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亡者

张伯笠



序一：书写“天安门一代”的历史篇章
王丹

　　苦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因而，忘记苦难就是苦难的开始。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选择了历史作为学习和研究方向，并对任何书写历史的行为深表关注。伯笠选择在“六四”十周年到来之际出版他的回忆录──“逃离中国”，在我看来，是尽到了他的义务──见证历史，尤其是见证苦难，我认为这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

　　可能更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深刻地理解我们在十年前的热情和行为了，正如我们对“老三届”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狂热大惑不解一样。但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记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高自联”组织全市规模的大游行，当我和伯笠等人率领北大队伍走出校门时，成千上万闻讯赶来的市民围聚在北大南门前，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那个时候，我相信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热血沸腾。理性的反思可能会指摘感性的冲动，但它忽略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真诚。历史给我的一大教益，就是让我知道了真诚是多么宝贵。

　　伯笠的这本回忆录可能无法全面地反映八九民运的精神特质，但他通过对自己在八九民运前后经历和心路历程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当时“天安门一代”的真诚，我认为这是一个贡献。

　　伯笠也写到了他经受的苦难，这也是最打动我的一部分。

　　一九九三年我在北京看到一部地下流传的纪录片“我毕业了”，描写八七级大学生（八九民运的主要参与者）毕业时生离死别般的情感痛苦。这是一种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痛苦，是一杯特殊原料酿就的苦酒。当影片结尾，忧伤的旋律一遍遍地重复着“亲爱的人，再见，再见……”时，我不禁泪流满面。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一代”经受了巨大的精神撞击，从理想主义的狂欢到黑暗下的悲愤与压抑，对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而又年仅二十岁左右的我们来说，这种精神撞击是刻骨铭心的，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在篇帙浩繁的有关八九民运的文字中，触及这一问题的少之又少。也许，这是我们自己才能书写的历史篇章。现在伯笠已经书写了其中的一部分，我希望还能有更多的“天安门一代”来写一写自己的精神苦难，写一写死亡、镇压、清查、坐牢、流亡对年轻学生的精神冲击。

　　现在“天安门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已成为“天安门一代”。历史的伤口已经积淀成内心的隐痛。我们终于可以再次出发了。我们的回忆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我们的感伤也绝不是消沉，我们只是不敢遗忘，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正如伯笠在文中所说“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有一天，伯笠的女儿小雪和儿子亚伦会长大，如果当他们读到伯笠的这本回忆时感到有一些沉重，我将为伯笠，也为我们这一代天安门人感到欣慰。

一九九八、七、二十四，于哈佛大学



序二：与死亡擦肩而过
郑义

　　有人把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张伯笠称作“当代鲁宾逊”，现在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些文字，或可称为当代的《鲁宾逊漂流记》。

　　光阴荏苒。回想起和张伯笠的初识，已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忆流年，八十年代的伯笠，以报告文学在文坛崭露头角，正青春茂盛。在黄河岸边那块文学的沃土上，我们以文会友，有过许多值得追忆的交往。后来他去了北京大学作家班深造，不期然撞上八九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民主运动，命运陡然转折。青年作家比起青年学子，阅历丰厚却又未老奸巨猾，伯笠和他的文友们率先揭竿而起，以诗文拉开了那场自由之战的序幕。那时我恰在北京，常去北大与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于是便有了后来那一段我们共同拥有的永生难忘的血泪生涯。

　　当自由女神被坦克轧碎于血泊之际，一场罕见的大屠杀、大追捕、大逃亡开始了。在我挑着木匠担子浪迹天涯时，未曾料到伯笠已在人迹罕至的黑龙江畔开垦出一片自由的田园。如果沟通音讯，如果我也去了，后来发生的，也不会是另一个故事。在中国，另一个故事是难以构造的。对自由的向往，毫无例外地都必然导致苦难。共产及名目繁多的种种“运动”，迫使许多黎民百姓逃进荒山莽林，并创建了自耕自食的部落，不纳官税、不服徭役、不报户口、不问魏晋，到头来，无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些避秦之地终被发现，自由再次失落。把伯笠的这段生涯称为“当代鲁宾逊”，依我看是浪漫了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何处有寸方自由之地！于是便有了偷渡黑龙江，几冻死于俄国农夫草料棚之酸辛。曲折的逃亡之路最后指向香港，指向海峡另一边那个自由的中国，但此时他已身患沉 ，奄奄一息。人之将死，总有一些斩不断的牵挂，于是便有了这本留给孩子的书。类似的情境我也有过，那是在妻子入狱，而我又将躜行于生死之间时。我匆匆回顾了自己一生，特别是那场刚刚被绞杀的和平起义，给妻儿留下了十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历史的一部分》。逃亡之路遥迢艰险，每个路口都有横站的长枪，死亡如影随形，于是生命变得单纯而从容，许多家常庸碌生活中不曾涌动的情愫，流水般从笔下倾泻而出。不知伯笠作何想，对我来说，那是生命中难得纯洁的日子。

　　比起许多坚守于“６、４”之夜的热血青年，张伯笠还多出两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际遇。他的故事，更加戏剧性地述说了当代中国的悲惨与黑暗。当然，这很难说不是浪漫之一种，正如有些美国青年所说，八九年是一个时光隧道，你们迳直走进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战火纷飞的街垒，简直太酷，太浪漫！而对于伯笠，我想，追忆这段往事，是为了告诫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是为了牢记人世间还有比生命更宝贵之物，不管称之为真理还是上帝，是为了使自己在这至高者面前更加谦卑！尽管如此，我并不否认“当代鲁宾逊”确有迷人的浪漫色彩。我只是说，对于作者和他的女儿，对于无法保持阅读距离的当事者们，并不浪漫。

　　如果说鲁宾逊代表了那个征服时代对于土地与财富的占有，那么，“当代鲁宾逊”得到了什么？──精神财富。谁有过与死神四目对视的刹那，谁就懂得了生命的意义。这同时也是一种承担：那些横卧碧血的战友已化作闪烁的寒星，正在遥远的苍穹上向我们默默凝望。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马里兰



第一章 逃离北京


１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我们被迫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经过谈判，军队同意我们在天亮前撤离，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方向给我们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头戴钢盔的士兵把刺刀和枪口对着我们，像是在押解俘虏一样。

　　“法西斯！”一个女同学愤愤地骂了一声，立即被几个士兵冲上来用枪托猛打，周围的男同学赶紧把那个女同学拉进队伍里面。那些士兵已经杀红了眼睛，在他们的目光中看到的只有野兽样的凶残。

　　我们刚刚走出天安门广场，广场内就响起了坦克高速开进的吼叫声，我回头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那一排排整洁而漂亮的帐篷被坦克的履带碾碎，然后像雪片似的高高扬起。同学们都泪流满面地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在戒严令下坚守了十四天的广场成了军队肆虐的战场，那屈辱的感觉使人想发疯。

　　我们走到六部口时，看见西长安街上仍硝烟未尽，许多军车和客车还有坦克仍在燃烧。我打开衣袋里的晶体管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正在播解放军日报社论，把我们这场持续五十多天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们用谎言欺骗全世界：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并指责我们是阴谋推翻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

　　西长安街上血迹斑斑，一个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嘴在不断地吐着血沫子。柴玲痛苦地捂上了眼睛：“他还活着！”

　　我让同学们把那个人送到车上拉往医院救助，但那个人还没有等到救护车就断气了。

　　队伍唱着《国际歌》，缓缓地向北京大学的方向流动，后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和催泪瓦斯的爆炸声，我没带防毒口罩，被那辛辣的毒气呛得两眼流泪，痛苦不堪。后边的同学过来报告：坦克压死了十一名同学。

　　李录突然说：“站住，我们应该回广场去，我们没有权力把广场丢掉！”柴玲、封从德没有表态。人们坚决反对，也认为这太不现实，而且中共肯定会下毒手，近百辆坦克，十几万军队守在天安门，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我认为人的生命应是最高准则，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学校去。

　　纠察队长墨轩只能说：你们是指挥，你们说去哪我就带队伍去哪！结果我和柴玲、封从德带队伍回北大，而李录、墨轩带着一部分队伍重新向广场折回，也许他们看见跟随他们的旗帜太少，后来又回来了，不过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多么痛苦地离开广场。

　　走到动物园附近的一家大宾馆时，同学们看见宾馆在二十几层楼上拉下来的巨幅对联上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大字时，气得冲进了宾馆，把那条标语给撕毁了，我们借此坐下来休息了一下。我用高音喇叭讲了一路，嗓子也有些哑了，一坐就不想再站起来。


２
　　中午，我们终于走到了北京大学。

　　从中关村到北京大学的马路两旁，站满了迎接我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几乎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流泪，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问我：我的女儿呢？她回来没有？我泪流满面，无言以对。北大的大门口站满了人，周围的楼上也站满了人，我们的队伍坐在了校门口，被同学和老师围得水泄不通。我接过身旁的人递给我的高音喇叭，做了我逃离北京前的最后一场演说。

　　我说：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回来了，我们是被那些禽兽般的士兵用坦克、机枪和催泪瓦斯残酷地追赶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而还有许多同学他们永远留在了天安门广场，永远留在了东西长安街。当他们离开这个他们热爱的世界时，他们甚至不知道枪杀他们的竟是他们曾经爱过的“最可爱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说：我和柴玲、李录、封从德等指挥部的同学都在广场坚持到了最后，我们尽了我们的一切，不给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丢脸，不给北京大学生丢脸。

　　一片哭泣声从北京大学的大门内外响起，在那悲痛的哭声中我最后说：现在，那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终于撕掉了他的面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命令军队向我们开枪，让坦克从我们同学和市民的身上碾过，那些杀红了眼的士兵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他们杀人、抓人，在北京实行红色恐怖制造暴乱，但却把暴乱的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亲爱的同学、亲爱的老师和亲爱的母校，这个失去理智的政府会很快逮捕我们，甚至枪杀我们，他们也会在全国进行更严重的政治迫害，大批的仁人志士、优秀知识分子将被审查、关押、坐牢甚至被肉体消灭，但是，我们不怕，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在我们一边，世界在我们一边，我相信，总有一天，民主自由的曙光会照耀中国大地！那一天，如果我活着，我再来看我的母校，我的师长和同学，再见了！北大，再见了！

　　我痛哭失声，再也讲不下去了，周围的人都在相拥而泣。

　　就在这时，人群中传出一句喊声：“张伯笠，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吗？”那声音很陌生且刺耳。

　　我擦掉泪水回答：“不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当这个党指使他的军队向人民开枪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退出这个党并和它斗争到底。我决不与这样没有理性没有人性的政党为伍！”

　　暴雨一样的掌声从四面响起，我听见有的人在喊：对，退党，退出这个独裁党、杀人党、老人党！

　　我们在数千人的簇拥下进了北大校门。北大筹委会组织的纠察队立即封锁了校门，准备和即将追过来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我把跟来的几百名外地高校的同学安排好后，到了二十八楼。

　　就在这时，作家班的同学找到了我，告诉我：你的妻子李雁到了北大。

　　天哪！我吓了一跳，她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北大呢？

　　柴玲关切地说：快回去看看吧，反正咱们也没什么事了，剩下的就是逃亡了。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柴玲、小封，你们要保重啊！”

　　柴玲说：“你也要保重，实在不行，向沿海移动。”

　　我说：“我不能走，我要把李雁安全送出北京。”

　　我们紧握着手，那一刻，我们的眼睛都蒙上了一层雨雾，我们知道，这一别也许是永不能再见。


３
　　北京大学四十七楼三○一一室里挤满了人，那是我的宿舍，几名女同学正在哭，见我进了屋，她们冲上来把我围住，我感觉到同学间的友爱和温情。我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

　　就在这时，我的妻子李雁闯了进来，同学们立即给她让出了个通道。近在咫尺，我们默默地相望，那一天她特意穿着我在结婚前从广州给她买的漂亮的连衣裙，头上扎着一条青色发带，自这个学期开学到现在，我一直没找出时间回家看她和孩子，她来信曾告诉我：“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放假，会带雪儿来北大住几天。”那时，我已投入学潮，正在主办《新闻导报》，但我仍希望她能带雪儿来京。后来我给她们单位领导打了电话，才知道雪儿又病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我真想回去看看女儿，这小家伙生下来体质就弱，每个月都要到医院住几天。但当时我们和政府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呢？而此刻，妻子扔下了孩子，冒着枪林弹雨闯进北京！

　　李雁猛扑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我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瘦削的肩膀和柔软的发丝，感到她的身子在不停地颤抖。

　　全班同学全哭了，他们知道，我和妻子的这一面也许是生离死别。

　　我说：“李雁，亲爱的妻子，你怪我吗？”

　　她摇头。

　　我说：“李雁，亲爱的妻子，你不应该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北京。”

　　她拼命地摇头。

　　我替她擦着流在脸上的泪花，轻声地问：“雪儿呢？我们的雪儿好吗？”

　　她哭了，哭得泪花闪烁：“雪儿会叫爸爸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猛然地跳动了几下。我的女儿都会叫爸爸了，多快呀！我在开学离家时她还嘻嘻哈哈满屋子爬，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就会叫爸爸了。但是，我还能不能亲耳听到女儿那一声爸爸的呼唤呢？　

　　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冲进了我的宿舍，她制止了那些掩面哭泣的女同学，然后对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儿女情长？坦克和军队已经快开到人大了，要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会把北大包围，你快收拾一下，跟我走。”

　　我说：“不会这么快吧？再说，他们还能斩尽杀绝？”

　　她说：“别傻了，他们会抓你们这些学生领袖的，怎么？你想当谭嗣同怎么着？快，跟我走，还有这个女孩”，她指着抱着我脖子不放的李雁。

　　“她不是女孩儿，是我妻子。”我纠正她。

　　她果断地说：“好，一起走！”

　　全班同学都附和着她，推我和李雁走。远处的枪声已隐隐听到，几架直升飞机在北大上空盘旋，是侦察校园里的情况。

　　走吧，再迟我们就出不了北大了，她急急地催促我。

　　我接过同学送给我的自行车，带上妻子，跟着她的车子，从那个古老的西门离开了北大。

　　一路上我们穿街过巷，那位女作家警觉地看着身后，当确认我们没被“雷子”跟上时，她才在一个四合院的大门口下了车，她按响了门铃。

　　一个青年女子把门裂开了一个缝，发现是我们，忙开了门，把我们让进院子。

　　那位女作家介绍说：“这是我的乾妹妹，铁哥们！她又指指我：他叫张伯笠，作家，也是学生领袖。”

　　那青年女子见腆地朝我笑了笑，便带我们进了客厅，并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宫先生。

　　宫先生更老实，一说一笑，他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便和妻子去了厨房。

　　不一会，他们弄了一桌酒菜，我什么也吃不下，只一个劲儿喝啤酒。吃过饭后，宫先生说他要到北京市各医院看看究竟死了多少人，他太太和那位女作家也说要回北大看看形势，晚上再回来告诉我。宫太太手拿一些乾净的衬衣内裤让我换上，“洗个澡，然后睡一觉，这两天哪也不要去，枪子不长眼睛。”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走了，这个独门独院的小院子，显得出奇的安静。天气很热，客厅里的电风扇发出嗡嗡的响声。

　　李雁准备好了洗澡水，在卫生间里叫我。

　　我进卫生间，脱掉带着腥臭气味的衣裤，李雁拿着喷头对着我兜头就冲，我畅快淋漓地洗着，李雁在为我身上打着香皂，蓦地，我感觉到她趴在我的背上哭了起来，两只手不停地在我的背上抚摸着。

　　结婚两年多了，我们是那样的熟悉自己亲爱的人，包括她的软弱、她的任性。我把她的手拉到胸前，对她说：“李雁，如果我被捕了，你就改嫁吧，嫁给一个安份守己的人，中共不会对我手软的。”

　　她轻轻说：“不，决不。”

　　泪水涌出我的眼帘，我尽量不让自已儿女情长，但想到很快就不能再和妻子在一起，不能再抱着女儿嬉戏，便心如刀绞。现实是残酷的，解放军正在北京杀人抓人，而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残酷，我心里很清楚。

　　我洗过澡，换过乾净的衣服，问李雁带了多少钱，李雁说只带了几百元，她拿出五百元给我，我摇摇头，封从德曾给了我四千元逃亡费，我放在东城区一个朋友家，加上我现在身上的一千多元钱，逃出北京应不成问题。

　　晚上，那位女作家和宫先生宫夫人都回来了，宫先生告诉我他在复兴门医院看到百余具尸体，光是大学的研究生就十几个。他说伤者更多，医院大门的那条道上已被救护车滴下的血染红了。

　　大家又哭，那天心里真难受。

　　话题转到我的处境，宫先生主张向广州转移，然后找机会逃到国外去，宫太太说也可以去美国或其他国家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我都不同意，我说：“那样中共会造谣说我们是里通外国，会使很多中国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最起码也要在中国坚持一年半年，等老百姓知道我们在国内的确很难时再出去也好。”女作家和我的想法较接近，必须先逃出北京，因为在解放军杀红了眼睛的时候，留在北京生命很难保障，戒严部队可以按戒严令在不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随意处决“暴乱分子”。

　　但怎样逃出北京呢？火车站已被中共军队和警察封锁，机场更别想，最安全的办法是骑自行车出去。


４
　　入夜，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和李雁穿上雨衣，骑上自行车，从宫先生家出来向北京东城驶去，我准备到朋友家把钱取走，然后骑到通县，从通县再骑到天津。

　　路过北太平庄时，发现一列列的军车停在路旁，围着军车的民众仍然很多，有的军车正在熊熊燃烧，而那些军人竟视若无睹。这些地区还没有被解放军控制，仍在老百姓手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我看到一位和我要好的导演，正在一群民众中讲演，我没和他打招呼，低头骑了过去。

　　三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位于八里庄的朋友家，我敲敲门，没人应，便自已掏出了钥匙开了门，屋子里显得有些零乱，我打开台灯，想开开写字台的抽屉，我的逃亡费就放在那里，但我看到的是空空的抽屉，抽屉里放了一张纸条，老朋友那漂亮的字迹跃入我眼廉：

　　老王：合同有变，我先走一步，货我提走了，明天上午我会回来，你如来，请稍等。

　　我和李雁知道，今天不会有人来了，屋子的男女主人好像已经有好多天没回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真担心这对夫妇，他们是多么好的人，难道他们也遭遇了不幸？我睡不着觉，便打开冰箱，拿出几罐啤酒喝。那啤酒还是我们绝食前买的。李雁累了，先躺下休息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坦克声和高射机枪的射击声把她惊醒。她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鹿，扑进我的怀里，嘴里喃喃着：“不！不！我不让你走！”

　　我抱紧自已的妻子，喃喃说：“别怕，亲爱的，我没有走，我不是在你身边吗？”

