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90年代中期，间接资料的特征仍是在西方及台湾学者进行的大量研究与中国公布的寥寥无几的有关材料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1987年以前，对中国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来说，深入研究下乡运动仍然是禁区，他们也不能在公众杂志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然而就在那一年，一篇介绍下乡运动历史总结的15页长文发表了，收在由几位中共党史御用专家撰写的评价“10年文化革命”的汇编里。这可能就道出了笔者在1989年初发表的那篇文章引人注意的原因。那一年，一本胆大包天的杂志刊登了它，6年后出版的《中国知青事典》又提到它，并说它“产生很大反响”。该文是介绍我的博士论文提出的几个结论，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在香港的一本月刊《争鸣》上发表过第一个文本。看来那是在中国公开发表的p.28第一篇关于该课题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某些老知青见到一个外国人舍弃僵硬的语言来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那场运动的动机及意义等问题，受到了鼓舞，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并着手也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工作。首先，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比一个外国学者有更好的条件来研究这场运动。其次，他们看到这个课题绝对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最终促使了他们向当局施加压力，希求冲破研究这段历史的禁区防线。因此，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头两本运动历史中都引用了我的文章。杜鸿林似乎是第一个在1990年底完成他的著作，可是到1993年才能成功地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里解释了延误的原因：“知青问题一向被认作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它关联到社会的安定。[……]有关部门提出要淡化’知青‘概念，建议有关知青的书要暂缓出版”。杜鸿林出书一拖再拖，就让另一位作者火木，抢了头阵，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下乡运动史，更具有科学性，而在意识形态上并不那么“谨小慎微”，该书的结论竟然是我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一段。1994是转折性的一年，重要标志为一部既生动，内容又丰富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出版，由史卫民和他妻子何岚编写，他们两人再接再厉，1996年又出版了一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历史。在此同时，他们还与他人合作编撰庞大浩瀚的《中国知青事典》（前已引述），主要负责撰写军垦农场及国营农场部分。P.29这本事典材料丰富，相当全面地描绘了整个运动。事典的另外两位作者，刘小萌与定宜庄，后来出版了一部中国知青史，分两册（一为文化革命前，另一为文化革命后）。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有关整个下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部。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对本书，特别是第二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启发及参考作用。在此一年前，出版了一本1955年到1981年的运动历史及同一时期的大事记，可以看作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作者本来是知青办公室的干部，像主编顾洪章，他本人就是原知青办的副主任。他们用一张夹在书中的活页，公开表明得到劳动部（事实上是劳动部分配给他们这项任务的）、新闻出版暑、宣传部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的审核。这两本书都很重要，不仅因为讲述了对运动的准官方评价，而且还因为作者当年能接触到知青办公室的所有档案，所以他们提供了有关运动历史中政府那一方面的珍贵详细的讯息，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及行政运作、负责人会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和统计数字。因此，他们在书中列举的各省的统计就成了我们所掌握的最完整的一组数字。
除了这些特别的研究之外，我也比较有系统地查阅了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我所关注的那个时期里的就业与人口（主要是人口迁移）的研究结果。
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杂志，特别是IssuesandStudies，定期刊登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转载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
西方资料来源主要是两部精湛不磨的著作，使我获益匪浅。首先是美国学者Bernstein，p.30他在1971-1973年间收集了许多书面材料，还在香港访问了不少人，在此基础上，于1977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集中在1968年下乡运动初期，也论及到文化革命前知青下放。他的著作是在运动结束之前完成的，当时能接触到的资料很有限，他的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这应该是我们之间对问题的判断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过，他的丰富资料与分析，乃至提出问题的清晰尖锐，都令该著作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参考。其次是德国学者Scharping。由于他不是以英语写作，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被人引用过，但也是功不可灭的。Scharping研究1955到1980年期间全部有组织的青年迁移。他探讨的范围不限于文化革命后的下乡运动，也涉及到以前的知青下放、农村出身的毕业生回乡问题，以及1955-1960年期间调动近2百万年青农民去边远地区开荒的大事件。但是，念及遣送知青下乡的人数如此庞大，他的著作中也就把下乡运动放在了显著地位。Scharping下了很大?夫去编写澄清遣送人数及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经济和人口统计数字。可惜，他所依据的1980年前的资料不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他很仔细地研读官方报刊，并加以慎密的思考，所以最终能清楚地阐述遣送下乡政策的演变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除去上述两部大作，大量的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在重要的国际汉学杂志刊登过。特别需要提出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两篇。1978年底1979年初，AnneMclaren和ThomasGold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知青游行示威，然后分别执笔写下了他们的所闻所见。StanleyRosen的著作侧重于文化革命期间的广州红卫兵知青，尽管偏离我们着重关注的那个时期，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此也应该特别提到AnitaChan，RichardMadsen和JonathanUnger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当年专门研究广东省的一个村子，访问了下放到那儿去的知识青年与该村的农民（这些人后来都逃亡去了香港），然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不是知青，p.31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所列举的各种著作文章中找到关于那些年轻人当时生活及思想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当年我们对各自的研究都不知悉，然而巧的是有几位年青人是我们共同的受访者，这是以后才发现的。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移民，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涉及问题有社会阶层分析、城市人的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获取学习机会及理想工作，或者关于下乡运动本身，这对研究1960-1970年代无疑很有帮助。由于他们的研究是追踪某些人一生的经历，因此有时有可能提供对当代历史研究有价值的资料。可是，面对这些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必须持有一定的谨慎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可能会对调查的原意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以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类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者”为了赚取金钱，匆匆忙忙直接把问卷填好交来，我们领教过几次了。此外，对某些人来讲，有些话题至今仍然太敏感，他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来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