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1975年底开始,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还没有跟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矛头对准高等学校招生政策,教育部长周荣鑫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清华大学大字报的主要攻击目标。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之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邓小平。《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与28日先后刊登了两篇经毛授意的针对邓的批判文章。P.139跟着就发生了“四五”事件,北京人民明确表示拥护温和派,反对极左派,连毛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被指责。4月7日,邓小平被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幕后黑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报刊媒体纷纷撰文批邓。由毛决定,华国锋正式成为国家总理。

下乡运动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76年1月起,极左派就召开了多次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揭露有人不是帮助知识青年“扎根”,相反是要他们“拔根”。从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报》搞了一场报刊上的名实相符的运动,在头版同一位置同一栏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组写给毛的信件,他们发誓永远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有关下乡运动的指示,并揭发“右倾翻案风”。作为对那些翻案者们作出的“切实反击”,这次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生,被下放到了边疆地区去。虽然是一些人数有限的组群,但具有象征意义。极左派坚持执行这项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溃之日。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动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张铁生1975年11月29日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封信,反击“否定教育革命”的人。这封信被看作是“张铁生的新答卷”,在12月号的《红旗》月刊上转载,并附上清华大学极左派写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极左派向邓小平发起大进攻的信号,而这次进攻的结果就是邓在几个月之后下了台。1976年初张铁生还到北京、山西及辽宁各地去煽风点火。柴春泽也积极为极左派摇旗呐喊。1976年3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请教的信,从此就开始与其通信。他本是靠一封家信发迹的,现在也如同惯常,无法压抑想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众的欲望。他主动将7封回信寄去报馆,部分信件发表了。这些信还编印成小册子,由知青办公室广为散发。柴在信中罗列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极左口号。P.140他把下乡运动描述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选择,他批判邓小平和“四五”运动,指出与“党内走资派”“还要斗十年、几十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朱克家则是在云南省政府内部煽风点火。云南省委在温和派的影响下,曾经斗胆在1975年安派朱同学作为干部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让他“下基层锻炼”。1976年2月,朱在公开会议上发起对省委的批判,并支持炮制一部宣扬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话剧。至于吴献忠,她在19位知青联合署名的公开信的拟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19位青年是当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们的信7月13日刊登在《辽宁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标题鲜明:“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集体典型也纷纷投入斗争。其中就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头头,他们参加了一场1976年极左派在河南省发起的大揪“民主派”、“走资派”的政治活动。极左派还推出了另一样板:吉林省怀德县。该县占总数79%的8000多名知青表示要坚决在农村“扎根”。其中一位上海女知青,先后6次放弃大学招生或工厂招工的机会。一份调查透露北京郊区的知识青年中扎根不走的仅200人,占总数的千分之四,看到这个比例数时,人们不禁对那些知青的豪言壮语产生怀疑。当时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其实大部分知青向往“拔根”,而不是“扎根”。

“四人帮”不得不尽快招兵买马,除了发下党政传统文件之外,企图在知青中召募积极拥戴者,就像他们曾在工会干部以及民兵中的作为一样。其实,他们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再来搞文化革命那一套,p.141就是说,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击敌对的那一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知识青年得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一根本原则唱反调。那些极左知青被人怂恿去揭发批判地方农民干部,连普通农民想多挣点儿钱而多开了一小块自留地的自发现象都没有让他们放过。吴献忠指责她所在的生产大队书记是“走资派”,只关心生产,结果导致该大队及属下的生产队干部大换班。她还强迫农民把自己饲养的猪交售给集体,组织农民无偿地大搞没有任何价值的集体工程。那个时期的文艺宣传作品充斥着“阶级敌人”如何阴险,如何让农民上了当,“好”干部又如何与之斗争,等等,以此来掩盖存在的矛盾。实际上,这样利用极左知青,导致了多宗下乡知青与农民及地方干部之间的冲突。当时甚至还出现一个正统典型人物柴春泽,他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说什么比起工人农民,知青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是最革命的,知青的任务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改造“小生产”。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紧跟极左派、又到处兴风作浪的知青其实为数极少,而且处于孤立状态。这些扎根典型只能代表寥寥可数的部分青年,而且在他们的同伴中也只能引起鄙视或愤怒。从这一点看,极左派企图像1966年那样利用理想主义的一代青年是完全落了个空。这也说明他们如何错误估计形势,与1970年代中期的社会完全“脱节”。知青们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单纯无知。他们再也不是时刻准备着为某一政治派别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那些为数极少仍然坚持的,最终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不用等很久,因为他们的教父到1976年10月就倒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