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歌送君行。 冼偉強攝
第一批挽著輓聯花圈湧上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來自中國政法大學。
戒嚴期間中央黨校不顧勸諭參與遊行。
屠城之後,據學生說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犧牲最多。
為什麼這些一向被譽為「中國神學院」的中央正統大學在今次學運中表現得一反常態,如此勇敢?
人民大學一向校風保守,前幾次學生運動中,校內學生大多都是跟著走。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中雖有參
與,但也不是領頭;八七年底因有學生被流氓毆打受傷,自發搞了一次遊行;去年北大學生柴慶豐遭毆斃而引發小型示威,人民大學學生也是抱著非常保留的態度。總之,文革以來該校從未搞過任何學生運動。
人民大學一向以「第二黨校」見稱;學生們畢業後分配工作比北大還要好,是一所把工農子弟轉為中央幹部的培養所。自四九年建校後,有三千人在中央單位工作,擔任要職。文革時停校。文革後,即改革派上台後復校。自七八年以來分配到中央單位更多。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及國務院等,有很多該校畢業的學生。亦可能由於這種關係,反政府的情緒沒有北京大學那麼強,他們想到日後會當官,自然對中央政策抱諒解心情。
最近兩年該校的情緒也隨著種種原因變得低落:畢業分配沒有以前那麼好,學生經常被視作「官的走狗」,心理壓抑很重。自胡耀邦倒台後,學生心理也受到影響;體改所再不像從前那樣得寵,當官也不見得是好出路。然而胡耀邦的死確是令到校內很多學生情緒激動,筆者去探訪過很多宿舍,很多「忠誠」的學生仍是貼著胡耀邦的照片,對他實在有種說不出來的懷念。
這所長期被譏笑為「神學院」的學校,其實也有很多同學非常關心國是,亦有一些執信於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不斷思考理論和信仰問題;但基於前途,沒有北大那樣灑脫,他們不願意隨便說話,亦可以說不敢說話,以致整個校園的壓抑感特強,種種的潛在壓抑,就透過胡耀邦的死而爆發出來。
改革派在四月的人民代表大會明顯失勢。李鵬的工作報告批評改革的失誤,再不提政治改革;體改所失寵;學生們感到要倒退到七八年以前的政策。
就是在這次民主運動中,人民大學一開始就表現積極,胡耀邦死後不到兩天,校園內已出現了不少十分激情的大字報及悼念文章,一改該校一貫作風。此外,在新華門前靜坐及「四˙二七」的遊行,他們都起了帶頭作用。
可是,從戒嚴開始,他們漸漸由前線退居二線的原因基於學生有如下兩種估計:
第一:人民大學的學生與國家領導層的關係較好,已肯定改革派大勢已去,趙紫陽已被迫辭職,知道這次學生運動必然失敗,故由前鋒退到二線,並開始說服其他同學撤退,以免傷亡慘重。
第二:人民大學的學生較為穩重和務實,經過絕食行動之後,政府並無絲毫反應,知道堅持下去也沒有意思,因此主張撤退。
然而,該校仍有很多同學是主張堅持到底的;這些同學,很多在六月四日屠殺中殉難。據非官方統計,清華大學與人民大學的學生在那天死亡的人數是各大學中最多的。
政法大學與人民大學一樣,在學生運動中一向比較穩重,不會首先冒出頭來。也是一所親中央和畢業後分配較好的學校。
學生們也如人民大學學生般,有種壓抑感;政法大學這樣積極地參與了這個學生運動,並且有好幾次大會都在政法大學舉行,也是前所未有的。
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是胡耀邦平反的,他與胡耀邦的感情特別深。因此,學生們要把悼念胡的活動擴大,校方一直沒有反對。江平曾利用法理的角度表達對學生示威的態度:「到天安門示威是可以的,衝擊新華門,就不可以接受。」以一位大學校長來說,這種表態已經是對學生的支持了。
另一方面,政法大學學生王智勇在四月二十日凌晨四時,被警察不由分說,打至重傷,也激起該校師生的憤怨。
除了學生的積極參與外,政法大學的老師亦透過了不同形式去支持這次民主運動。四月底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受官方干項及停刊;政法大學的一些法律系老師自願為該報寫起訴狀,給法律系同學實習「模擬審判」,打算為《導報》伸冤。這種表現確是非常罕見的。
中央黨校不言而喻,這是一所正統的中央官校,專門訓練忠誠的黨員幹部。七七年以後,胡耀邦當過副校長,該校與胡耀邦的感情特別深。胡的逝世當然地引起師生情緒上的激動。
中央黨校現任校長喬石,是中央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也是秘密警察的頭子。喬石為人比較難預測,但在學生運動初期,黨校的學生對胡的悼念,喬石是沒有出面阻止的。喬石在整個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其實也耐人尋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一名通緝的學生領袖中,並沒有中央黨校及人民大學的學生,這實在令人疑惑。但亦有人說,這兩所大學校長曾與官方接觸,不要把他們的學生列在通緝名單內,但官方可以私下捉人,以免影響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