明说。另一方面，中宣部也明知道《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的文章，因为在3月8日的报纸上已预告了这一点，这时离发表还有八天。在这八天当中，中宣部始终没有把胡乔木的这个电话内容转告《人民日报》。邓力群只是为了证明秦川和我的错误，才在事后吩咐把电话记录送给我们看。但邓力群这样做，却可能在无意中叫胡乔木难堪，后者显然并不愿意把电话内容泄露出去，让周扬也知道胡乔木在背后说了些什么。
　　胡乔木推荐的邢贲思并没有出席会议和发言。我后来听说，他婉言谢绝了这个任务，因为周扬对他很好，当时他还不想得罪周扬。
　　本来，发表对周扬讲话的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这种背后授意的做法却是一种小动作。
　　秦川和我都写了检讨。我们承认未经请示而发表周文是组织上的错误，但我们没有承认周文内容上有什么问题。
　　很多天以后，我才得知，在3月份新华社召开的分社社长会议上，邓力群有一个讲话。他说在周扬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书记处开了会。他透露了一些讨论的内容，大意是：十二大以后，我们宣传对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有些人把马克思早期的东西，马克思自己抛弃了的东西，又拿出来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文章，王若水参加了起草工作。问题的实质是王若水要把他的观点通过周扬这个权威人物之口成为合法的、权威的观点。我们对此早有觉察。这不仅是学术观点的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纪律问题（指《人民日报》发表周文）。
　　关于这件事，秦川还为我辩护了几句。他知道我本来并不太情愿参加这个工作，因为报纸的编辑和审稿工作很繁重，还要参加外面的两个会议。而且，我正在忙于打离婚官司，这件事也把我弄得精疲力荆这个心情我向秦川吐露过。周扬住医院后，我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好久没去。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看看周扬，还透露周扬对我好久不去看他有意见。
　　当时我对书记处的这个会一无所知，还想尽最后的努力去争取我们的观点的合法性。3月24日，我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个我收集整理的外国共产党关于人道主义的言论。信的主要内容是：人道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而且在东欧、苏联以及朝鲜，都掀起了一股强大而持久的“人道主义热”。苏联从五十年代至今，三十年来，人道主义、人性的研究和宣传不断发展，目前正方兴未艾。这固然是为了应付西方人道主义者如萨特等人的挑战，但也是由于苏联制度本身的需要。他们有意识、有计划地夺取人道主义的旗帜，借以宣传“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决青年人的道德危机，培育新型的人。东欧如南斯拉夫不必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1978年的十二大报告和罗共中央机关干部大会报告都特别讲到人道主义。捷克胡萨克在捷共十六大的报告，保共十二大都提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波兰科学院有《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杂志。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纲领也写进了人道主义。朝鲜十年来大肆宣传"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人服务"，不过他们不用"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而称为"主体哲学思想".此外，人道主义口号在第三世界也很盛行，如1961年塞内加尔总统森霍尔出了一本书《论非洲社会主义》，其中有一章就是"社会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毫无疑问，这是一股很庞杂的思潮，如何分析和对待，需要研究。我们自己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三年来我国哲学界、文艺界对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可以说是自然的。
　　你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个名词，并对如何解释和宣传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但是，现在思想界还在争论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相当多的人不赞成任何人道主义的口号，即使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也罢，有的同志就在文章中批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名词。
　　在这种情况下，周扬同志的文章，我的文章，还有一些别的同志的文章，主要是争劝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合法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根据。这些文章都带有学术探讨的性质，还没有想到对群众做宣传。周扬同志的文章是在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而且题目就是”探讨“。当然，由于周扬同志的地位，这篇文章会有较大的影响，也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中央的观点。学术报告会安排了四位同在最后一天发言，我是赞成这种做法的。这表明，中央是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即使是周扬同志的讲话，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我还认为，今后即使是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理论界的空气可以大大活跃起来，对发展社会科学，对团结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我担心现在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周扬同志的文章是根本错误的，以为中央是根本不赞成任何人道主义口号的；或者以为，虽然中央并不反对甚至赞成人道主义的口号，但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还是不碰它为好。现在感到鼓舞的是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同志，而那些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却有些不知所措。这种情况，恐怕也不是你所期望的。
　　第二天，3月25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单位开会。邓力群讲话。他说：“关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我们想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能更好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更好地进行讨论和研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需要对这个问题接触一下，学习一下，研究一下。
　　“今天请同志们来开这个会，就是想共同商量一下，在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进行一种正常的讨论。宣传部和研究室有这么一个意见：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比较切实地了解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用比较长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心平气和地，以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式，来进行讨论；根据我们的水平，尽我们的努力，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求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谓比较好的结果，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此使我们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的讨论能够形成一种正常的空气，包括讨论的方式、作风，也包括使用的文字和语言。有了这样一种空气，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即使一年两年之内得不出多数同志都同意的一致意见，那也还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讨论下去。如果搞得好，这对于活跃我们的学术讨论，进行理论探讨，会是一件好事。”
　　下面邓力群说到要收集几方面的材料：一是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有关论述；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三是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四是资产阶级、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五是执政的共产党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六是我们国内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七是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中的有关论点。一共编七本材料，由各单位分工负责。这个工作完成后，下一步就要进行研究。
　　最后邓力群再次强调：“整个讨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老实态度，按步就班的步骤和方法。学习也好，讨论也好，发言、写文章也好，都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
　　“同志们回去，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
　　我出席了这次会。邓力群的话听起来语气温和，态度恳切。人们会感到他那种贯彻双百方针的真诚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是从纪念马克思百周年会上周扬的报告说起的，说周扬讲到了这是探讨，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他也提到了我，说：“很明显，国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不可以这样说，王若水同志代表其中的一种观点。有一些同志大体上同意他的观点，具体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还有一些同志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很小心，整个讲话中，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他的倾向性。
　　然而这种做法却使人想起六十年代初在准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理论时的情况，当时也是收集和编辑古今中外的各种观点来加以比较和研究。我本人就参加过这种工作，而且我参加的那个小组就是分工批判人道主义的。所以，同样的工作，二十年前已经做过，不过没有完成，现在又要继续下去了。
　　我预感到一场大批判要来临了。
　　
※※※※※※※※※
　　
在中宣部会议上周扬和胡乔木的冲突
　　就在这个讲话的第二天，3月26日，秦川和我接到通知，到中宣部开会。
　　那是一个中型的会，周扬也到了。胡乔木到得最晚。他一走进会场，大家都起立，表示欢迎。
　　我坐在离门较远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胡撇开了大家，径直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拍拍我的肩，说：“你的信我看到了。写得很好，很好！”
　　他的这个表示一下子就使气氛松了下来。然后胡乔木绕会议室的大桌走了半圈，在预先为他准备的座位上坐下。他的邻座是邓力群，对面是周扬、秦川和我。
　　会议开始，胡乔木说话了：“中宣部最近给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是关于处理《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同志报告问题的意见。书记处已经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说要征求有关的三位同志——周扬同志、秦川同志、王若水同志的意见。现在请邓力群同志念一遍这个报告。”
　　邓力群开始宣读。
　　“报告”首先提出了《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文章的问题，说：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求修改后再发表的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报告”还说：近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入了专门的文集。王若水同志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入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
　　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
　　最后，《报告》提出了三条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同志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我吃了一惊。我知道，对我的打击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没想到来得这样快。按照毛时代的惯例，通常对一个人是要先批判，批够了，最后决定处分；这一次却是一上来就进行组织处理。
　　看来他们是迫不及待了。三个人当中，我的级别最低，惩罚我大概容易一些。邓力群在昨天的会上千叮咛万嘱咐地说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与此同时他本人却正在做他告诫别人不要做的事。
　　原则上，中宣部和《人民日报》都是中央直属机关，两者是平行的，中宣部无权管《人民日报》，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时，中宣部是可以向中央打报告，建议中央采取某种措施，让中央来做决定的。
　　那么胡乔木为什么今天异乎寻常地和我握手呢？难道在打棍子之前，先要对被打者表示一番友好吗？
　　书记处的决定也有些怪。为什么不按正常程序，先听听我们的声辩再做决定？为什么先匆匆忙忙表示同意，然后又说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事后意见会有什么用处？
　　我猜想，这是不同意见折衷的结果。
　　胡乔木讲话。他说：“关于人道主义讨论，我上次明确说过，我并不反对，而且我申明自己是人道主义者。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否则要造成混乱。人道主义是一个大潮流。若水写信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不可以讨论；完全可以。不过这个逻辑我不赞成，并不见得全世界讨论的问题我们都要讨论。性解放是否也可以讨论？
　　也可以。不能说一讨论就会怎样。可是我们不是为讨论而讨论；讨论总有目的。战国时也不是为争鸣而争鸣。“
　　胡乔木讲话有他的风格，如果不了解这种风格，有时就会产生误解。他在提出他的观点时，往往加上过多防御性的话，好象他很全面，很客观，对问题的两方面都照顾到了，都同等重视，结果是使自己的真实意图模糊起来，给人一个模棱两可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胡乔木1982年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说的话，其实就是反对讨论。他当时回答我们说，"在《人民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出路。"这个意思本来是明确的，偏偏他又要加上："本来这个问题不但可以讨论，而且可以讨论得很好；但也可以讨论得很不好，……"他没有说哪种可能性更大。当时我就想：那么，我们就争取讨论得好吧！现在，胡乔木仍然不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意见，而要绕弯子："我并不认为中国不可以讨论；完全可以。不过……"他的本意是要用"不过"后面的话，来推翻前面的话，但既然他已经说了"完全可以"，又说了我的信"很好，很好"，在这之后，他想说"不可以"就很难了。他说他不赞成我的逻辑，那可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不赞成讨论。他又说讨论要有目的；那好办，就提出一个目的吧，而且，谁参加讨论是没有目的的呢？其实他不是真正想说这个讨论没有目的，而是怀疑我们的目的，这从他给中宣部的电话看得很清楚了。
　　胡乔木下面的话仍然是这种风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人道主义形成广泛的讨论，完全有理。但现在如用过多的注意力讨论这个问题，不一定恰当——我是说‘过多’。若水同志对人道主义研究不少。我很赞成他著书立说，这样才能深化。光是在报纸上写文章，不足以达此目的。”
　　胡乔木刚刚说“形成广泛的讨论，完全有理”，下面的话就变了。如果谁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话，以为胡乔木只是反对讨论得“过多”，以为他赞成对这个问题“著书立说”，那就太天真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是一本书，其中文章都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不是照样挨胡乔木的批评吗？他不赞成在报纸上写文章，那么为什么他后来又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并且说，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他也恳切地欢迎争论呢？这就不是“过多”吗？
　　“我们社会中非人道主义现象很多，需要批评教育。有的人连‘人道主义’这个名词也反对。
　　这没有什么理由。战争时期也讲革命人道主义嘛！救死扶伤绝不是指救红军，那无所谓革命人道主义；是指救俘虏。解放初期曾讨论废除死刑的问题。毛主席发明了‘死缓’（邓力群：那是王胡子（王震），在新疆就实行了，当时没有用这个名词，向主席报告，主席很欣赏。）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主席不赞成宣布废除死刑，那样就被动了。"“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但除了‘文革’时期外，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为什么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人道主义？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我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因为没有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虽然有几句话，可是很不够。如果泛泛宣传人道主义，这是严重错误。我们还有阶级斗争，这个时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个话已经成为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就是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而且不仅是混淆，提出这个口号就有一个潜台词：有人讲马克思主义，但目的不是人。这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批评。”
　　“上次我没有批评若水的全文。那里面说人是怪影。这样的文章，如何能不被反共分子所利用？首先要把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否则我反对。当然周扬文章还是作了区别的，但很没有力量。反过来，在批评我们现在的非人道主义、反人道主义，或者异化，用的力量大得多，份量重得多。”
　　“马克思讲的异化和资本主义分不开。并非有异化才有资本主义，而是有资本主义才有异化。
　　说社会主义有异化，可以，但要很科学。确实，初期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的残余。如果推而广之，共产主义是否就没有异化了？从理论上说也会有。这样去讨论，对提高全社会青年的觉悟，动员大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反对资本主义影响，有什么好处？这种讨论离开了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胡乔木说有资本主义才有异化，而且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这是违反马克思的。我怀疑他是否好好读过马克思有关异化的论述。这且不说；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仍有异化，这和黄楠森发言的观点是一样的，但后来他却断然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任何异化，而且把这个观点当做不可容忍的异端。
　　“当然，这是学术问题，怎么说都可以，是属于百家争鸣（又是绕弯子——若水注）。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听说《人民日报》不全文发表，所以提出出小册子。否则，我何必如此认真地赶去谈？……"”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周扬激动地打断了胡乔木，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摔，爆发了。显然他已经忍耐好久了。他说，3月10日乔木同志的谈话，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为什么发表了又成为大错误呢？
　　胡乔木也激动起来：“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两个人对吵起来。胡乔木说，他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
　　周扬：“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讲，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邓力群对我说，这篇文章报纸不登，全文登《哲学研究》。我说登全文也要修改。”
　　周扬：“你没有这样讲过。”
　　胡乔木：“我有很多缺点，但除非在‘文革’那样的高压情况下，我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如果是出小册子，一年也可以。就因为不全文发表，才要修改得完善。耀邦同志同意我来谈。
　　为什么说出小册子？就因为《人民日报》不登全文……"胡乔木的话十分费解，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他刚刚说“登全文也要修改”，又说“就因为不全文发表，才要修改得完善”，叫人不知所云。其实，他的本意是《人民日报》不登。他在3月10日的讲话中说，可在修改后出小册子，就是这个意思。但当时周扬说要登《人民日报》时，胡乔木并没有表示不同意。现在胡乔木要给"不登"寻找一个委婉的说法，于是就说成"不登全文"，似乎《人民日报》还可以登部分或摘要，这就使人弄不清他的意思了。而且，这个"不登全文"，也是"邓力群告诉我的".邓力群：“这是我的缺点。在对周扬同志商量以后，应该对《人民日报》说一下。”
　　胡乔木：“这是小事，技术性问题……为这件事，就是把我的头杀掉，也没有关系。但我确实是希望修改。我以为不全文发表，大家都知道。"周扬：”一个政治局委员说话不能这样不负责！“
　　胡乔木：“不能这样说话，那我没有人格了！”接着他又很激动地说了几句，大意是这不仅是针对他个人，而且是针对政治局。
　　空气很僵。这种场面是少见的。大家都不知道怎样才好。贺敬之说了几句调解的话。秦川也说：“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谈吧。”
　　空气稍稍冷却下来。胡乔木做了高姿态的表示，说他绝不会打击报复，因为这次吵架而加重对周扬的处理。他回到了正题，接着说，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有很大的斗争。
　　我插话说：“周扬同志的文章谈到了这一点……"胡乔木：”是讲了，但重点不在这里。“
　　周扬：“我想重点落在改革。也许我是错的，但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
　　下面胡乔木批评到了我。他说我也和周扬一样没有把重点放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上，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生死斗争。接着他说到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结尾：“我是人。”
　　“我可以提醒大家，他这个‘人’之上并没有形容词。‘我是人。’今天中国有十亿人。把人当人，这句话实际是没有意义。把茶杯当茶杯，这有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没有把人当做人。谁？没有答复。难道思想界把所有的人不当人？当然若水没有这个意思。”
　　我当然没有批评中国思想界的意思。胡乔木竟然不知道我批评谁不把人当人，竟然认为“我是人”，“把人当人”这样的话是同语反复，没有意义，这只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的意思看懂。也许幸而没有看懂，不然他要给我扣一顶大得多的帽子了。
　　胡乔木继续说：“我和他也有三十年交往了。我对你们都没有恶意，没想到引起如此激动。
　　问题是耀邦委托我说，修改后再发表。我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也要做自我批评。“
　　这次胡乔木不止一次地说是胡耀邦委托他找周扬谈话，可是在上次，他并没有说明这一点。
　　接着胡乔木又谈到我的文章在香港发表的问题。邓力群插话说，他查了一下，我有三篇文章在香港报刊上发表（其实都是转载）。
　　胡乔木说那些都是反共刊物。“这件事应该引起若水的警惕。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中央同志也表示关切（可能是指我和所谓"地下刊物"的联系）。他思想的整个倾向，到现在还是把对反共思潮的斗争放在第二位。我不是说你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你的宣传主题使人感到，社会主义有如此多的矛盾。矛盾当然有，但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党性立场还是超党性立场？这里有一个纪律问题。"”秦川同志对这件事负有重要责任。你到《人民日报》，我也对你谈过几次话，作了一些勉励。可是这件事你有严重的缺点：邓力群同志嘱咐你问我，你没有问。“
　　接着邓力群讲话。他讲到事情的经过，说：“报告会我没有过问，包括谁发言。我是部长，没有抓，我有领导上的责任。”
　　邓力群口上说他有责任，其实是推卸责任。谁发言，他怎么可能没有过问呢？那天开会，他就坐在主席台上。我听说，当新华社记者问他如何报道时，他还说，要突出周扬同志的讲话。
　　“开会前一天，周扬同志打电话给我。我采取信任态度，说，讲了以后再说吧。我没有提出要先看。那天我听了，对秦川说了几点印象，完全是直感。有几点没有对秦川说……"邓力群的确对秦川含蓄地说过对周扬文章的不同意见，不过不是在刚听完报告之后，而是在胡乔木打电话表示否定意见之后。
　　“文中说：”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底下是四个字：'甚至变质'.又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又面临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这是回顾几十年的道路，是教训党的口气。后面又说，三中全会后，没有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这是说的整个党。我感到震动。外国人说小平的政策是实用主义。
　　当然周扬同志没有这个意思，但容易使人有这个印象，似乎中央也有实用主义。"“人道主义部分，我是觉得同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调子相近，尽管语言不同。这篇文章出来后，阮铭就可以找到为他的错误辩护的根据。阮铭写文章讲人的价值，《中央日报》发了消息。”
　　“文章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异化和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本质区别讲清。”
　　“我看后，觉得文章问题很大，所以提出送乔木同志看。乔木同志对我说，他认为这篇文章不宜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我因为已经对秦川说了要请示，所以没有（把乔木的话）告诉他。"邓力群顺着胡乔木的话，不说”不登“，而说”不全文发表“。但是，他的话又是和胡乔木的说法矛盾的。胡乔木刚刚说，他是听邓力群说周扬文章不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现在邓力群又说是胡乔木告诉他的。邓力群说了真话。
　　“电话里是吵架了。我认为（周扬同志）用语不当，和他的身份不相称，尽管我是晚辈（周扬：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在电话中说，你1921年入党，讲这个话不相称。我做了自我批评，建议周扬同志也做一点自我批评。作为你来讲，你也有责任和《人民日报》打招呼。"邓力群和周扬怎样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周扬又说了什么，我都不清楚。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他们都同意查记录。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弱，两样都有，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索性将文章中没有涉及、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然后出单行本。（周：报纸说要发表呢！）那没关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胡乔木：”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贺敬之出来圆场了：“我没有做记录，但我觉得还是改一改好。周扬同志可能有些误会。但《人民日报》不是误会问题。”
　　胡乔木表示了他的大度：“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今天发生的争论而影响我对你们的同志友谊，更不会影响对这件事的处理。”
　　接着秦川讲话，他也表示了对处理的不同意见。
　　
※※※※※※※※※
　　
在中宣部会议上（续）
　　我的辩护轮到我讲话。在刚才的时间里，我已经作了准备，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想到的要点。虽然我心中也很不平，但我不能同胡乔木邓力群吵，只能保持冷静。我讲的大意如下：对这个“报告”，我还要仔细阅读，现在只提几点初步意见。
　　发表周扬文章，事先没有请示，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已经承认了。这和我未能领会乔木同志意思有关。“报告”的意思是，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其实不然。那次谈话，乔木同志一开始就说：周扬同志的文章讲得很周到。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这篇文章，只是说有些地方"没有展开"，"没有说清楚"等。我的理解，这是说周扬文章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报告"对周扬文章没有半点肯定，可是胡乔木同志在3月10日的谈话中，是有肯定的。
　　乔木同志3月8日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确说这篇文章不是修改问题，不赞成发表。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文章登出来以后才知道。这个电话的精神和3月10日的谈话不一致。
　　周扬同志不愿意修改。我想，照乔木同志那种意见，改也难。乔木同志强调的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可以在将来另外写文章。周扬同志的文章是想纠正过去一些对人道主义的错误看法，重点不同。不能要求一篇文章里对所有问题都说得那么周到。周扬文章的题目是《探讨》，就是说这并不是结论，可以讨论。我们在发表周扬文章的同时发表了黄楠森等几个人的不同意见，也表明这个意思。没想到问题这样严重。
　　乔木同志强调说，我们一直是实行人道主义的。还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们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说可以，我们怎么敢讲？人家会说你是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
　　我们只是想为人道主义争到一个合法地位，只是提出来同学术界探讨，还谈不上向群众宣传。
　　我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都不在《人民日报》发表，因为我想以我的身份，会引起误会，以为这是中央意见。
　　我想乔木同志忘了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几十年来，人道主义一直是受批判的。这个批判，不仅限于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是否定任何人道主义；或者说，凡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多次批判人道主义，说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所以，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是批得不够的问题，而恐怕是批过头了。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冲破了很多禁区，那么人道主义问题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呢？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全是正确的吗？批判人道主义引起了什么效果呢？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理论界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这就是目前‘人道主义热’的背景。这不是抽象地讨论问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拨乱反正的一项内容。过去三年里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百篇。《人民日报》在1980年也发表过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就是给人道主义翻案的，发表后反应很好。据作者汝信告诉我们说，乔木同志的秘书曾打电话给他，说：乔木同志看了你的文章，认为很好，他很赞同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还给这篇文章评了奖。为什么我觉得发表周扬同志文章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汝信的文章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区别，就是汝信文章没有讲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周扬文章讲了*.但是现在批评周扬同志文章，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中讲了"异化".*汝信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但他在文章中作了某种暗示。他说："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如果缺少了这个内容，那么它就可能会走向反面，变成目中无人的冷冷冰冰的僵死教条，甚至可能会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式。".乔木同志担心周扬文章发表会引起混乱。会不会引起混乱，这只有用实践来检验。文章发表后，我们听到的反应，都是说很好，澄清了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不同意的只是少数，那也是正常的。事实证明没有造成混乱；以前倒是混乱的。
　　“报告”批评我宣扬人道主义，没有说我宣扬什么样的人道主义，似乎凡人道主义都是错误的，这和乔木同志谈话的精神不符。我宣扬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难道这也是不对的吗？
　　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本来是正常的，中宣部也表示要开展百家争鸣，可现在讨论刚开始，就由于我的观点而对我采取行政措施，象这个样子，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乔木同志在电话中，甚至对周扬同志提倡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人难以理解。乔木同志说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也是赞成这个口号的，那么为什么不用主要力量去批评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反而主要批评我们呢？
　　我对胡乔木说：“乔木同志，你推荐邢贲思出来批评周扬同志，你可知道邢贲思是反对你的观点的？”
　　胡乔木没有回答，看着我。
　　“邢贲思写过一本书，叫《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那本书的‘绪论’上说，人道主义就是欺骗，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是双重的欺骗。”
　　胡乔木无话可说。
　　然而这并不表示他要改正。后来他要汝信做检讨，可是他从不要反对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邢贲思做检讨。不但如此，他还把邢贲思请去替他起草批判周扬和我的文章。
　　我公开了胡乔木3月8日给中宣部的电话内容，一定使他感到尴尬，因为他刚才还说是邓力群告诉他说周扬文章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讲完后，胡乔木试图解释。
　　“我打算第二次找周扬谈，可是文章已经发表了。‘出小册子’是客气话，实际是要修改。
　　当时我的含义是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周扬说：“这篇文章由我负责，不应该由王若水负责。我并不赞成王若水的一些观点。我也曾对另外的两个人说过，不要受王的影响。我主张讲异化。如果因为王若水参加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而给予处分，我认为不公道。”
　　邓力群：“王若水同志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道主义文章，这是事实。可是要注意：82年10月13日，乔木同志到报社，讲到人道主义时说，在《人民日报》上开展人道主义讨论不是出路，可以讨论得好，也可以讨论得不好。……"邓力群继续说：”你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是在这以后发表的。当然你说过要发表不同意见，但你是副总编，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不是不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你根本不放在心上。至于你的文章是不是针对乔木同志而作的辩护，我不作这个推论。
　　“另外，你的文章在香港转载了，并且有评论。《明报》对你和阮铭的评价是：王、阮是思想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他们在知识界的影响尤深。《明报》月刊载文推崇王若水、阮铭的‘异化论’……你有三篇文章在香港反动报纸上发表，你难道对此没有一点风闻？风闻后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会给敌人利用？作为共产党员，能够不负责？看来你根本不管。这值得注意。"胡乔木：”这个话值得若水想想。我跟你交往不深，但时间很长。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我也很赞赏你的朴素，还有你对‘四人帮’的勇敢抵抗。你不是坏人，但香港为什么利用你？我在《痛惜之余的愿望》中特地加了‘人啊！’的字样；在（1981年的）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批评了毛主席把人的社会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我讲了这些，香港报纸为什么不利用？这是因为我是站在党的立场讲话的，我同时也讲阶级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能不讲阶级斗争？
　　离开阶级斗争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意思？《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言论不知被香港利用了多少次。"邓力群：“还有台湾。”
　　胡乔木：“希望周扬同志也考虑一下。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刚才讲的话是出于轻率。中宣部这个报告是经过书记处讨论并修改过的。”
　　邓力群：“报告了小平、陈云、先念。书记处议论了两次，正式讨论了一次。建议周扬同志今后讲话一定要事先和文联党组商量。当然人道主义还可以讨论，准备它一年、两年、三年。
　　一定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牵涉到政治。“
　　胡乔木：“你还可以写，还可以在《文汇报》发表。如果若水不能发表文章，香港报纸又有题目了。什么谁不能写文章了，对这种流言，坚决否认。”
　　周扬：“调动若水工作，正发生在这个时候，人家很难没有看法……"胡乔木：”你们可以提意见。“
　　邓力群：“整个报告，不论事实还是论点，都可以提意见，写出书面的东西交我。”
　　会议结束了。在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和我握手，似乎很关怀地对我说了一句：“不要泄气。”
　　这次会后，我把会上的发言作了整理和补充，写成了书面申辩，送交中央书记处。周扬也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信，说那个报告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结构，都是他的意见，如有错误，完全是他的责任。
　　与此同时，中宣部干部局悄悄找报社的一些干部谈话，想了解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这当然是在为改组《人民日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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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讨论会
　　1983年4月5日到9日，北京大学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的讨论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开会之前，气氛有些紧张。传说中央首长召见了会议的主持人。许多人纷纷打听，这次会议有什么背景。一个从某省来开会的同志告诉我，省里叫他来“摸底”。有一种估计：会议将开成一个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会，因为上次周扬报告的事情，一下就传开了。但会议一开始就传达了邓力群3月25日在中宣部召开的会上的讲话，其中讲到"不要制造紧张空气".空气缓和了。那些赞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学者勇敢地发表了意见。这一派有些人是从外地来的，很想见见我。我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没有参加这个会。
　　会上，就人道主义问题展开了争论。反对派的主将是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楠森。他在会上宣读《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的论文，这也就是他在3月份的纪念会上的发言。
　　黄楠森认为，把阶级对抗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人道主义，是空想共产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唯心主义的。
　　黄楠森批评对异化概念的“滥用”，但他的异化概念是很奇怪的。他把异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照他的说法，广义的异化就是矛盾，矛盾既然是普遍的，异化当然也是这样。
　　从狭义说，异化不仅指分化，而是指分化出一个异己的力量，与自己对抗的力量，例如父母养育出忤逆的儿子，毁林垦荒，围湖造田。显然，不仅广义的异化，即使狭义的异化，在任何社会都是不能避免的，都会出现的，很难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异化现象，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我不明白，黄楠森既然对异化做了如此广泛的解释，怎么还能批评别人“滥用”。那个“父母养育出忤逆的儿子”的例子还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奇怪的是，官方对这个发言很欣赏。
　　在会上的另一次的发言中，黄楠森讲到“分歧在哪里”。他说他想了好几天，头都想疼了。
　　他想，问题可能在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
　　他认为这句话是不正确的，是从个人出发，因此是个人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挑战，但官方并没有加以批评。胡乔木看来很欣赏黄楠森。《人民日报》已在3月16日发表周扬文章的同一天登载了黄楠森的发言摘要，《哲学研究》也发表了全文，但中宣部还不满足，又要《人民日报》登出黄文的主要部分。
　　黄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前，理论部的编辑找到我，认为黄楠森关于异化的观点不妥，想删去一些话。我说：“你们一个字都不要动。中宣部叫你们登，你们就照登。观点对不对，不要你们负责。”
　　这篇文章在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登出来了。
　　11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都登出了这个讨论会的消息和邓力群讲话的要点。
　　在那天的夜班上，我和胡绩伟商量，明天转载《光明日报》这条消息，一字不改，包括标题。
　　胡绩伟告诉我，他给胡耀邦写了信，为周扬和我辩护。胡耀邦通过他的秘书转告胡绩伟，说了两点意思：（一）不必把周扬报告评价得那么高，是不是还有缺点；（二）原来说要核对事实，征求意见后再修改（中宣部的）"处理报告"，现在还没有修改送上，因此他不好批。胡耀邦的意思是要胡绩伟把信再改一改，不必单送给他。
　　晚上11点，我在编辑部大楼的过道上碰见了上海《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他到北京来了，刚同另一个副总编辑李庄谈完，笑眯眯的。我半开玩笑地对马达说："乔木还要我给你们写文章呢！""写吧，写吧！"他说，"什么时候写出来？"《文汇报》最近紧张了一阵，我想马达是来探听情况的。我知道李庄很乐观：“搞不下去！
　　题目抓错了。人道主义大不了是个学术问题，这怎么好搞？“李庄的看法大概影响了马达。
　　我没有那么乐观。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消息。
　　就在这一天，4月12日，邓力群约周扬、秦川和我到中宣部。他说，根据你们三人的意见，已经对"报告"作了某些修改。他把修改处念了一遍，那只是一些小修改。我们三人再次表达了不同意见。
　　我讲了一个钟头。关于“报告”对周扬文章的批评，我说：“归纳起来，就是五个‘没有’：没有讲透，没有讲学雷锋之类。每篇文章都有重点，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讲。照这个样子批评，那么是不是每篇讲人道主义的文章都要这样写，否则就是大问题？其他人的文章，例如黄楠森的文章，也可以这样批评。”
　　我还说，人道主义的讨论进行了三年多，发表了几百篇文章，直到周扬文章发表前，中央从来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不久前邓力群同志还强调要百家争鸣，不要匆忙作政治结论。今天的报纸还作了报道，怎么一下子又变了呢？
　　邓力群带着勉强的微笑说，“我是说‘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那意思是说，如果作为政治问题，就不同了。人道主义讨论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政治问题的呢？而且，为什么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呢？
　　周扬这次讲话的口气变得缓和了一些。他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说：“文章还是草率，我自己研究不够，加上时间匆促。出了问题如何解决？还是批评、讨论。
　　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宣传问题区别。我的讲话有缺点。其实我也不能说是真正搞学术的。
　　学术和政治两样我都搞不好。不管宣传还是学术，都要实事求是。这件事组织处理，说是调动工作，实际是处分。说是可以讨论，可是人家看行动。行动如此，人家害怕。我倒无所谓，撤职无非是顾问。对王若水不公道。并非我对王若水有感情。我还对王元化说过，注意王若水的影响。当然我也没有注意王元化，他提出了“三性”*.王若水的问题，我还是希望中央考虑一下。不管我吸收了多少他的意见，这总是我的讲话。"*指王元化在周的报告中提出了认识的阶段除了毛泽东说过的感性、理性外，还要加上知性。
　　这一点也受到有些人的批评。
　　邓力群说：“这次主要是核对事实，至于看法，今天不希望取得共同意见。书记处讨论时就谈了：如果三位同志对问题的看法仍有不同意见，书记处拟再开会讨论一次。届时你们可以列席，在会上申述自己的意见。”
　　此后，我们三人都没有接到列席书记处会议的通知。
　　后来我得知，不久前胡乔木曾打电话给周扬，说要去看他。这是从那次吵架后的一个和解姿态。周扬说，还是我来看你吧，就到医院去了。据说谈得客客气气。乔木只是说《人民日报》不听话，实在不能容忍。周扬为我说话，力图使我免受处分。可是胡乔木把手一扬，说：“这件事你不要再说了；常委已经做出决定了。”胡还要周扬再写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周没有答应。
　　秦川说：以前是胡乔木拉他，批评周扬，重点整王若水；现在又拉周扬，集中目标对付《人民日报》。我猜想，胡要周扬写这篇文章，除了要周扬做承认错误的表示外，还要他在异化问题上同我划清界限。
　　也是在4月12日这一天，胡乔木批发了一个"中央传阅文件".那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原冰写给中央书记处的一封信，说他不同意周扬文章中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述。其中说什么："'目的是人'，那么在目的未达到之前就该不是人了，请问马克思、恩格斯和无数先烈们究竞是人不是人？"又说，王若水在《文汇报》发表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在此之前，胡乔木还曾叫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把台湾《时报杂志》第172、17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异化论与中共政治斗争》在内部参考上转载，送中央领导人参阅，并送周扬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除声援已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魏京生、王希哲外，并利用我理论界一些同志关于'异化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大量言论，对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恶毒的攻击。"胡乔木就用这种批发传阅文件的方法，向中央领导人证明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危害，灌输他的观点。
　　后来，邓力群属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又接连整理了五份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材料，包括我的一些言论，送交中央领导人。
　　这一段时间，香港传媒对周扬文章的反映，客观上起了刺激中共高层领导的作用。《争鸣》的4月号说周扬的长文"是一篇大胆、开放而诚恳的文章，细读之后，就可以知道周扬之所以能赢得普遍好感的原因了。"又说，这篇文章批评了毛泽东，"人们隐隐地感到，这似乎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一种委婉的挑战。""非常有趣的是，在周扬的这篇二万字左右的长文中，没有一处提到'坚持四项原则'.这在近期公开发表的中共高层官员的文章中是罕见的。"谈到人道主义，这篇文章说："海外某些观察家认为，人道主义正在成为对抗'正统理论'的一股强大力量。正因为如此，人道主义的理论是否会遭到批判，是否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给人道主义一个存在的合法席位，这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还说周扬"批准了"这种合法席位。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香港《大公报》的陈凡在访问我之后，在5月29日发表了一篇通讯，说他曾经问我，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我有没有受到压力。他报道说，我的回答是"目前谁也别想压倒谁。一切问题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可以解决。"这个报道使我大为狼狈。陈凡是很尊重我的，他凭他的不可靠的记忆做了这样的报道，从香港的观点看，这样的回答很正常，对我无损。可是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从共产党的观点看，"谁也别想压倒谁"的话就很刺耳了。我不得不去信给报纸做更正。我在编委会上做了解释，后来中央领导人还问到这件事。陈凡先生可能莫名其妙，但我相信通过后来发生的事，他会理解我当时的反应。
　　“五四”青年节那天，胡乔木发表了对共青团的讲话，其中他含蓄地批评了人道主义。他说，今天仍需要发扬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任何个人和人民的幸福都不会自动地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要高举起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反对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个人主义思想。”
　　我感到，胡乔木提出这种号召的实际意义，就是要人民继续象战争年代那样忍受低水平的生活状况。他非常害怕人民对现实的幸福的追求，而把幸福推到遥远的将来，或者叫人们为一个抽象的“集体”而牺牲。他号召青年“志在四方”，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在哪里呢*？在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方面，胡乔木确实是非常自觉的。难怪他如此害怕人道主义。
　　*胡乔木的儿子在1986年被拘留并被控以诈骗罪。书记处有几个成员负责处理此案，但实际上没有怎么过问；调查工作主要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个低级干部担任。在儿子被关期间，胡乔木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实际上给办案人以压力。传说胡乔木还曾为此事向党的元老求情。他的儿子在关了不太长的时间后出狱。这件事从未在报纸上公布。人们普遍对此案的处理感到怀疑。
　　5月18日，胡乔木以"则鸣"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今日谈"栏内发表短文《劫机与"人道"》，借最近发生劫机事件的机会，批评"世上居然有极少数人却说什么对劫持飞机的凶犯要讲'人道'".文章说："这样的人把自己摆在毫无人性的凶犯一边，他们自己有没有人道，他们配不配讲人道？"又说：由此倒可以给世界上各种各样宣传人道主义的人们一个教训：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道和人道主义，或者是站在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人一边，或者是站在与绝大多数人为敌的种种凶犯一边（这些恶棍不幸也是人，因此支持他们的人总可以有"理由"为这些恶棍讲所谓勿抗恶等等的人道）。只有毫不含糊地分清这道界限，才好讲什么样的人道、人道主义以及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等等。如果不分清这些界限，人道、人道主义以至人本身这类美妙的名词，无论怎样大写，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反对绝大多数人的凶犯和他们的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帮凶利用。\小号字{（1）“或者是站在……或者是站在……"这种句式我们感到很熟悉。这是毛泽东喜欢用的表达方式，他动不动就抬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一类的大帽子来，逼你划清界限，无条件的站在他一边。毛曾用这个办法，成功地把无数善良人打成所谓"反革命"，制造出成千成万的冤案。一旦被划为"反革命"，你就失去了辩护的权利；旁人也不能为你讲话，不然就是立场问题。当然那些劫机犯并不是善良人；我并不同情他们。他们并不是如某些天真的西方人士所想象的那样是出于"追求自由"的目的，而只不过是一些追求金钱的亡命之徒。但是他们并没有杀人，不能说是什么"凶犯"，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与绝大多数人为敌"；要求对他们宽大（尽管可以不同意）也并不等于是"帮凶".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根本不能有辩护律师了，那么法律规定他们的权利也是错误的吗？如果要求对罪犯讲人道就是站在罪犯一边，那么中共为甚么要对许多战争罪犯实行宽大处理呢？照胡乔木的逻辑，似乎对"敌人"或"罪犯"无论怎么做都可以，不存在人道不人道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说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包括敌方伤兵的，在这里恰恰要超越阶级界限，在对方失去战斗力以后，就把他当做人看待。
　　7月13日，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胡乔木讲话，主题是学习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问题。
　　整篇讲话是对邓小平的颂扬。
　　我出席了这个会。胡乔木在讲话中称邓小平为十二大作的开幕词“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可以说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批评宣传部门宣传不够。他还把邓小平提倡建设精神文明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同志就没有讲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苏联也讲精神文明，但没有这样的提法”：“（提出）这样重大的纲领性口号，在全世界现在还只有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由胡耀邦作的。按照党的习惯，开幕词并不重要，政治报告才是重要的。
　　这不是个人的发言，是代表党中央的。胡乔木大肆赞扬邓小平的开幕词而故意不提胡耀邦的报告，以此来贬低胡耀邦。可是，他高度评价的邓小平开幕词的内容，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胡乔木这次没有象3月10日在周扬家中的谈话那样，说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是"人道主义的发展"，说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那次他批评我们没有宣传这一点，不过今天他也没有要求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长这样做。
　　讲话人颂扬了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说这“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讲过，马恩列也从来没这样讲过……"胡乔木在这里没有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概因为这不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于是，反对”两个凡是“的理由，就只有马恩列毛”没有这样讲过“。马恩列毛没有讲过的就一定不对吗？这种逻辑本身和”两个凡是“是一样的。
　　胡乔木的讲话是从评论国外关于学习《邓逊是恢复个人崇拜的说法开始的。他说：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是思想上的统一。《文逊中的见解不仅是代表整个党中央的，而且大部分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部分关于将来的见解还需要继续经过实践的检验，但这些见解也是从已经验证的客观真理推论出来的。“因此，按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这些见解本来就是应该成为全党统一思想的标准。不能说学习《邓小平文逊或学习其他同志的文选，就是对那一个同志的个人崇拜，不能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这里胡乔木把“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作了新的解释，按照这个解释，这条纪律不仅指行动上服从中央，而且思想上也必须同意一个人的见解。这就取消了党章规定的下级和个人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不禁使我想起1981年的一件事来。在一次中宣部的会议上，胡乔木谈到：宣传要有纪律，言论要有纪律，思想也要有纪律。我当时问他：思想怎么能有纪律呢？一个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怎么管得了呢？我这个话一定得罪了胡乔木，他当时一言未发。从他这次讲话看来，他并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在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以后，胡乔木又开始搞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如果每个党员都要象服从中央的决定一样赞同邓小平的观点，那还要自己的脑子干什么？如果这不是个人崇拜的话，那就是比个人崇拜更可怕的思想专政。但是如果以为胡乔木是真地那样崇拜邓小平，那就错了；他不过是给新主子"抬轿子"而已。
　　胡乔木继续说：“我们也不能因为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就否定党的领导人物权威的意义。”有人强调民主，不那么赞成党的领导。但光讲“民主”不够，还要加上“科学”。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而科学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不能说多数人就不犯错误。胡乔木用科学的重要性来论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的意思是说，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党的领导就是科学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可能犯错误，但从原则上说应该是科学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他回避了这样的问题：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科学问题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在民主制度下却是多数决定。这并不是说不要领导，事事都要靠讨论表决，但领导是选举出来的，是经过人民同意的。共产党人的一种自大狂，就是自认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掌握了科学，掌握了真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之间划等号，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于是就自认为有权来支配人民的命运。多数决定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一定是对的。但在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情况下，只能用多数决定的办法。
　　任何人都不能自认为是科学的代表，不经过人民的同意就可以来领导他们。胡乔木说党的领导从原则上说“应该是”科学的领导，似乎“应该是”就等于“实际是”。至于这个“科学的领导”为什么犯了那么多错误，他就不说了。
　　下面胡乔木针对我在《谈谈异化问题》中的观点说：恩格斯在研究巴黎公社经验时是讲过，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需要比较谨慎，不能随便地引起思想上的混乱。除了有确实的真凭实据，即确有少数人骑在人民的头上屙屎屙尿（在十年内乱时期这成了广泛的现象，但究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在今天这样的人是我们首先打击清洗的对象），不能随便地说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因为那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
　　上面的引文根据正式的记录，看起来是经过本人修改的，所以有括弧里那个补充说明的长句子（这显出胡乔木的文风），可是这无济于事。"骑在人民的头上屙屎屙尿"的事情还少吗？
　　要找这样的"真凭实据"是件难事吗？我想，胡乔木不会不明白，他自己也承认"文革"期间这曾是广泛的现象。不错，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但要说明公仆变主人，也不需要百分之百。而且，任何腐朽政权的官吏也不会百分之百都是坏蛋，共产党难道可以用"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来安慰自己吗？至于说在今天这样的人是打击清洗的对象，这不正好证明他们已经不是人民的公仆了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可以说，欺压人民的官吏是要受法律制裁的。所以，要在这点上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区别不清楚的。不能为了要使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就去否认有公仆变主人的事实。
　　胡乔木继续说：如果随便地讲，就造成一种印象，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所谓“异化”，这也“异化”，那也“异化”！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个人崇拜问题，也要分析，不能一说到个人崇拜就是“异化”。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在给布洛斯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他是最厌恶个人崇拜的，厌恶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说马克思与写信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异化”了？究竟是谁“异化”了？是马克思“异化”了，还是写信的人“异化”了？马克思也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比如在延安的时候，陕北的农民李有源，唱《东方红》的，是李有源“异化”了，还是毛主席“异化”了？如果是，不管是谁“异化”了，好象这个“异化”就引导抗日战争得到了胜利，解放战争也得到了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在“异化”的条件下得到的。这是没法解释的。至于把犯错误说成是“异化”，这个问题就更加难以解释了。因为说到个人崇拜问题，我就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分析的头脑。我们要对把我们的社会说成是到处都是“异化”的这种思潮，进行反驳。我们不能承认这种说法。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现象，但绝没有象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小号字{（2）可以注意的是，直到这次讲话，胡乔木仍然没有断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现象（"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现象"）。
　　在我听来，这个讲话的许多观点是不值一驳的。但胡乔木在许多党的干部中威信仍然是很高的。我记得，讲话完毕后，在大家走出会场时，我听见一个与会者对旁边的一个人（大概都是省委宣传部长）感叹地说："乔木同志的脑子啊！……"这段时间，由于要应对上述政治压力，加上漫长而痛苦的离婚官司，从5月份起我开始出现头昏、气短、失眠现象，身体坏下来了。到医务所检查，医生说我血压高，脑血管供血不足。
　　7月下旬，我到北戴河去休养。
　　北戴河警备森严，中央正在这里开会。但和过去开会的情况有些不一样，我感到有某种紧张气氛。听说，中央领导人在到北戴河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李先念的车遇到一群流氓在公路上打群架，车过不去。警卫通知了后面邓小平的车，要它绕路走。邓小平大怒。到了北戴河就召集各省委开会，部置打击流氓犯罪分子。各地随后紧急动员起来了。那些盛市委书记都要表示自己积极，宁过无不及。后来我回到北京，看到一些判决告示，感到有的人显然是不够枪毙资格的，也被枪毙了，心里很不安（照胡乔木的逻辑，我是站在与绝大多数人为敌的凶犯一边了）。相反，对经济犯罪分子的打击却很不够。原因很简单：经济犯罪分子都是有后台的。
　　到北戴河前我看了一些新近发表的引起争论的小说，感到在目前这股人道主义思潮中，确实有不同的流派，有些观点是我不能同意的。我利用休养的机会写了一篇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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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在医院的谈话
　　8月8日，秦川和我到303医院去看胡乔木，谈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的宣传问题。
　　秦川向胡乔木报告了《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准备宣传四个月，搞十五到二十块版。胡乔木曾多次批评《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力，也曾指示《人民日报》多用一些版面来纪念毛的诞辰；我们满以为，这一次胡乔木会点头表示赞许，至少不会批评我们不重视了。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胡乔木对这件事显得很冷淡，他表示：“不要四个月。九十诞辰如果四个月，一百诞辰就要八个月了。纪念是要纪念，不要太多；太多了反而没有人看。搞那么多版我就不赞成。”
　　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那上面已经开好了十个社论题目，是宣传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文逊的。
　　这十篇社论怎么写？我们都觉得为难，但不好说什么。说实话，我对少宣传一些毛是赞成的，但这样宣传邓就不嫌多吗？中央还曾专门发出过“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埃另外，胡乔木这种对毛的冷淡态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吃惊。但继而一想，也就明白了：毛究竟死了六年多，而邓还健在。
　　谈到《人民日报》的整党学习问题，胡说：“《人民日报》学《邓逊，要集中力量解决同中央一致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整党可以不整。这是重大的是非原则问题、组织原则问题。”
　　胡乔木否认外间关于他要搞掉胡绩伟的传闻：“这从头到尾都不是事实。能够把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说成是这样吗？”他批评说：胡绩伟说过，《人民日报》工作困难，主要是中央不信任。“应该弄清，是中央不信任《人民日报》，还是《人民日报》不信任中央？”十二大前，在准备新的中央委员名单时，他提过胡绩伟的名字，说，胡绩伟的缺点大家都知道，但还要看他的优点，他在新闻界有代表性。第二天，胡乔木收到《人民日报》的一个匿名小报告，揭发胡绩伟在纪念“七一”时对记者部的谈话。胡乔木说，他只好撤销他的建议。
　　胡绩伟这个谈话的内容是说，要研究党为什么执政后会变腐化，还说六中全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但还要实践检验”。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但胡乔木的反映强烈。
　　当时胡绩伟到江西出差去了。胡乔木找了秦川去，说他很惊讶，说连耀邦看了都说简直不能相信，还批评秦川不敢争论。这次胡乔木又说：“讲得非常不应该，不象一个党员。虽说这可能是冲口而出的话，但总是有这个想法。这就是对党不信任。实在难以置信！”
　　胡乔木又说到“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指胡绩伟说的"党报不仅要有党性，还要有人民性"）。
　　他曾在1982年3月为这个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胡绩伟。胡耀邦、习仲勋、王任重都看了，表示同意；胡耀邦还写了很长一段话，赞扬这个这封信，认为很重要，说服力很强。胡乔木想把这封信收进《十二大以来》这本党的文献集中，征求胡绩伟的意见。但胡绩伟不用意，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胡乔木对此很生气。
　　现在这封信已经收进了《胡乔木文集》中。在这封信中，胡乔木引经据典地对“党性”“人民性”两个概念做了一番历史的考查，从马克思到别林斯基（其实具体的考证工作是下属替他做的）。他说：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人民是分为阶级的；离开阶级斗争来讲人民性，就会迷失方向。
　　从理论上看，胡乔木的论述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这个论述是学究气的，完全脱离了问题的现实背景。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在华国锋时代，负责意识形态的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因为《人民日报》不听他的指挥，批评“两个凡是”。当时胡绩伟回答说，党报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意思是说，党报还要对人民负责，要反映人民的声音。后来，胡绩伟又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他说，党性和人民性应当是一致的，可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
　　所谓要有党性，就是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和党的指示。在“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意图，成为“四人帮”的驯服工具，可以说是有党性，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完全脱离了人民，因此没有人民性。当时胡绩伟抵制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错误领导，受到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等的支持。现在，新的领导上台了，胡乔木又嫌《人民日报》不听话了。党报是否只要服从党的指示就够了，还是也要考虑自己的声音有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除了做党的喉舌之外，还要做人民的喉舌？这就是“党性、人民性”问题的实质。胡乔木的信完全避开了这个实质。
　　“去年我回来后找你们谈，希望《人民日报》成为中央的喉舌。”胡乔木说，“我是一番诚意，不需要阴一套阳一套。但这些错误如不加以清理，党报历史上也很少见。”
　　“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不是小问题。绩伟同志也是当做根本问题提出来的。用这种观点来组织《人民日报》工作，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在报社领导人中，有这样一些思想，如果不能在整党中解决，是说不过去的。这个样子，怎么能成为中央机关报！”说到这里他又激动起来。
　　胡乔木又说到了我：“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有一股思潮，就是对党不信任。我曾反复说过这个问题。例如在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我就说如果不信任党，就是有背于为人的道德。……"说到这里，胡停顿良久，眼眶都红了，看来是动了感情。
　　那是1979年上半年的事。中央决定让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作一个讲话。胡乔木把一些"秀才"召到毛家湾，包括我在内，讨论起草讲稿问题。他们事先拟了一个提纲，拿出来征求意见。在我之前好几个发言者都说，提纲的调子太低，不能鼓舞人心，希望成绩再多说一些，调子更高昂一些，气魄再大一些。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现在的问题不在言辞，而在行动。
　　老百姓的情绪不是靠几句豪言壮语就能鼓舞起来的，因为他们会觉得那只是漂亮话。过去几十年一贯是这样宣传的，老百姓已经厌烦了。与其唱高调，不如切切实实总结一下过去四十年的失误的经验教训，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做一些自我批评。这反而会给人一新耳目的感觉，增加老百姓对党的信心。这比那种讲空话的效果会好得多。既然社会主义有那么多优越性，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不容讳言，在"文革"中，党腐化了……说到这里，胡乔木打断我：“不能这样说。只能说，党的一部分腐化了。”
　　胡乔木显然对我这一番话老大不高兴。本来到会的人都是要分担写作任务的，但后来分工时，胡乔木没有提我的名字。
　　我对这一点并不在意，说实在的，那样的写法我也不感兴趣。但胡乔木对这件事的反应叫我吃惊。他后来对胡绩伟发泄了对我的不满。1980年2月6日，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他讲到：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不但这样，还要散布这种失望情绪。他大声说："这是不道德的！"说完这句话，他默然不做声，显然在控制自己的感情。
　　那时我隐隐觉得胡乔木可能是指我，但我没有把握。现在，这一点确实无疑了。
　　胡乔木又谈到发表周扬文章的事情。他说：“现在还没有做结论。但我觉得，周扬的态度，尽管不甚坚决，比《人民日报》好。这样一篇文章，涉及到理论、政治问题，关系如此重大，报纸当儿戏发表，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中厉害，把影响置之度外。若水还说对这篇文章的反映是好的……"胡乔木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那是薄一波的谈话记录，是对周扬文章的三条意见：（一）对人道主义没有解释透彻（同意乔木同志意见）。（二）异化部分，是抄自1980年王若水的文章。
　　把异化和改革联系起来，但改革有两种，一是改到资本主义，一是改回到社会主义。（三）建议写一篇短文澄清，因周很有影响。
　　这使我产生一个感觉，就是胡乔木还没有得到政治局的一致支持，他还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胡乔木又开始了他对人道主义的长篇批评。
　　“我说过我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我不修改。但人道主义如何实现？今天抽象地讲人的价值，那么社会上有没有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那么多杀人犯，你如何对他讲人的价值？……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进行的，离开了社会具体环境，离开了国内外环境，这怎么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人道主义同异化扯在一起，这就给一些反党分子以重要武器。"”在现在，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离开阶级斗争，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加入了社会上的反党潮流，或者成为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否则，怎样解释南朝鲜要发表周扬文章？“
　　“国内外形势不以人为转移，总有一些人找各种思想武器来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和十二大任务的实现，一直到组织反革命地下组织。这些问题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政治问题，而且已经成了实际政治问题。”
　　“若水同志，我相信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些问题看法有些偏；周扬也对我这样说。所谓偏就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两次谈话能解决的，也不要求勉强解决。你是个好党员，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你这个好党员，马克思主义者，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现在思想界的问题错综复杂，而又影响到社会、大学生、文艺界。文艺界是最敏感的。这不单是《晚霞消失的时候》、《离离原上草》等作品，而且有论文。”（以下胡乔木举了一些文艺评论的例子。）“我不会感情用事，我不会抱成见，但原则问题是原则问题。如果在党中央报纸工作不适宜的话，这个问题是要提出来的。当然，如果经过讨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又当别论。”
　　最后几句话是警告，暗示要对《人民日报》采取组织措施，这既是对我，也是对胡绩伟。
　　我对胡乔木说，感谢他的关心。我学习不够，但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支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乔木同志说要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点我同意。我正在写一篇批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文章。当然，有些具体问题，不涉及路线、党章，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
　　我还为胡绩伟辩护了几句。
　　这次谈话后，秦川安慰我说，“乔木同志还承认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可是我不在乎这个话；我想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要胡乔木来封。胡乔木一方面那样说，一方面又说我加入了反党潮流，把我和“反革命地下组织”联系起来，这个话是很重的。通常，胡乔木在当面批评高级干部时并不正颜厉色，而是温和的。这次，他对胡绩伟的批评要比对我还严厉，但我很清楚，他在别的场合下关于我说的话要厉害得多。我并没有因为他的说话的语调而产生幻想。这次谈话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胡绩伟和王若水必须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不然，就要下台。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9日），胡乔木又给秦川来电话，说到我正在写的文章，他提一点意见：希望联系到当前政治，不要纯哲理式；还说，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改变我的形象。
　　11日，胡乔木的秘书又来电话给秦川，说胡乔木对我有个建议：也要批评一下《人啊，人！罚蛭馄∷当取锻硐枷У氖焙颉酚跋旄螅徒鹨渤圃蘖耍蛔詈冒颜饬狡髌贩旁谝黄鹋？
　　按照通常的习惯，胡乔木既然如此关心我这篇文章，我理应把稿子送给他看一看。我没有这样做，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我写这篇文章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我的形象没有什么不好。《人啊，人！肥且槐竞眯∷担椅裁匆？
　　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来信，其中说：若水同志在多次谈话中，迄未表示应有的自我批评，而这是一个党员党性的重要标准，对此我很希望他能有所觉悟。以前中宣部认为他对发表周文应负主要责任（你应负直接责任），是有理由的，因我特意邀请他参加在周扬处的谈话（《人民日报》没有第二人），而他对我作为中央负责人特意为周文要修改后才能发表所作的谈话全不介意，实难理解。何况周文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的手笔或构思，恰好这部分已非单纯学术问题而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说我们的思想、政治、经济都异化，这是他在80年文中的原话，他还说当前文艺应以批判异化为重点，而这在今天文艺界也确实形成了一种重要倾向），这些论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已着重批评了（虽未提经济异化，但这太牵强，不言自明）……这无论作为一个党员或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严重的缺点，非克服不可。因上次谈话比较客气，为防止以后又成为口实，故特以共产党员应有的坦白态度予以补充，并盼转告。
　　这封信是在胡乔木离京休养前写的。秦建议我给乔木写一封信，表示一下态度。我拒绝了。
　　8月17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怎样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短文，针对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文化落后也是一个优点，因为"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说：文化落后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何况中国人民的心灵也不是一张白纸，那上面早已被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画得一塌糊涂了。为了保护自己，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了邓小平的话，表示我对邓的拥护。编辑部的同事对我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表文章表示忧虑，他们担心文章又将成为批评我的新的借口。我自信这篇文章是经过我仔细推敲的，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文章出来后，秦川告诉我，有关人士（秦川没有说是谁）认为，这篇文章还是不发表为好。后来我听说：中宣部把这篇文章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他们翻阅了这个时期的报纸，查来查去，别的问题没找着，就抓住了这一篇。理论局搞了一个简报，说这篇文章是利用学《邓逊反对毛；郁文把这个报告压下了。十几天以后，中宣部的《理论动态》上有一篇文章《思想工作要激励人鼓舞人》，其中有一句话说："还有人把穷则思变、立志改革的精神同'穷过渡'一类错误简单等同起来，提出指责。"这是不指名地批评我了。其实，用"穷则思变"来为"穷过渡"辩护的，正是毛泽东。
　　我明白了，只要我不作自我批评，这个时候我无论发表什么文章，他们都是要批评的。
　　大概在7月20日左右，胡乔木有一个亲戚找到报社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说：胡绩伟不行了，王若水也不行了；将来可能是秦川当社长，李庄当总编辑。但是报社提出的秘书长人选，中央不会批准（注：原秘书长将离休，可能的继任者被认为在观点上是接近胡绩伟和王若水的）。
　　他暗示，新的秘书长可能是他。"我来给你们当秘书长怎么样？这是过渡一下。我有一个好处，可以帮助你们打通和中央的关系。"秦川把这件事用书面报告了胡耀邦。我后来听说，耀邦有个批示，请习仲勋做工作，搞好报社和中宣部的关系。
　　秦川这样做是很聪明的，但胡耀邦的批示却有点息事宁人的味道。
　　胡乔木的这位亲戚的预言后来证明是对的，只是除了一点：他自己没有当成《人民日报》秘书长。他说这个职务只是“过渡一下”，表明将来他还要当总编辑，或者另有高就。可惜的是，他过分得意，忘掉了管住嘴巴，泄露了胡乔木的天机，从而也毁掉了自己这个仕途机会。
　　后来，又陆续有些传言，说王忍之等几个人要调到《人民日报》来，那都是追随胡乔木、邓力群的人；胡耀邦没有同意。胡耀邦也推荐了一两个人，最后也没有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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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全会前夕的斗争
　　一场幕后的较量正在进行。
　　这期间，胡耀邦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风尘仆仆地巡视青海、甘肃，接着又到延安。他关心的是生产。一路上，他大谈农业，谈“翻两番”。偶尔，他也谈到报纸宣传，说：“空谈路线，不谈翻两番，不行。你们报纸最近很少讲翻两番了。十二大的核心就是翻番，不讲这个就很难说是同中央一致。最大的一致就是翻两番。”“报纸要围绕翻番做文章。”他的这个提法和胡乔木、邓力群搞出来的《十二大宣传提纲》是不一致的，后者说十二大的核心是共产主义。胡耀邦还批评说：“北京的最大问题就是概念的东西太多，写文章套话太多。中央一级的普遍现象就是高谈阔论，坐而论道。”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找秦川、吴冷西谈话。他似乎是乘邓力群不在北京时这样做的。吴冷西因病未到。谈到宣传邓小平的问题，胡耀邦说：《邓逊实际是《毛逊的续卷，要认真学习，学二三年。前一段宣传也是好的，但象目前这样，要注意。不宜集中，要拉开一些，不要表态性的东西。《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我主张不发了。不要帮倒忙，抬轿子。上去就下不来了。老人家（指毛）就是这样。朝鲜也是这样。你们要掌握。这个意见不是我个人的，常委也同意。小平同志本人也是反对这样做的。
　　这话只有我能说。
　　胡耀邦一直是主张充分吸取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的教训，反对过分宣传个人的。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却仍要把过去对待毛的一套移过来对待邓小平，虽然程度上要收敛得多。
　　但胡乔木、邓力群并不支持胡耀邦，尽管胡耀邦是邓小平扶植起来的。这一点表现出他们的虚伪。他们用大肆突出宣传邓小平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比胡耀邦更忠于邓小平。过去，中央有过“少宣扬个人”的指示，那是针对华国锋的；现在华国锋下台了，对邓小平好象就不适用了。这样，他们和胡耀邦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这个期间，我听说：胡乔木去找了习仲勋，向他表白，他并无反耀邦之意。习仲勋说，怎么能这样说呢！不过你上一次的发言是不好的。
