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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耀邦,衝出校門 譚衛兒‧梁錦雄

 
新華門前告御狀。 陳木南攝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猝然逝世,令廣大群眾、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深感痛心和焦慮。他們痛心,因為永遠失去一位光明磊落的領袖和良師益友。

要求為胡平反

也許是基於中國人對「蓋棺論定」的執著,噩耗傳開後,萬民注視著中央對胡喪事的規格,因為它意味著一個人一生功績的最後評價。

然而,一切又是那樣令人失望和悲憤。中共中央當天發表的訃告,雖曾四易其稿,卻隻字不提胡辭職的因由,甚至不願把胡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對已辭世的中共領導人的普遍評價。

人民更難容忍,是對這位前總書記、現政治局委員的喪事,中央竟只成立「治喪辦公室」,而不是「治喪委員會」,明顯不願給胡過高的身後評價。

也許有人認為,「辦公室」與「委員會」只是名稱不同;但對廣大關心胡的民眾來說,這不啻意味胡生前蒙受的不白之冤,死後也不能洗掉。

於是,從胡家到社會,迅速掀起了自發的悼胡活動,期望促使中央,在一周後舉行的官方追悼會上,給胡更公正的評價。

胡逝世當晚,其長子胡德平對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提出,希望中央對胡辭職一事作出公正的評價;胡夫人李昭更明確提出,對胡辭職作結論是他的最後願望,儘管顧全大局的胡也說過,如果不行也不勉強。接替胡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不知是否從胡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當即明確表示,一定為胡爭取公正的評價。

胡逝世當晚,北京大學校園出現首批悼胡的文章與輓聯,其中不乏強烈為胡抱不平的標語,如「死錯了」,「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等。類似標語迅速在各校出現。「培養黨政幹部搖籃」的人民大學內,出現了一幅長長的輓聯:「英雄長跪為民請願血染京華看千萬忠魂爭凝眉、先驅短命壯志未酬淚灑中華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橫批「哭我中華」。

悼胡活動瞬即推移到天安門廣場。十三年前,神州於此共泣另一位人民愛戴的領袖周恩來的辭世。廣場成了人們寄托哀思的最大公開祭堂。

四月十七日,第一個悼胡花圈出現在廣場紀念碑上。其後,更多的花圈和輓聯接踵而至,並出現了懲治官倒,加速民主進程的標語和詩文。

此時,曾經發起八六、八七年間學潮的大學生也在反思:悼胡的意義何在?是單純地抒發對一位逝去領袖的哀思?還是同時應有所行動,表達他們的心願,實現胡生前所提倡的「寬鬆、寬容」的政治環境?

念胡生平,反省民運

同學一直不能忘記,兩年前他們走上街頭,要求民主和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卻換來支持政治開放的黨總書記下台,以及隨之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幸而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並不主張大規模「反資」,運動才不了了之。

同學也不能忘記,這位前總書記真誠關懷新一代的成長,即使不在其位,也時刻不忘青年及教育問題。四月初,胡去世前就曾向友人表示,「對青年學生要愛護、理解」。當時,他正為即將召開討論教育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作準備,也正是在四月八日該次會議上,一直為青年及教育問題憂心忡忡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昏倒送院救治。消息傳開,同學們不勝感慨,一位不在其位的領導,尚且時刻記掛教育問題,那麼那些在位的領導呢?從胡病發到去世,學生看到一位憂國憂民的領導的赤誠之心。

同學更不能忘記,胡下台後黨風明顯腐敗。大家看在眼裏,恨在心頭。神州大地官倒橫行,物價飛漲,十一億人民的生活,給「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搞得沒了方向。而「十年改革最大的失敗在教育」的說法,更令同學痛心疾首。這些青年學生,從他們前輩的拮据生活中,看見自己的未來。他們感嘆道:「我們的黨什麼時候變得這樣不民主、不科學和腐敗?開明的領導人哪裏去了?」

「在中國,循正常途徑去爭取民主幾乎絕不可能。我們的黨和政府實在需要人民多監督,而群眾更需要重新凝聚。我們必須重建中華民族的精神及心靈支柱:誠實、勇敢和民主!」一位北大學生站在廣場上慷慨激昂地說。

「兩年前,我們的運動半途夭折,今天,我們從頭來過。我們相信我們誠摯的心和雙手。通往民主的路雖漫漫,但我們將繼續上下而求索。」北大內一張大字報出現這樣的字句。

同學也很明白,光喊民主口號其實無濟於事。兩年前的學運曇花一現,正由於沒有提出具體的要求,得不到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今天再不能重蹈覆轍,必須以具體要求敦促政府解決問題。