　　她紧紧地环抱着我，那身体像火炭一样燃烧着我，像藤条一样缠绕着我，我们夫妻两载，从来没有像那一夜那样，也许我们都有预感；这是我们夫妻的最后一夜？

　　那一夜，我们在一阵阵枪声中，一阵阵恐惧，一阵阵悸动中度过，我们相拥着刚刚睡着，门被打开了，我的朋友果然回来了。他不顾我们还没起床，便把我抱住。

　　我们互相庆祝各自还活着。

　　他说：这屋子的女主人在天安门广场负了伤，由于在躲避射杀时被军人打倒，从飞驶的自行车上摔下来，摔成了严重的脑震汤，她的先生现在正在医院陪着她。据说生命己没危险。

　　我长长舒了口气，只要活着：大家就有相见的一天。

　　老朋友拿出我的逃亡费，我分给了他一半。他说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然后他们有一批人要一起离开北京。


５
　　我和李雁骑上自行车，于中午离开了朋友家。

　　公路上，到处都是市民围堵军车的路障。我们骑着自行车在路障中穿行，几乎所有的商店饭馆都关了门，北京就像一个刚刚沦陷在外夷侵略者手中的城市，你绝想不到那些杰作，会是执政的中央政府和所谓的人民军队所为。

　　我们七拐八拐刚刚骑上通往通县的公路，迎面开过来十几辆坦克，坦克车速度惊人，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叫。我和李雁以及周围的十几个骑自行车的市民，立即向小巷里骑去，但已经迟了。

　　第一辆坦克车的高射机枪向我们开火了。子弹打在我们头上方的一座楼角，砖屑和瓦块飞腾起来。我立即喊了起来：“大家快下车，趴下！”

　　我们连滚带爬摔在路旁，几个骑的快的溜进了胡同。

　　坦克车继续向我们射击，“嘎嘎嘎，嘎嘎嘎”，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骂道：“共产党，我操你妈的，想把北京炸平怎么着！”

　　坦克车队终于过了，我拉起了惊慌失措的妻子，让她骑上车子快跑。当我骑出几百米后，发现李雁没跟上来。连忙回头找她，附近军队很多，冲锋枪的点射不时传来。李雁推着自行车一拐一拐地向我这个方向走。我忙快蹬几步，在她的身边下了车。

　　我急切地问：“你负伤了吗？”

　　她摇摇头：“没有，车子没气了。”

　　我一看，是车胎被子弹射穿了。我从她手里抢过自行车扔掉，让她坐在我的车后，她说：“最好再找辆车子，一个自行车会累死人的，我们要骑很远的路的，对吗？”

　　我重新又回到了老朋友的家，他家有辆自行车，放在院子里。正巧，老朋友回来了，我忙问了他夫人的情况。还好，命保住了。他厉声地训斥我：“你怎么还在北京？这太危险了，快走吧！”

　　我说我是回来取你自行车的，他二话没说，把车子锁头打开了。“骑去吧，记住，到任何时候要冷静，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我回学校去组织大家退党！”

　　我们把自行车补足了气，告别了老朋友，飞快地骑上了公路。

　　北京，在枪声和坦克履带下痛苦呻吟的北京，在我们的身后越来越远了。

　　郊外，看不见坦克和军车了，也看不见死尸和鲜血了，我下了自行车，回头久久地望着这座光荣而伟大的城市，泪水夺眶而出。

　　妻子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许久许久，她轻轻叹了口气：“该走了。”

　　我擦乾了泪水，转身骑上了自行车，再也不忍心回头看一下北京。

　　再见了，北京。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第二章 梦幻少年


１
　　苦难和恐怖过早地闯入我的心灵。

　　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进入了最残酷的岁月。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所带来的大饥馑使全中国人饿死了至少两千万。

　　那一年我刚刚记事儿。父亲在县城里的政府人事局工作，母亲则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住在城郊，我是靠母亲和兄长们挖野菜活下来的。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长兄，他当时在县城里中学读书，每天学校发给他几块黑面的饼干，他舍不得自己吃，全都给我留下来，星期天放假回家带给我吃，在我上小学之前，再未吃过比黑饼干更好的点心了。

　　郊区村子里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而我们那富裕的松江平原却是中国最著名的产粮区，当我后来成为了报告文学作家后才知道，我所生活的地区几乎是全中国饿死人最少的地区之一。

　　就在那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抱着我去参加一次批斗大会，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在批斗会上被村干部和民兵打死了。他的“罪行”是因为熬不住饥饿偷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青玉米。我永远忘不掉他死时的样子，他两只眼睛大大的望着天空，一缕鲜血从额头流到脏兮兮的脸上；而他的嘴里塞满了嫩嫩的玉米粒白浆，直到被打死他也不愿吐出来。

　　我发现他的嘴偶尔抽动一下，便喊：“他没死！”母亲把我抱得紧紧的，告诉我，他死了，我感觉到母亲的身子在发抖。

　　饥饿常常折磨我，而我却不懂事地去折磨母亲，母亲的乳头被我吮得又红又肿，我得不到乳汁而大声哭叫，而母亲只有暗自垂泪，喃喃说我不应该来这个世界。

　　据姐姐回忆说我小时候最倔，而且不喜欢穿衣服，每天赤条条地和小伙伴在水沟中嬉戏，如果我要吃奶，母亲来得迟了一会我绝不再吃，直到哭乾嗓子为止。

　　也许是因为我的倔强或我不该来这世界，父亲十分不喜欢我，我甚至觉得他厌恶我，我五岁那年，母亲带我们搬进了城里和父亲住在一起，从此，父亲的巴掌常常落在我的身上，而母亲只好用孱弱的身体护着我。

　　做为我挨打的补偿，母亲常常在我皮肉受苦后给我讲故事。母亲的故事很少有童话，都是真实的历史传说，譬如：“苏武牧羊”、“岳母刺字”、“包公赔情”等等。这对我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我从小就幻想长大以后能成为苏武或包公式的人物。

　　我是一个爱幻想且又敢做敢为的孩子，当我上小学读书后，不仅功课是全班最好的，在体育、音乐、绘画上我也充分显露才华。我是班长，这个职务从小学一直伴随我高中毕业乃至大学毕业。

　　读小学时，我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但遗憾的是我那时接受的全是毛式思想教育，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风暴袭击了每一个地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便能把“毛主席语录”全部默背下来，并且读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历史小说。这些书，多数是我们从被压封的县图书馆中偷出来的，我们一些小伙伴常常互相借阅，以弥补无书读之苦。那时是我较“风光”的时候，一到下午自习课时，老师开会搞大批判，各班同学便请我讲故事，有时两个班为了争抢我这个业余故事员竟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件”。这使我的父亲更不喜欢我。

　　父亲是一个十分谦和、对功名利禄又十分淡泊的人。他不高兴我过份活跃，他认为我或早或迟要闯大祸。

　　记得一次语文老师朱辉给我们讲毛泽东诗词，那首诗词是毛泽东年轻时最得意的诗词，词牌子是“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体现了他的“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远大政治抱负，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诗词中的一首：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出长空，鱼翔浅底……

　　当朱辉老师读到“鱼翔浅底”的“翔”字时，竟把这个字读成了“翅”。于是，变成了“鱼翅浅底”。我于是举手起立，指出了读音的错误。这首词我的二哥已经给我讲过多遍，当时我不仅能深刻地领会词中的思想，而且能倒背如流。二哥当时正在县城的唯一高中读书，并投身了文化大革命，和同学们一起编了一张“红色造反报”，而那张报纸成了我常常阅读的东西。报纸上经常登载毛泽东的诗词或由二哥亲笔撰写的“社论”。

　　在我指出来老师的错误后，她震怒了。她把黑板擦向我的头打来，厉声说：“我读翅就是翅，老师还不如你！”

　　我很吃惊，弄不懂为什么她读错了却要坚持说没错，忙解释说：“老师当然比我有学问，不过，字典上这个字的注音也读翔，难道字典会错吗？”

　　盛怒之下，朱老师把我赶出了教室。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室外滴水成冰，我衣服单薄，忍不住寒冷的袭击，于是便回家了。

　　没想到，放学后，朱老师带着几名女学生找到我家来，父亲热情地接待了她们，而朱老师向我父亲汇报了我的“劣迹”。她说我“扰乱课堂”、“顶撞老师”、“逃学”。

　　于是，父亲把我叫进屋，让我当面向老师道歉，承认错误。我如果承认了“错误”也许不会挨打，但是我觉得有错的不是我，而是朱老师，她不但教育有误，而且给我的三条罪状也是莫须有。我不服气，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把真实情况讲给父亲听，以便为自己洗刷罪名。朱老师恼羞成怒，一甩身走了，扔下一句话：“这个学生我不要了！”

　　于是，我的噩运又来了。

　　当老师走后，震怒的父亲猛然给了我两个耳光，并斥令我跪下，我的两颊迅速地肿得很高，两耳高声鸣叫，嘴角的鲜血一滴滴掉在地板上，但是，我没有跪下，任父亲的手一次比一次重── 父亲把我打糊涂了，我究竟犯了什么错？！

　　我在思考：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事实是他们错了，那么挨惩罚的为什么反而是我？母亲抱住父亲，让我快跑。

　　我不想跑，因为我想如果我跑反而会给父亲造成是我错了的感觉，既然我没错，为什么要跑呢？让他打死我好了。

　　母亲哭着喊：“小伯笠，你要把你爹气死吗？”

　　我恍然大悟，要给父亲一个台阶，要不然他如何下台？我痛苦地走出家门。

　　黑色的夜空飘着鹅毛般的大雪片，朔风在雪中怒吼，我嘴角的血很快冻成了冰粒，寒冬之夜，我去哪呢？

　　我想起了我的小伙伴一只大大胖胖的白鹅。夏天的时候我每天都到郊外为它割青草，所以它跟我尤其亲热。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它也常常跟着我，昂头挺胸，像个大将军，我的小伙伴们常常被它啄得四处逃窜。于是，我走到我在柴禾垛里为它掏的窝，钻进去。寒风夹着大雪灌进来，我便用柴草把洞口堵严实。我抱住大白鹅温暖的身子，觉得自已不再孤独。我和它喃喃对话，我说：“大白鹅，你全看见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孩子他们是大人吗？”我说：“大白鹅，我长大后绝不会这样，父亲和老师也有错。”我说：“大白鹅，你要多下蛋，重病的父亲吃了你的蛋身体就会健康，他就会多给我们的生活一些快乐。”我隐隐为刚才让父亲那样震怒而忐忑不安，父亲是肝硬化，是生不得气的……

　　一个十岁的男孩就这样抱着大白鹅在风雪中进入了梦乡。他听到了母亲和大姐玉馥在风雪中的呼喊。听着亲人那带着哭泣的呼喊，在风雪中越传越远而任泪水纵横，但是他没有回应，他和大白鹅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我记得我醒来时已躺在热烘烘的火炕上，身上盖着温暖的被子。大姐玉馥一面哭一面为我青肿的脸抹药水，母亲也在不停地数落父亲：“这么狠，他才十岁呀！等小伯笠伤好了，我带他回外婆家，他三姨没儿子，给他三姨算了，你们不喜欢他，让他离你们远一点，也省着让他活着难受……”

　　父亲显然已经后悔，他说：“这孩子我以后不会再管了，等他以后闯了大祸，出了大事，你们就会体会我所做了，那时后悔就迟了！”

　　父亲的话似乎真有预见性：二十年后我成了中国政府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运领袖之一。我的通缉令和照片在“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上出现，并贴在全国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中国铁路公安局长竟命全国铁路警察发现我可以当场击毙。我不知道父亲看到我通缉令的想法，他是否会后悔儿时放弃了对我的管教？不得而知。

　　我很崇拜的二哥从学校回来，问我：“为什么挨打？”

　　我回答说：“为了一个字。”

　　二哥看了看父亲，什么也没说，从印着“红太阳”的旧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塞进了我的被窝里。我拿出来一看，书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父亲放松了对我的要求后，从此我多了一些快乐的幻想，这个世界是神奇、残酷、苦难、沉闷而又多变，使我目不暇给。当时的红卫兵砸碎了所有的机关和学校，县长和演戏的一起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游街，我们这些小学生没什么事做，每天跟那些挨游街的共产党官员后面瞎起哄或捡红卫兵扔的传单。而我从那时开始重新设计自已，我认为只有自已是真实的、可信的。老师、父亲以及许多的有权威的人并不都能实事求是。所以要想掌握自已的命运只能靠自已，而掌握自已命运的钥匙是知识。于是我把所有的时间用来读书。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从来不给学生留作业，我乐得自由，读自已喜欢的书。不久，我想当画家，便背着画夹到县文化艺术馆去画石膏像，于是结识了和我同龄的关玉良，玉良后来创建了“关东画派”成为大陆很优秀的青年画家。我的音乐天赋使学校所有的音乐老师感兴趣，我是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重要人物，十四岁那年我主演过京剧“海港”，我饰演“海港”中的男主角高志扬，我模仿黑头唱的那段“满怀豪情回海港”，把县京剧团的演员震得一愣一愣的，他们鼓励我报考剧团小班，然而我认为我唱戏只是好玩，让我终身唱戏，我觉得是辱没了我。而我最大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作家，像雨果、罗曼罗兰、海明威或鲁迅那样的作家。我写了许多诗，有的竟然能发表在县文化馆门前的橱窗里。一九七五年县文化艺术馆办了一期工农兵文艺创作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我写了一部独幕话剧，经过几番修改，在县文艺演出中竟获了奖，而且是几个一等奖中的一个。奖品是鲁迅的“呐喊”、“旁徨”以及一套“毛泽东选集”。

　　从此，我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并为此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随着对社会和家庭观察和体会的加深，一个问题总在困扰我，家里经常来一些乡下亲戚，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是“地富反坏右”。父亲总是要帮他们一些，因为他们都是父亲的堂兄堂弟，而父亲当时毕竟是一个官员。母亲更为慷慨，尽管这些亲戚走后，我们会几天不能吃肉或买菜。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多年，这是我们张家的历史。但我不敢去问父亲，而母亲似乎也不愿意说，我真正知道我家的历史是我成家以后……


２
　　松花江有一个支流叫呼兰河，这条河不仅因为哺育了著名女作家萧红而著名，更重要的是她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

　　大约一百年前，山东省惠民县一个农民挑着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已的妻子来到了这个美丽河边。这是黑龙江的第一代移民，在呼兰河北岸那陡峭的黄色土崖后，展现在那个山东汉子面前的是一望无垠的荒野，以及漫野奔跑的獐□野鹿和可以飞进饭锅的野雉。

　　于是，那个山东大汉住了下来，他一把火点燃了大草原。大火过后，油旺旺的黑土地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那个山东大汉是我的曾祖父，而挑子中的小孩则是我的祖父。

　　当我的祖父娶我的祖母的时候，张家已是良田千顷，房屋百间的大地主了，而曾祖父开创基业的地方已成了繁华的水陆码头，人们惯称这个地方为“黄崖子”，官名通江镇，隶属黑龙江省望奎县。

　　那时候的张家和所有的有钱人一样，为了防备胡子（土匪）的攻击，不仅寨墙高筑，而且长短枪都有，并配有“老母猪炮”。但当时的少掌柜也就是我祖父确是一个当地著名豪爽的人，所以张家很少遭到土匪的攻击。　

　　祖父为人豪爽是众口皆碑的。他从不欺压长工和佃户。据说一个农活技艺很好的长工，因为喝多了酒和爷爷吵了一架，他赌气不再为祖父效力，并扬言：“屙屎也不往张家地里屙。”祖父便和他打赌，说：“如果你把屎屙到我家地里怎么办？”那长工道：“我要是屙到你地里便白给你扛一年活不要钱。”那长工一大早吃饱喝足开始上路，走到太阳西斜，实在忍不住了，便在小屯道的边上屙了滩屎，撒了泡尿，然后去问一个佃农：“这是谁家的地？”那佃农回答：“这是黄崖子张家大院的地。”那长工二话不说，便回到爷爷家拿起锄头去锄草了。当然，祖父还是给他工钱的。

　　祖父经管着偌大的家业，但遗憾的是奶奶却不曾生育。我们山东人是孔夫子的乡亲，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女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孝。

　　于是，祖母鼓励祖父再娶一房。当时，祖父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要娶亲就要从大家股上出钱，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家族的反对。祖母为了能有子孙，继承家业，便从自己的私房中拿出五个金元宝，为爷爷娶了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儿，那便是我的亲奶奶。她为张家生了六个儿女，而大奶奶和她相处融□，如手足姐妹，当我记事时，我的大奶奶还活着，她常常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张家的子孙们：“你们张家这几十口人都是我五个金元宝换来的。”

　　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发展下去，张家的子孙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爹爹四岁的时候，张家开始衰落了。

　　爷爷有一个最要好的磕头弟兄（结拜兄弟）。此君天生一副反骨，爷爷给他骏马和快枪，让他去投军，可他在张作霖手下当了半年连长后，却又拉了一批弟兄跑回家乡当了胡子（土匪）。他落草为寇，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后来被击溃，他本人负伤入狱，被判死刑。

　　爷爷决心救他，发誓把他从死牢中救出来。那时，爷爷已经和弟兄们分家了。爷爷分得数千亩良田，为了救自已的磕头弟兄，爷爷开始卖土地，而这些土地多数被本家兄弟买去了，爷爷用两麻袋银元把人从死牢中买了出来，那人把家人托付给了爷爷，骑上快马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去了苏联，成了苏联红军，有人说他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总之，这个使张家败落的人永没再回来，但谁会想到，大半个世纪后，就是这个人的后代掩护了我这个全国通缉的要犯.....