　　我不了解中央会议上争论的情况。但从这几句话里，也可以猜到一些。
　　胡乔木和邓力群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亮相，突出自己。有些无关重要的会议，他们也参加，或讲话，或题字，或发奖，这样他们的名字或形象就频繁地出现在传播媒介上。有一天晚上，秦川发现第二天报纸上将出现三条邓力群的消息，而且都在一版，不得已给邓力群打电话。邓力群只得说可以去掉一条。
　　这两个人挥舞着大棒，指责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贯彻“四个坚持”。
　　胡乔木找王若望谈话，说：“你写的那些文章，反映了全国一股思潮。有许多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有些人还说自己是贯彻双百方针，但他们那些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的《饥饿三部曲》，会使人感到我们的监狱比国民党法西斯还残酷。如果把‘文革’中的事情都写出来，怎能教育青年走革命道路？我们有些作家为何对‘文革’题材如此感兴趣？”“刘晓庆《我的路》，《文汇月刊》发表了，《文汇报》还要登。有人（胡本人）批评了，还说他'大事不管管小事'.怎能这样说？"胡乔木并不问王若望描写的是不是事实，他只是反对描写这种事实，认为这会让读者感觉到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的还要残酷。他批评刘晓庆？《我的路》，也不是说它不合事实，而是说刘晓庆只写了她的个人奋斗，让人感觉到没有党的领导。（后来《文汇报》为登刘晓庆文章事做了检讨。胡乔木又写信给北影，建议发展刘晓庆入党。）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时，谈到文艺界的情况说：我们不能眼巴巴看国家和平演变。搞这些，让青年人看搂搂抱抱，或者看武打片，或者看慈禧太后，这就把青年人引到斜路上去了。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很不象样，是解放以来没有的。
　　还有些刊物发表了真正是离经叛道的文章。戏剧学院的一个女同学写了很多小说（疑为张欣欣），总的说来是反社会主义的。
　　8月14日，何东昌在教育部传达胡乔木的谈话，大意是：王若水参加起草的周扬文章是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说是批资本主义，其实是批社会主义。文章被台湾报纸部分转载，被他们利用。南朝鲜也利用了。这是为反党分子造舆论。王若水的文章说批社会主义异化是文艺的中心任务，这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著作里很少讲异化；《共产党宣言》说的是异化劳动。
　　现在思想战线的状况，比开思想战线座谈会时还严重。
　　出版部门出的书中，西欧、美国的书和苏联的比例是十比一；苏联的书出少了。我看，我们和苏联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我们不能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搞联合。
　　胡乔木还继续批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人看，也让周扬、胡绩伟、秦川和我看。其中有些是港台报刊对中国大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评论。有一篇报道说南朝鲜汉城大学出版了一本《中国专辑》，其中收进了周扬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讲话。消息中并没有说他们对此文有什么评论。胡乔木对这件事很警惕，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有一个材料是《清华大学一些学生受人道主义影响的表现》。这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人道主义一类的思潮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腐蚀侵袭着部分青年学生的思想”。1980年秋天"竞选"前后那些讲"人"、"人性"、"人道"的观点以及"个性解放"、"要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对一部分学生影响很大。从去年春天开始，有些学生对西方的存在主义和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哲学感兴趣。学生中还流行看一些提倡"个人奋斗"的小说，如《约翰。克利斯多夫》、《飘》、《简爱》、《基督山伯爵》。
　　对于那些不了解思想文化问题的中央领导人来说，胡乔木这些材料足够唤起他们的“阶级斗争”警惕性了。
　　后来，《中国青年报》的人打电话给我，询问：是不是有个北大学生写信给我？此人叫什么名字？我是否回了信？我告诉他们：有这件事，那封来信登载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内部参考上。乔木同志看到了很重视，叫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参阅；为此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还开了座谈会，讨论如何改进政治课的教学。
　　我猜想，也许有关方面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对这个学生进行追究。他们大概想不到，胡乔木当时是这个态度。
　　8月20日，胡乔木给朱穆之写信，说出版方面的领导太软，造成了当前的西方现代思想泛滥，今后应对出版物进行检查。胡还建议中央发一个文件，控制对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物质文明的报道；说与其让美国电影流行，不如提倡看苏联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电影教育了一代人。
　　中宣部文艺局向贺敬之、郁文写了一个《关于筹备召开当前文艺思潮讨论会的请示》，已得到批准。其中说要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问题在我国当前文艺界的反映（例如：王若水、李陀等人谈文艺与异化的文章，张笑天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等涉及的问题）。"又说："拟请理论界、哲学界的同志来做专题报告，把讨论、批评和学习结合起来……对于党员同志，则要求他们遵照党章和党内生活准则的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政治上无条件地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好啊！如果他们邀请我去，对我围攻，我准备同他们大辩一常我知道打击就要到来，但我的精神状态很好。
　　我想起了高尔基歌颂的海燕。暴风雨，来吧！我发现我受到了监视。有一次我在人民日报的会客室接见一个外国来的客人。在我送走客人之后，一个报社的工人悄悄告诉我，他发现刚才在会客室的窗下停了一辆安全部的汽车。他认识那种车，形状很怪，是专用来监听的。这件事无论在事前或事后都没有通知我。显然，监听的对象并不只是外国客人，而且还有我。
　　本来，1983年春，我预定要到澳大利亚去访问。这已经是澳大利亚外交部连续第三年邀请了。
　　这次已经答应他们了，国务院也批准了。他们已经安排外长接见，还预订了旅馆。可是上半年发生了这些事，我只能推迟行期。怎样向澳大利亚方面解释呢？我还得找托词。胡绩伟建议，就说自己工作忙。我说，那怎么行。最后只得说，非常抱歉，只得延迟到下半年了，因为我临时得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而这个会别人不能代替我参加。这也不完全是假的，因为那时我确实等待着可能叫我参加申辩的书记处会议。现在澳大利亚使馆又一再来电话问我出访的时间定了没有。这次没有理由再拖了，怎么办？胡绩伟为这件事打了报告。后来他告诉我说，姬鹏飞批下来了，说是经与乔木、力群商量，目前不去为好。这种突然变卦当然很难叫人理解。澳大利亚使馆给报社外联室来了电话，要求人民日报给他们去一封公函，解释王若水取消访问的理由，以便向国内交代。外联室来问我。我说反正我不答复，由别人去编造什么理由好了。
　　秦川告诉我，前年（1981年）我出访意大利和西班牙，就有某一个人告状，说我跟地下组织有关。陈云还有批示，说不宜让我出国。可是当时我已经出国了。后来还向驻意使馆和驻西使馆作了了解，说是我表现不错，这才无话可说。
　　日本《朝日新闻》代表团来访，结束时举行告别宴会。团长中江利忠在席上讲话，希望人民日报明年派代表团访问日本。中江利忠还对我说，他看了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担任代表团的团长，到日本后同他们开座谈会。他们不知道没有这个可能，而且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是不能去。明年我在哪里，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外联室还不止一次接到美国使馆的电话，希望同我谈谈人道主义的问题，自然都推掉了。
　　我等待着对我的判决。
　　胡乔木、邓力群的改组人民日报、撤掉王若水的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书记处成员的意见不一致，胡耀邦把这件事拖延下来了。胡要出国访问罗马尼亚。他说，他回来后，要找王若水谈一谈。但是，他始终没有这样做。
　　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邓力群带着两个“秀才”向邓小平汇报思想文化界的“严重问题”。
　　这一着收到了效果。邓小平问："异化是什么意思？"他感到这是一个"怪名词".邓小平从他们的汇报得到了一个印象：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是"一团混乱".邓小平是一个不读书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只能是邓力群汇报什么就信什么，何况胡乔木、邓力群在他的心目中本来都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权威。
　　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精神污染”的问题。9月12日，邓小平作了一个谈话，涉及到他将要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要点如下：有的同志把异化引申为重要理论，不讲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怎样异化，也不讲资本主义制度怎样异化，唯独讲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现在来说社会主义异化，实际就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希望。这样讲异化，实际是否定社会主义。这样讲，势必走到反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非马克思主义。既然这样，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还叫什么社会主义？而且说，异化不断产生、不断发展，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台湾还讲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我们去发表这样的议论！其实台湾有些人并不反对大陆搞社会主义，他们欣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们觉得大陆搞社会主义有希望，并不坏嘛！可是，我们自己人倒讲起社会主义不断产生异化了。
　　还有联系异化讲人道主义。你们知道不知道：卡特要同我讨论人权、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讨论，我要说的话多得很！美帝侵略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杀了多少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人道主义？人权也好，人道主义也好，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含义。我们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保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也可以说是最人道的。这样一说，卡特不敢同我争论了。如果要讨论，我要翻他的底！资本主义是什么人道主义？帝国主义是什么人道主义？……所谓“灵魂工程师”，不只是作家、艺术家，还包括理论家、教育工作者、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有责任不搞精神污染。现在好多人都在搞污染。……有些人同中央不一致，表现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在对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按十二大通过的原则办事。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办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要出来讲话。现在要贯双百方针，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就是只许宣传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出来争鸣。现在的问题是各家都出来争，唯独"马家"没有出来争。原因何在？也许马克思主义者本领太小，写不出有分量的文章，或者文章说服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有一种坏风气：不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出来批评。不少人可以不顾事实，肆无忌惮地批评党，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批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你一反批评，摆事实，讲道理，这些人倒更吃得开了，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他打抱不平。一批评就叫打棍子，就叫违反"双百".这不行。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该奖励的奖励，该批评的批评，至于处分不处分，那不是主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要着重讲老同志、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可以不点名，但对他们搞精神污染要批评。他们搞污染，很不应该，带坏了一批年轻人。
　　现在思想界一篇混乱，主要在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青年中间、人民中间，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哪种观点是对的，哪种观点是错的。这几年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还搞得比较有条理，但在思想战线还没有理出头绪，还是乱的。当然，精神污染也没有什么可怕，让它再搞几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那个时候就可能出现非大搞不可的局面。57年那个时候也是一片混乱，有的人杀气腾腾。那个时候一些言论的内容和现在很相同。人道主义、异化，当时也露了一点头。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明显，但核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台湾对“四个坚持”最反感。我跟他们说，宪法里头怎样写可以研究，但共产党要坚持对人民进行“四个坚持”的教育和宣传不能变。
　　有些有点资格的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他比党正确，比党高明，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都是合法的，党不能干涉他。
　　思想战线总的形势是一片混乱，党的领导软弱无力。我们中央的同志都有责任。我第一个软弱无力。现在应当允许我们出来改正错误嘛！有些同志讲的那种人道主义，在清华一部分倾向自由化的学生中间反映很强烈，一片欢呼声。
　　在异化问题上搞污染，可能要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总之，这样一些观点有人叫好就是了。首先台湾叫好，南朝鲜也叫好，大概西方也叫好。要奉劝这些人注意什么人叫好。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这就是个实践！这样一种理论，是引导青年走邪路。}邓小平批评“有些有点资格的同志”自以为比党高明，我想是指周扬，大概还有我。
　　那大概是1979年，胡耀邦还是中宣部长时的事。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在讨论理论界的成绩的时候，我曾说，从1978年以来，理论界是走在前面的，提出了很多观点，被中央采纳了。
　　我的原意是说中央很民主，不料这竟被邓力群说成是我"自以为比中央还高明".最近，8月6日，邓力群在内蒙对华北六报会议发表讲话，除了大批一通"人民性"以外，又说："个别同志甚至说，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整套正确办法，是理论界走在党中央的前面。理论界提出舆论，制造舆论，然后压迫中央接受。"看来邓力群的这种挑拨的说法被中央领导人听进去了，包括胡耀邦在内。
　　胡乔木曾经赞扬邓小平的谦虚，善于采纳下级的意见；例如，"精神文明"的提法就是采纳了李昌的建议，批评封建主义是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其实，理论界在李维汉之前就提出了批判封建主义的问题，只是邓小平没有重视。李维汉和李昌究竟都是老革命，而理论界的人大多没有那样老的资格，也许这就是不同？在中共的元老政治体制下，谁取得了邓小平的支持，谁就会取得胜利。胡乔木、邓力群不但成功地使邓小平相信惩罚王若水、周扬的必要，而且得到了一个胡耀邦“软弱无力”的印象。
　　“软弱无力”是客气的说法；直率地说是"纵容包庇".胡耀邦的温和方针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我想他不会不明白，对我们的打击，间接地是针对他的。
　　胡乔木带了几个“秀才”到杭州为邓小平起草二中全会的讲话去了。
　　9月19日晚，我去看周扬。他告诉我：薄一波去找过他，说是书记处讨论，鉴于周扬的错误态度，建议薄去找他谈一谈。薄劝周扬在即将到来的二中全会上做一个检讨。周说，我不能说马克思是错的，但我可以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薄说，他看了材料，马克思讲的是劳动异化，没有讲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他还希望周写一篇文章，"三全其美"：既对中央有个交代，又不伤害拥护他的人，还使自己过关——听起来真象做生意人的口吻。周扬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说："这怎么写？"[我说：谁说马克思没有说过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他们没有看到罢了。况且，马克思没有说过我们就不能说吗？周说，他已经写了一个材料，托薄一波转邓小平和胡耀邦。其中说到：1963年周在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讲话，事先曾把讲稿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当时在杭州，看后很感兴趣，打电话到北京，要刘少奇主持修改。后来毛自己也审阅修改。那个报告里采纳了王若水关于异化的解释（周说，那时主席很欣赏王若水，多次提到）。周扬把毛主席审阅过的稿子的复印件也附上了。
　　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周扬还曾经转述毛的话说：异化这个概念还是好的；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异化是普遍现象，不仅人类社会有，自然界也有；当然异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个意思写在报告里了*.*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的《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这个材料中，没有这一段话。}周扬说，王元化最近去看他，说到现在要整上海，包括巴金。巴金在香港报纸（中共报纸《大公报》）发表杂感并出书，引起胡乔木的不满。有关方面酝酿提名巴金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乔不同意，说还不如提沈从文。乔还反对巴金任上海文联主席。
　　我还听说，胡乔木对北京的朱光潜教授也有意见。
　　9月22日，我到夏衍处。这是我头一次到他家。虽然夏衍对革命文艺有很大贡献，可是住房条件比周扬差多了。周扬有一座宽敞舒适的北京式的大院子，夏衍的住处却有些破旧狭校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毕竟一切待遇要看级别。
　　谈到周扬的处境，我问：有没有办法让哪位老同志为周扬讲几句话？例如邓大姐行不行？夏衍说：他已经找过邓大姐，刚说几句就被碰回来了。邓大姐说周扬文章是错的，小平同志都说了。
　　夏衍还告诉我：书记处讨论时，耀邦说，王若水的问题暂不要做结论，等他找王若水谈一次再说。这是胡耀邦去罗马尼亚之前的事。我以前只知道要谈，还不知道前面的话。但胡耀邦始终没有找我。
　　夏衍对异化问题似乎很感兴趣，问了我几个关于“异化”的问题。
　　后来我还听说（不是夏衍告诉我的）：薄一波没有转交周扬的信，但在口头上对邓谈了几句。邓听了很生气，说：毛主席赞成讲异化，这正是毛主席的错误，"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这样来的，为此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知道这是胡乔木的观点。胡乔木已经给邓小平打了预防针了，他听不进别的意见了。如果邓看一看周扬和我的文章，就会明白：我们没有说异化的意思是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而是说毛本人从党异化了，凌驾在党之上，这就是"个人崇拜".正是由于这种异化，毛才能发动"文革".“异化”是不是错，全看人如何应用这个概念到实际中。毛泽东也应用了“矛盾”的概念来为“文革”辩护，这不表明“矛盾”概念本身是错的。
　　9月27日，胡绩伟召集编委和理论部、文艺部的正副主任开会，讨论中宣部文艺局整理的材料《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异化的一些材料》。胡乔木嘱咐我们"议一议"，但大家都说看不懂。
　　那个材料整理得乱七八糟，我看材料整理者本人也没有弄懂。胡乔木把这些材料到处送。书记处的人读过卡夫卡或加缪吗？他们如何讨论？同日，《文汇报》登出了我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南珊的哲学》。文章很长，要分两天登完。我一直担心这篇文章登不出来，现在我松了一口气。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的发言机会了。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文革”时期当过红卫兵的男青年的忏悔，他在一个家庭受到迫害的女青年的影响下彻底改变了人生观。小说发表后在相当多的青年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也引起一些争议。我不能接受这部作品的非理性倾向，宗教色彩和逆来顺受的哲学。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的口宣扬这样的生活态度：在暴行面前不但不争取改变自己的命运，反而保持"内心的永远平静"，毫无鄙视、怨恨和愤怒，"宽容所有的人".我评论说：要宽容，但不是对所有的人。对林彪、江青为什么要宽容呢？为什么不要仇视或鄙视呢？如果连这种感情都没有了，那才是可悲的麻木。请对比一下恩格斯说的话。他说：既然资产阶级不把工人当人看待，那么，"工人只有仇视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我们摈弃"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但是并不要摈弃对邪恶势力的抗争。我们并不是要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道主义，而是要前进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不是软弱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它充分肯定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相信救世主，它相信人民的力量。在地上的神还原为人以后，为什么又要去寻找天上的神呢？在思想从新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后，为什么又要用老的教条去重新束缚思想呢？关于小说宣扬的那种悲天悯人的历史观，我说：单说野蛮是坏事，单是谴责历史上的暴力和战争，这并没有对这些现象何以会发生做出说明。道德不能解释历史；科学才能解释历史。历史是在矛盾中前进的。奴隶制是野蛮的，但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文明。暴力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暴力也有革命的作用。
　　我在这篇评论中也有为作者辩护的地方。小说描写了一个正直的国民党军官，这遭到一些评论者的非议，说他美化了一个罪恶的国民党战犯，或者说他描写了抽象的人性。我反对这种说法，说这种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总的说来，我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倾向是持批评态度的。
　　《文汇报》编者告诉我，读者对我的文章的反应是热烈赞同的。后来，许多地方转载了。但我从别的渠道得知，有的青年不满意。我想我在文章里采取了平等的、说理的态度，没有“打棍子，扣帽子”，但在这种时候，许多人自然地倾向同情被批评者，何况对方又是一个青年。
　　虽然批评这篇小说也是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意愿，但我是要说明我的观点与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并不是要取悦于胡乔木和邓力群。我在文章中继续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们即使不高兴，也无话可说。
　　后来，邓力群在二中全会上提到了我这篇文章。他说王若水反对宣传宗教还是好的，“但也要说一句：这同他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他是一直反对宗教迷信的".这个话说得很笨拙。如果这是我的一贯观点，那有什么不好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这篇文章并不表明我的观点有改变。
　　这倒说对了。
　　10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了胡耀邦对日本客人田英夫的讲话。田英夫说，日本人民通过募捐向柬埔寨军民提供药品，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胡耀邦说：好，这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北京日报》也照登了这句话。但《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都把这句话删掉了。
　　中央快要开会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在加紧准备。我听说他们以中宣部的名义给政治局打了报告，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提出撤我的职。这比调动我的工作进了一步。
　　中央还没有决定，可是各种谣传都来了，说是谁谁谁要调到人民日报来当领导。
　　胡绩伟预感到一根大棒即将打下来，他很难继续工作。在10月1日国庆节那一天，他以年龄为理由向中央递上了辞呈。
　　各种关于人民日报的传言，弄得报社人心惶惶。一个新到报社的新闻系的研究生来看我，说：他们听到不少传闻，很关心，希望胡老师、王老师保重。又说：他们有些人议论，如果胡老师、王老师都呆不住了，他们也觉得人民日报没有什么意思了，不想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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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二中全会：整党还是"清污"？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快要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整党。邓小平需要在会上做一次讲话，他接受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建议，利用这次机会把意识形态问题提出来。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11日，通过了整党的决定。
　　这个决定列举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需要整顿的问题，如党风不正，纪律松弛，组织不纯等，但放在首位的任务是“统一思想”。《决定》说："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接着说：目前，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他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容的。}《决定》还说，犯这种错误的人多数是思想问题，但是"对少数坚持错误的政治立场而拒绝改正的，不但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思想斗争，还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看到这句话，我毫不怀疑这是胡乔木的观点。他是一贯认为党内不能允许有不同意见，否则要作为纪律问题来惩罚的。
　　12日上午，邓小平发表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邓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一是"清除精神污染".下面是邓小平的涉及“清污”的话：“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以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来了".”（有些同志）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扬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邓的这个讲话很长，除了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外，还谈到其他理论问题，除了涉及哲学以外，还涉及新闻学和文学。可是，这些都不是邓所熟悉的领域。邓的讲话，无论从观点上看，还是从语言上看，都是和胡乔木一样的。这不奇怪，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乔木不过是借邓小平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但是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同一天，陈云也讲了话。他说："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本来，这次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的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这个问题在二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已作了讨论，所以在二中全会正式举行的第一天（10月11日），就通过了整党决定。12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13日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12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转而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命运也决定了。
　　10月12日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我近年的言论。他说："很多错误观点，就在北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没有注意。'异化'是个怪名词。怎么来的？我来介绍一下材料。讲异化讲得最多的是王若水同志。多年以来，他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邓力群对周扬也做了一些批评，但他把周扬和王若水区别开来，说周扬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的异化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根源不在制度本身；而王若水没有这样说过。
　　邓力群指责说，王若水所讲的异化的一个内容就是个人崇拜。
　　“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个长篇发言，集中批毛泽东同志。他说，他怀疑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还反复举例，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关系来说明‘文化大革命’。听了以后，给人这么个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很坏。港台报纸基本上把他的发言内容全文登载了，还说是'批毛第一炮'，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发言'."”说政府也异化，党也异化，或者叫权力异化，政治异化，这很值得注意。有些非法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分析，沿用这个提法，讲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特权官僚阶级的矛盾，因此煽动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照王若水那样讲下去，很难避免不得出和非法组织相同的结论。“
　　“在王若水看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人道主义各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好多家。这样讲，实际是为各种错误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敞开大门，使它们都能在我们国内、党内合法存在，自由泛滥，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使党内不能有统一的思想，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理论根据。”}接着邓力群详细地评述了我在1978年以后发表的言论。他从西单民主墙讲起，说那时王就写文章讲解放思想不能以"四个坚持"为前提条件。后来，王又反对提"坚持毛泽东思想".还有：王说过"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王反对把打击经济罪犯说成是阶级斗争，等等。他归纳出了王若水的言论中的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
　　邓力群对我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我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
　　发言人又说，王若水同志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上，他认为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他的思想体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
　　王若水同志用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对待各种问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鲜明的。他在文章、讲话中，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一直坚持不愿改变的。尽管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对他进行批评，进行劝告，他还是不愿改变。}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象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常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前面一份材料指责说，“《人民日报》理论版最突出的问题是不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甚至还宣传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作为例子，它举出：《人民日报》刊登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情况介绍；刊登过李洪林、郭罗基的文章。
　　胡乔木在这次会上施展了他的一招。他选中两篇文章做靶子：一篇是王雅林、毕治国、张奎良合写的《论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价值问题》；另一篇是林伟健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探讨》。第一篇文章说："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丑恶现象所能给以的最科学的说明。"第二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相反。"胡乔木写了"请看两篇猖狂攻击社会主义的文章"的批语，把这两篇文章的摘要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象“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
　　胡乔木的话虽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在当时，"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刚刚使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在这之前，胡乔木、邓力群是把批判人道主义作为重点的；至于"异化"，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次要的问题来对待。无论是在3月8日给中宣部的电话中，在3月10日对周扬的谈话中，或是在7月13日全国宣传会议上，胡乔木都没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只是说不象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在这次会上，胡乔木、邓力群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并且把"异化"问题看得比人道主义问题更严重。于是，那些发表过这一类观点的人就倒霉了。胡乔木后来还批评中宣部，说这么一个重要问题，中宣部都没有发觉。胡这样批评，当然显示了他自己的理论水平高和敏锐。
　　参加这次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杨献珍在会上搬出了苏联的权威观点。他说：安德罗波夫讲过，在苏联，劳动异化本身已经消灭了，但“劳动异化的后果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如个人主义。安德罗波夫讲异化，只限于这一点，这和我们党报的某位负责同志讲的异化是不相同的。杨献珍还揭发和批评了我的一些其他言论。
　　贺敬之在发言中说到吉林有一个被逮捕法办的青年作者，就是进行煽动，要对已经异化成为“官僚主义特权阶级”的党的领导进行斗争的*.*这个青年叫曲有源，原是《长春》文学月刊诗歌组编辑。他写过《我歌颂西单民主墙》的长诗，宣称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说共产党已经由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他在1983年5月被捕。我看过关于他的材料，他没有用过"异化"这个词。}在接着召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继续批判了“精神污染”。
　　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把“精神污染”和淫秽联系起来，他说，犯罪分子大多看黄色录像、淫书、淫画，而这些反动黄色的东西，又与“异化”论有关。
　　虽然二中全会没有提淫秽物品也是“清污”的对象，可是这个负责人这样联系也是很自然的。
　　大家感觉不到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危害在哪里，可是对淫秽物品的危害是很了解的。既然“污”就是“秽”，那么“清污”当然要清除淫秽。不过这样一来，“清污”就变成打击犯罪了。
　　另一个人说，所谓“精神污染”，就是放毒，搞“精神污染”的人实际起了教唆犯的作用。
　　还有人慷概激昂地提出："必须斗争，严重的还要绳之以法！"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没有谈人道主义，只谈异化。他说：关于异化问题，三十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继续说：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后他只得作检讨。他说：我拥护小平、陈云的讲话。小平批评了我讲异化的理论，前天小组会上有几位同志也就这个问题批评了我。这些批评是对的。我诚恳地接受小平批评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考虑这个问题很复杂，认识有个过程。我前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没有作修改，承认有异化，但并不是不承认错误。第一，根本问题是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只看到消极现象，对形势的估计有偏差，脑子里只有反“左”，对右的倾向看不到，因此才会轻率地、不慎重地写了一篇有错误的文章。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文章，尽管是学术性的，但也是严重的政治性问题。……第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认识不足……我是严重失职的，深感有负于党的委任。}在这些会上，受到批评的还有人民日报和社长胡绩伟。胡绩伟发表的“党报不仅要有党性，还要有人民性”的论点，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一个例子。
　　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没有人云亦云。他说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不应把异化问题当成中心问题来讨论。世界上许多国家共产党都在讨论异化，这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事实，还是应当有人去研究这样的问题。
　　胡耀邦在中顾委做了一个讲话，调子还是比较温和的。他讲话的大意是：已经平平安安地走过了七年；能不能再平平安安地过七年？那时就到1990年了。我们这些人也到时候了。到87年开十三大，希望完成三个根本好转。到90年，超额完成"七五"，能否做到翻一番？……首先决定于党的首脑机关，要有清醒的头脑。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当总书记，两种错误都有；如软弱涣散，我有账。
　　有些同志在“文革”中受过考验，表现很好，出来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为什么这次犯错误？他们对中央的观点有保留。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中央六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左倾、唯心主义、破坏民主集中。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有保留，认为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因此找到了"异化".于是失足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夸大为一个大的问题。
　　书记处不会故意同谁为难。有些同志认为中央理论水平低，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们的毛病是从概念出发。要解决认识问题，批评要讲究质量。首先打态度，我不赞成。给一年半年时间也不迟。}胡耀邦对周扬和我的批评，仅止于此。他的意思是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有人有保留，自以为比中央更高明，因此提出“异化”问题。这是接受了胡乔木的说法。后来胡乔木在他的文章中又重复了这个批评。实际上，六中全会决议是在1981年6月通过的，而异化问题是在1980年甚至1979年就提出来了。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大家讨论，吸收了许多党员的意见。如果中央在任何问题上都比任何人高明，那还要民主干什么？周扬的文章中还说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理论准备，这大概也使中央的领导人不高兴。
　　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而被视为"精神污染"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共本来是应该集中力量整党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可是，中共党内有些人对整党不感兴趣，他们要通过打击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动摇胡耀邦的地位，并控制思想文化界。二中全会决定并没有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它提出的"统一思想"主要是从政治上和路线上说的，而且是把"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并重的。"不搞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二中全会原来决定，这个问题可留到以后召开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可是胡乔木邓力群利用邓小平的讲话大做文章，不但使反右压倒了反"左"，而且使"清污"冲淡了整党。
　　这只能使那些党内腐败分子高兴。"清污"清不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通常是不发表理论文章，也不发表文艺作品的。
　　受胡乔木邓力群控制的《红旗》杂志，在二中全会后出版的第20期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说："现在，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在领导思想工作方面软弱无力，对于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错误倾向，听之任之，不敢抵制，不敢批评和斗争。必须迅速改变这种同党的原则根本不相容的软弱无力状况。"另外在一篇署名的评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中说："针对精神污染的严重存在和危害，我们应该清醒而明确地认识到，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这是公然对党的决定作了修改。
　　《红旗》的文章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南斯拉夫通讯社在10月19日的述评中说：《红旗》的评论强调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党必须主要同右的危险作斗争。这是自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把右的危险放在首要地位"，"措辞和语调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写出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作者和文学作家同其他散布色情货色等人相提并论。""评论把这些表现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联系起来".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说：《红旗》激烈攻击中国一部分文人，"他们在哲学论文中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异化"，还批评一些人"把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和人道的一类陈词滥调当做时髦并奉为圭臬。"这是自白桦事件以来"一次最激烈的攻击"."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无疑这种评论太简单化了。""显然是不容分说地对一部分文人的当头一棒"，暴露了"理论界艺术界的严重思想分歧，而这也直接意味着政治界的严重分歧".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猜测说："这次整党的方向是，旨在打击'右的思潮'，这也许是表明有可能调整自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开放政策。"1983年的情况，和1957年的情况相似。1957年中共进行整党，可是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为了帮助整风而提的批评意见看做是"右派进攻"，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于是，斗争矛头转移了，没有人敢向党提批评意见了。在1983年，人道主义也好，异化理论也好，都是对中共的批评，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这本是和中共的改革方针一致的，也是和中共整党的目标一致的。但是"清污"口号提出后，"原告"成为"被告"，连那些党内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那些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和"怀疑社会主义"了。
　　10月18日，邓力群在中央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他说：“同志们一定关心周扬同志的态度。周扬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念周扬的自我批评）我认为周扬同志有这样一个态度很好。我一直把他当做党内兄长一辈的老同志看待，一向尊敬他。不容讳言，围绕3月7日的讲话，我同他发生了比较尖锐的争论。现在周扬同志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态度，我保证继续把他当做党内兄长一辈的老同志来尊敬，继续同他合作，继续向他的一切好的方面学习。"邓力群指示，在学习过程中，各单位都要清理本单位从1981年以来发表过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他重复胡乔木的话说，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是不同政见者的纲领，对它的危害性要作足够的估计。他又说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整顿宣传部门、文艺团体，还要整顿刊物。这些可能带来暂时的不景气，但不要怕，从长期看会带来景气的。要写出一批"打硬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党员拒绝批评的，要在整党中解决。
　　谈到“三种人”的问题时，邓力群又把郭罗基大骂了一通，说这种人在“文革”时左得反常，现在又右得反常。“过去搞现代迷信，这些人没有份？现在又批评毛主席，批评得简直不象话。……在我们理论界、文艺界，确有一些这样的人，从各方面向党吐唾沫，向毛主席吐唾沫。
　　小平说这些人过去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是'踢开党委闹民主'.反正要实现个人野心，自己上来。这些人仔细一查，都品质恶劣，是投机分子、冒险分子、野心分子。"谁是野心家？在那样的条件下，真正的野心家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装出一幅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样子，靠钻营逢迎的办法，靠整人的办法爬上去。这种办法岂不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然而现在是胡乔木和邓力群这些人左右着局势。
　　10月20日，《中国青年》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纪念杂志创刊60周年。胡乔木到会讲话。他希望《中国青年》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坚持正确的方向。使编辑部人员惊讶的是，胡乔木批评了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而他一句也没有提到他到编辑部来表示支持这个讨论的事，好象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讨论似的。编辑部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他们只能准备检讨。
　　后来，《中国青年》编委会向中宣部写了检查报告，说“在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个报告在列举编辑部的错误时说到，“潘晓的信本来是一种右的思潮，编辑部掌握的侧重点却是反‘左’。甚至把《‘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文章中的正确观点，当成‘左’来批判。”还说到“在潘晓问题讨论期间，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就打过招呼，提出了批评。”
　　人们不知道除了胡乔木以外还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关心过这场讨论。胡乔木在对《中国青年》编辑部讲话时是批评了《‘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这篇文章的，他的整个讲话精神是反“左”的，现在这变成完全是《中国青年》编辑部的过错了：他们没有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批评。
　　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其中要求各单位抽出一段时间学习两个讲话，检查资产阶级影响和精神污染，统一党内各部门对其严重危害的认识。《通知》说，这里所说的各部门不限于思想工作部门，因其他各部门各行业以至中学生和青少年中也都有受精神污染和传播精神污染的问题，特别是黄色录像、手抄本等。理论、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馆、工、青、妇等单位，应当作为重点。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工作组对他们的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整顿，并可以撤换或调动那里的领导人员。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实际情况。每个党员都要认真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通知》还谈到要发现、培养和提拔积极分子（这意味着要重用那些追随者）。对于错误严重而又拒绝检讨以及对中央方针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同志，要降免他们的领导职务或给予其他纪律处分。
　　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什么是“精神污染”，什么不是，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就象“文革”时期的“四旧”一样。我原来听到的这个《通知》的内容并没有这样厉害，我想是胡乔木、邓力群利用他们掌握笔杆子的机会，加进了“左”的东西。
　　各大学、学术单位都感到紧张。北京大学有的教师头一天看到报上登出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第二天就把教案抱到系里让审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中文系在清理刊物时，凡涉及到“异化”的论文，凡涉及到描写人性的文学作品，都要登记上报，弄得人心惶惶。某省的社会科学院党委觉得要清查的文章太多了，于是找到一个简便办法：凡是题目中带"人"字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有的图书馆觉得这么多书，实在不好清理，就采取了发信的办法。郑州市图书馆给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发出了信函，其中说："为了禁止内容错误的出版读物流传于市，散布精神污染，毒害读者的灵魂，我们正着手对馆藏图书进行认真清理。由于种类繁多，一时不易鉴别清楚，特请您给予协助，把由您编辑出版的有严重问题的图书资料、画册、杂志等，开列出条目，说明处理要求，迅速函告我们。"在二中全会闭幕后的一个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
　　10月19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接着，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标题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本来我们听说，邓小平的讲话不向党外传达，现在全国皆知了。新华社报道王震的话说："我们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工作者，面对上述错误观点的挑战，是共鸣、欣赏？是无动于衷，听之任之？还是进行批评斗争？显然，第一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第二种态度也是不能容许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开展对错误思想的批评、斗争。"王震的这个讲话稿是邓力群找人替他起草的。邓力群通过这个办法来给"清污"造声势。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内容是说有些党外人士把"黄色、荒诞、反动的"的书刊、录音录像都看做是"精神污染"的例子。一位党外人士说："一些人搞精神污染的危害性很大，如果任其自由泛滥，可能会出现帝国主义所希望的和平演变".报纸不加评论地报道这些观点就表明这些观点都是当局同意的。
　　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要的地位了。
　　11月1、2、3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
　　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精神污染"一词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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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人民日报
　　10月28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召集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员——胡绩伟、秦川、李庄、王若水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我们宣布书记处10月20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我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我并不吃惊。
　　胡启立说：中央对人民日报的工作是采取事实求是的态度的，成绩说够，缺点说透。人民日报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在贯彻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中，在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落实政策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舆论作用，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关于胡、王二位的缺点，也应实事求是地说清。胡绩伟同志发表“党性和人民性”的观点，乔木同志早就提出了；耀邦同志也给绩伟同志打了招呼，说他这个站不祝82年3月，乔木给绩伟写信，系统地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这封信本来要收入《三中全会以来》一书，耀邦、仲勋、任重都批示同意，耀邦还认为很重要，说服力很强，可是绩伟同志还说要继续研究，搁下了。此后又有些争论。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作了结论，说是"违反常识".最近胡绩伟同志没有再讲这个话，但不等于没有这个思想。这么多老同志都对胡绩伟同志打招呼，希望胡绩伟同志虚心考虑。当然，如果确实想不通，还可以提出，中央是实事求是的。至于若水同志的问题，涉及到异化和人道主义，我说不清楚。我开个头；下面请乔木同志说吧。
　　这些话是温和的。我有一种感觉：这是较多地表达了胡耀邦的意见。
　　下面是胡乔木讲话。他讲得很长，但这一回却不怎么绕弯子了。
　　胡乔木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多次讨论，才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话证实了我猜想的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一致。）胡乔木提到：有一次陈云说，有两件事牵涉到国家的前途，一是经济政策，一是宣传工作，两者搞不好都要"翻船".胡乔木用这个话来引起对胡绩伟和我的批评。
　　胡乔木把他认为的胡绩伟和王若水的老账都翻出来了。他提到的第一件事是1979年人民日报对商业部长王磊的批评（揭发王磊下馆子不付钱），那件事把万里都牵涉进去了。他说这次会上，不仅万里，还有别人，都对报社、对胡绩伟作了严重指责。"我认为这确实反常。党中央机关报，在第一版不指名地指责一个中央负责人，针对万里在国务院讲话而反驳。当然，与此有关的还有青年报，但人民日报很突出。我看后很惊讶，想不到如此鲁莽。"第二件事是“党性和人民性”。提到这件事，胡乔木就激动。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的信是非常客气的，非常注意礼貌，所以没有讲透。问题的实质是对党不信任。绩伟同志工作很久了，为何以前没有提出，而在三中全会以后？而且大力宣传，在中宣部召集的全国新闻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所以已经散布到全国。我不能说每个省报，但至少有相当多数的省级报纸，受到了这个影响。后来绩伟同志做了一个补充，说'党性来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这似乎稍好一些，但实质没有改变。
　　“今年我在医院约秦川同志和若水同志谈话，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若水同志说：乔木说过，'保持一致只是在根本原则上，这是有限的，其他可争鸣'.我当时答复说，这不是个别问题，涉及党的性质，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关于那封信）绩伟同志只说，'要继续研究'.老实说，这是外交辞令！怎么采取这种态度！这种答复，不是仅仅针对我，也是对待中央集体。这种态度与党性不相容。"第三件事是，1979年，胡绩伟和王若水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取消汪东兴的人大主席团成员资格。这件事邓力群在二中全会上批评过，现在胡乔木重复批评说，这违背了党的纪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你们的观点，已经见之于行动。你们以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管党员还是非党员，就有这种权利。人大通过了某一代表的资格，你们也可以认为不正确。但你们首先是老党员，不可能不知道汪东兴进主席团是党的决定。问题实质在于党员要不要遵守纪律。”
　　从这里，胡乔木又提到我曾发表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在文艺领域，与其提“自由和纪律”，不如提“自由和责任”——作家享有文艺创作的自由，同时要意识到自己对人民的责任。
　　“若水同志在谈话中、文字中，都表示过不愿用‘纪律’这样的话，而愿用‘责任’，因为前者是外加的，后者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若水同志是共产党员，特别还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如果不是这个身份，提出讨论是可以的。若水同志可能说，我是讲‘自由和纪律’不如用‘自由和责任’，这是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但若水同志有这个观点，即纪律是外在强加的，这就牵涉到哲学问题，人的内心感觉从何而来。党章规定了纪律，如果对此怀疑，认为是强加的，那么可以选择，就是离开党，这就不受约束。我并不是主观推论，因为若水同志有一次还提出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中央服从谁？'我曾当面对他说，这种思想是很危险的。由于'文革'，相当一部分党员对党丧失信心，刚才的话就很明显。"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很清楚了。可见他们要把我开除出党，是早就有此图谋的。
　　胡乔木又谈到1979年讨论起草国庆讲话的事情（见本书第8章）。他再三提这件旧事，可见他确实耿耿于怀。
　　“‘讲漂亮话’，‘唱高调’，那是指的谁？为叶帅起草讲话稿，那是庄严的任务。若水同志岂不是说我们参加起草的人就是讲漂亮话，唱高调？若水同志这样发言，我想不到。"”我同若水同志的交往不如同绩伟同志那样多，但是时间很长，从解放后就开始了。我是器重他的，可是他现在对党发生了动要—这个话希望不要做恶意的解释，我对胡、王两位都有亲切的、同志的感情。党在受到如此大的挫折后，有一部分人思想上发生动摇，并不奇怪。
　　问题是你们两位动摇的时间太长。希望你们两位清理思想，坚定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问题对若水同志可能比对绩伟同志更困难，因为若水同志受现代马克思主义、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深——也不仅是西欧，还有东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含泪）……若水同志已走得相当远。绩伟同志也走得不近。这种情况中央早应提出纠正的。我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说到这里，胡乔木要掉眼泪的样子，说不下去了。
　　“现在这个决定，是贯彻执行二中全会的整党决定所不得不采取的。决定说整党首先要整顿领导班子。……秦川同志对许多有关问题的态度也不是很坚定的，表现得相当动遥希望意识到新的工作岗位责任重大，克服弱点。也希望李庄同志实现中央的期望。"胡乔木讲完后，习仲勋、王鹤寿、邓力群、陈野萍相继讲话。习仲勋没有讲什么新的意思。
　　我对习仲勋有好感，我知道他不怎么满意胡乔木邓力群，可是在会上他当然要表现出中央的一致。邓力群说到，直到今天，仍没有听见王、胡两人的自我批评。陈野萍说“据我看到的，若水还有其他问题”（我想是指和所谓地下组织有联系问题）。在他们讲话时，胡乔木又作了一些插话：“我昨天看了白桦的剧本《吴王金戈越王剑》。台湾报纸评论说，《人民日报》称赞这个剧，说明六中全会决议通过后，邓派不甘心，就找此机会谴责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台湾报纸如何说就如何，但请你们注意，日本报纸也有同样的评论。”
　　“周扬文章的发表，前后经过，我不说了。人民日报负责同志散布：这件事事实不清，是非不明。这是什么态度！"”若水同志两次表示，人道主义是全世界的问题。意思是，中国党不能解决。全世界的说法，我们都要介绍吗？为什么要积极输入这种观念？如果若水同志仍是这种态度，只好去做世界公民了！"“全世界各种异化学说，都不能给人希望，绝大部分是悲观的。我们应有这个勇气，不需要这个假设。”
　　从这个会的讲话情况可以看出，胡乔木是这件事情的真正主角，而他的讲话中提到的一些关于我们的问题，也就是中央会议上议论到的问题。
　　越是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是显出胡乔木这种“理论权威”的重要性；而胡乔木要显出自己的重要性，也需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重视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的传统。毛泽东既是政治权威又是理论权威，而从他死后，新的领袖却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必须依赖胡乔木这样的人了。
　　的确，如果不是胡乔木，谁会抓住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异化问题呢？在此之前，他还批评了中宣部，说这样重要的问题，中宣部都没有发现，是失职。
　　秦川说，他感到担子很重。他对胡王虽有批评，但没有尽到责任。有些错误，他也有责任；例如周扬文章，应该他负责。他又说，应当考虑胡王的过去，如在1972年，他们是受"四人帮"批判的。
　　胡绩伟表示他拥护中央决定，他自己早已感到工作不适应。他解释了一下他不同意胡乔木关于“人民性”的那封信的理由。邓力群插话说，胡是把报纸凌驾于党上。
　　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凡是我认识到的，我一定做自我批评。目前我正在学习文件和清理自己的思想。现在文化界的人道主义思潮，并不都是受我影响，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有些是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还有别的影响，我并不都同意那些观点。我承认过，对有些文艺作品中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注意不够，因此我最近写了《南珊的哲学》。小平同志批评说，不讲封建主义的异化，不讲资本主义的异化，单讲社会主义的异化。现在我想写一篇讲资本主义异化的文章，或者写一篇批萨特的文章，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胡乔木说："那你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我愿意作你的第一个读者。如果我认为基本正确，我还可以介绍到某报去发表。"胡启立说：“第一步还是清理自己的思想吧，不必忙于写别的吧。”
　　别的人也附和。他们也许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因为我不但没有谴责自己，反而首先想到写批评文章。我的这种精神状态，不符合党内的习惯。
　　我最担心的事是以后不允许我发表文章，剥夺我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象对郭罗基那样。
　　我知道，对我的批判文章正在准备之中。传说已经成立了三个写作班子，要写三篇大文章：一篇关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篇关于国内文艺作品的人道主义，还有一篇关于国外的现代派文艺。我不怕批判我，但我觉得自己的观点还没有充分表达出来。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阿瑟。密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描写了美国社会的异化现象，我很想写一篇评论。我说想写一篇讲资本主义异化的文章，指的就是这篇评论。我也很想写一篇评论存在主义的文章。我在会上那样说，就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发言的权利。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批判，在批判中阐明我的观点。我会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时暗示异化现象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
　　但以后我终于没有写。一是中央领导人已经表示了不赞成；二是我忙于参加整党，没有时间；三是我不愿意胡乔木来审阅我的文章——他会在我的文章中加进他的观点，天知道他会改成什么样子！当天下午，报社开编委会。对胡绩伟的辞职，编辑部有不少同志不以为然；胡绩伟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了他提出辞职的理由。他说：他老了，自己感到有老年病，固执，给大家造成困难。
　　他想有机会冷静清理自己的思想。"同志们有些误解，以为我是为个人打算，或者是逃避。
　　那里逃避得了？我在位置上，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报纸上再出错误就说不清。这对人民日报不利。今天会上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不辞，也是和王若水一样。""我说天地良心，我对党总的是拥护的，只是有些具体问题想不通，因此不宜搅在里面，退出为好。"我知道老胡曾在培养我作接班人。他原来的意思是，他退下来以后，秦川任社长，我任总编辑。我不知道他是否把他的这个想法对胡耀邦谈过；他只是对我作了一些暗示。在所有的五个副总编辑中，我年纪最轻，而且有一点成就，受过毛泽东的表扬。我明白，如果我规规矩矩干下去——不需要特别努力，不需要做出什么成绩，只要"听话"就行——那么，总编辑这个位置肯定是我的。然而，我对自己缺乏信心，而且如果要我在胡乔木的领导下来当这个总编辑，我也没有多大兴趣，这个官不是那么好当的。我感到我辜负了胡绩伟的一番好意。
　　几年以后，胡绩伟有次说：在"文革"前，他很听党的话，常受表扬，可是后来证明那些照党的指示去作的事大多是错的；"文革"后，他改变了，不是盲目地跟党走了，而是有自己的看法，结果证明许多是做得对的，可是他就经常受批评了。
　　一个共产党员常常要面临在服从党和自己的良知之间，在党的纪律和对人民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我想胡绩伟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提出“人民性和党性的矛盾”是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依据的。
　　我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我将被迫摊牌，和这个党正面冲突；我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这一天来得比我希望的要早一些，可是我别无选择。
　　会上传达了邓力群和中宣部对宣传的布置，说：这些天每天都要登一点反对"精神污染"的东西，这是重点。据说吴冷西和朱穆之都问，整党和"清污"，谁是第一位。答复是"清污"是第一位。可是报社记者找了统战部，说还没有发现旗帜鲜明的人，除了臧克家、丁玲。
　　两天以后，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来到人民日报社，向报社全体党员宣布书记处的决定。
　　胡乔木再次作了长篇讲话。
　　胡乔木首先肯定了胡绩伟和王若水对人民日报做出的贡献，说：“绩伟同志在人民日报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人民日报的成绩同胡绩伟同志在报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和王若水同志的辛勤劳动也是分不开的。他们两人都对人民日报做出了贡献。”
　　“但是，”胡乔木接着说："报纸工作中有一些缺点错误，也同他们两位的思想状况有重要关系。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时期，比方说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是不积极的。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宣传，这些宣传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简直是不正确的*."*胡乔木是指《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洪林的三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这三篇文章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但胡多次表示过不满，说这是从反面提问题，等等。}胡乔木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应当代表党中央。列宁说过党的报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
　　本来，我是被免职，胡绩伟是主动辞职，情况不同，可是胡乔木不放过这个机会来批评胡绩伟，好象胡绩伟也是被免职一样。他逐条说明胡绩伟、王若水的言论如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他批评胡绩伟在某次记者会议上的讲要研究“为什么共产党执政以后就要变”。胡乔木还说到胡绩伟在79年9月在中央党校的讲演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答案是人民伟大。党有时也伟大，但有时犯错误，那时就不能说党伟大了。党会犯错误，因此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包括报纸的监督。胡乔木批评说，这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弄颠倒了，党报服从党中央的宣传方针，并向人民进行教育。人民也会犯错误。提出党和人民谁伟大谁正确的问题，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党的不信任。胡乔木还批评王若水在某次会议上说过："全党服从中央。那么中央服从谁？"胡乔木认为，这样提问题就表示对党中央的一种不信任。
　　“我曾在北京新闻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过：如果有哪一个人怀疑共产党的前途，但只是放在心里，那么谁也不能干涉。但如果他散布出来，就是不道德的，是有背于今天……（含泪，停顿）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的。每一个忠实的党员都应当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个党中央是能够信任的，是应该信任的。"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胡绩伟、王若水对毛泽东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口头上不这样说了，但思想上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还很难说。
　　“若水同志因为他对于欧洲的思想界接触得比较多，包括欧洲共产主义，所以他不只一次地宣传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我承认若水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但不能算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倾向，影响了报纸的宣传。”
　　胡乔木详细地说到了异化问题。他说：若水同志还把异化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说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若水到新闻研究所去演讲，不讲新闻却讲异化。新闻研究所请了一个美国教授也讲异化*.胡乔木说："我很惊讶，也很痛心。""若水同志对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没有象对异化理论这样热心宣传，他的确起了一个热烈传播者的作用，使中国加入了欧洲讨论的行列，使中国对异化讨论得很热闹。不过，这并没有使青年相信马克思主义，相反，使一些青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这位美国教授是JaniceR.MacKinon.胡乔木说的"新闻研究所"应为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有一个研究生向胡乔木打小报告，说他到新闻系后别的没有学到，只学到"异化".这件事后来引起许多研究生的不满，认为违反事实。}接着，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宣传，其效果也是这样。他念了《学习与探索》和《哲学社会科学通讯》上的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话，说："'权力异化'的结论就是推翻这个权力，还有什么别的解释？"“我不否认的确有些败类，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其总数还不是很校但能拿这些人来代表党吗？（含泪，停顿）难道党不是跟这些人作坚决斗争的吗？所以，不能随便滥用'公仆变主人'的说法。这容易引起盲目情绪，被社会上的坏分子利用。"”我曾说过，民主的权威是需要的，但还需要科学的权威。比如，大海中的航船，没有船长的指挥行吗？他不发号施令，这样的船长就是失职，就应当枪毙！"“片面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短期的倾向，而是长期的。纠正一次，不久又表现出来了。”
　　“我声明，如同我是人道主义者一样，我也是民主主义者，但不是片面的民主主义者。走马路能不靠左吗？这里没有任何'权力异化'.没有外在的强制是不行的，这是常识。"最后，胡乔木表示，希望胡绩伟、王若水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整党的过程中加以改正，希望《人民日报》越办越好。
　　胡乔木在公开场合对胡绩伟和我的批评要比他在中央讲的含蓄，例如，他没有说异化是不同政见者的纲领，只说容易“被社会上的坏分子利用”。但我毫不怀疑他对我的真实态度要比他口头上讲的要严厉得多。在这次会后不久，胡乔木给我送了一份情况，说是河北一个大学生在“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污染”、“毒害”下，成立组织，出版刊物，声称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以达到消灭异化的目的。我感到稍稍安慰的是，公安机关只是说服这些年轻人解散组织，没有把他们抓起来。
　　这次讲话前，胡乔木在报社会客室会见了报社领导人。胡绩伟坐在胡乔木旁边，又谈起了“人民性”问题。胡乔木说，讲“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是错误的。胡绩伟说，这是耀邦同志说过的。这就是这一次胡乔木的讲话没有再提“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因。
　　胡乔木讲完后，邓力群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先讲完全同意乔木同志的讲话，希望人民日报搞好整党，和中央保持一致。然后他说：“我表示一种愿望，也可以表示一种想法，就是愿意来参加一部分或者某些工作，或者人民日报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同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一起合作，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来实现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
　　会后，胡乔木同我们握手告别。他对我说："若水同志，我很愿意同你坐下来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乔木同志，你今天的讲话对我太客气了。"邓力群在散会前讲的那几句话当时没有引起报社同志的注意，以为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报社此后也没有邀请邓力群来“帮助”工作。后来，胡乔木不止一次提出《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要人民日报把一切重要稿件送中宣部部长审定。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邓力群想把《人民日报》抓在自己手里！《人民日报》是一个重要的阵地，胡乔木邓力群深知这一点。从1948年创刊起，几十年来，《人民日报》一直是党的忠实工具，包括在"文革"中间。但在华国锋时代，汪东兴分工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抵制了他，并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开展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这场批判导致邓小平的复出。那时，胡乔木是赞扬《人民日报》的，说《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办得这样好。现在，胡乔木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他感到《人民日报》有自己的头脑，总是不那么听他的话，而更多地追随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都想"倒胡"，邓力群还有觊觎总书记职位的野心，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迫切需要牢牢控制《人民日报》。
　　改组人民日报，是他们的胜利。虽然如此，任命秦川为人民日报社长却不是胡乔木邓力群所乐意的。可是他们别无他法，因为没有理由反对秦川担任这个职务，而要另外物色一个合格的中央党报负责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们采取这种把《人民日报》变为中宣部下属机关的办法。
　　对这件事，秦川顶住了，胡绩伟也表示反对。秦川向中央作了报告，说中宣部和人民日报历来是平行的机构，同为中央直属机关，让中宣部来领导人民日报，违背了组织系统的原则。
　　中宣部通知秦川去开会，秦川拒不参加。经过一年的争论，书记处才重申人民日报只是由中宣部“归口联系”而不是由中宣部领导。胡乔木邓力群的意图未能得逞。
　　胡乔木、邓力群来到报社宣布中央决定这件事，震动了整个报社。因为是中央大首长来到，那天人民日报门禁森严，增加了警卫，铁门关闭，气氛紧张。那个时候社会上正在开展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运动，抓人很多。外面人不知道人民日报出了什么事，谣传说在抓人。
　　绝大多数人都对胡绩伟和我的去职感到惋惜，不少人愤愤不平。也有少数人感到高兴，这些人中包括一些追随过“四人帮”的人；另外有些人是对胡绩伟和我的"自由化"不满，他们曾多次向中央反映过人民日报的问题。
　　报社礼堂放映电影。我去了。在礼堂门口，人丛中很多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定使他们感到惊异。我听到有人小声地说："哟！他这时还来看电影！"那次的电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个音乐片。当银幕上一个歌星唱起《我爱你，祖国！》时，我突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眼泪夺眶而出。幸亏在黑暗中，没有人看见。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理解我的这种感情；我自己也有些说不清。
　　在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判决我和妻子离婚。在此以前，在打离婚官司期间，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住了三年。我的离婚了的妻子拒绝从原来的家迁徙，于是我只得搬出。在胡乔木、邓力群到报社的第三天，11月1日，我搬到了报社临时给我腾出的两间房子。我的老母亲、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新雇的保姆住在一起。社科院的新闻研究所和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都在那个楼。一些研究生看见我搬家，都纷纷来帮忙。因为房子挤，我仍住办公室。
　　那天晚上，许多同志到新居来看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一下子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他们看到我的家空空如也，都很不平，说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些同志再三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东西。有的看到孩子的被子薄，马上送来了棉大衣。有人送来了食品。
　　我家住在二楼；楼上是研究生宿舍。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有些研究生来到我这里；其中一个名叫冯媛，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我到派出所去办迁移户口手续。一个女户籍警对我说："你就是王若水同志啊，我们业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说到你呢！"我说："说我什么？"她说："都说你宁肯不要乌纱帽，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把我解职的事并没有登报，我奇怪消息怎么会传得这样广。究竟时代不同了。在过去，象我这样的情况，人们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而现在，人们有自己的看法，不盲目地追随官方。他们给我的同情和支持，使我感到春天一样的温暖。
　　免职是对我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解脱。我很明白，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我还要被迫做一些我所不情愿做的事。“无官一身轻”，我自由了。至于离婚，那是纯粹的解脱。
　　前一段时间，我处在各种精神压力之下，失眠、头昏、疲劳、吃不下饭、体重下降。虽然到北戴河休养了两周，仍然没有好多少。8月底，我生平第一次住进医院。住了十天，但并没有完全休息，我仍然要利用这个时间写东西。我一方面要向中央声辩，另一方面又要为离婚诉讼写《答辩书》，两者都很长。我已弄得精疲力竭。现在，一切已成定局，我可以放松一下了。
　　
※※※※※※※※※
　　
"清污"造成的混乱
　　前面已经说到，在3月，胡乔木批评的重点是人道主义，到10月批评的重点才转到异化概念；在3月，胡乔木还承认社会主义有异化，到10月，才变成明确反对把异化概念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变化使一个人陷入尴尬的局面，那就是黄楠森。如前所述，黄一面批评有人“滥用异化概念”，一面又说，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是有异化现象的。现在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没有难倒黄楠森。1983年11月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异化概念不能滥用》，继续批评"滥用"，说："近年来我国的报刊杂志中也经常出现异化一词，用异化来说明各式各样的现象：经济失调是异化，生态平衡破坏是异化，空气污染是异化……。这是对异化概念的滥用，是用异化概念来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又说："有些人把认识上的失误、工作上的失败、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一股脑儿说成是异化。"可是黄楠森自己在十个月前是这样说的：“生产不当，就会造成环境污染，有害人民健康。
　　对鸟兽乱捕乱杀，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引起严重后果。……人们只要在自己的活动中不能完全消灭盲目性，就难免出现这种对抗性的异化……“（1）黄楠森还把"异化"当做"矛盾"的同义词，这当然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一股脑儿说成是异化。"黄楠森教授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几个月之前说过什么，可是报刊编辑部可能忘了。不管怎样，这并没有妨碍黄楠森成为红人，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出席座谈会、接受记者采访，甚至还被派到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讨论会，代表中国做报告。
　　胡乔木和邓力群都不会在意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某种观点的学术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
