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和坦克粗暴地撕裂中國人民對政府的幻想。六月四日的屠殺既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人們明知政府的鎮壓始終會到來,卻料不到是那麼暴烈。子彈改變了遊戲規則,當權者也變得肆無忌憚,大力發動專政的工具,傳媒系統企圖清洗人們的思想,而公檢法機關則全力搜捕不同政見者。當權者向手無寸鐵的民運分子發動一場生與死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瀰漫全國。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局勢仍是變動不定,有跡象顯示,高層在初期尚未完全控制大局,軍隊內不同派系傳出有零星的衝突,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亦未平息,官方盡力去穩住局面。
屠殺後的混亂
大屠殺後的七日內,中國高層的領導人未有露面。美國總統布殊表示,他也無法與中國高層領導聯絡上,未知誰在領導中國政府。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高層政局仍未底定,支持血腥鎮壓的領導人正在謀求共識。
期間陸續傳出鄧小平死亡、李鵬下台、李鵬中槍、楊尚昆外逃等消息,事後判斷該等消息大多只屬謠言,甚至有中國留美學生承認放出假消息,逼那些領導人露面。無論如何,假消息更添撲朔迷離氣氛。
軍隊內的矛盾也暴露出來,傳聞負責天安門清場的二十七軍和負責保衛首都的三十八軍,曾一度爆發零星的衝突;各軍的調動更有對峙的態勢,致使「六˙四」之後數日北京城仍籠罩在緊張的空氣中。
民間的抗議行動在初期仍繼續,特別在屠殺後的一兩天,北京屠城軍雖已亮出屠刀,但市民卻似視死如歸。他們冒死呼叫「軍隊受騙了」,但無情的子彈卻即時穿透呼喊者的胸膛;青年王維林站在一長列坦克前擋路,英勇的形象傳遍世界。此外,上海、武漢、長沙、西安、杭州、瀋陽、廣州等地也有大批市民上街抗議,更有攔車、臥軌等事件。
儘管高層鬥爭和民間抗議仍末平息,但強硬派在屠城後,已立刻發動宣傳和搜捕的攻勢。宣傳重點是為整件事件定性,把殘暴鎮壓民運行動說成「平息反革命暴亂」。
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指出:「一個月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蓄意製造動亂。從六月三日凌晨起,這種動亂已經發展成為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而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主要是極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
六月七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戒嚴部隊一位政治部主任張工向記者揭露所謂反革命暴亂真相,袁木透露事件中的傷亡數字可謂語出驚人,他指出,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暴徒及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受傷二千多人,各類人士合計的死亡人數近三百人,另有四百名官兵失蹤。至於北京各個大學死亡的學生則有二十三人。
張工並指出,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即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之間,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張工說,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個說法叫做解放軍「血洗了天安門廣場」,還有傳說打死了多少多少人,並且在天安門廣場焚屍,這純粹是謠言,根本沒有這種事情。
官方公布的「真相」和事實顯然相距十萬八千里。就死傷人數而言,官方完全封鎖資料,後來更禁止醫院向外界透露死傷數字。但據《文匯報》報道:有一間北京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說,袁木無恥地歪曲事實,單單他的醫院搶救無效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已達二百多名。
截至六月五日,據中國紅十字會抽樣統計的資料,北京各大醫院統計的市民和學生死亡總數超過二千人,其中未包括在天安門廣場內遭殺害的學生。據《文匯報》和《明報》報道,北京醫務人員透露,廣場上遇難的學生沒有被送往醫院,軍人在廣場架起鐵架,就地把屍體焚化。
另一方面,官方的搜捕行動已在大屠殺前悄悄地全面展開。