　　后来，爷爷英年早逝，两个奶奶，一个管家，一个管外，带着六个孩子生活，家道逐渐败落，爹爹也只读了几年书便要为生活辛苦了。

　　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日本鬼子投降了，满州国的皇帝也被苏联红军押到了苏联。读过几年书的爹爹便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队。父亲在读书时被手拿戒尺的老师灌了一脑子的孔孟之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里，父亲注重的是前面两项，而治国、平天下则不去多想，否则，他不会在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急流勇退。

　　据父亲回忆，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员的素质很低，打击面的扩大使许多小康之家的农民被划为地主成份。由于父亲参加了“革命”，况家道已衰败，我家在土改时被划为贫农成分，而父亲的叔叔们则统统划为地主，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那时候，参加土改工作队的人多数是流氓无产者和青年农民，他们不仅大吃大喝，还奸宿地主家的姑娘媳妇。而动刑杀人则视儿戏一般。一个土改工作队员问一个地主婆坐没坐过火车，那地主婆连汽车都没看过更没看过火车，于是，那共产党员便把铁炉子绕红，然后把地主婆放在炉子上，让她坐“火车”。

　　还有一次，一个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员把一个地主用绳子吊在树杈上。

　　土改队员：“看到蒋介石没有？”

　　地主：“没看到。”

　　于是，那土改工作队员把绳子往下拉，被绳子吊起的地主又升高了几尺。

　　土改队员：“这回看到蒋介石没有？”

　　地主：“没……看……到”

　　土改队员又拉绳子，地主又升高几公尺。

　　土改队员：“这回看到了吧？”

　　那地主被绳子吊得吃不住劲了，只好回答：“看到了。”

　　那土改工作队员冷笑一声：“去找蒋介石去吧！”

　　于是把绳子一松，那地主便从十几米的高空中摔在地上，脑浆迸裂，在土改工作队员的笑声中死去了。


３
　　父亲最懂得政治的残酷，这也许是他反对我太介入政治的原因。

　　父亲当时还算是一个文化人，在由农民组成的土改工作队里显得很突出。他很快成为第二行政区主要负责人，但后来发生在他所在行政区的“河口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的家乡有一家姓郑的地主，郑家有一个男孩十几岁便到北京读书，从此再无音讯，谁会料到，二十几年后他成了共产党的大人物。

　　他叫林枫，日本投降后任共产党东北局副主席（主席是高岗，中共建国以后，林枫曾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这个林枫在坐上东北第二把金交椅的宝座后，便想起要光宗耀祖。我们的邻县绥化县当时还有日本人修的机场，而从绥化县到望奎县还有五十公里的路程。呼兰河从两县交界处流过，湍急的河流上没有桥梁，来往的车辆行人要靠渡船，交通十分不便。

　　林枫的座机在绥化机场降落后，他们从安全方面考量，没有到望奎县，而是让共产党望奎县委把他的父亲送到绥化与儿子见面。

　　郑老爷子在县委书记冯耕夫和一个连解放军的护送下，到绥化见到了儿子，然而在他返回望奎县行到呼兰河时，他们遭到了“土匪”的袭击。就在三辆汽车开上渡船时，埋伏在树丛中的“政治土匪”开火了。船上的汽车被机枪封锁了，“土匪”们喊话，要他们交出林枫，缴枪投降。

　　被困在车上的望奎县大队政委胡再白建议：既然林枫不在车上，车上又有林枫的父亲和妹妹，是否应该和土匪谈判，以便保全生命。但县委书记冯耕夫坚决不同意，他向战士下达了命令，决不投降，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解放军开始还击，然而寡不敌众。

　　遭到抵抗的“土匪”恼羞成怒，把子弹和炮弹像秋风般泼向三条渡船。

　　只短短五分钟，三辆汽车上一百多人全部遇难，鲜血染红了呼兰河水……

　　这就是当时震惊东北的“河口事件”。

　　当驻扎在望奎县城里的解放军骑兵团赶到呼兰河时，“土匪”早已无影无踪，留在河面上的是一百多具尸体和仍在燃烧的木船、汽车……

　　据说：刚从绥化飞回渖阳的林枫听此噩耗大怒，立即给在哈尔滨的林彪打电话，要林彪动用野战军为他复仇。于是，一个师的四野部队开进了我的家乡剿匪，短短一个星期，他们抓到了两千多名“土匪”，并在埋葬郑老太爷的县城东北角的“花园”开了杀戒。两千多“土匪”（其实大多是无辜的农民）被分期分批处决。行刑者使用的不是子弹，而是大刀或锄刀。他们杀一批埋上一层土，再砍一批，再埋一层土，后来，土堆高了，形成了一座很大的土山，在这土山里，埋着两千多幽魂；在土山的前面不远处，是三座高高的纪念碑，刻着冯耕夫等三个县委领导人的事迹，在纪念碑的后面，是一百多座白色的小坟墓，每个坟墓中安葬着一个为保卫郑老爷子而献身的解放军战士。

　　我在九岁那年的清明节，在那蒙蒙细雨中，面对着这三座纪念碑举起了稚嫩的手臂，当老师把红领巾系在我的脖颈上，并告诉我那是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红旗之一角时，我是噙着热泪高呼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

　　我那时候绝对恨埋在土山里的“土匪”。那时候，解放军战士常常在土山后打靶，靶子就竖在山角下，我和小伙伴常常去挖子弹，但挖出来的都是白骨。伙伴们常常吓得跑掉，而我却不怕，常常拿着人的头骨发呆，心想：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坟墓也没有纪念碑呢？

　　回家问父亲，父亲瞪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土匪。”

　　读高中时常去县文化艺术馆，那里有几个文人在写县志，听他们讲，才知道林枫的父亲是这样死的。当时想：这个老头死的也真是惊天动地，竟要两千多人殉葬。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林枫老爸的坟被红卫兵给撅了，棺木也给烧了。据说：林枫在北京对此耿耿于怀，并发誓再不回家乡去。不过，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父亲见不了这样血腥的场面，要求去读书，县委同意了，这样年轻，又有文化，将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于是让父亲去延安。

　　父亲很高兴，这样可以不必看这腥风血雨了，于是回家向两个妈妈辞行。

　　我的亲奶奶坚决反对：“父母在，不远游，你要走就是不孝。”

　　我的大奶奶更是反对，父亲己经订了亲，女方是邻县一个姓宫的地主的女儿，宫家老爷子在土地改革中死掉了，据说是被土改工作队打死的，大奶奶的意见是：赶快成家，救那宫家女儿于水火。后来，这个宫姓地主的女儿成了我的母亲，她是影响我最深的女人。

　　在县委派人找父亲出发时，奶奶把父亲藏在了柴禾垛里。

　　从此，我父亲脱离了革命，不过，两年后他不得不又到县政府工作，但他从不再要求加入共产党。而成为了一个“革命”一生的非共产党干部。

　　四十年后，当我被中共全国通缉，逃离北京大学后，林枫的儿子林言志进北京大学主政，在他的主持下，我被开除了学籍和党籍。


４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除了苦难和恐惧外，看得最多的是人性的扭曲。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课堂里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爱心也随之消失了。好多同学和自已出身不好或被专政的父母划清界限，人们用一个小小的“毛主席语录”包裹住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不过，那个时候我也常常忘记外边的世界，最值得回忆的便是读书的幸福。我常常和邻家的小伙伴到县图书馆去偷书，或到红卫兵烧书的现场去抢书。慢慢的，书给我展现了一个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我那时候读书读上了瘾，一天不读书就感觉是一种人生的浪费，当时读书的感觉就像是赚钱，一本本地读，一分一角地赚。

　　上中学以后，我开始读欧美作家的作品，雨果、莫泊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海明威....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印度的泰戈尔。记得一次被“沉船”迷住了，竟拿到课堂去读，被老师叫到讲台前去出丑。

　　书读多了不免爱胡思乱想，并把自已的所感记在日记上，不过，我记日记常常间断。当时只不过是幻想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意义的人。

　　书读多了也开始幻想爱情，但我在爱情上是一个懦夫，同班的女同学有那么几个喜欢于我的，我也看得出来，但当时的男女生是不说话的，谈恋爱也会被视为是一种丢人的事。我在高中时曾暗恋一个女同学，她人长得美，小巧玲珑，但我却从不敢向她表露我的感情，相反，却和她最要好的女伴表现得亲热大方。她对我其实也是一往情深，但一看到我和她的女友大方地谈话，她就很伤心，这都是十几年以后她才告诉我的感受。

　　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候，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很多同学都像躲瘟疫一样躲避街道办事处的人，这些人动员你到乡下“插队落户”的功夫会让你是铁也变成豆腐。而大多数人不愿到农村去受苦。

　　当时我是少数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的人之一，我已满十五岁，新生活对我有较大的诱惑力。前面的路漫长崎岖却又是未知，而我却跃跃欲试，我当时觉得毛泽东说的有道理：“不了解农民，便不了解革命”，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这些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诉求和希望，这是我急切想知道的。

　　于是我在学校第一个报名要求上山下乡。

　　此举惊动了县广播电台，派个记者访问了我，搞了一个录音专访。我当时对记者说的都是“豪言壮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扎根农村干革命，一生交给党安排”。我告诉记者，我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和我一起到广阔天地去“炼红心”

　　当记者问我：你们到农村后生活会比城里苦一些，离父母远一些，你能克服吗？

　　记得我当时当着记者和老师、同学们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到农村后离父母是远了一点，但我们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生活是苦一点，但却能锻练我们的坚强意志。我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要以实际行动粉碎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预言，以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我的讲话使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激动得流了泪。

　　当这个采访录音在全县有线广播播出后，街坊邻居都来道贺，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母亲很高兴，只要我下乡，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张伟便可在城里找到工作，那时三哥已学会了木匠手艺，他心灵手巧，又很体贴父母的难处，对家的帮助很大，而老么的我却是什么也不会，只会读书。母亲说：“下乡也好，可以学点活计做，庄稼活只要肯吃苦就能学会。”父亲则不置可否，好像大家在说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儿。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特意多烧了几个菜，过去我是从来不上桌吃饭的，而明天我就要走向新的生活了，开始自食其力。父亲说：“这是大事，应该庆贺一下。”父亲让我坐在他身边，破例给我倒了一杯酒。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给我讲了许多他们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他说那时候他可以喝一斤多酒。他告诉我酒要少喝，喝多了不仅对身体不好，还容易误事。但他让我把杯中的酒喝掉，说有话对我说。

　　父亲说：他有七个子女，三个女孩不说了，将来都结了婚找个好丈夫，不挨骂不挨打，饿不着冻不着就行了。父亲说：他这四个儿子谁见谁夸。老大张彬是军官，共产党员；老二张翘在北京铁道部三局二处当科长，也是党员；老三张伟学得木匠手艺，又聪明又能干，将来也准有出息。父亲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他说我倔得出奇，这些年脑子里又装了些怪里怪气的东西。他说：他总是担心我早晚会闯大祸。

　　最后，他告诉我三句话，让我记住：

　　不要把功名看得太重
　　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
　　不要把女人看得太重

　　他让我切记。这三句真言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

　　第二天，我扛起行李到了学校。

　　一部敲锣打鼓的汽车把我送进了“广阔天地”里。



第三章 理想与青春


１
　　不知道为什么，我与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我很容易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环境，这对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并不是很多。也许是因为我生在农村，虽然长在城市，但与土地那种近乎于血缘一样的关系依然存在。

　　我当时插队的农村是一个叫正白后二的自然屯，隶属于望奎县红星人民公社，这里满族人很多，村名也按照八旗起的。如正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和正红旗，还有镶黄镶白镶蓝镶红旗。我们插队的正白后二大队有四个生产小队，一千多人口，满族人占百分之三十．其余是汉人。满族人以洪姓为主，他们热情好客．而且还保持着种种旧规矩，对这个村的风气影响很大。

　　我们的知识青年集体户就建在村子的正南，与小学校有一墙之隔。不久，我被选为户长。成了四十多男女知青的头儿，其实，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还未完全成年，而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有一半比我年龄还大一些。

　　在这些青年人中，我的“领导才能”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没有粮食吃，我会到生产队借来足够的粮食，至于以后怎么还那是另一回事；那年夏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油吃，每天清水煮茄子，吃得大家胃酸，我便套上一辆马车，带上本城服务系统下乡的知青到自己父母工作的饭店，酒店去拿。饭店的领导知道是自己的子女来“揩油”也只能苦笑。生产队拨给我们一些土地，让我们种蔬菜，我便带着青年义务劳动，种了许多番茄、黄瓜、茄子、大葱、马铃薯等蔬菜，不仅够自己吃，知青们回城里还可以带一些让父母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

　　在集体里生活你要人们尊敬你，那你必须“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要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到农村时间一长，劳动不再是浪漫的事，繁重的农活使知识青年们叫苦不迭。秋天临近，快开镰了，而我们四十多男女知识青年都没割过庄稼，于是我就和各生产小队协商，把看护庄稼的工作要了过来。这工作在农村谓“看青”。活很翘，你只要拿着步枪保护成熟的庄稼不被偷，不被牲畜践踏就可以了。由于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我主动把这活让给别人，自己拿起镰刀和农民一起割地。由于不得要领，镰刀常常割到手和腿，右手也被刀把磨出一片片水泡。一个多月的秋割下来，我已经可以和农民比赛谁割得更快，不仅得到了知识青年们的尊敬，而且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夸赞。不到一年，我学会了锄地、割地、刨粪、打绳、骑马、赶车、扶犁、砍树等多项农活，这不仅使我和农民们的感情更为贴近，而对十几年后我在枪口下的两年逃亡生活有很大益处，由于我对农民和农活的熟知，使我在两年逃亡农村的生活里如鱼得水。

　　那时候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最大的愿望是能返回城市和家人团聚。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找门路或走后门为自己回城创造条件。而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要上大学。当时全国各大学都在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条件是“政治标准第一”，需要经过贫下中农推荐，所谓贫下中农推荐其实就是农村共产党的组织用此来作交易，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使我对贫下中农这个阶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是目光短浅而又不甘心为统治阶级效力的集体农民，他们同样没有什么权利，而所谓的当家做主是由他们这个阶级中产生的共产党大小官僚。

　　下乡一年以后，我被选为出席县的知识青年劳动模范，这是两手老茧换来的。会议一结束，我没能顺路回家看望父母，而是立即回到农村，放下背包便拿起锄头参加劳动。

　　在中国农村，你必须首先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最难掌握的一门学问，你不能显得比他们有知识，那样他们会认为你不谦虚，你也不能显得比他们没知识，那样他们会瞧不起你。尤其在处理和农村干部的关系上更复杂多了，因为他们可以决定你早几年回城或永远回不了城。

　　记得有一次为了迎接公社检查春耕的工作组，大队长老董让我帮忙把大队办公室布置一下，我用红彩纸写了一幅毛泽东语录“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每个字都像整张纸那样大，贴在大队部的正面墙上显得很有思想性。大队的干部都说不错。董大队长是土改时打地主入的党，算是老干部了。此人不仅说话结巴，而且一字不识，他让我给他读一遍，我念过后他突然把眼睛一瞪说错了。他说政治第一，政治应该放前面，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拿出《毛主席语录》给他看，他愣不看，因为看不懂，他说我不谦虚，不尊重贫下中农，不服从“再教育”，当时屋子里有许多大队干部和知识青年，他们都知道大队长错了，而我是对的，但没有一个肯为我辩白。因为他是大队长，是这个村的土皇帝，那时候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得罪他。

　　而我绝对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去改，这不仅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在那个年代你不能把“最高指示”搞错，由于毛泽东讲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你写错了轻则说你政治思想差，重则说你篡改领袖语录那就罪恶滔天了。我不敢拿毛泽东开玩笑，但我可以揶揄一下大队长。我把这十九个字块都揭了下来，又重新钉在墙上，其实，还是原来的样子，只不过是重复了一次劳动而已。

　　大队长让我再给他念一遍。

　　我大声念给他听：“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他拍拍我的肩笑了：“这就对了，年轻人要谦虚，我革命这么多年了，政治水平还能没你高吗？”

　　灵活的妥协给我带来许多好处，尽管在妥协的时候心情不那么舒服。但事后证明，暂时的委屈会使你以后少很多麻烦。


２
　　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天安门“诗抄”迅速传遍全国各地，青年集体户是“诗抄”流传的据点，我们每个人都偷偷在日记本里抄录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诗歌，那些诗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关心政治，思考国家的命运，尽管当时我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对共产主义已经不很虔诚了，况且我以为共产党已经得了重病，那就是对“四五运动”的镇压。

　　我无时不在关心时局的变化，两报一刊上充斥了梁效、罗思鼎的文章，攻击的矛头指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杀气腾腾，使你感到中国要有大事发生。而那一年的中国真够我这个十几岁的青年眼花撩乱的了。

　　就在这时，大队党支部推荐我参加了公社的“上大学学习班”。每天除了学习四个小时的文化课外，其余的时间是学政治，被推荐的三十多男女知青每天眉开眼笑，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参加这个学习班就已经是离开农村第一步了。

　　我是学习班里年龄最小，学习最好的一位，那些比我大许多的知青大姐姐们总爱找我辅导她们功课。公社管文教的党委书记对我也不错，常常笑咪咪地找我们聊天。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学习班解散了，我们回到各自的集体户里等通知。而我报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不久，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又隔不久，毛泽东逝世。

　　就在此期间，上大学的名额公布了，我居然榜上无名。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集体户的青年都为我鸣不平。我为此也找过公社的领导，他们给我的答覆是：年轻人应该经受住党的考验。而那些学习成绩和劳动表现都不如我的人都不需要经过党的考验上了大学。而当体检的医生告诉我这次上大学的五个女知青有两个怀了孕，而五个人都失去了贞操后，我便缄默了。这就是贫下中农给我们知识青年的再教育？我为我们的姐妹悲哀，那一些不满也随之消失了。

　　那年十月，华国锋和叶剑英发动了宫庭政变，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浩劫。

　　当“英明领袖华主席”拿着“你办事，我放心”的圣旨抓网治国时，我们黑龙江省的百万知识青年开始大批返城，我们集体户比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返城温和一些，虽然人人可以办理返城手续，但当时只能是以“病返”回城。大队部会计把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印章挂在墙上，谁要返城自己盖印。

　　知青都走光了，十几间的集体户只剩我一个人，我不想就这样匆忙地“病返”。况且我没病。我要好好理一理自己的思想，而我当时绝对没把返回城市当成最高人生目标，我想读书。哪怕是一个不很有名的学校。我自幼喜欢文学，向往能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为我喜欢的人都曾在这所大学生活过，鲁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我想再劳动一年，在农村等待第二年招生，我有充分的耐力等待。于是我一个人生活，每天除劳动外，要自己动手烧三顿饭，还要喂猪喂鸡，十几间大屋空荡荡的，晚上躺在空空的大炕上感受着孤独和寂寞，而往日的吵闹和笑骂声都远离了我。


３
　　那年秋天，我参加了高考，我报了黑龙江的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对我实在没什么诱惑力，但是可以离开农村。

　　我居然考中了，而且名列全县第一名。

　　离开生活了两年的农村时心情是复杂的。几名和我要好的知青特意从城里回到知青户为我送行。我们杀了一头猪，那是集体户最后一头猪，那头猪因为一个月没能好好喂养瘦得就如同一只大狗，那天早晨起床就开始忙碌。煮肉、灌血肠、买酒、烙油饼、我们把大队干部和平时比较要好的农民请来一起喝酒，从中午喝到深夜。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而这两年又是在人生春天的季节里。