　　《中国青年》杂志6月份就在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开始了整顿，从第8期起提出了消除"潘晓讨论"的"消极影响"，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二中全会后，又检查了杂志近几年的工作。11月，他们做了一个检查报告，承认讨论产生了三条消极影响：一、把新形势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条理化了，造成一部分青年思想的混乱；二、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开了绿灯，冲击了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三、使一些意志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以至丧失生活的信心，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后来，总编辑被调离了。
　　报纸上开始了对小说《人啊，人！返闹匦屡小R恍┦芘赖淖骷易髁思焯帧V屑臀扇说鞑槌禄拿涸谀瓿踔鞒值哪谴喂赜谖囊沾醋髦械娜诵浴⑷说乐饕逦侍獾奶致刍嶂械奈侍猓ɑ嵘仙⒎⑽业穆畚摹段说乐饕灞缁ぁ贰？
　　销路最大的刊物之一，甘肃的《读者文摘》杂志受到了批评。甘肃省委采取了措施，对这个杂志进行全面检查；编辑室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顿。省委报告称：这个杂志的头一条错误是“不恰当的宣传外国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十三期刊物中，先后刊登了有关外国首脑的文章三十篇，涉及近七十名总统、国王和王储等领导人物；其中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材料，把主张中美建交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尼克松和卡特列为最差总统，把曾经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发动侵朝战争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称为最佳总统。该刊的另一条错误是宣传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把《汉姆拉比法典》、《理想国》、《山上布道》、《美国宪法》等和《共产党宣言》并列，都说成“人类思想的里程碑”。再如摘录了约翰。戴。洛克菲勒的《信条》：“我相信个人的无上价值，个人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制定，不是人为法律而制定，政府是人民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主人”等等。
　　这是“把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话当做真的来宣传”。其他的错误还有描写纽约的“魅力”，说它是当今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这个“错误”，连同报道“1979年美国人平均打了1097次电话"，都算是"宣扬资本主义文明".年底召开了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会上谈到广播电视中的”精神污染“的例子有：《四郎探母》、《爱，是不能忘记的》（”同情婚外恋的小说“）、《加里森敢死队》（”情节离奇，吹捧流氓暴徒“）、《姿三四郎》（”有美化军国主义分子伊藤博文内容“）、《希腊棺材之迷》（根据惊险推理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歌曲节目中，演唱抒情歌曲多，演唱革命歌曲少；演唱外国歌曲多，演唱我国歌曲少；在外国歌曲中，又是爱情歌曲多；爱情歌曲中，又是唱离别、悲伤、绝望的多。与会者普遍感到污染与非污染的界限不好划，如：批评党内某些缺点和某些社会弊病与散布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信任怎么区别？宣传人民的美好生活与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怎么区别？革命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怎么区别？
　　《人民日报》编辑部检查了报纸上登了一些所谓有缺点错误的文章，包括批评毛泽东的某些观点的文章，郭罗基和白桦的文章。还有，报纸登载过几条宣扬资产阶级政治家不搞特殊化的消息，如葡萄牙总统途中救人，西德总统夫人救护病人，英国大臣参加宴会自付费用等，这些也被当做不适当的例子。
　　周扬的日子不好过。
　　当他听到对我的免职决定时，曾感叹地说，“我对王若水还是一直保的……”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插话：“得了吧，你能保他？你自己呢？”
　　周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要他公开承认错误。胡乔木又一次登门造访，对周扬进行劝说，说只要检讨几句，这场批判就可以了结；如果不这样做，中央就下不了台，事情就不好办了。胡乔木还眼里含了泪水，大讲了一通和周扬的友情。接着，新华社来了电话，说是要派记者来采访，请他谈谈对邓小平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的讲话的想法。周扬无奈，只得同意。
　　1983年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表示他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并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首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性质不同的阴暗面笼统地用“异化”概念来概括、解释，这样就只是把“异化”这个概念任意扩大化，无助于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很好地注意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的“异化”观点划清界限，以至有可能为某些别有用心，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绪的人们所歪曲、利用，也可能使一些意志薄弱、思想动摇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
　　我承认，当我读到这后一句时有些感到意外。“别有用心”的人指谁呢？邓力群曾指责我利用周扬的声望来扩大我自己的观点的影响（大概他以为，胡乔木既然可以利用邓小平，王若水当然也会利用周扬），现在他可以把周扬的话解释为对这一点的承认。
　　周扬的检讨使许多人失望。我知道有一个女作家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报道后哭了。她大概是觉得，如果周扬不认错，那么人道主义的主张还有获胜的希望，而现在完了，她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周扬告诉我，他收到一封青年人的信件，对他的检讨表示遗憾，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不过周扬说他并不同意这种意见。
　　周扬还告诉我，他在这个检讨里安了一根对胡乔木的刺。那是这样一句话：“至于资产阶级政客所讲的人道主义，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
　　晚年的胡乔木是一个容易掉眼泪的人，我就曾几次看到他老泪欲垂。
　　在周扬受到批判并作了检讨之后，暂时不能进一步对他做什么了，胡乔木觉得可以和周扬做出和解的姿态了。一天晚上，他在观看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时遇到了周扬，于是他在剧场里来了一个当众表演：和周扬拥抱。
　　胡乔木在二中全会发言中最引人注意的提法是说“异化”问题可以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
　　当时他并没有任何证据，不过，他既然这样讲了，证据自然会有的。11月10日，中宣部教育局整理了一个材料，题为《"异化"观点导致一些学生走向反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说：近两年来，"异化"观点对一些青年学生的毒害相当严重，甚至成为他们对党持不同政见的主要依据，使他们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河北大学有一个学生认为社会主义的各方面都有异化，因此串联一些学生"秘密成立非法组织，出非法刊物".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弊端往往产生官僚主义，产生于掌握政权的人手中。因此，单纯用正统的方法难以解决，必须产生一批新的实干家，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以此来改造不良的社会环境，克服那些与社会主义实质不相容的东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以达到消灭异化的目的。
　　11月5日，邓力群在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他说：“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面对精神污染的严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要补充一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在座的许多同志，多年来是在说话的。这表现了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问题是，大家还处在分散状态。作为党中央的宣传部，我们对同志们这方面的工作情况，了解得不够，组织得不够，还没有形成一支队伍。“
　　“中央要我们把理论队伍组织起来。从我们的工作来讲，也意识到没有一个队伍不行。……同志们说，人家搞精神污染，是互通声息的，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彼此隔绝，希望中宣部采取一些办法，把大家组织起来。”
　　邓小平曾说在精神污染面前，理论工作者没有站出来讲话。邓力群讲这个话，是为理论工作者讲了好话。邓小平还说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形成队伍，这个话给邓力群一个机会，他可以担负起“组织理论队伍”的任务，乘这个机会搜罗自己的人马。
　　实际上邓力群正是这样做的。他网罗了一大批人到他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有不光彩的履历，以至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可是邓力群不在乎这一点。他给自己的人以种种好处。老婆户口不在北京的，调到北京来；没有房子的，分配房子；职位不高的，提级或升官；过去入不了党的，想一切办法塞进党内。这些做法有的可以看做是爱护干部的表现，可有的做法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政治上忠于他。以后，这些人被陆续安插到各宣传部门，形成了一个网络。……邓力群说，要把精神污染同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制造和传播淫秽书画、淫秽录像带等等，是一种污染，但这本身是犯罪行为。对犯罪行为要按法律处理，不要同精神污染搅在一起。
　　邓力群有几句话是暗指胡耀邦的。他说：首先要纠正思想战线上领导软弱涣散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醒，听任精神污染祸国殃民，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重失职的行为。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大段涉及到我的地方。邓力群重复了在二中全会上他对我的关于“自由和责任”的言论的批评。我说过，纪律是外加的，责任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邓力群宣称这个话和我的共产党员身份不符合。如果我在入党前作这样的申明，就不能入党。
　　这又是一个迹象，要把我清除出党。可是邓力群在讲话中还反复强调，清除精神污染不是要整什么人，不能重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十分重视整党学习，提高共产党员自觉性》，其中提到："一个共产党员在本报写文章，提出要改变一个提法，把'自由和纪律'改成'自由和责任'，理由是责任是发自内心的，而纪律是外加的。"当天，我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个书面说明，要求送交中央。秦川说暂时不要急于为自己辩护，到整党后期再说。他是好意，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把信压下了。
　　“清污”并不限于文化部门，它波及到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好象是第二次“文革”开始了。“精神污染”是个含混的字眼，没有严格的含义。什么是“污染”，什么不是，可以任人解释。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北京市做出了几条规定，不准中小学生穿高跟鞋、烫头发、抹口红。这几条是可以的。可是它还有一些过份的规定，包括妇女干部不得留长发，还有各家有邓丽君、程琳的录音带的，都要上交。于是，西方音乐的磁带能不能听？爱情小说能不能看？好象这些重新成为问题。
　　有一个人大常委宣称，贝多芬、芭蕾舞、女子体操都是污染。
　　有三件事可以说明当时的气氛。一件是，有个女记者到中共北京市委采访，门房不允她进去，理由是她留着披肩发。女记者和门房争论，最后找到一个妥协办法，让女记者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这样才允许进去。另一件事是，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第三件事发生在外地。某部队检查战士看的书，发现有一本书里有一个露肩袒胸妇女的图片，当即认为是“污染”而加以没收。后来发现，那原来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像！
　　街上的妇女的衣着变单调了。青年人不敢跳舞了。电视上没有丰富多采的节目了。
　　宗教人士感到忧虑：宗教活动是不是污染？
　　农村中找不到宣传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例子，于是一些乡党委和村干部就发动党员和群众“细查、细找”，找出了多少条，如“一切向钱看”、“铺张浪费”、“包办婚姻”、“早婚早育”、“重男轻女”、“封建迷信”、“奇装异服”等等。河南省南乐县梁村公社党委决定拆除鬼神庙，基干民兵在一天之内把全公社范围内的67座鬼神庙全部拆除。本来这里面许多东西是应该反对的，但这种搞运动的做法引起农民的不安，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变了，也要象"文革"中那样"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在南方的经济特区，一些外商中止了合作谈判，他们觉得中国的政局太不稳定，风险太大了。
　　广州人也感到压力，因为广州被说成是“污染源”。从外地开到广州的火车上贴上了标语：“警惕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和损失。
　　党曾保证不再搞运动，可是现在实际上“清污”来势很猛，使人回想起“反右派运动”。
　　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社党员会议上的讲话曾批评新闻研究所请王若水去讲异化，还有美国教授也讲异化，后来上面就来调查这件事，弄得新闻研究所很紧张。实际上不是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而是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请我去的。于是研究生院也紧张起来。后来查清，美国教授讲异化，是学生向他提问题，请他作介绍的，并非他存心“污染”中国学生的心灵。
　　新闻系找出了我当时讲话的录音，证明我讲异化也是由于学生递条子问到这个问题，我讲异化的时间是20分钟。他们又找了当时听过我讲演的学生来回忆，王若水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才向上面写了报告。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又从别的方面对我进行了秘密调查。除了我和“地下组织”的联系和海外关系外，还涉及我的几篇文章和讲话的时机和场合，似乎这是一个配合好了的，精心策划的行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有人去调查，去年年初那个讨论文艺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会（陈荒煤主持），有些什么言论，为甚么散发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还有人到东北调查：张奎良的谈异化的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意思是想了解和王若水有什么关系。
　　我听到一些要进一步迫害一些知识分子的传言，那完全是“文革”中和以前的那一套。我不知道这种传言的确实性如何，但我确实知道，胡乔木曾想撤掉巴金的上海文联主席职务。当然，这个企图没有成功。胡耀邦给上海传去了信息：巴老只要不死就不能动！
　　胡乔木、邓力群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改革本身。
　　这种现象引起了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的注意。胡耀邦觉得这样做是打击面太宽，而赵紫阳看到这样做对经济造成冲击。
　　早在10月26日中纪委的一次会上，胡耀邦就说，清除精神污染要划清界线，防止混乱。不能把某人穿花衣服、下饭馆叫"精神污染".精神污染主要是文化界、理论界的问题，党内的问题，不要扩大。方法主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搞"文革"的一套。
　　11月14日，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讲了话。第二天，胡启立向人民日报通报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说：有两点已经电告各省市：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的特定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要严格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污染"主要指文艺、理论战线的问题，不能什么都说成"精神污染".最近有些报刊把经济工作中正在探讨的问题都批评了，这么搞下去，就干扰了经济的搞活，也影响了工农业生产，不要三个月就搞乱了。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清污”运动受到的第一个挫折。可以看出，在这个会议上，胡赵的观点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胡乔木邓力群陷入孤立。胡赵的联手行动，对遏止保守派的图谋，起了关键作用。
　　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并非总是一致，但这是改革派内部的分歧，是工作上的。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胡耀邦由于他的好动的性格，往往不等一件事情酝酿成熟就轻易表态，讲话太多，难免有失；有不少话涉及经济领域，这可能干扰了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提出成立经济领导小组后，胡耀邦就不再插手具体的经济工作了。这次“清污”运动的发动，可能进一步促进了两人的团结。我听说胡耀邦曾登门拜访赵紫阳，两人交了心，谈得很好。
　　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其中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现在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是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我们要用文明的方法来纠正不文明的现象。有些外国通讯社把反对精神污染说成是一场运动。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我们相信，事情的发展将有助于消除这种误解。至于有人说我们"镇压西方文化"，那就有些荒唐了。我们历来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外来的东西：既不盲目崇拜，又不一概排斥。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发表了一篇文章：《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强调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时装以及和男青年一起跳"健康的集体舞"不能被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是放松的又一个迹象。
　　以后陆续有指示说，经济部门不搞“清污”，农村不搞“清污”。
　　11月21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开会，议定：一、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了整党工作。
　　二、“清除精神污染”主要是解决思想战线特别是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问题。什么是“精神污染”，目前有各种理解。有的人把它扩大到日常生活穿衣、理发一类问题上；有的人把它扩大到经济工作的领域中。同时也有很多谣传。我们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必须认真分析研究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划清政策界限，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精神污染”。请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发给各地参照执行。
　　三、国有些经济政策正处在实践中，处在探讨过程中。实践中出现了有错误的东西，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要把它说成是“精神污染”。
　　四、在清除“精神污染”时，要加强正面教育。
　　邓力群无可奈何，为了争取主动，不得不亲自出来解释“清污”的范围、政策和界限。他在11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透露，最近中央书记处开了两次会，讨论整党和"清污"在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有关政策上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掌握一些什么界限，并责成中宣部召集新闻、广播、报纸等有关部门，讨论出一些意见来。
　　邓力群提到最近发生的到学生宿舍里一个个检查的事，看到有《大众电影》上的女演员像，就叫黄色的东西，看到挂历里有一、二张外国的裸体美术画，也叫淫秽物品。他还批评有的地方为了“清污”，让教员隔离审查。
　　这个讲话还提到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的和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今后我们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力群透露说，书记处座谈时曾提醒说，一个是对农村的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对城市的问题要注意。现在农村已经有一些谣言，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也要批，那个也要批，这个是污染，那个也是污染。因此，在农村不提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仍然执行原定的方针政策。我们现在在城市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不成功的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
　　有些党外人士担心，说整党不会整到我头上，可是“清污”就很难脱身。还有传言说，有几部电影要批判。邓力群安抚说，中央确定的原则，是党员从严，非党员从宽；至于批判电影，没有这回事。
　　邓力群这个讲话的许多内容，显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意见。当然，我想他自己也不愿意看到“清污”中出现那么多过火行为，引起群众的反感。但是那些过火的行为，正是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自己的过火行为引起的。邓力群批评别人，并没有想到批评自己。他现在以“纠偏”的面目出现，不过是权宜之计。到了1987年和1989年，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被赶下台时，这些左倾分子对他们的一个攻击就是没有把"清污"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坚决进行下去。
　　11月下旬，胡耀邦在访日前夕给秦川打电话，说："清除精神污染"搞了二十八天。明天我去日本。我已经给二十八个盛市、区打了招呼。
　　11月30日，胡耀邦从日本回到北京。
　　12月13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及各盛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作了一次讲话，谈到不要因为"清污"就不许女孩子打扮了，不许穿时装了。他透露了书记处一些成员对"清污"的方式的不满。这次"清污"因为在一开始没有划清政策界限，所以在许多地方走了样：“走样子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左“的东西或者守旧的观点，用封建主义的观点，去对待清除精神污染。这是万里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前天书记处会议上，杨尚昆同志说：我们许多东西一做起来就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方式，造成很大的损失，把文物古迹都横扫了。‘文革’后，拨乱反正，已经过了五年，怎么还搞‘左’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封建主义思想的人对现代、对现代世界各国的东西都看不惯，还要把社会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秩序方面去。”
　　12月14日，胡耀邦对新闻界的几个负责人秦川、吴冷西、穆青谈话。胡首先谈了整党问题，说关键问题是搞掉不正之风，现在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相当厉害。这次整党要换掉一些干部，选拔一些年轻人。谈到"清污"，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后要用长时间来解决。前一段急了一些，走了点样——我不用“偏差”这两个字。本来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是指思想战线，特别是理论界，要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放毒，后来却把矛头指向社会、人民。乔木同志和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本来这件事我在出国前讲过几次，在中纪委、中顾委都讲过，还叫胡启立向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打电话。有人说我们的政策变了，收了；没有变，没有收。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我历来认为，政治思想战线问题不能用表态方法来解决。我们都是“文革”过来的，好比笼中鸟，还不会飞。知识分子敏感，容易惶惶然。看来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污”为何会走样？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我看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太无知，过去打仗行，搞四化不行。老干部不能打倒，但要让位，让三、四十岁的人来。
　　“清污”主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昨天我在团中央讲了衣着问题。今年棉花大丰收，八千万担，穿好一点有什么错？报纸不要再用“怪发型”、“奇装异服”的字样。音乐，过去提倡进行曲，当然对；但每天“前进”也不行，总要有点轻音乐。不能采取封闭的办法。世界各国只禁止色情的东西。电影不能随便禁止，越不准看越要看。只有增加免疫力。
　　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这在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老干部中一些人对翻两番没有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创新。十二大提出“开创新局面”。现在报上改革的声音比较淡保整党要解决思想统一，就要解决信心和精神状态的问题。什么人道主义、异化，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经济。异化、人道主义到底有多少人看？主要是把改革宣传好；人道主义、异化再发几篇就可以了。
　　当前要宣传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宣传在这中间起核心作用的老一辈（小平、陈云）。不要孤立地宣传小平同志，这样反而不利。九月份我对郁文等人谈，就讲到要吸收历史教训，还说到这件事是常委同意了的。小平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中是核心，还有陈云。但邓、陈，还有我，总有一天不在人世。你们现在这样宣传，小平也不赞成。以后别搞题词了。
　　胡绩伟坦率、耿直。主要缺点是理论底子不够，偏激。他顶过我不止一次了。我看不能说他完全和中央不一致。“人民性”问题，我看他站不祝王若水太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好象只有他才能发现中央不能发现的。说老实话，中央并没有从王若水那里得到什么。
　　六天以后，1983年12月20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变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
　　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耀邦这些讲话表明他关于“清污”运动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所以这是胡乔木、邓力群的挫折。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显然是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
　　以后我听到传达解释说：小平同志并没有说过“清除精神污染”；他说的是“不搞精神污染”。
　　我还听说，邓小平批评邓力群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汇报是“谎报军情”*.*1984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切莫"谎报军情"》。其中说，有人"在一些向上报的材料中，断章取义，夸大渲染，以偏概全，任意裁剪，强加于人".又说，这可能是为了邀功、讨好，但"也不能排斥个别的还可能出自更为卑劣的动机".还可以注意的是，题目中的"谎报军情"四个字是加了引号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为邓小平讲过这种话的旁证。
　　后来胡耀邦还说，从开始起，大约有二十七天时间，没有按小平同志指示做。小平主要是讲文艺、理论，后来扩大到全社会，这就不对了。幸亏中央发现得早。现在不能象前一段那样搞了；今后要正面强调精神文明。但也要肯定前一段的必要性，否则搞黄色东西的，搞自由化的人又要翻过来了。
　　这个讲话还暴露了在宣传邓小平的问题上他和胡乔木邓力群继续有分歧。后来，在1984年1月17日的一个讨论整党问题的会上，胡耀邦还说：今后不要搞"大树特树"某人权威。威信不是人为树立起来的。小平同志为何威信高？不是人为树立的。可是对这些意见，胡乔木、邓力群是不听的。
　　胡耀邦对胡绩伟、王若水虽然作了批评，但一句也没有说到我们搞自由化。谁都能感觉到，他的态度和胡乔木邓力群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在这次传达后，报社不少同志提出应当按照耀邦同志的口径来重新审理胡、王的问题，出现了一次小的回潮。后来，薄一波为此还把秦川找去，作了批评，意思是说他不该这样传达。
　　胡耀邦大概也受到了保守派的攻击，说他纵容和包庇了自由化。我听说他曾在中央的会议上表白说，从1980年以来，他就有意识地回避和《人民日报》发生过多的关系，还说自己和王若水以前并不认识，后来也很少直接接触。其实，他作为总书记，本来是有权力也有责任来领导人民日报的。这次他之所以谈到胡绩伟和王若水，我听说是因为有人向中央告状，说人民日报的整党走过场，包庇胡、王两人。他说王若水骄傲，大概指1980年我在中宣部的一次发言。那次我说的是理论界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中央采纳了。这是事实，例如严家其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废除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问题，就被中央采纳了，这是让华国锋下台的一个理由。我并没有说我自己。我不知邓力群是怎样汇报的。但邓力群在1983年8月6日曾经对"华北六报会议"的部分负责人有一个讲话，其中说到中央的决策并不是哪一个工人、农民或者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个别同志甚至说，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整套正确办法，是理论界走在党中央的前面，理论界提出理论，制造舆论，然后压迫中央接受这些意见……"看来，邓力群很可能就是这样向胡耀邦汇报的。我想我还没有骄傲到说"一整套正确办法"和"压迫中央接受"的地步。我没有说"理论界走在中央前面"；我说的是"理论界走在前面".但我觉得，即使说"理论界走在中央前面"也不见得就是骄傲。不过，我也没有写信向胡耀邦作解释。
　　但不管怎样，从这时起，“清污”运动就如强弩之末，失去了最初那种吓人的气势了。
　　周扬没事了，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他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邓拓的内心矛盾时说：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
　　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我想周扬的这一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懈可击的。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又象是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至于他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是别人批评他的话，现在他用来作为一种一般的告诫。“相信党”——这个“党”是抽象的。在这样的理论问题上，谁代表党？邓小平吗？可是邓小平是听胡乔木的，“相信党”实际上就是相信胡乔木。难道周扬真以为，他不可能比胡乔木更高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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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的批判文章
　　当邓力群1983年4月在中宣部布置编辑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资料时，他就是在为批判做准备。他希望理论工作者能写出有份量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消除周扬、王若水等人的影响。二中全会后，1983年11月，中宣部召开了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提出了160多篇文章的选题。从那以后到1984年1月初，全国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已达二百多篇。虽然如此，真正说得上高水平的论文还没有出现。
　　看来，还得主将亲自出马了。
　　从1983年10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一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象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胡乔木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
　　邢贲思本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理论上说，他不仅是周扬和我的对立面，似乎也应该是胡乔木的对立面。现在胡乔木不但没有象对待汝信那样授意邢贲思做自我批评，反而邀请邢贲思来帮助起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来批评也是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王若水和周扬，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胡乔木看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面可以利用的旗帜，他必须把这面旗帜从别人手里夺过来。他需要一批意识形态专家帮助他做这件工作，至于这些人内心是否真正相信他们要写出来的东西，这并不重要。在他们组成写作班子，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之前，结论已经有了，那就是必须证明王若水、周扬等人是错误的。
　　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但总是不满意，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但最后总算完成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做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十个月前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题目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他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他对参与起草的同志表示感谢，也感谢帮助了这项工作的北京的八个单位，即：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他说，这篇讲话稿的完成是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当然，如果其中还有什么错误和不恰当的地方，应该由他负责。
　　两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轮流代念胡乔木的讲稿（周扬上次讲话是由一个播音员代念）。
　　胡乔木首先区别了人道主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他说：“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
　　这个讲话的内容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实际上，前两个问题并不是争论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争论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
　　关于第一个问题，讲演人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种种人道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它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他继续说：不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胡乔木有时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跟历史唯心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因为找到了对人类社会进步动力问题的科学解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革命才得到科学的指导而取得胜利。
　　胡乔木认为这两种历史观的区别在于：一是“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一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
　　在这里胡乔木着重批评了王若水提出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
　　胡乔木说的这两种历史观的区别，我早在二十年前起草《批判人道主义》那本小册子中的《关于人性问题》\小号字（1）这一章就阐述过了，而且比胡乔木详尽和深入。胡乔木似乎认为，我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意味着我是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他回避了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句话，这句话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总之，胡乔木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也不能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这里胡乔木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认为它是自相矛盾的。
　　谈到第二个问题时，胡乔木批评了“人的价值”这个现在“很时髦而又被弄得很混乱”的概念。他说所有赞成人道主义的文章作者都犯了类似错误，就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无产阶级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可以比做树根和树叶的关系；树没有叶子不行，但是没有根更不行，所以说根深才能叶茂。正是由于这个简单的真理，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只有在人民的价值中才谈得上每个个人的价值。
　　讲演人指责说：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人是目的”一类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会影响一些人去“怀疑社会主义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
　　谁也不应该脱离这些建设和斗争，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实现这些要求，否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人性’，那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涣散人心外，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吗？“
　　胡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作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才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这是他在讲演的第三部分论述的观点。他说，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时把这种含义的人道主义也否定了，这是不对的。今天我们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的价值，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宣传。”
　　在讲演的最后一个部分胡批评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现象的说法。他说，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把异化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
　　有些同志把经济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而犯了错误、干了蠢事，说成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更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像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
　　这里胡乔木的本意是批评周扬和王若水。周扬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王若水的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
　　但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黄楠森。黄楠森1983年3月11日会上的发言中，在谈到异化的普遍性时，所举的例子，大部是经济领域的。至于滥用异化概念，说任何错误都是异化，这不是别人，而是黄楠森。照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不能避免异化，是因为到那时人仍然会犯错误，"当人们犯错误的时候，就会产生事与愿违，反对自己的恶果。"其实，按照他对异化所下的定义，即使没有犯错误，也会有异化的，因为"异化"的概念比"错误"的概念大得多："它（异化）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这才真正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可是，黄楠森的这个发言得到胡乔木的赞赏。后来《人民日报》奉命在1983年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登出了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当时是作为正面文章宣传的。不到一年，胡乔木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支持过的黄楠森的观点当做周扬和王若水的观点来批判了。
　　*周扬和我都没有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有异化现象，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现在我倾向于相信，说未来社会的人类将一劳永逸地消灭异化，这恐怕是一种空想。但我不同意说任何错误都是异化，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异化的理由。
　　演讲人下结论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想，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胡分析了这种思潮的背景：“就国内的背景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就国际的背景说，它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说，虽然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人是很少数，但是，“要看到这些错误思想的腐蚀性和蛊惑性，不能低估它们的影响。”
　　演讲人把人道主义了解为伦理原则，显然是采纳了苏联教科书的说法。但不仅此而已。胡乔木没有告诉公众的是，他本人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也受到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法国的路易。阿尔都赛（LouisAlthusser）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也反对把人作为出发点，认为成熟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执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即道德说教。胡乔木的写作班子里有些人专门收集各种资料；他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了解到全世界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观点。
　　报告中指责说：对于过去的灾难，我们党已经做出历史总结，可是有些同志“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
　　胡乔木又忘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从1980年开始的，那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出来；何况这个决议只是作了政治结论，而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是从哲学上总结过去的教训。
　　胡乔木还说：由于理论工作者未能阻止这股思潮的蔓延，以至“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
　　“问题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象是代表中央来给人道主义思潮下政治结论，没有讨论余地。
　　在1980年8月，当《人民日报》发表汝信文章时，胡乔木本来是赞成讨论的；到周扬作报告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态度转变呢？
　　胡乔木后来对人解释说：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很难划分。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作为学术理论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
　　可是，汝信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为甚么汝信讲出来就受到胡乔木欢迎，周扬讲出来就觉得“不管不行了”呢？黄楠森关于异化的观点比周扬和王若水走得更远，为甚么不觉得对黄的观点“不管不行了”，反而要支持他来批判我们呢？
　　奇怪的是，到报告的结尾时，胡乔木又表示赞成讨论了。他谦虚地说，他今天的讲话“只是参加讨论”：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样说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是没有结论的，而且胡乔木欢迎争论，并把它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条件。那么为什么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要批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争论”呢？
　　一般来说，首长讲话最后总有这样的话：“今天讲话中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这已成了一种套话，谁也不会当真。可是胡乔木这一段话不象官样文章，说得情恳词切。当时我坐在台下，感到这些话好象是特别对我说的。果真如此吗？
　　在这个报告中，胡乔木是以双重身份出现的：他刚刚以裁判的姿态讲了一大通；现在，他又表示，他只是讨论的一方。他既是参赛者，又是裁判。这样，他是稳操胜券的。
　　他的态度为甚么会这样变来变去呢？
　　原因很简单：周扬的报告受到了欢迎，如果那时开展讨论，肯定是赞成的观点居多；现在胡乔木的报告出来了，改变了形势，他估计赞成自己的会成为多数了。胡乔木的“欢迎争论”不过是装腔作势；他真正希望的所谓讨论是对自己的喝彩和对对方的批判。
　　但不管怎样，他有这个表示，我还是高兴的。我不怕受批判；我只怕被取消答辩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胡乔木把文艺界的人道主义思潮看得很严重，要大张鞑伐的样子，这一次却对文艺界几乎没有什么批评。胡用安抚的口吻说：我们只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和文艺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或者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艺作品中表现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或者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的描写。此外，原来对现代派的问题也批评得很多，几乎要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并列的样子，现在也不提了。胡乔木集中力量对付我和周扬，特别是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说通篇没有一个字谈改革。后来还是有人提出意见，才在发表前加了一处，就是第二部分中的“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在其他应当提“改革”的地方，胡乔木都避开了；如第二节中有一句话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里显然是有意不提改革。在其他地方，胡乔木只说“社会主义改造”。至于“开放”一词，全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胡乔木似乎是诚恳的，讲演过后，他的秘书送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遵乔木同志嘱，将他在党校的讲话送上一份，请你提意见。个别谈话或写成书面都可以。”同时，胡乔木讲话稿的写作班子里的主要成员之一郑惠也来电话，征求意见。我表示，处在我的位置，要来提修改意见是不方便的，而且我还需要仔细阅读的时间。初步意见是：讲演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我很拥护；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提法却需要再考虑。世界上许多共产党都是赞同这个口号的。现在说，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批评了我们这些人，而且批评了外国共产党。一般人发表这样的观点没有什么关系；胡乔木同志发表这样的观点，就可能使我们党卷入同外国共产党的争论。目前对这个问题下结论似乎有些匆忙，还是回避为好。
　　过了两天，郑惠通过电话告诉我：你上次提的意见，已转告乔木。乔木同志说好，这个意见可以考虑。
　　我问：听说这篇讲话要发表，是真的吗？
　　郑惠说是，而且是最近。
　　我很吃惊，说：“我原以为这篇文章将先在内部发表，展开讨论，没有想到马上要公开发表。
　　我的意见仍然是，这样太匆忙了。这篇文章，说得不客气一些，有些地方连逻辑都值得推敲。
　　郑惠说，恐怕实际上是很难的。他告诉我，胡乔木的文章预定在1月20日发表。
　　时间很紧，我以为不会再征求我的意见了。可是到20日，文章没有在报纸上登出来。上午，郑惠来电话了，说他和邢贲思想下午来看我，当面听取我的意见，特别是那篇文章的逻辑问题。我知道上次说漏嘴了；我用"不成熟"这样比较笼统的字眼就好了，也客气一些。我说不必了，我的意见也不成熟，还要再想一想。郑惠在电话里对我客气了一番，说乔木认为我对人道主义是很有研究的，对征求我的意见这件事很重视。我说：你们一定要我提意见，我就写个书面意见吧。
　　放下电话后，我想：人家请你提意见，你不提，发表以后再提就不好了；可是要提的话，人家是批我的，叫我怎么提？
　　但是第二天，我还是给郑惠去信，补充提了一些意见。我说：听说乔木同志认为我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见可以考虑，可是我恐怕文章的问题不是仅仅删去一两段就能解决的（这里我用胡乔木评论周扬文章的话来回敬胡乔木）。这牵涉到是否可以区别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伦理原则两个方面的含义，整个文章是从这里立论的。
　　文章提出“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两个问题来争论，我觉得是转移了论题。三年来学术界争论的，并不是这两个问题，而主要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决了“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不等于就解决了主要争论。我也承认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继续前进，但我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这并不是要“补充”或“纠正”马克思主义（那是萨特等人的说法），只不过是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仅是伦理原则，而且有“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内容，这不是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完全代替的。关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我在这里说的“人”是指社会的人、现实的人，这在我的文章里交代得很清楚。因此，希望针对这一点来批评。用许多篇幅来阐述抽象的人不是出发点，这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文章也批评了费尔巴哈）。我引证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如果文章能够具体指出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和马克思的原意有什么不同，那将会使更多的人心服，包括我。至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这和我说的并不矛盾。
　　马克思自己说过他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最后我说：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做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做结论，这样岂不更好？——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
　　我提的这几条，都是胡乔木很难修改的。我并没有把对这篇文章的全部意见说出来。我想，既然胡乔木在批我，我为什么要给他出主意呢？他想在文章发表之前知道我的意见，这样对某些不妥的地方还可以修补，而我却要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公开反驳。我们是比赛场上竞争的对手。他有一大批助手和参谋，而我是单枪匹马，这个竞争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我不是他的教练，我没有义务把我看到的他的弱点事先告诉他，帮助他进行防御。何况，他对我并非善意。实际上，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改几处的问题。胡乔木如果真愿意听取我的意见，那就应该暂缓发表；如果他不听，那就要准备应付我的反击。
　　胡乔木声称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引他为同志。可是胡乔木不这样看待我们；他要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要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生根，首先要批判反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现象，肃清左的思想流毒，这应当是主要任务。胡乔木对这个没有兴趣，他只对批判也是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周扬和我有兴趣。我们对现实中反人道和非人道现象的批判，被他说成是煽动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我们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阐述，被他说成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对我们没有半点肯定。相反，他把那些批判人道主义的人视为同道，只是轻微地责备他们不该连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予以否定，那意思只是防止授人以柄。这样一对比，就暴露他实际上是站在哪一边的。在党的领导人中间，胡乔木首次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使得这个口号成为合法的，这本来可以是他的功绩。
　　这个口号的提出，本来应该标志着价值观念的转变；可是胡乔木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解释成官方意识形态提倡的伦理道德，包括“学雷锋”之类，这就表明他实际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把老一套的东西贴上新的标签而已。胡乔木要把这面旗帜夺过来，而他只是把它变成一面防御的盾牌。
　　胡乔木曾质问：现在讲人道主义，目的何在？的确，他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目的，和我们是不同的。他在1982年10月在《人民日报》说到，如果号召人们起来为人道主义而斗争，这和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的"思路"是不相同的。那么他的思路是什么？我们批评现实中的反人道和异化现象，是为了推进改革。胡乔木把这种批评说成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还要改革干什么？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把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更新，胡乔木把重点放在维护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老的一套。我们要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革的实践；胡乔木则要求人们不要有任何抱怨和怀疑，要把任何改革的呼声都压下去，宣称问题只在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人们，"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总之，胡乔木讲精神文明，包括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背后是有一个保守的政治目的的，是对改革开放的抵制。
　　秦川也不想发表胡乔木这篇文章。他要我替他起草一封短信给胡耀邦，建议这篇文章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已经没有用了。书记处已经讨论通过，决定胡乔木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月刊》登出，然后由《红旗》和《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习仲勋给秦川来了电话，劝他不要对乔木文章说三道四。
　　那天晚上我出席了人民日报对外国记者的招待会。这是为了欢庆即将到来的春节，邀请的都是一些外国共产党报纸的记者。这些记者都流露了对“清污”的不满。意大利《团结报》记者说，他赞成清除空气污染，但不懂得书本怎么会污染。法国《人道报》记者表示赞成这个意见，说应当有讨论的自由；他还对大批枪毙刑事罪犯提出意见。秦川说：感谢他们的坦率。
　　外界对清除“精神污染”有误解。我们不会象过去那样整人。今天胡绩伟、王若水两位不是都来了吗？
　　郑惠来电话，说：乔木还在改那篇文章，因此要推迟两三天发表。我的信已经转乔木了。乔木表示：王若水可以写答辩文章，至于在何处发表，当另行考虑。
　　我觉得这个口气和公开表示的不同。在讲演中，胡说的是“欢迎”争论；现在他说的是“可以”答辩，似乎有一点勉强。而且，看来这种文章也不能象他的文章那样，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
　　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其实他并不想争论继续进行下去，他是想用他的文章来统一思想。他有理由自信：他集中了党内一些最好的理论工作者和写作能手来起草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和稿子完成后又多次邀请了党内外的专家座谈，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他自认为，他这篇文章是驳不倒的，而且，未必有人敢出来反驳。公开和一个政治局委员争论，这样的事还没有过。政治局委员发表文章是要经过党中央讨论的。胡乔木的文章不仅经过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胡乔木曾经那么卖力地宣传过邓小平的著作，现在，他理应得到回报了。邓作了如下的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我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不过即使他看了，也不会作别的批示。他很信任胡乔木：胡乔木写的还能不好吗？邓小平既然说了“写得好”，就使这篇文章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即使他加了一句“允许辩论”，很少人会认真对待。
　　1984年1月，胡乔木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上发表。1月26日，这篇文章在《红旗》转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的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我在前面说到的，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
　　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乔木这样一改，就在无意中使一个人陷入尴尬的境地，这就是汝信。因为在十几天之前，汝信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对自己关于人道主义的论点，包括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术语做了自我批评。批判周扬开始时，胡乔木向汝信打过招呼，叫他不要紧张，“这不是针对你的”。这个话表明，胡乔木并不是要批判什么错误的观点，他所针对的是具体的人；同样的观点如果是别人发表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保护汝信过关，也为了对我施加压力，胡乔木授意汝信写了这篇自我批评，经过胡乔木审阅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2）。他是否忘记了，在1980年8月他还曾高度赞扬过汝信为人道主义翻案的文章呢？
　　现在胡乔木的说法又有改变，汝信怎么办？幸而胡这一次宽大为怀，没有再叫他做检讨。
　　胡乔木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可以变来变去，但别人的看法和他不一致，那就不允许。我曾把周扬文章和汝信文章加以对照，发现论点是一样的。周扬在1983年3月关于人道主义所说的话，汝信在两年半前已经说过了。胡乔木要否定周扬，只好连汝信也否定；而他否定汝信时，也连带否定了自己。不过胡乔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文章或言论，广大读者并不知道。他在叫别人承认"错误"时，自己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他永远是正确的。
　　胡乔木对他自己这篇文章很重视。他是党内的大手笔，写过无数文章，但绝大多数是党的文件、报纸的政论或者代表官方的讲话。他自己署名或署假名的文章多是一些短文。1951年他发表过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后来印成了小册子。那本是为刘少奇起草的准备庆祝党的生日的讲话，毛泽东要胡乔木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那可以说是历史著作。别的谈得上学术性的东西就不多了。现在他要靠这篇文章来显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修养，在晚年再一次提高他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地位。胡乔木显然对这篇文章洋洋得意。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付上一纸便笺：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
　　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
　　胡乔木一月二十六日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这首诗真是妙极。周扬受了伤，不过仅仅是割破手指而已。这件区区小事，竟然使胡乔木的心哀伤到流血！胡乔木学了西方人的习惯，喜欢用拥抱来表达“友情”。1984年国庆节前夕，在人民大会堂里，他拥抱了于光远。秦川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场面，他正想躲开，但来不及了。胡乔木扑了上来，拥抱了他，嘴里喃喃说："我不整你！我不整你！"周扬没有理会胡乔木的赠诗，我想是对的，但后来听说，胡乔木对此很失望。我感到奇怪。
　　诗贵真诚，胡乔木写这样的诗，他能期待从周扬那里得到什么回应呢？
　　胡的文章发表前，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邓力群做了很高的评价，贺敬之也大加捧常他们还说要写一批批判文章，要象当年写“九评”那样写“十评”，解决文化思想界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想一想，“九评”*现在又怎样了呢？中宣部理论局召开了座谈会，提出要围绕胡乔木文章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论点，撰写一批深入阐述或通俗解释的文章，帮助人们学习和领会。
　　*"九评"是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撰写的九篇评论苏共路线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乔木文章的通知。《通知》说，这篇文章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持错误意见的同志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文章对于澄清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有重要作用。""文章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当然，"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
　　《通知》要求组织好对这篇文章的宣传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要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鼓励和欢迎发表过错误言论的同志参加学习和讨论，包括欢迎他们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对问题进行再认识。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
　　这个提法和胡乔木文章不一致。胡说的是“欢迎争论”；这里说的是“欢迎做自我批评”，但“允许讨论和争辩”。
　　这个通知并没有忘记和去年邓力群讲话的衔接，它重复说：“力求在我们的思想界造成一种平等商讨的、民主的、活跃的气氛，并把这种好的风气传下去。”
　　《通知》对这种讨论作了具体规定，指示讨论文章主要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报纸上要少登。
　　至于对那些在根本观点上反对胡乔木文章的来稿如何处理，《通知》规定了三条：一，要报告中宣部；二，如需要发表，只能发表在专业性学术刊物上；三，同时应组织发表不同意这种观点的批评、讨论文章。
　　这种规定就给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打了很大的折扣。“允许”争辩这样的字样表明，他们不认为发表反对意见是对方的权利，而是他们的宽宏大量。至于谈到“平等讨论”，那是不可能的。胡乔木的文章印行数以千万计，可是反驳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发表，只能在销路不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这样的讨论，不过是作为一种民主的点缀罢了。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他听到了一片赞扬声。文化界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报纸报道说，“多年来文艺界存在着许多争论不休和认识模糊的问题，与会同志在学习胡乔木同志文章后，都觉得豁然开朗”（3）。有人赞扬说："这篇文章廓清了前段时间理论战线上的思想混乱，振奋了人们的精神"，"胡乔木同志在发表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时，是以一个参加者的身份，平等地、同志式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好作风将对今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产生深远的影响"（4）。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的座谈会上说，此文对那些"为人道主义辩护"的人，有"振聋发聩"的作用（5）。
　　不能说这些赞美全是违心的。同“文革”时期流行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毕竟显得是心平气和的，讲理的。文章前面有一个献词，在被献给的一大堆人中，包括“曾经参加本文的起草和修改的同志们”（好象这篇文章不是他们起草和修改的），还有“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也完全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
　　一个中央领导人如此谦虚，多么难得啊！我相信胡乔木的文章能俘虏一批读者。当然，人们私下对这篇文章的议论和摇头，胡乔木是不会知道的。
　　胡乔木对上海对他的文章反应不热烈而不高兴，亲自打电话，要上海方面写文章。他还不满意上海没有批王元化。他甚至想让戴厚英出来“反戈一击”；不过我想这是没有什么用的。
　　有的人发现了文章的一些小错误，如引文有脱漏，又如把英国人卓别林错当成美国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做了更正（6）。做这种更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还可以表示作者的虚心。
　　我能够想到，胡乔木还缺一样东西，那就是王若水的自我批评。多年以来，胡乔木对下属作过无数次批评，也听取过无数次下属向他作的检讨，他已经习惯这一套了。如果我这时出来发表一篇文章，说我在读过这篇文章之后终于折服了，同时挑出文章的一两个小毛病，以示我并非盲目随声附和，那是胡乔木最高兴的了。
　　对手的承认失败，低头认错，是最能满足一个领导人的权威意识的东西。对手愈是顽强，这种作用就愈大，因而就愈是需要。毛泽东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一个法宝，实际上他永远是批评者，而自我批评的角色是分配给别人的。党内已经形成了这种用自我批评来使自己度过难关的习惯。难道胡乔木会相信周扬的检讨是真心的吗？但是，即使明知是违心的，胡乔木也需要。现在胡乔木需要王若水的自我批评以证明他的理论权威，哪怕是假的。我的表现多么使他失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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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答辩文章
　　2月初，我们报纸的记者随赵紫阳访美回来，告诉我：美国对反对"精神污染"反应强烈。赵紫阳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首先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些认识我的美国记者还向他打听我的情况。还有一些美籍华人和华侨，虽然和我不一定有过直接接触，也对我表示关心。
　　会上还有人散发传单。赵回来后把这些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了。
　　在中央内部，胡乔木邓力群的做法继续受到了抵制。
　　198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谈谈统一思想》。
　　评论批评说："有的同志常常强调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忘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不惜干扰经济建设、损害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怎么能说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呢？"又说："我们说同中央保持一致，是说在党的路线、党的目标这样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根本方针问题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是说每一句话都要同中央说的一模一样。如果这样的话，党员都变成谨小慎微的人，党还有什么创造性，还有什么生命力？……至于一些理论方面、学术方面的问题，更是需要讨论、允许争鸣的。可见，同中央保持一致，与发扬民主，与贯彻'双百'方针，并不是矛盾的。"这篇评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纷纷猜测其背景。总编室接到电话，询问这篇评论送谁审阅过，“评论里说有的同志忘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甚至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指谁？”
　　我听说，这篇评论是根据胡耀邦的讲话写的。有的中央委员提出，二中全会原来决定，“精神污染”问题要到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怎么匆匆忙忙书记处就发文件决定了呢？
　　胡耀邦也觉得不妥。他在南方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商定不发表邓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思想工作会议也不开了。
　　但胡乔木还在继续挥舞大棒。他要继续寻找打击对象，以证明思想文化界问题的严重性，证明反“精神污染”的必要性，证明胡耀邦的确是包庇自由化。2月15日，胡乔木批评人民出版社，说人民出版社在"文革"以前是对的，但是从三中全会以来就完全错了，被不受党的领导的理论界牵着鼻子走了，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出版社"."出版社应当为党所领导的理论界服务，但是理论界脱离了党，我们就不能为他们服务。不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跑，让你向东就向东，让你向西就向西，把眼睛蒙起来了。"扣这样大的帽子，证据在哪里呢？主要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事。实际上这种书，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就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出版了不少，从未受过批评，而当时还是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文革”结束后，各方面都有继续出版这类内部参考书的强烈要求。1978年6月中宣部批准的人民出版社的方针和任务中，就有这样一条："要根据出版社的分工，有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特别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著作和资料……要重视出版反面材料和参考资料。"关于这件事，胡耀邦在1980年7月21日有过一个批示，说："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3月6日，胡乔木找人民出版社领导谈话，再次提出批评。有人向胡乔木念了胡耀邦的批示，胡乔木说："耀邦同志是一般说说，不是对你们人民出版社说的。"这个批示就是写在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给胡耀邦的信上的，怎么不是对人民出版社说的？
　　邓力群立即召集人民出版社部室主任以上干部到中宣部听传达。接着，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和文化部反精神污染总结大会上两次尖锐指责人民出版社。
　　2月8日，社会科学院召开学习胡乔木文章的座谈会，由院长马洪主持。到会的有张友渔、汝信、邢贲思、李泽厚、刘大年、许涤新、林甘泉等人，都是知名人士。各人都准备了稿子，照念一通，表示拥护。只有林甘泉提了一点商榷意见，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摆脱异化概念。会上，邢贲思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也提到胡乔木征求王若水意见的事，说：“若水同志给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他在基本上不同意乔木的文章，但有一点乔木同志接受了，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当然，乔木同志讲的内容和若水不一样。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我已告诉了哲学研究所的同志，可以约若水同志写文章。”
　　这个会是公开进行的，有新闻记者参加。《人民日报》有一个记者去了，是他回来告诉我的。
　　邢贲思的话有一点新的信息，但这不是直接告诉我的。我等了好几天，哲学所并没有来人。
　　一直到2月16日，《哲学研究》负责人陈筠泉终于来约稿了。我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你看我的文章写出来后，能送审通过吗？"陈强调说，他估计有可能登。他还告诉我小平同志有批语，“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3月中旬，我写出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1），交给《哲学研究》。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我首先批驳了胡乔木的这个主要论点：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它不能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科学的说明。胡乔木之所以要提出“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样的问题来大加讨论（其实这个问题在文化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根本没有涉及），就是为了说明人道主义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人道主义确实不能，但这不是人道主义的任务。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念，他的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唯心主义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意识是第一性的”。人道主义和唯心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争论的是一个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的是另一个问题，两者不是一回事。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和百科全书派的世界观，就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人道主义的。
　　爱尔维修等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马克思就说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爱尔维修的这种观点，和他的人道主义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理论“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可见，人道主义并不总是和唯物主义对立的。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既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
　　胡乔木说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他又称之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或“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其实是指用人性去解释历史的理论。这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并不一定和人道主义相联系。从思想史看，用人性去解释历史的，可以是人道主义者，也可以是反人道主义者。胡乔木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混同了。人性论，就是关于人性的理论。并不是所有的人性论都是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联系的；奴隶主阶级和封建阶级也有他们的人性论。也不是所有的人性论都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不承认抽象的人性，只承认具体的人性。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
　　至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命题，这里的人是指现实的人，社会的人，这在我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说明；而且，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见之于他的成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胡乔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不是人而是社会。这是把人和社会对立起来了。脱离了社会的人是抽象的人，脱离了人的社会也是抽象的社会。马克思说：“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离开社会不能说明人，离开人也不能说明社会。
　　不错，马克思确曾说过，他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
　　胡文引证了这句话。但第一，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从抽象的\黑体"人"（马克思用黑体字表示）出发；第二，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他分析商品价值采用的方法，不是说他的整个体系。
　　《资本论》是从商品出发，我们能说马克思的整个体系也是从商品出发吗？
　　关于“人的价值”，我说：胡乔木把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比做树根和树叶的关系，说树根比树叶更重要。其实，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是全体和分子的关系。社会不是树根，而是整颗树。
　　树根和树叶都是社会的一部分。照胡乔木的比喻，似乎在所有单独的个人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在所有的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利益。这怎么可能呢？这才是抽象的社会！
　　此外，照胡乔木的说法，近年来提出这个口号，只是干扰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胡乔木也承认，现在仍有官僚主义，仍有对人缺乏关心和尊重的冷漠现象。那么，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人的价值”问题，不是很有必要吗？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本来是分不开的，否定了人的价值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胡乔木同志对那种“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还做了一点批评；可是在人的价值问题上，胡乔木同志对那种否定任何意义上的人的价值的偏见却没有半句非议。这样，就给人一种不一致的印象。
　　因为涉及的问题较多，一篇文章写不完，我打算至少写两篇。我唯恐发表了这一篇就不让我继续发表了，所以在文章最后预告说，“关于异化问题，我将另文答复和求教”。
　　我对《哲学研究》编辑说，要把这篇文章送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审阅，这不仅是组织手续，也是我本人的愿望。我还说，“你们可以在我的文章前面加按语，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以发表批评我的文章，这些我都认为是正常的。”
　　《哲学研究》处理这篇稿子十分慎重。他们看后，要求我把口气改得缓和一些。我同意了，心想，只要能发表，这是可以改的。后来他们告诉我，审阅通过了，定在4月号上发表。他们还把编辑部的按语给我看了，大意说：我们收到王若水同志的这篇文章，按照中央关于对待学术问题应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特予发表。这是一个中立的按语。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很好。只是其中说你们收到我的文章，这不大确切，好象是我主动送给你们的，其实是你们约我写的。当然，这个关系不大。"对这件事，《哲学研究》和我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消息传得很快。后来听说，是邢贲思在广东召开的学习胡乔木文章的讨论会上透露的。那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所以消息马上传到全国许多地方。不久，香港《争鸣》杂志报道了这件事。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位中央负责人说到：“乔木文章很好。中央看过了，认为很好。
　　有人还不同意……“这时邓力群插话：”王若水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哲学研究》发表。“
　　在另一次会上，邓力群说：“要准备有若干人长期思想不通。我给大家透个消息：王若水同志看了乔木同志文章后，写了答辩文章，准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同时也准备了同他讨论的文章。中国有几个王若水不通，对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没有多大关系。”
　　邓力群还表示，王若水的文章是想翻案，要组织文章批判。
　　邓力群一年前那一番苦口婆心的话言犹在耳：“宣传部和研究室有这么一个意见：……用比较长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心平气和地，以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式，来进行讨论”，“由此使我们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的讨论能够形成一种正常的空气”。“有了这样一种空气，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即使一年两年之内得不出多数同志都同意的一致意见，那也还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讨论下去。如果搞得好，这对于活跃我们的学术讨论，进行理论探讨，会是一件好事。”
