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
戴晴給我的感覺是思想敏銳開放,言詞犀利,有時咄咄逼人,是一個個性鮮明的女強人型知識分子。
到北京不久,即在友人介紹下,前往芙蓉里戴晴家登門拜訪。
大陸很多知識分子與港台記者談話一般都比較謹慎,哪些該談,哪些不該談,都很有分寸。但戴晴似乎無此顧慮,大談她對學運的看法,而且當著我的面與那位友人談論不足為外人道的北京知識界的自家事,甚至他們的鬥爭策略。
她說,不怕接受訪問,但要求絕對忠實,要有錄音機才講。她說,其他知識分子怕錄音機,她不怕,只怕記者歪曲了她的原話。因為我當天未帶錄音機,而且事前也說好只是隨便聊聊,應她的要求,不得報道當日她講話的內容。
後來,我聽說戴晴在北京知識界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這可能與她的身世和政治觀念有關。她是葉劍英的養女,曾在國家安全部工作過六年,與中共上層的改革派人物有一些淵源,據說可以通天。對此戴晴也並不諱言。
在政治上,她是新權威主義支持者,主張開明強人政治,與許多民主派知識分子意見相左。對這次學運,她是不贊成學生到廣場絕食靜坐,認為過於激進的行動會引起動亂,打擊到黨內的改革派。
學運高潮時,北京知識界瀰漫著激進抗爭的氣氣,許多中青年知識分子甚至擺出「死磕」(北京方言意謂拼命)的姿態。在這種情況下,戴晴較保守的立場自然不會受歡迎。
五月廿二日首都知識界大遊行,大隊伍在復興門集合,我在這裏碰見戴晴,平時意氣風發的她,此時顯得有些落寞。有人問起曾與她一道發起聯署行動的蘇煒,她坦然說,「蘇煒已疏遠我,說我保守。」
她拿著「首都知識界」這面旗幟,遊行總指揮、報告文學《強國夢》的作者趙瑜不客氣地對她說,「回到你自己的單位中去。」
以戴晴在知識界的地位,趙瑜似乎不該這樣不客氣。
此變化主要與五月十四日戴晴與另外十一位文化界名人的斡旋行動有關。據其中一位說,該日廣場絕食的學生與閻明復等對話,閻明復通過戴晴找到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十一名知識分子充當調停人。這位知識分子說,他們去斡旋時,要求當局答應學生的要求,其次勸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但次日《光明日報》報道時,卻顛倒了他們呼籲的次序,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主要是要學生停止絕食。他們感到受了欺騙,被人利用了,而且認為戴晴在其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一些知情的知識分子也對戴晴頗多微言。有個知識分子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消息傳出後,戴晴正出席前美國大使夫人包柏漪舉行的告別宴會。這時有人建議停止宴會,但戴晴不理,依舊興致勃勃跳舞。
這自然是一方面的說詞,因為太忙,一直無時間訪問戴晴,問問她本人的看法。
不過我注意到,在十四日後,首都知識界的重大活動,如發表「五˙一六聲明」,成立「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等,一向活躍的戴晴並不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