　　当我饮尽最后一大碗老白乾后，我流泪了。

　　邻居大娘的一小碗酱黄瓜的温情，使我们可以多吃几碗玉米稀粥的香甜；

　　逢年过节我们都是老乡家里的座上宾，尽情地品赏他们的烹饪手艺，尽管不如城里的花样多，但大碗肉大碗酒令人畅快淋漓；

　　风雪交加的黑夜里，农民大嫂们炒一锅香喷喷的玉米花和葵花籽倒在知青户的大炕上，几十个青年抢着吃，然后比赛谁放屁响亮……

　　这两年我们哭过、笑过、打闹过、埋怨过、企盼过、憧憬过也失望过，然而一旦离开了，才知道那段生活是多么令人不平静。

　　那天我喝醉了，也说了许多心里话，没能去读北京大学的委屈在心里堵得慌，喝些酒，说一说，心里似乎亮堂了许多。

　　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文祥觉得很抱歉。未能去成北京大学而考了一个师范，我还能说什么？两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从一个高中学生懂得了社会上许多我不懂的东西，尤其使我懂得了中国的农民，这些财富有许多是我此生受用不尽的。

　　我应该满足才对。

　　十年后我曾回到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子一次。我只在村里住了一夜。当年的娃子已经结婚了许多，而当年我们栽的“扎根树”也已经茁壮成林了。

　　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带来的变化，我们推迟在十一月初才到开学，报到那一天下着小雪，世界洁白如银。吴晓杰老师和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同学帮助我把行李安置在寒冷且又脏又乱的宿舍，吴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女同学，她叫郭秀庄，是行署教育局局长郭德昌的最小的女儿，后来我与秀庄相爱，但遗憾没成眷属。

　　无论如何，离开校园两年后又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是令人兴奋的。我计划用这几年的时光多读一些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那是我读书最多的一段时光，有时候把《资本论》拿到课堂去读，使讲课的老师大为光火，但她又知道那是马克思的著作，只好看着我摇头叹气。

　　有很多书籍是郭秀庄从她爸爸的藏书中偷出来的，后来，她成了我们班的班长，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当时学校的声乐老师都对我寄预厚望，他们认为我是难得的男中音，他们想把我培养成普契尼或什么歌剧大师，而我也经常参加市和地区举办的文艺演出，还经常得个奖什么的，或让那暴风雨般的掌声满足一下年轻的虚荣心。但我不想成为歌唱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政治家或文学家。用我的思想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以及观念。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我广交有同样志向的朋友，数学系一位姓陈的同学曾和我一起在同学放假回家度春节时，留在学校，我们每天用冷水洗澡，每晨背一首唐诗，一起研读《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实践论》、《矛盾论》，也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工厂和农村搞社会调查。他的想法是毕业后回到农村去，从村长、乡长、县长干起，他想改变一个县或一个乡，而我则主张应去北京发展，我认为要想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必须要能影响最高决策人物和决策机构才行。现在想来当时是还很幼稚，但毕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龄。


４
　　就在那个时候，爱情闯进了我的心田。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我爱上了大我三岁的同班同学郭秀庄，她是我们班的班长，又是党小组长，那种特有的成熟和气质使我对她倾心，而当时追求我的女孩的确不少，包括一位大我不多的女老师。

　　在我下乡插队的时候，父母亲曾给我订过一次婚约，她是一个小我一岁的姑娘，叫姚克力，是医院的护士。他的父母是我父母的老朋友。我们又几乎青梅竹马，但我们订婚后我发现她爱的不是我而是她在中学时的一个同班同学，而她的父母则坚决选择我，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把我当自己的亲儿子对待，可以说，他们对我的爱超过了对自己女儿的爱。尽管这爱有时表现得有些自私。

　　但后来我和姚克力的感情愈发平淡，她对我说，她和我在一起时有的只是和哥哥一样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而和那位同学在一起时心跳就加快，就有一种说不出感觉的冲动。我告诉她“这就是爱情”。她想了想，点头说：“ 也许是吧，但我爸我妈不会同意。”于是，我鼓励她大胆按自己想要做的去做。我会永远把她当成妹妹看待。后来，她真成了我的“妹妹”，而她那个同班同学也真成了她的丈夫。为此，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迁怒于我，认为我没有尽全力让她爱我。其实我倒觉得这结果蛮好的。

　　后来，我毕业后不愿留在黑龙江的家乡做教师工作，坚决要去闯天下，二哥在铁道部三局二处任宣传科科长，他为我办好的调动手续。为此，我和秀庄发生了争执，我选择了事业。秀庄再不理我，连她后来结婚也没能给我一封信。

　　当爱情闯入你心中时，你会觉得世界变得很美。两次挫折使我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了我锺爱的文学上。我在山西省歌舞剧院唱了半年歌剧后调入“铁路工程报”工作，与此同时，我和通信两年多的戴晓慧确立了“恋爱关系”。也许，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更适合于我。两年多，我们没见过一面。她在江西九江，我在山西太原。阻隔着长江黄河，遥遥数千里。但在面对着信纸倾诉自己的情感时，我会觉得幸福在心中膨胀，像鼓满风的船帆。戴晓慧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和我读的是一个小学，一个中学，一个师范，只不过低我几年。她的哥哥戴海力是我的好朋友，那是常常爬进教室把课桌当兵乓球台打的小伙伴。我们常常偷他爸爸的烟抽，他爸爸文革前曾是江西一个县的县长，调回黑龙江后在我们家乡望奎县政府任办公室主任，常会分配一些高级香烟。我们偷烟抽是不瞒晓慧的，她那时刚读中学，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从来不向父亲告密。她文静、聪颖、有一种清丽的风韵，她的散文写的很好，颇有独到的韵味，每当报上发表她的散文时，她都会寄给我，让我指正。其实，让我写恐怕写不那么好。

　　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使我们在事业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每月除鸿雁传书外，我们都住在工作的单位。这样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读书和工作。不久，她被提拔为九江市共青团的宣传部长，而我也因为工作突出受到了嘉奖。我也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作，我们那时真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对我们来说“工作着是幸福的”。我对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充满了信心，并且向报社的党组织写了思想汇报，重新谈对党的认识。

　　当时我们报社的总编辑是一个左的可爱的老新闻工作者，他对青年人要求极为严格，报社的几个青年记者都因为谈女朋友“不慎重”受到他的批判，他可以开社务大会批判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你觉得他仍生活在五十年代。但后来他被迫提前退休。原因是他坚持新闻记者的良心报导了一个列车段副段长以专车接亲的丑闻。那篇报导在报上发表后，当时任副总理的万里亲笔在报上批示：用专车接亲，是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权谋私竟达到这种程度，铁道部能视若罔闻吗？要严处，要大张旗鼓的教育！《人民日报》转发了我们报发表的以“张副段长好不威风，接亲列车一路绿灯”的调查报告并连续三天发表评论。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胡耀邦总书记提出要每天报导一个坏典型，这对只能写好不能写坏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但后来，采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编辑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一手抛出这个新闻的始作俑者老总编辑却在没到年龄下提前离休，当时同意报导的政治部主任刘景印也同样遭到整肃，提前离休。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极左派的实力，那是一种潜在的而处处让你莫名其妙的束缚，他会使你还没找到进攻的对象就已遍体伤痕。我觉得活得很累，想做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容易，想做一个有良知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尤其不容易。于是我在心情抑郁的时候想到了结婚。

　　我应该有个家，父母很赞成我的想法，我是他们最小的儿子，我的婚事一直是他们的心病。于是我写信给晓慧，徵求她的意见并要求她在春节时和我一起回家乡。但是她拒绝了我的要求，她以为我们应该“事业有成”再考虑婚姻大事。而当时我已经对中国的新闻工作失望已极，对这“事业有成”极端反感。

　　我们开始各自不让步，我一个人孤独地回到家乡和父母过春节。家人和朋友都来问晓慧为什么没一起回来，我无言以对，每天以酒浇愁，索性给她写了一封信：“我此生很难事业有成，不如我们恢复那种兄妹般的关系吧……”后来她给我写了回信，但信寄到了报社，而我则在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黑龙江。

　　一个多月的休假结束后，我回到了报社，铁道部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于是我离开了令人心烦的环境，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艺术美学。半年后，在学习期间，我去了一次九江，见到了晓慧，也见到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当我乘坐客轮离开九江时，我的爱情也随着江水流走了，江鸥在船舷旁翻飞雀跃，九江在隐隐退去，庐山在隐隐退去，我想起了一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一刻我感概万千。

　　爱情像是赶渡轮，迟到一步或错过一站这渡轮就开走了，你只好乘坐下一班次，而下一班次是什么样？她能将你安全送到彼岸吗？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未知的。

　　两年以后，我结婚了，妻子叫李雁，她小我六岁，美丽且温柔，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她那时是个待业青年，而我找的是妻子，对学历、事业、思想、一概不挑。后来我送她到铁路职工技术学校去学烹饪，她会烧一手好菜。我也觉得妻子不错，没什么不满足的。

　　一年以后，我的女儿降生到了这个世界。妻子生产那天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历是小雪，正巧那天太原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满世界变得洁白如玉，于是我为我的女儿起了“张小雪”这个名字。小雪的外婆说这个名子不好，太清冷，怕孩子以后的命不好。我则希望女儿像白雪一样纯洁清新，还有一层含意，我和女儿的名字出于同一句诗：“江上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同时，也寄托着我对家乡的怀念，我的童年里，冬天的白雪永远是我的好伙伴。没想到，雪儿外婆的话还真不幸而言中，雪儿刚刚十几个月时，我就被中共通缉追捕，后来，雪儿的妈妈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不方便带她，从此，她过了两年飘泊动荡的生活，直到后来她母亲登报和我离婚，法庭将她判给了爷爷奶奶，她才过上安定的生活，但她只能从照片上看着爸爸和妈妈了。



第四章 领略太行山风


１
　　我如果不写“成功者说”就不会结识刘小雁，如果不结识刘小雁就不会结识刘宾雁，不结识刘宾雁就不会被他的道德力量所感染而那样真诚的投入对民主自由的追求，那么，我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一九八一年，我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每年可持一张国务院铁道部签发的铁路通票。这张票可以使你不必排队买票便可以乘坐火车到你想去的地方，并可享受些许特殊照顾。比如可以到列车上再补卧铺票之类的，这在交通和经济落后的中国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好事。从那一年开始，我用这张不用钱的免票跑遍了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平均每年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列车上和采访中度过的，这使我能广泛地接触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正所谓“读万卷书莫如行万里路”。由于大量地接触中国的工业、农业、交通等领域，深刻地体会到三十多年来所阻碍沉淤的问题，而写的新闻报导只要不符合领导的口味，全被枪毙后锁进了档案室，于是我开始写报告文学。利用文学的形式去反映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这是中国八十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

　　自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报告文学和新闻通讯，但却没有一篇引起社会轰动效应以及在文坛引起关注，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令社会轰动事件，而是你写了这样干预生活的作品不仅发表不了，而且要常常遭到有关部门的警告。

　　由于刘宾雁《人妖之间》的问世在中国的轩然大波使我更坚定认为作家不能坐在书斋里每天不闻窗外事。《人妖之间》写了黑龙江省宾县一个叫王守信的共产党老太太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贪得四十多万元人民币并如何编织撕不开打不破的“关系网”的。这篇作品在人民中广泛传播，尽管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组织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但发表这篇作品的《人民文学》却迅速增高其发行量。按老百姓的语言说：那篇报告文学读起来“解渴”。

　　我也想写出这样“解渴”的报告文学。但这并非易事，除不具备宾雁先生那深刻的思想和洞察力外，更重要的是缺乏宾雁先生的道德力量，当时他被中国民间称为“刘青天”，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形像。

　　一九八五年春我有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带职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习“文艺美学”。

　　在苏州学习期间，我在苏州和上海两次采访了当时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影帝吕晓禾，他在谢晋导演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扮演了一个解放军连长梁三喜，一举连得了两个中国最权威电影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巧的很，他也是东北人。所以在采访中我们谈得很随便，很深入。采访结束后，我写了这篇《成功者说》。最初寄给了上海《文汇月刊》，但如泥牛入海。后寄给北京的《报告文学》杂志。十几天过后，我收到了《报告文学》杂志的信，属名是编辑刘小雁。她认为“这篇报告文学写得非常感人，是近年来写电影和体育明星中少见的好作品，我们将近期刊用此文。”她同时让我到北京去一趟，把吕晓禾和我本人的照片尽快送到编辑部。铁路记者的免票帮了我的忙，我从上海跑到渖阳见到了影帝的妻子赵纠拿了照片后又赶到北京。当时《报告文学》杂志（六四事件后被迫停刊）编辑部在《人民日报》大院里，而人民日报历来是军人守备，我不得其入，只好给刘小雁打电话，她约我在公主坟地铁门口见，她的家住在海军大院，因为他的先生李东江是海军军官。我们互不相识，约好我手里拿一本《十月》杂志，这让人想起地下党的连络暗号。

　　刘小雁准时出现在地铁门口，她个子很高很像她的爸爸刘宾雁，两个小时前我和《报告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傅溪鹏通电话时，他告诉我的。

　　小雁和我谈到她读完《成功者说》的感受。她说一个编辑发现一个好作品就像是地质学家发现了新的矿藏。她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篇稿子和她爸爸的故事：《成功者说》她是在地铁上读的，编辑部的稿子太多，约来的稿子常常都排不上，而成百上千的自然来稿只好带到家中偷时间看，但能利用的微乎其微。她说她那天在地铁上被《成功者说》吸引了，读到激动的时后竟泪流满面。人们好奇的目光使她感到自己的失态便急忙下车，但她带给父亲的煤气罐管子却忘记在车上，到家后，父亲问她，她才想起来，她说她发现了一篇好稿子，作者并不是名作家，但写得十分感人，刘宾雁看过她递过的《成功者说》后点头赞叹：你是一个好编辑，但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看来我们今天只好吃泡面了……

　　当我又一次去北京时，小雁已和东江搬到人民日报住宅区和宾雁一起住了，那时宾雁正被第二次开除党籍，又被安全人员全天候监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被小雁邀到家中吃饭，在小雁和朱洪准备晚餐时，我和宾雁却在谈论中国的局势。我谈了民间的看法，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宾雁说：我给他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后来，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我和宾雁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从不以长者自居，非常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意见并和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未来。那时，我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共产党员”了。但从和宾雁的友谊不断加深后，我发现他比我们优秀的太多，其中还存在着古朴的忠臣意识，而共产党却将这样优秀的人开除党籍，却让投机钻营的人留在重要位置上，我感叹：妈的，共产党快完蛋了！

　　就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的时候，我的另一篇报告文学引起了轰动，那是一篇写中国劳务输出的报告文学，文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但对中国劳务输出也进行了“有限度的反思”。那篇报告文学的题目为《哈木哈木》，《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就把八七年一月号《报告文学》杂志的目录登出来了，除我的《哈木哈木》外，还有苏晓康的《自由备忘录》，但由于八六年的学潮，胡耀邦被迫辞职，以及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党籍，晓康的《自由备忘录》被临时抽掉，换上了胡思升一篇写气功师的报告文学，不过，《哈木哈木》幸运的被保留下来，逃过了被“枪毙”的噩运，也许是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使中国人能“扬眉吐气”的缘故。后来《新华文摘》很快转载了《哈木哈木》。中央广播电台在“午间半小时”和“文学之窗”节目中配乐朗诵了这篇报告文学，我也接到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读者来信，后来，这篇报告文学获了《报告文学》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奖。山西省作家协会得知我家住太原，开始注意到我，作协党组书记，作家焦祖尧在党组会上检查自己：我们的工作漏洞很大，像张伯笠这样年轻又有实力的作家在我们山西而我们却不知道。不久，我加入了作家协会，并结识郑义、柯云路、李锐、赵瑜、麦天枢、张石山、韩石山、珊泉等新一代作家，成为了晋军中的一员。

　　山西是出文人的地方，也许是由于太行山脉的雄奇和俊俏，黄河水的野性和浑厚，山西出现了一批三、四十岁的青年作家，掀起了“晋军突起”的轰动效应。其代表作品有郑义的《老井》、《远村》，柯云路的《新星》，李锐的《厚土》以及赵瑜、麦天枢和我的报告文学。过去三十多年来，山西文坛是山药蛋作家群的天下，现在以赵树理、马锋、西戍、孙谦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的一统天下，被郑义、柯云路等新一代作家的作品所打破。

　　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但却很少谈论文学本身。

　　我发现，山西的作家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现实政治的批判意识。而在这个群星闪烁的作家群中此意识最强，与我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郑义，他不仅是山西也是中国寻根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他是我的兄长，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硬汉子。我常常和他饮酒长谈，有时也把他母亲和孩子接到我家聚一聚。

　　郑义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作家，但他大部分时间用在了为山西的青年作家作保护人的纠缠中。山西省老一代作家不仅左而且左得令人气愤，他们常常自己出马或唆使一些出卖灵魂的评论家对敢于向“禁区挺进”的作家进行批判或人身攻击。而郑义却总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替那些青年作家挡住射来的冷箭。他的这个性格使他成了这批作家和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核心。

　　八九民运时，他正在北京参加电影金鸡奖的评选工作，他每天到北京大学帮我和王丹等出谋划策，“绝食”斗争是他最早提出的设想，后来，我们也发生了意见分歧。但不可否认，他在八九民运中所做的一切是用生命去投入的。屠杀后他也被通缉追捕，在大陆逃亡了近三年的时间，后来才透过通道逃离大陆。


２
　　一九八七年元旦我结婚后的整整一年我没有外出采访和写作，一是当时妻子怀孕需要照顾，另外报社把我安排到编辑部工作压力很大，我每期要编十几篇稿件，还要亲手画版样，或跑到印刷厂纠正排版出现的错误，后来还是省作家协会给我所在的单位来函，替我请了半年的“创作假”，我才脱离苦海。

　　那半年时间我采访了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天津、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西和上海等十几个省市，为《报告文学》和《黄河》两家期刊来写报告文学。

　　那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搞了个“星火计划”，即把科学技术运用到农村去，发展新的项目和推广新的生产工艺。在采访中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计划，很简单的科学成果一旦被落后地区的农民所掌握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经济效益。在河北太行山地区，我白天和农民一起下田或上山，那里的农民非常保守，经济也十分落后，有的村庄人均收入每年才七十几元人民币，满山遍野的大枣树和核桃树就是不结果，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带着学生帮他们为果树剪枝竟遭到农民的围攻。后来还是教授拿出“押金钱”才得以为病树剪枝，到秋后，每棵果树的产量增加了十几倍或几十倍，品质也大大提高，并开始出口创汇。我从最穷困的地区向东南沿海移动，感觉热浪迎面扑来，广东的发展令人惊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顺德、新会县和佛山等地，就在这些地区人均收入已超过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时，江西老区和太行山老区的一些地区的人民每年不得不用草籽、地瓜干等来弥补粮食的不足。而江西是红军的摇篮，太行山又是八路军的故乡！