基於為胡耀邦,也為八七年學運平反,同時促進民主化進程的迫切心情驅使,北大同學在四月十八日,率先向政府提出七點具體要求:(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二)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反精神污染運動」;(三)要求新聞自由;(四)增加教育經費;(五)公布政府部長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的財產;(六)取消北京市政府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七)如實報道是次悼念活動。

這些要求,官方當然難以接受。四月十九日,北京市政府頒布一項通告,首次對群眾自發的悼胡活動作出官方反應。通告指「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借悼念之機,提出種種與悼念無關的要求」,強烈暗示悼念活動中提出的加強民主進程等要求是「別有用心」。北京市政府還通告各單位,不可組織任何在單位外的悼亡活動。換言之,人們不得隨便到天安門廣場擺獻花圈。

同一時候,各重要新聞單位也接獲上級通知,不可報道民間自發的,悼胡活動,官方的悼胡活動也要酌量而發,以免引起「動亂」。因為此時悼胡活動正不斷蔓廷,武漢、上海等地的學生也走上街頭,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和八七年學運。

於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官方一再壓制悼胡活動,民眾卻反其道而行,自發悼胡活動越演越烈;人們把這次悼胡,與十三年前不畏「四人幫」勢力而發起的悼念周總理的「四五」運動相提並論。

新華門外,警民衝突

正當民眾,特別是學生對政府的不滿不斷高漲時,中共中央機關要地──中南海──門外,發生了警民衝突,使學生和政府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四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凌晨,數千名學生到新華門外,要求致送花圈入中南海,以及遞交載有七點要求的信件。但兩次都遭到武警阻擋。混亂中更出現衝突場面。二十日凌晨,武警衝進人群中,用警棍及銅頭皮帶驅散群眾,百餘同學被打傷。一位女同學,憤怒之下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此後,官方一直指責有人利用學生推翻共產黨領導。

翌日新華社的報道,卻隻字不提給打傷的學生,反指「別有用心」的人衝擊新華門,打傷警察云云。

政府的種種強硬手段,與官方傳媒的歪曲報道,終於催生一個反叛色彩濃烈的非官方學生組織。

「新華門慘案」發生於四月二十日凌晨,早上,悲憤難抑的同學,深感官方學生會在壓力下無法組織校外悼念活動,自發的悼念活動又遭鎮壓。北大學生首先發起組織「團結學生會」,希望自力組織更多悼胡活動,推動民主和改革進程。後來覺得該名稱太敏感,容易令人聯想到波蘭的「團結工會」,決定改為「北大學生自治聯會」(北自聯)並成立籌委會,以北大力學系研究生丁小平為首。即日貼出《告北京高校書》,號召成立全市性的學生自治會,「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同時指出,悼胡活動已擴展為一場全面爭民主的和平請願運動。

當天,丁小平在北京大學三角地發表演講:「歷次學運都失敗而終,使我們認識到,缺乏有組織的、由各高校、各階層和人民組成的聯合行動,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倡議,各校以民主方式選出真正代表同學的代表,共同成立一個統一組織,領導各高校的悼念活動。」

他又指出:「官方的學生會已不能代表我們的利益了。當我們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卻失蹤了。」丁小平同時宣稱:「不能把悼胡與爭取民主截然分開,又怎能說我們提出什麼與悼念無關的要求?胡就是民主與開放的象徵。」他還強調,是次運動一定要以和平方式進行,並指出前兩晚衝擊新華門是過激的於事無補的行動。

同日,各校學生還不約而同地成立學生糾察隊,一則要在今後的活動中維持秩序,二則保護同學的安全。此後,官方在一連串的學生和平請願活動中,一直難以找到學生搞動亂的證據。

同學很為自己的覺悟和組織自豪;但這些行動卻在官方眼裏摻進一粒無法容忍的砂子。廿四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向中央上呈一份報告,指學生上串下聯,成立非法組織。該報告令鄧小平大為光火,認為學生在搞文革時一套,因此絕不能對他們的活動「心慈手軟」。鄧的態度,也為廿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定下基調,指學生在搞動亂。此後,官方既不願跟自治學生團體的代表對話,亦不願承認這些組織的合法性。自治會的出現,一方面加強學生運動的領導,也埋下學生與政府進一步對峙的導火線。