「北高聯」秘書長郭海峰早於六月三日晚被捕。北京市面也貼出一些尋人廣告,刊載被尋者的資料,要求市民撥電通知。
六月七日美國電視台報道,著名不同政見分子方勵之及其妻李淑嫻已躲進了美國駐華大使館避難。不少著名知識分子在六月四日後立刻失蹤,有些是遠走他方,亦有些已被暗中拘捕。
局勢初定豺狼笑
屠城後七天,北京高層局勢已由強硬派全面控制,開始對付民運人士,逐漸大造輿論,而大搜捕亦公然展開,當權者有意製造緊張空氣,企圖以白色恐怖鎮住全國。
六月八日,即在傳出李鵬被侍衛開槍受傷後兩天,李鵬和國家副主席王震看望戒嚴部隊官兵,新華社的報道指李鵬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去慰問,由此可見李鵬當時已取得黨高層較一致的支持。
六月九日,中央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終於亮相,慰問戒嚴部隊,人們不得不相信屠城事件由李鵬和楊尚昆發動,但鄧小平才是幕後的最大黑手。鄧小平亮相也掃清關於他病重或死亡的謠傳。
由於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一起出席了六月九日的慰問活動,使人相信中共高層已統一了思想,而趙紫陽及胡啟立等未見露面,顯然已被攆出局。鄧小平當天的講話寫成文件向全國轉發和傳達,成了統一思想的基礎。鄧小平四月廿五日的指示起了一鎚定音的作用,「六˙九」講話則為八九年的民主運動譜上休止符。
在其後半個月內,官方的輿論機器要徹底改變人的思想,公檢法系統則大肆進行搜捕,務求斬草除根。
公開大搜捕始於六月九日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表的四個通告。通告指「北高聯」和「工自聯」皆是非法組織,其領袖必須立刻投案自首。為擴大搜捕行動,當局設立舉報電話,呼籲市民舉報暴亂分子。
當局於六月十三日通緝二十一名「北高聯」的領袖,被通緝者以王丹為首,包括吾爾開希、柴玲、馬少方、楊濤、封從德等。六月十五日官方通緝北京「工自聯」領袖韓東方、賀力力、劉強三人。北京當局先後只公布了上述二十四人的通緝名單,事實上他們要追捕者遠較公開的名單為多,例如要通緝的知識分子名單便沒有向外公布。當局只公開通緝兩名知識分子,他們就是躲在美國領使館的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指他們犯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向記者談及此問題時,一時說溜了嘴,竟說對二人下了格殺令,其後才更正為通緝令。
在公安機關厲行搜捕下,「北高聯」的領袖紛紛落網,包括熊焱、周鋒鎖、馬少方、楊濤、劉剛和熊煒。
「工自聯」方面,被通緝的劉強於十五日落網,另一工人領袖劉煥文也同時被拘。此外,官方只公布拘捕了「工自聯敢死隊」骨幹李江。官方似乎有意不張揚拘捕「工自聯」首腦,由於中共向來忌憚工人參與反政府行動,使人懷疑官方可能已秘密處決了不少工人領袖。
官方幾乎沒有公布逮捕知識分子的情況,正式公布已拘捕者僅劉曉波一人,但有消息報道曹思源、李洪林、戴晴和包遵信等知識分子已被捕。
快捕快訊,斬草除根
檢察院和法院亦和公安局的行動互相配合。最高人民檢察院早於六月七日及十一日連續緊急通令全國各檢察機關,在當前非常時期,對「反革命分子」做到快捕快訊,只要基本證據確實,便不必糾纏細節,通知稱「這是中國檢察機關面臨的一項突出重要的任務」。
最高人民法院於六月二十日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法院要及時依法審判進行反革命暴亂及製造社會動亂的反革命分子和嚴重刑事犯罪分子。通知規定對三類人要依法嚴懲,包括極少數策劃、煽動反革命暴亂及社會動亂的犯罪分子,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首要分子和骨幹分子,猖狂進行打、砸、搶、燒、殺的嚴重犯罪分子。
在快捕快訊、從嚴打擊的通令影響下,上海法院最先發難,判處三名工人死刑,工人徐國明、卞漢武及嚴雪榮被控於上海鐵路道燒毀一列火車,焚毀警用摩托車及破壞交通設施。但目擊者指他們是在目睹六名學生攔截列車不遂被輾死後才這樣做。法院當然不會聽這些申辯,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於六月十五日判他們死刑,二十日上訴無效,二十一日在上海市普陀區刑場被槍決,距離判處死刑的日期只有六天,法院行事速度之快使人吃驚,當局還組織了三千人參觀審判。
儘管西方國家強烈譴責中國迅速處決民運分子的行徑,但中國置若罔聞。據公布的資料顯示,北京法院判七人死刑,濟南判十七人死刑,至六月底已有共二十七人被槍決。由於後期不再公布判刑的情況,究竟總共有多少人被處死刑,實無從統計。但據非官方估計,截止六月二十四日,政府在屠殺後二十日內已拘捕了二千人。大搜捕還一直在進行,至七月,估計最少達至五千。
