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

运动继续进行,但进度减得很慢了,这样过了两年,1973年春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重新推动这场运动。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减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数,因此就得增加下乡的人数。1973年1月7日至3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197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不再招工,同时还必须精简100多万职工。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开始“被消化掉”了,毛派分子企图采取政治主动。由于下乡运动和教育一样与毛垄断的思想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形成特别有利的地盘。领导内部的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

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及全国工作会议

重新启动运动,就必须伴随机制上的调整。事实上,运动开展4年多以来已经涌现出众多明显的社会问题,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再次启动可能会令情况更趋严重。最终促使各个环节上调整的,却是通过1970年代中国古老的“告御状”形式。P.116追溯那些调整的源头,显而易见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师,他在1972年12月20日以“告御状”的方式给毛写了一封信,随后无上光荣地收到伟大舵手的亲笔复信。李庆霖是莆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16岁正准备动身下乡。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在写给毛的信中,李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之后,他还断言当局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回城了。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托付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毛居然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然而,这封信,如同李庆霖自己写的那封一样,直到6月才被传达下去的,而且是通过“内部”渠道的。这两封信后来作为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附件,在全国印发直至公社或区级,然后口头向全民传达。李庆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各个角落,他的敢做敢为被人们广泛称颂。李老师本来政治上并不清白,1950年代有过些政治问题,p.117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又成了在县级、省级、甚至国家级都有话语权的领导人。毛的复信不只是在这位卑微的教师的命运上产生了效应,而且还引出了机制上的一场总的改革调整,那就是在由周恩来召开的一次最高领导人会议上草拟的,后来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是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反映出上层内部各派势力经重组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尽管仍然是毛第一个提出,但立即跟上来的是政府行政机关总动员,决心全力发挥桥梁作用,把伟大领袖的指示在现实中贯彻到底。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与周的政治作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眷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毛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他还询问李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周恩来一得知情况,就立即行动起来。4月27日,李收到复信后的第二天,周就召开了中央高层次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毛的那句“全国此类事甚多”,其实就是对政府工作不言明的批评。周急不可待地回应毛的意愿,但同时p.118借此机会就把文革前运动的一些特征(如经济发展的考虑,细心的管理及按计划办事)重新使用于1968年发起的运动中。因此,周在那次会议上提议制定一份1973-1980年期间的计划。无非是关于如何挽救他1963年制定的那份被文化革命打乱了的15或18年规划。他还提出好几项措施,旨在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此外又要求清理他们的个人档案,尤其搞清楚他们的阶级成分问题。实际上,自从林彪身亡后,相当多的干部已经得到平反,有的正在平反中。然而,地方干部通常没有及时把这些在外地出现的政治性变化纪录到有关子女的档案里。结果这些孩子回到城里继续遭到歧视。令周及其他领导人不快的并不是因出身不好遭受歧视,而是领导人的子女沦为受害者。

上述会议主要决定了要准备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遵照该会精神,来自不同组织机构的70名干部分作13个调查组,分派到12个省,对知青的真实现状撰写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由华国锋主持的这次马拉松式的全国会议1973年6月22日开幕,8月7日结束,足足开了47天。1973年8月4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形式,经过内部渠道转发全国。会议结束前就下达了决定,这反映出问题对领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与紧急。1973年下半年,在各省市就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这些新政策,并公开进行讨论。30号文件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要采取的措施,另一个是有关1973-1980年的下乡规划。附件都发到省市领导人手中,可以指导他们制定各自的具体措施及长远计划。

第一个决定恰好就是加强下乡运动工作的领导。P.119要求各级党委(从省到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任组长。任务是“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有关下乡运动的工作。这些小组设立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有了负责下乡运动机构的统一的名称、行政级别以及专门职责,因此也就增加了许多干部。

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因为当时全国的中央领导小组(它应该是隶属政府的,而不是隶属中共中央的)还没成立。那次工作会议以后设立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73年10月开始运作,可是到1974年1月1日才正式宣布成立。办公地点回到了农林部。该部部长沙风本来是军代表,现亦兼管知青办公室,而主要负责人则是于驰前、张亚群和顾洪章。奇怪的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个虚无机构的办公室那样,运作了两年半。1973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1975年8月至9月国务院知青办在长春召开座谈会,会上再三提到尽快成立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后来,到了1976年4月沙风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小组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这最后一次终于收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