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的资料来源

既然书面资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本人对付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自己多方寻找,然后再多方考证。开始的时候,主要依赖口头资料。自19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采访,毫无疑问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而对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许多专家,尤其是美国专家,在当时都是有系统地组织这类资料收集,而我正相反,都是偶发性的。一次,遇见了一些偷渡去香港的前知青,他们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两位住在该英国殖民地会说汉语的法国青年的陪同下,与这些偷渡者进行了长谈。他们给我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尤其是在农村那段时期,使我大为震惊,同时也深受感动。1975年那个时候,就像“竹幕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外界对下乡运动所知甚少。我跟这些老红卫兵谈论西方世界,特别谈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经历,他们都很感兴趣。P.20我们决定合作共同编一本关于中国城市青年下乡经历的书,采用集体访谈的形式出版。那一系列访谈记录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众多资料之一。

集体访谈并不经常用在社会学或口述历史上,但可以作为一项社会现象调查的极佳切入点。社会的问题就是集体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历史专家指出的,一项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会提出最有意义的问题。在集体访问中,参加者之间互相讨论,这倒有助于填补开头的不足。当然,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参考其它的资料作补充,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求证从这些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发现我们的受访者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连他们作出的判断也都正确无误。宣传中的知青模范使用当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语言宣读壮烈誓词,而我的受访者借助真实的事例作出见证。在这两者之间,我从来未曾犹豫过,那些年轻人没有理由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用几个小时去撒谎。我信得过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态度诚恳,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表现以及让人感受到的出自内心的情感,我觉得在他们这种情况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本人愿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这种“情感共鸣”。

我显然不能满足于第一批集体访谈,那时只有7位前知青参加,而且他们同属一个朋友圈子里的,经历和看法都不差上下。因此,1978和1979年,又分别单独访问了18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后来还当了其他知青的带队干部,还有3位当年是农民,跟他们打听那时候村里人是怎么看城市青年的。

p.21全部采访都录了音。访谈过程是半诱导式的,都是从一份统一的问卷开始,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加上许多别的问题。访谈分两次(有时三次)进行,间隔几天,每次3个小时左右。问题都是关于下乡运动的事情经过,也会问及他们当年的感受,和访谈之时对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想法。也会询问是什么驱使他们到香港来。除了3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两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带队干部在香港有亲属,所以是合法申请来港的。

曾经有人说逃亡香港的大陆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如同LucianPye,我也一样可以观察到,在香港接受访问的中国人远远不是拼命讲坏话给自己国家抹黑的,面对外国人他们倒经常将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这些采访构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60-1970年间完成了有关当代中国的最优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见证,还使用两种书面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及文学作品。移居在西方、香港与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发表了不少内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至于以西方语言写就的,主要参考MichaelFrolic、梁恒以及岳黛云收集的资料。1980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宣传范围的回忆录之类,多数刊登在文学杂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组系列对谈录,由著名作家收集整理,p.22其中有些是访问老知青的。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访者保证不登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从而让他们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一个外国学者是很难做到这点的。那都是关于强奸或非法活动等事例,一般只有参与者或者很亲近他们的人才会了解到。这对社会学特别有意义。在林林总总的见证材料中,“创作谈”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写的自传也不可忽略。“创作谈”在中国是一种专门的体裁,也会以汇集的形式出版。文学作品的后记也经常是这样一种体裁,结合了自传体及对文学创作与使命的反思。

我还借助了1980年代在中国发展得蓬蓬勃勃的“报告文学”,它在当时填补了在报刊上应出现而没出现的一大空白。某些小说作家有时也醉心于创作报告文学,但经常是“专家”作者写的。而经常选择下乡运动为题材的作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肖复兴,他自己本身就是老知青。1990年代陆续出现了其它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些涉及相当敏感的题材,像四川邓贤的作品。

下乡运动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作,一般是知青和老知青的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志向早在农村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类文章我们仔细阅读过一百多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就是说既不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也不是“革命现实主义”。自1978年起,有些知青在经过了几年沉默不语或被迫讲假话之后,心中升起一个愿望,要把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历练写下来。这是凝聚了一代人的文学,在其出现之初,与报道或目击记不差上下。当然,想在社会科学上利用文学材料,p.23必须将真实与文学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国还得分辨是否属于宣传。即使在1978年之后,“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其实,当熟悉了中国革命时期文学的那老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作品中剔出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话而写的那些篇章或段落。可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得已已经日益减少。为了分清哪些是写实的,哪些不是,可以看文学批判以及作家自己写的针对批判自我辩解的文章,他们会阐明自己想表达什么。直接询问作者是个好法子,问问他们是哪些生活体验给了他们灵感,从而写下了哪些篇章。这也正是我所作的,与好几个作家谈过话:阿城、孔捷生、梁晓声、芒克、张承志、张抗抗、张欣辛和赵振开(北岛)。然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至少是否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体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它的资料作个对比。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虚无假。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生活描写以及人际间情感关系的细致分析,这些在采访中是得不到的。当然,在这些材料中我只摘取了其它资料所证实了的,或者向作者本人查证过的。这样,几乎每列举一项文学资料,就可以援引一段访问或谈话记录,但是文学作品的措词比较感人,读者也可以去查原文。1990年代下乡运动继续不停地激发出新的文学著作或电影作品,其中有的是由已经移居海外的作家写就或者拍摄的。