　　那几个月的采访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愈是红色的地方愈穷── 红色和贫穷就如人和影子的关系！用共产党可以接受的话来表述则是愈是左的地方越穷。那些贫困地区的共产党干部仍旧停留在“宁要共产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阶段。教育的落后也影响了他们摆脱贫穷的进度，河南一个村子不仅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盲，由于婚姻多为交换，人种也在衰退，这个村子的村长被当选的原因就是他能数清全村有多少人头。而中央和地方大批扶贫款项，包括教育款项大多被各级政府和官僚挪用。河南省在郑州开了一次全省“扶贫”工作会议，但参加会议各贫困县的父母官乘做的全是高级豪华轿车，而一部超豪华皇冠价值五十万人民币，够给一个贫困乡盖几所小学了。

　　在漫长的采访中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

　　那些太行山老区和井岗山老区浏阳老区虽然房屋破旧，但纪念碑却修建得巍峨雄伟，而且四处可见。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常常伫立在那些英雄纪念碑下沉思：这些沉睡在地下的先烈们如果知道他们的子孙仍在吃草籽和地瓜乾，而他们流血牺牲赶走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使另一部分中国人享受着高度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时会作何感想呢？他们一定会问：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应该是这样专制和贫穷呀！但历史却同他们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在万里采访途中，我常常倚在车窗口看着漫长铁道线两旁那贫脊的山峦和不毛的黄土地，那会令你心隐隐作痛，而铁路边常常闪过用白布搭起的灵堂，醒目的大字分明写着：“冤向何处伸！”或“请为孤儿寡母作主！”那白布黑字堵在你的心里，令你感到窒息。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作品，本来正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我突然从文学创作中走出来，开始思考中国老百姓的命运，许多迷惘的东西一古脑堵在脑海里，想不透，理不清。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又使我陷入痛苦的矛盾中不能自拔。

　　值得安慰的是妻子为我生了个漂亮的女儿。小雪越发可爱，我完全被她征服了。无论我如何苦闷，只要一见到女儿的笑靥，就觉得心中春风荡漾。

　　雪儿那样弱小，也许正因为她弱小我才觉出做父亲有保护她的责任。她的出世使我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增强了，我不能允许这个世界这样堕落下去，我不想我的女儿和她同代的儿童们长大再过和我的童年一样的生活。为了她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应该甘愿去做清洁工，把世界清理得乾净一些。

　　郑义、赵瑜等朋友到家做客，常发现我抱着女儿走来晃去，甚至有时把她抱到餐桌上，让她两只小手忙来忙去，抢爸爸手中的酒杯或允许她啊啊喊叫参加我们的“讨论”。妻子有时也抱怨，认为她自己在我心中的位置已全让雪儿取代了，妈妈开始妒忌女儿了。不过，郑义和赵瑜还是理解我的，这不仅因为我们当时都陷入苦闷与思考中，还有我们三人的孩子都是女儿，而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又很少和女儿在一起。


３
　　一九八八年夏天，持续了两三年的文化热现象仍方兴未艾。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苏晓康、王鲁湘等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此片一出立即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叫好者有之，诅咒者有之，连那些不关心文化讨论的市民阶层也放弃了电视连续剧，在黄金时间内感受《河殇》里那说不出道理但却能受到强烈震撼的情绪。

　　《河殇》首播那天我正在临汾市采访一位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进牢房一年多刚刚释放回家的前市委书记。当郑义一本正经出现在电视中谈黄河文化和古老的亲乡情结时，我结束了采访，和那位前市委书记一起被《河殇》所震撼。

　　记得后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关于《河殇》讨论会上，王鲁湘和谢选俊遭到一些学生的质疑，当王鲁湘在离开北大问我的意见时，我曾说：现在对于那些理论处于混沌状态的人民大众来说，情绪比理论更为重要。《河殇》是中国第一个利用电视传媒进行文化传扬的尝试，人民从那里接受了一个这样的信号：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如不加快改革，古老的文化会成为包袱，它救不了它的子孙。

　　《河殇》播出不久，王震在宁夏发表讲话。共产党宁夏的机关报纸刊登了讲话的内容。讲话杀气腾腾，认为《河殇》是反动透顶东西。不仅仅是王震一个人，邓立群，贺敬之还有其他左王也一起讨伐，恨不得把苏晓康杀掉才解心头之恨。后来胡启立出来讲话了，他说：所有的关于《河殇》的讲话只能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听到这个讲话我们都很兴奋，也为晓康他们松了口气。

　　春节过后我去了一次大庆市，采访了大庆林泉炼油厂，在那里我结识一位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他思想深邃，管理卓越，很受工人拥戴，他曾利用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对工厂中的腐败和贪污现象进行清理，但遭到了顽强的□抗，他受到威胁，有时夜里出门不得不带上手枪，炼油厂的公安局长不得不陪他夜间办公。在我要返回北京大学参加期末考试时，他亲自送我到大庆车站。在飞驰的轿车上他还充满信心认为他能挺住，听说他动用工厂的钱在工人的公园里盖了一座观士音庙，已被上级批评。他对我说：现在这些工人已经不信仰共产主义了，我们搞了一个调查，信佛教的比信仰共产主义的多，那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烧香拜佛的场地！

　　但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大型工厂的厂长这样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告诉我他不久要和大庆市张立中市长访问美国，我把刘宾雁在美的地址给了他，问他敢不敢去看刘宾雁，他说：有什么不敢？那是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他真的去看了刘宾雁，并带回了宾雁给我的信和两枝金笔。但一年以后，他在强大的阻力面前逃避了，他没有妥协，也没有和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是选择了出家──丢下妻子孩子和政治前途，独自上了五台山。北京的安全部和中国石化总公司立即通知各个机场严格检查每一个出境旅客，因他手里有有效出国护照，安全部怕他逃到国外去。

　　我记得他要出家做五台山的和尚是一九八九年的春节。我在北大写了一部七集电视剧，是以林泉炼油厂为原型的，片名是《酋长和他和部落》，我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张泽宇导演（六四后被捕入狱）在林泉已把外景选好，演员也组了，那些天他天天以地主身份陪着我们，没想到我前脚离开林泉他后脚也迈出了林泉，而且这一步将迈进空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我理解他的苦衷。从林泉去五台山必须经由太原，而他没到我家。但中共安全部的人和中石化总公司的人却先到了我家。他们在询问我的时候曾不停地观看我的阳台和卫生间，这使我很恼火。最后和我很熟的林泉炼油厂的刘副厂长和公安局长赶到太原后我才帮他们分析── 他可能去了五台山。因为我有预感，他反腐败反到了邓朴方的头上，邓朴方到大庆市为“残废人”拿走了二千多万人民币。林泉炼油厂应该给三百万，而他却一分没给，更使他难堪的是查出的那些贪污公款或利用手中职权捞取大量物资金钱的人都是他老朋友老部下。按刑律，这些人都要坐牢，但想到那些人的妻子孩子，他手软了。当他和我谈到这些时，表情是痛苦的，他三次提出辞职，不想亲手伤害这些建厂时就跟随他的老部下，于是他选择了出家。用当时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陈景华的话说：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毁了……？

　　他的选泽决不是头脑一热，误入歧途，尽管后来五台山没有收留他，他被找回来后仍旧当了半年的厂长，因为他在北京被审查时，有一万多工人的林泉炼油厂部分工人罢工了，坚决要求他继续回厂主政。这是我从未见到的共产党的厂长。后来石化总公司让我来劝他，我陪他从太原到西安，又从西安飞回北京，只同他谈了一个想法：你认为你正直，为什么不留在权力中心呢？如果换一个与你相反的人做厂长，那情况将会更糟。当我把他介绍给北京文学界的朋友时，作家们都把他当成奇人看待。苏晓康让我带他到他家做客，而晓康那时正忙着写另一部关于五四运动反思的电视片，他放下手头的稿子，和一个要出家的共产党企业家谈得十分投机。

　　在一九八八年像他这样苦闷的共产党员很多很多，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己。


４
　　一九八八年的盛夏，山西省作协在太行山区搞了一个“太行山笔会”，想通过这次笔会使山西作家群中能再出一批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被邀请的人除苏晓康、赵瑜、麦天枢和我之外，还从北京请来了《当代》、《 人民文学》、《 报告文学》等杂志的编辑和报告文学评论家，刘小雁早想来山西看看，正巧成行。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焦祖尧主持了这个笔会。郑义带着夫人北明去了广西采访，未能参加笔会，使朋友们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晓康从北京带来了《河殇》的复制带，也带来了党内和上层斗争的大量信息。由于赵紫阳肯定《河殇》，北京的知识界又活跃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狂风也消了，《人民文学》、《 新现察》、《 解放军文艺》、《 当代》等百家期刊又联合搞了一个“中国潮”报告文学徵文大奖赛，尽管有些流于形式，但全国一百家期刊一起去触摸时代毕竟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后来由于解放军文艺操纵评奖，这事被列入中国文坛八八年十大丑闻。）

　　那次太行山笔会我们参观了一些太行山区的贫困县，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十分热情，听说苏晓康也来参加笔会，地委和行署的官员们在地委小会议室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河殇》，看过后他们甚至很兴奋，纷纷表示很佩服苏晓康的勇气和见解，并设宴请我们。晓康一高兴把那部《河殇》录像带赠送给了他们。

　　我们还参观了黄崖洞。那是当年八路军兵工厂的所在地，郑义曾在他的小说《远村》中描述过。在那雄奇的群峰中，壁立如刃的山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当年八路军在山洞里生产过抗日寇的枪枝弹药。后来由于汉奸告密，被日寇从后山突袭，许多人死在了这里。我们去参观时，洞口已悬了铁梯，供参观者攀援，我和赵瑜爬了上去，还要背着晓康的爱子苏单，晓康则坐在洞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当我们站在太行山上，领略太行山风时，我感到一种民族的情绪和浑厚的力量注入血管，就像是那太行山的山脉，虽不秀美，但却粗犷苍劲。

　　笔会结束时，《太原日报》副刊部主任陈建祖（诗人，我在北京大学作家班的同学）约苏晓康、赵瑜，麦天枢和我每人写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感想》之类的文章，《太原日报》给了一个专版，我写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所面临的困惑》，那是我告别过去的宣言。那个把文学当成是跳板满足虚荣心理或现实利益的青年苦闷而又痛苦地坦诚：“我曾用热情洋溢的笔歌颂过许多混蛋的东西。”“一个理想的破灭给一个青年带来了苦苦的思考。我们究竟是麻木还是胆怯？”

　　那篇文章刊出后，我接到了一些友人的电话。一位做报纸编辑的友人打电话告诉我，她是含着泪读完我那篇文章的，她说：“看你挺开朗的，怎么心里那么多痛苦？后来理解了，其实你说了我还没有理出头绪的话。这种感受我同样有。”而妻子则抱着孩子茫然地看着我：张伯笠，你想把这个家毁掉吗？

　　其实，我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人。我没有想到我由一个共产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转变会给家庭带来什么后果。妻子是不具备这些主义的，她对我的要求也并不多，我当时的家境已经好起来，每月除我们俩人的工资外，还可有一笔稿费，尽管大陆的稿费不高，但对消费水平也不高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我的收入已算不错。报社对我很不错，我还未结婚就分给了我一套两屋一厅的房子，这是很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好多结婚多年孩子已经很大的职工当时还分不到像我住的那样单元公寓，妻子对此很满足，在别人面前提起丈夫也很有面子，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充满危险和荆棘的道路，这是她所不能理解的。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北京大学第二届作家班开始在全国招生，各省作家协会都按招生条件选出到北京参加考试的青年作家，我当时正在南方几省采访，就在北京大学限定报名的最后几天，我回到了太原，作协的负责这次招生的池秀清是我的朋友，她早就知道我想歇一段笔读读书的想法，让我去找焦祖尧和西戍两位主要领导。西戍倒很爽快，听说我要读书去还鼓励了我几句，无非是如能考上就要好好读书了，要给山西作协争光了。并认真地在我的申报表上签了字，他当时还是作协主席，并想在下届作家代表大会和焦祖尧竞争，继续留任。支持他的老作家很多。马烽、西戍等人在山西影响非常大，除文革十年外，山西文艺界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但是代表中青年力量的焦祖尧已是下届作家代表大会上呼声最高的作协主席人选。焦祖尧对我们这些青年人不像西戍那样随和，他有时很严厉，甚至不近情理，不过，我们还是亲切地叫他老焦。

　　当我到他家徵求他的意见时，他沉默良久后问我：非得要去上学吗？你不是有文凭吗？我说主要想去读读书，这几年脑袋乱乱的，想整理一下。老焦总想把我调到作协去，那时作协办了一本报告文学期刊，郑义曾告诉我：老焦想让我去负责，如调过去，级别和工资都会提升。但我仍选择继续求学，主要原因那是我童年的梦：北京大学。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为什么不去考一考呢？如果考不上，从此也就死心了。老焦见我意已决，终于同意我考考试试，考不上回来安心工作。　

　　考试竞争很激烈，二百多各省推荐来的青年作家被北京大学考得焦头烂额。考完试那天，这些作家们聚到未名湖的湖心岛上，有些恋恋不舍，好像自己都在被淘汰之列，而北京那几位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则志得意满，骑上自行车回家了。



第五章 精神的魅力


１
　　北京大学──中国民主科学的象徵。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日，我终于跨进了这所著名学府的大门，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

　　放下行李，我便约了陈建祖，非默和何香久，到校园里漫步。一路指点江山，诗兴大发。那

　　三位都是青年诗人，又是多年的文坛好友，这次又从不同省份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同班同学，更是高兴。我们走过一幢幢绿树掩映的古代建筑，那是我们的教室；我们走过绿茵草坪，走过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铜像，铜像下不知是谁放的野花仍在散发着芬芳，最后我们来到了未名湖畔的湖心岛上。

　　博雅宝塔映在蓝色的湖面上，晚风习习送来体育场的欢笑声，彷佛把我拉回了十年前的大学生活。我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在这所奇特的校园里，我常常觉得历史的躁动，未名湖水注入我的血管，使我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思想。

　　开学没几天，中文系主任严家焱教授就给我们班开了个会。严教授是一个文艺理论家，著作甚丰。他戴着深度近视镜，不苟言笑。他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放下作家的架子，他说：你们现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要先学会吃饭，上图书馆，找教室，要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定。

　　我们的班主任是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他叫曹文轩，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的同学中有几个还比他年纪大。曹先生一表人才，才华横溢，赢得了全班同学的尊敬。

　　我们第一学期开的课有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研究”，张钟教授的“八十年代中国小说”，以及严绍汤教授的“中国文化史”等等。

　　由于给我们班开课的都是中文系的一流教授，来听课的本科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很多，这使我有条件和他们成为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作家班的同学上课总是迟到，必修课也是如此，而我总是最早一批到教室的学生。常常不得已为同学们占个座，因为旁听的同学太多，尽管是我们班的课，但来晚了照样要站在后边听。

　　我最喜欢听的课是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研究”，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十年破天荒的一件事，周作人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不仅是鲁迅的弟弟，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由于他后来和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文人，研究他或开他的课在共产党的国家是过去想都不敢想，但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湖南省岳麓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周作人的系列，主要是他的散文，虽然这在他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是很小的一部份，但却标志着禁区的打破。我在北京大学书店中就买到了周作人的《雨天的书》等散文集，周作人写过非常好的文章，他的文采远远的胜过了鲁迅。

　　第一次上钱先生的课就成了游击课，本来以为这课专门性很强，作家班三十八人，再加几个旁听的，五十人的小教室足够了，但没想到开课那天小小的教室挤了二百多人，钱先生被挤到紧贴着黑板，连气都喘不过来，更别说讲课了。后来忙联系换教室。下课后，被挤得满头大汗的钱先生边擦着大脑门的汗珠边风趣地说：真没想到，讲周作人有这么多人来听，可是讲鲁迅却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中国的大学里，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作家都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都被打上阶级的烙印。鲁迅是共产党建国四十年来惟一被推崇的作家。我儿时没少读他的书，那时书店里除了他和毛泽东的书再也没有别人的书了，北大中文系能开周作人研究一课说明是把一个学者和政治分开来，我们不是把他当成汉奸来批斗的，而是当学者和作家来研究的。起码，研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作品和思想对我们重新认识五四运动颇有益处。


２
　　北京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一个围墙把北京大学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在北大课堂上讲的同样话在校园以外的场合去讲大概不被逮捕也会被跟踪。而北大的学术空气很浓。老师和学生像朋友一样。当然也有爱说教的老师。不过听他课的人会少的可以让他坐下来讲。同学们都在选择自己爱听的课。

　　我像那些本科生一样，骑着自行车，背着旧书包四处去寻找我自已爱听的课。除必修课和选修课外，我常去国际政治系去听课，陈鼓应教授的“道法儒墨”我也常去听，后来，我们成了要好朋友。八九民运因为他被我聘请为民主大学的名誉教授，被中共审查了一年不许他开课。陈鼓应教授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他一直被台湾拒绝入境，因为他当年曾反对过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我逃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从北京回到伯克莱曾和我通了一次电话，他说那两年他最担心的就是我，一直不知死活，后来在美国之音和ＢＢＣ访谈我时才知道我逃到了美国。他听说我要去台湾访问，便告诉我不要和国民党搞的太近，他们和共产党一样专制，他说他的岳母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他想回台湾看看都不许他入境。

　　每当夜晚到来，北大的学术气氛更浓了，各种讲座的海报早在一两天前就会贴在三角地带。让你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选择，不过，到一九八八年底关于国家命运和改革前途的讲座却越来越多了。有的讲座的听众达到几千人，可见当时北大学生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在这些讲座中，我除友人来讲寻根文学听一听外，多选择了和政局发展及改革命运有关的去听，那里有许多新的观点和数据使你对形势的发展更心中有数。当时人民的情绪随着物价上扬通货膨胀而膨胀，对李鹏政府以及对邓小平的阴阳怪气，老人帮的专权都强烈不满。这些著名学者和教授的讲座会让你的不满找到理论根据上升到理论高度──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应该终结。

　　作家班是北京大学的新贵族。我们都有工资，还有可观的稿酬，比一般的大学老师收入都多，一个教授的最低工资是一百三十五，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买三百斤大白菜，学生也一样，每个月的生活费最低要七、八十元人民币，这对大学生的家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不过，考入北大的学生都是全国各地的佼佼者，他们的父母无论怎样艰苦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满足。

　　开学不久，我们班就订了个计划，给班级搞点班费，每人写一篇企业家的报告文学，然后集结出版。后来这部书出版与否我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八九民运前我们就有了一笔相当大的数目的班费了。有的企业家一出手就上万元，这笔钱大多经我用在游行的标语制作上。

