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6年,这一时期可谓“两条路线斗争”时期,由于双方都自感时日无多,斗争更显激烈。温和派的牵头人周恩来已知癌症在身、历日无多,而作为极左派主要支柱的毛则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斗争主要集中在是保留还是放弃某些“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温和派偷偷地企图重新修改,而极左派则全力维护,声言要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毛式的下乡运动招致极度暴力性的斗争。“今天,像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这类新生事物就是一场既尖锐又残酷的斗争”: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气氛。
上文已谈过,1973年知青遇到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似乎有过相当的共识。不过,涉及到入大学的条件时,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年初,一大批文化革命中被罢了官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回朝了,显示温和派在政府里的势力得到加强。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下,4月份国务院重新将文化水平考核部分列入进入高校的各项标准中:大学生的选拔只能在“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青年中进行,“首先看他们的政治条件”,然后再通过考核“测定他们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尽管极左派强烈反对,许多地区还是把“文化考核”安排为选拔程序的最后一关。
7月份开始,极左派抛出张铁生事件,向文化考核开火。张是辽宁知青,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和团委委员,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有一封信:由于全身心地扑到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因此没有时间温书。他很遗憾地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偏向于那些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的“浪荡书呆子们”。信中提及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P.128他表示虽然交白卷,但不感觉可耻,只不过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他的入学资格取消,“自幼的理想”不再有机会实现。其实,前两场考试张铁生就没有考好,而那封信是事前准备好的。信是6月30日写的,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那封信。7月10日毛远新在一个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风闻了该事件。他立即抓住机会,把该信作了些少改动,将最末一段恳求“尊敬的领导”照顾之类的话删去,加上他亲自过目的编者按,交付报纸刊登。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同时再次重温伟大领袖5年前,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批示: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8月16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反潮流”。几天之后,在十大上,极左派头头之一的王洪文与周恩来都再次重复这个口号。两人都说毛曾经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则”。整个9月份里,多篇文章把“反潮流”和“白卷”事件联系起来大加发挥。张铁生成了英雄。尽管成绩很差,他仍然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而且还当上院党委委员,其实他是在农村的时候才刚刚入的团。后来,从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他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下面再详细谈,但先说1975年1月他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进入了常务委员会。P.129这种令人目眩的晋升速度并不像那份“白卷”是幸运巧合的结果,这是来自对不可一世的人物有意识地表示无比忠心,而后又被这些人物提携的结果,比如张同学还荣获了江青的接见。
1974年1月出现了另外两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这个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接上了下乡运动,但是该口号继续在高呼不停。辽宁知识青年柴春泽突然名扬天下,是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拒绝了老父替他准备好的返城机会。柴父出身贫农,是老红军战士,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柴春泽在信中不仅拒绝离开他要“扎根”的农村,而且还严厉地批评父亲不再能担负历史的使命。他这样写道:
“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
不管柴春泽当初如何诚心诚意,公开自己与父亲的往来信件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要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且立场鲜明,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他自己申辩说,是为了通过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所以在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会议以及所在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宣读了那些信件。毛远新看到了记者关于这次工作会议的报道,就安排在《辽宁日报》刊登柴写给父亲的信,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