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绝大多数“老三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也结束了,因为九大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伟大领袖的领导班子。5月,《人民日报》欣喜地宣称:在中国的每个公社和每个农场都有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届毕业生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张旗鼓地展开了。1968年,有一部分学生还能受益于“四个面向”的政策,幸免下乡的厄运,可是1969年毕业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时,很多地方的办事原则是“一片红”政策,就是说除了少数应征入伍的可享有特权,其余的毕业生全部都无例外地必须下乡。“四个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年届毕业生时,才又再奏效。
正像我们下面谈到的,“老三届”毕业生过去现在都有强烈的归属感。知青中只有他们享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其实,他们是新下乡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文化革命前最后一批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学生。照毛的说法,那是“修正主义”教育,尽管如此,比起随后的12年,这种教育达到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P.104这些“老三届”们在农村有时跟与他们同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相聚,他们的遭遇相似,多年间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以毛的观点来看,大学生比初高中学生还“臭”,因为他们念的书多。不过,通常不把他们列入“老三届”。有关知青的统计数字一般不包括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身份是不太一样。尽管毛再不愿意将他们直接分配到干部的职位上去,但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国家发给的固定工资。特别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几年之后被调往城镇的工作岗位而成为干部。这些年青人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称号:“老五届”,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在1965年进入大学的,而在1966-1970年间被宣布“毕业了”。在这个时期之前,除了个别情况,大学生是可以避免下乡的;文化革命后,“工农兵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大批下乡。“老五届”没有构成像“老三届”那么显著的社会群体,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运道稍微好一点儿,而且在人数上,他们几乎少了10倍,总共有55万名,而“老三届”应该有500到600万之多。见于1967-1969年间的知青下乡数字,我们很难同意只有400万这个数目。很可能是在500万和600万之间。P.105虽然“老三届”已成了一个专门术语,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但这三届人的待遇不完全相同:下乡的机会以及形式一届跟一届都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1969那一届得到的待遇也是与众不同的。每届之间下乡比率存在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当时政治形势演变得太快,以及事实上分配安置是分届决定的。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那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各地政府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就出现了下述的情形∶在北京1967-1969年间,有25万知青下乡。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1967年走的,大部分是1968年被送下去的,但68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比前两届都要晚,他们进工厂或者参军的比例比较高。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此有所批评,结果69届毕业生几乎100%全部下了乡。
在上海,1967年没有人下乡,可是1968-1969年间的浪潮来得更汹涌,大约66万5千名知青被送到乡下去。然而,30%左右的“老三届”留城进了工厂,根据不同的届别,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初中生、高中生都不一样。跟北京相反,66届及67届毕业生进工厂的比例最高,但68届下乡的比例就高得多。根据不同年份,下乡地点也很不同。66届及67届大部分去了上海郊区,而68届则去了外省。至于上海的69届毕业生,下乡人数的比例与68届相似,根据上海劳动志,差不多是100%。
在同一个地方,下乡人数比例根据不同届别有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在某些省份,1968-1969年间下乡插队的人数相应地比较少,那就是说,与上海及北京相比,那里的毕业生下乡的比例要低得多。
同龄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根本的,比起他们所属的社会政治阶层带来的差别,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因为主要是以后者作为准则来筛选的。参军的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城市的工作职位则预留给一些工人及非军人干部的子女,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下乡插队了。至于普通出身或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说是所有其他的),他们就几乎100%地必须离开城市。本来下乡最低年龄规定为文化革命前满18岁,之后降低到16岁。但1968-1969年间,在具体实行中,很多只有15岁的少年也不得不离家背井,有的还去了远在几千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恢复到16岁为最低年龄。
从全国来看,1967-1968年间下乡人数为199.68万,1969年为267.38万;总数为467.06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