　　由于对前途的苦闷和对民族的无望，使北大的学生消极灰退的也占很大的比例。当时流行的有托派（考托福去留学）、麻派（打麻将）、舞派、纯情派和逍遥派，尽管他们以各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无望，但内心那片对祖国和民族的真诚并未泯灭，这从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得到了验证。

　　作家班没有托派、麻派，但喜欢跳舞和交女朋友的却不在少数，北大的女孩子非常可爱，那些优秀的女大学生不仅有学识，新奇又大胆的追求爱情的勇气和精神使你不能不为之心动，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每当周末，同学们便和女朋友们去了舞厅或到塞万提斯草坪去弹琴唱歌。这样的活动我参加不多，因为周末我大多是坐上火车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儿。那时，母亲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和父亲一起从石家庄到了太原，帮助我带雪儿，他们原来在石家庄有一个店，收入颇丰，但母亲心疼儿媳和孙女，执意把店让了，每当周末我从北京回到家时，母亲和妻子都会准备一桌酒菜，我和父亲喝几杯山西老白汾，然后全家一起给雪儿洗澡，看着雪儿在嬉水，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总去我们宿舍聊天的几个小女同学一到周末就看到我回家很不理解：“女儿就那么重要吗？”我说：“当然。”他们仍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她弱小。”

　　后来这些女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雪儿她爹。”不久，连作家班的男同学也同时这样称唤我。我很高兴他们这样称呼我，有时觉得挺骄傲的。


３
　　那时，历史系的王丹，杨涛同学搞的“民主沙龙”已经从室内搬到了室外的塞万提斯铜像前的草坪上。塞万提斯是世界名著《唐．吉柯德》的作者，西班牙政府把这个勇于向传统和邪恶挑战的塞万提斯制成铜像赠送给了北京大学。我们习惯于把这块草坪称做“塞万提斯草坪”。

　　塞万提斯草坪离我住的研究生楼很近，我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那里散步，即使和同学们去网球场也经过那儿，那是北京大学除三角地之外最敏感的地方，中共的秘密警察常常在那里活动。

　　我参加民主沙龙的活动是以一个普通学生或听众的身分，那时我还是共产党员，还要和民主沙龙那些小男孩保持一段距离，这对他们本身也有好处。王丹活动能力很强，人又勤快，他曾请来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包泊绮到北大讲演。也请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到民主沙龙讲演，最后一次活动是请被中共“劝退党”的剧作家吴祖光来讲演。

　　吴祖光来讲演那次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中央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保守派正大举向改革派反扑并已占了上风，据传赵紫阳总书记的位子也坐不多久了，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温度计，且进入一九八九年新学期后北大就酝酿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同学们私下议论：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弄不好要出点事儿。

　　吴祖光来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秘密警察的可恶。我们原订下午二时民主沙龙活动开始，当我和作家班其他同学来到塞万提斯草坪时，草坪上已经三三两两坐满了同学，外国留学生也来了许多，我的好友，德国留学生埃德娜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并拉我坐在她们的圈里，让我给她们介绍吴祖光其人，在我介绍吴祖光是怎样被“乔木同志”劝退时，一个青年人躲在树丛中偷偷地为我们拍照，那个人就住在我的楼上，公开身分是法律系在职进修的学生。我不露声色地把脸转了过来，给了他一个后脑勺。

　　十几分钟后，几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水龙头来了，他们接上水源，开始喷水，同学们气愤地和他们理论：你们这不是存心捣蛋吗？

　　那些人倒是好脾气，任你怎样指责，就是一声不吭，水柱一点一点向四外延伸，草坪被淋得水淋淋的，甚至石径以外的草坪也不得幸免。我们被迫撤到几十米以外的荷花塘边，在一片掌声中，吴祖光先生在王丹和杨涛的陪同下来了。几百名同学忽啦啦地把吴先生和王丹围在中间，聆听吴先生讲演。

　　吴祖光很小的个子，头发已经斑白。他主要讲了被“劝退”出党的经过，讲了中国共产党“不尽人意”的地方，语气平静，也没什么太过激动的语言，他总是笑咪咪地重复这样一句话：中国问题太多，靠一两个人说说不解决问题，敢出来说话的人多了就好了，大家都说就好了……。

　　有的同学问到新凤霞：“吴先生，您来北大讲演您太太新凤霞阿姨不担心吗？”

　　吴先生风趣的说：“她不担心，因为她不知道我来北大（笑声），她要是知道我来北大就会病情加重（笑声），这不是正常现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大学也没这么敏感呢！怎么回到人民怀抱后反而怕人民来这所大学讲讲心里话呢？这不正常……

　　吴先生被掌声包围了。有的同学甚至大声喊：讲的好！

　　后来，王丹代表吴先生宣读了他给人大常委会的书面发言，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

　　那次民主沙龙活动结束以后，在大家围着吴祖望签字的当儿，我提醒王丹：今后要注意安全。王丹笑了笑：不怕！

　　除参加“民间”的沙龙活动外，我也经常被请去参加“官方”的沙龙，那是官方研究生会主办的活动，我就是在这种官方研究生会的沙龙活动中认识李进进的。他当时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官方沙龙”活动的条件比王丹的民主沙龙好多了，研究生会有活动场所，还提供饮料，有曼妙的音乐可以跳跳舞轻松轻松，但讨论时这些博士生硕士生比吴祖光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还要尖锐，在那里你会听到很多新鲜的见解，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大加鞭达，你一问他，他竟然也是共产党员。当时同学们中盛行这样一句话：“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是好人。”这个关联词组常令学校党的干部哭笑不得。

　　李进进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北京大学仅有的一个研究宪法的博士生。他是湖北武汉人，中等个子，精力充沛，头脑清楚、反应敏捷，口才也极佳，他在讲话的时候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成熟。

　　经常组织研究生会活动的还有程文超等博士生，文超是谢冕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官方职务是研会的学术部长。

　　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４
　　我的宿舍──研究生四十七楼三○一一室，也是人们爱聚的地方，刚开始讨论的是文学，但后来讨论政治了，常来宿舍的有谢冕教授的女弟子张玞，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先生骆一禾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十月》编辑部做诗歌编辑。毕业前，他已经是北京大学“未名诗社”的一员大将，发表了大量的新诗。

　　张 爽朗直率，她先生骆一禾则相反，他话不多，总是微笑着看妻子高谈阔论。由于张住在学校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和我们在一起，而骆一禾则常来看妻子，只要他一来北大，必定要到我的宿舍坐一坐，笑咪咪地品尝我从山西带来的“老白汾酒”。

　　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在我们绝食的第一天不幸去世。

　　一九八九年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一位罗小姐开始每周给我送王军涛、罗点点等人办的《经济学周报》，罗小姐说那是北京的“世界经济导报”。主办者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多数参加过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一直都是中共内控的对象，不过《经济学周报》办得还不错，理论文章很多，有些观点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张报纸，是北大校报，那张报纸除几条动态新闻外，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我那时就有一个设想，用我们的班费和作家班那雄厚的写作力量，办一张校园报纸，那种想法令我激动不已，但没有官方同意，即使办了报也是非法的。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民间办报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宪法写有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可中国人都明白，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有传言方励之先生要来北大卖书，是一本物理知识方面的小册子。卖书地点设在离三角地很近的二十七楼前面，北大的学生听说方先生要来为买书的人签名留念。都去排队买书，其实，卖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先生敢来北大校园，自刘宾雁到美国作访问研究离开北京后，方励之是中共最头疼的人物。他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大学生称他为中国的沙哈洛夫，在那个敏感的八九年春季，不仅中共秘密警察严密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密切注意他的举动。

　　卖书的地点又出现一些拿着照像机的人，他们的公开身分也许是研究生或进修生。我等到下午一时看方励之没有来便回宿舍去了。方先生来不来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北大的学生都知道方先生要来。

　　三角地的广告栏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过去卖云南烟，办讲座的广告逐渐被要求校园民主的小字报所代替。一天中午我从学生餐厅买饭出来，看到广告栏上贴着几张铅印的传单，已有好多学生围着观看，我挤进去一看，是方励之、李淑娴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由于字太小，只有前排的几个同学能看清，我放下饭盒，开始大声朗读。每读一段，身后一片叫好声和掌声，读完了，身后又喊：“我们刚到，再读一遍！”

　　一个女同学接替了我，我挤出人群，看见作家班的十几名同学也围在外面。看到我挤出人群，同学们都很兴奋。女诗人苍月对我说：“读得不错，像朗诵徐志摩的诗一样。”我说：“是方先生和李老师写得好。”

　　她边跟我走边问：“你不害怕吗？”我诚实地回答：“现在有点。”

　　她说：“不错，你很勇敢，我喜欢这刺激的场面。”

　　“刺激的场面”在我们走后就发生了，校方派人把方先生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全盖上了。

　　同学们还没学会抗议，只能小声表示“失望”。

　　三月，美国总统布希访华，在他访问结束即将返国时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了答谢酒会，布希请了许多中国著名的知织分子，也请了苏晓康、方励之等人。而偏偏方励之夫妇没有吃成布希的西洋大餐。于是方先生又把赴宴经过诉诸文字贴在了北大三角地。

　　当我和几名同学听到消息赶到三角地时，那传单早已被秘密警察撕掉，惨淡的灯光下三角地显得很冷清。香久骂道：妈的，可恶的雷子！建祖拉着他就走：小声点，想不想要毕业证了？香久越发神气：妈的，老子不怕！

　　回到宿舍，我赶紧找那几个碰巧看到方先生亲笔写的赴宴经过的同学。那个写小说的东北作家给我们描述了一番：

　　方励之和夫人李淑贤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林培瑞陪同下，乘坐美国大使馆轿车前去赴宴，他们的轿车行驶到离昆仑饭店不远的地方时，被十几名警察拦住。警察说汽车违章了，让他们开到路旁。

　　林培瑞教授说：车内坐着我们总统请的客人，我们要赶去昆仑饭店参加总统的酒会，迟到很不好，能不能让我们先把客人送去，然后再接受“违章”处罚。

　　警官问：“客人是谁？”

　　林教授答：“是方励之先生和夫人。”　

　　那警官笑道：“你们违章的原因就在这。”

　　警察打开车门，由一男一女两个身强力壮的便衣把方先生和李老师架出轿车。方先生抗议，警察不理睬。

　　那位负责警官对林培瑞教授说：“方励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们总统请中国公民吃饭没有经过中国政府，这是没礼貌的表现，所以我们奉命不让方励之去，你可以走了。”

　　当美国大使馆的车开走后，方励之和夫人被“松了绑”。

　　方先生问警察：“我们怎么办？”

　　警察说：“回家去！”

　　方励之和夫人走到公共汽车站牌下，准备乘公车或搭计程车去赴宴，他们和警察较上劲儿了。

　　站牌附近立即被警察站满了，所有经过的车辆均不许停车，一辆辆的公车和计程车在警察的指挥棒下呼啸而过，谁敢惹麻烦？司机宁可挨乘客骂也不敢惹警察的。

　　方励之气得险些昏过去。多亏有夫人在旁替他消火。没车坐，那么就走！方先生和夫人紧挽着手臂向昆仑饭店方向走去。其时，总统的宴会已经开始，布希和杨尚昆的酒杯已碰出了曼妙的声音。

　　警察们散去了，显然他们已经圆满地胜利地完成了这艰巨而光荣的阻截任务。而被气昏了头的方励之教授和夫人则继续不屈不挠地向昆仑饭店进发。

　　后来一辆加拿大使馆的车经过他们身边时，那位加拿大使馆官员认出了方励之，便请他们夫妇上了车。显然，在酒会开到一半时再去已经不太适宜了，方先生到了加拿大使馆后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爸爸妈妈是安全的，然后在加拿大朋友的帮助下，于午夜在昆仑饭店举行了记者会，把刚刚发生的被无理阻挠的事实真相公布于世。

　　美国政府为此事表示了强烈不满。

　　中国政府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遗憾，并希望不要因为某个人而影响中国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

　　说实话，尽管同学们在谈论此事时不免加几句调侃的语言，但我的胸膛已被气愤憋得快要爆炸了，这不是法西斯是什么？共产党竟然这样卑鄙！

　　同学们开始分析事态的发展，方励之的小字报贴在北大是有目的的，显然他要利用学生对他的支持来和执政者对抗。同学们有的提出写一个声援方先生谴责当局的大字报贴在三角地，我不太同意，我认为时机不成熟，况且弄不好会帮方先生的倒忙。我的观点是，要和共产党对抗，你必须以爱护党的作法和维护党的形象为出发点，使他无法给你定罪，让他狗咬剌□无从下口才能既达到斗争目的又能保护自己。所以和方先生保持一段距离是对的，同样的一件事和方先生扯在一起就会变得严重得多。


５
　　那些天我已经没有心情去跑图书馆了，每天坐在未名湖边看着蓝蓝的湖水发呆。

　　我有预感，一场大风暴要来临了，这场风暴也许会使中国这个远离世界主航道的大船渡进人类前进的大潮中，也许会把这艘大船吹得离世界主流更远。前者当然是我所希望的，后者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北京大学领导和发起的，五四运动虽然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却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可以迅速传播，并使中国人狂热了半个世纪，为此这个民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那么这一次呢？北京大学该扮演什么角色？以什么方式出现？会有怎样的结果？我该怎样做？

　　未名湖水深邃而幽蓝，宝塔的倒影悬在湖中，曼妙的立体声音乐从远处传来，成双捉对的青年男女在湖边漫步，这大风暴来临前夕的宁静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默默地对未名湖说：我不会辜负你！因为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因为我是北大人！

　　那天回到宿舍，看到了妻子寄来的信和雪儿的照片。雪儿粉红的小脸笑得像灿烂的杜鹃花。不禁吻了她一口，暗想，不能让她们这一代再像文革一样生活在精神的痛苦和物质的贫穷中。　

　　那些天常常莫名其妙的烦躁，因为心不顺还和同室的同班同学打了一架。义大利留学生劳拉小姐过生日请我去，在生日舞会上见到了老木，老木神聊了一通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和首都知识界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的经过。

　　一个月前，我们就知道方励之写给邓小平一封信，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请求您从人道主义出发，对魏京生等政治犯实行大赦。”后来北岛等人在陈军家开会，又联络了三十几位知识份子联名写信给邓小平，支持方励之。中共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北京公安局负责人的谈话，说：魏京生不是政治犯，他是出卖国家机密的刑事犯罪份子之类的鬼都不相信的话。老木是签名信的参与者，说起来倒是绘声绘影，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这在几年前是不敢想像的。


６
　　几天以后，马原从西藏到了北京。一九八七年他曾去过太原，我和他有一面之交，一下午在宿舍里和他讨论文学，讨论马原小说，也讨论了西藏的“暴乱”。晚上和另一位同学骑车带他去未秀园张锺教授家去看张锺，张锺教授是我们班的讲小说的老师，他最近正在研究马原现象。

　　马原是条东北大汉，他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运动员，从张锺教授家里回到宿舍已经夜里九点多钟。同班同学非默拿着一张纸找我，让我捐款。我问他什么内容，他幽幽地说：海子死了……

　　“海子死了？”这怎么可能！

　　同宿舍的“教练”（小说家何群的绰号）说：“今天是愚人节，不必当真。”

　　“海子真的死了。”非默又幽幽地说。

　　我火了：“妈的，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非默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我和“教练”对视了一下，觉得事情不像是开玩笑，非默是一个不太开玩笑的人。

　　我连忙去找陈建祖，他是作家班的班长，和海子的关系也不错。

　　海子真的死了，是卧轨自杀。

　　海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是北大未名诗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中国第三代诗人中的健将级人物，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政法大学当老师，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充满了苦闷和奇特的联想，在青年中广为流传。诗人在苦闷中徘徊而无法解脱，寻求死亡去解脱自己──他静静地趴在铁轨上，让钢铁的巨轮把他的身体切为两断。　

　　他的遗书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哭了，作家班所有的朋友都哭了。海子多年轻啊，他只有二十四岁。　

　　我在那个年龄没他痛苦。

　　但是，海子解脱痛苦了吗？一个生病的父亲，一个坚强的妈妈，三四个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在安徽农村艰难地生活，海子不仅是他家的骄傲，也是全村和全乡的骄傲！他是北京大学中学习最优秀而生活最清贫的学生。刚刚当了老师，可以每个月接济一下父母和弟弟妹妹了，他却这样痛苦而惨烈的走了，他能解脱吗？

　　那些执政的刽子手不怕你死，你死的越多他们会越高兴，因为你从此不再写诗了。你的诗即使算不上号角，但让他们听来也是十分不舒服的。而海子选择了逃避，他是太累了？太孤独了？他为什么不看一看人民的觉醒，他为什么不再继续奋战？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那种心情就如鲁迅所形容的：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我们默默地把全班捐的几千元钱寄给了海子的母亲，尽管这无法减轻她心中的悲苦之万一。我和中文系的同学们还在各学生餐厅门口卖海子的诗集，和为海子的亲人募捐，买饭的同学们默默地把钱捐进我们的纸箱内，没有带现金的同学都捐的是饭票，那一毛一分，一斤一两表达了北大同学们的心情，那心情是复杂的，有些同命相连的意味。而我则有着兔死狐悲的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你的出路在哪儿？

　　第二天的晚饭后，我们在民主科学雕塑广场举行了海子诗歌朗诵会，那其实是北大的朋友们为海子举行的追悼会。几千名同学参加了，主办者是未名诗社的几名校园诗人。

　　那天北大当局如临大敌，所有的党群干部都到会，还有数不清的秘密警察，北京市公安局也紧急动作，防备北大的学生冲出校门，自一九八六年北大学潮到现在这三年中，这是非官方组织的学生集会人数最多，情绪最不稳定的一次。

　　海子的诗友们一个又一个地登上民主科学雕塑的底座，朗诵着海子的遗作。录音机里传出了哀伤的音乐。像在为海子招魂。

　　骆一禾戴着一朵小白花，在同学们的注视和秘密警察闪光灯下沉痛地走上最高处，他把长长的头发甩在脑后，昂起了头。我发现两行泪水从他的眼晴里流出，缓缓地在脸颊上爬行，海子是他的同期同学，又是最好的诗友，他朗诵了他为海子编的还未出版的诗剧中的一段，那是我听到的最为打动人心的诗，这不仅仅因为骆一禾朗诵的出色。晚霞照着他脸上金子般的泪珠，他的声音和长发在晚风中飘浮……

　　一个月后，骆一禾也死在天安门广场。



第六章 长歌当哭


１
　　公元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被誉为青年导师，知识分子朋友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