　　《哲学研究》为了防止引起注意，把这篇稿子拿到印刷厂发排时曾删去了我的署名。他们本来准备在最后的清样上恢复我的名字，可是他们的神经过于紧张，唯恐到最后忘记了这件事，又提前把我的名字加上了。《人民日报》一位同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份校样，马上回来报告。
　　不同的渠道带来了同样的消息，全编辑部都震动了。
　　理论部的同志请我去一下。我到了理论部的一个办公室，大家都在那里，神色紧张。有人猛抽烟，屋子里充满了烟雾。看来他们已经议论了一阵了。
　　他们七嘴八舌地向我进言。
　　“你千万不能书生气，去写反批评文章。这会上当！”
　　“你怎么会相信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是真的呢！”
　　“有这么多的教训，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是‘引蛇出洞’。胡乔木正等着你呢。你去反驳他，正中下怀。”
　　“你的文章正好给胡乔木提供一个靶子。他正要找靶子，你还送上门去？”
　　还有人说，我本应当对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置之不理，表示不信才是对的。这个时候我发表这种文章，就证明了胡是真心搞“百家争鸣”的。这在客观上是给胡乔木涂脂抹粉，帮助他改善形象。
　　我曾多年在理论部工作，是从理论部提拔上来的，因此和理论部的同志有特殊的感情。我和他们没有隔阂，他们向来是很直率地对我说话。
　　我努力向他们说明，现在的情况同过去有所不同。胡乔木不需要“引蛇出洞”，因为我已经出洞了。虽然胡乔木说的“欢迎争论”不过是一种姿态，但是他既然有了这个表示，就给了我一个反驳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利用呢？能够反驳总比不能反驳要好。最怕的是我没有发言权，由胡乔木怎么攻击，我不能还手。胡乔木肯定是要以我这篇文章为靶子的，但现在是我以他的文章为靶子，这是相互的关系。我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胡乔木要继续批评我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因为我更完善地表达了我的观点。而且，他首先要防御，要回答我的反批评，然后才能进攻。胡乔木要批我就让他批，怕什么？条件是我也能批他。如果胡乔木真把我驳倒，我愿意承认错误。这有什么关系？我不怕承认错误。真心承认错误比做假检讨好。
　　如果胡乔木驳不倒我，就得让我反批评了。胡乔木要把我驳倒未必是容易的，而我有把握驳倒胡乔木。我认为这一回胡乔木并不是有意“引蛇出洞”，他并不认为真会有人敢于同他争论，因此他乐得表示开明。他没想到会弄假成真。如果他违背“欢迎争论”诺言，那么他就在公众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虚伪。如果他实现他的的诺言，那是好事，他不能整我了，就让他改善一点形象吧。不过他会发现，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代价很大的，他的所失会大于所得。
　　但是，我未能说服理论部的同志们。
　　我仍然住在办公室，现在这个办公室从早到晚不断有人来找我谈话。全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一批又一批，都是向着我的，都来好心地劝我。我的坚决态度使他们很失望。有时谈到深夜。
　　谈话的人告诉我，别的老同志正在焦虑地等待谈话的结果，没有结果他们就睡不着觉。在谈话陷于僵局的时候，有的年长的同志拍了桌子，有的年轻的同志掉了眼泪。
　　报社领导也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他们要我撤回这篇文章，我拒绝了。
　　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在别的单位工作的大妹妹。她专为这事来找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她说：“你要是不同意撤稿，我今天就不走了。”我好不容易把她劝走。
　　大妹有严重的心脏玻过了几天，有一个认识她的报社同事找到了一个说服我的办法。
　　“这两天你妹妹的身体很不好。将来一批判你，肯定会给她很大的刺激。这可是严重的事情！
　　万一她有三长两短怎么办？你怎么不想想？“
　　我犹豫了。
　　在办公室不得安宁，我就四处躲藏。我躲到家里，人们找到家里；我躲到图书馆，人们找到图书馆。没有办法，我只得成天在外面游逛。
　　我到大妹的家，询问了她最近的身体情况。她最近没有什么大玻我竭力安慰她说，虽然胡乔木发表了文章，可是人道主义问题还可以讨论。这是中央的决定。邓小平还有批示，说是“不打棍子”。现在情况不同，不会重复过去“反右派”的做法了。大妹似乎将信将疑，可是她不象原先那样坚决反对了。
　　我走出大妹的宿舍，一辆汽车停在我跟前。从汽车上下来三个编辑部的同事，其中一个是认识大妹的那个同志，为首的是理论部的党支部书记。
　　“哎呀，你在这里！我们找了你一天，总算把你找到了。秦川同志请你回去，要和你谈一谈……。"支部书记说得很客气。
　　“我不去！”我失去了冷静，大声地说。“写篇答辩文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不违反宪法，二不违反党章。小平同志都说可以讨论，为什么我不能写文章？这是乔木同志让我写的，你们知道不知道？乔木让写的！”
　　说完，我气冲冲地走了。
　　4月14日，新社长秦川和新总编辑李庄联名给胡启立写了一封信，同时抄送一份给邓力群：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发表以后，中央一再肯定这是篇好文章，要求全党组织学习。王若水同志在此期间，就这篇文章写了一篇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据他自己说，文章是胡乔木同志要他写的，并要在《哲学研究》上发表。
　　我们以为，在整党即将转入对照检查的时候，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并对他一再进行劝阻。我们将继续对王若水同志进行批评，帮助。
　　特此报告报告是下午4时发出的。到6时半，胡启立就回了电话：你们的报告收到了，同意你们的意见。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请说服动员王若水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
　　胡启立给《哲学研究》的上级社科院党组打电话，说《人民日报》不同意登这篇文章。社科院党组也表示不同意登。
　　千斤重的压力在我头上。天啊，想不到争取一点小小的自由就这样难！
　　如果登这篇文章是政治错误，那么禁止发表就是了。如果胡乔木不愿意登这篇文章，他不予通过就是了。现在胡乔木说可以登，他并没有改口；为什么要我撤回？这样做，他们可以不承担压制的责任，却要我成为懦夫。
　　我绝对相信胡乔木在内心里是不愿意发表我的文章的，但是他不能这样说。倒是我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纷纷来阻挡，对我施加压力——全都是好意。
　　只有三个人表示了对我的做法的支持：刘宾雁、冯媛、我的二妹。
　　“这就好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球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刘宾雁说。
　　周扬和我是胡乔木的主要对手，但是周扬已经做了检讨，从而承认了失败，失去了反击的资格，现在只剩我了。别人反对他的文章可以不发表，我的文章胡乔木不能不同意发表。这是极难有的机会。自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或者说自从建国以来，一个下级党员在报刊上公开反批评一个得到中央批准的政治局委员的文章，这种事还没有发生过。这当然不是胡乔木有意安排的，他是弄假成真。但总之是这个任务落在我头上了。也许，我的文章写得不够好，但是发表反批评文章这件事的意义超过了文章本身。“你敢不敢踢？”我敢！
　　我决定采用最后的手段。4月16日晚，我向邓小平写信。
　　我简要地叙述了写这篇文章的经过。我说：乔木同志明白地表示欢迎争论，你在批示中说“允许辩论，不打棍子”，中宣部的文件也说“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我的文章已经胡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审阅通过，即将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现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却要我收回这篇文章。但是，这件事情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不是我传播的），突然撤回，恐怕影响不好。“我现在弄不清的是，如果我这篇文章本身没有政治错误，那么，我会不会因为发表这篇文章而构成一个政治问题？我会不会因此而闯祸？我对要我撤回这篇文章一事不大想得通，但我作为一个党员，又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写信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示。”
　　邓小平没有表示态度，他把信转到了书记处。
　　胡启立觉得难办。他打电话给当时在杭州的胡乔木，征求后者的意见。胡乔木认为还是要登，但可以推迟一期，到5月份发表。胡启立对人民日报说，因为乔木同志仍然说应当发表王若水同志的文章，而王若水同志又不肯表示撤回，因此可以缓登。
　　4月21日，编委会开会，讨论这件事，对我做工作。
　　秦川劝我珍惜现在的大好形势，从大局出发。现在反对“精神污染”的声浪已经低下来了。
　　最近举办“文明礼貌月”活动，邓力群讲话，一句也没有提反对“精神污染”。如果这篇文章一发，就暴露了中央不一致。外国报纸一转载，“美国之音”一广播，肯定又要兴起“反污染”浪潮。中央负责同志不同意发，是从爱护我出发。这种情况下最好撤回来听听大家意见。“就算你完全正确，撤回来有什么不可以？以后再发也可以。现在是政治和组织问题。”
　　胡绩伟说，小平在二中全会的报告不发了，原定的思想工作会议不开了，这样反“精神污染”就冷下来了。不能让这篇文章使这个问题又热起来。应该考虑启立同志不是个人意见，还有报社这么多人的劝说。胡绩伟说，对我的理论观点，他不干预，但他认为我这篇文章还不大能解决问题。趁此机会拿回来研究研究，多征求意见，有什么了不起？
　　别人也说了许多话。
　　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虽然我仍然有保留。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从发表胡乔木文章后又发表了许多篇文章，都是一边倒的，并没有冷下来。我发表反驳文章，虽然会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热起来，但未必会使得形势又变得和去年10月和11月那样。胡乔木邓力群要发动新的攻击，也只能集中目标对我；如果他们扩大范围，那不会得到中央其他人的同意。这是思想界的事，不会干扰经济建设的大局。从政治上说，中央的方针本来是可以讨论，我出来发表不同意见，应该是正常的，还可以表明现在的中央和过去不同了。即使外间有些猜测，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真正害怕的只有胡乔木、邓力群，而不应该是我们。如果胡乔木、邓力群要迫害我，那对他们的形象不利，而且我也不怕。
　　不过，关于对我的文章的评价，我倒是应该仔细考虑的。别人也曾提出这篇文章的缺点，说读起来有些吃力，不如我过去的文章那样明快和流畅；我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匆匆发表，恐怕不好。我表示同意两条：一、暂时把稿子要回来，征求意见，再做修改。二、如果将来发表，我一定事先给编委会打招呼。
　　我通知《哲学研究》编辑部，说我的稿子还要改，请暂缓发表。我没有说“撤回”。他们说，他们也得到社科院院方的“缓登”通知。
　　《哲学研究》的销量是五万份左右。这次他们估计要买的人会很多，把印数加到十万份。可是现在印好的杂志只能作废了。所有印好的杂志全部装进了大卡车，由一个保卫科的干部押送到造纸厂，化为纸浆。
　　我被这些天的折腾弄得精疲力荆我想集中精力把稿子改好。为了得到一个清静的环境，我带着稿子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人民日报驻上海的记者原先是理论部的编辑，我把稿子给他看，也给另外一些朋友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对我抱同情态度。我在那里把稿子改了一遍，带回北京。
　　我让人民日报印刷厂把我的稿子印了100份，分送一些朋友征求意见，包括给新闻系的冯媛和她的同学。不少人来索取，我都给他们；只是叮嘱，这是未定稿，请不要外传。
　　5月上旬，一位理论部的编辑看到了邢贲思。邢贲思对他说：他并不主张发王若水的文章；只要王若水一句话，就可以把稿子撤下来，但王若水没有这样说。
　　邢贲思的态度变了。他忘了是他告诉《哲学研究》约我写稿的。
　　邢还说：乔木说，王若水既然要求发表，我们没有理由不登。
　　这就是说，这是王若水的要求，而胡乔木是被动的。胡乔木也忘了，他在讲话中关于欢迎讨论的恳切陈词，他那种谦虚的态度曾赢得一篇赞美之声。
　　我觉得从这些话不难看出胡乔木的尴尬处境，可是别的朋友不这样想。
　　他们特别重视的是这位同志带回的以下消息：胡乔木早在3月份就组成了一个班子，就住在玉泉山。对外说，这个班子的任务是起草学习胡乔木文章的文章；实际上，这个班子的工作是批判我的这篇新文章*.*最近郑惠告诉我，这个传闻和事实有出入。这个写作班子的任务确实是写学习胡乔木文章的文章。——若水补注，1997年12月。
　　他们非常着急地催促我赶快撤回文章，趁现在还来得及。
　　“现在是胡乔木着急；我有什么好着急的？”我说。
　　到了5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告诉我，他们得到院长的通知，王若水的文章再推迟一期，到六月份发表。他们问我的意见。我正在吃力地修改自己的文章，自己还觉得不满意，因此我说我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修改。我不大清楚胡乔木为什么又要推迟。是不是他的那个班子的批判我的文章没有准备好？
　　
※※※※※※※※※
　　
《镜报》事件
　　6月9日，胡乔木突然来到报社，在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
　　这次他有些反常，情绪低沉，精神不振。他事先准备了讲话稿，一字一句地照念，声音很校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看到。
　　胡乔木说，他是受胡耀邦同志和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的委托来讲话的。去年十月底，他和力群同志来到报社，传达中央关于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工作问题的决定。
　　那次讲话，是根据书记处和中纪委七位同志共同讨论的意见讲的。这个讲话，他曾经作了认真的准备，内容是正确的、说理的和以事实为根据的。但是，现在想起来，也有些方面说得不够周到、透澈。如：对《人民日报》和胡绩伟同志、王若水同志的优点和成绩是说了，但是说得很不够、不够充分。又如：他着重说了胡绩伟、王若水两位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主要是四项原则问题上，跟中央没有保持一致，这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讲他们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跟中央不保持一致。还有，他对王若水同志在新闻研究所讲异化的问题，说的事实也不准确。
　　胡还说，他的讲话，是传达书记处的决定，和七位同志讨论结果，事先事后都没有向耀邦同志报告。耀邦同志以后在与秦川、穆青、冷西同志谈话中，在一些问题上与他的讲话或其他一些意见有些出入。耀邦同志更能看重别人的优点，对同志更为宽厚，这是他所不及的。他应当向耀邦同志学习。他在跟耀邦同志谈话时曾经当个笑话说：你是“宰相肚皮能撑船”。
　　胡乔木强调说：我对同志并不刻薄，从无害人之心，不过有时说话有些尖锐，或者尖锐些、或者过于尖锐些。有个别同志认为我要陷害某些同志，这是传闻。我向大家保证，这完全是误解。如果是事实，我愿受党纪的处分。我们党内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我的话是不是事实，请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顺便说，既然有人对我有这样的误解，也有值得我自己警惕的地方。
　　胡乔木又谈到香港的反动刊物登了邓力群要推翻胡耀邦这样的谣言。听说，美国之音都广播了，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他说：同志们，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希望我们全党同志，中央党报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永远牢记在心。
　　最后胡乔木说，他听说报社的整党进行得很认真，感到高兴。不过他说，除了刚才说到的事情外，还有一些事不那么符合整党的要求，例如和中宣部的关系不正常。他又讲了几句勉励的话。
　　胡乔木一面念他的稿子，一面还在斟酌措辞。他在说到自己“从无害人之心”时又掉了眼泪。
　　他的声音如此之小，以至大部分听众都没有听清。陪同胡来的邓力群又照他的稿子念了一遍。
　　他也聪明，一句话都不多说。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次讲话的背景。很久以后，我才获悉，胡耀邦对胡乔木1983年10月底在报社的讲话很不满意，批评胡乔木不应该那样讲。胡绩伟主动提出辞职，这就很好，中央同意了；为甚么还要到报社去批评一通呢？我推测胡耀邦的批评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因为胡乔木在讲话前和讲话后都没有向胡耀邦报告，根本没有把胡的意见放在眼里，这做得太过分了。现在，胡乔木别无选择，只能到人民日报来作使自己丢脸的自我批评，尽管他同时也温和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他赌咒发誓地说他不想陷害什么人，否则愿受党纪处分，可见事情闹得很严重了。胡乔木泄露了在处理人民日报问题上他和胡耀邦之间的争论。他为自己的话和总书记不一致而辩解，虽说他不允许人民日报和他不一致。我不知道香港《争鸣》（也有人说是《七十年代》）是怎样报道的，不过，中央领导人讲话不一致，特别是胡耀邦讲话和胡乔木（还有邓力群）不一致，是编委会常常议论的话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报纸要宣传中央的精神，当然要"吃透"（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加以比较。编辑部对中央的不一致是最敏感的。我的同事在编委会上议论过：中央领导人要求报纸和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中央自己就不一致，我们听谁的？我猜想，是不是有人，或者就是秦川或者胡绩伟，把胡乔木邓力群讲话和胡耀邦讲话不一致的地方向中央反映了呢？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不过我觉得这是可能的。至于邓力群的野心，如果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能夸大一些，不过政界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香港报刊议论，没有什么奇怪。
　　编委会布置编辑部讨论。中宣部还派人来收集反映。可是大家说，弄不懂胡乔木这次讲话是什么意思，不知如何讨论。
　　胡乔木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民日报“对中央委托领导人民日报包括整党的中宣部，关系也不正常”（原话如此）。所谓关系不正常，是指秦川常常不买中宣部的账。但我们没有人听说过中央有这样的委托，只知道去年10月底胡乔木邓力群来人民日报社时，邓力群曾主动表示过愿意来帮助作一些工作，可是没有人重视他的这个表示。胡乔木这句话，一不注意就会滑过去了，可这对人民日报社是件大事。邓力群这个图谋已经很久了，过去曾对胡绩伟暗示过。可是胡绩伟说："你作为书记处书记来领导人民日报，我们当然欢迎；但是一个中央机关领导另一个中央机关，恐怕是不合适的。"我在会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乔木同志说他对胡、王两人的成绩和优点是讲了，但是没有讲够；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不能和胡绩伟同志比，他的确有很多成绩和优点；至于我，乔木同志对我讲的好话并不少，有时还使我惭愧。我的主要意见是要说明一些有关事实和澄清自己的论点。
　　我仍在埋头修改我的文章。在这之前，胡乔木还找秦川和李庄谈话说：我和胡绩伟、王若水是多年的老朋友，请向他们致意。在他们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后，还是老朋友。
　　我感觉，这是对我发出“休战”的信息，希望我不发表反驳文章。可是我不管这个。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杂志《镜报》6月号突然登出了我的文章。
　　胡乔木立即向秦川打电话查询，他的声调很严厉。
　　秦川说他不清楚这篇文章是怎么传到香港的。他只是说，王若水告诉他，这篇文章是乔木同志让他写的。
　　“我根本没有要他写！”胡乔木否认说。“为什么不早问我？你多大岁数了？还这么天真！
　　真是马大哈！王若水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胡还说，中央很关心这件事。他指示人民日报立即追查。
　　《镜报》编者在文章前加了按语，说：王若水“近况如何，海外殊为关注”。据称该文是“内地一读者”投寄的，“文如其人，虽长不赘，颇值一阅”。还称我是“理论界有名的硬骨头”，“虽在‘清污’中受到批判，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之职，而锐气不减”。最使内地读者感到僭越不恭的，是居然把王若水的照片放在胡乔木的上面！胡乔木看了当然很生气。他把《镜报》上的文章复制了若干份，分送中央其他同志，还附了信。
　　报社气氛紧张起来。6月20日，编委会为此召开会议。我在会上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的文章不是没有地方发表；胡乔木、邓力群都审阅过我的稿子，并同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当中虽经过一段曲折，但胡乔木并没有改口说不登，我也没有说撤回。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把稿子拿到香港去呢？大陆的读者当然比香港多，而且，大陆发表后，香港也会转载的。
　　关于胡乔木否认是他要我写这篇文章的问题。我说，我说过“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同志同意我写的”，也说过“这是胡乔木同志让我写的”。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让”字可以解释为“允许”，也可以解释为“要”。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秦川的报告说成“要”。实际情况是，我先表示想写答辩文章，然后乔木说可以，接着《哲学研究》又向我组稿。但是我说，是乔木首先表示欢迎争论，然后我才表示愿意写文章的。因此，我无法理解这怎么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即使乔木同志要我写文章，那也是表示他的高风格，并不意味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另一方面，即使没有人约我而我写了，那也不算是违反了党纪国法。
　　“乔木同志文章出来后，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从理论上进行商榷的文章。这是否说明思想界人士全都心悦诚服了呢？恐怕不是，而是有不同观点的人有顾虑，不相信‘欢迎争论’这样的话。至于我，是认真对待乔木同志的表态的。就这一点说，我自认为我还是尊重乔木同志的。”
　　同事们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大家都说我缺乏自我批评。有人提到，《镜报》把王若水的照片放在胡乔木的上面，这是明显的挑拨。有些人对我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很反感，甚至气愤。
　　还有人称这件事为“一起严重政治事件”，说我出来争论“客观上是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大局很不利的，是同党中央、小平同志对着干”。
　　不过多数人相信我不至于把这篇文章投到香港去。有人说，可能传出去的渠道不止一条：王若水分送给一些人征求意见固然是可能的渠道；《哲学研究》印了十万份，也难保不传出去。
　　编委会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出了简报送中央。
　　胡乔木找到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借口。他对中宣部指示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应予以拒绝。
　　我想这件事证明胡乔木本来是不想发表我的文章的。如果他觉得我的文章给提供了一个靶子，那么他为什么放弃这个进一步批判我的机会呢？现在胡乔木这样做，表明他不是要批判我的观点，而是改为对我进行政治迫害了。他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当正常的辩论无法取胜时，他就要采取高压手段了。
　　不过我的文章既然在香港发表，胡乔木还是觉得有在香港清除影响的必要。他授意汝信给香港方面写一篇反驳文章。汝信借口要出国，推辞了。苏绍智对汝信说：“如果你的这篇文章在香港发表，那你就臭到香港去！”
　　《哲学研究》编辑部接到指示，检查我的文章是不是从他们那里泄露出去的。编辑部把我交给他们的原稿和《镜报》上的文章做了仔细的核对，得出结论说：《镜报》的文章确系王若水写给《哲学研究》的那一篇；但又不完全相同。《哲学研究》校对改正了的一些错误（主要是引文），《镜报》文章没有改过来。另外，《镜报》的文章又有一些新的改动，这些改动在思想内容上和文风上都衔接得很好，看不出是出自旁人之手。
　　编辑部写了报告，意思是《镜报》文章不是从《哲学研究》传出去的。
　　我的稿子在交给了《哲学研究》后，又继续作了修改。看来传出去的是修改稿。胡乔木自以为，有把握断定是我传出去的了。他再也不说我是他的“老朋友”了，他再也没有那副与人为善的面孔了。现在他一下子变得气势汹汹，声色俱厉。6月23日这一天内，他给秦川来了两个电话，批评秦川对我太软，说：王若水之所以这样大胆，就是因为人民日报有许多人（或许就是你们）同情他。
　　据说北京的“不同政见者”（或“地下组织”）最近有重新活动的迹象。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还谈到党内有人（谁？）支持。书记处指示要坚决采取措施，发现一个解决一个。我早就被怀疑和所谓地下组织有联系，现在胡乔木进而断定我和香港报刊有某种秘密联系，甚至和海外的敌对势力有联系。他要把这件事作为突破口，彻底审查我的问题。
　　安全部门奉命立案审查。
　　当得知国家安全部有人来到报社时，我很气愤，说：这样的事同国家安全部有什么关系？危害了国家安全吗？凭什么动用安全机关来对付我？
　　那些天，看到我的同事都说我明显地瘦了，下巴尖了，眼眶有黑圈，脸色很不好，担心我有玻我量了一下体重，整整掉了15斤。
　　胡绩伟和秦川相继到我的办公室来。胡绩伟很恳切地对我谈了一番话。他说，现在看来，他们的策略就是放过周扬和胡绩伟，集中力量整你，因此，你应该特别谨慎。他批评我不该把文章印发那么多份，以至传到香港。他说：对你的学术观点，我们从没有强迫你作自我批评。
　　在我们看来，你是政治上受迫害的，难免情绪有些不正常。不过，发表这篇文章不是你一个人的事，牵涉到人民日报。他们就是想从你身上打开一个缺口，把你往“不同政见者”那里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使自己无声无息，被人忘记。然后专心致志写真正有战斗性的文章，现在不能发表，总有一天能发表的。现在出了这件事，万一邓大人发脾气，讲几句话就可能使你受不了，也许会开除党籍。胡绩伟甚至担心会把我抓起来。
　　秦川的话不多。他说，最近的会表明，人民日报不是“不敢批王若水”。他的情绪有些低落，说不想干了，人民日报的第一把手，到他这一任时丢权了，降为受中宣部领导了。他已经就这个问题写信给中央。习仲勋和陆定一都作证说，他们当部长时，中宣部并不领导人民日报。
　　我知道，秦川和胡绩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我对他们是由衷感激的。
　　1984年7月初，《人民日报》编委会向中央呈送了报社整党工作的总结报告。书记处开了两次会进行讨论。
　　胡耀邦主持会议。他肯定了这个报告。他说，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做了大量工作，如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农村生产责任制等等。编辑部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从总体看，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
　　胡耀邦再次提到，对思想问题，一般不要轻易戴政治帽子，要采取谈心和疏导的办法。
　　其他人讲话，也都纷纷肯定《人民日报》的成绩，特别是万里、杨尚昆。
　　使《人民日报》同仁感到安慰的是，这次会议挫败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图谋，重新肯定了《人民日报》是中央直属单位，不属中宣部领导。
　　不消说，会议讨论了胡绩伟和王若水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集中攻我，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什么。秦川讲话时，胡耀邦说，“不要吞吞吐吐，有什么话敞开来说嘛！”
　　会议《纪要》这样说：“对胡绩伟、王若水的问题要认真对待，但他们两人有区别”。胡绩伟的主流是好的，属于“好人犯错误”，而“王若水的问题与胡绩伟不同”。——这意思很清楚，王若水不是好人。《纪要》接着说：“他在近几年发表了一系列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言论”，“对于他与非法组织的联系，他的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的问题，应该彻底调查清楚，作出应有的处理。”
　　判断我不是好人，本来应该根据我和所谓“非法组织”的联系的调查结果。现在说要把这些事情“彻底调查清楚”，那就是还没有彻底调查清楚，那么怎么就下了结论呢？
　　报社开编委扩大会讨论这个《纪要》时，有人向胡绩伟开了炮，说他不该重用王若水。
　　会上，在对我的批评中，有一些异常激烈、份量很重的话，如说王若水“欺骗中央”，“对中央有重要隐瞒，政治面目可疑”，“来往密切的人中有美国特务”。我认为这些话报社的人是说不出来的；我能够听出，这是被传出来的胡乔木的话。
　　胡乔木如此慷慨激昂，旁的中央领导人很难为我辩护，何况他们大都和我没有接触。
　　我想象不出，胡乔木说这些话时是什么样子；在公开的场合，他总是显得温文尔雅的。
　　7月13日，编委会开会。我在会上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还说，我不同意说这是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社长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其实香港登的是我的未定稿，我还要修改。不登就算了，还要当着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来追查，我不能理解。这样不是影响更坏了吗？我相信乔木同志欢迎争论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我相信小平同志批语说的“允许辩论，不打棍子”是算数的；我相信书记处同意的中宣部三号文件是要贯彻执行的。由于我相信这些，我才决定写答辩文章。难道编委会认为党中央、小平同志确定的方针是不算数的吗？
　　“如果我出来争论是不利于安定团结，那么，首先乔木同志就不该在文章中那样恳切陈词地欢迎争论，也不该同意我写答辩文章并批准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错，乔木同志文章是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也是小平同志高度赞扬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建议乔木同志删去文中‘欢迎争论’的话，而是同意这个意思的。难道他们没有考虑‘对安定团结大局不利’这种可能性吗？我认为是考虑了的。……乔木同志的文章大约印行了两千万份；我的文章即便发表，也不过是在《哲学研究》上，而《哲学研究》发行量只有区区几万份；这怎么能比呢？
　　所以，书记处和中宣部显然都认为这种讨论不会不利于安定团结，相反，他们还希望通过这种讨论‘在我们的思想界造成一种平等商讨的、民主的、活跃的气氛，并把这种好的风气传下去。’显然，这样一种好的气氛，将会再国内外得到良好的反应。那么，我出来和乔木同志商榷，不是有利于造成这种气氛吗？“
　　“小平同志赞扬乔木同志的文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对文艺、理论界，遵循‘百家争鸣’‘三不主义’的方针，提出‘允许辩论，不打棍子’，这正是表现了一种领袖人物的容量和气魄。我记得胡乔木同志在1983年7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过：小平同志反对'两个凡是'，当然也反对对他实行'两个凡是'.乔木同志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觉得小平同志的这个批语，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一点是意义重大的。"最后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影响中央的既定方针的贯彻，不要由于这次追查而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还应当继续允许探讨和争论。应当继续力求在思想界造成一种民主的、活跃的空气。
　　我用了这种比较激烈的语调，表面上是同编委会争论，实际上是反驳胡乔木的。
　　我讲完后，其他人有的表示“很失望”，有的表示“很惊讶”，还有的表示“很愤概”。他们还说，这不象个检查，而象个法庭上的辩护词。秦川也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通。
　　这样好，我的发言和编委会的批评合在一起，那些批评秦川和编委会是“包庇王若水”的人就无话可说了。
　　开这个会的前一天，就有一个编委对我说：“现在是审查你，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欢迎！不审查清楚，我也不答应！”
　　但这次讨论的《简报》发到编辑部，却引起议论纷纷，说为甚么对王若水“上纲”这样高。
　　有人怪整理简报的同志，她向我表示委屈，说她还提了意见，没有用，有一个领导在审阅清样时，还删去了我的名字下面的“同志”两字。秦川和胡绩伟怕我受不了，还来安慰我。其实我完全理解。我对那些“上纲”过高的话一一反驳，实际上也是借题发挥。
　　书记处的会议《纪要》还在修改，据说对我的调子升高了，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
　　秦川为此很不高兴，一夜没睡好，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后来可能把这句话删掉了。
　　编辑部很多同志对《纪要》也不满意，讨论会上意见纷纷。说：《纪要》高度评价了报社，又肯定了老胡，接着说“报社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怎么会来这一句呢？这种话是对那种烂掉了的单位说的。说：去年处理人民日报，给人的印象是人民日报改组，犯了大错误。中央这么多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单位是这样做的。说：过去说老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太重了；现在说他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可是前面肯定的东西也属于四项原则。说：现在《人民日报》威信很高，走到那里，人们都打听，老胡怎么样？王若水怎么样？
　　大多数人表示了对我的同情。有人说：《纪要》说“不要轻易戴政治帽子”，可是说王若水“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观点”，这是不是戴政治帽子？还有人说：《纪要》说老胡是好人犯错误，接着说王若水不同，那么王若水就不是好人犯错误？关于我和“地下组织”联系的问题，有人说：那时是叫“群众组织”，还没有叫“地下组织”这个名称啊！他们是在地上，不在地下。那时人民日报是奉中央之命了解西单民主墙的情况，这才去联系的。
　　我在会上说：我不怕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过《纪要》给我戴的帽子太大，我无法违心地承认。去年乔木同志还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年6月又说对我肯定得不够；不知怎么《镜报》事件一来，我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观点"指的是什么？我要求把我受到批评的文章印出来，请大家看看，给我帮助。
　　对我的审查从多方面进行，首先是调查我的那篇文章是怎样传出去的。我的文章印了一百份，送了六十多份，现在我必须把这些收回，还要交代给了那些人。我拒绝交出名单。虽然对我一再催促，我仍然不肯。最后我得到警告：并不是编委会要这个名单，而是安全部门要，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出面。如果我继续拒绝的话，就可能要对我采取强硬措施了。
　　我只得说：这些文章，有些是我主动送别人的，有些是别人来取走的。我这里没有名单，我只有尽可能地回忆。
　　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名单上可以写上一些大人物，如周扬、夏衍、胡绩伟等。这些人的名字不用我说，旁人也想得到，因为我向他们征求意见是非常自然的。人们不会怀疑他们把这篇稿子送到香港。另外我还可以写上一些无足轻重的年轻人的名字，他们也不会被怀疑为和香港有任何联系。我去找了冯媛和她的朋友，她们同意我这样做。当然，名单上还远远不够六十多人，但我说实在记不起来了。
　　为了找出这个送稿人，有关方面一直查到香港《镜报》。《镜报》说明不是我给他们的，但他们拒绝说出送稿人的名字，声称他们有责任保护他。
　　空气中隐隐有一种恐怖。有人提醒我收拾一下东西；有人关照我打电话时要小心；有人要我注意有没有跟踪。有人担心会把我抓起来；但另外的人说，大概不至于，如果逮捕我，国际上会哗然。也许他们是太紧张了，但我毫不怀疑我在暗中受监视。
　　调查的人还到了上海。市安全局认为，很可能是从上海传到香港的。和我有接触的人都受到了询问。但在找王元化时，被他顶了回去，说要调查就要有正式手续。
　　《镜报》7月号又登了一篇《王若水答辩胡乔木后的动态》。当我听说后，第一个反应是不快：我不想成为新闻人物，干吗老在我身上作文章，给我添麻烦！后来我看了一下，他们还是想替我澄清。报道说："据朋友推断，王若水这个人是不会把他的文章寄到香港去发表的，但读者却怀有强烈的希望，可能认为他这篇文章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调查进行了不少时间，最后仍然找不到证据能证明是王若水把稿子交给了《镜报》。我后来听说胡乔木埋怨安全部门没有尽力。然而始终不肯宣布这件事了结。
　　从9月开始，我感到风向有了变化。
　　1984年9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杜绝整人恶习》，其中说："整人的人，如果不是有野心，至少也是有私心。他们给人家扣帽子是为自己捞桂冠，打倒人家是为自己踩着上。""'文革'结束八年了，'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全面专政'的极左口号早已取消，四化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党中央多次强调今后再不搞运动，三令五申实行'三不主义'.可是，总有一些人念念不望重操整人旧业，其结果往往是整人没整倒，反而整了自己。""要作工作，要改革，错误难免。要是存心整人，抓人辫子，谁脑袋后头都有几条。而且，越是有见识、有能力的人，越是工作干得多的人，辫子往往越容易抓。如果允许有些人这样抓下去，谁还敢去改革、去探索、去创新？""整人不得人心，整人的恶习必须根绝".这篇评论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一针见血，一般评论很少有这样的风格。我当时读了感到很痛快。我不知道这篇评论的背景，但可以猜想是来自上面的“精神”。
　　胡乔木又变得开明了。他让两个经济学家写了一篇论文，想以他的名义发表，送给胡耀邦看，征求意见。胡耀邦觉得为难，批了几句话，大意说他从没有给《人民日报》批发文章，这样的事，还是同他们商量好，请仲勋办。习仲勋告诉秦川，秦川不同意，最后不发了。两个作者中的一个因为写文章主张减少指令性计划，曾遭到胡乔木批评。现在胡乔木又肯定这个主张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快开了，胡乔木大概想抢在三中全会前面。据说文章的内容是谈改革，和三中全会的文件内容不少雷同。如果发表，不知是谁抄谁。
　　贺敬之还在卖力地搞他的“左”的一套。中宣部召开8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贺敬之要大家讨论：一、"反精神污染"正确不正确？二、当前文艺界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还是右？
　　会议预定由贺敬之作小结。本来调子是反右，实际上把矛头对着胡耀邦。可到了最后一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变为反“左”了。习仲勋、胡乔木、邓力群都出席。习仲勋对贺敬之说：“怎么样，敬之同志？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念一念吧！”稿子是中央改过的，一念，全场怔住了。
　　讲话中传达了胡耀邦在9月初的全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前几天，我跟一个同志谈话，我说：你说人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帽子比'三反'还厉害。……中央书记处有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不要轻易戴帽子。我的意思，就是'三种人''经济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这三顶帽子，别的不轻易戴帽子。"胡耀邦还说，不要轻易说人家"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据说习对贺说，“幸亏秦川和冯牧反映了情况，否则还不知你们这个会走到哪里去呢！”
　　邓力群绷着脸，一言不发，见人也不打招呼。胡乔木却表现得恭恭敬敬，鞠躬如也。习对胡说，我该去看你。胡说，哪里，应该是我去看你，我最近犯了很多错误……。
　　周扬住院了，我去看他。自从受批判以来，他的心情很不愉快，健康状况逐步恶化。他说话困难，顶多只能讲上三五句，而且说不完整。冯牧说过，“清污”一年，就把这样一个思想敏捷、才华出众的人毁了，真是痛心。
　　周扬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还想继续做研究，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苏灵扬告诉我，她对中宣部秘书长把胡乔木、邓力群大骂了一通，骂了两个半钟头。她说她到处说这件事，她不怕，反正她离休了，年纪也老了。邓力群也去看周扬，苏灵扬当面顶了他几句，邓力群停留不到五分钟就灰溜溜地走了。
　　中宣部内部人心浮动，议论纷纷，大家都在等待着更换部长。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外电发了一个消息。这一下反倒帮了邓力群的忙，他的位置又突然不动了，以证明帝国主义在造谣。前一段中宣部批李洪林，现在李洪林走到哪里，人们都争着同他握手。
　　胡耀邦向秦川问到，王若水怎么样了？秦川回答说：他的那些事，查了多年也没有查清；至于言论是认识问题；王若水没有敌我性质的问题。胡耀邦说，那就好。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对我说：“你不会有什么事。”
　　习仲勋表示说：王若水的问题虽然和胡绩伟不同，但仍是认识问题，要帮助。
　　也许是要表示我“不是坏人”，我得到了一张国庆节的观礼卷。在观礼台上，我遇见了新近离休的前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他气愤地对我讲了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打棍子的事。他说他正在写信告胡乔木，要求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道歉。曾彦修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对胡乔木可是毫无畏惧。
　　
※※※※※※※※※
　　
1985年及以后
　　1985年元旦，我又去北京医院看周扬。现在他病得厉害，几乎不能说话。
　　周扬看到我，显得有些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上次对我提到的想法无法实现了。
　　我对他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冯牧也在那里，正在向周扬汇报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开幕第一天，宣读胡乔木的贺电，全场无反应；宣读邓力群的电话贺词，还是没有反应；第三是传达周扬从医院来的电话（由别人代拟），场上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达一分钟之久。
　　冯牧还告诉周扬：耀邦说，以后不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了。负责作大会报告的张光年问，那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还用不用呢？我这个报告里可还是有。万里说，这个概念说不清楚，我看还是不用为好。耀邦说，我同意不用。
　　参加这次会议的356名作家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另外一封慰问信由11个代表团联合签名。
　　在毛泽东时代，周扬整过不少人。鉴于他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文革”结束后表现出的忏悔，人们原谅了他。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
　　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一些参加作协四大的代表。他们正在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周扬同志现在病重，请求中央考虑为他平反。
　　其实，中央不需要说周扬是正确的，只要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应该由中央来下结论，就可以了。对胡风的文艺观点问题，就是这样做的。
　　然而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胡乔木没有公开表态，这个请求没有得到答复。
　　在作协四大上，胡启立致词，讲到了“创作自由”、“自由文学”。与会作家欢欣鼓舞，有人甚至掉了眼泪。有人说，“文艺界的春天来了”；又有人说，“文艺界的黄金时代来了”。
　　戈扬兴奋地从会场上给我打电话，给我报告这个消息。但我并没有那样高兴。我想，创作自由，在宪法上早有规定了。宪法通过时，没有看见作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可见宪法的权威还不如一个党的领导人。这就不正常。不是说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吗？作家的这种反应，正说明在此之前宪法并没有真正实行。
　　但我还是抱着希望：这股春风能不能吹到理论界、新闻界来呢？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问题是不是该提上议事日程呢？
　　然而我马上就失望了。1985年2月8日，胡耀邦作了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否定了新闻自由的要求，说："最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文艺必须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新闻工作能不能照搬这个口号呢？我以为不宜简单地照搬。"讲话稿送到秦川、胡绩伟处，征求意见。他们也给我看了。我们都对这个讲话不满意，提了修改意见。胡耀邦出国前，又把这个稿子委托胡乔木修改定稿。4月14日在报纸上发表了。
　　平心而论，胡乔木的改稿比原来的稿子要好一些，不少地方作了修补。有些地方吸收了我们的意见；如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没有党性。然而整个说来，调子是保守的。首先题目就有问题：《党的新闻工作》。为甚么不强调新闻事业属于人民呢？胡耀邦没有区分报纸的新闻和言论，通通把它们的功能看作是宣传党的主张，说“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讲话是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当前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改革的形势出发，探讨这种形势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相反是强调“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他对新闻理论的理解是陈旧的，知识是老化的。读后不能感到鼓舞。**这个讲话可以看作是胡耀邦对保守派的妥协，但我认为它也确实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有一件事可作证明。1978年，我在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美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国一瞥》，对美国社会的好坏两面都作了客观报道。这可能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因此在读者中受到普遍欢迎。胡耀邦先后三次对这篇报道作了批评。最后一次是在十二大期间，当时胡绩伟和曾涛都为我辩护。我也解释了几句，强调我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胡耀邦承认他没有读过，只是听到什么人的议论。事后我把那篇报道的剪报呈送给他了。后来胡耀邦的秘书告诉我：耀邦同志看后只说了一句："新闻是有阶级性的。"这个讲话的反应不好，特别在香港，舆论哗然。香港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全是批评的。我们的驻香港记者寄回来一大叠剪报，秦川转给胡耀邦了。胡耀邦对这些反应不以为然，说：国外有一些人，希望我们愈来愈“开明”，可是我总不能“开明”到另一个世界去埃胡乔木对胡耀邦这次讲话感到高兴，后来他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很好宣传这个讲话。
　　秦川也在设法解决我的问题。胡耀邦出国前同秦川谈话，说要给胡绩伟写信，还谈到了我。
　　胡耀邦说问题需要解决，但要等一些时候。
　　胡绩伟生病住院，习仲勋去看他。胡绩伟向习提出了为我平反的要求。习在内心是同情我的，然而这件事他作不了主。
　　秦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而“系铃人”现在还在咬定我和“地下组织”有联系，尽管调查结果否定了这种情况。
　　对我的处理是胡乔木向邓小平、陈云提出，得到这两位元老批准了的。如果胡乔木不提出重新审议，别人很难说话。这样，我就不抱希望了。周扬病得那样厉害，胡乔木都不说话，还能为我说话吗！
　　可是前几天秦川到医院看望胡乔木，胡乔木还托他问王若水好，还说，他在适当时候会为我说话。
　　在1985年11月，胡乔木同一个作家谈话，还表示他很想念周扬，并感概系之地说，现在文艺界没有象周扬那样威信高的人了。
　　我的党组织关系在评论部。评论部党支部开会，通过了我的整党检查，同意我进行党员登记。
　　支部认为我的检查是实事求是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说，王若水认识到什么地步就说到什么地步，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大家都对我的去职感到惋惜，有人很动感情。党员同志不管胡乔木怎样批评我，对我作了很高的评价，对我受到的处理表示不平，并希望我振作精神。
　　他们的诚恳态度很使我感动。这是一次真正同志式的党的会议，也是一次和我的告别会。
　　虽然我的党籍保住了，但是我的政治问题并没有结论。我继续写我的申诉书。
　　按照中央的决定，应该在整党结束后重新安排我的工作。看来我不能在人民日报留下去了。
　　胡绩伟和我商量，到哪里去好。他希望我不离开北京。我说北京恐怕没有适合我去的地方。
　　社科院、大学那些地方都害怕我去，虽然大学生很欢迎我。
　　《三月风》杂志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革命人道主义”》。那是针对胡文中的一个论点写的，没有提胡乔木的名字。
　　胡乔木把毛的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以扩大的解释，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政府实施的“救济失业”、“禁毒”、“劳动保护”等都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象“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过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普通准则，说不上是什么人道主义，更无所谓革命。“救济失业”等固然可以说是带人道主义性质的，但也不是革命的措施；资本主义国家也这样做。至于“救死扶伤”，这是一般人的道德，特别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是提倡这种道德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行为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呢？这实际上还是把“人道主义”看成贬义词，如果不加上“革命的”一类定语，就不能对它肯定。这样做本来是想区别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结果反而是混淆了。其实，革命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来实现人道目标的思想和行动。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当然要救死扶伤，帮助老弱病残，等等，但他不会满足和局限于这些行动。他的目标要大得多，他要消除不人道现象的社会根源，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动政权。这才是革命人道主义同那些局限于改良而反对暴力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并非都是不革命的，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和百科全书派的人道主义就是革命的。但只有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是最彻底的，因此我们最有权称自己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者。
　　我的这种说法不仅批评了胡乔木，也否定了毛泽东对“革命人道主义”的理解。
　　我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多年的历史证明，反人道主义的左的观点的影响和危害，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大得多，因此应当是主要反左。
　　邓朴方是提倡人道主义的，很支持我对胡乔木的反驳。他不但表示同意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还想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说可以找一家报纸提前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了《工人日报》的一个编辑手里。他担心总编辑会不同意，于是给我换了一个署名。大概总编辑没有仔细看，并没有发现是批评胡乔木的，文章通过了。在文章发表前一天的晚上，这个编辑到排字房，把我的署名换成了真名。
　　第二天，总编辑一上班，就接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问他发表王若水文章有什么背景。总编辑还说没有这回事，等到拿来报纸一看，才大吃一惊。
　　接着，法新社、中新社又来了电话。中宣部的理论局和报刊处也来询问。
　　过了几天，李庄参加一个外事活动，见到了胡乔木。胡乔木对他谈到我的文章。李庄记了下来：若水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那篇谈革命人道主义的文章，我看了。发表这样的文章有好作用，可以活跃学术讨论的空气。原来我写那篇长文，是诚心诚意地希望引起讨论的；但也许因为是我写的，讨论没有开展起来。若水此文，虽然晚了一点，但还是有好处。我虽然不完全同意其中一些观点，但也不准备反驳。如我马上就写，也显得没有涵养。
　　《镜报》负责人在漳州见到我。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也不好不见他。谈话时，他一字未记，回去后却写了文章。我根本没有说过若水文章“六易其稿”；但我也不能申明我没有说过这个话，否则更令人注意。
　　再一件事：最近看到王若水关于南珊的文章。过去礼平找过我。我在未见他之前，看了他的文章。见面时，他把写作想法和动机对我谈了。我感到，为何作者写作动机我最初未看出。
　　看来谈谈有好处。建议如有可能，若水可找礼平谈谈，会有好处。否则若水说服不了作者，作者也说服不了若水。
　　我这篇反驳文章是在胡乔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的，胡乔木无可奈何，只能表示宽宏大度，乘此机会再次表白他的诚意，似乎讨论之所以没有开展起来并非由于他的压制。
　　邓朴方要收集对我的那篇文章的反应。我的一个朋友把胡乔木的话告诉了他，他轻蔑地评论了一句：“彻头彻尾的虚伪！”
　　胡乔木为什么要我去见礼平呢？因为在此之前，《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礼平发表了对我进行反批评的文章，我也做了回答（《再谈南珊的哲学》）。这两篇文章都在1984年6月24日的《文汇报》上摘要转载了。我从可靠的渠道得知：小说作者和胡乔木的儿子是《丑小鸭》杂志的同事，因此有时到胡家去做客。胡乔木事先看了这篇反批评文章的稿子，给作者出了三条主意：一、文章开头对王若水说了几句恭维话，现在这个时候这样提是否合适？二、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不一定合适。《文汇报》读者太杂；不如投《文汇月刊》。《文汇月刊》销路也很大，但读者比较单一。三、不要从理论上去反驳。你的文章是文艺作品，答辩应多加感情色彩，这样去打动读者。
　　胡乔木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晚霞消失的时候》，并且肯定过我的批评文章。尽管我对他已多次领教，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却仍然是使我吃惊的。胡乔木当然担心，他的这些话会传出去，于是就采取了主动，说是和礼平谈话后改变了看法，还劝我也去和礼平谈谈。
　　我没有听从胡乔木的建议。我认为我对小说的主题没有误解，而且我并不在乎作者是否接受我的批评。作者完全可以保留他的观点。我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广大读者。
　　由于1985年初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起来，文化界的不同声音又开始出现了。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刊出了冯川的文章《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我们不赞成……把共产主义理想、把有关人、人的本质的思想，从马克思的世界观、历史观中剔除出去"，"认为世界观、历史观中可以没有对人、人生意义和价值，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这家杂志在下一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文章《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做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仅仅需要普及的观念，更不是一种约束人的行为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付诸实践的的改革和行动。改革那些束缚人们个性和创造力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提胡乔木的名字，然而它们的针对性是非常清楚的。比起几百篇吹捧胡乔木的文章来，它们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质量上却高很多。它们在理论上击中了胡乔木的要害。
　　1985年4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论文写于1982年。作者说他把这篇论文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评了邢贲思等人的观点。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这一期杂志，后来由省委宣传部下令收回了。
　　1985年7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做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他是唯物论者，但“如果‘上帝’是一种情感上的向往的话，那么，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尽管刘再复本人在当时不愿意承认，他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
　　刘再复的贡献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在我看来，讴歌无区别的爱并把爱的力量神圣化，这种人道主义是前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作家给笔下的人物以主体的地位”这种提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并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也不能靠文艺来解决。当现实中的人为权力、金钱、制度、意识形态、习惯等奴役时，作家的任务不是“赋予”笔下的人物以主体性，而应当是如实地描述这种异化状态，对这种状态提出抗议并呼唤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从而在实际斗争中争取自己人的地位的恢复。
　　刘再复的主体性概念似乎受李泽厚影响，但他和后者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他强调人道主义，而李泽厚对人道主义采取贬低态度。他们两人都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在我看来，由于缺乏这个概念，就使得他们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
　　我应当在这里谈谈李泽厚的观点。在胡乔木的批判文章出来后，1984年的《了望》11期，发表了李泽厚的《夜读偶录》，其中说："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其理论极为肤浅和贫乏，它不能历史地具体地去深入分析现象，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任何历史事实，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相，从而经常流为一堆美丽的词藻、迷人的空谈、情绪的发泄。""我不赞成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那是肤浅和错误的。因为历史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人道的。特别在古代，需要通过战争，需要通过残酷的掠夺，才能发展。"李泽厚后来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重申了这个观点。尽管他肯定了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有其历史的正义性和现实的合理性”，但他认为"用感伤、愤慨、好心来对待历史，用人性、人道主义来解释历史，是幼稚的和不科学的".我感到遗憾的是，李泽厚重复了胡乔木对人道主义的批评：人道主义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
　　其实，这一点我已经在《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中答复了。我的意思是：人道主义本来就不是一种解释历史的理论；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念。因此，不应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也不发生用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这只是胡乔木的无的放矢）。至于说“用感伤、愤慨、好心来对待历史”，那么这正是我所批评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那种人道主义，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确实有一些人道主义的思想是“肤浅和贫乏”的，但理论界所阐述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如果“肤浅和贫乏”仅仅是指我们的阐述，我不会来辩护；如果是指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我就不能同意了。
　　在1984年李泽厚写《夜读偶录》时，他是可以看到我的《南珊的哲学》的，但他可能不知道我的答辩。我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在1986年出版，其中收进了《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一文。李泽厚后来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援引了我的书，但是我怀疑他读了这篇文章。如果他仍不同意我的答复，他本应该针对这个来加以评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批评。
　　1985年5月，胡耀邦接受香港报人陆铿的采访。陆提出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何不乘邓小平健在时，把军委工作交给胡耀邦。胡在回答时说到军内"历来都有论资排辈的习惯，由小平同志掌握，他一句话就行了，我们要说五句话".陆还提出希望见到王若水。胡说：不要说王若水，王若火也可以。
　　胡耀邦关于军队的话触怒了军方，也使邓小平很不高兴。后来邓让乔石、胡启立传话给胡耀邦，提出了批评，话说得很重。邓小平越来越不满意胡耀邦了。
　　1985年7月，邓力群终于失去了中宣部长的职位，换为朱厚泽。朱来自贵州，大家对他不了解，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是胡耀邦以后的最好一任宣传部长。邓力群在离任之前任命了一批官员，把下属的各局的局长副局长都换成自己信任的人，这样来迎接新部长的上任。
　　胡乔木邓力群并不甘心他们遭受的失败，他们在积极准备反攻。9月，胡乔木又袭用过去对付胡绩伟和王若水的故伎，绕过书记处，直接向常委打报告。这回是中纪委出面。他们来报社做了一次调查，开的介绍信写"了解刘宾雁等".这个"等"字就有文章，实际上是调查三个人，除了刘外，还有王若水和秦川。对刘和王，似乎是不动党籍不甘心。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讲课的讲稿和录音都受到审查。他们也想把秦川搞下来，据说是有人告秦川，陈云有批示。这一年日本电视台来人民日报拍电视，秦川安排胡绩伟和我上了镜头，为此也受到攻击。
　　在书记处的第一次会上，胡耀邦说，今后要多让年轻的同志挑担子。他建议王兆国管政研室。
　　邓力群当场说，这件事事先没有和他商量过。会后，邓力群去找了陈云，陈云不同意。陈说，胡乔木、邓力群是党内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胡耀邦的打算只要受到元老的反对，他就无可奈何了。
　　从12月初起，秦川不再接到列席书记处会议的通知了。胡耀邦劝秦川说，"要顾全大局。"秦川到了离任的年龄，不会留任了，问题是谁来做报社的第一把手。胡乔木和邓力群都想塞进他们的人，但未能成功。12月11日，宣布钱李仁接替秦川。钱是属于青年团系统的，这可以看作是胡耀邦的一个胜利，《人民日报》没有落到保守派手里。以后的事实证明，钱李仁是执行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派路线的。
　　中组部两次找我谈话，说准备调我到商务印书馆任副总编辑，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这是把我降两级使用了。我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究竟是不称职，还是犯了什么错误，请对我说个明白，给我一个结论。他们说，去了再说，有什么意见，可以到新的工作岗位以后继续提。
　　我猜想，这又是胡乔木对我的“关心”。果然，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来信说：乔木同志“举荐”你来我社，我们十分欢迎。
　　我对商务印书馆有好感，这个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对中国文化事业是有贡献的。可是我去了那里，恐怕就要整天忙于审稿，不能搞研究和写作了。胡乔木安排我到那里去是有考虑的。
　　1985年12月2日，我给胡耀邦写信，对胡乔木邓力群加给我的罪名一一做了批驳。我还提到书记处会议《纪要》说我与"好人犯错误"的胡绩伟不同，应该把我的问题（和"地下组织"的联系和《镜报》事件）彻底调查清楚的事。我说：关于《镜报》事件，我写过说明材料，已由报社送中央。后来的调查并未否定我本人的说明。
　　和地下组织的关系等问题，我也写了书面材料。报社曾做过调查，并有公安部门的证明材料。
　　因此，应该说是已经“彻底调查清楚”了。……总之，对我的降职处理，如果是由于政治上的问题，那么这一条不能成立；如果是由于理论观点的问题，那么中央已一再表明可以讨论甚至欢迎讨论。因此，我就不明白对我采取组织措施的原因了。社内外很多同志关心我的最后处理问题，常常问及，我也说不清。
　　我在报社任副总编辑期间，分工管评论部、理论部，后来又加上文艺部。对整个《人民日报》的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已多次做过评价。我所分管的几个部，也作了工作总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总的说来，还是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路线的。尽管对我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还没有一个人指摘我违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认为，拥护和执行这条路线，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我并不是说我没有任何错误，但我有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有没有变成“不同政见者”，这样的问题却是不能含糊的。
　　然而，政治气候对我不利。我不太知道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中宣部新部长朱厚泽在12月20日召集开会，传达胡耀邦在12月5日的一次讲话，给我带来不祥的预感。
　　胡耀邦批评有的理论工作者回避现实，鼓励大家要有勇气，学习孙冶方。“有什么可害怕的？
　　这几年我们并没有打棍子。是马克思主义就不应害怕，害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可是另一方面，胡耀邦又说：“对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必须认真对待…………如不愿意改正，就劝其退党，甚至开除。”这个口气很严厉，而且和前面的话矛盾，我想不是他的意思。
　　胡耀邦还说，要有一个指挥部，组织起来。乔木同志是总司令，邓力群、胡绳是副司令。
　　这个话显示，胡乔木重新得到优势了。宣布胡乔木是“总司令”，就意味胡耀邦不再干预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讨论这个讲话时，有的同志说：这几年怎么没有打棍子？“清污”是不是打棍子？我在发言时说，一面鼓励理论工作者要有勇气，一面又说对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要惩罚，这是矛盾的。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谁来当这个裁判？党来当裁判吗？过去给刘少奇等许多人戴过“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还不是都平反了吗？有人在理论上提出新的观点，应当得到鼓励。他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别人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允许讨论。有时需要讨论许多年，哪里那么容易弄清？
　　1985年12月21日，中组部副部长曹志约我谈话。
　　曹志说，我写的信，中央领导同志看过了，认为我还是应当去商务，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说，否则就变成“不服从分配”的问题了。
　　他说，有人（秦川）提过，是否先恢复副部长的职务，然后再调动。但中央领导人都划圈了。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的集体决定。
　　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再考虑几天。曹志要我马上就去，“这是顾全大局”。
　　这好象是胡耀邦的话。前些时当秦川还是社长的时候，胡耀邦要他以后别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了，也是用的这句话。可是我不懂我去不去商务跟大局有什么关系。
　　我对曹志讲了我的意见：我现在还不敢奢望恢复副总编辑职务或对我作出全面评价；我现在只要求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曹志：怎么提出这种问题呢？）这是书记处会议纪要上写得清清楚楚的：胡绩伟是好人犯错误，王若水与此不同。我过去说对我的问题没有结论，其实说得不确切；书记处会议纪要是用肯定的口气写下了这个结论的。我想我提出这个要求是最起码的，合情合理的。如果我是坏人，那么我不仅不能留在人民日报，也不能去商务。人家会说，你们怎么把一个坏人塞给我们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对我的信任，总该有吧！如果连这种话都不肯说，我又如何能工作？
　　我还说，如果一定要我马上答复，我宁愿离休。我早说过，明年满六十就离休。我遵照中央和国务院的离休规定，总是可以的吧。我身体不好，无法坚持八小时的工作。
　　最后一点是实际情况。从“镜报事件”以来，我的体重一直滑坡，掉了十几斤，瘦得不象样子了，同时患严重的失眠。
　　我请曹志把这些意见向上反映，就准备告辞。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放着我给胡耀邦的信。信被什么东西盖着，但露出耀邦批示的笔迹。
　　“耀邦同志有批示，”曹志这才对我说。“我是奉命同你谈的。”
　　“我能看一下这个批示吗？”我问。
　　曹志说不能，不过他可以给我念一下。他念得很快，也没有念全，而且还不让我记录。我只记得这两句：……共产党人为革命工作，到哪里都是一样。退一步说，即使分配有些不公正，也应该服从……曹志给我念批示，大概以为我会服从了。然而我说，我感到失望。我本以为，耀邦会说，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并向我解释为什么；然而耀邦却说，不公正也应服从。这就是说，耀邦也感到可能不公正。那么为什么不去纠正这种不公正，反而加以容忍并要我屈服呢？过去，耀邦曾带头反对过“两个凡是”。既然毛主席错了都可以纠正，为什么现在又不能这样做了呢？
　　曹志问我，要不要把这些话向上汇报。我说，请你汇报吧。
　　那些时候报刊上正在宣传曲啸。这个人受到很多不公正的打击，受了很多苦，可是他毫无怨言，据说他对党的感情反而更加深厚了；而党组织一旦为他平反，他就感激涕零，高呼万岁。
　　现在这个人正在到处做报告。可是这种价值观，已经对我不起作用了。
　　这次谈话后，我把我在1984年秋写的声辩书《关于我近年的言论》找了出来。这份材料在抽屉里躺了一年多时间。我本来是要求报社给我转送中央的，被拒绝了，因为我毫无自我批评。
　　现在只得由我自己送了。
　　我送这份申辩书的时机可能是不合适的。有迹象显示，改革派的处境不利。刘宾雁劝我说，现在不是时机。我说，我顾不得那么多了。这个风那个风，老是变来变去的，我干脆不受它支配。现在不辩护，以后恐怕晚了。我不能默不吭声，相反，就是要大叫大嚷，让那些整我的人不得安宁。
　　不出所料，这个声辩没有回应。
　　在舆论的压力下，黄楠森终于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顺带作了一点自我批评。他说，有人批评他自相矛盾，因为他反对别人滥用异化概念，自己却在滥用异化概念。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我原来的认识虽不是自相矛盾，却是不够明确的。"现在他的认识是：没有必要采用异化这个概念，因为它不是科学用语，只能引起混乱。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写了一篇短评，题为《读一位批评者的自我批评》。我说，黄楠森过去主张异化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有滥用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滥用。现在他走到另一个极端，要抛弃异化这个概念。我感到遗憾的是，无论在1983年还是现在，黄楠森同志都没有保持他的观点的逻辑上的一贯性。"黄楠森同志可以坚持他过去的观点，如果这样，他就不该批评别人'滥用'；黄楠森同志也可以改变过去的观点，如果这样，黄楠森同志就不该说过去只是'不够明确'".如果别人抱有和黄楠森一样的观点，那么一定会在“清污”中受到批判，但黄楠森是批判周扬的，这就受到胡乔木的赏识。胡乔木在支持黄楠森对周扬的批评时，自己对“异化”的概念显然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明确的看法；只是到后来，胡乔木才对异化概念采取断然否定态度。黄楠森必须使自己的观点和胡乔木一致，但又不便承认自己过去是错的，因为这等于说胡乔木过去的支持是错误的，而他这个“清污”的红人实际上应该是批判的对象。
　　我还在为我的反驳胡乔木的文章寻找发表机会。三联书店准备出版我的文集，我想把那篇《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收进去。从1985年8月开始，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文章又改了一遍，和其他文章一起，交给三联书店。书店编辑部内部有不同意见。虽然这篇文章已经按照《哲学研究》的意见磨光了许多棱角，但仍有人觉得那篇太尖锐了。总编辑范用看了，说："完全可以。这是讲理嘛！"有人更担心那篇《谈谈异化问题》，想把它撤下，因为这是邓小平批评过的。一些年轻编辑反对这样做。
　　“三联”将出版王若水文集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了。中宣部出版处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编辑不敢答复。后来商量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有这件事，但“稿子还没有齐”。对方要求看目录。
　　范用想了一个办法：把那篇答辩文章暂时撤下来，也不列入目录。
　　这本书预定1986年7月出版。在全书的清样已齐，临近付印的最后时刻，范用从抽屉里拿出了这篇稿子，交印刷厂火速排出，加在清样中。
　　这本题为《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新书在1986年的书市上成为最畅销书之一，人们排着队购买。
　　初版三万册不久就销完了。
　　我送了三百多册给朋友和同事，他们都很高兴。这一次，没有人责备我了。
　　但这本书后来始终未能再版。我的另一本文集《智慧的痛苦》，本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的，但他们后来拖延不出。我只得交给香港三联书店去出版。
　　毛的时代究竟过去了，虽然阴影还在。在过去，象我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谁都会躲得远远的，而现在，我发现自己在许多地方受欢迎。大学生请我去讲演，学术团体邀我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我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
　　我还把在1985年作的几次演讲的内容加以整理，写成一篇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
　　
[附录一]
　　我的申辩王若水（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感谢书记处委托乔木同志和中宣部将“处理意见”报告和决定同我见面。现在将我的意见提出如下：关于乔木同志三月十日谈话“报告”对我的错误概括为两条。第一条是说，在发表周扬同志文章前，作为当面听了乔木同志谈话的王若水，没有提醒此事要请示。
　　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在检查中已经承认了，还说，“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这和我未能领会乔木同志的意思有关。三月八日乔木同志打电话给邓力群同志，说周文“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够改好的”，表示“不宜于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意见并没有向人民日报传达。虽然我在十日听了乔木同志谈话，但这次谈话很婉转，既没有说无法改好，也没有说不能在报上发表，而是说“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在报上发表时，前面最好加以说明”。“报告”概述了乔木同志这次谈话的内容，似乎很明确，但我想指出几点：第一、“报告”略去了乔木同志说的“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的文章讲的比较周到”，“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这样的话，因此没有表达出乔木同志对周文肯定的一面。
　　第二、“报告”讲到乔木同志对周文的批评意见说，“有些话不够适当”，“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作了抽象的简单的评论”。经查郁文同志的记录（与两人核对过）和我的记录，都没有这样的话。又如说乔木同志评论周文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句话说："显然并未把两者的关系说清，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经查郁文同志和我的记录，乔木同志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还有："笼统地讲应该重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讲克服和消除社会主义的异化……"这样的话，乔木同志当时也没有说过。三月八日上午乔木同志对我们谈话时，根本没有提到"异化"（当天下午，乔木同志对郁文同志打电话，补充了对"异化"的意见。这个意见已加进郁文同志的记录中，但也没有向人民日报传达）。还有，说乔木同志指出周文"抽象化的概念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根据郁文同志的记录。根据我的记录，乔木同志讲的是："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没有直接指周文。
　　我还想指出，乔木同志那次谈话，自始至终是十分客气的，对周文的批评是十分含蓄的，只有对我的批评坦率一些，但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因此，我认为"报告"的转述，把乔木同志的批评突出了，提高了，又加进了一些当时没有说过的话。
　　第三、“报告”转述乔木同志的话说：“不能离开社会谈人，不能离开社会的人谈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的思想从人转到社会，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概念，才有历史唯物主义；如果单讲抽象的人，就根本谈不上这些了。”这是针对谁呢？从前后文看，乔木同志是针对人民出版社（郁文同志的记录误为人民日报）出的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中一篇文章，而不是针对周文，因为周文也批评了抽象的人的概念。"报告"未加说明，把这些话同评论周文的话混在一起，也是会造成误解的。
　　由于以上的写法，“报告”就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乔木同志的谈话本来很明确，而王若水等人听了以后认为“没有提多少批评意见”，这是没有道理的，不可原谅的。
　　关于我近几年的文章“报告”提出我的第二条错误是：“近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进了专门的文集。王若水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近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
　　这样表述，不知我的错误在哪里？笼统地把“宣扬人道主义”作为错误，是直接违反乔木同志三月十日谈话精神的。我宣扬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不对吗？我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我们所主张的人道主义也不是别的人道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如果认为我的这些话不过是幌子，实际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那就应当说清楚，并且提出证据。
　　至于我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进了集子，并作为书名，这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是马克思自己的话，见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被公认的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乔木同志说，“我认为马克思成熟期主要着眼点当然是人，但主要是社会，这才是根本的变化。……因为从个人转到社会，这才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问题。"我觉得，这并不矛盾。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的是："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讲到他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又说"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状态的人".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问题。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总是可以讨论的。即使我错了，又怎能采取组织措施呢？
　　下文说：“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
　　我不知道这里说的怪论具体指什么，它是不是从我的观点引申出来的。如果是从“人是出发点”引申出来的，我认为那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马克思的观点。退一步说，即使是我的观点，也要看怎么引申。如果是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这说明我的观点本身包含着错误，那就应当指出这个错误何在。如果是不合逻辑地引申出来的，那就是歪曲。任何人的观点都可以被歪曲，事实上马克思的观点也常常被歪曲。怎么能叫被歪曲者对歪曲负责呢？“报告”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这究竟指什么？这个话分量很重，但“报告”又没有具体说明。我希望具体说明，否则我无从申辩。
　　我还要申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那本书，并不是我编的，其中的文章我事先没有看过，到现在也没有全看。那些文章都是探索性的，人民出版社也是把这本书定为“内部发行”的。有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我也不同意，但个人只能对自己的文章负责。
　　至于文艺界的超阶级观点、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同我的文章有什么关系，“报告”根本没有说。那些错误的观点都是我所反对的，我主管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也发表过不少这种批评文章。
　　以上是我对“报告”对我的指责的申辩。我认为，第一条理由是不充分的，第二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根据这两条理由来对我采取组织措施，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其他几点说明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我发表过几篇文章。这些文章既没有违反党章、宪法，也没有违反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路线方针和四项基本原则。我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的。
　　我没有利用人民日报这块阵地来宣传我个人的学术观点；我的那几篇文章都是发表在别的报刊上的。“报告”说我想通过周扬同志的文章使自己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我没有这样的意思。我认为真理根本不应该通过权威来确立。事实上，周扬同志找我去时，我还曾一再推辞，因为我当时忙于其它一些事情，实在分不开身。我参加的时间总共不过四、五天，主要是对第四部分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的工作。周扬同志有自己的见解。例如异化问题，他是讲得最早的，一九六三年在学部的报告就讲了。我记得毛主席在审阅修改他的报告时也讲过：异化是一个好的概念，异化是普遍现象，不仅人类社会有，自然界也有（大意）。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也是这样，他可能同意我的某些观点（不是全部），但报告的内容只能由他自己定。我一直认为，象这样的学术问题，不论谁讲了话，都是可以提不同意见的。"报告"说："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非常赞成。但与此同时，"报告"却对我的学术观点作了结论，认为是错误的，并且作为采取组织措施的一条理由。这怎么能谈得上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呢？今后和我观点相近的人，谁还敢写文章呢？
　　人道主义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在我们国家，过去就很少讨论，到六十年代又发动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影响很大。这三年来，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思想界才重新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这应当说是好事。“报告”说：乔木同志严肃批评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开头和结尾套用《共产党宣言》说的“怪影”，认为这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现在中国的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中国社会是反人道主义的社会。”对此，我不得不加以解释。我的文章开头说：“一个怪影在中国知识界徘徊___人道主义的怪影。三年来，有关人的问题的论文发表了四百多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然而一些好心的同志却根本不赞成任何人道主义的口号，认为这是一种异端。"这是说中国知识界对人道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有些好心的同志仍然把它视为怪影。（至于这些好心的同志是谁，可参看人民日报今年一月十一日的学术动态。）我的文章末尾说："这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实践中，并且日益发展着吗？为什么把它当做陌生的、异己的事物呢？一个怪影在知识界徘徊……'你是谁？''我是人。'"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社会是反人道的社会，而是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但还有人不认识它，因而需要告诉他们，这并非怪影。
　　关于周扬同志问题的内容关于周扬同志的文章，我想也可以说几句话。文章开头回顾了过去的情况，讲到“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周扬同志在此还作了自我批评。显然，这篇文章是想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纠正过去“左”的错误。至于乔木同志的谈话，我觉得着重点是在另一个方面，即如何正确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提问题，两者并不矛盾。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在听乔木同志谈话时，并不感到是否定周文的。但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件事过去也做过，为什么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呢？我想是用什么来代替的问题。过去是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现在是要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而在我们国家还是争论对象。乔木同志最近谈话，是一个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肯定这个口号，也就是我感到兴奋的原故。乔木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个话的重要意义，而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联系实际，向群众作宣传。乔木同志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说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们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讲可以，我们怎么敢讲？