學生下跪,求見李鵬

各校在各自學生自治會號召下罷課,敦促政府答應之前提出的七項要求。同時通電全國,呼籲外地學生聲援。北京各校領導及教師也以默許的形式表示支持。

學生自治會成立後首項工作,是組織同學參加二十二日官方舉辦的胡耀邦追悼會。當時,總書記趙紫陽本獲政治局同意,在二十及二十一日連續兩天,在人民大會堂組織萬人瞻仰胡遺容的悼念活動。但此活動後來卻以「防止動亂」為借口取消。學生因此更迫切要求選派學生代表參加追悼會。

二十一日晚,十多萬高校學生,數千名進京聲援的外地學生和群眾,陸續匯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派代表出席追悼會,又要求官方媒介全面報道這場「大會堂外的追悼會」。學生聚集廣場的一個主因是:經過一周努力後,他們希望第一時間從悼詞中,聽到中央對胡作出比訃告中更公正的評價。

可是,同學們又一次失望了。學生代表未獲批准參加追悼會,悼詞雖然終於譽胡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對胡的辭職及八七年學運卻隻字不提。

趙紫陽還沒把悼詞唸完,大會堂外在寒冷、飢餓及盼望中渡過一整夜又一個早上的學生,一下子掉進失望及憤怒的深淵。他們不知道,中央就悼詞的最後定稿,已進行了數次爭論。

學生悲憤情緒洶湧,「李鵬出來」,「對話」等口號此起彼落,同學實在忍不住了,覺得過去一星期的努力,並沒有得到官方的認真考慮,又或者官方不屑一顧學生所提的要求。無奈與焦急的情緒交織底下,三位同學面對大會堂莊嚴的國徽下跪,雙手高舉請願書,請求政府正視他們的要求。

然而,大會堂內的領導人對外面的一切似乎視若無睹。三位同學下跪了半個小時,終於未能打動這些號稱「人民公僕」的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傳媒歪曲,激化學潮

事實上,官方將一切都看進眼裏,並且記在心上。他們把這一切看成是對政府,特別是對共產黨的嚴重挑戰。追悼會結束後,官方立即宣布停止所有悼胡活動,避免學生借勢起事。當晚中央電視台報道追悼會情況時,沒有一個大會堂外的鏡頭。翌日,各官方媒介卻大事報道,西安、長沙等地舉行追悼會期間發生了騷動,不法分子趁學生悼胡之機縱火搶掠,衝擊省政府。官方旨在警告北京學生,也暗示悼胡活動很容易引發暴亂。

這些報道再次火上澆油。當天,許多學生在校園內焚燒報章,諷剌道:「中央電台,顛倒黑白;《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北京日報》,胡說八道;《光明日報》,一片漆黑。」對敢於頂著壓力,敢於報道學生悼念活動的《科技日報》,卻表示支持及欽佩。學生的行動,引發了新聞工作者在反省後掉轉槍頭,支持學生,爭取新聞自由。

廿三日,趙紫陽按原定計劃出訪北韓。同學發覺,黨中央根本沒有把他們的要求放在眼裏。北大一張大字報說:「趙紫陽出訪北朝鮮,是政府對學生運動的最大漠視。」同學也認為,趙未能真正為胡爭取得公正的評價。加上趙在同學心目中威望本已不高,以致後來學生根本不考慮推展學運可能導致趙紫陽失勢。

同學以罷課來抗議政府冷漠的態度,並籌備「五˙四」大遊行。「北高聯」拍急電到各地,號召全國大罷課,得到熱烈的響應。上海、武漢、廣州、西安、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大學加入罷課,又派出學生赴京聲援。北京各高校自治會並準備派出宣傳隊,到全國各地推廣運動,動員廣大群眾支持。學生開始走上街頭,進行募捐,籌集活動經費。

與此同時,許多知識分子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支持學生。有的上書中央,要求政府盡快與學生對話,有的到各校園演講,從理論上幫助同學推展這場運動,儘管大部分知識分子並不富有,許多人還是慷慨解囊。

種種發展,政府當然不會坐視不理。廿四日,即胡追悼會後兩天,政治局開會討論對策。會上,代理總書記職務的李鵬總理主張強硬對付。李鵬認為,學潮已蔓延外地,並由和平轉向暴力。陳希同起草關於北京市學運報告說明了這一點。另一些政治局委員如萬里,主張盡量疏導。雙方爭持不下。翌日向鄧小平請示,鄧聽了匯報,特別是陳希同的報告後,認定這是一場有預謀的動亂,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央於是根據鄧講話的精神,草擬一份文件,並在廿六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為題的社論,把學潮定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號召全黨全民去制止它。

這篇由鄧定基調的社論,令學生十分震怒,兩年前的學運尚未平反,竟又羅織更兇更重的罪名。他們不禁質疑,這是個什麼樣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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