　　入夜，那不幸的消息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进入了北京大学校园。

　　人们惊呆了，前几天朝野都在盛传胡耀邦要复出的消息，说邓小平有意让他来收拾当前的混乱局面，后来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李鹏等人气病了，怎么突然就死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八六年那次学潮。当时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因为肯定了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护方励之、刘宾雁等优秀的知识分子能留在共产党内，在没经过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那些杖着拐杖的政治老人踢下了总书记的位子。其后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了党籍，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整肃，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却没敢有任何举动，这永远成了北大同学心中解不开的情结，他们觉得对不起下台的耀邦，也对不起北大人的良心。

　　我和作家班的几个同学骑上车子到三角地，那里的学生三五成群议论著耀邦的逝世，但没有讲演的，也没有悼念的标语出现。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了一下，立即回到宿舍。

　　文人们拿起了笔，第一次感受到手中的笔是那样沈重。

　　我含着泪水，望着屋外的夜雨，提起毛笔写了一首诗词：

　　长相思
　　雨夜送耀邦
　　风一程，
　　雨一程，
　　长歌当哭送君行，
　　赤县泪无声。

　　呼一更，
　　唤一更，
　　聒碎民心志未成，
　　夜深望明灯……

　　诗词写好了，我却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大字抄写的白纸上，为了保护自己，同学们统一在自己写的诗词下面落上“北大作家班”。

　　北大作家班的悼念祷文最先盖住了三角地广告栏上那些红红绿绿的旧广告：

　　该死的没有死，
　　不该死的却死了，
　　这世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作家班同学贴出的这批悼文立即被数不清的同学包围，同学们流着泪水在雨中抄着，有的用录音机把悼文录下来，一个同学始终站在雨中，用手电照着我写的那首诗，让更多的人看得更清楚。细雨淋湿了她的头发，使她那本来就瘦削的身体显得像春的柳枝一样的俏丽，我脱掉衣服披在她的身上，我认识她，她是法律系的本科生，叫小羊，小羊问我：“这首词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她说：“你很勇敢。”我说：“我不勇敢，连名字都不敢写。”她说：“别自责了，你现在写名字不是冒傻气吗？”

　　晚上，作家班班委会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和作家班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自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所存在的通货膨胀、官倒横行、贪污腐败及中央的非程序的权力接替等积压在人的心中的怒火，会利用胡耀邦逝世的机会宣泄出来，很可能演变成比一九八六年规模大得多的学潮。学潮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真的给胡耀邦出了气，给改革派打了气，并取到有限的校园民主和新闻自由，并逼迫中共中央继续沿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那我们作家班的全体同学都是受益者；另一个结局就像三年前一样，学潮被镇压，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被踢下台，中国回到相当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我们这些作家是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我主张积极介入，推波助澜，联系各界，当好参谋。大多数同学都赞成我的观点。


２
　　翌日，小羊陪我去圆明园，同宿舍的赵殿云和杨双奇也一起去了，我们站在被八国联军烧毁的西洋馆前心情无法平静。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如果再落后下去，火烧圆明园的历史就会重演！我抚摸着那曾被侵略者大火烧红过的巨大石柱，彷佛仍感受到它炙人的灼热，每次来圆明园散步我都轻松不起来，因为我感到自己的脚正踏在祖国的疼痛处……

　　一连两天，小羊都陪我去天安门广场去观察形势，广场的纪念碑下已出现了悼念胡公的花圈。几个秘密警察站立纪念碑底座上，用步话机和无线电话把花圈挽联上的字读给总部，那情景使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四五运动”，那次悼念周公的活动前几天也是这样的。政法大学、社科院都有学生送来了花圈，我和小羊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耳边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怎么北大没来。”“北大是不是八六年那次吓破胆了！”

　　我和小羊相视而笑，她拉着我的胳膊调侃地说：“北大是吓破胆了吗？”

　　我说：“当然不是！”

　　然而，北京大学除三角地的大学报铺天盖地之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迹象。

　　我到王丹宿舍去找他，宿舍无人，民主沙龙的几个主要成员都不见了。

　　晚上九点钟，我又来到了三角地。三角地有三两百人围成几圈在议论著这两天的局势，还有一些学生趁着灯光在抄录大字报。

　　一位和我十分要好的博士生骑单车经过三角地发现了我，他跳下车对我说：“这附近秘密警察很多，我认识几个，他们和我住一栋楼，”他又说：“你别搅和进去，你应该干更重要的事，咱们应该立即着手写胡耀邦传记，咱俩合作，要快！”该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把握住自己，别把自己赔进去，中国政治的残酷你比我清楚，千万保重。”

　　我们刚分手，靠近三角地的二十八楼响起了敲击盒盆的声音和嬉笑怒骂声，和二十八楼对面的女生宿舍楼更是热闹，每个窗口都伸出几个小脑袋和二十八楼对吵。我跑过去一看，原来两个男女宿舍楼不知什么原因吵起来了。

　　我身边一个结实的小伙子愤愤地说：“真他妈的，还有这种闲情逸致！”

　　我随手送给他一支香烟说：“同学们心里都不好受，发泄一下也好，要不然憋出毛病了。”

　　他点燃烟，猛吸了一口说：“这个民族要完蛋了！”

　　我们俩作了自我介绍，他叫郭海峰，是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住在四十六楼，和我是邻居。他也是北大民主沙龙的主要参加者。我们边走边谈，我发现他很爽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全北京都在说北京大学死了，他心里很难过，北大一万多名优秀学子难道死光了？

　　我说：王丹！王丹会的。因为王丹在同学中已有影响，他的校园民主沙龙在北大颇有影响。

　　我们谈的很投机，不知不觉又走回了三角地，由于两个男女宿舍楼的“战争”，使很多原本已睡下的同学睡意皆无，于是都聚在三角地。

　　这时已近午夜，三角地酝酿着一场新的雷雨。


３
　　王丹出现了。

　　王丹在噪杂的议论中被推到三角地的广告栏前，他备受指责，同学们认为民主沙龙应挑起历史的重担，“现在全北京所有的大学都敢去献花圈，北大呢？北大人死了吗？”

　　王丹说：“校方已经同意在学校给耀邦设灵堂，让大家去悼念。”

　　同学们更愤怒了，“难道给耀邦设了灵堂就讨回公道了吗？”

　　王丹被挤在广告栏旁，我和郭海峰也被挤在王丹的身边，王丹拉着广告栏上的雨达，站得高一点，对着数百名愤怒的同学说：“同学们，咱们都是北大人，咱们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你们说怎么办？”

　　人们静了下来，极短的思考后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游行！游行！在校园游行！”

　　我站了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游行的自由，我们游行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已故耀邦同志的哀悼，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应该到那里去！”

　　“去广场！”哗── 人马响起了热裂的掌声。

　　就在这时，二十八楼三楼的窗口“刷”地垂下一巨幅挽帐，一丈宽几十米长的白布上写着三个巨大的简体字：中国魂。

　　上方写着：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下方写着：北京大学师生暨校友敬挽。

　　人们涌向“中国魂”。楼上的同学向我们伸出Ｖ字手势，我和郭海峰一人拉住“中国魂”的一角，我对他说：“拉下来，正巧我们游行没有旗帜。”我和海峰一用力，“中国魂”被拉了下来，上面的同学有些不满，吵了几句，但很快被欢呼的人声淹没了。

　　我和郭海峰、王丹、丁小平、白梦等人拉起“中国魂”，带着同学们在校园游行一圈，把各宿舍的同学们全吵起来了。同学们纷纷穿上衣服溶入游行队伍。女生宿舍一到夜十一点半就锁大门，那些女同学把窗子打开，向游行的男同学们喊：“兄弟们，救救姐妹吧！我们也要民主！”一些男同学便跑过去，敲开了大门，有的守大门的“嬷嬷”（北大女生给管宿舍的女职工起的绰号）看形势不妙，赶紧开开大门，“放羊出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园那股数千人的洪流，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冲出了北大校园。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我和郭海峰、白梦拉着“中国魂”走在最前面，王丹、丁小平等同学徒手走在我们身旁，除徒步行走的几千人之外，游行队伍的两侧被骑自行车的人挤满了。外国新闻机构真的嗅觉很敏感；采访车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跟着队伍拍照的人很多，有记者、有大学生，也有中共特务，队伍行到人民大学门前时，曾跑步前进并高喊：“人大─ 下来，人大─ 下来！”结果有少数人民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游行。

　　这时，北大教授张炳九先生伸着双手拦住了游行队伍，他是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新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显然很激动，让人觉得他有些气急败坏。

　　张先生说：“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如果你们到了天安门，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赵紫阳总书记就有下台的危险，保守派就会掌握主动，我劝你们立即回学校！”

　　“你是谁？在为谁讲话？”

　　不认识张先生的同学不耐烦地喊。

　　张先生说：“我是张炳九，在北大党委办公工作。”

　　“滚开，走狗！”队伍中一阵骂声。

　　张炳九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两眼泪水，流了下来，他忽然张开两手，向同学们跪下了，我赶紧上前一步把他扶起来。我说：“张先生，您别这样。”一边说，一边把他拉出游行队伍。

　　张先生哽咽着：“同学们，听我一句话吧，同学们，我求你们了……”

　　不知是哪位同学踢他一脚，我的左腿上替他挨了一脚。

　　那一脚把张先生踢愣了，他呆呆地看着队伍喝着雄壮的国际歌，从他身边走过。

　　后来在我们绝食的时候，张炳九先生参加了教师声援团，“六．四”镇压后他也被中共通缉，逃了一段时间，他那天的观点最后都得到了验证，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当时压抑在同学心中的无名怒火不是一两个精英所能左右的，最后烧得那些精英也跟着热起来了。

　　张炳九的阻拦给了我一个提示：以往的学潮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快走几步赶上王丹，跟他说：“王丹，开弓没有回头箭，天亮之前如没有警察阻挠，我们就会到天安门广场。问题是我们到了广场后干什么？”

　　王丹说：“你看呢？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起来。”

　　我说：“咱们应该提出几条要求，这要求能代表民意，然后送交给人大常委会，要把为耀邦伸冤放在最前面。”

　　王丹说：“你是作家班的，正好，你先整理出几条，咱们再研究。”

　　于是，我从同班的赵殿云同学手里接过自行车，把举中国魂的一角交给了他。

　　我骑车前行，远远超过了游行队伍。凌晨，街道上没有行人，一阵凉风吹来，使你觉出北京春天的寒气。我想出了几条：一、公正评论耀邦同志功过；二、允许民间办报；三、查处官倒，惩治腐败；四、为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等。

　　行到三里河和阜成门交界路口时，全副装备的警察出现了，大约一百多名警察把往钓鱼台的路封住，我忙上前和他们交涉，我说：“我们是去天安门广场悼念耀邦同志的。”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通过无线电对讲机向上级汇报，然后一位警察告诉我他没有接到阻止的命令。但前面是钓鱼台国宾馆，为了不影响外宾休息，希望我们不要走国宾馆门前的路。

　　我回头指示同学们沿外大街向东走，游行队伍从警察的队伍前经过，那些警察面色和乐，有的还和学生挥挥手打着招呼。我想，中共高层也许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警察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扬长而过。

　　再未受到阻挠。凌晨四时许，我们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

　　郭海峰灵活地爬上纪念碑，还有一个同学也爬了上去，他叫张志勇，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两个人把“中国魂”巨幅挽帐悬挂在纪念碑上。

　　同学们走累了，很有秩序地围成一圈坐了下来，我把整理出来的几条要求送给在纪念碑上的郭海峰，让他利用他的“高度”徵求同学们的意见。

　　郭海峰说：“现在有个同学提出要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提几条要求，同学们讨论一下。”他一条条读，下面的同学有的在文字上或法律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我重新整理出这样七条。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的观点。
　　二、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定新闻自由。
　　三、查处官倒，国家领导人应公开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
　　四、要求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检讨，并追究责任，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
　　五、重新评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其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六、取消北京政府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新闻媒体如实报导本次游行。

　　同学们都说这七条提的不错，应该选代表送给人大常委会。于是推出了站在纪念碑上的郭海峰、张志勇和王丹。


４
　　早六时，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几名武警战士正步从天安门走出，中间的士兵肩上扛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开始了。

　　同学们虽然生活在北京，但真正看过升旗仪式的并不多。大家都去看升旗了，看过升旗后，大部分骑上自行车或者公共汽车回学校上课去了，还剩下二三百名学生从纪念碑下移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坐了下来，等待上班后递上我们的“七条”。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群众买来汽水、面包扔给已经又困又饿的北大同学。

　　我发现多数同学已经返校，便和王丹商量，我提议应立即给学校打电话，让修课的同学来声援，否则，人太少会出现一九八六年被警察驱散和逮捕的危险。

　　王丹说，他只有李淑娴老师的电话，但怕涉及到方励之。我说：“不管了，李老师会巧妙处理的。”

　　电话好不容易打过了，李淑娴老师说会把广场的情况通知北大同学的。

　　李进进赶来了，于是大家也推他代表同学们。一个人大信访办公室的副主任出来劝大家回校，被同学们轰了回去，后来，他们让学生代表王丹、郭海峰、李进进和张志勇进了人民大会堂。

　　数十分钟后，王丹等人出来了。王丹告诉大家，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答应把我们请愿的七条送交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树真也被通知来到天安门广场，劝同学们回校。但是一些同学没有回学校，却移到中共中央办公地── 新华门前坐了下来。

　　下午，我和几名同学回到北大，一进宿舍，“教练”（小作家何群绰号）告诉我：“郑义来了，正在找你。”

　　我知道他找不到我就会去建祖宿舍，果然他和北明都在。他的到来使我非常高兴。我们热烈地讨论这两天的形势。郑义说：“你们在前面冲锋陷阵，我去给你们发动知识分子助阵，这次非得给耀邦讨回个公道，也为知识分子讨回个公道。”他这次来京本来是参加中国电影权威奖“金鸡奖”的评选工作。他的“老井”在日本获国际电影大奖后，他被选为山西电影家协会主席。我问他评奖忙不忙，他说再忙也要来北大，听到我们游行和七条的提出，他很兴奋。吃过饭，他带上照像机和北明一起去了新华门。

　　从四月二十八日夜开始，过去神秘肃穆的新华门便被北大等学校学生围住了正大门，一排排军人站在毛泽东手写字体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前，守护着那个象徵着封建和权威的大门。

　　学生们的要求仍是答覆北京大学同学们提出的七条请愿。

　　没有一个人出来和学生谈。

　　外国和港台的新闻记者是最活跃的一群人，他们显得兴奋、敏感。新闻嗅觉使他们已经嗅到这里每时每刻都有发生震惊世界的重大新闻的可能，普立兹奖正在向他们招手。在一位德国留学生朋友的介绍下，我接受了Ｂ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不过我没有说我的名字。

　　两天过去了，中南海没有任何动作。四月十九日晚，郑义和北明又来到我的宿舍找我。郑义建议：“实在不行就绝食，这是非暴力斗争最有效的武器。”我赶紧从书架上找出《甘地传》，研究甘地是怎么绝食的。

　　郑义说，应该先写个绝食的标语，但商店已经下班了，买白布也来不及了。我把我床上的白床单拿下来，铺在地上，两大瓶墨汁倒在饭盒里，郑义蹶在地上，像写他的“老井”那样认真写着“绝食”两个大黑体字，同学们都夸他字写得好。他笑道：“文化大革命时练的。”

　　当我把“绝食”的床单带到新华门前时，已是四月二十九日午夜了。几个北大的同学把床单铺在新华门前，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同学很认真地徵集签名，那些守门的警察毫无表情地看着他。

　　就在几十分钟前，青年学生们曾试图冲击过守新华门的警察，一个在东城区公安局工作朋友告诉我快离开返校，他说那冲新华门的“学生”他认识其中的两个，是市局五处的“雷子”。这是政府想把你们推到“暴力”上，然后动手收拾你们。

　　我相信他说的话，但我没有走，和那么多同学在一起并不感到害怕。


５
　　凌晨两点左右，数千名军警从新华门里和人民大会堂等地冲出来，向静坐在新华门前的学生袭击。学生被驱至长安街上，分割成两部分。还有二百多名静坐的同学宁死不走被圈在包围圈内，而大多数学生坐在南池子街口的长安街上。

　　军警暂停攻击。一辆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车在新华门前慢慢来回移动，劝大家不要受坏人蒙蔽，赶快回学校，宣传车警告说：“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藉口而制造动乱，冲击新华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个穿黄军衣的青年学生在指挥学生坐下后，开始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他挥动拳头，面对军警，毫无惧色。他说：“我是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我是吾尔开希，同学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等李鹏出来，给我们提出的请愿七条以答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吾尔开希。他的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小时后，军警显然接到“攻击的命令”，他们跑步向学生冲来。静坐的人大乱，吾尔开希站在一辆三轮车上，呼吁大家撤到纪念碑下。我推着自行车，车子在人群中走不快，被追上来的军警一皮带打在背上。一个女同学被挤在路边挨了两皮带，吓坏了，她喊：“打倒共产党！”几名男同学冒着雨点似的皮带把她拉跑了。

　　我骑车跑到纪念碑下时，数百名军警迅速而飞快地跑过来，皮鞋和胶鞋踏在地上的啪啪声在这凌晨显得格外恐怖。我和最后的几十名同学赶紧跑到前门东侧，军警并未追过来，但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被军警控制着。

　　我一看身边的几十人多数是北大的。天已朦朦亮了，校徽上的字更清楚了，大家说，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再来，但长安街已封锁，同学们只好骑上自行车向西绕道回北大。

　　我惦着新华门前那二百多人，又看见长安街上偶尔有一两个骑车的人上早班，警察只是看看证件便放行了。我把学生证藏好，把校徽摘下放进黄书包，书包里有一个纪录每天学运发展情况的日记本，两个面包和一瓶喝剩的汽水。我决定闯一闯，因为我手里有铁路记者证。铁道部在木樨地，我可以说我是上早班的值班记者编辑。

　　我鼓起勇气骑上单车从前门向天安门驶去，当骑到长安街时，我才发现，东西长安街除大批军警外无一个行人，这个世界最宽的大街在黎明前显得空旷和恐怖，但我已无退路，路两边的军警好奇地看着我，我如果一回头，他们会立即扑上来逮捕我。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骑，嘴里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给自己壮胆。

　　骑到天安门的金水桥时，碰到了警察的指挥车，几十名警察正在那议论著什么，我旁若无人地继续向前骑，两个警察从后边冲上来把我拉下了车：“没看见我们吗！”

　　我假装不解地问：“干什么？蹲坑儿呢？”

　　一个警察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装傻呀？”

　　我说：“装什么傻呢？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说：“少废话，你证件拿出来看看！”

　　我把记者证给了他。他一边看一边问：“这么早干什么去？”

　　“上早班。”

　　这时我听见天安门城楼门洞里一群警察在打一个学生，那学生不时发出惨叫声和哀求声。

　　我以攻为守：“哎，你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他们犯了什么罪？”