　　人家会说你是擅自解释，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拿我来说，在这以前只是想为人道主义辩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得一个合法地位，还不敢拿到群众中去宣传。所以，我认为乔木同志的谈话是进一步的要求。但是，这并不是周文原定的任务。乔木同志提出的任务很多，在一篇文章（而且是其中的一个题目）里都要讲到，而且要讲得全面、完整，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篇幅也不允许。我想那是以后的另写文章的事。对人道主义要有一个认识过程，要靠大家共同来讨论，共同写文章。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报告”中批评周文未讲到这个，未讲到那个，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而且，“报告”一面批评周文讲了社会主义的异化，说这样会引起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社会违反人性”；另一方面又指责周文没有明确谴责和批判“我们社会中各个领域存在的种种犯罪活动的反人道性质”：这两者又如何协调一致呢？难道后者就不会被敌人利用吗？
　　关于周扬同志文章的动机和效果“报告”还说：“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我觉得，对周扬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作肯定，而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所谓“势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乱”，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
　　稍作调查就知道，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况且，什么叫“混乱”呢？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并不是周文造成的。本来，周扬同志的报告使大家觉得清楚了，倒是后来四位同志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当然，作为百家争鸣的体现，也可以这样作。但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为什么恰恰要对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措施呢？为什么偏偏去找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志去发言呢？既然指责周扬同志和我讲了社会主义的异化，为什么又要让别的同志去大讲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呢？为什么在这里不怕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呢？
　　“报告”对周扬同志讲话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采取这样的措辞，看来其根据是乔木同志三月八日的电话。这个电话与三月十日谈话大不相同，讲得坦率而严峻，使我很震动。他说：“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希望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作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就是乔木同志认为周文的目的或“要害”（这个词引起人们某种联想）所在。难怪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变成政治问题了！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而当我反复捉摸乔木同志的电话，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乔木同志的想法，而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异乎寻常的措施的时候，我又觉得不寒而栗。
　　乔木同志十日谈话中，讲了不少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非人道、反人道现象。周文没有讲非人道或反人道，而是讲异化问题；他并没有“离开具体现象去讲”，而且联系到思想、经济、政治。而且周文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周文把异化和改革联系起来，指出“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怎么是抽象地讲异化呢？
　　这怎么是批判社会主义或“暗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呢？
　　我觉得乔木同志三月八日的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周扬同志讲话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乔木同志想的那样，那就应当主要处理周扬同志，而不是我，否则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但是，首先要提出站得住的证据。单是三月八日的电话，是不能服人的。怀疑不能作为处理的根据。能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把整个事件的起因考虑一下，重新做出判断呢？
　　如果连周扬同志都不受信任，广大知识分子会怎么想呢？
　　知识界需要生动活泼，也需要安定团结。我担心这件事的处理将造成的影响。此例不可开。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直率地、无保留地提出以上意见，希望得到考虑。如果我错了，请予以批评和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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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关于我近年的言论王若水（1984.8-9）
　　1983年10月12日，邓力群同志在12届2中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集中地批评了我近年来的言论。他说："王若水同志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上，他认为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他的思想体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接着，10月28日，中央领导同志在勤政殿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宣布中央关于调整《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决定。胡乔木同志作了主要讲话。两天以后（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同志来到《人民日报》，向全体党员宣布这个决定，胡乔木同志作了长篇讲话。这两次讲话，都着重批评胡绩伟同志和我的错误。乔木同志说："胡绩伟同志和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一年、两年。"接着又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胡、王两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在今年（1984年）7月书记处讨论人民日报工作的《纪要》上，说王若水同志"在近几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言论".我不大清楚这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言论"指的是什么，大概仍不外是胡乔木、邓力群同志这三次讲话说的那些吧。
　　不过，《纪要》还把胡绩伟同志和王若水同志加以比较，说胡绩伟同志属于“好人犯错误”，而王若水同志的问题与胡绩伟同志的问题不同“。因此我想，”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比较含蓄的提法，实际的意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认为我是”不同政见者“；否则不会说我不是”好人犯错误“（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在讲话中也郑重提过我作为党员是否合格的问题）。问题既然提得如此严重，我作为一个党员，当然是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和检查的。
　　一年来，我再三再四地思索了两位领导同志对我的批评，再三再四地检查了我的言论。现在，我把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写出来，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两为领导同志的讲话，当然以胡乔木同志的为更重要，不过他的讲话具体材料较少；邓力群同志的讲话中具体例子要多一些，因此我的说明更多地涉及到邓力群同志所提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共八个，即，㈠关于“取消毛泽东思想”；㈡关于“一穷二白”；㈢关于“自由和责任”；㈣关于经济犯罪和阶级斗争；㈤关于思想解放和四项原则的关系；㈥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学派；㈦关于党的领导和民主问题；㈧关于要求撤销汪东兴同志人大代表的问题。以上问题未包括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整党会议上有两次发言，均以简报形式送中央。人道主义问题，我还写了文章。异化问题较复杂，详细谈需作为专题来写，这里就暂不涉及了。
　　一、关于“取消毛泽东思想”
　　邓力群同志说：“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几次发言，说‘毛泽东思想也包含某些错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无法说它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又说，1980年，让他参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起草工作。……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王若水同志一再坚持，要在党的指导思想中间取消列宁主义，更要取消毛泽东思想。""当时有这种主张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决议通过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在不同场合批评毛泽东思想。"邓力群同志引用了我的话：“从现在起，就逐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概念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这句话大概出自那次会议的某一期简报。我手中没有这个简报，不知前后文是怎么说的。“取消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一条大罪状。但是，邓力群同志脱离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了。什么是当时的具体情况？就是毛泽东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思想”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观点，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文化大革命”中，在国内外广泛宣传并深入人心的看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内容，即所谓“第三个里程碑”。在起草和讨论《决议》时，这也是大家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要否定它是“毛泽东思想”的困难在于：（一）这个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在毛泽东一生的早期，而是在他的思想成熟以后；（二）这个思想也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别命题或个别论断，而是构成了一套体系。
　　早在1979年1月的"理论务虚会"上，我就这样说过："我觉得现在光是说'片言字语'已经不够了。对片言字语，好办，我们可以说它不代表毛泽东思想。但有些错误的东西，如毛主席晚年多次强调的，毛主席本人很重视的这些思想，直到去世前也没有加以否定，我们无法说它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承认，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过去也这样说过，那仅仅是从真理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现在要从毛泽东思想也包含某些错误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正确的；毛主席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思想也是正确的。但是，不必讳言，除此以外，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一些思想，已经为实践所证明是错误的。"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我确实曾提议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来代替“毛泽东思想”。但这并不是我的创造：“八大”就是这样提的，我不过是想恢复“八大”的提法而已，而“八大”是中央肯定为正确的。在《决议》讨论过程中，我还曾经提出过另一种方案，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分出来，称之为“毛泽东晚期思想”。这就是说，我们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但我们说的这个“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晚期思想”。所以，邓力群同志说我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还坚持取消毛泽东思想，是根本违反事实的。
　　我还可以补充一件事实：我本来没有参加起草《决议》的班子，在我发表这个意见后不久（1980年10月2日），乔木同志找胡绩伟同志和我去见他。乔木同志一开始就说："在想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知中央能否通过，但又觉得非提不可。这意见同若水的意见差不多，即把毛泽东思想的早期和晚期分开。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能解决，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在这以后，我就被吸收参加起草班子，并分工起草"毛泽东晚期思想"一节。后来因相当多的同志不赞成这个提法而被否定了。我也没有再说什么。《决议》的定稿对"毛泽东思想"是这样下定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解释的"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观点都排除在外了，那当然是要坚持的，是不能否定的。
　　我所否定的，只是实践证明为错了的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这和中央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至于这种错误观点叫不叫“毛泽东思想”，那是另一个问题，是名词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
　　在《决议》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完全是自然的、正常的。而且，我后来也改变了想法，提出了“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以便与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相区别。
　　最后，《决议》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争论就结束了。现在，邓力群同志把这个讨论过程中提出的问题翻出来，不问问题的实质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耸人听闻地说我要“取消毛泽东思想”。这就变成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了。这是我不能不加以辩正的。
　　二、关于“一穷二白”
　　邓力群同志说我在《决议》通过以后，仍然“在不同场合继续批评毛泽东思想”。下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呢？邓力群同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最近他还写文章批评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提法。毛泽东同志说，穷就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意思很清楚，无非是说因为穷就要干，就要革命，来改变这个穷。
　　王若水同志在文中质问‘怎么能说贫困是好事'，说'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从毛泽东同志那段话里根本看不出这个意思嘛。"这是指我在1983年8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怎样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中我讨论了"一穷二白"是不是好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最显著的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介绍一个合作社》）。这个话说得很清楚，一穷二白是好事；怎么能说看不出"贫困是好事"这个意思呢？
　　至于说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来改变这个穷，这只是说"穷"这个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并不意味着"穷"本身就是好事。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里，曾经专门用一节讲"坏事能否变好事"的问题，其中就把中国将由穷国变富国当做坏事变好事的一个例子。但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同志改变了这个提法，说穷"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57年说的是"穷"虽然是坏事，但是可以变成好事（富）；58年说的是"穷"本来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究竟哪个对呢？我是赞成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提法而不赞成他在1958年的提法的。这有什么错吗？
　　至于我说“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有针对性的。下面我紧接着说：“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报纸已发表过论述文章，我就不多说了。”
　　我指的是1982年9月27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其中批评了赵易亚同志把"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同有文化根本对立起来，似乎强调文化就会削弱共产主义思想的作用，妨碍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如果我的批评是错的，那么《解放军报》的批评也是错的，而赵易亚同志的观点倒是对的了。顺便我还要提一句：赵易亚同志的文章原是他的一个发言，曾经被作为一个正面材料登在中宣部的简报上，所以后来才在《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同志关于“一穷二白”是好事的说法，不但造成了58年"大跃进"中鄙视书本知识、不尊重科学的风气，而且一直发展为"文化革命"中流行的"越穷越革命，富了就会变修"，"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这么说过，但他确实说过"富的革命就困难"，"书读得越多，越蠢"，这的确造成以穷为光荣，以"大老粗"为骄傲的风气。现在党中央提出提高国民收入，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提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我的文章发表前几个月，耀邦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大会上，特别把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作为报告的中心内容。那么，我写这篇文章，不正是同中央一致吗？不正是宣传党的现行政策的正确性吗？过去为了宣传党的现行农村政策的正确性，报纸上也多次批评过"一大二公".既然把"一大二公"说成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可以批评，为什么把"一穷二白"说成是好事就不能批评呢？
　　对毛泽东同志的某些错误观点提出批评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人。1981年8月，在六中全会决议发表后不久，胡乔木同志作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其中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作了五点批评。外电的反应是：这超出了《决议》的批评范围。
　　其他一般学术刊物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提出异议的文章，更是不少。不久前，《红旗》杂志还批评了"政治挂帅"的提法。至于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批评毛泽东同志，我也不是头一个。胡乔木同志在上述报告中就有这样的内容。另外，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前，《新民晚报》上有一篇林放的文章"'成堆'有什么不好？"《人民日报》1983年1月4日转载了（不是我的主意），反应很好，未听到中央领导同志或中宣部有什么不同意见。为什么独有我的文章一发表，就成为严重问题呢？胡乔木同志的讲话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指名道姓的。我的文章没有点名，也没有任何尖锐的语句；相反，是说得很委婉的，根本不是象邓力群同志说的"挖苦一通".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六中全会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按照这个解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之内。那么，我批评的只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没有批评毛泽东思想。邓力群同志对我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三、关于“自由和责任”
　　除了上面这个问题外，邓力群同志还批评了我的另外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可能了解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就是“自由和责任”问题。
　　这个问题，胡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都看得很重要。邓力群同志前后作了三次批评，第一次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在中央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1983年11月1日），第三次在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1983年11月8日），一次比一次讲得长，一次比一次提得高。最后一次是这样讲的：“我和宣传文教单位的领导同志谈话中，也讲到了王若水同志。他在报刊上公开写文章，要把自由和纪律改成自由和责任，说纪律是外加的，责任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把纪律看成是外加的？他是解放战争末期在北京参加地下工作入党的，现在三十多年党龄了，又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他不但心里这样想，而且见诸于文字，要说服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如果他在入党前就声明，党的纪律是外加给他的，我们就不能让这样的同志入党。
　　所谓自愿入党，就包含自愿地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为党的纲领奋斗，自愿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你有这个才申请入党。党考查以后认为你这个志愿是真诚的，才吸收你入党。如果入党以后感觉到纪律约束太大，接受不了，可以随时提出，说这是外加的，我要退党。入党是不自由的，可是党员退党从来都是自由的。又要在党内，又要发表这样的言论，说纪律是外加的，不是发自内心的，不管动机怎么样，效果只能是涣散党的纪律。这能不能称合格呢？
　　可能相当多的同志没有看到这个言论，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看到，在中央党报上发表了这种意见，引起注意了没有呢？是不是考虑过，应该写个意见给《人民日报》，或者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一下呢？有的同志提了，有的同志可能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学术讨论嘛，各人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合格不合格呢？
　　我看不太合格。“
　　邓力群同志这篇讲话，登在中宣部理论局的《理论工作简报》上，“编者按”说这是一篇“重要的讲话”，“可以适当翻印，并可在理论工作者中传达。”讲话中对我的这个批评，份量很重。按照这个讲话，不仅是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有不够党员标准的问题，而且凡是看到这篇文章的共产党员，没有对这个问题“引起注意”，没有写信给《人民日报》或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也是“不太合格的共产党员”。
　　内部讲了还不够，紧接着还端到报纸上去。1983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十分重视整党学习，提高共产党员自觉性》，其中说到："一个理论工作者在本报写文章，提出要改变一个提法，把'自由和纪律'改成'自由和责任'，……"我的那篇文章，发表在1982年4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是《文艺。政治。人民》。
　　有多少人看过，我无从估计，不过我听到的反应是不少的。绝大部分反应是好的，但也确有人提出过批评。一次是1982年6月，北京大学党委整理了一个《对一些报刊和个别同志的意见》的材料，后来由教育部党组转报中央，其中就点到我的这篇文章；另一次是《湖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人民。政治。文艺》，也对我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不过这两次批评都没有提出我"要把自由和纪律改成自由和责任"的错误。总之，在我的那篇文章发表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从没有听到谁批评我要把"自由和纪律"改为"自由和责任".这就值得研究一下：究竟是这么多共产党员的读者都"不太合格"呢，还是邓力群同志的批评本身就没有根据呢？
　　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艺。政治。人民》，有关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要滥用创作的自由。我们常说自由和纪律的统一，但在这里我宁愿讲自由和责任的统一。纪律是外加的，而责任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创作的自由与作家的责任是统一的，我们有创作的自由，但不是可以不负责任。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负责。邓小平同志讲过了党的领导不要对文艺横加干涉，这正是加重了作家、艺术家的责任。”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是一般地提问题，而是限制在一个特点的范围内，是针对某些文艺工作者滥用创作自由而不顾社会效果，忘掉了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负责而说的。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用“自由和责任”比用“自由和纪律”更好，根本谈不上废除“自由和纪律”的提法。
　　把“自由和纪律”看做对立的统一，这是流行的提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提法；例如，我们也常常提“自由和必然”。至于“自由和责任”是国外（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常用的提法，并非我的首创。这些提法是可以并存的，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用处；例如"自由和必然"是从哲学上说的，"自由和纪律"是从组织上说的，而"自由和责任"是偏重于从道德上说的，有时也有法律上的含义。
　　在文艺创作问题上，我之所以把“自由和责任”并提，也是受到小平同志的启发。我在文中提到小平同志的讲话，原文是这样的：“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要求。”（《邓小平文逊第219-220页）小平同志在这里肯定了创作的自由（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词，但这是他的意思），他并没有把这种自由和纪律相联系，而是同责任相联系。这当然不意味着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没有纪律问题。
　　但小平同志在这里强调的是作家"对自己的要求"，所以他选用了"责任"一词。显然，小平同志是认为在这里用这种说法更好、更合适。同时，这句话也表明，小平同志正是把"责任"看作是"对自己的要求".我说“纪律是外加的”，正是相对于“责任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来说的，因为一般来说纪律并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责任”；但不能说“这是我的纪律”，只能说“这是党的纪律”。说纪律是外加的，或者说是党规定的，这并不意味着对纪律不可能有自觉的服从。这两方面也是可以统一的。
　　邓力群同志把我说的“责任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改成“责任是发自内心的”，并用这种说法来和“纪律是外加”的相对照，于是断定说：王若水“说纪律是外加的，不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又进一步引申出我“要把自由和纪律改成自由和责任”。这是否合乎逻辑呢？
　　对于这个问题，胡乔木同志1983年10月28日在勤政殿的讲话，也批评得很重。他说："若水同志有这个观点，就是纪律是外在强加的。……党章规定纪律，如果对这个怀疑，认为是强加的，那么还可以选择，就是离开党。"我说的是"外加"，乔木同志先是说成"外在强加"，然后又说成"强加"，这根本不符合我的原意。
　　我的原文很简略，容或表达得不清楚，不准确；如果这样来批评，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只要看看前后文，就会知道那一段文章的意思是批评某些文艺工作者单纯追求票房价值，一切向钱看的倾向的。胡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孤立地抽出其中一句话，加以改变和扩大，把我的意思说成是根本不承认自觉的纪律，甚至联系到入党时的宣誓问题、够不够入党条件的问题，这是不能使我心服的（对于"可以选择，就是离开党"这种话的含义，我是懂得的）。
　　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那就是无政府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正是因为坚持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而受到"四人帮"的打击。粉碎"四人帮"后，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为这个问题翻案，阐述了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现在，怎么可以单凭一句话，加以不正确的解释，就把我的一贯观点否定了呢？
　　我还认为，提出“自由和责任”的关系问题，不仅对文艺界是有意义的，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有意义的。给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同时给予一定的压力，把“权、责、利”结合起来，这些都牵涉到自由和责任的统一。不负责任的自由是要反对的；同样，只有责任而没有必要的自由也是搞不好工作的。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允许讨论的，与精神污染无关。
　　四、关于经济犯罪的阶级斗争邓力群同志还有一段话，是批评我的有关阶级斗争观点的。这段话如下：“1982年春，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开展了这场斗争。决定明确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表现。'在4月间召开的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王若水同志讲：'对打击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不要公开宣传这是阶级斗争''封建社会里头也有贪官、清官，美国也禁止走私，这算什么阶级斗争？'"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是什么时候作出的呢？1982年4月13日。我的发言时间是4月2日。那时"决定"还没有出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决定"会说什么。邓力群同志没有把日期说清楚，却先说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后说我的发言，这就造成一种错觉，好象我是针锋相对地反对"决定"的。
　　邓力群同志引我的话，并不是原话。根据会议简报，我说的是：“反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说这些是犯罪活动，这没有问题；但要不要公开宣传这是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我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搞得不好要引起国内外议论纷纷。”“在我们中国，封建时期历来就有清官贪官之分。虽然清官是少数，贪官是多数，但不能说地主阶级就不能产生清官。要不要把清官和贪官的斗争说成是阶级斗争呢？资本主义国家也反对贪污受贿，这是那个阶级反对那个阶级呢？前些时候，《参考资料》登过一条消息，说美国法院判处了一个诈骗中国外贸部门的国际骗子，这如何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
　　邓力群同志既然给我的话加了引号，就不应该加以改动。我的原话是“要不要公开宣传这是阶级斗争？”改成“不要公开宣传这是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口气就变了，不是提问的口气、商量的口气了。
　　我的这些话是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讲的。开会的那一天，王任重同志（当时的中宣部长）有一个讲话。他说："发言对的也好、错的也好，都是允许的。""我们一定要实行'三不主义'，绝不搞'秋后算帐'.""对于中央的决议、指示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讨论。在行动上服从中央决议的条件下，我们党允许党员保留意见。"他还说，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上有什么不同观点，谁发了什么言，大家不要外传，会议简报只供领导干部看。
　　王任重同志讲的精神，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党内民主的一贯传统，党章上一直就有这样的规定。根据这个精神，即使在中央决定出来以后也可以在党内讨论，何况我们的发言还在中央决定之前呢！但这个会还没有开完，王任重同志就离开了中宣部，换了邓力群同志。
　　于是，先前宣布的方针似乎都不算数了，不等秋后就算帐了。82年6月，《光明日报》登了一篇经过审阅的文章，不指名地把我的观点端出来批评。文章在解释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什么是阶级斗争时说："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不是普通的犯罪活动，而是蓄意破坏和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我不知道作者是根据什么来下这样的判断。这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活动属于反革命罪。既然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是“蓄意破坏和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就构成了反革命罪，而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就是镇压反革命了。可是《刑法》列举的“反革命罪”条目里，并没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条。单纯的经济犯罪（不论严重与否）只属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不属于"反革命罪".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说哪个法院对哪一项单纯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判决书中，说过这是"蓄意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定为反革命罪的。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有联系，但又有区别。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对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时说过：“这跟反右倾不同，反右倾容易混淆，容易搞错。那样叫右倾，那样叫‘左’倾，往往搞不大清楚。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邓小平文逊第358页）我很同意小平同志这句话。同样，我认为把打击经济犯罪和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混在一起，也是会搞错的。而且，经济犯罪"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蓄意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条线也是很难划分的。比如，能否说到了万元就有这个'蓄意'，而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就没有这个'蓄意'呢？
　　我本人对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是深恶痛绝的，是坚决主张狠狠打击的。但我认为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包括枪毙）。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打击得还不够有力。因此，在实践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分歧。至于在理论上，我在那次讨论会上也说过：我"丝毫不是想低估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这个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这确实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盛亡的问题。"所以，说经济犯罪活动长期泛滥下去，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个我完全同意。我只是认为不宜笼统地说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就是蓄意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容易出偏差。这种事情过去是有经验的，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把所有的刑事犯罪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如果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出身不好，前面还要加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其实许多犯罪分子并无政治目的。当然，比如台湾制造假人民币来扰乱我们的金融，这无疑是用经济手段来进行的一种阶级斗争，但这是特殊情况。
　　不一般地说这是阶级斗争，并不妨碍我们对犯罪分子的坚定斗争和依法惩处。现在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无疑都是利欲熏心，为了个人享受，不惜以身试法，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至于他们主观上有无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那只能经过调查，凭真实证据来判断，不能从效果来逆推。何况他们的行动的直接的效果只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这离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里牵涉到一个“复辟资本主义危险”的问题。这个说法流行了许多年，最后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根据。可是究竟什么是”复辟资本主义“？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究竟哪一个是”复辟资本主义“了？过去说是南斯拉夫、苏联，现在不那么说了。林彪、江青这伙人，经济上生活上都极不干净，可是在政治上也是极左的。要说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厉害了，可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仍认为，”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这当然是说资本主义并没有复辟。
　　我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危险，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要好好研究，宣传上要慎重。违法乱纪的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是有所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如果象《光明日报》那篇文章说的那样，把严重经济犯罪分子都说是“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其实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惩治经济犯罪），那么，势必要重新肯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存在，这是违反中央提出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的。另外这个问题不掌握好，会给有"左"的思想的人以口实来攻击我们党的现行政策。这里许多问题是"九评"中提出的。"九评"就把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上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说成是阶级斗争或资本主义复辟。"九评"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准备之一，但是对"九评"的问题，十一届六中全会回避了。那么，在内部做一些讨论，发表一些探讨性意见，总是可以的吧。
　　五、关于解放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我在1979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说过"没有思想解放，就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力群同志把这句话引出来，可是，他并没有指出错在哪里。他似乎认为这个话的错误是一目了然的，只要拿出来"示众"就行了。
　　问题果真是这样吗？邓力群同志在批评我的时候，忘掉小平同志的讲话了。在我那次讲话八个月之前，在三中全会前夕，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只有思想解放，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小平同志说得清清楚楚，“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解放思想，才谈得上“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够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说的"没有思想解放，就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上面的话有什么不一致呢？
　　邓力群同志还引了我的这一段话：“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先验的东西。不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了。都有个认识过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承认到承认，从不理解到理解，让人去探索，允许人去讨论，甚至也允许人去怀疑。”
　　我的这个话，有什么不对呢？让我也引证一下邓力群同志自己的话吧。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以后，1984年1月27日，邓力群同志在部分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有一个讲话，其中说：“我们也不是一出娘胎就追求共产主义的。也是经过反复探索，多次比较的。……青年人掌握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过去条件好多了。但是认识是一个客观过程，真理要在比较中才能分清、才能被人们接受，这个规律还在起作用。何况建国后我们党确实犯过错误，使得有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何况目前国际国内都有各种复杂的情况。青年人同样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要提倡、鼓励学生说老实话。……就是学生的一个思想问题解决了，心服口服了，而另外一个问题出来时，他也敢向我们坦率地说出来。"邓力群同志这些话说得很好，我很赞成。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话是在对我进行了上述批评以后三个月说的。我不懂得何以同样的意思，从他口里说出来就是对的，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是错的。
　　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力群同志还引了我以下的话：“有人主张，在两个‘凡是’的条件下，进行思想解放，那样，张三有个前提条件，李四有个前提条件，条件就多了，哪个前提条件正确呢？还得考查一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得让人家提问题，讨论问题。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允许人家提问题的。”于是邓力群同志批评说：“王若水同志把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凡是’相提并论是很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四项基本原则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的。可是他在讲话中却那么轻佻地说什么‘张三有个前提条件，李四有个前提条件’。
　　一个共产党员，对党中央采取这样的态度，难道是能容忍的吗？“
　　我明明是批评“两个凡是”，不知道邓力群同志为什么说我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凡是’相提并论”。那么，有没有把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凡是”相提并论的人呢？有的。小平同志就批评过这种思想。他说：“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搞'两个凡是'"（《邓逊第177页）。"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坏毛泽东思想。"（第121页）"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来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
　　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第123页）小平同志批评“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我批评以“坚持”为名搞“两个凡是”，这有什么不一样呢？邓力群同志明明知道小平同志讲过这样的思想，却反过来指责我对小平同志如何如何。那么，我可不可以反过来向邓力群同志提同样的问题呢？
　　我不同意说四个坚持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是因为这种说法把四个坚持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了，这样一来，就会耽心思想解放“过头”，我在《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解放》（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一文中说过："思想解放的目的是认识真理，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认为就不发生什么过头的问题。""三中全会不是孤立地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而是把它同实事求是、同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联系在一起的。""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是人类思想的一大解放。""马克思主义不是束缚思想的，而是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共产主义者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摆脱奴隶主阶级的、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生产者的阶级偏见和狭隘观念的束缚，这还不是彻底的解放思想吗？今天有些青年对西方资本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把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当做时髦来学，那不是解放思想，而是迷信。我们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并不是去束缚他们的思想。而是帮助他们从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要坚持了这一条，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与其说，解放思想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不如说，解放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解放思想。……只要对解放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了解，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对思想解放的限制，而思想解放的结果也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邓力群同志指责我反对小平同志的观点。我查来查去，找不到小平同志什么地方说过四项坚持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这样的话。相反，小平同志说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真正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我的讲话和文章所阐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另外，小平同志说过：“如果象‘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这里说的“解放思想”，是加了引号的，显然是不承认这是真正的解放思想。那么，我所讲的和这些究竟有什么不一致呢？
　　邓力群同志又引我的话说：“坚持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四人帮’也讲社会主义，叫穷社会主义……哪个是真社会主义呢？哪个是假社会主义呢？你坚持的是哪个社会主义呢？"接着，他批评说："大家可以看到，这真是一种面对面地进行质问的口气埃"在这里，邓力群同志又一次忘掉小平同志的话了。小平同志清清楚楚地说过：”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祝“（第176页）小平同志还指出，"四人帮"并不是真要搞社会主义（第83页）。那么，难道我们只能说"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吗？难道"四人帮"搞的那种穷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坚持吗？
　　六、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学派我在1980年10月天津举行的全国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做过一次发言。我是匆匆上台的，没有发言稿。会议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个记录，很草率，不但词不达意，好些地方句子都不通。这个记录没有给我看，就发表在内部刊物上了，但他们还是注明"未经本人审阅"的。我自己后来作了整理修改，发表在《新港》1981年1月号上。邓力群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念了我这次发言中的一段话，那段话是我在正式发表前删掉了的。我欢迎批评，但应该根据经过我过目和修改的定稿才对。明明删掉了，还要拿出来批，这不是把已被否定的老做法重新搬出来了吗？如果大家都效法这种做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尽管如此，我还承认那段话是我的意思，而且我愿意在这里加以解释。
　　我的那段话说，过去，我们是从俄国人那里学来马克思主义的，“近十几年来，使我们认识到，仅仅从俄国人那里学，就有片面性。因为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当然，首先主要是列宁把它发展了，但是否别的国家一点都没有发展？我们过去忽略了这个问题，总有个正统观念。马恩列斯毛是正统，其他都是异端，是修正主义。只能马、恩、列、斯、毛一条线下来，有点象中国过去说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每一个大圣人去世后，另外一个就继承他。一代一代传，继承下来。只有这些人讲的话才权威、正统。到孟轲死后，就断了。‘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马恩列斯毛，毛主席去世了，再也没有那样一个权威了，好象道统也断了。这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也有发展。从某种观点来说，也可以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周扬同志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能有一家不能有好几家呢？可以有好几家的。我们过去的毛病就是把一个学派看成是唯一的真理，不承认其它学派，只承认一家，这就产生了教条主义。过去只支持一家，其它的都排斥，视为异端。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当然，它是最伟大的、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但也只是一个学派。”
　　邓力群同志批评说：我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从宇宙观、世界观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唯一的真理’”。但我并没有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唯一的；我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内部还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并不是唯一的。
　　我为什么提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这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这是根据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文化革命”中，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凡是赞成“毛泽东思想”的就是左派，否则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同志本人并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农村包围城市”不适用于日本这样的国家。他赞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列宁主义的，但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有自己的创造。“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同志的独特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列宁主义又怎么样呢？欧洲国家的几个共产党，如意共、法共、西共讲“欧洲共产主义”。他们的党纲里只提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对本世纪初的俄国条件来说是正确的，对某些不发达国家也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当前条件下的西欧，西欧不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中央是什么态度呢？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5月就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向结合，也难免犯错误。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跟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邓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十分重要，我完全拥护。我认为，既然各国的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同的模式，那就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学派。在很长时间里，苏联总认为他们的一套是唯一正确的、正统的，要把自己的公式、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各国共产党，谁不听谁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反列宁主义”。“文革”中我们也犯过类似的错误。现在我们已经和意共、西共、法共恢复了关系，不能再说它们是修正主义了。那么怎么办呢？承认他们是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至于结合得好不好，对不对，我们不做判断。实际上，这即是承认他们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学派。按照同样的逻辑，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
　　当然，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都有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例如，毛泽东同志讲“实事求是”，这就是普遍真理。这个思想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但是它并非毛泽东同志的独创。“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我说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学派，这就表明他们的世界观是相同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当然也有国际意义）。邓力群同志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唯一的作为理由，否认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学派的存在，这是站不住的。
　　邓力群同志引我的话，说“周扬同志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能有一家”。我不记得周扬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我想，要么是记录错了，要么是我说错了。周扬同志有没有这个观点，我不大清楚，但是我记得的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类似的话，他批评过“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毛泽东同志还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毫无疑问既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争鸣，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鸣。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都是“你死我活”，也可能是互相补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都有这样的例子。中医和西医就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可以同时并存。巴甫洛夫有他的重要贡献，但过去学苏联，不是把巴甫洛夫当成一个学派来适当肯定他的地位，而是当成唯一的真理，连中国的针灸都用巴甫洛夫的学说来解释，抛弃了中国自己的经络学说，这就不对。戏剧表演理论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是一个学派。过去我们也是跟着苏联，把这个学派看成是唯一的，于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学派和中国的戏曲表演理论都没有地位了：“文化革命”中，又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批得一钱不值。这都是形而上学的正统观念作祟，不承认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
　　一个大思想家逝世后，他的弟子把他的学说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派，这是思想史上的正常现象。《韩非子》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是说儒家和墨家都分成了好几个学派。在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死后，除了柏拉图外，还出现了三个“小苏格拉底学派”；近代德国的黑格尔死后，他的门徒分成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那么，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不同学派，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不同的道路、模式，同承认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学派，这两件事是不可分的。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党中央提出一套创造性的方针、政策，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也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这个好得很。死抱教条，不结合实际，不提出新的东西，是没有出路的。
　　七、关于党的领导和民主问题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党的领导。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都指责我违反了这条原则，他们提出的唯一根据，是说我曾经提出“中央服从谁”的问题。
　　邓力群同志说到，在起草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的过程中，讨论了多次，“王若水同志也参加了。有一次我在场，他说，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有几条，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接着尖锐地发问：那么中央服从谁呢？答案是什么，他这次没有明说。按照他的逻辑，就是党中央服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又服从谁呢？
　　服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在全体人民中也是少数，又该服从谁呢？得服从全体人民。这样，重大问题的解决，就只能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
　　那次讨论会上我说些什么，我早已忘记了，我自己也没有这次发言的稿子。不过我承认上述话里有我的思想。这次会议是讨论五届二次人大的报告，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的是胡乔木同志。
　　我查了一下，在公开发表的人大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绝大多数人有名有实的统治。”
　　“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就是全体人民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对于这个根本原则的背离，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破坏。”
　　我的发言和这有什么矛盾呢？既然民主的原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既然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利，那么，我提出“中央服从谁”的问题，不但没有错，而且这个报告已经替我回答了。
　　关于民主集中制，过去都只是说“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十二大的党章，把最后一条表述为：“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里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并列，而不是单提中央委员会。这样的表述，比过去完整了。当然，还有一个两者的关系问题。中央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十二大党章说：“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里就回答了谁服从谁的问题。另外，新党章还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也就是承认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么，我的观点是完全符合党章和宪法的。邓力群同志对此提出批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至于说“重大问题的解决，就只得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这是硬加在我头上的，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代表全国人民的，为什么还要搞“全民投票”呢？
　　象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文盲又多，提出“全民投票”，是可笑的，我还没有幼稚到这种程度。
　　奇怪的是，负责起草五届二次人大报告以及新宪法和新党章的胡乔木同志，也对我提出这样的批评。在1083年10月30日的讲话中，乔木同志提到了我的上述发言，作为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和中央不一致的例子。他认为，胡绩伟同志和我提出那样的问题，就是"表示了对党中央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乔木同志反问说："人民会不会犯错误？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乔木同志认为我们提出“中央服从谁”的问题，就是对党的不信任；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那么，提出“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也就是对人民的不信任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的提出都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如何答复。
　　乔木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答复过了。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曾经阐述列宁的思想说：“如果党的政策一般是正确的，但群众还领会不了它的政策，而党又不愿意或不善于等待一下，让群众有机会根据本身经验来确信党的政策的正确，却企图强迫群众接受它的政策”，那么党和群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会被破坏。但是，斯大林又提出，别的原因也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如果党的政策显然不正确，而党又不愿意重新审查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说，有可能是群众犯了错误，也有可能是党犯了错误。
　　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对的，而群众暂时还不觉悟，那就要善于等待，善于做说服工作，取得群众的拥护。但是，毛泽东同志又说：“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定还不了解。”这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群众是对的，而我们自己还不认识，脱离了实际，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这时就需要我们改正错误。
　　由此可见，乔木同志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经解决了。那么，乔木同志是怎样回答的呢？
　　乔木同志曾经说过，不能以党会犯错误为理由，来否定党的领导；这是对的。但奇怪的是，乔木同志却以“人民会犯错误”为理由，来否定民主的原则。他在提出了“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自己回答说：“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够的，还要加上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解决的。一个船遇到了危险，船上的人能够不听船长的指挥吗？……片面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倾向。"乔木同志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个问题的现成的正确答案，却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权威“，我认为是把不同范畴的问题混淆了。科学上的是非，是不能用表决的办法来解决的，因为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是”百家争鸣“，承认科学研究的自由。但是，政治问题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它常常需要采取统一的行动。
　　不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到底是照少数人的主张去做呢，还是照多数人的主张去做呢？在这里，只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当然，少数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的意见确实是真理，确实符合多数人的利益，那么，他们最终能说服越来越多的人，从而变少数为多数。
　　这并不是说，民主就意味着在任何时候，解决任何问题都要开会表决；例如，一个船遇险，船上的人当然要听船长指挥。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都懂得，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懂得。恩格思在《论权威》一文中也讲过这个例子。但恩格斯是用这个例子来批评无政府主义，而乔木同志却是用来批评所谓“片面民主”，这就大相径庭了。
　　船上的人不听船长指挥，这根本不是什么“片面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权威或政府，也就是说，他们既反对多数服从少数，也反对少数服从多数，既反对专制的政府，也反对民主的政府。他们不是什么“极端民主”或“片面民主”，而是根本不要民主。民主的概念和下级服从上级的概念并没有矛盾；它只是认为，政治领导者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人民授予的，他们行使权力是人民同意的，并且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
　　乔木同志举出一条船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单有民主的的“权威”不够，还要加上“科学的权威”，他以为这样就解决了“人民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这种论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船长的权威”就等于“科学的权威”。我以为这是不妥的，是不能和个人崇拜划清界限的。一般说，船长是懂得如何指挥的，但有的船长也会犯“瞎指挥”的错误，使船遇险沉没。
　　乔木同志在83年10月30日的讲话中说："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成为党和人民哪一个正确"，"这样提问题的方法就是不正确的。"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没有人这样提问题。他批评这样一种观点："好象只有党会犯错误，人民就不会犯错误".我也没有这种观点。但是，当乔木同志用"船长"的例子来说明"科学的权威"时，他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和和科学的领导完全当成一回事了了。当然，党是阶级和人民的先进部队，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不会犯错误；更不意味着当人民还不理解或不拥护党的某一项方针时，领导者就应该象一个船长对待船员一样，强迫人民执行他的命令。在这里，胡乔木同志忘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教导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都是难免的"，不能搞"一言堂"，"说服的方法是党的领导的基本方法"这些原则和原理了。
　　我认为，绝不能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耀邦同志在庆祝党的成立60周年大会上说，"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乔木同志本人也批评过"似乎人民的当家作主和党的领导是相互排斥的"这种错误观点，还说过"党只是阶级和人民的工具"（《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那么，是工具服从主人还是主人服从工具的问题，不是很清楚吗？"为人民服务"能够违背人民的意旨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同时也得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衷心拥护，因此，可以说是“顺乎民心，合乎潮流”。《人民日报》这几年对党中央路线方针的宣传，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胡乔木同志说，《人民日报》一个“长时间的倾向”，就是“片面地宣传民主”这个问题，《人民日报》做过统计，宣传法制文章的数量，远远超过宣传民主的文章。宣传民主的文章，有问题的也只是个别文章，根本不能成为一个“倾向”。现在，胡乔木、邓力群同志仅仅根据胡绩伟同志和我在会上提出过“中央服从谁”这样一个问题，就大作文章，指责我们“片面地宣传民主”，“不信任党的领导”，这种根据未免太贫乏，太站不住脚了。这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实在搜集不出更多、更有力的材料来了。
　　八、关于要求撤销汪东兴同志人大代表的问题1979年6月开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胡绩伟、我，还有其他好几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要求调查汪东兴同志违法乱纪情况，并撤销他的人大代表资格和人大主席团成员资格。邓力群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旧事重提，大加批评。他说：“中央常委为此专门开会，并且委托小平同志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议，讲了一次话。小平同志说：发表点议论，可以谅解，作为提案，那是违反三中全会精神的。因为三中全会确定政治局成员‘只进不出’，汪东兴同志还留在政治局。小平同志又说，有人说我既然是个代表，我就有代表权。但是，要问他一下，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呀！你想当共产党员，就要执行党的决定，就要执行党对这次会议的方针。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中肯的。王若水同志经常讲要站在人民一边。从这种行动看，他并不尊重多数，连孙中山的‘民权初步’都违反了。他实际上是把少数人的意见当成人民的意见，这样来改正他所谓的‘党的错误’。”
　　邓力群同志说的情况和事实有点出入。那次人大代表会议提出了好几个尖锐的问题，罢免汪东兴代表资格只是其中之一。中央常委并不是“专门”为我们提的这一个问题开会，小平同志也不是专门为这一个问题讲话。我所知道的是：6月25日下午，北京市代表团的党员开了大会，由林乎加同志传达当天上午政治局开会的情况。林乎加同志不但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也传达了其他常委的讲话。
　　根据我的记录，小平同志开始讲到“代表提出很多意见，特别是有些党员代表的意见比较尖锐，甚至提出这次大会就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除了罢免汪东兴代表资格外，还有罢免赛福鼎主席团成员、批评姬鹏飞秘书长对记者谈话、批评某位副总理、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有其他。小平同志接着说：“这些问题，发表意见是可以的，作为提案，就要郑重考虑。”
　　后面又说：“不是说这次提意见的同志不该讲，讲的道理也没有错，是我们事先没有打招呼”。
　　“过去总是先开党员大会，讲好保证开好，内外有别，先党内后党外。这次未打招呼，要谅解这些同志。这次讲了以后，党员要保证执行。有的同志说，我是代表，我有这个权。那么你是不是党员？你是自愿当党员，就要遵守党的规定。”
　　我的记录可能不准确，但大意不差，特别是事先未开党员大会打招呼这一点，几个常委都重复讲了。我讲这一点，并不是说我没有错，“只进不出”的精神，我是知道的，但我以为只是指政治局，并不包括其他职务；而且，当时汪东兴同志关于“中南海工程”的问题还没有暴露。中央考虑要保持安定团结，人事方面不作变动为好，这个精神我是理解得不够的。但我们酝酿提案时，并没有人劝我不要提；而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讲话后，胡绩伟同志和我就表示同意，撤回了提案。我不清楚小平同志批评的那位同志是谁，但我记得我没有说过不愿遵守党的决定的话。我认为这件事早过去了，没想到四年以后，邓力群同志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邓力群同志当然知道汪东兴同志的问题，也知道这个问题不会永远不处理。那一次陈云同志也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话，“不是不处理，要有时机”。现在，汪东兴同志下台了，这是好事。在这个时候，邓力群同志却出来对我算旧帐，我觉得很难理解。
　　作为党员，我们服从了党中央的指示，撤回了我们的提案，这是遵守“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如果我有什么违反了这一条的地方，邓力群同志完全可以批评。但邓力群同志却批评我“并不尊重多数”，“把少数人的意见当成人民的意见”，这是很奇怪的。人民群众中，人大代表中，对汪东兴同志有意见的绝不是少数，至于要不要撤销他的代表资格，这是一个具体做法问题，中央有所考虑，我服从。但提出这个提案并不牵涉到“不尊重多数”的问题。我们是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的。这个提案并没有提付讨论和表决，到底是多数人赞成还是少数人赞成，我也不知道。既然我还不知道多数人的意见是什么，又怎样去“尊重多数”呢？如果讨论表决的结果是多数人不赞成，我当然服从。邓力群同志是怎么知道我“不尊重多数”的呢？如果邓力群同志以为，这个提案肯定会遭到多数人反对，因此提出这个提案本身就表明我“不尊重多数”，那就更奇怪了。《民权初步》上什么地方有这一条呢？这里的问题不是“不尊重多数”，恰恰相反，是要“尊重少数”。多数人即使通过了，少数人在行动上服从的条件下，还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更何况这件事还没有提交到会上去讨论表决呢？这是民主的基本常识，宪法、党章、“党内生活准则”上都有明文规定，无需去查《民权初步》。
　　以上是我对胡乔木、邓力群同志批评的八个问题的说明。我相信我的态度是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正确与否，请中央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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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对《关于王若水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意见王若水1987年9月8月28日，人民日报社领导和党组织向我宣布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王若水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决定》说，"王若水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背离了党章，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已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通过其所在的党组织劝其退党。如坚持不退，即宣布除名。"对这个《决定》，我的意见如下。
　　（一）《决定》指责我"背离党章"，但《决定》本身就违反党章：不经过我所在的支部大会讨论，就决定劝我退党，此其一；在我坚持不退的情况下，不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就宣布除名，此其二。党章第九条规定："劝党员退党，应当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如被劝告退党的党员坚持不退，应当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决定让他限期改正错误，或宣布把他除名".党章并未授予中纪委以直接决定劝退或除名的权力。中纪委以维护党章规定为己任，如果自己带头破坏党章，今后又何以正人？况且中央多次强调，要理直气壮地、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就更应让《人民日报》党员开会，开展批评讨论，借以不但教育我本人，也教育全体党员。然而这一次对我的处理却如此简单，事前和事后都不叫支部讨论。这是否会给人以理不直气不壮的感觉？
　　（二）《决定》违反党章的地方还不仅于此。党章第41条规定："党组织对党员做出处分决定，应当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所要做出的处分和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他说明情况和申辩。"这一条说的是处分，但对党员的鉴定、结论也同样适用（参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七条）。现在中纪委的这个《决定》，事先根本没有和我见面，也没有向我核对事实（连我的出生年代都搞错了），并听取我的申辩，就匆匆忙忙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下达，这是对我的党员权利的践踏。尽管《人民日报》的党组织对我说，我仍可以申辩，但我被除名已是既成事实，要申辩也只能是事后申辩。而我的事前申辩的权利被剥夺了。中纪委何以不愿向我核对事实并听取我的申辩？何以如此迫不及待、以至连党章也不顾？
　　（三）《决定》提出我的四条"主要错误"：一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二是"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宣传"社会主义异化论"；四是主持《人民日报》理论宣传工作期间登出了错误的文章。这些问题除第一条外，都在1983-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时期提出过批评并作了组织处理（免职）。我对这些问题也多次向中央送过申辩材料，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反应。至于我在"文革"中的问题，过去从没有人向我提出过。
　　《人民日报》整党时，所有这些问题都清理过了，最后我所在的支部一致同意我进行党员登记。没有人提出我不够党员条件。从那以后，我没有听到中央或报社党组织对我提出新的批评。现在，中纪委把这些已经清理和处理过的老问题（甚至是有待复查的问题）突然翻出来，做出了比过去更严厉的处理，这是令人震惊的。
　　关于“文革”中的问题（四）我所谓错误的第一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其内容有三件事。第一件是："积极揭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阴谋'".只有这一句话，太简单了，怎样揭发，揭发了什么，性质和后果如何，全没有说。"文革"期间，全国都在声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铺天盖地。翻阅一下人民日报当时的《大字报选编》，那上面揭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材料，可谓连篇累牍。当时谁不卷进去？我又何能例外？如果这个账也要算的话，有几个当时的党员敢说自己没有错误呢？我既没有写过全国第一张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也没有在人民日报带头声讨刘少奇。我不认识刘少奇，也没有什么尖端材料可揭发；如果我用了"阴谋"这个词的话，那也不过是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语言，而且，说刘少奇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调子也不是我定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还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呢。
　　（五）《决定》举出我在"文革"中的第二件事是："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上纲为'代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来同无产阶级做斗争'.我承认这篇文章的错误，每想起来都是感到内疚的。但是这件事能否成为劝退或除名的理由？这篇文章是在1966年1月13日登出的。在此之前，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影响全国，而姚文元说吴晗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我的文章调子还降低了。我那篇文章是当时的总编辑吴冷西亲自向我布置的。他口授内容，我作了记录，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之后吴冷西又作了很大的修改。文章的内容和调子是他定的（其实归根结底，也不是他的），题目（《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也是他改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我的文章。我也没有署自己的真名。当然，我是自愿执行这个任务的。我有我的错误，但主要责任不能由我负。