谈到老知青的见证及访谈,自从1990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动。从那年开始当局慢慢地容许,有时也鼓励人发表有关下乡运动的回忆,不过必须得在限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出版的第一部集子以及举行的第一个展览都明显地享有官方的赞助支持。P.24这种宽容也许是想对1989年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作出补偿的一种现象,然而却引发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与电影制作的猛然激增,到了1998年运动30周年之时达到了顶点:报告文学、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老知青(包括还留在农村的)的访谈录、诗歌集、歌曲集、日记,甚至还有当年的爱情书信集、照相册及电视片集。

当然,将表达当事人观点的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做个对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后者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关纯粹历史的那一部分,就很难只依靠访谈,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有限,很少人能记得住事件的准确日期,有时还把不同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颠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人说:“报纸上是这么写的,那就是真的”,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示怀疑,何况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

当时,谈到下乡运动,报刊杂志的任务并不是报导事实,而是动员有关人等。各种出版物都充斥着模范知识青年的辉煌事迹,以及老百姓如何热烈欢呼坚决支持运动的文章。但是,如果熟悉了这些宣传的运作,而且可以与其他资料对照一下,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譬如,报刊上年复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揭发“一小撮人”的某些“错误思想”,p.25使我们不得不想到那一小撮其实就是大多数,尤其是当看到这完全符合我们搜集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此外,报刊杂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具,使人们了解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官方公布的被遣送知青人数,等,当年政治及政府文件从来也不会公布原文(只有几次,也是在报刊上),也从没有公布过任何专门的统计数字。因此,我读了几百篇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有限的几份报纸杂志上,而且直到1978年才准许外国人查阅,《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报,两本理论月刊《红旗》和《学习与批判》,另外还有电台广播,地方报刊以及新华社的电报稿(已译成英文,主要由下列两家通讯社发表:BBC的SummaryofWorldBroadcasts.TheFarEast以及FBIS的ForeignBroadcastInformationService.DailyReport,People‘sRepublicofChina。1978-1979年以后,在中国涌现出大量的杂志与报纸,外国人可以接触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我查阅了这类报刊上的一大批文章。那些文字虽然还没有摆脱宣传职责,但比起前一个时期更能反映现实。必须提及香港的报刊,无论是日报或是月刊,在我所研究的时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这倒真是亏了这个城市享有的自由以及大陆与这个前殖民?之间的特殊联系。

在基本的资料来源中,还需提及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中国发表的多种官方回顾统计材料。我查阅了大量有关1949年以后的人口、就业及教育统计资料。而关于遣送知青的资料,地方统计材料在报刊上发表,或者在一些科研文章中有所透露。然而,直到1987年,才偶然地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里发现两张图表,相当详细而系统地标明1962-1979年间知青下乡及回城的人数。这些新到手的数据并没有影响我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反倒令分析更精确更有说服力。

p.26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出版涉及该课题的研究文章及著作一直拘囿于重重限制,但从1990年代初起,逐渐解禁了,其它的有关下乡运动的官方统计资料因此也就公诸于众了。有些学者因而得以接触到过去从来未见过天日的国家或者地方的统计资料汇编,然后引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统计集是由直属国务院的知青办公室分别在1973年和1981年内部发行的,在这方面是最有权威的。以上提过的1987年出版的统计集明显地是从1981年版本抄录出来的。另外两部今天能找到的统计汇编提供了各省分有关下乡运动的数字。其中之一的《中国人口》汇编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1988-1990年间陆续出版,一个省一本分册。每一分册的第六章是阐述人口迁移的,包括下乡运动,可是除了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有关广东省的那一本),一般都不太严谨。最有价值的是“省志”,每个省都有几十本分册,整部巨著系列从19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有关劳动问题的分册里有一章专门论及下乡运动。即使不同省份的省志精确度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可惜含劳动章节的分册直至今日只出版了大约一半,这个系列使用价值相当高的,因为资料详细,其中不仅有知青下乡及返城的具体数字,还有这场运动的费用支出以及行政措施的演变。详细地读这些省志就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总的中央指示的限定,但在地方层面仍然存在可转圜的余地。

省志,以及中国学者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都丰富了我们了解下乡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国家或地方政府编汇的内部政策及政府文件。直至那个时期,我们得到的这些文件仍然是零七八碎的,是从下面两种途径找来的:当年官方报刊偶尔转载的简述、暗喻或段落,以及台湾专门机构的出版物,有用是肯定的,但很不完整,而且并不总是可靠的。1981年,知识青年办公室将1962年以后所有关于下乡运动的重要文件辑录成一集。这部“内部”选编(“内部”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无权过目),我倒获得一份,p.27它成了研究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知识青年办公室具体执行情况的主要依据。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革命与1978-1979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