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合同工或临时工,工厂企业的头头们为能招到身强力健的又习惯干重活儿的农民而欣喜万分。他们可以亲自挑选农民,P.71通常工厂里的职工是由劳动局非常“官僚”地调过来的,对用人单位的需要和该职工的特点都不加考虑。这样的一种制度给一些城镇干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去寻求钱财或物质上的好处。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述,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但招工不可以只招男的,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了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的招工队队员补袜子。
另一方面,农村负责干部也可以从中捞到油水。招工是通过他们进行的,生产队根据交易领取一笔钱。往城里送临时工居然还是减少农村多余劳动力的一个办法。而那些农民,跟平时在村里干活儿得到的收入比较,在城里赚到的工资明显高得多,所以尽管是临时的,他们也都很满意。然而,将来必须离城回乡这一点相当令人沮丧。他们没法儿明白,为什么从事同一种工作,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就跟他们的来自城市的同事不一样。他们想方设法延长在城里的逗留时间,可能的话,取得固定工的身份。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得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68年起在城镇基层行政单位耀武扬威多年。
看来,农民想在城里待下去,不走后门,不行贿赂,是办不到的,这些现象那么普遍,很难想象中央领导人会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此网开一面就表示了他们并不觉得在城市人口及劳动力上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对雇用农民一事他们反倒应该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以免激怒知青和他们的家长。P.72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时期的农民迁徙进城一事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某些工厂里占了全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可见那时候的招工是大规模的,但规定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得回老家去。不过,文化革命后,在某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曾经公开准许临时工转迁户口。这一事实是先由西方学者透露出来的。J.P.Emerson在香港通过采访得知,在1970年有些农村来的临时工被接纳为固定工(因此,也就变成了城市居民)。M.Blecher在一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束鹿县,一直到72年,这种身份转换,理论上都是可能的,起码在一个大工厂里就是这么做的。“劳动人事年鉴(1949-1987)”正式肯定了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还详细叙述文革中极左派怎么利用临时工的不满情绪,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出1971年11月30日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71和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就算后来原则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所以1966-1976这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其实,根据年鉴所写的,1950-1960年间划定的各种农民工类型,到了70年代,大多数情况下,全部转成了固定工。“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结束后可以留下。“轮换工”停止轮换。“亦工亦农”(1975年又被邓小平再次提出大为赞扬)则通常是干脆只当工人了。P.73许多这类农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正式工人招进来的。无论如何,转成固定工能让他们获得城市个人户口,就算他们的家庭户口还在农村也没关系。到了1978年,又准许他们在退休或者退职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农村的一个孩子上来顶替他们在工厂的职位。但不久后采取了多项相应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上述这项宽容条例,为的是能在城里招聘更多的知青。
我们似乎不能相信如此一场城乡人口交流是中央领导人反对的。尽管如此,从动机角度看,也许得分清两个不同的派别。首先是最激进的那一派。他们认为缩小“三大差别”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高于一切的,而人口交流本身也不是坏事。就是他们在政府里最得势的时候正式批准转迁户口的。1976年4月,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靠边站,激进派发起攻势,就在这个时候,吴桂贤出来斩钉截铁地指示:不再只限于在知识青年之中为城镇招聘工人,也要顾及到“年轻的贫下中农”,这是为了避免破坏在农村劳动的知青群体。另一方面,连在那个时期,领导人也还不能完全忽略经济问题。雇用农民的人数与下放知青的人数相等,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他们能容忍这种现象就说明,就业问题也许并不构成他们长远的压倒一切的忧虑。但是,看到至少一部分从农村“迁徙”来的劳动力可以让国家省钱,在那些负责计划中国?济的大管家的眼里,财政经费问题就可以当作是把运动继续搞下去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