　　（六）第三件事是，王若水还给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妻××"写信、拍电报，要她起来造长影领导干部的反，说'这次运动对我们的事业、生活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一生'，'我要翻身了'，'不但打倒了资产阶级代表的统治，而且正在造就千百万新的人材（才）；多少官老爷、权威倒台了，那有什么可惜，不是有更多新的革命人材（才）又出现了吗？'"这一件事写得比前两件详细得多，连我当时写的一封普通家信也似乎成了重要材料，引了一百多字，其实那些话在“文革”中是极平常的。我承认有这件事，也记得我写过这样的信（不知为何《决定》的起草者在"人材"后面注上"（才）"，似乎是替我纠正错别字，其实"人材"和"人才"是通用的）。我从不讳言在"文革"初期我是热烈地拥护这个运动的，是相信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的。当时全国的报纸、电台天天都在按照"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号召和鼓动群众造反，我要妻子造反又算什么呢？《决定》也说不出我这一举动给长影带来了多大危害。其实《决定》说得不完全，我不仅要妻子"造反"，我自己也在《人民日报》"造反"，只是我的"造反"不仅不被承认，还被说成是"老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夺权，被抄家，还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江青说我"分裂中央"，张春桥说我"极右"，姚文元说我"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我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平反。想不到现在又以我在"文革"中的"问题"为由，要取消我的党员资格！关于“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七）我的第二条"错误"是"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很大，但《决定》提出的材料却少得可怜，只引了我的两句话，就是："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前提条件，就会妨碍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双百方针，这根本不对".其实，这也不是新材料，是我过去答复过的。
　　1984年，我写了《关于我近年的言论》把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对我的批评归纳为八个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不包括在内），一一作了答复，其中就有《决定》所提的这个问题。现在把我写的这个材料作为附件送上。
　　（八）现在先说第一句话。我的意思是不同意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让我多引几句我的原话："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从那些妨碍我们认识的条条、框框、禁令、枷锁当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够自由地、独立地去认识真理。解放思想是为了认识真理，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只要强调了这一条，就不怕解放思想会出问题。""有的青年觉得资本主义一切都好，似乎资本主义是天堂，那不叫解放思想，那个叫自己的思想被资本主义的框框给框住了。""我们对他们做思想工作，并不是去束缚他们的思想，而是帮助他们从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束缚思想的，而是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总之，解放思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与其说解放思想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不如说解放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解放思想。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变成坚持教条主义了。只要对解放思想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了解，那么，坚持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对思想解放的限制，而思想解放的结果也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以上的话均见我的《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解放》一文。请问：我的这些话有什么地方是"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呢？
　　（九）我的这个思想，早在1983年10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力群同志就批评过。我在《关于我近年的言论》中已经反驳了他的批评。其中我引证邓小平同志的话："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就是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详细的答复，请看附件。
　　（十）关于第二句话。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四项基本原则全都不是双百方针的前提条件，只是说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这样的条件。双百方针无疑是有它的政治条件的。毛泽东也曾在1957年提出过6条政治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这6条政治标准中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条；不但如此，还说对马克思主义"当然可以批评".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相信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一个宗教徒也可以拥护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无论在全国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多数人的世界观还是非无产阶级的，不能强迫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只能要求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反右派斗争"中，一般也只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两顶帽子，没有用"反马克思主义"或"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
　　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后来林彪的大肆宣传个人迷信才发生改变。在“文化大革命”中，似乎全国每一个人都要“高举”，对毛泽东思想甚至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有丝毫怀疑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变成了“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其结果如何大家是知道的。
　　（十一）今天提坚持"马克思主义"，我的理解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矗因此，首先是党中央要坚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持。如果他们不坚持，那是很大的政治问题。对于党内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应该这样要求。但如果要求每一个人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等于默认每一个人都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那是不可能的。我还想指出，甚至我们的党章规定党员的义务，也只是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提"坚持"，这是实事求是的。因此，这不能作为双百方针的前提条件。
　　百家争鸣的主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鸣。把马克思主义置于不受批评的地位，取消非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争鸣的权利，这样做不仅违背党的双百方针，而且首先违背了宪法。这种"左"的做法貌似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对教条主义有利，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利。搞得不好，还会给假马克思主义以可乘之机。"文革"期间，取消了言论自由，抛弃了百家争鸣，其结果是假马克思主义横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一点难道不是历史的教训吗？
　　（十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马克思主义者放弃斗争，相反马克思主义正是要在斗争中发展自己。但这里所谓“斗争”，绝不是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绝不是以势压人，而是平等地细致地讲道理，并且承认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的权利。这不仅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需，也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所必需。过去搞过多次批判运动，结果常常是把正确的东西当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批判。我们不能重犯这个错误了。
　　（十三）我只是不同意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思想和百家争鸣的"前提条件"，这不等于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我的上述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这种观点，正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怎么能说我反对坚持？怎么能说这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粉碎"四人帮"以来，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我都写过批评文章。前者写得多一些，那是因为"左"的错误是主要的。
　　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十四）《决定》提出我的第四条错误是宣扬了"社会主义异化"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对于我这方面的观点，胡乔木同志已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中作了详尽的批评，我也在《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收入《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中作了充分的答辩。
　　究竟根据什么说我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呢？说来说去，最主要的根据是我写过一篇《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胡乔木同志认为，这里的人是"抽象的人"，讲抽象的人就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抽象的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的原文说得清清楚楚，我说的人是指现实的人。胡乔木同志进一步说，不仅抽象的人不能作为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人也不能作为出发点。我已指出，这是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论述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指出我的这个答辩站不住脚。退一步说，即使我的观点错了，难道就是"精神污染"吗？
　　就是"政治问题"吗？就不能留在党内吗？
　　（十五）1980-83年学术界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不要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个口号。一派反对，一派赞成，我是属于后者的。现在这个口号被中央采纳了，可是为这个口号而写文章的我却被指为"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免了职不算，还要赶出党外，这是为什么？
　　（十六）我的公开答辩只限于人道主义问题，没有涉及异化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更加敏感，即使写出来也未必有地方发表。我只是在《读一个批评者的自我批评》一文（已收入《为人道主义辩护》）中略加涉及。但是，我在《人民日报》整党期间，曾经就这个问题做过两次发言，均曾以简报形式送中央。这次我又整理了一份《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备忘录》。现一并送上，请参阅。
　　（十七）从这个《备忘录》中可以看出，在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前，中央领导和主管思想战线工作的同志不但没有否认过社会主义还有异化现象，甚至还把宣传"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仅社会主义社会有，共产主义社会也有）的文章，作为正面文章来支持，指定《人民日报》发表。我不是说有这种观点就有什么不得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应该允许讨论的。
　　问题是到后来他们改变了观点，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任何异化，反过来把那种认为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观点作为我的观点来大加批判。这种做法，怎能令人心服？难道不应当首先追究他们吗？他们不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吗？
　　（十八）这里不可能对我的关于异化的观点做详细的学术论证，只就其中最有政治性的观点来做一点申辩。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我用这个词的含义是："人民给了领导以权力，给这个权力干什么？是要为人民服务。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以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种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转过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见《谈谈异化问题》）这里首先要问的是：有没有这种现象存在？这是不是事实？如果承认有这种现象存在，承认有这样的事实，那么，叫不叫"政治上的异化"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称这种现象为"政治上的异化"，是因为我对"异化"的了解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在这里，主体就是人民，人民把权力交给领导，这是主体的一种活动；如果领导滥用自己的权利，以权谋私，作威作福，倒过来要人民为他服务，这就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这就是异化，是权力的异化或政治上的异化。如果有谁不愿意用"异化"这个名词，那也可以换用"脱离人民"（异化这个词本来就有脱离、疏远的意思）或"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意思也一样，不过那就不是哲学概念了。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提出来的，当时他们没有用"异化"这个词，但他们的意思是这样。我并没有涉及政治上的异化是不是必然或是不是规律的问题，我说的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这样，而这种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克服的。我还说民主和法制是防止异化的手段。
　　这究竟有什么地方是反马克思主义或反社会主义的呢？
　　（十九）值得注意的是：胡乔木同志不仅是反对讲政治上的异化，他甚至对"人民公仆变成人民老爷"这个提法也不高兴。他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需要比较谨慎，不能随便地说，除了有确实的真凭实据，不能随便地说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1983年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这样的话，胡乔木同志讲过不止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恩格斯是随便说的吗？《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一条说，要"防止党的领导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是随便说的吗？如果以上的说法都不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不是随便说的，难道只有我是随便说的吗？可见，分歧的实质并不在用不用"异化"这个概念，而在是不是如实地承认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消极面。只要这种事实存在，那么，即使不叫它"异化"，不说"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事实本身也绝不会因此而消失。
　　危害社会主义的并不是"异化"这个名词，而是这个名词所反映的事实。讳疾忌医只会使事情越变越糟。
　　（二十）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还可以对照一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规定来看。
　　《准则》第六条说："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邓小平同志在对胡乔木同志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的批示中，一方面赞扬了这篇文章，一方面又重申"允许辩论，不打棍子".难道中纪委认为这都是不算数的吗？据我所知，这种问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允许讨论的。所以，现在的做法，也是有损党在国际上的形象的。
　　（二十一）我想指出，中央领导和主管思想战线工作的同志关于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讨论的讲法是互相不一致、前后不一致、讲的和做的不一致的。先是胡乔木同志赞扬为人道主义翻案的文章，鼓励作者继续研究。以后又说"可以讨论得很好，但也可以讨论得很不好"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到1983年，周扬做报告后，胡乔木又责问："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接着就是中宣部向中央打报告，要对王若水进行组织处理，说王的错误之一是"宣扬人道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却又公开说，人道主义，人性，异化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一下"很有好处"，要百家争鸣。同年10月，在宣布免去王若水职务时，胡乔木又表示王的错误之一就是在国内引起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两个多月以后，胡乔木又在文章中说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是有需要的，还说要把他的论文"献给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也完全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并表示"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可现在，中纪委却以此为理由逼迫我退党。这能说是正常的讨论吗？这能说是欢迎争论的表示吗？
　　（二十二）不但如此，《决定》还要追究我的答辩文章在香港发表一事，说："《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决定全文发表，正式通知了王若水，并排印了三校样。王若水看后，打印了几十份分发给一些人，接着香港《镜报》月刊即抢先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对于这篇文章怎样送到香港刊物上去发表，王若水一直讳莫如深；文章在香港发表后，他既不公开表明态度，也不向组织说明。"我为什么要把文章打印分发呢？当时《哲学研究》虽已决定发表，但《人民日报》编辑部却将此事报告了中央书记处，并取得胡启立同志批示同意而向我做工作，要我收回我的文章。
　　为这事专门开了会，弄得很紧张。我不愿收回，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建议我暂缓发表，先多征求意见，多推敲修改。我同意了，因此印发了几十份。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错误。
　　胡乔木同志批评我的文章，不是也广泛征求过意见吗？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而且我征求意见的范围小得多。至于文章怎样传到香港去的，我毫不知情。不知情就是不知情，并不是什么“讳莫如深”。《决定》说我“不向组织说明”，这根本违反事实。当时由于胡乔木同志的追究，编委会不止一次开会，我在会上把情况全都说明了，还写了书面材料《〈镜报〉事件前后和我的认识》（见附件）。当时把这说成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不同意，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国内都可以发表，香港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再说《镜报》也不是什么反动刊物，其社长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件事没有任何危害国家安全之处，凭什么追查？事情原委当时已经讲清，事隔三年，从没有人能指出我隐瞒了什么情况或歪曲了什么事实，现在重新端出来追究责任是毫无道理的。
　　关于理论宣传工作的问题（二十三）我的第四个问题是主持《人民日报》理论宣传工作期间的问题。《决定》说王若水"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态度消极，在他负责的理论版上发表了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鼓吹绝对言论自由等错误观点的文章".（二十四）所谓"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可能主要指李洪林同志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胡乔木曾多次批评这三篇文章，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1983年10月的一个通报中也曾指责这三篇文章"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我和《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都不同意这个指责。理论部写了一个对通报的答复，现作为附件送上，我就不多说了。
　　（二十五）关于"鼓吹绝对言论自由"的文章，这显然是指1979年11月14日发表的郭罗基同志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其中确包含错误观点，即把思想和言论混为一谈，从法律不能惩罚思想推出法律也不能惩罚言论。这个错误，有关同志当时就做了检讨，后来又组织了法律专家写文章作了澄清。这是早已纠正了的错误，为什么在事隔八年之后，又翻出这个老帐呢？（郭罗基同志还有一篇《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的文章，也是有不妥之处的，不过这篇文章不是我要发表的。）（二十六）如果这个老帐要算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新账更应该算。去年2月6日，《文艺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创作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责任》。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同志主持起草的。文章反对"人为地限制创作自由"，说"任何试图人为地干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自由都只能是对文艺活动的官僚主义的愚昧无知的表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个观点（《文学的自由和自由的文学》（1986年6月4日《解放日报》），指出这个提法就是提倡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创作自由。迄今为止，我既没有看到对我的批评的反驳，也没有听说要对该文追究什么责任。另一方面，如果"鼓吹绝对言论自由"的言论要追究的话，那么，干预和侵犯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例子不是更多吗？是否都追究了呢？
　　（二十七）关于《人民日报》理论版上面的问题喧嚷了很长的时间，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作过批评。事后看来，有些批评是错误的，真正抓住的只是个别文章的个别论点。我不知道哪一家报刊没有发表过有错误的文章。所谓错误，不能仅指右的错误，也应包括"左"的错误。
　　如果这样看，我敢说《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的有错误的文章还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从1978年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在批判"两个凡是"方面，在拨乱反正方面，在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方面，是不是还作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呢？这些当然主要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很少的，但难道不能稍稍全面地看我的工作吗？
　　（二十八）《决定》显然认为，我在编辑工作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发表周扬同志的一篇文章。
　　《决定》是这样说的："1983年，他又不听中央主管思想战线工作同志的招呼，隐瞒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擅自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宣传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所有这些，王若水都负有直接的政治责任。"（二十九）这个问题，我在当时就作了检讨和申辩。事情是这样的：周扬同志3月7日作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学术报告。3月8日胡乔木同志打电话给中宣部，说"这篇讲话目的何在？""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删几句能够改好的。""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这提得很严重。当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新闻中，已经预告将全文发表周扬讲话，但中宣部并未将这个电话的内容向《人民日报》传达。同天下午，秦川同志（当时的总编辑）打电话问邓力群同志（当时的中宣部长），告诉他《人民日报》想全文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力群同志只是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同志向胡乔木同志请示。
　　（三十）10日，胡乔木找周扬、夏衍、郁文、贺敬之和我谈话，这次乔木同志很客气，一开始就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谈话自始至终没有明说周扬文章有什么严重错误，没有说不能发表，只是说有些问题要展开讲。最后建议周扬同志"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在报上发表时，前面最好加以说明".（三十一）这次谈话后，我立即向秦川同志作了汇报（我作了记录）。在发表周扬文章之前，秦川同志和我没有请示乔木同志，这是组织上的错误，我们当时都做了检讨。但我们事先确不知道乔木同志认为周文有这么大的问题。《决定》说我"隐瞒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根本没有隐瞒。如果要说隐瞒的话，那么隐瞒的人不是我，而是胡乔木同志本人和邓力群同志。
　　胡乔木对邓力群说周扬文章问题不少，不是修改问题，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可是他当着我们的面却没有这样说。邓力群明知《人民日报》要发表周文，却一直不把胡乔木的电话向《人民日报》传达，而且长达八天之久，直到3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周文后，他才来电话批评，并把乔木同志3月8日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们看，这时秦川和我才大吃一惊。
　　（三十二）对周扬同志的报告，本来普遍反应是好的，只有胡乔木同志首先提出有严重问题。
　　胡乔木同志的看法就一定对吗？这次中纪委的《决定》也说这篇文章"宣传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可是，这篇文章究竟产生了什么有害的影响，谁能说得出？相反，把这篇文章当做"精神污染"和"错误思想"来批，倒确确实实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三十三）总之，中纪委《决定》所说的我的四条错误，没有一条是站得住的，因此这个《决定》是彻头彻尾地错误的。最后我要说，我入党近四十年，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我并不后悔。
　　党不要我，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我仍然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仍然要以余生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现代化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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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关于创作自由的界限问题王若水作者附记“附录三”的第二十六节谈到创作自由问题，叙述比较简略。读者可能产生误解，以为胡乔木是真地维护创作自由的。现将我的《文学的自由和自由的文学》一文（收入《智慧的痛苦》）中的《文学自由的界限》一节照录于下，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双方的论点。文章的最后一段是重点所在，因此我改用了黑体字，以期引起读者注意。对方的这篇文章是胡乔木主持写出后交《文艺报》的。据我所知，《文艺报》编者并不情愿接受，在发表前作了很大修改。虽然如此，我所批评的论点仍应看作是胡乔木观点的反映。正因为这样，胡乔木在看到我的批评文章后很恼怒。
　　“自由”一词在汉语中虽是“古已有之”，但是罕用。现在流行的的这个词是近代意义的，是一个外来语，始于严复的翻译，在英语中是liberty或其同义语freedom.英美出版的词典在解释这两个词的政治含义时，一般都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不受奴役、监禁或其他专横的控制"，或"享有言论、出版、信仰、集会、选举等公民权利，不受任意施加的限制。"严复翻译英国穆勒的《论自由》，把书名改为《群己权界论》。他解释说："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由，何者不可自由也。"可见，即便是正统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主张政治上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
　　《文艺报》评论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任何试图人为地干预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自由都只能是对文艺活动的官僚主义的愚昧无知的表现，同时，任何时代任何作家、艺术家在自由地从事创作的时候，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准则。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创作自由，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这段话很费解。前面说对创作自由不得进行人为的干预，后面又说没有无条件的自由，这是自相矛盾的。什么叫做“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创作自由”呢？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创作自由。这样的创作自由当然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要求这种自由。既然如此，创作自由也和公民的其他自由权利一样，是有条件的、有界限的，或受到某种限制的。那么，评论员文章为甚么要反对“任何试图人为地干预”的情况呢？须知这里说的创作自由是政治意义的，因此如果有什么"干预"的话，就都是"人为的"，没有什么非人为的"干预".不要任何人为的干预就是不要任何干预。在文章的另一处地方，评论员还说反对"人为地限制创作自由".既不要任何干预又不要任何限制，这不就成了"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创作自由"吗？我认为，《文艺报》评论员的提法，是不符合宪法的。宪法第五十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里说的"行使自由和权利"，当然包括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宪法第三十八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里说的"任何方法"，当然也包括文艺创作的方法。至于在作品中进行反革命宣传，或在作品中进行不堪入目的淫秽描写，那当然也是超出创作自由的范畴，违反国家的宪法、法律或法令的。出现这种情况，不但要干预，而且要用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当然，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淫秽，什么是诽谤，是有一定标准的，不是可以任意判决的。
　　据我所知，我们党的领导人在阐述创作自由时，都没有讲过“反对任何人为的干预”这样的话。邓小平同志说的是“不要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指任意的、粗暴的、非法的干涉，不是说不要任何干涉。胡启立同志说的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在这里，胡启立同志也是把法制和创作自由结合起来谈的。
　　多年以来，每提出自由问题时，我们听到的总是："没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自由".我以为，单纯重复这些老话，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不知道有哪位作家和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问题不在自由有没有界限，问题在这条界限划在哪里，问题在这条界限的划定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还是根据"长官意志".随意地说反对任何人为的干预，这是无法兑现的空话；待到需要干预时，又可以抬出"没有绝对的自由"的话来了。我相信，我们的作家并不要求不受任何干预的法律之外的特权，他们反对的只是非法的、粗暴的、任意的干预。这种干预是对宪法所保护的创作自由的侵犯，它应当受到制止，而绝不能用"没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抽象的自由"这样的话来为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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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应王若水1997年7月《百年潮》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龚育之的一篇文章，题为《几番风雨忆周扬》。作者以他的亲身经历，提供了不少关于周扬的史料，值得一读。
　　龚育之文章后面说到一件事：1988年，上海理论界的一本在内部很小范围送阅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但是认为乔木同志的批评把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个刊物很想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我向乔木转达了。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这本刊物是《上海理论（内刊）》（1988年第3期）。文章的作者是孙月才，题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副题是《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观点是和我们一致的；作者只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就是他认为与其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不如说"渗透"人道主义。我认为，说"包含"和说"渗透"都是可以的，理由不能在此详说。
　　孙月才并没有说“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而是说“既有同意的，也有保留的”，不过这个话带有客气的性质。他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在这三个问题上，他都是不同意胡乔木的观点的，而这三个问题正是争论的主要问题；至于还有哪些观点是他同意的，文章中并没有说。我想同意的地方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但和上面三个问题比较就无关重要了。
　　三个问题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是胡乔木文章的重点。至于第三个问题，胡乔木的文章并没有说不要争鸣，相反，他还表示“欢迎争论”。那么作者为甚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实际表现出来的不是这样，正如作者所说，"《问题》一发表，我们看到的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一家独唱。"胡乔木说他同意孙月才文章的观点，“的确是太政治化了”。我想他只是指第三点，并不是同意整篇文章。我查对了孙文，作者的第三点批评的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他说：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一个学术问题一旦为政治所涉，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何谈争鸣。不仅如此，这个学术问题还会在许多年中引不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从《问题》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个被鼓励的研究课题。现在看来，除个别十分有勇气的同志外，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做认真的研究，说明上述经验还在起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对科学的发展会起多大的危害作用。
　　在我看来，就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体问题来说，问题并不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扬和我都不讳言这一点。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异化，是为了克服它：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里不涉及能否彻底克服的问题）。这些意思，都是在我们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的。在1983年10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上，周扬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发言，他说：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
　　周扬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政治目的。不管人们赞不赞同异化这个概念，总不该怀疑他的良好用心。
　　但是胡乔木是从另一个视角来提政治问题的，他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我同意胡乔木说的这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不过他用的“宣传”一词不确切，应当是“探讨”；周扬文章的题目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那么是否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牵涉到"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问题，就不能探讨了呢？胡乔木自认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过他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世界观，是排斥人道主义原则和异化概念的，而这正是有争论的问题。
　　谁对谁错，是应该通过平等的讨论来解决的。孙月才说的"一个学术问题一旦为政治所涉，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现象，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现象，是不符合我们的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的自由的。政治问题也象其他问题一样，可以是，而且应该是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的对象。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人民怎么不能讨论政治问题呢？胡乔木也说“欢迎讨论”，但为甚么没有讨论起来呢？在我看来，除了别的原因外，还因为胡乔木文章中有一些别的话，是和他在结尾处表示的“欢迎讨论”的态度不兼容的；除了他在前面说的话以外，他还说提出这个问题会"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而理论工作者未能阻止这股思潮的蔓延，以至"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这是代表党中央来下政治结论的口气。在说了这些话之后，再来说"欢迎讨论"，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提出这个问题，会“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因此就不能讨论吗？我认为，信任社会主义，不等于信任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这种模式，我们就是要怀疑；正因为怀疑，所以要改革，要走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然，胡乔木有表达他的意见的自由。问题在于，胡乔木不是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在文章中有这种批评语句，对方还可以顶回去；胡乔木的身份不同，而且又是以那样一种权威的语调来说话，就不可能不妨碍争鸣了。
　　所以，我的意见是：问题并不在于讨论内容的政治化，而在于讨论的方法。如果双方是站在真正平等的立场上，纯粹靠理论的力量来说服人，而不是凭借学术以外的政治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不使对方感到有政治的压力，那么，讨论内容的政治化，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甚至学术批判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不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有组织的批判，只要保证有反批评的自由。
　　孙月才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人们常问学术界的黄金时代何时到来？按笔者愚见，这决定于能否公开讨论《问题》一文。本来，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问题》象任何别的文章一样，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文章都可以讨论，胡乔木的文章当然也可以讨论。连他本人都一再'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别人没有理由怀疑这种诚意。我们不是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可为甚么在这个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上非要定于一尊？我们不是常说学术研究无禁区吗？可为甚么非要把这个学术问题一再列为'禁区'？胡乔木虽然说他同意孙月才的观点，但这只是私下的表示，而且表示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是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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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关于民主墙的一段往事王若水1994年1月本书中多次提及我被怀疑为和“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事，但书中未作交代。现将我过去的一篇叙述此事的文章转载于此，以帮助读者了解。从此文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并不赞成民主墙，但他主张采取疏导的办法。即使这样，也在党内引起了一些不满。这种情况在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前已经存在了。___若水附记民主墙刚出现时，中央领导人都很关注。陈云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收集动态、反映情况。
　　于是《人民日报》记者和民主墙人士有了接触。
　　但是，这种联系后来受到怀疑。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人民日报》两位同志联合发言，对民主墙的情况做了全面的分析，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但不被中央接受。当时，党内知识分子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议论，党外民运人士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许多观点是相同的，似乎是在互相呼应。这种现象引起了党的高层人士的惊恐。单是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担心党外民运分子得到党内有影响的人士的支持。中央一些高层人士开始指责《人民日报》。公安部长赵苍璧曾对《人民日报》的一位干部说：据他所知，《人民日报》不少人同民主墙有联系。判处魏京生的前一天，彭真在一个会上说到支持民主墙的单位时，点了《人民日报》、团中央、外文出版社的名。没过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篇文章早就写好了，但这时发表，被认为是为魏京生辩护，党内一些人哗然。《人民日报》和民主墙的关系，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这期间，《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来过《人民日报》，和我有一两次接触。第一次随同徐文立来报社的还有另外两个人。我怎么也不曾想到，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公安局的"耳目".本来，中共有规定，禁止对党内干部使用侦察手段，可是在这种事情上，他们就顾不了许多了。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份报告送到了公安部长的办公桌上。
　　1979年12月13日，胡耀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长）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我（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叫到他家中谈话；同时去他家中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共青团中央书记韩英。
　　胡耀邦向大家说："11月30日，公安部党组向常委写了份报告，叫我转中央，讲到若水的事，意思是对《四五论坛》有支持。"说着，胡耀邦拿出公安部的报告给我们传阅。
　　报告说：《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不止一次出入《人民日报》。11月15日，徐文立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找一个记者，请求把他们的一封信转给中央，要求释放刘青。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徐文立从报社出来后说："看来王若水不是反对民刊的。"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11月20日，徐文立又去《人民日报》找王若水。王说："材料已发内参了，放心吧。"《人民日报》在这个内参上还加了按语。但其中反映的一些情况，如扒光了刘青的衣服进行检查，纯属捏造。（到美国后，我就这件事问了刘青。他说确有此事，但属例行检查。）对公安部这个报告，邓小平作了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
　　胡耀邦也批示：建议常委指定一人同《人民日报》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一谈，把这个问题挑开，查明报社和其他单位有无'四五论坛'的后台，然后决定处理办法。11.30.晚12时。
　　华国锋最后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公安部这个报告是党组书记赵苍璧署名，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本来没有写请胡耀邦转；胡耀邦的名字是后加上的。胡耀邦说："我应该这样批，因为名单上最初没有我，我多了一个心。"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那次我是因有别的事去读者来信部，偶然遇到徐文立的。我看了他们带来的信，同他们进行了短时间的谈话。他们要求释放刘青，并建议政府把民主墙管起来，不要放任自流（我理解他们是想用这个办法使民主墙合法化）。我同意把他们的信在报社的内参上发表。他们的信中有一句刺彭真的话，我建议删掉（这被公安部理解为替他们出主意）。我对徐文立他们说：民主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完全实现，还有些阻力要克服，有些老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这只能一步一步来。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总比过去民主多了。我还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管，你们何必找那么多外国人呢！（那时找徐文立的外国记者非常多）徐文立辩白说，是人家找上门来的。
　　我对胡耀邦说：我看过民主墙的一些言论，其中《四五论坛》是最温和，最理性的。他们不同意骂邓小平，还批评《探索》。应当说这个组织还是可以的。
　　接着胡耀邦讲话，别人也讲了话。
　　胡耀邦说："徐文立是什么人，我不清楚。公安部可能清楚，也可能不清楚，但他们认为表现不好。我说过，他们是想同党比高低。从前我也同林希翎谈过，你个人主义太严重，将来可能犯大错误。后来还为这事找我调查。他们说林希翎在监狱中怀念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胡耀邦同志的话。我后来对专案组说，你们判重了。去年林希翎还给我来信。对这种人轻轻说不行，要重重说。"韩英说，"徐文立是铁路电工，烈士子弟，二十几岁，小青年。"胡耀邦讲到对这些青年做工作的问题。谈到广东的李一哲，胡耀邦说，"绝不要同他辩论，辩不过他。不要扣帽子。但他那张大字报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我同几个青年讨论过四小时，他们还服了。"他又讲到他同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王军涛的谈话，大意是：你们搞政治不行，只能在老一代领导下和帮助下搞，否则肯定没有前途。在学校的青年还是要好好学习，不要从学校跳到社会上去，要准备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在机关的青年要搞好业务，热爱专业，何必去发表政治论文。胡耀邦同吕扑等人谈了两次，时间不少。最后问吕朴怎么样。吕说：一、你这个人很爽朗；二、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三、保留自己观点。胡耀邦对我们说："我的两小时是拼命挤出来的，好不容易啊！头一次谈，他说很好，我再想想。一周后又来，说，胡叔叔，我还没有想通。……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些青年是教育不好的。希望每个人都成材，不可能。历史是无情的，不能慈光普照。化那么大的精力都不行，只有让他们碰壁。可能你们《人民日报》有些同志有些偏爱，甚至错爱。"胡又谈到徐文立说："凭我的本能，这种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当然这是他的问题，不等于是若水的问题。若水是老党员、老同志，可以信任的。'大跃进'时不赞成（若水注：其实，当时我没有不赞成大跃进，只是把我所在的农村的弄虚作假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四人帮时受压。但可要提醒：要谨防上当。我赞成进行教育，这是第一；第二，绝不要上当。为什么抓住了你，抓不住别人呢？必须在思想上立场上保持一个距离。请若水提出一个正式报告，文字不要长，恐怕要谈点教训。也可以谈对《四五论坛》的看法。中央无非是要了解一下，精神上不要有负担。"胡耀邦又说："最近一年来，各省市对《人民日报》有批评。我认为有些上纲太高。但有些要注意，包括社论。当然我也有毛病，有的话有缺点。完全没有缺点也难，尽量注意。《人民日报》成绩还是主要的，若水同志也一样，当然也要吸收教训。"韩英说，徐文立确实找过团中央，也是为了刘青的事。他说，各校党委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还讲了他同王军涛的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年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
　　"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十七年也不是。不然，为何不如日本？你看他这个观点！可他还信心十足。"韩英还找了王军涛爸爸，他爸爸说服不了儿子。
　　胡耀邦问："那怎么会把他选进团中央？"韩英说："他是四五英雄，不选他不行埃"朱穆之的态度最强硬，讲话也有针对我的意思。他说："我反对自发组织。这些人对党和国家失望了，认为你们这一套不行，要另找道路。对自发组织当然要做工作，放弃领导不好，但做工作是什么立场？是鼓励他们还是纠正他们？为何他们那样反应？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支持。我不同意说这个组织（指《四五论坛》）是可以的。对自发组织、自发刊物不能一分为二，就是要反对。我也不同意提'思考的一代'，好象还没有找到一条路，还需要'探索'，象魏京生那样。"朱穆之这样一说，胡耀邦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变化，说："对！"胡绩伟没有多说话。
　　回去以后，我把同徐文立的谈话情况写了报告，读者来信部那位记者也把他奉命和西单民主墙的联系情况写了报告，交了上去。邓小平没有说什么，似乎没事了。
　　接着，民主墙被禁。
　　这次谈话一个月以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他批评了民主墙之后，说了一大段极为严厉的、有针对性的话：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这场反对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例。对他们持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的确是有的。……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看到这段话，我想起来，我在报告中确实承认了我对徐文立是持同情态度的。这"同情"二字，恰好给邓小平的担心提供了证据。
　　以后，我就成了有嫌疑的高级干部。有关部门作了很多调查，但从不找我本人。只是遇到什么事，就有人把对我的怀疑提出来："他和地下组织的关系……"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这当然保护了胡耀邦。但看得出来，邓对这种办法并不感兴趣。从那天的谈话看，胡耀邦确实没有说同情的话，对徐文立等人也缺乏了解。但他主张对话，做工作，进行引导。然而，那些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这还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只是要说服他们，而不是想听取他们的意见。这还是共产党的"思想工作"的老一套。而那些保守派又会指责说，胡耀邦纵容了民主墙分子，也纵容了我们这样的党内干部。当时贵州有一个"启蒙社"，胡耀邦主张用"教育"的办法解决这个组织的问题，并且他认为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但胡耀邦这个办法不为公安部所赞同，也没有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几年以后，胡耀邦以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赶下了台。接着，一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清除出党，包括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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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八十年代的“清污”运动，虽然时间很短，却造成不小的震动。但迄今还没有一本专门记叙或论述这次事件的专著。我希望这本书能填补这一空白。
　　写这本书时，我没有现成的书籍可作参考，但我保存了当年的许多文献材料，特别是我自己的笔记本和日记。作为当事人，这些第一手材料帮助了我的记忆。
　　时下流行“纪实文学”，我这本书只是纪实，没有文学。我希望本书能做到忠于历史，包括其中的细节。当然完全避免错误是很难的；如果读者发现和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恳请指正。
　　本书的第一次修改稿曾有一个英文节译本，名THEANTI-SPIRITUALPOLLUTIONDRIVE___AFORMERPEOPLE'SDAILYEDITORREMEMBERS.译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南希女士（NancyHearst）。该书作为《中国哲学研究》（CHINESESTUDIESINPHILOSOPHY，SUMMER，1996）的一个专辑出版。
　　最初我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___一个当事人对"清污"前后的回忆》。
　　出版社同我商量的结果，改成了现在这个书名。在内容方面，也相应作了一些补充。但还是不免带着可能是过多的我个人的色彩。因此，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回忆录而不是关于这次事件的全面的历史。
　　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当时的观点，并不和我现在的观点完全一样；如当时我还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现在我已不这样想了。
　　我要感谢妻子冯媛，她对我的悉心照料使得我能够在与癌症作斗争的同时完成对此书的修改。她还替我把"附录"中的几万字材料输入电脑，并把全书校读了一遍。
　　在对本书进行最后修改的期间，正值迎接香港的回归。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不过在喜庆中也有隐忧：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会如何呢？为这本书寻找出版商的事，就颇费了一些周折。有人对我说，你这本书出得不是时候。不过我还是相信，这本书是能够出版的。
　　明镜出版社何频先生愿意出版这本有风险的书，我在此表示感谢。
　　王若水1997年5月7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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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后记
　　本书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印第三版，我感到高兴。趁这个机会，我在新版增加了一个附录《民主墙的一段往事》。我希望我回忆的这件事有助于读者了解胡耀邦的政治态度和他所处的地位。可以看出，导致他下台的因素，甚至在他上台之前就已露出苗头了。
　　此外，本书中还有如下一些要修改或补充的地方：第13页第七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应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当时还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院。
　　第166页倒数第二行："凡是论文中带'人'字的先检查"."论文"应为"题目".第276页上的一个小注中，倒数第二行有一句："事后我把那篇通讯的剪报呈送给他了，并在事后把那篇报道送给他看。"这句话的下半句应删。
　　第277页有一句："有传说，不久前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受到了邓小平的批评，说胡太'软'而赵太'冒'."应删，因为没有根据。
　　第293页到294页讲到孙月才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发表在1988年第3期的《上海理论（内刊）》上的。我误为1986年的事了。
　　书中照片（无页码）中，有一张三人照片，从左至右依次为顾骧、王元化、王若水。图片说明有误。
　　第299页倒数第七行和倒数第六行之间，插入这一段：邓小平的态度是起关键作用的。在接着召开的党内“生活会”（1月10日至15日）上，与会者纷纷指责胡耀邦没有接受邓小平的"打招呼".胡乔木发言不长，据说邓小平事先给他"打招呼"，劝他在这种会上少发言；可是胡乔木讲话的内容份量很重，他不但严厉指责胡耀邦个人，还说胡耀邦周围有一些"坏人"，意图扩大打击面。邓力群充当了"倒胡"英雄，在会上倾盆大雨地讲了大半天。他早已收集了关于胡耀邦的一大堆材料，这时全部抛出来了。另一个发言激烈的人是余秋里。
　　这次会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的辞呈。这次会议不过是给早已决定的事一个合法手续，不需要讨论，可是陈云不放过这个机会，又把胡耀邦狠狠批评了一通。这对邓小平也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毕竟胡耀邦是他举荐的。在陈云慷慨陈辞时，邓小平默然不语。
　　第306页上的小注，我在后面加写了一些话。小注全文改为：*胡乔木给自己定的在美国作学术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为甚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___他不说"中共"，而说"中国".这篇讲演收入了《胡乔木文集》（第二卷）。正像他出国前的讲话一样，胡乔木想用这篇讲演表明他也是反"左"的。我不知道美国学者的反应如何，但有一位中国学者深受感动地赞扬说："他逝世前几年认真思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甚么会长期犯左倾的错误？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需要多么大的思想勇气！"（常念斯：《老泪纵横话乔木》，《读书》1995年第12期）其实，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多次讲过从1957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左"的错误了，而且都是对外宾说的。参看《邓小平文逊第三卷以下各页：237、249、253、254.邓小平说的是"我们"犯了错误，他很清楚地是指党，但他没有用"我们党"的字样。也许因为这一点，胡乔木在决定他的讲演题目时煞费踌躇。他不好说"我们"，但他也不敢说"我们党"或"中共"，于是改说成"中国"，让整个国家来为一个党的错误担负责任。在这里，使人惊讶的不是胡乔木的勇气，而是他的小心拘谨。至于讲演的内容，我没有可能在这里加以评论。附带说，常念斯先生在盛赞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我感谢作者的好意。
　　我希望在作了这样一些补充修改后的第三版，能比初版有所改进。仍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王若水199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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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王若水1995年10月）
　　从追求到幻灭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讲中国人如何寻找革命真理的话。他说，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後，先进的中国人，象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可是都行不通。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後，中国革命才面貌一新，取得胜利。於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时间过了四十多年，这个描写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命运的话，现在可以移用来描写马列主义了。在建国以後，多次运动，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翻天覆地的运动，都失败了。毛泽东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因此很自然，“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我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描写现在一些包括我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恩格斯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自认为代表永恒真理和普遍正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法国革命胜利了，结果如何呢？新的制度诚然比旧制度合理，可是仍然弊病丛生，充满罪恶。所谓"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不过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我读到这一段话很有感概。共产党也曾用豪言壮语向人民做过一次又一次的许诺，指点着那宏伟美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图景，後来呢？谁都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竞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千疮百孔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重新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的道路。
　　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於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二十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在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到这个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的红旗落地。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另一方面，我们的实践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也是一个问题吗？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担任过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工作的逄先知说过：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自己也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们跟着苏联人说"马列主义"，好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一个东西，谁违背了列宁主义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未想过，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尽管它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过去习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一样。实践的结论果真如此吗？其实，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点只是证明了列宁的思想。但是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列宁在贫穷落後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在二十世纪初，俄国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据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的1897年的调查材料，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後。列宁承认这一点，他在《两个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於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於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於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1卷541页）当然，列宁认为这样的革命要有工人阶级来领导，并在胜利後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上548页）。"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矗"（同上547页）。
　　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後几个月，列宁就发动起义，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提出过要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列宁并没有提到这个过渡的经济条件，而这本来是最重要的。第二国际和俄国有一些理论家反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俄国没有这种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在1923年初写的《论我国革命》中反驳了这种观点。
　　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抛开那些对论敌表示愤怒和讽刺的词句，其实真正的论据是很薄弱的。
　　列宁说："我们为甚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691页）"我们为甚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後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同上692页）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
　　现在列宁说，达到这个水平也需要前提，我们可以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种前提，这就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然後走向社会主义。
　　但驱逐资本家，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这已经是在搞社会主义革命了。对方的意思是说，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或社会文明的前提；而列宁把对方的逻辑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达到社会主义水平的前提。
　　这样一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以经济和文明水平为前提的东西。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就这样草率对付过去了。三十年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重述了列宁的观点。斯大林承认，在十月革命後，“由於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选集》下卷，542-543页）同一个斯大林在不久前还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同上502页），现在变成上层建筑创造基础了。
　　这怎么可能呢？斯大林说，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同上543页）苏维埃政权把生产资料公有化，就解决了这个矛盾。
　　斯大林说俄国工业中的生产力具有社会性，其实一切近代工业都是这样。但是在工业发展初期，其社会性也是很低的，所以它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并不显著；只有到工业高度发展後，这个矛盾才突出起来。要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这个矛盾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但当时的俄国离这个阶段还很远，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怎么可以以此为理由搞社会主义革命呢？斯大林用"特别是"这个词来强调社会性存在於工业中，以便使读者忽视在工业以外的农业，而俄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从整体说，俄国的生产力并不具有社会性。照斯大林的逻辑，等於说，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适合於俄国落後的生产力水平。
　　这是违反规律的。斯大林的辩护完全站不祝不如说，俄国革命是依靠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就是：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布尔什维克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他们无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农业，许多年内还达不到沙俄时期的水平。如果一种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凭什么说它是先进的呢？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说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逊3卷1060页）。"在革命胜利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於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产阶级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毛逊4卷1431页）。他还预言那时"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毛逊2卷650页）。到一九五三年，毛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还说，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是三年後，他就忘掉了自己说过的话，匆匆忙忙搞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六年，中共在八大决议中，说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後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等於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适合中国的经济水平的。
　　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後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批评第二国际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其实他自己就在搞机会主义。
　　如何看资本主义建国以後，我们本应当批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毛泽东却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修正主义”（revisionism）这个词，本应当译为"修订主义".修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了。现在不管对错，一律斥为"修正".由於我们多年批判"修正主义"，"修正"这个词也变成了"以错误代替正确"的贬义，这和这个词的本义正相反，并且造成一种印象，好象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修正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应当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的，问题只在修正得对不对；或者说，是不是真正的修“正”。斯大林和毛泽东有一个教条，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是可以修正的，基本原理则不能。他们批判“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如果错了也要修正；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观点，是教条主义。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权认为自己是永远不会推翻的；我同意这个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即代表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要打倒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是把资产阶级当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来看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寿命不长了。晚年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纠正了过去的过分乐观的看法，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
　　二十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重新论证资本主义到了最後阶段。然而二次大战後的世界历史证明：帝国主义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着。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变化，它仍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变化，马克思预见不到，列宁也预见不到。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应当说，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恩选集》2卷83页），但当初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的毛病，不是中国党独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根子在老祖宗那里就产生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发展初期，他们是资本家又是经营者、管理者；对於发展工业和商业，他们比共产党有经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庆祝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这是把一大批有经营管理经验和能力的人抛弃了，不是有利於生产，而是相反。到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从海外和境外“引进资产阶级的人才和经验。
　　刘少奇在50年代公私合营前提出"剥削有功"是对的。让他们进行一些剥削，换取他们努力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这是得大於失的事情。八十年代我写过一篇《重提猫论》，其中说，我们长期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猫与鼠的关系，其实是不对的。真正的老鼠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贫穷"与"落後".资本主义是一只猫，它可以帮助我们消灭这两只老鼠。资本主义有利也有害，但是它的祸害比较起贫穷与落後来是较小的。
　　中共曾经吹嘘过在大陆消灭了剥削，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我们应该反对超经济的剥削，反对过分的、残酷的剥削，但是完全消灭剥削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资本家个人的消费总是有限的，大量的利润还是要用来扩大再生产，既给社会增加了财富，给国家增加了税收，也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由於官僚主义的决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剥削也不能比的。
　　我想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後的呢？几十年来，我们从政治学习中受到的教育，都是告诉我们，农民阶级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後来变成反动的，是专政的对象（这就是《5.16通知》的思想）。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衡量一个阶级的进步与否，要看它的经济地位，要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是同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它和无产阶级、科学技术人员一起，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力，因此它是进步的阶级；至少在它没有变得阻碍生产力发展之前，我们不能说它是反动的阶级。上面我已谈到经营管理的作用，现代的资本家许多已变成了股东，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了，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反对普通人在银行存款获得利息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反对从投资中获得利润，只要这对社会的生产发展有好处。这是从总的历史过程来说的，它并不排斥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资产阶级可以在政治上可以采取反动的立常《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过早地认为，这种积极作用已经完了。对於农民，《宣言》却认为，这个阶级是和小生产联系的，因而是没落的和保守的阶级；他们只有离开原有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才能变成革命的。後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联合农民的思想。这是为了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不表明他们认为农民是一个先进的阶级。
　　列宁和毛泽东都很重视农民。同农民联盟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贫困地位，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农民究竟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即使取得胜利，最後还是回到封建主义，起义领袖背叛了原来的阶级，当上了新的皇帝。
　　那么知识分子呢？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共产主义——科学还是空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只有他们才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非常好的，可是怎么实现呢？如果你去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的。马克思描绘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工人"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可是这种制度并不诱人。就我来说，还是宁愿带着钱包，到市场上去自由选择。不但如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到了这一条；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所有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够格的。怎么办？要这些国家不用"社会主义"的名称，也不好办。於是有些学者区别了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为甚么要消灭商品与货币呢？因为他要彻底消灭剥削。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大於他所得到工资，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和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相等。这种情况，使得剥削成为可能。只要有商品和货币，价值与价格的背离就是不可免的。要彻底消灭剥削，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就要废除货币，直接按照工人的劳动来计算他所创造的价值来付予报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证券。同样，一切产品也不能有价格，而是标明其中含有多少劳动量。工人就用他的劳动证券，去领到具有同等劳动量的产品。这样也就消灭了商品。
　　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建立在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劳动创造价值，一个产品的价值，就以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比如造一张桌子，甲要三天时间，乙要两天时间，丙要一天时间，那么制造这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这就是它的价值。这个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应用到简单劳动上，好象没有什么问题；应用到复杂劳动上，就有些困难；应用到单纯的脑力劳动上，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完全不行了。体力劳动的产品，是可以规格化的。甲乙丙三个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须是一样的，这样才好比较，才好用数字来计算。但是脑力劳动的产品怎样比较？怎样计算？鲁迅写《阿Q正传》，该给多少报酬才是不多不少？如果有另外的张三和李四，也写出了《阿Q正传》，一模一样，那就好办，可以把三个人所化的写作时间平均一下。但《阿Q正传》是独一无二的，别人写不出来，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仅如此，仅仅按一部文学作品的写作时间来给予报酬，也是不公道的。
　　写作一小时总比造桌子一小时的劳动复杂得多。那么怎么计算？按计算复杂劳动的办法也不行，因为这里有天才，有灵感，这是根本不可能计量化的。按照一部文艺作品的创作时间来衡量其价值，这是可笑的。
　　还有，在这个信息时代，信息是最宝贵的财富，但如何计算信息的价值？用劳动时间也是不行的。
