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2)

城镇领导干部们所担心的不只限于经济问题。游手好闲的城镇青年如果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堕落为犯罪分子。本来就有了种种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现在又加上了要减少城中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心。然而在这一点上,传媒依旧慎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直截了当。1968年底,激进派大本营上海的一份报纸明确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假使一个人有好好的两只手,可又拒绝工作,假使他游手好闲躲避生产劳动,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会用这两只手去做坏事[……]。有的知识青年以为可以在上海混日子继续游手好闲[……]。他们真的是无所事事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在干非社会主义的事情。”

到了1966年,人民日报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作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的解释:“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1966至1968年期间,上海原本准备分批逮捕从教养所释放出来的年青犯罪分子,然后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要不,就去蹲监狱)。把下乡运动当作是减少城市犯罪活动的办法,这种念头并不是激进派专有的。谭震林在1964年就已经论述过:“人太多。要是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劳动,他们就会待在城里,不干活儿,可得吃饭。有的就会变成流氓[……]。所有在城里不能找到工作的,包括反动分子,都应该送到农村去”。

上面所引述的让我们看清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社会经济动机是如何与当权者进行政治镇压的决心连在一起。1968年以后,似乎必须从城镇疏散更多的人口,因为共和国成立后头10年内出生的那一大群孩子已经到达了就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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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政府当局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谨慎少言,但减轻城镇压力的目标似乎在掀起68年的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研究该专题的西方学者都将此放在一个甚至是主要的地位。譬如,Bernstein,就特别指出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数目巧合:谭震林谈到66到70年间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68到70年间,因为文化革命延误了他们的出发日期),被遣送的知青有540万(据他认为)。Scharping则以为,在整个运动中,城镇劳动市场需求的变化与下放人数的多少有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这个动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并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作几乎是纯数学的合理性。他断言每年下放城镇青年去农村的人数是政府计算下列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之后,而得出的合理妥协结果:一个是城市为减轻负担而需要遣送人口的数量,另一个是社会、特别是农村,为了减少执行该政策而出现的问题所能接受的数量。Bernstein非常重视这种动机,以至于当他1977年展望运动的前景时,他的预测都是以就业问题为出发点的。根据他的看法,意识形态动机在毛去世后开始渐渐消退。而另一方面在80年代中期视乎人口变动,职位需求将减少。他因此预见运动在这个时候将会停止,或者开始转化成一种轮转制度。

但是至于68年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今再也不能将其动机中的就业与城市人口问题看得如此重要。Bernstein对运动未来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运动结束之时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城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之际。事实令我们更加相信因经济与人口而产生的“必要性”只是相对的,无论如何重要,也得跟随政治社会因素。

还有更主要的,1981年透露出66至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问题就又一次摆出来了。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用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从1981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p.69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来的数字是1300万或者1400万。80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数与此作比较。根据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1300万和1700万之间。这些数字确实(相当粗略)与积累的出发人数相符。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了在此期间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的知青从来没有超过900万人。他们也忘记了从农村招工上来的总数包括知青。他们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遗忘造成的结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到至少800万人。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减轻城市负担的目标是否那么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乡运动的动因。对某些透露这些数字的中国学者来说,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一句话,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

这里还应该区别当时形势的需要与长远的目标。当运动发起之时,已是文革结束之时,很明显是不可能即刻分配工作给那一大批知青,他们本该获得就业机会,或者在66至68年间本该继续升学的(根据陈永贵估计,有400万名中学毕业生,还要加上大约40万名高校毕业生)。p.70文化革命导致教育与生产部门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迫使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长时期在城里无所事事,从政治和社会上看当然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经济加上政治两大条理由,自然说明不能允许几百万知青在文革后留在城里。正像我们见过的,报刊杂志公开地论及这种忧虑,但只摆在次要的位置。次要的,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出现在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就业问题首先就是一项政治决定的执行后果:决定停课,决定将所有的学生和整个国家投入文化革命的动乱中。此外,毛当时最担心的是青年持续无工做无学上的状态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除了当时形势这一点以外,从就业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在那整个时期内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必要来发起下乡运动。上面列举的招聘进城的农民数量,加上70年代增加的职工数量表明所有知青都可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条件是能够有效地阻止进了城的农民定居下来。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雇用一个农民作临时工比雇用一个固定工合算多了。农民工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及城市粮食供应,他的家人亦无权跟随进城,这样国家就不必负担他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费用。有一天,没用了,也就很容易解雇他。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有些就是这样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赢得的非常少,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但就算运动不是为了某种客观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及城市化代价的问题没有在主观上影响过领导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的动机形成。比如说,大批地长期雇用农民也许可以归罪于限制城市人口及劳动力的制度太过僵化,而引致绝非本意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觉得那场人口大交流并不是预定计划的结果,而是由多种社会经济力量自发的、有时是幕后的行动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