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运动早在文化革命前就作为多种功能的政策存在。在1968年底动荡的形势下,随后的十几年又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当政者的动机就更加复杂。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一清二楚,有些则隐晦不明,有些甚至是秘而不宣。在各位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头毛泽东的脑子里,对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然而就是毛,就是他发起这场运动,正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运动的合法性又全靠他自己的思想来论证。主席的旨意往往只有几行到处张贴的黑体字,而千百篇文章即刻出笼就此作出无休止的评论解读。在这种情形下,对发起下乡运动动机的分析有时不可避免地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或者甚至变成对毛的心理分析。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官方对运动如何解释,我们的观点是,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府的宣传中,68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P.38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义。“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早在文化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他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学院式并充满竞争的教育制度在培养着一批毫无真正实践经验的新精英,而且他们通常出身于干部及知识分子家庭。
毛一向心怀反知识分子的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已构成对年青人思想的严重危险。1964年他曾说过:“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早在1958年他就一再肯定:“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青人”,还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P.39到了1965年,他索性要求所有中学毕业生在可能上大学之前到农村、工厂及军队去干上几年。
毛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由来已久,不过随着文化革命变得全面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被非正式地列入“黑九类”,并被那些极左派称作“臭老九”。须知当时城市里的整整一代人已成为“知识分子”了。其实,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进步之一乃是在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和在农村发展教育。这种新形势在年青人心中孕育了对未来强烈的向往,他们希望继续学业(上高中或上大学),或者得到一份与学历相当的“白领”工作。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的发展都不足够满足他们的愿望,因而怨声四起。
令毛担心的是城市里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即将来的精英),他们不再认同老一代的价值观。他曾这样谈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个时期的毛有着一种狂热的,或许是绝望的意愿,要和MaxWeber称之为“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的常规化”决一死战。这种常规化的明显特征之一就表现在放弃以革命道德为标准来择优,而是采取建立在通过考试选拔的基础上同时也考虑世袭身份地位的制度。按Weber的理论,这个制度可称为半传统半官僚的。下乡运动的作用之一就是割断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强迫所有的中学生去当农民,只准以生产劳动及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态度为标准来考虑提升与否。P.401970年大学重新开放以后,被批准入学的城市青年并不是以学业成绩筛选出来的,而是根据他们在农村的表现,由“群众”的意见决定的。这类意见也同样决定他们能否在当地得到提升.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典型的“魅力领袖”制度要求个人表现重于个人出身,但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家庭成分在社会各项工作的提升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随着毛泽东不停地号召要加强阶级斗争,对出身不好的人们的歧视就更加深。而那些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证明是对革命忠诚的,则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美名。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去解释这种矛盾内含的意义,但须加以强调,因为千百万年青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