　　战後的科学技术革命表明，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社会财富的贡献，他们所创造价值，比工人农民多得多（尽管他们离不开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对脑力劳动的蔑视以及"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除了科技的作用以外，企业管理的作用难道可以忽视吗？同样一个企业，由某个厂长来经营就亏损，换一个厂长来就扭亏为赢。应当承认，经营管理也是创造价值的；不过这种劳动也是脑力劳动，同样无法按时间来计量其价值。
　　所以，在现代的条件下，单靠工人来创造价值是不行的，还要靠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还要靠经营者和管理者，即现代的经理阶层。工人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作者也是生产力，经营管理者也是生产力：财富是由这三部分人联合创造的。虽然我们无法计算这後两部分人的贡献，但是可以肯定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总经理的贡献要比一个工人大得多。
　　这样，“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从总的方面来说，现代社会财富的巨额增长，工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不是由於工人和农民加重了劳动强度，而是受益於科学技术；科学家所得到的报酬，一般的是低於他们的贡献的。难道不可以说，脑力劳动者所给予体力劳动者的，要大於他们得之於後者的吗？我们不可能要求严格的按劳分配（尽管这已载入宪法和党章），但是我们应该要求相对合理的分配。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相对合理的分配也没有做到。
　　马克思为甚么要废除私有财产？
　　这是基於两个理由：一、为了消灭剥削；二、为了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残酷的剥削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废除私有财产将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而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看到严格的按劳分配的不可能，那么全面的计划经济可能吗？资本主义经济是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人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手来完全代替那只看不见的手呢？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的。现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复杂万千，就是有一个万能的超级计算机，也不可能把全部变数纳入人为的计划之中。这一点，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至多只能做到在市场的自发经济基础上加上人为的计划调节，但不可能不要那只看不见的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海耶克批评马克思过於迷信理性的力量，错误地以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可以用理性来设计的；我以为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
　　既然完全消灭剥削和彻底实行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废除私有财产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了。不要说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没有条件实行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就是在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力水平很高的美国，如果要没收私有财产，取消货币，那么美国的经济马上就会崩溃。
　　马克思对这种危险，并不是没有一点预计，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尽管在原则上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但它的十条纲领并不是那么激进的，只提出剥夺地产，高额累进税，没收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国家垄断经营银行、运输业等；至於消灭阶级差别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马克思只是含糊地说那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事。
　　有趣的是，今天我们来看《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会发现，在有些方面，如高额累进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乡对立的消灭以及义务教育，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
　　时代变了，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转到资本主义，或者采取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
　　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要解放全人类，但他们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又误以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私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社会将迅速两极分化，好象一个葫芦形，中间最细，两个头，一大一小，一头是人数很少的大资产阶级，另一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历史的发展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
　　拿现在美国的例子来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整个社会象一个橄榄形，两头小，中间大；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至於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贫困化，而是大大改善了。恩格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在六十年代的《资本论》中描绘的英国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看不到了。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工人不接受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
　　工人阶级队伍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在车间劳动的“蓝领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了。
　　从战後这些年的历史看，资本主义世界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并不仅是工人运动，还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等少数民族运动。工人阶级也不一定走在社会的前列，更谈不上领导社会的潮流。现在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共产党的势力都在衰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是没有的。大学里倒有不少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那并不是同工人运动结合的。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即通过解放全人类而解放自己。《国际歌》批评了“救世主”的观点，但这种把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赋予一个特定的阶级的观点，何尝不是承认有一个“救世阶级”？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马克思关於工人阶级赋有历史特殊任务的观点，为列宁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他的共产党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既然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那么它当然要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怎样来实现它的领导呢？通过共产党。这是列宁的观点。
　　在中国，过去把一切邪恶的品质都归於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被说成是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於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这样的无产阶级只存在於头脑里，在现实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现实情况是，工人身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品质缺点，於是就把这些归咎於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资本主义的腐蚀。
　　在理论上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似乎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无论政治上还是社会地位上。他们应该有的特殊地位，被代表他们的党占有了。
　　这样，共产党就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其他的人们都是被改造者、被解放者、被教育者。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有了合法性。社会主义国家成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党治国家或“党国”（party-state）。我们中国叫做"党天下".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喜欢国家（此处的"国家"指国家机器，或马克思说的"政治国家"）。他们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暂时的过渡。国家要消亡，国家的某些职能将转交给社会来承担。他们心目中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并不是国家所有制。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後来马克思没有重复这个观点，而恩格斯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不是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这又被说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列宁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而党又是由少数领袖来代表的，这样共产党专政又变成领袖专政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要属於列宁。
　　马克思和列宁都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在当时确实不完备。列宁的抨击尤其严厉，他声称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而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这个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进步，过去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穷人、少数民族，现在都有平等的选举权了；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游行等自由权了。相形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来表达民意，监督和控制党和领袖，防止滥用权力，其结果是党和领袖凌驾在人民和无产阶级之上，异化了。
　　当年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抨击，如“虚伪的”“形式的”“残缺不全的”，移来描绘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倒是很合适的了。现在官方已经不再重复列宁的论点，而是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情况。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列宁回答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为领袖的人们来主持的（《列宁选集》4卷197页）。
　　列宁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群众和阶级，政党和领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对的；但列宁却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照这个说法，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群众，所以群众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因为党是由领袖领导的，所以最後是归结为领袖专政。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容易受到批评，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企图加以弥补，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专政"）之间不能划等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党专政，但不是说"完全"是。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前提是"先锋队和工人群众间、党和阶级间有着正确的相互关系"（《斯大林选集》上，423页）。"如果党的政策不正确，如果党的政策和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可以不可以认为党是阶级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同上425页）。
　　斯大林看到了这种危险，可是後来他自己忘掉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似乎一个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它就代表无产阶级，用不着征求一下广大工人的同意；一个党曾经代表过人民，那么它就永远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来审查是否合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的工作出了问题，有了缺点，需要纠正和改进，第一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几十年中，不断加强党的领导，随之是领袖地位的加强。党是全能的，党的全能又归结为领袖的全能。
　　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想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就批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九评”的第二评即《关於斯大林问题》中说："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於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在这里，正是利用列宁观点中的弱点来为个人崇拜辩护。
　　列宁观点中的主要问题在於忽视了这一点：党是可能从本阶级异化的，领袖也是可能从群众异化的；异化了的党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异化了的领袖也不能代表群众。
　　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防止党和领袖的异化。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没有看到，最主要的危险是党和领袖的异化。後来，为了要搞"文革"，他提出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其实，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脱离了人民，君临於群众和党之上，谁也不能制约他了。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救世主”思想的，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实际上代替了救世主的地位，成为救世阶级。到了列宁，这个救世阶级又为共产党所代表，成为救世党；党又掌握在领袖手中，於是领袖实际上成为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陷入困境。列宁胜利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使得马克思主义走到东方来了，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列宁主义从此成为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旗帜，十月革命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的道路。但俄国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并未经过批判的审查。列宁组织“第三国际”，就急於推广俄国的经验，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现在再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一个马克思遭到严重误解的领域。为甚么会误解呢？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已经做了几十年，为甚么还有误解呢？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较少受到误解的，因为马克思有三卷《资本论》摆在那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有误解了，因为马克思讲得少。哲学呢？我们过去受苏联影响，只读恩格斯和列宁的几本书，很少读马克思原著。马克思早年钻研哲学，写过一些文章，但都不好懂，後来他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重要遗著只是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才发表，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列宁都没有读过。不能说列宁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了解是深刻的，斯大林就更不消说了。斯大林有条件读到上述的马克思著作，但他根本不重视，也不知读过没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又是受苏联影响的。我们长期跟在苏联後面，把列宁主义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合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个影响时间是很长的。
　　为了说明列宁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的不同，让我们先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起。
　　《唯批》的基本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个命题好象没有错，难道马克思不是也这样说吗？问题就出在对"反映"的了解。列宁是把这个词和"摄影""复写"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他在书中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声明"反映"和"摄影""复写"有什么不同。这种认识论，是常识的唯物论。在中国，由於多年来照抄苏联的说法，学校和课本中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许多人也就以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
　　列宁反复强调，认识的对象，即客体的存在，是独立於人之外的。这种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但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命题。我面前的这种桌子，当然是独立於我的意识而存在的；但是桌子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总要事先有一个设想，也就是桌子的观念。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的特点，就在於他在制造一件产品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的结果在一开始“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恩全集》23卷202页）。
　　不仅桌子，所有的社会财富都要这样看。自然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初把财富看做是单纯的客体，看成是独立於人以外的、不依赖於人的自然物，亚当斯密则把财富看做是劳动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体，还要看到桌子的主体方面，也就是从桌子中看到人的劳动、人的意志、人的智慧。这就是见物又见人，并且是从物中见人。不仅如此，桌子是商品，它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什么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离开了社会，就没有什么价值。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後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客体就是客体，不依赖於人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马克思在著名的《费尔巴哈论纲》中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对现实只是从客体方面来了解，没有从主体方面来了解，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说的是对马克思的第一个误解；现在来说第二个误解。
　　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按照他的反映论观点对此作了解释。
　　他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18卷338页）那么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吗？错了！马克思说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它并不是在人以外的东西。马克思说的“社会意识”，包括宗教、道德、文艺、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它们不是反映人以外的东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这种反映也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复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在贬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是说这是一些打上了阶级烙印的虚幻的观念。拿宗教来说吧，它不但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物的“近似正确的复写”，甚至根本不是复写。那么怎样用社会存在来解释它的来源呢？人创造了上帝，但人却反过来说上帝创造了人，这是一种异化，一种颠倒。马克思说："国家、社会创造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马恩选集》1卷1页）"宗教里的苦难就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或者说，它是"人民幻想的幸福"（同上2页）。50因为人民遭受苦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作为祈求的对象，把幻想寄托於死後的天国。这样，宗教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它是一种曲折的、歪曲的反映，不是那种照镜子式的反映，不是列宁理解的那种反映。
　　列宁在《唯批》後写的《哲学笔记》中，局部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说人的心灵认识事物，“不是简单地、直接地、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地、二重化地、曲折地……".照镜子和照相是一回事，说认识不是照镜子，就是说不是照相。
　　其实，意识形态已经不属於认识论的范畴了（并非一切思想都是认识）。拿客观的桌子产生桌子的观念这种"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意识形态的产生，是根本不行的。前者是用人以外的客观对象来说明感觉和表象的来源，而後者是用人自身的社会存在来解释意识形态的根源。在前者的情况，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是来自面前的客观对象。
　　在後者的情况，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受什么东西在背後推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跟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马恩选集》4卷250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只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词。“历史唯物主义”的“物”，就是哲学上讨论的“心物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的“物”吗？否。马克思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存在，但所有这些都是离不开人的。它是指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人的社会存在；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不是纯粹的物质，人有肉体和精神，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简单地把一般唯物主义原理搬到社会历史中而得出来的。
　　官方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这样就一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人性），另一方面抹杀了人的个性。他们的根据，就是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普遍误解。
　　第一，社会关系是很丰富的，两性关系、亲子关系和朋友关系等都是社会关系，不能全部归结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诚然很重要，但是把这种关系从人的总体抽出来，抛掉其他关系，这仍然是抽象的人。马克思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仅仅是阶级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许多人都忽视了，马克思在上面那句话之後，紧接着说："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马克思在另外的地方说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哲学手稿》），又说，劳动是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而劳动是自由的实现。我们有足够的根据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是自由。但这个本质不是现成地给予人的；换句话说，人不是生而自由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既区别於卢梭，又区别於萨特。人能够自由，这只是人的潜能，要通过劳动来实现它，而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而生产方式是前一代人留下来的，不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的、从动物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反杜林论》）但是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人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会陷入新的不自由。例如，一定的社会关系本来是使得人的自由能够实现的条件，却又可能变成人的新的桎梏，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异化。
　　现在我们可以较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话了。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本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是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反人性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於没有批判这种“现实的本质”，所以没有革命性。按照马克思，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不仅要批判，而且要推翻："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马恩选集》1卷9页）。
　　从这个观点来看，阶级性虽然可以说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这是异化了的本，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被摧残为畸形的人，变成了奴隶，变成了活的机器，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雷锋以当齿轮和螺丝钉而自豪，马克思则尖锐地把这当做资本主义对人的扭曲来批判），这是人性的异化。
　　马克思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对他的生活状况的愤慨，就是由於"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马恩全集》2卷44页）马克思曾赞扬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但是他从没有把工人阶级描写得完美无缺，象後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唯人主义几十年中，某些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翻来复去讲的是“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种讲法，没有跳出旧唯物论的窠臼。人们以为，只要加上“思维对存在起反作用”就足以和旧唯物论划清界限了，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一九三二年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件大事，欧洲一些"马克思学"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他们发现了一个不同於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一时轰动了欧洲。虽然这项研究为二次大战所中断，但战後又以其冲击波震动了北美，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著作，并且孕育出了不同的学派。可以说，《手稿》赋予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生命。
　　中国翻译《哲学手稿》不算太晚，一九五六年第一个译本就产生了。然而由於原文的艰深和译文的晦涩，当时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八十年代初才在学术界形成研究的热潮___然而这时青年人已开始厌倦马克思主义了，他们追求更时髦的东西，从尼采到萨特。另一方面，官方又把这种"异端"马克思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和批判对象。到现在，青年学生仍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此一家，无非是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别的呢？然而如果不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对马克思有完整准确的了解，就看不到马克思思想中最宝贵的东西。
　　马克思的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
　　马克思是哲学是一种历史哲学，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恩全集》42卷131页）。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人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着人的世界，同时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着自己。
　　最初的人和动物的区别不是很大的。人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就是解决衣、食、住的问题，因此就要进行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点的重要性予以充分估计，说这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恩选集》1卷32页）。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都谈不上。
　　但仅仅是停留在维持生存这个水平上，人和动物就没有多大区别了。“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哲学手稿》）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种流行的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最关心的是人们的吃饭穿衣这种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人都过富裕的生活；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吃饭哲学”。
　　E.弗洛姆早在一九六一年发表的《马克思关於人的概念》中就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观点。
　　他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样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也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批评过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公式用来解释历史（见（《马恩全集》32卷671-672页）。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因此，阶级斗争不仅是争取生存资料，而且是争取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见《马恩选集》3卷572页）。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享受；我们在许多年内把享受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这是违反马克思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只反对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的背上，要改变工人只劳动无享受和资本家只享受不劳动的状况。享受有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或文化享受）之分，物质享受是消极的，精神享受高於物质享受。享受不是最高的需要，最高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这要通过自由劳动来实现。所谓自由的劳动，并不仅仅是不受剥削而已，而是一种创造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性的需要，同时也是享受，是"乐生的要素".马克思认为，即使消灭了剥削，只要劳动是为了衣食，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这种劳动就仍然不是自由的，是不得不进行的，它仍然属於"必然性的王国"，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於"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恩全集》25卷926-927页）。恩格斯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人类就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但是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领域是人类不能完全摆脱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自由王国才能繁荣起来。
　　这里的关键在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经济学上有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开支与家庭总消费支出之比，其数值越小越表明生活富裕。按照马克思，必要劳动时间越少，自由时间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丰富。所谓自由时间，主要不是指闲暇时间，而是指进行创造性劳动（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建筑设计、理论构思、文艺创作、艺术表演等等）的时间。
　　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角度把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形态（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特点是人的依赖性；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人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三大形态的特点是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财富的基础上的。（见（《马恩全集》46卷，下，104页）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为了创造这种人，就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全面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的社会不要求个人牺牲自己，相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为的人”，世界成为“为人的世界”。人将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我在1986年发表的《关於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中说过："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过百万富翁的生活，这是普遍存在的误解。它的错误不是把共产主义看得太高了；恰恰相反，是看得太低了，因为在这里使用的价值尺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尺度。马克思的着眼点不是'物'而是'人'，不是享受，而是创造（创造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占有得多的"富有的人"，而是充分发展了人的本性的"丰富的人".马克思是重视物质生活条件的，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是这不等於说，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正相反，马克思把精神的价值放在物质的价值之上。黑格尔提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个思想，把自由看做是人的本质。
　　只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才能把他的哲学思想和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吃饭哲学”，这是一种浅薄的了解；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革命的哲学，自由的哲学。
　　以为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或者害怕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这是对马克思的第五种误解。
　　这种误解在西方很流行。我在哈佛时，有个学生问我：“如果要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之间做选择，他们会选择什么？"他们总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由，是因为这些国家遵循马克思主义。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这样宣传。在我们国家，"自由"一词在很长时间里是带一些贬义的，好象这是只有西方国家主张的东西。在六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头版曾出现过一条报道，题目是《管庄——自由王国》。
　　管庄是北京东郊的一个住宅区。你以为它是说管庄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吗？不对。它是说管庄的秩序如何乱，小偷、流氓如何猖獗，卫生情况如何糟，总之，是无人管理，一塌糊涂，这就叫"自由王国".一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的报纸，就是这样亵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六种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是轻视个人价值的，共产主义就是“大公无私”的社会，就是集体主义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有这种误解的人，以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这是不错的；但把个人和集体对立起来，这也是阶级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指出，有两种集体，一是“虚幻的集体”；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这样的集体，它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冒充为全民利益。另外一种是“真实的集体”，它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集体中，个人并不湮没在集体中，而是在集体中得到自由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在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集体和个人的对立的物质基础已经消除了；所以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既不是“自我牺牲精神”，也不是“利己主义”（《马恩全集》3卷275页）。
　　当然，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道路，前面已经说过了。
　　上面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澄清一些误解。这还不是所有的误解，但仅从这些，也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误解是很严重的。我敢说，这些误解，并不是只存在於一般人的心目中，而且存在於一些学者的头脑中。
　　十九世纪的欧洲，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悲惨命运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作为人道主义者和革命家的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於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今天的头号问题了。虽然如此，只要异化存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就没有过时。剥削是异化，但只是异化的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的异化。今天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武器，南北对立等，都不是自然灾难，而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祸害，是人的行为异化的後果。我们今天要坚持改革开放，但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权力的异化，现在金钱的异化也严重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进步的代价；不要任何代价的进步道路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异化的批判和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现象，马克思的思想就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武器。
　　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但不是列宁所阐述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和马克思本人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尽相同。这种哲学，我想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anthropology）。"唯人主义"是我创造的新译名，德文里是Humanismus，英文里是humanism.译为人本主义也可以，但我觉得"唯人主义"更好。
　　过去译为人道主义，但这个词的伦理道德色彩太重；这个译名可以保留给英语中的另一个词，即humanitarianism.实践的唯人主义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在先性，但是它在解释历史时是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马克思在早期一度自称为Humanismus，後来他抛弃了这个名称，改用了唯物主义这个词。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马克思改用这个名称的原因和得失，我们也不需要处处以马克思为根据。我只想说，马克思的这一部分思想在当今世界上仍然有生命力。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它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利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我所信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检验，有多少错误就否定多少，不必可惜。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完整准确的认识，要把後人加在马克思头上的东西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审查，而不是弃之不顾，好象它根本不存在。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
　　马克思逝世後的这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动地的变化。如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衰落，那么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又使人看到马克思的某些卓越的预见。自动化使人从单调累人的体力劳动下解放出来，电脑则使人从某些枯燥乏味的脑力劳动下解放出来。过去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理想，已经为现实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一些变化，即使没有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在这种社会中，马克思的若干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恩格斯引用过歌德的这句话。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适用。据我所知，毛泽东也表达过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产生将近一个半世纪了，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应当欢迎。我只是想补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第二，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发展；这些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也可以不是。说得确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灭亡不是简单地消失，而是被“扬弃”。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应当做的工作，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黑格尔做的一样：从这个思想的废墟上救出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并加以发展，使之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象历史上许多思想巨人一样，马克思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在一个新世界的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毫无疑问会有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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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霸道(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底，由于我上书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批左，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引起毛的不悦，批评我"也不高明".随后，在《人民日报》掀起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毛对姚文元谈到这件事时，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判太子刘示的故事。毛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当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但大家都记得，毛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并说邓拓象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汉元帝即刘示，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汉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刘示作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建议他父亲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有没有在一九五七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毛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然而刘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他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因此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刑名之学属于法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刘示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件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王道霸道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称为"王"；诸侯结盟讨伐背叛的封国以维护王室的，则称为"霸".不论"王"或"霸"，都是本于仁义，任贤使能，赏善惩恶，禁暴诛乱；只是"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他对汉宣帝的"王道不可行，儒道不可用"的观点很不满意，说俗儒固然"不足与为治"，但真正的大儒还是有的，云云。他说了这一大篇，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只是在和稀泥。
　　汉宣帝和太子的分歧是法家和儒家的分歧。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儒家主张复古，法家主张改革；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法家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而儒家强调仁义教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想要富国强兵，采用法家是必要的。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大讲"帝道"，孝公听得打磕睡。第二次讲"王道"，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讲"霸道"，这才听出味道来。商鞅后来终于受重用，使秦国富强。
　　秦始皇统一天下是法家的胜利，焚书坑儒是对儒家的沉重打击。
　　汉初接受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与民生息，实行黄老之治。到汉武帝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如此，汉武帝自己却是不大遵守儒家那一套的。武帝杀人如麻，每年处决的囚犯达数万人之多。某一官员有罪，部下要连同处罚。使用酷刑，判刑宁重毋宽。冤枉好人的，没有关系，从宽处理；对罪人判轻或放走的，就要杀头。这种苛政是违背儒家教导的，以至后来宣帝想给武帝的祭庙定庙号时，还有大臣从儒家的观点表示反对，说武帝把老百姓害得太苦，"无德泽于民".宣帝身世特殊，从小在民间长大，了解百姓受酷吏之苦，即位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他听说河南太守黄霸为人宽厚，执法公平，就任命他为延尉正。他还征召了儒家知识分子夏候胜。可见宣帝并非不用儒家学派的人。路温舒曾上书宣帝，说：秦王朝犯了大错误，其中的九项汉王朝都改了，只有一项还存在，就是任用狱吏。
　　审判和囚禁是天下的大事，因为死了的人不能复生，被砍掉的肢体不能重新长出来。希望皇帝"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宣帝对路温舒的建议比较欣赏，不久下诏要求审判公平，而且亲自裁判一些大案。但并没有根本的改革。他自己后来又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包括大臣盖宽饶、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刚直清廉，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说这是把刑余之人（宦官）当做周公、召公，把法律当做《诗》、《书》，又引《易经》的话，主张"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宣帝恼火了，认为这话充满了怨恨诽谤，要查办。有的官员挑拨说："盖宽饶是想宣帝把天下禅让给他了，这是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认为盖宽饶是忠心正直的人，只是词不达意，上书为盖宽饶辩护，说：盖生活朴素，"居不求安，食不求饱"，是爱国的忠臣；由于他的职务是察隐侦私，又由于他的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求皇上宽耍宣帝没有理会，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他因为对宣帝杀了不当杀的人有些不满，背后议论了几句，大意是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常这事被人揭发，贬为平民。杨在家赋闲后，大肆购买产业，靠财富过舒服日子。有人写信劝他："你原为大臣，罢了官以后，应当闭门不出，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怎么还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呢？"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这封信稿后来被查出来，于是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盖宽饶、杨恽都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人于死地，也难怪刘示要劝父亲了。宣帝批评儒生的话也许不无道理，但这不能为他的"持刑太深"辩护。他杀盖宽饶和杨恽，主要是因为他们冒犯了他的尊严，是因为他要用重刑来使臣下对他诚惶诚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话，本来是不能公开说的，只因为要教导儿子，怕儿子心太软，将来坐不住皇位，才脱口说出来。可这一句话，道破了汉朝皇室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所谓"阳儒阴法"是也。鲁迅说的好："在中国，其实是彻底未曾有过王道。"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确是兄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不过，法家是主张以言定罪的。《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的。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家哪派，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至于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方针宣传的事，本和汉帝批评太子的事扯不上，不知毛怎么会冒出一句："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心想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温和，就想起刘示。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毛无动于衷；可看到宣帝批评太子的话，他就很欣赏。当时正强调双百方针。毛大概也在实行"霸王道杂之"：人民内部实行"王道"（批评自我批评）；对敌人实行"霸道"（专政）。可是，尽管他提倡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旦知识分子讲的话触恼了他时，他就马上把他们当敌人对待，实行"霸道"了。在这次批评邓拓后不久，毛就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另一次谈到王道霸道是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当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议题是工业、农业、市场等问题。在李富春讲话时，毛插话说："工农商都要挂帅，只是工挂帅，李先念不挂帅不行，要有点霸道，不要太王道。"（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45-846页。）其实，这个问题和什么"王道""霸道"不相干，加上这一句，只是表明毛的心态。不久毛泽东就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斗争，"霸道"起来了。
　　毛泽东自称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可说读破了，还觉得不够；再加上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书，他在这上面花的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中南海那样的环境，他整天埋头读古书，沉湎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不知不觉把自己想成皇帝，用封建时代的思维框架来设想当代中国的事情。他把各省委书记称为"诸侯"，把党内的文字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称为"秀才".文化革命前，有一次他对邓小平的讲话不满意，就质问："哪个皇帝讲的？"毛也象皇帝一样，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谁冒犯了他的尊严，谁对他不够顺从，就毫不手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也是这样。固然，他不主张杀人，可他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把人整得家破人亡。谁主张温和一点，他就把谁看成是儒生。一九七二年他批评我在信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说"并不高明".可是我是援引周恩来的话；他直接批评我，间接批评周恩来。尽管周恩来忠实地执行了毛在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指示，可是毛看出来周在内心中是不同意文化革命的。所以，周提出批极左思潮，毛就怀疑这是要纠正文革的错误。他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就是为他的霸道辩护。这和五十年代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还表明，他对周恩来不放心，不愿意周当他的继承人。从这以后，我预感到周恩来的厄运。果然，隔了一年，毛泽东就授意江青搞"评法批儒".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并不是要实行法治（当然法家的法治也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用这来恐吓知识分子，叫他们闭嘴。在文化革命后期，毛已经意识到文革搞糟了，可他就是坚决不承认错误，还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的"大批判"文章用恐吓的语气说：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就是说，谁敢说文革不好，就准备活埋吧！
　　毛对毛远新表示过："任何时侯我都不下罪已诏。"这句话透露出：他清楚地知道文革是场大灾难，可他绝不后悔。"罪已诏"这个词，再次泄露出他把自己想象成皇帝，可他连一些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皇帝都比不上。
　　毛泽东是共产党人，可是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后，他不大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更谈不上读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著作，而是一头栽进了故纸堆中，从《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中学治国之道，而他学的还是一套权术和霸道，这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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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王若水)
　　周恩来大力纠“左”
　　1971年发生"9.13事件"，林彪机毁人亡以后，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形势十分微妙。
　　“文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确立林彪作为毛主席的副手的地位，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保证中国不变色的伟大措施。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刘少奇则反对毛主席，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林彪是一贯拥护和紧跟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把毛泽东的红旗举得"最高最高"，对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最好"，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最活".这样的人当然是最值得毛主席信任的。1969年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毛泽东可以放心了。"文革"接近尾声了。
　　正在这时，"9.13"事件象晴天霹雳，把林彪的神圣形象击得粉碎；不但如此，它还对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提出了质疑。刘少奇千不好万不好，还没有发展到要谋害毛主席的地步啊！如果"文革"折腾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让林彪这样的大坏蛋当权，那么"文革"是不是失败了？群众在震惊之余，普遍觉得，毛主席挑选林彪作接班人是错了，当初挑选周总理就好了，虽然他们嘴上不敢这样明说。
　　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林彪叛党叛国的第一个结果是九大正式确立的毛林体制的解体。
　　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本来，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个修改党章报告；如果要作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九大党章草案对早先的党章的修改是很大的，但有关修改党章的一些问题，只是在讨论时由康生作一个发言来加以解释。可是到1973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这一回是由王洪文来作这个报告了。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表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在九届一中公报的政治局名单中，周恩来排名第四，在陈伯达之后；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和林彪之后，就按姓名笔划为序了。
　　这种做法以前是没有的。
　　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9.13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9.13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71年底到1972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5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72年7月14日，周恩来接受扬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却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抵制。我这里不能详述，只举一个例子：那个反对"空头政治"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文件》，就是被张春桥否定的。以后，国家计委将这个文件改写成一个关于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到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去讨论，全国二十八个盛市、自治区都赞成，唯独上海反对。张春桥还说这是"光荣的孤立".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做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象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____那意思好象是：不是你领导吗？那你就来管吧！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你们以后不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英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矗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571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申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
　　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516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
　　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
　　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8月8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编辑部同志的另一个不满意之处是觉得《人民日报》这么多有能力的人，张姚都不依靠，只信任一个草包，这明明是"任人唯亲".11月间，在讨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时，同志们纷纷提出：鲁英不能当第一把手。有人激动地说："报社有很多老干部、好干部都没有使用，鲁英这样的人却当上了主要负责人。鲁英这样的水平，放在领导岗位上，与其说是爱护他，不如说是坑害他。这对党不利，对他也不利。这件事，讲起来实在令人痛心！"9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1972年3月21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12期（11月4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11月4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72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72年当年就有26号文件、31号文件、38号文件、42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11月1日印发的，时间还在10月14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11期（11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10月14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反尔呢？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11月24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我的一封信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一）11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二）12月1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和第11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12月1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23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
　　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发表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57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周恩来的讲话12月19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想，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
　　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那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____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叠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祝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象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1967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1972年第31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11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
　　江青放炮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象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象《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英）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11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象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之前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
　　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12月5日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看《周恩来年谱》）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张姚的表演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象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象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们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张春桥在撒谎。粉碎”四人帮“后，据揭发，参加座谈的工人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被告知："春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发言者是根据事先定的调子讲的。这证实了当时我们的猜想。
　　“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今天看来，我所编发的龙岩文章是有缺点的，但并不是如张春桥批评的那样。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西方记者都当做敌人的。这种事本来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报》，而应当怪张姚自己。《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于前，《红旗》的文章发表于后。张姚对《人民日报》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叫《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文章，进行纠正就是了。他们不这样做，却通过《红旗》来公开唱对台戏，这才被"敌人"抓住的。周恩来说党报党刊要通气，正是指这一点。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件的提法。
　　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象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8月8日张姚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11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11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12月6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
　　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甚么不讨论？"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
　　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英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甚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19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一颗新星升起这次会后，我除了参加整理会议的记录，做检讨，接受批判以外，暂时还回到北京军区开会，因为那里的会议还没有开完。
　　12月28日凌晨二时，我在睡梦中被叫醒了。是纪登奎要找我谈话。他似乎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刚刚吃完夜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对我很客气。他说19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他没有参加，因为他有个外事活动。他对我的谈话，有几句我是记下来了的：“我读过你的文章《桌子的哲学》，向部队推荐过。主席17日接见我们，还谈到了你，说'我认识这个同志'.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就不对你说了，因为中央也没有叫我同你谈。不过主席是很器重你的。"实际上，纪登奎已经在前一天的会上透露了毛泽东17日对政治局成员谈话的精神了。现在许多书上叙述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还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根据姚文元当时作的笔记，比较简单。我听到的纪登奎的传达要多一些，讲了两个问题，大意是：一是形势问题。林彪事件后，部队有些灰溜溜。当前形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另一个是批林问题，林彪路线是极右。在这里说到，收到王若水同志一封信，我知道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并不高明嘛！”并不高明“这个话，同"器重"显然是不一致的。我知道毛泽东对我有好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纪登奎大概不知道19日那晚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具体情况，否则也许他不会对我这样说话。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
　　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17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严格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这件事的含义，在纪登奎和我谈话的第二天就看出来了。
　　12月28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个王洪文。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说："主席从64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三十多岁；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周恩来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其实老的中间也有'修'的。我（毛）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接着周恩来说："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年龄要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工人农民。"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本来已经很左了，却仍要反右。这样的事建国后发生过多次了。从大的说，这次事件以前有批彭德怀的例子，在这次事件之后有"批邓"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才省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会有损毛泽东这面旗帜。即使主张批左的人（如我们）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张春桥说"大乱"、"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些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是毛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他要这样辩护，正因为害怕有人会说这是无政府主义；而他之所以害怕，正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无政府主义。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谁呢？从那时开始，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对邓拓说：”我看你很象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就想起刘。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即刘）；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1957年4月10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1973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汉元帝即刘奓，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有没有在1957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奓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点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奓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刘奓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接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杨恽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60年，刘奓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54年，刘奓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奓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奓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1972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1957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1972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1974年"评法批儒"的先声。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不为毛泽东所喜欢就是自然的了。
　　1988年3月周恩来九十诞辰前夕脱稿。
　　1998年4月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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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若水)
　　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曾经发表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
　　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我感谢作者的好意。后来，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月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的《广州文艺》上，也都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的态度。虽然这都是个人意见，但这也许是一种迹象，表明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终于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了。；作为知情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桩公案的情况写出来。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让历史学家去评说吧！六十年代批判人道主义“文革”前后的周扬，变化是很大的。
　　在60年代初，周扬本是批评人道主义的。在1960年7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作报告，就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谬论。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1963年，正是在批判"修正主义"高潮的时候，刘少奇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是写批判文章不够，还应该写小册子，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批判。当时拟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个题目就是《批判人道主义》。这个课题由周扬主持。他挑选了几个人，包括洪禹、汝信、邢贲思、罗国杰、王春元、王若水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
　　作为这项工作的准备，我们看了一些当代国外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材料，还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虽然不能花很多时间到我们这个小组来，但他每次来都很认真地出主意和参加工作。那本语录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一条一条审定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当做批判重点。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在这次讲话中，周扬首次论及异化概念，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周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表扬。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它要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报告“文革”结束后，周扬出狱。他住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是Stace的《黑格尔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Stace的书解释得很清楚，我得益此书很多，我想也会对他有帮助。在象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
