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1)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总是一个很难触及的棘手问题,因为失业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专有的先天不足。因此,理所当然的,宣传部门只会大谈光荣任务正等待着远赴农村的年青人,而不提如果他们赖在城里不走会引起严重后果。直到68年底,知青运动再次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提及,不过是运用很审慎的方式。所以,为了研究这种动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得依据领导人过去的讲话,更要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与政府当局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毫无疑问,下乡运动和城市就业与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联系。中国政府很早就已经表示出对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忧虑。1951年开始制定的户口制度刻不容缓地把防止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当作主要目的。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政府也发出了劝谕,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仍然有不少人从农村涌入城市,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失业问题。P.64正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首先采取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农村出身的青年毕业生遣返回乡。1953年起开始进行宣传,第二年就广泛推行了,甚至没有等及毛在1955年12月发出号召(前文已述)为这些青年人祈福。在1955那一年,还跨出了新的一步:以苏联为榜样,部分城镇青年被送到垦荒队去了。共青团中央及其总书记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城市就业和学校学额不足的问题,这一行动也是个解决办法。

1956年,把上山下乡运动和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并正式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亦称“农业纲要40条”)。1957年,形势更加恶化,当局深信失业乃是个结构性问题,从而有必要长时期地将部分城镇居民迁徙到农村去。当时很清楚,主要是号召高小初中毕业生,既然在城里无法升学又找不到工作,那么到农村去也是一条出路。

城市青年对学校没有安排足够的位子表示不满,毛间接地为他们作了解答:“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不难看出上山下乡运动被利用来掩盖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可以找到给自己安排的位子。当年,不是毛,而是由刘少奇出面负责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把下乡政策这一苦果强咽下肚。刘并不掩饰当初决定搞下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他仅仅鼓励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还给他们勾勒出一幅美景:从事几年农业生产之后,说不定能得到提升,当干部、教师或者技术员。

下放知青因大跃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60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开锣上场,这次当局愈加深信,为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持续这场运动并向纵深发展P.651964年,负责就业问题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声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只能招聘五百万工人,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六百多万人将面临就业问题。这个预计是既不详细又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预计招聘人数),不过也算是有价值的了。最初是由一份红卫兵杂志透露出来的。事实上,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政府在当时非内部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含糊其辞,尽管如此,却不隐瞒就业问题与遣送知青下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1968年伊始,对这一动机的表态就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过还没完全闭口不谈。在极少的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场合,总是当作次要问题一带而过。7月份,人民日报斩钉截铁地说:“动员毕业生下乡绝不单纯是就业的问题”,还说负责干部应该明白这首先是“搞革命”。到了掀起群众运动之时,则暗中承认了失业与下乡之间是有关联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树立(甘肃)会宁县为榜样,因为他们向农村迁徙了995名“住在城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其中“包括一批知识青年”。

这个榜样显示出掀起下乡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于失业问题,而且也因为城市化的代价太大了。会宁县的居民终于“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会给国家增加负担”。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p.66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们反对依赖农村生产去发展消费城市。他们要的是刻苦耐劳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费,又能高生产。这种愿望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出自农村,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外国对华侵略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令共产党人对城市有一种怀疑及蔑视的态度。所以,1949年当毛宣布政治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特别强调有必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警惕城里等待着他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并鼓励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掀起大跃进的期间,当局就一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依旧顽固地占据着城市,而不是农村。同样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写成是一个会令人变“懒”,甚至变“修”的地方,因为某种情况下在那里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农村是不可能的。

从1957年起,下放年青毕业生去农村就和城市供应挂上钩了。当时也肯定了必须限制城市各类设施(住房、交通,等等)的支出费用。然而这一切随着大跃进的欢乐激动烟消云散了。结果是在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上真的实现了一个“飞跃”。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国家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一跃而成进口国;粮食储存几乎是零;国库也见底了。精简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因此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之一。提出“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加强农业战线”,p.67这意味着还有“然后”,就是说城镇的原居民也得离开他们的出生地。果然,60年代初期下放到农村的城镇青年的数量要比大跃进前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