為配合搜捕行動,公安當局要求公民更換在六月二十日以前發出的出境登記卡,此舉顯然是要重新審查過去已批准的出國申請,防止民運分子外逃。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就是憑正式護照於六月六日經深圳、香港到巴黎去。
謊言千遍掩蓋真象
另一方面,在政局趨向穩定後,傳媒系統也全面發動起來,宣傳重點集中幾點:第一,大事宣傳所謂反革命暴亂真相,並宣揚傷亡軍人的「英勇」事績。第二,攻擊民運分子和學生組織,方勵之、劉曉波、「北高聯」成為主要攻擊目標。第三,宣傳新的意識形態綱領。特別是鄧小平的「六˙九」講話,更要求全黨學習。
在屠殺後不久,官方媒介宣傳反革命暴亂真相。六月九日,中央電視台播放一些「目擊者」的訪問,指天安門廣場沒有開槍,也沒有傷亡。同日新華社轉發北京市委宣傳部撰寫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事實真相》一文,指「暴徒」殘殺解放軍,大搞打砸搶。
中央電視台製作了《清理天安門廣場紀實》和《北京暴亂真相》錄影帶,發給一百六十二間中國駐外使館及多家外國電視台,其中有軍人屍體被焚的鏡頭,有軍車被燒的鏡頭,並展示了阻攔戒嚴部隊入京的人群及戒嚴部隊受襲的情況。
官方亦大力宣傳解放軍的「英勇事蹟」,例如在崇文門立交橋菜市場,一個解放軍被燒焦後掛在車旁。現場群眾說他是殺了三個人後,群眾激憤地把他打死,而官方卻說他是被暴徒襲擊,因為堅持不開槍才被打死。後來中共更對十名在「六˙四事件」中死去的軍人頒發「共和國衛士」的榮譽勳章。
官方傳媒同時對外國及港澳媒介大加攻擊,指他們造謠生事。新華社轉發了一名港商去信北京當局支持「平亂」的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又刊登「沙田五居民」、「香港十二青年」等讀者來信,支持北京當局的做法,更間接警告「香港人不要做救世主」。七月下旬《人民日報》還不點名地指責身兼立法局議員和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李柱銘和司徒華,說他們領導的「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是在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破壞一國兩制。
官方在大量製造輿論的同時,清洗離經叛道的傳播機構。曾有上百員工上街的《人民日報》首當其衝,被迫改組;原《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總編輯譚文瑞被撤職,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被任命為社長,《解放軍報》總編緝、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邵華澤調任為總編輯。而《新觀察》及《經濟學周報》則被勒令停刊。七月下旬外國通訊社報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被停職,原因說他不同意指學運為「動亂」。中國分析家普遍視杜導正為一個頗保守的人物,在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時,走馬出掌該職,到今天也保不住了。
官方傳媒也不放過打擊民運分子的機會,而最厲害的打擊方法便是大量宣傳民運分子被捕的消息。在螢光幕上可見,被捕民運分子多被公安扣緊兩手,捏住後頸,不少更被抓住頭髮面向鏡頭,只見有些民運分子已被打得臉青鼻腫。接著是判刑的消息,顯然藉此威嚇民眾。
一名在京的大連市採購員蕭斌,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電視台訪問時,描述了天安門廣場的血腥事件,說軍隊又用槍打,又用軍車軋學生。結果官方截收了電視衛星訊號,在中央電視台播放出來,指蕭斌為造謠者。結果他遭舉報,迅即在大連被捕,法院判定他犯上反革命煽動罪,判囚十年。
中共又加強攻擊和詆譭離心知識分子。中國的電台和電視於六月十一日反覆播出一則沒署名的評論,指方勵之是一名叛徒。《人民日報》六月十四日的一篇本報評論員文章,指控方勵之是暴亂策劃人。其後不斷出現咒罵方勵之的言論。北師大講師劉曉波也被點名批判。《人民日報》六月十六日有署名文章題為《抓住劉曉波的黑手》,指「劉曉波是反革命暴亂的陰謀組織者,他的反動思想和駐美國的『中國民主聯盟』「一拍即合」」。
此外,在通緝名單之首的北大學生王丹被多次批判。官方認定王丹和方勵之關係密切,所以對他火力特強。官方媒介多番指控王丹受方勵之和李淑嫻操縱搞動亂,意圖推翻政府。另外,中央電視台播放了偷拍吾爾開希吃飯的片斷,指他在同學絕食時大吃大喝,但同席的香港學生卻駁斥那次是他們請吾爾開希吃飯,而且是在絕食結束之後。官方刻意醜化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發動宣傳機器的另一個目標是樹立理論,為殘暴的鎮壓行動進一步製造合理的基礎,重提「階級鬥爭」理論更使人注目。