　　周扬研究理论，我想也是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不久他担任中宣部顾问。在一次中宣部的会上，他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了，其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胡乔木的表扬，因而被评上了《人民日报》1980年"好文章"奖。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后，胡乔木又授意汝信对这篇文章作检讨。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上海的王元化、中宣部的顾骧和《人民日报》的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后让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文章题目，就定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
　　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
　　这次，周扬不象过去那样，认真修改助手起草的初稿，亲自加写一些内容，而是有些大而化之。我明显地感到周扬是老了。
　　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和我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临开会时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身体也不好，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走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胡乔木在周扬家中的谈话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3月9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他申明："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接着他说："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批评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还批评了《离离原上草》等文艺作品，不过他的语调并不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他的讲话，只是说了一些"不够".胡乔木讲话的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许这就是他认为周扬文章中"不够"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周扬文章也说到了，只是没有说得那么多。我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象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的牺牲了。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的东西。……"胡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但要一下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了……"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是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此外就是强调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对于改革却是一字不提。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当面提出来，他也回避了。
　　最后胡乔木建议：周扬同志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
　　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我花了不少气力从谈话记录中找出实质性的东西，抓住他的意思。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
　　我弄不清胡乔木的思维逻辑。他说“抽象地”谈人道主义会引导人们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具体地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违反人道主义现象不是更会如此吗？他说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可是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是犯法的吗？他不是对人道主义的倡导采取欢迎态度，相信人道主义的普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对讲人道主义抱着无穷的忧虑，唯恐弄得青年人反对社会主义。他如此忧心忡忡，恰恰暴露了他自己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叫青年人相信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很难的；相反，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却是很容易的。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一点批评的，是十分脆弱的，在宣传方面稍有不慎，人们就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并不去进一步想想，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思想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他强调不能因为讲人道主义就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并不去反思一下过去搞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出了什么问题（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以至使人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胡乔木只知道靠宣传的办法来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不人道，如果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是不可免的；但他从不想用改革的办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变得更人道一些。
　　但当时我在听完胡乔木的讲话后，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话比我预料的要温和。回到报社，我把胡的谈话的内容向总编辑秦川作了汇报。我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现在我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当周扬问胡乔木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本来就没有准备谈异化问题。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胡乔木这几句话有些含混。他说把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是不对的。这个话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但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不一样；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没有异化。如果是前一种意思，那么周扬文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胡乔木的意思应该是后者。但是胡乔木在下面又说，非人道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基本的。这好象是想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非基本的，而不是根本不存在。
　　第二天，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我，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后来秘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我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13号纪念马克思大会上讲话，14日登报。周扬同志文章，恐怕要放在这以后为好。请再等些天。"报告发表引起的风波3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虽然没有开会，中宣部的人却是在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四处奔波。12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四个人上台演讲，发表与周扬不同的观点。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众会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其中主要演讲者是北京大学某教授，他的观点很特别，说："它（异化）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不用说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充满矛盾".这个观点，比周扬和我走得更远。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本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马克思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异化的，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异议。至于把异化解释为矛盾，却是这位教授没有根据地随意解释。但他却批评周扬和我"滥用"异化概念，因此受到胡乔木的欣赏。
　　《人民日报》奉命在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这个讲话的主要部分，当时这是作为正面文章来宣传的。
　　这四位同志的发言，影响很大，因为消息传出去了，说是要批评周扬，所以大家很注意。
　　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总编辑秦川和我头上。我和秦川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问题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我们也准备冒风险。
　　这样，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接着当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当天上午，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接着找我。他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刚才对秦川同志说了，他对这件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我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乔木同志所说的“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这个电话记录要点如下：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
　　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于特权等。如说权高于法，可以讲是异化，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象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原文如此）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提也不提？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明天做个发言（发言时注意口气不要太大），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与十日讲话明显不同，口气很严峻。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电话，我就不会误解胡乔木的真实意图了。十日那次讲话，过于委婉，过于绕圈子，使得我误以为对周扬文章没有很多意见。从这个电话看，胡乔木是认为周扬文章根本没有可能修改好，那么他为甚么还要周扬修改呢？我想，胡乔木是想给周扬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胡乔木说不出周扬文章有什么错，却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我惊讶。
　　不过，我知道这一点已经晚了。
　　接受批判起初，我还想争取使人道主义问题能够正常地讨论下去，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仅在西方讨论得很热闹，在东欧和苏联也兴起了“人道主义热”，中国也不应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1983年3月25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单位开会。部长邓力群讲话，说："关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这个讲话听起来真是语重心长，可以叫人放心（后来还发表在4月11日的《光明日报》和4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第二天就明白了。
　　3月26日，在中宣部开会，通知周扬、秦川和我参加。这个会由胡乔木主持。他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其中批评了周扬和秦川，重点是批评王若水。王若水要对发表周扬文章负主要责任，也要对参加起草周扬文章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一部分负责。他是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此外，“进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进了专门的文集。王若水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近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
　　因此，《报告》在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报告》对周扬的批评部分如下：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中宣部这个报告早就起草好了，可是这并不妨碍邓力群在昨天的会议上谆谆告诫大家"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胡乔木讲话。他在谈到我的信时，拒绝了我的建议，说不能因为国外在讨论，中国也要讨论。“国外在讨论性解放，中国也要讨论吗？"胡乔木这个意见和前一天邓力群说的正相反。这并不表示两人的意见有什么不同；邓力群在中宣部所作的工作布置不可能没有和胡乔木事先商量过。不过邓力群昨天的话是要登报的，而胡乔木现在是在内部说的。
　　“人道主义有许多问题讲不通。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不算"文革"），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但为何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没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几句话，但不够。否则，我何必如此认真地赶去谈？……"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说3月10日乔木同志的谈话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为什么发表了又成为大错误呢？胡乔木说，他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
　　周扬：“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讲，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他们都同意查记录。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弱，两样都有，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索性将文章中没有涉及、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然后出单行本。（周：报纸说要发表呢！）那没关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胡乔木：”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胡乔木接着说：“这里有很大的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承认，我们不能同意。（王若水插话：周扬同志文章讲到了这一点。）是讲了，但重点不在这里。……"周扬：”我想落实在改革上，也许我是错的。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
　　秦川讲了几句调解的话。
　　贺敬之也出来圆场，但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我没有做记录，但我觉得还是改一改好。周扬同志可能有些误会。但《人民日报》不是误会问题。”
　　胡乔木表示了他的大度：“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今天发生的争论而影响我对你们的同志友谊，更不会影响对这件事的处理。”
　　接着秦川讲话，他也表示了对处理的不同意见。
　　我作了较长的发言，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批驳，为周扬和我辩护。周扬和秦川也说不应该对王若水采取组织措施，但没有用。邓力群说书记处还要开会讨论，届时请我们三人列席，听取我们的陈述。但此后就没有下文了。
　　胡乔木邓力群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在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胡耀邦要出国，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他后来也没有找我。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由邓力群直接找邓小平汇报。这一着受到了效果，邓小平得到一个印象：思想文化界的情况是一团糟。他还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胡耀邦对思想文化界领导软弱。
　　当年十月举行的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精神污染”问题。
　　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说：关于异化问题，三十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再次强调，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
　　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起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
　　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后他作了检讨。
　　二中全会结束后，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报社，宣布中央的决定：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1983年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检讨使周扬过了关，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___但报刊上的批评并没有停止。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邓拓的内心矛盾时说：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我想周扬的这一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懈可击的。
　　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又象是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至于他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作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十个月前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主题也是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过，这次是由两个广播员代念了。
　　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周扬接受作纪念马克思的讲演的提议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该表示谦虚，说这个讲演应该由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作，比如由乔木同志来作，这就没事了。但他不但当仁不让，还不甘心讲文化问题，而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这就更犯忌了___这样一来，把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权威置于何地？周扬夫人苏灵扬曾气愤地说，胡乔木是"白衣秀士王伦".夏衍也对周扬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是它是你作的。"他们都有相同的看法。
　　胡乔木在讲话中再次声称自己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过这一点始终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一，因为他讲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仍是“学雷锋”等，这还是几十年来的一套，没有新的东西，只是插了一个新标签而已。另一方面，他对构成人道主义核心的东西，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等，恰恰是否定的；而否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呢？第二，他对批判过去的"左"的反人道主义的错误没有兴趣；他的批判的主要矛头，恰恰是同样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周扬和我。这就使人感到，胡乔木只是要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面旗帜，而他需要这面旗帜只是为了防御。
　　看起来，胡乔木起初是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人道主义上，并没有把异化当做一个大问题，或者说他对异化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意见。我听过他几次谈话，都没有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只是说没有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在10月份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胡乔木批发了两篇他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谈异化的文章，从那以后，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批判才突出起来。在1月3日的报告里，胡乔木断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任何异化，并讽刺说："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象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其实，无论周扬还是我都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种观点。胡乔木把北大某教授的观点加在我们头上来批判了，而听那口气，好象他从来就是反对这种观点似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说通篇没有一个字谈改革。后来还是有人提出意见，才在发表前加了一处，就是第二部分中的“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在其他应当提"改革"的地方，胡乔木都避开了；如第二节中有一句话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里显然是有意不提改革。
　　在其他地方，胡乔木只说"社会主义改造".至于"开放"一词，全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胡乔木的文章多处对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表示忧虑，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思想的危害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胡乔木没有说到，对那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否也不能怀疑，也要大谈其优越性；如果这样，那么还会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我们还要不要走有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等待到的宽容胡乔木自己观点是变来变去的，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持和他不同的观点。人道主义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对这个问题胡乔木的态度有几次变化。最初他表扬汝信文章，就是鼓励讨论的意思。周扬讲话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一直到1984年初的这次讲话中，胡乔木还批评我们说：\左空（2）\楷体{对于我们党已经做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胡乔木忘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的，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在1979年和1980年就提出来了，怎么能和《决议》保持一致呢？何况《决议》根本没有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的意思是不是说，党的决议没有谈到的问题，理论界也不许讨论呢？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态度转变呢？胡乔木后来对人解释说：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很难划分。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作为学术理论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
　　可是，汝信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为甚么汝信讲出来就受到胡乔木欢迎，周扬讲出来就觉得“不管不行了”呢？北大某教授关于异化的观点比周扬和王若水走得更远，为甚么不觉得对他的观点“不管不行了”，反而要支持他来批判我们呢？
　　奇怪的是，到讲话结尾，胡又申明，他"只是参加讨论"：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样说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是没有结论的，而且胡乔木欢迎争论，并把它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条件。那么为甚么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要批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争论”呢？胡乔木这次讲话得到了八个单位（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的协助，而且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不知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疏忽。
　　周扬的讲演发表时，胡乔木反对讨论，是因为他担心周扬的观点会占优势；现在，胡乔木批判周扬的文章发表了，胡乔木又赞成讨论，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把听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他的讲话的最后这几句话说得如此情恳词切，给他赢来了一片赞美之声____不过很少人认真对待。我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不但未能在报刊上发表，还惹了不小的麻烦。
　　胡乔木对他的讲话相当得意。
　　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周扬只是割伤了手指，而这使胡乔木心头流血，可见胡乔木对周扬的友谊之深。可是这个指头上的伤口使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终于不起，我不知胡乔木有何感觉。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医院看周扬，他的心情很不愉快，还念念不忘地对我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1985年1月，作协四大期间，参加这次会议的356名作家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另外一封慰问信由11个代表团联合签名。
　　在毛泽东时代，周扬整过不少人。鉴于他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文革”结束后表现出的忏悔，人们原谅了他。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
　　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一些参加作协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他们正在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周扬同志现在病重，请求中央考虑为他平反。
　　我想，大家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中央出来说周扬是正确的，只要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应该由中央来下结论，就可以了。对胡风的文艺观点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邓小平在对胡乔木文章的批示中也说到：允许辩论，不打棍子。不过，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胡乔木没有表态。
　　198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
　　十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
　　那时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静静地躺在医院里，等待着死亡。宽容也罢，不宽容也罢，对他都无所谓了。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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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精神污染”前后(王若水)
　　八十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时间不长，震动却是不小的。近年已陆续有一些文章对此作了回顾。笔者也在1997年写了《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叙述了我所知道的此事的大略经过。不久前又看到了卢之超的回忆文章《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材料和观点。因此，我也想对我写的上一篇文章作一些补充。上次主要是谈周扬，这次补充一些我个人的遭遇，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人道主义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有它的时代背景。它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来不是偶然的。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对那场浩劫痛定思痛；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加上又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了思想，因此很自然地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我们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为甚么这种惨剧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发生？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灾难重演？从指导思想上看，既然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是否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过去对人道主义的多次批判是正确的吗？"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修正主义口号吗？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和个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吗？另一方面，党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这也需要从理论上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然意识形态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么，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念）如果还是原封不动，继续过去"左"的一套，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产生"信仰危机".1980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引起很大的轰动，就是一个信号。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提出来的。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否定了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这并没有错，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这并不是肯定人道主义的第一篇文章，但它是影响较大的一篇。胡乔木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听了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1980年好文章"奖。
　　那个时期，我也写了一些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集刊》发表了我的《关于'异化'的概念》，那是一篇六十年代的旧稿。1980年6月，我在回答学生问题时通俗地解释了一下"异化"概念，举了思想、政治、经济方面的例子；后来这篇谈话登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上。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我约稿。我交给他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后来就成为他们编的论文集的书名。1982年春，《中国青年》杂志鉴于青年学生对政治教学的不满，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我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教给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发表后，一个北大学生写了一篇长信给我，对我表示感谢，并对现在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提出抱怨。《中国青年》杂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这封信，胡乔木看后很重视，叫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内部简报上转载，并分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后来研究生院还为此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登在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上。我的一篇较长的论文《为人道主义辩护》，是发表在1983年1月17日的上海《文汇报》的"争鸣"版上的。此外还有关于人道主义、异化和文艺问题的文章。
　　那是自由讨论的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很多，我没有听到来自党中央的任何批评意见。
　　突然的转折：对周扬讲话的不同看法转折点是1983年3月7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讲话的发表。
　　这篇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是帮助周扬起草讲话稿的人之一。讲人道主义是我的建议，讲异化问题是周扬主动提出来的，于是这一部分是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合起来讲的。
　　周扬的讲话在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事后讲话稿立即送到了胡耀邦和胡乔木那里审阅。胡耀邦没有在送审稿表示什么意见。胡乔木则在第二天（3月8日）给中宣部打电话，明确表示了这个讲话不能发表，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质问："这篇讲话目的何在？"胡乔木还指示，要有人（他提到了邢贲思的名字）到大会上讲一讲，要讲到"要害"，"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于是，原定3月9日结束的会突然宣布延长，理由是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中宣部理论局的人在紧张地奔波，找人发言；邢贲思说是事忙，没有上台讲，但另外找到了黄楠森等四个发言人。
　　对周扬的讲话有不同意见，这没有什么奇怪，但采取这种动员人上台发言的事，却是不正常的。第一，如果要有自由发言，那么应该是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都可以讲，而且应该由他们自己提出。第二，胡乔木对周扬讲话有意见，完全可以亲自当面对周扬谈，不应该采取这种由上面暗中授意别人发言的方式。
　　胡乔木的谈话胡乔木的确当面对周扬谈了话，那是3月10日在周扬家中，在座的还有几个其他同志，我也在内。谈话开始时，周扬夫人苏灵扬拿了一个录音机来，被周扬阻止了。后来周扬曾表示后悔，说当时录音就好了。有的文章说有录音，这是不对的。但现场有两个人作了详细记录，一个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一个是我。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已在收进《忆周扬》一书的文章中说过了。这次谈话的态度和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那种严峻的口气很不相同。我得到的印象是：对周扬，胡乔木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的话，而且说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只是说讲话有一些"不够"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胡的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觉得这里没有分歧，而且周扬的讲话中也有这种内容，只是没有那么详尽；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对周扬的一种批评。
　　卢文说到，“谈话中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现将胡乔木那次谈话中涉及我的地方摘录如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论点。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马克思早期强调人，后期更强调社会。“
　　“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只讲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实际有不同的立常不讲这个问题，单讲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人道主义，不容易使读者了解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这是在批评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若水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开头用了《共产党宣言》上的话，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怪影。结尾说：'你是谁？''我是人。'这种套用就是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起码是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似乎中国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我不愿这样发挥，但是很难避免这种联想。这样一头一尾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若水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对，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你写文章比我们容易。你的文章也有文采，生动，有逻辑力量。”
　　胡乔木对周扬很客气，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对我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我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最使人奇怪的是，最后他希望周扬“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而在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中，他认为这篇讲话是根本无法修改好的。至于临别时胡乔木说他是受胡耀邦委托的话，我没有听见。
　　胡乔木对周扬讲话的反对态度，和他在三年前对汝信文章的赞扬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实际上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一样的。卢文说，以周扬的身份，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难道汝信的文章就没有这个问题吗？胡乔木为何又加以表扬和鼓励呢？也许胡乔木后来认为自己支持错了，要改正错误，那么他在授意汝信作检讨时，可曾作过自我批评？党的文件中确实曾简单否定过人道主义，但那是毛泽东时代的事；至于当时的宣传，我不知道"口径"是什么，只知道这个问题正在报刊上讨论，中央并未干预。周扬发言的场合是学术报告会，他的讲话题目就是"探讨".探讨和和宣传是有区别的。
　　风波是怎样变大的周扬不愿意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去修改他的讲话，这可以理解。那意味着要大大扩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的篇幅，这就将改变原文的重点，并破坏全文的结构。原文的主旨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纠正过去简单把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左”的观点，而胡乔木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是反右。人道主义问题只是周扬讲话的四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可能过分膨胀。但是，作为报纸的负责人，我们没有在发表前请示胡乔木是违反组织手续的（尽管胡乔木在这次谈话中并没有明确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他的确说过要修改）。秦川和我当时都承认了这个错误，作了检讨。我们的检讨只限于这一点。
　　我们只是在3月16日周扬讲话发表后，才知道胡乔木在3月8日给中宣部打的电话，也才获悉中宣部当时正在根据胡乔木的建议要周扬把文章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为此还发生争吵。
　　看来在整个事件中，至少在初期，胡乔木是起主导作用的。卢之超的文章说，“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坚决。”我想这大体符合事实。不过卢文又认为，“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矛盾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是由于“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而周扬则“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
　　卢文说的做工作，指的是延长会期，增加发言；还指中宣部召开会议，宣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开展正常的讨论。这里作者显然弄错了时间，因为这个会是在3月25日召开的，那时周扬讲话已经发表，而中宣部也已根据胡乔木的授意给中央打报告，要批评周扬和《人民日报》，并把王若水调走。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又想不造成震动，要别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我"掌握"着《人民日报》，不对；《人民日报》是由党中央掌握的，总负责的有社长和总编辑，我只是分工管几个部门而已。
　　有人断定王若水是千方百计利用周扬的威信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实周扬在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时，我因事忙，还曾一再推托。当然周扬是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秦川和我也是同意的。发表周扬讲话，除了我们的责任以外，也因为胡乔木虽然强烈反对周扬的讲话，但又要在周扬和我们面前掩盖这一点，以致我们误以为"分歧不大".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胡乔木3月8日的电话，知道胡乔木讲了"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为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早在3月8日的新闻报道中，就预告了将全文发表周扬讲话，但是在从3月8日到3月15日的长达八天的时间中，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发表。
　　我写了书面申辩我在看到中宣部向中央的报告后，除了在会上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外，又在会后写了书面声辩，其中说：“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件事过去也作过，为甚么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呢？我想是用什么来代替的问题。过去是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现在是要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而在我国家还是争论对象。乔木同志最近谈话，是一个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肯定了这个口号，这就是我感到兴奋的缘故。乔木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个话的重要意义，而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联系实际，向群众作宣传。乔木同志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说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讲可以，我们怎么敢讲？人家会说你是擅自解释，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拿我来说，在这以前只是想为人道主义辩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得一个合法地位，还不敢拿到群众中去宣传。"”‘报告’还说：'不论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我觉得，对周扬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作肯定，而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所谓'势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乱'，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稍作调查就知道，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况且，什么叫'混乱'呢？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并不是周文造成的。本来，周扬同志的报告使大家觉得清楚了，倒是后来四位同志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当然，作为百家争鸣的体现，也可以这样作。但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为甚么恰恰要对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措施呢？为甚么偏偏去找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志去发言呢？"“我觉得乔木同志3月8日的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周扬同志讲话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乔木同志想的那样，那就应当主要处理周扬同志，而不是我，否则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但是，首先要提出站得住的证据。单是3月8日的电话，是不能服人的。怀疑不能作为处理的根据。能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把整个事件的起因考虑一下，重新做出判断呢？如果连周扬同志都不受信任，广大知识分子会怎么想呢？"这里我补充说一下：就当时形势看，过去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左"的流毒还很深，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口号只是刚刚提出来，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共识，更谈不上在群众中普及；即使有什么不妥当，也不妨展开自由讨论，怎么马上又要重复过去的政治批判呢？究竟是反人道主义的"左"的思想危害大，还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右的思想的危害大？更何况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只是胡乔木硬要给我们插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标签而已。邓小平说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连续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可是对胡乔木来说，过去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宣传都没有问题，用不着检验，用不着反思，好象从"反右派"到"文革"这一系列惨剧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而他还说自己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胡乔木质问：现在讲人道主义，目的何在？这问得很怪。他说我们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胡乔木批评别人"抽象地讲人道主义"，与此同时他却在抽象地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不同模式的。胡乔木并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或后来邓小平所称的"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那种苏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怀疑，也充满优越性，那还要改革干什么？我们把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更新，胡乔木把重点放在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左"的一套。我们要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革的实践；胡乔木则要求人民不要有任何抱怨和怀疑，要把任何改革的呼声都压下去。这就难怪胡乔木从1983年起的多次讲话中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那篇重头文章中，没有或极少谈改革开放。
　　关于异化概念的运用我再就“异化”讲几句。我们没有多讲资本主义的异化而是着重讲社会主义的异化，因为前者已经有了定论，而后者还是有待探讨的新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异化，马克思讲得很多，很深刻；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只是说过，共产主义将消灭异化，没有多作论述，而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其高级阶段，即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商品生产，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即使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离这个阶段还很远。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由于他认为共产党“异化”了？毛泽东确实说过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不过我怀疑他在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异化"这个词。周扬在1963年作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说到"异化"是普遍现象；毛泽东审阅修改过这篇讲稿，这表明他当时至少不反对这种提法。但此后毛泽东本人似乎再也没有提到异化概念。本来他可以用党的异化来为发动"文革"提供理论根据，但他没有这样作，说明并不是"异化"概念误导了他。这是一。其次，任何概念都可以被误用，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内，这不能证明这些概念本身就是错的。毛泽东把阶级斗争运用于党内，这难道是"阶级斗争"概念本身的错？异化概念也是这样，既使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概念，他的意思也只是说党内异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而我们是说毛泽东本人从党和人民异化了，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无法无天"（用他自己的话），给整个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异化理论不但不能为"文革"辩护，反而是对"文革"的一种批判。
　　卢文说到，周扬给邓小平送过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这可能是邓小平表态的一个原因。
　　文章还说，“周扬年老有病，材料当然有人帮着出主意和收集。”我想这种猜测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也是把周扬估计得太低了。早在1963年，就在周扬的主持下编辑出版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就有不少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所以，这个材料在周扬那里是现成的，不需要别人帮助收集。周扬确曾告诉我他托某元老送材料，不过他说那是关于1963年周扬的报告经毛泽东审阅的情况。
　　我没有听周扬谈到送马克思语录的事，但我更相信，邓小平是受了胡乔木的影响。
　　本来，在起初批评我们的时候，胡乔木着重的是人道主义问题，而较少谈到异化；到后来异化问题才变得比人道主义更严重。我过去不清楚这个变化是怎样开始的。这次卢之超提供了线索。根据他的叙述，胡乔木是在看到我在1980年的讲异化的文章才断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又说这不是批资本主义而是批社会主义，异化不是讲资本主义异化而是讲社会主义异化。这是83年6月和8月的事。8月底，邓小平和胡乔木有一次谈话。"乔木谈了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些材料肯定不是周扬送的。此前胡乔木曾批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人看；有的也让周扬、胡绩伟、秦川和我一阅，例如人道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腐蚀"，港台报刊对中国大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评论，等等。
　　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信任胡乔木的，还委托他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胡乔木自称他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是邓小平同志自己感觉这个问题重要。我想，胡乔木这样说未免太谦虚了。
　　我曾给胡乔木送过一个材料，是我收集的若干国家共产党关于人道主义的提法，那是在周扬文章刚刚受到批评之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再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我对他说，这样会卷入国际上的争论。后来他在正式发表时就把提法作了一些修改，说如果正确地理解，使用这个概念“并无不可”，但容易引起误解，云云。
　　尽管这样，我觉得胡乔木还是想避免在国际上引起争议。他的小册子除了出版汉文单行本以外，还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发行量仅次于《邓逊，但偏偏没有出版外文翻译本。看来我的材料没有完全白送。
　　整党和“清污”
　　卢之超说到，1983年11月他从国外回来后发现，"有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一些群众对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方面的种种精神污染现象也十分愤慨。据说有位中央领导人感到小平讲精神污染已有不少天，报纸对此没有专门言论，气势不足，份量不够，要求宣传部门加强指导。"这里涉及10月份十二届二中全会后的情况。本来，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全会在11日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12日闭会前的讲话中提出来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二是"精神污染".但全会并没有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决定，认为"精神污染"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召开的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
　　整党和“精神污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而"精神污染"主要指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至于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文化界和社会风气感到愤慨的，恐怕主要是淫秽出版物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尽管这也被称为"精神污染"，却是和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不同性质的问题。
　　究竟哪个问题更重要，更紧迫呢？根据二中全会精神，应该是整党。可是全会闭会不久，当时的《红旗》杂志就在第20期发表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这不符合二中全会的决议。二中全会决定虽然也提出"统一思想"，但主要是从政治上和路线上说的，而且是把"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并重的。
　　这篇评论引起国外媒体纷纷猜测。南斯拉夫通讯社在10月19日的述评中说：《红旗》的评论强调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党必须主要同右的思想作斗争。这是自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把右的危险放在首要地位"，"措辞和语调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写出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作者和文学作家同其他散布色情货色等人相提并论。"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说，这暴露了"理论界艺术界的严重思想分歧，而这也意味着政治界的严重分歧".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推测说："这也许是表明有可能调整自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开放政策。"在二中全会会后一段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10月19日《人民日报》新闻中首次出现"精神污染"字样，22日就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中，23日又出现在社论中。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消息。25日又报道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指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本来我们听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向党外传达）。同日的头版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26日，报纸头条继续报导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有关发言。
　　以后，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位了。11月1、2、3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精神污染"一词的使用如此频繁，以至《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宣传文教单位接到指示，要清理本单位从1981年以来发表过的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出工作组，对其领导班子加以整顿。后来扩大到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情况。每个党员都要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某省的社会科学单位党委觉得要清理的文章太多了，决定凡是论文题目中带"人"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邓小平强调说过："整党不能走过常"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整党能不受干扰吗？幸而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的社论，其中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现在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
　　那时，我已被免职了，不了解详情，只知道书记处讨论了“清污”的一些偏差。第二天，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说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
　　后来，书记处又指示：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整党工作，不要把它扩大到经济领域，要划清政策界限，等等。这些都是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做出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
　　然而，有些人却感到不满意，认为“清污”是虎头蛇尾，草率收常卢文是这样表述的："不久就渐渐地括起一阵风，似乎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而他"发现原因在上面，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胡耀邦"."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卢之超的叙述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3月26日向我们宣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前，胡乔木说：书记处已经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说要征求有关的三位同志（周、秦、王）的意见。
　　我感到纳闷：为甚么不按正常程序，先听听我们的声辩再作决定？为甚么先匆匆忙忙表示同意，然后又说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事后意见会有什么用处？我猜想这是不同意见折衷的结果。原来，胡乔木邓力群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送书记处决定，而胡耀邦提出要核对事实，听取声辩。其实，这是党章的规定，胡耀邦不过是要求按党章办事而已。另外，说胡耀邦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没有研究，也许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认为自己有权来对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做出判断，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卢文还提到了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几位负责人谈话的事，说"这个谈话明显的是批评胡乔木、邓力群两个人".胡耀邦这次讲话还是很委婉的，说乔木、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据我所知，邓力群是在书记处讨论后出面打招呼的。胡乔木打招呼的事，我不知道）；又说这不是纠偏，也不是走弯路，是中间拐了个弯，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在谈到"走样"的原因时，他还说："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当然，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可以理解为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但是，胡乔木也在我们面前批评过胡耀邦，语调还没有这样客气。
　　另外，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篇批判“精神污染”的大文章中，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这就不怕造成误解吗？我写答辩文章的遭遇最后谈谈我写反批评文章的遭遇。卢之超说文章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王若水以还要修改为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好象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现强。"，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我本无意重提，但既然卢文把这件事端了出来，我就不得不加以澄清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礼堂作讲演，我去听了。我最注意的是结尾时他说的："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地、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不象是一般的套话，当时也赢得一片掌声。我甚至觉得这个话主要是对我说的，因为胡乔木批评的主要是是周扬和我；周扬已经作了检讨，能够出来参加争论的人第一个应当是我了。
　　讲话后，胡乔木叫秘书送了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请提意见。我想处在我的位置，提意见是不方便的。但后来又说要来人，当面听我的意见。我只好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了几点意见外，最后说：“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作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更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结论，怎样岂不更好？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但他叫人转告我：你可以写文章说的是"可以".我想，为甚么不说"欢迎"了呢？我并没有立即写。2月8日，邢贲思（他是胡乔木讲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社科院的一个座谈会上，再次说："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我不能去争论为甚么我的文章就不能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这种平等是我不能奢求的；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就不错了。当初周扬的文章如果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是就不会闯那么大的祸了吗？一直到2月16日，《哲学研究》负责人终于来约稿了。我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你看我的文章写出来后，能送审通过吗？"他强调说，他估计有可能登。他还告诉我小平同志有批语，除了赞扬文章写得好以外，还说”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3月中旬，我写出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交给《哲学研究》，并要他们送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审阅。后来他们告诉我，审阅通过了，定在4月号上发表。
　　对这件事，《哲学研究》和我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消息传得很快。不久，香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人民日报》编辑部很震动，报告了书记处。胡启立当天就回了电话，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请说服动员王若水同志。我说这是胡乔木同意了的。胡启立打电话问当时在杭州的胡乔木；胡乔木说没有理由不登，但可以推迟一期，到5月份发表。
　　《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对我做工作，要我撤回。那时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会上会下，白天夜晚，同志们纷纷来劝说我。他们都是好心，担心又会引发新的一轮“清污”，但我的固执态度使他们很失望。后来有人建议，说文章读起来吃力，不如多征求意见，再改几次，改好后再说。这个意见我接受了，因为我自己也感到不很满意。我没有说撤回，但答应如果发表，一定事先给编委会打个招呼。
　　与此同时，《哲学研究》也得到社科院院方的“缓登”通知。
　　我把打印稿分送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不少人来索取，我都给他们；只是叮嘱，这是未定稿，请不要外传。一共送了几十份。
　　到了5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告诉我，他们得到院长的通知，王若水的文章再推迟一期，到6月份发表。我不大清楚为什么又要推迟，但心想只要能发表，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乘机多改几次。
　　不久，胡乔木找秦川和李庄谈话说：我和胡绩伟、王若水是多年的老朋友，请向他们致意。在他们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后，还是老朋友。他没有提到写文章的事。
　　这是一个信号，我应当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我没有理会，继续改我的稿子。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杂志《镜报》6月号突然登出了我的文章。
　　胡乔木看了很生气，把《镜报》上的文章复制了若干份，分送中央其他同志。他并向秦川打电话查询，声调很严厉。他还说他根本没有要王若水写文章。
　　报社气氛紧张起来。6月20日，编委会为此召开会议。我在会上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的文章不是没有地方发表；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都审阅过我的稿子，并同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当中虽经过一段曲折，但乔木同志并没有改口说不登，我也没有说撤回。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把稿子拿到香港去呢？大陆的读者当然比香港多，而且，大陆发表后，香港也不会看不到。
　　同事们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不过多数人相信我不至于把这篇文章投到香港去。
　　胡乔木终于找到了理由，他下达指示：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应予以拒绝。
　　我想，这表明胡乔木并不想和我争论，批判我的观点；现在变成纯粹的政治问题了。
　　7月13日，编委会开会。我在会上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还说，我不同意说这是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社长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其实香港登的是我的未定稿，我还要修改。经过查对，《镜报》登的正是我征求意见的那一稿。
　　后来到香港去作了调查。《镜报》编辑部说稿子不是王若水送来的，是内地一读者寄来的；但他们拒绝说出这个人是谁，声称有责任保护。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不过也没有解除对我的怀疑。
　　但不管怎样，“清污”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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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与毛泽东(张敏采访)
　　王若水：……一九六三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桌子的哲学》。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毛泽东看了以后还表扬我一番。这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就是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当时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为了批判，就得让大家看材料，因此就搞了一些书、一些译文，还有原版书，让我们知道西方是怎样讲人道主义的，西方是怎样讲马克思主义的等等。结果呢，我看了这些书以后，反而感到他们讲得很多都有道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比起苏联讲的要深刻得多。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就是弗洛姆写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他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也是受《哲学手稿》影响的。在写作分工时，我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到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开始批文艺问题，火烧到周扬头上了，这本书就搁浅了，没继续写下去。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停止思索。紧接著，文化大革命来了。
　　张敏：在这之前的很多政治运动，您是不是都能想得通呢？
　　王若水：过去有很多运动，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慢慢就被说通了，总觉得中央不可能错，毛主席总是对的，要是有什么想不通，肯定是自己错了。但是，在彭德怀的事情上，我的确想不通，加上后来又有所谓"三年灾害"，饿死很多人，大家都吃不饱饭，更觉得彭德怀是有道理的。和很多人一样，内心同情彭德怀，但不敢说。
　　张敏：您说内心同情彭德怀，那您当时是否认为毛泽东错了？
　　王若水：当时就是觉得彭德怀有些冤枉，不应该对他那样。但是说老实话，我们当时思想不可能彻底，想到这儿为止，不敢往下想了。如果再往下想，毛泽东为什么要整彭德怀，是毛泽东糊涂，还是另有原因呢？就不往下想了。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问题想清楚。当时我们的思想受到很深的束缚。
　　张敏：您说，遇到问题时尽量说服自己，相信党不会错，后来文革中，毛泽东提倡造反，您也曾受到鼓舞，后来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吗？
　　王若水：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大家确实受到很大震动，的确想不到。因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地位非常崇高，现在却成了一个恶棍。接着就是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那么信任他？是不是毛泽东错了？
　　我开始想这个问题。接着就是批林彪，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批林彪批不下去。批刘少奇的时候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可是要批林彪，照理应该批得更有力，但却冷冷清清。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也没有下什么指示，上面也没有指示，究竟怎么批，没有人吭声。
　　周恩来指示说，《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我认为很对，林彪就是极左，应该批。过了一个礼拜，张春桥、姚文元跑到《人民日报》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当时，我们就很想不通，我们听谁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对张春桥、姚文元产生了怀疑，我索性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向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没想到这封信捅了大漏子了。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看到我的信就表态了，毛泽东说："王若水这个同志，我认识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讲要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嘛！"我心里想，我信中引的是周恩来的话，我说我赞成周总理。毛泽东批我，说我不高明，间接就是批周恩来，这给我的震动非常大，我原来作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不一致。
　　接着就开始批我了，那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从报社的一楼到五楼，过道里、楼梯上到处都是大字报。我当时被迫作检讨，后来又被弄到农村劳动，一边劳动，一边还要作检讨。写这种检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每写一句批评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有十句反驳我自己的话，但又非写不可，实在难受。老实说，简直就是精神上的被强奸，心里一万个不同意，你还非得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的话，真是痛苦极了。那时候，我已看出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所以后来批周恩来是儒家，我就不感到奇怪了。我明白那并不是江青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
　　张敏：您经历了很大的起伏跌宕，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您内心是靠什么力量支持的呢？怎么能保持乐观？
　　王若水：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受批判的时候，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简直承担不起了。那时候日子非常难熬，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有时候，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懂得为什么文革中很多人自杀，的确是熬不下去了。虽然我不会自杀，那时就想走到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我就会抱头大哭。
　　那时候，我认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坏人。有一天，为了一件事，江青发脾气，发话要批王若水。她的指示下到干校，干校一传达，气氛极为紧张。当时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干校的领导就留了点心思，跑来让我和别人住在一块儿。我懂得他们的意思，是怕我自杀，但我拒绝了。那几天，我老是喃喃自语："我要革命，要革命！"我是说革"四人帮"的命。他们当然不懂，以为我悔过。我的意思是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是这种力量支持着我，是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我，使我能够坚持下来。有时回到报社，看到楼里满是大字报，什么"批判漏网右派王若水"等等。那时我已经被批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但是，我大摇大摆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仍然精神昂扬，无所谓，我蔑视这些东西。这种感觉是过去没有的，我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
　　张敏：那时候，在您面前展现的前程是什么？您当时的想法和在《人民日报》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王若水：转变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以后，清明节的时候，北京市民自发地到天安门去，贴诗、集会，人们都在那里集合。我有时也偷偷地跑去，一看：那天安门人山人海，人们都在那里骂"四人帮"，都在那里写诗。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北平化装跑到解放区的情景。那时候蒋管区和解放区只隔一条河，过了河就到了解放区。我们这几个学生一过河就高兴的不得了，跳啊蹦啊，说："我们自由了！特务管不着我们了！我们爱怎么骂蒋介石就怎么骂！"觉得那是非常自由的土地。结果呢，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
　　张敏：这对您后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有没有什么影响？
　　王若水：有的。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精神上不应该被奴役，不应该盲目否定自己。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来老是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自己就批自己、骂自己一通，说如何对不起党啊，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啦……现在我认为，是党对不起知识分子，是不是？共产党歧视知识分子、镇压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有独立意识。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性，他们要消灭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就是要有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
　　张敏：当您看到共产党的错误，您对自己几十年投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王若水：毛泽东去世时，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我倒感觉轻松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原有的那种威慑力量现在不存在了！后来有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三中全会"等等，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看清过去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当然，看清真相以后也有痛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智慧的痛苦》，就讲的这个意思。我的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么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当然，仅仅简单谴责是不对的，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也是有原因的，在开头不可能认识得这么清楚，经过这么几十年痛苦的教训，才开始不糊涂、才开始明白了。但同时就有一种失落感、幻灭感，有如大梦初醒。
　　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糊里糊涂当然不会痛苦，但我们是人，应该有思想，即使痛苦，也比糊里糊涂的快乐属于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