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3)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入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P.125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领导人们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万知青到外省去。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P.126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革命前唯一正式实行过轮换制的省份广东,1975年又再一次重新实行,遣送了几乎与1968年同样多的青年下乡,同时也组织了一大批1970年以前下乡的返城。

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现实主义令政府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效益问题。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1967到1969年,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政府很快地就觉得不对头了,1970年10月召开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商量对策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1971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11.1亿元。问题在于兵团干部根本不关心生产,而且也没有能力指导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军队编制的干部架构臃肿,完全是一个官僚政治机构,因此开支庞大。根据1973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行政机关的干部中,直接管生产的仅占8%,但同时期农场转手到军队管辖之后,干部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在内地的一些地区,没有边防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需要开垦,这些兵团存在的意义何在,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就?定解散兵团,P.127由国营农场来替代。下放在兵团的知青就不再是“兵团战士”,而成为了农场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