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农村的样板(2)

这种矛盾从1974年1月就被极左派利用来向周发起总攻击。像往常一样,攻击总是通过某一具体的“模范典型”来进行。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1968年底下放到农村插队。1972年,不顾父亲的反对,她与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结了婚。婚后,毫无幸福可言,还经常被丈夫殴打。然而,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婚姻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1973年底,与白同在村中教书的同事将这桩婚事说成是“丑(闻)”,白在盛怒之下提笔写了几封信分别寄到不同的报社去。她对自己的婚后夫妻生活问题不置片言只语,但严厉地驳斥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并把自己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她的信件恰巧落入正急需“反潮流”典型用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左派手中。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刊登了白启娴的信和编者按语,把她吹捧为英雄模范,赞扬她的行动在反旧传统观念的斗争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重要性。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信,并把她树立为全国的模范典型。霎时间,到处都涌现出白启娴式的英雄。大多数是下乡一两年后就结婚了,年纪还很小,通常是为了找出路活下去。

政治斗争在官方对知青婚姻问题政策的转变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那些管家们亦无意唱反调。知青年龄渐长,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令人轻易放弃原来的政策。双方取得协调,娶嫁成婚可以鼓励,但重申必须遵守晚婚及计划生育的原则。地方干部有责任帮助结了婚的知青置家。1976年,p.136在对邓小平的大批判中,又把这类婚姻问题拿出来上纲上线。不过,1974年的鼓励政策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到1977年底,仅有10%的知青结了婚,相应于全中国的同龄人来说,这个比例小得很。

1974年初是极左派张牙舞爪大肆进攻的时期。但相应的平衡继续在左右摇摆。下半年下乡运动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及学习推广株洲模式。尽管批孔运动仍在进行(该年年底才结束),但政治上还是大力强调“团结”的中心议题。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会上特别谈论的主题是团结统一的必要性,此外在周恩来自觉病入膏肓之时,邓小平复出重新上台担任第一副总理。周拼了全力来到会上宣读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技)的宏伟目标,其实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上他已经提过了,后来爆发了文化革命,结果不了了之。重点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在这次大会上,整顿恢复了教育部,并任命了温和派的周荣鑫为部长。然而,2月开始,为了响应毛发表的指示,《人民日报》又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毛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决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与决心“缩小三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立意将下放农村运动扩展到城镇出身的复员军人以及大学毕业生。

头几批工农兵学员在1973及1974年毕业,尽管有毛1968年的7.21指示(前已提及),他们应该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们总体上都避免了回到乡下。1975年新闻媒体也承认:“目前从农村来的学员毕业后多数回不到农村”。极左派试图反对这种奇谈怪论,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这个学院的大学生,不管是农民还是知青,都保留农村户口,p.137学习结束后一律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运动从辽宁开始,然后波及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大学,极左派在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大学1975年有776名毕业生,其中84名下了乡,主要是去西藏、青海和新疆。他们之中有一名北京女知青高红十,她就回到了进北大中文系之前在1972年曾经劳动过的延安地区。高红十是赞颂知青的长诗“理想之歌”的四位创作者之一,早为当局所熟悉,所以她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回乡的模范典型,以及实践毛泽东伟大理想的一个样板。当时,清华也有几个大学生去了新疆。1976年2月,446名北京大学生在锣鼓声中出发下了乡。但是,虽然极左派鼓足干劲作出最大的努力,知青大学生回乡的比例在1975-1976年间还是偏低的。很多人,特别是邓小平和周荣鑫,都认为培养成了大学生,却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这是浪费。然而对激进派来说,那是一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有效方法。所以他们要求大学生在工农群众与他们自己之间“划等号”,鼓励他们拒绝“通过大学爬上特权阶层的梯子”。有几个应征入伍的知青也要求在服役完毕后回到农村去。

1975年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没有能阻止吹起一股强劲的“右倾翻案风”。那个时候,邓小平将继承周恩来,已是不言而喻。虽然他推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办事作风更直截了当。在他所提倡并开始实行的改革中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是高校直接从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生(这是?接挑战毛的教育政策),p.138二是让大批知青回城。因此,1974年有603,500名知青返城,而1975年则达到了1,397,900名。

自1975年春季始,广东省党委就决定永久结束下乡运动,代之以青年下放两三年的轮换制度。所有已经在农村插队多年的,包括文化革命前下去的,都必须赶快回城。这项政策当年夏天就落实执行,1970年以前下乡的都开始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这项政策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是彻底性(因为只是把接受了株洲模式之后的总趋势制度化)。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在广东省产生的“反常效应”特别严重之外,应该考虑到“现实派”在省党委内占据优势,当时第一书记是政治主张与邓小平很接近的赵紫阳。他在文化革命前是陶铸的得力助手,当年陶就曾经试图按轮换方式来组织广东的下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