雖然在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共官方從未完全否定階級鬥爭理論,但已極少在官方文章中重提,社會上出現的所謂「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底)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九八六年底),只被視為受到外來文化的污染,並未上升到階級鬥爭、敵我矛盾的地步。
《人民日報》六月廿三日題為「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指出要研究階級鬥爭的新特點,暗示「暴亂分子」是階級敵人,鎮壓他們自然順理成章了。
鄧小平「六˙九」講話也成為思想教育的綱領,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社論指鄧講話是統一全黨思想的綱領性文件。社論承認「有些同志的思想扣子沒解開,對某些問題思想還有混亂,但要以鄧的講話作思想武器,排除干擾,戰勝一切困難」。
中共新班子力改形象
中共第十三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終於在六月廿三日召開,選出新領導班子,中共要為新班子建立較開明的形象,而且政治運作亦日漸正常化,故此對民運分子的打擊也由明轉暗。
中共高層經過一番鬥爭和醞釀後,在四中全會選出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中共黨總書記,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和中共組織部部長宋平加入政治局常委會。另一方面,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溫家寶和閻明復等則被撤職。趙紫陽被指「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由於趙拒絕承認,所以中全會只好決定繼續進行審查。
新班子完全由「總設計師」鄧小平一手締造出來,據《文匯報》報道,鄧小平早在五月三十一日已特意對李鵬和姚依林發表談話,指出新的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有改革的希望。如果他們提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殘暴的班子,將來便很容易出事。
鄧小平顯然不止顧慮人民的意見。在解決了人民對中共權位挑戰這個首要問題後,鄧小平又開始懼怕經濟改革政策不能得到貫徹。所以他選了江澤民和李瑞環,希望新班子能夠「兩手抓」,既堅持四項原則,也著手改革開放。
鄧小平的「兩手抓」理論顯然是中共統治的主導意識形態基礎。《人民日報》六月廿五日社論明確地闡釋了這種觀點,社論指四個堅持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兩者缺一不可。社論相當強調中國不是要「收」,不會再走回閉關鎖國的路。
由於四中全會以後,中共不再公布民運分子的被捕名單,所以也難以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傳聞學運領袖王丹在接觸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後被捕,但直至七月下旬仍未見公布。
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提交人大常委會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報告中,點了大量中國知識分子的名(見另表)。
已知民運分子逃離中國的,包括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李錄和沈彤等;知識分子計有嚴家其、蘇紹智和萬潤南等。
何日見黎明?
中國表面上逐步走回常軌,但「六˙四」屠殺後的一個月,冤獄和謊言暴露了當權者專權獨裁的本質。
政府傳播出來的謊言被海外看成一個個的笑話,袁木說現代科技可以造出幾千呎的錄影帶來歪曲血洗天安門的事實。李鵬說水炮和催淚氣不夠,才用真槍實彈對付群眾。
中國正踏入黑暗時代,問題是黎明何時到來。當權老革命家正圖建設一個經濟繁榮但政治專制的國家,老人們正努力實現夢想,他們既然進行了大屠殺,已經不能後退,以後再遇到民運分子的挑戰時,自然絕不手軟。
但鄧小平總算說對一個規律,學潮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的小氣候造成」,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是遲早都要來」。但他卻看不到一兩個老人在歷史滾滾洪流中,轉眼要遭掩蓋埋葬的事實,這也是不以他們的意志而轉移的歷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