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1968年12月的指示不仅被当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英明决定”。在一个以农为主而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农村当然是一项根本任务,其中就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农业合作化令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955年,毛就已经发出人所尽知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后一句就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不同阶段不断重复的固定词句。开始的时候,这段话不过是毛看了一篇文章后所写的按语,该文介绍合作社如何使用毕业生。当时急需寻找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为四百万新成立的合作社担任会计出纳工作。p.58毛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毕业的农村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回乡去当会计、技术员或者教师。他们的返乡毫无疑问一定能帮助发展农村,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那里已不再能容纳所有来自农村的毕业生。
但后来不只是他们去了农村,城镇毕业生也被牵扯进去了。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3500万公顷的荒地。这场由勃日涅耶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30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1955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1954年2月20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词的评论。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6月底起予以转发。P.59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反复宣传的典型。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不遗余力地称颂青年们的开拓精神、愿为发展祖国农业自我牺牲的决心、为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作出的贡献,还有他们放弃脑力劳动而选择了体力劳动的革命情操。这类美言美语在中国以后的宣传机器里不断地重复又重复。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始创者。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宣传中加上了一段赫鲁晓夫从没说过的话:城市里没有足够的工作,中学大学里也没有足够的学额来满足所有的毕业生。
事实上,与苏联模式相比较,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譬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自1957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已开发的农村,而不送去开荒了。
宣传部门跟统计部门一样,永远也分不清两类不同的知青,因为农村知青和城镇的一样对农村存有偏见。他们很自然地就认为接受了教育,拼老命得到了文凭,这就能允许他们从此告别农村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因此,必须不断地提醒所有的知青,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另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就有必要成为第一代会算、会写、又会使用农具的“新型农民”。这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义务。毛在当时也不乏赞美青年之言论,他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P.60他强调青年“最少保守思想”,推动农业发展和荒地开垦都需要他们的这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除了继续革命,新一代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支农青年”一词在当时经常替代“知青”一词,这就说明政府是把发展农村看作首要目标的。到了1968年,这个目标就下降到了第二位,不过并没有在下乡运动的宣传中消失。1968年8月24日河南日报还发表文章,鼓励“红卫兵小将”要一辈子当“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农民”,这样就“一定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面貌”,“又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即将来临”。
但城镇青年又能为农业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呢?我们在上文谈过他们可以当会计或者教师。他们也可以在农业机械化和普及现代农业技术方面做些事情,例如搞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提高土地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量。他们还可以做卫生员或者“赤脚医生”,协助推广农村的保健工作。在整个60年代初期,知青这种能致力现代化的作用一直被置于首位,并持续到文化革命以后。另一类贡献(前面已提及)这时逐渐升到了第一位:政治工作。开始只是普通的宣传工作(给农民读报纸、读毛选),之后通过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活动,直接参加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会。
然而,上述各点都属于比较特别的,首先要求知青做的是下地干农活儿。这就使我们怀疑运动的首位目标究竟是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在干农活儿上,他们一定不能胜过农民;此外,农村最缺乏的并不是劳动力。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后,中国政府承认农村劳动力有一大部分是多余的。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2年曾写道:“为解决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P.611968年底在报刊上可以读到:“在农村安置知青及城镇居民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言外之意就是也有这个目的),还有:“我是个青年,蹲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既然这后半句话的真实性极为可疑,所以要在前半句里寻找真正的因由,那就是城市里人口过剩,从而带来失业问题。注重这个因由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知青被送到比较“兴旺发达”的农村,而不是到可能需要他们的知识甚至他们的劳动力的最落后的地区。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上海知青安置在该城郊区,那是中国发展得最好、人口最密集的农村地区之一。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百分之十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者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因此城镇青年总是被送往有能力接待他们的农村集体,无需国家提供过多的财政援助。假使发展农村的目的高于一切,那问题就得倒过来了,就是说,本该把知青送往落后地区,把钱财集中资助那边为数较少的人。
但事实上,知青们经常被大量地送去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会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的地区。P.62看来,在大肆张扬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主要目标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所谓目标只起掩人耳目的作用。不可否定领导人的脑子里还是想尽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开发荒地或者去搞农村现代化。
至于边疆地区,除了发展农业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接受过军训的汉族青年安插在那些少数民族集居的战略上相当敏感的地区,有助于加强战备防御。为了突出他们与一般支农青年不同,称之为支边青年。文化革命前,为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遣送了大约十万上海青年。这个地区之所以特别敏感,是因为有一条很长的中苏边界线,那里生活着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有的大多数同宗是居住在苏联境内靠近边界的加盟共和国。把上海人迁徙到那儿去,主要是考虑到中苏关系紧张而且冲突频繁,加上某些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亡到苏联去。1965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呈上一份报告,提议在黑龙江成立同样的一个兵团,因为“苏联霸权主义者对我国黑龙江省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日益加剧”。后来,虽然被文化革命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兵团最终在1968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随后的3年里,中共领导人万分恐惧苏联发动突然袭击,1969年3月发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大批知青从多个大城市陆陆续续被送往那个地区。同一时期,为数众多的知青也被送到了内蒙边境地区。在当时从来没有大力宣传上述的这种动机,但往往是号召年轻人“去农业生产的最前线,去反帝反修斗争的最前线”。到少数民族中去掺沙子以图控制他们,这可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刊上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谈论过,不过倒是表扬过好几个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知青模范。P.63然而,为达到这些目的并不需要遣送那么多人到这些地区。迁徙城镇青年毕业生也根本没有必要。譬如50年代期间,当局组织迁徙青年农民去边境地区开垦荒地。从50年代初起,解放军农场就容纳了许多复员军人,通常是农民出身的,既会拿枪又会拿锄头。所以无论是保卫边疆,还是往少数民族里掺沙子,甚至是发展农村的目的,假使与其他的动机相比,像为城市解除沉重的负担,那就都显得很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