　　一个警察说：“妨害社会治安！我看你也欠打！”

　　拿我工作证的警官把记者证还给了我：“走吧，回单位就说什么也没看见！”

　　我忙骑上车子，刚走几步，后边一声口么喝：“站住！”

　　我停下来，问：“还有什么事儿？”

　　那警察说：“把你的书包拿来检查一下。”

　　我心里格登一下：“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搜查我！”我大声抗议。

　　那警官说：“算了，让他走吧，别误了他上班。”

　　那要检查我背包的警察仍不死心，他在我的书包外摸着，摸到了汽水和面包，他怀疑地：“这是什么？”

　　“上班带的早餐！”我平静地说。

　　“我看是夜餐吧？！”他阴阳怪气。

　　老警察不耐烦了：“让他走吧！还有正经事呢！”

　　那警察不开心地松开我，指着我的鼻子说：“告诉你，别跟那些大学生瞎起哄，没有好下场！”

　　我骑车赶紧向西行，到南池子后我发现大批军警把长安街切为两段，更看不到新华门前发生了什么。一个交通警察示意我停止前进，并让我从大会堂西侧的路绕道过去，我只好快速绕过军警，向南疾驶，直到复兴门才松了一口气。

　　当我骑到中关村时，两辆大客车飞驰而过，车上传来了口号声：“警察打人，警察施暴！”新华门的同学被押送回来了。

　　我几乎和他们同时进北大校门，立即向他们询问新华门前的情况，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叫彭嵘的同学介绍说，警察对他们拳打脚踢，把他们一个个扔到车上，他拿着一块玻璃，上面都是鲜血。

　　我完全相信彭嵘的见证，我建议大家先别散开，在宿舍楼区走一圈，把凌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全校同学。

　　于是我给他们拟了几句口号，大家一起呼喊：“警察施暴，学生流血，通电全国，罢课抗争！”

　　几乎所有宿舍楼的窗子都打开了，学生们从床上爬起来，看见自己的同学流血了，愤怒地一起呼喊口号。


６
　　我没吃早餐就去了二十八楼，途中遇到了郭海峰，我建议应该组织新的游行，以抗议警察的暴行，郭海峰给我介绍了一个叫赵体国的同学，我们组织了一个纠察队，用以维护游行秩序。由于报名者踊跃，很快形成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学生纠察队。那是八九民运的第一个纠察队。

　　游行队伍在图书馆东门集结好后，我们向清华大学出发。还没到清华西门，大雨劈头淋下，游行的同学多数没带雨伞，所以加快脚步向清华西门跑去，我们想先借清华的教室避避雨。

　　但清华的大铁门紧锁着，一辆广播车紧对着西大门，广播车上一个学校干部模样的男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北大同学，请你们回自己的学校去闹，不要影响清华的同学……北大的同学们，请你们回自己学校去闹……”北大的同学们气愤地直跺脚，就是进不了校园，有些骑自行车的乾脆冒雨骑回学校了。

　　我建议取消这次游行，这几天同学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如果淋了雨，会大批病倒，但筹委会其他同学坚持要冒雨游行。我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雨小了一些后，我们整队出发，人已剩一少半了。途经政法大学时，游行的同学来到学校的教室休息，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为我们送来面包和热茶，加上院里的“向北大学习”的标语和热情洋溢的笑脸，与清华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我们心里暖融融的。

　　吃饱喝足，游行队伍离开政法大学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纠察队的同学拉起了手把游行的同学圈起来，市民一路鼓掌给学生鼓励，学生则把传单散发给他们，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下班经过游行队伍时，激动地跳下车，带领学生喊起了口号。他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时除高校的师生之外，这样大胆的人还不多见。后来他曾到北大讲演，也曾到我宿舍商量工作，在广场帮助绝食团做了许多工作，因为他总批评李禄，强调他身分不明，遇到柴玲等人的反对。不过，我以为他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的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切，他叫陈明远，一个数学家，也是诗人。是耀邦十分欣赏的人。

　　晚上七点钟，游行队伍进入了广场，在纪念碑前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这时，雨更大了，很多人就这样站在雨水中。张志勇拿着手提喇叭讲了许久，连在圈内的我都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我替他着急，几千名学生有些不耐烦，雨又越下越大，这使我忘记了自己“推波助澜，联系各界”做幕后“黑手”的底线。走进中央，从张志勇手里把话筒要了过来。我大声说：“我们今天游行的目的是为了抗议今晨警察在新华门和东西长安街对和平请愿的大学生施暴！”

　　一个北大学生跑进来为我撑着伞，我轻轻把他推开了。在这种场合如果有一个人没有伞，那就应该是我才对。这是我走进社会后最深刻的体会，你会从中得到你是想不到的效果。果然，学生们激动地为我鼓掌，掌声压过了雷雨声，中外记者把那可怕的镜头对准了我。

　　我说：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政府：一、就今天凌晨发生的野蛮暴行向被害者和大学生道歉。二、追究下令施暴的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的责任。三、认真和我们对话，就北京大学同学提出的“七条请愿”要求给予圆满答覆！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显得也有些激动，我接着说：“如果政府仍旧采取用警察和皮带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将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为止！”

　　掌声雷动，几千人发出齐声怒吼：“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接受七条，凭办凶手！”

　　我最后说：“今后斗争会更加复杂多变，为了有效地领导我们的和平请愿，我建议北京各高校在学校学生自治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全市的学生组织，也可以称为『团结学联』或『北京高校团结自治会』来统一协调各高校行动，做到有理有节，有条不紊。”

　　在同学们热烈的响应下，各高校的同学聚到圈内开始协商。我建议：我们今天来广场的目的已经达到，不能让同学们这样在雨中淋着，杨涛和张志勇他们说要留下来研究成立联合会的事，我说：“一个学校有一个代表就可以了，要不然，我带队伍回校吧。”他们同意了。

　　队伍在纠察队同学的组织下，有秩序地经过新华门向西游行。一路上给我们送饮料和面包的个体户很多，这让我们很感动。

　　经过新华门后，我把队伍停下来，杨涛和赵体国给北大打电话，让学校派校车把学生接回去。但学校没人敢负这个责任。雨中冻得发抖的同学开始骂人了。我灵机一动找到执勤的警察，让他帮助拦公共汽车送我们回北大。我跟他讲：如果不尽快送我们回校，我们就进中南海避雨去，人民政府总不能眼看着人民被大雨淋吧？

　　那警察用对话机同上级报告后立即帮我们拦了两辆大客车，司机不愿拉我们，被警察逼着又没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挤满了车厢，但那司机却把我们拉到一路汽车的终点─公主坟，下车回家了。他说他没有领导的命令不敢送我们，因为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有些同学气愤地要揍他，有的要砸汽车。我忙拦住大家。我说我是作家班的学生，请大家相信我，同学们在车上先避雨，我去找调度交涉，一定让他们尽快送我们回北大。

　　我跳下车冒着大雨向调度室走去。一位年轻的教师也尾随我跳下车进了调度室，那位年轻的调度听了我们的要求后立即把总经理从睡梦中唤醒了，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好长时间，那调度放下电话后面有难色地说，总经理说：“即使他同意，也没有司机。”我说：“还是总经理不同意，如果他同意就会有司机。”那年轻调度又拨通了总经理的电话，然后把听筒交给了我，那总经理一副为难的样子，我向他讲了我们的处境，请他伸出手来援助一下，如果上面追究可把责任推给我们，我这样一说，他才有松动，他让我们等他，他马上就来。

　　半个小时后，一辆轿车开来了，那位总经理跳下车和我握握手，然后说：“司机他也带来了，只是要我把我的学生证押在汽车站，如果公安局追查可以让他有个交代，另外，最好交点钱，只不过是个象徵。”中国政治的恐怖使这些人变得很聪明，不过我承认他是一个好人。

　　我略微犹豫了一下，说心里话，几千个人在一起怎样喊口号都不怕，但如把证据放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逮捕组织者或把我的情况通知北大组织部门，而我当时是共产党员，还是快要上任的党支部书记。但一想到车上那冻得直打哆嗦的同学们，我立即把学生证交给了那位总经理，并在一张纸条上签了字，我说我没带那么多钱，几天后我拿钱来换纸条，纸条上写着：“北大车费，壹佰元整。”下面是我的签名。

　　当我们在北大门前下车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雨也停了。同学们疲惫地下了公车。

　　那位总经理在车下等我，见我下来后，他说他很为学生的精神感动，也为我的负责精神感动。他把我的学生证还给了我，说：“如果有人追究就追究我好了，总不能让孩子们在大雨中过夜的？”

　　我握着他的手，真有些激动了。


７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郭海峰通知我到二十八楼参加“筹委会”会议，在一个男生宿舍的门外，我被一个小巧清秀、梳着短发的女学生拦住，她问我是谁、找谁。我问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她说她叫柴玲，是筹委会（北京大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的简称）秘书处的，现在筹委会正在开会，有什么事跟她说也可以，她负责转达。

　　当郭海峰出来告诉我是参加会的时，她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很乱，什么人都有，请我原谅，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她那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处理问题的干劲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加会议的有王丹、郭海峰、封从德、杨涛、熊炎、杨丹涛、赵体国、常劲、欧阳、谢健、蔡健和我。主持会议的是郭海峰，主要议题有：一、总结分析这几天形势，二、研究如何参加耀邦追悼大会，三、选出筹委会执行委员并详细分工，各司其责。我首先声明，我不参选，于是同学们选我当顾问，先设一个资询委员会，由我和封从德负责，加强和社会各界的密切联系。谢健和赵体国也表示不参选，于是大家委任赵体国仍然负责纠察队，谢健和我做调解人。会议决定，罢课三天，明天全校出动并通知北京市其他有关学校协调行动，在天安门广场戒严前进入广场，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耀邦同志追悼会。

　　晚上，王丹、熊炎、郭海峰等人来到我的宿舍，商量筹备北高联的事。郑义和夫人北明也参加了。郑义对形势做了分析，他以为这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从这几天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大学生的成熟和稳健。他告诉我们他这几天四处奔走，已开始徵集名知识分子签名，他们将以公开信的形式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要求他们能认真听取同学们的意见，郑义还就游行、静坐、罢课或绝食等步骤提出建议，给我们参考。后来，大家推举王丹去联系其他各校负责同学，准备成立各校自治团结联合会，郭海峰仍做为北京大学筹委会召集人。

　　凭心而论，我们谁也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想法，我们想藉此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改革开放。我们甚至十分谨慎地提出我们的诉求，尤其注意不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但邓小平结怨太深，我们控制不到校园的大字报很难说没有对他的批评和讽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汇报上去，说学生是针对邓的、邓便发病了，他不允任何人向他的权威挑战。

　　《人民日报》发了个评论员文章，开始对我们威胁恫吓：“破坏安定团结者要受到法律制裁。”“误认政府的容忍为示弱者要自食其果。”据说何东昌也说要抓长胡子的黑手，他说：“参加游行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上当受蒙蔽的，但对那零点一的坏人决不能手软。”王丹听后一分析，北京大学一万多学生，抓零点一正好是十几个人，那正是筹委会委员的数字。

　　王丹说：“这何东昌算的还挺准。北京市公安局的朋友们通知我们，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钟，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全部戒严，以“保证胡耀邦追悼会的顺利进行。”我们于是决定，在二十二日零点之前进入广场。

　　作家班的同学买来大批的白布、竹杆、毛笔和墨汁，开始为北大各系的同学写标语，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学买了一面大红旗，全班同学一起做了一个班旗、旗上写着“北京大学── 作家班”。后来，这面旗在首都北京的游行中多次冲在最前面，成了知识分子集合的标志。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大学有秩序的队伍陆续进入广场。北大的队伍更为壮观，各系以班级为单位列队进入广场，广场的人都为北大的阵容鼓掌欢呼。

　　零点前，二十多万大学生都按指定时间进入广场，在指定的地方坐下。有两个耀邦治丧办公室的官员找到我们，他们要求我们退后二十米，因为天亮要有许多官员来参加追悼会，要给他们留出停车的位置。

　　二十多万人退后二十米，谈何容易？！但我用扩音喇叭把情况向同学们讲了后，疲惫的同学们非常配合，在我的调度下，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向后退，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二十万大学生形成扇形对着人民大会堂。


８
　　那个黎明来得好慢好慢，广场寂静无声，同学们都进入了梦乡。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料峭的春风使同学们不得不靠得紧紧的。我一夜不曾合眼，开了一夜的会。太阳刚刚升起来时，郑义送来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四十几名知识分子已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要求迅速与学生对话，肯定学生的爱国运动，而置之不理或采取压制的作法都是不明智的。

　　我当众宣读了这封公开信，广场数十万学生欢声雷动。我读的每个人都是同学们敬佩和熟知的；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郑义、李洪林、于浩成、吴祖湘、戴晴……我每读一个名字都有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封信给同学们的鼓舞太大了。同学们深深地感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有那么多知识精英和我们在一起。寒意全消，困意全消。远处没有听到我宣读这封公开信的学校派人来找我，让我到他们那边去宣读。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封公开信，从此，北京的知识精英开始介入学运。不仅推波助澜，而且冲锋陷阵。

　　上午十时，胡耀邦的追悼会开始了，赵紫阳总书记致悼词，全国下半旗致哀。在一片哭声中，同学们都胸戴白花，肃然站立，每个人的眼睛都涌着哀痛的泪水。一副十几米长的挽帐道出了大学生们的心声：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大批军警组成十几米宽，几千米长的人墙把我们和人民大会堂隔开。

　　同学们一致要求李鹏出来，但无论大家怎样千呼万唤，那个“人民的总理”就是不出来。

　　吾尔开希主张全体同学冲进大会堂去。我不同意，我说：“我们不能给政府以口实，在美国那样民主的国家也不可以冲进国会，况且今天又是耀邦的追悼大会。”

　　开希说：“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收场？你们心甘情愿？”

　　没有一个心甘情愿的，人们都有一种屈辱的感觉。

　　我说：“把我们的请愿书递上去，如他们不接，那就面对国徽长跪不起，把这个政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吾尔开希：“我不同意，我们不能给统治者下跪！”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四十年了，哪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站起来过！”泪水从我的脸上流下，那种感觉只是痛苦的悲鸣。

　　封从德手里拿着用大白纸抄好的请愿书，犹豫着。

　　几十万人的广场蓦地彷佛凝固了。

　　郭海峰伸手从封从德手中抢过请愿书，和周勇军、张志勇两个同学一起冲过军警的人墙，步上人民大会堂正面的台阶，在那硕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面前跪下了！

　　天安门广场二十多万大学生惊呆了！

　　泪水，屈辱的泪水从每个人的脸颊流下，广场在呜咽！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陈明远从大会堂里走出来看到这个场景，立刻冲上去抱住了郭海峰，一起跪下。

　　郭海峰他们整整跪了四十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接过郭海峰手中的请愿书，彷佛郭海峰举的是一团燃烧的烈焰。

　　那四十五分钟，停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第七章 新闻导报


１
　　新闻自由一直是我们在八九民运中的政治诉求之一。从学潮一开始，我就想在北京大学办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封从德曾向我建议，请香港报界知名人士徐四民来北大帮助我们办报，由他出任顾问，后来条件不成熟，徐四民也没来成，据说，徐四民先生早有办一张民间报纸的想法。

　　四月二十二日耀邦同志追悼会后，官方报纸很令人失望。《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纸根本没有报导二十万大学生参加追悼会的情景，以及郭海峰等三名同学长跪四十五分钟请愿的情景，只有《科技日报》、《 北京青年报》对追悼会外面的情况做了报导。我记得当时《科技日报》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我的词句“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那篇通讯如实描述了三十万大学生参加耀邦追悼会的情景，读来令人感动，但《科技日报》也未敢深入报导学生请愿的要求以及郭海峰跪求民主的事实。

　　在二十三日的筹委会谘询委员会上，我提出必须尽快地办自己的报纸，以迅速、即时、准确地报导学运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但当时大家提出许多技术问题，如是铅印还是油印？采用电脑排版是否可行？去那里搞电脑？另外，要不要向新闻出版署申请报刊登记号？资金从哪出？等等……

　　我强调：重要的应先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吸收一些有热心的同学参加工作；另外，先用电脑排版，因为北大的一些研究所都有电脑，学生可以利用夜里或自己写论文时间帮助我们排版；三、印刷可采用油印，然后待报纸出来再拿报纸出去募捐，待有条件再考虑铅印或扩大发行。关于申请报刊登记号可不去考虑，因为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退一万步说，就是给他们也要拖你半年或一年，那时学运早已结束，情况很难预料。

　　于是，同学们分头准备，我负责稿件编辑，另外几个同学负责排版、印刷。我们想尽快地把这张纸办起来，用它来真实记录这场迅猛发展的学潮。

　　筹委会开会，决定以罢课抗争。二十三日夜郭海峰来我宿舍，并带来了他的女朋友。大家闲聊一会儿，我和郭海峰走出我的宿舍，研究第二天的北京大学誓师大会，海峰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召集人，他当时对筹委会的成员丁小平、张志勇等不满。认为两人过去都是官方学生会的干部，在工作上不仅不能配合而且处处不合作，筹委会已经开会将丁小平、张志勇选掉了。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筹委会的矛盾，王丹当时极想联系其他高校筹备成立“团结学联”，我忙于筹备《新闻导报》并想和社会各界联系，听取知识精英对学潮发展的意见，筹委会的工作多由郭海峰、杨涛、熊炎、赵体国、蔡键、常劲等同学负责。但丁小平是筹委会第一任召集人，又是第一次大游行的主要领导人，我建议：对他和张志勇的撤换要慎之又慎，况且明天要开大型誓师大会，万一丁小平和张志勇冲上台去，讲些与筹委会提法不同的话，那就容易引起人们对筹委会内部团结的猜测，从而导致筹委会的信任危机，那后果会非常严重。

　　我向郭海峰建议：“明天的会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小平和张志勇上台，不能把话筒让他们二位掌握，两人刚刚被排挤出筹委会，必然不服气。”郭海峰同意我的建议，他说他会想办法的。

　　没想到，第二天的会出了大事。


２
　　四月二十四日中午，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场旌旗招展，歌声嘹亮，全校各系的旗帜全举出来了，近万人参加了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组织的大型政治集会。

　　但大会令人失望。

　　王丹代表筹委会讲话，表示要坚决和政府抗争，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号召北大学生发扬五四精神，把自由民主的运动进行到底……

　　每个人的发言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但当张志勇走向主席台时会场出现了混乱，先是郭海峰不让张志勇讲，但后来同意他只讲三分钟，而被拒绝上台的丁小平脖子吊一个手提话筒，站在主席台上频频向学生们招手，那姿势使人想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样子。

　　张志勇在讲话中介绍了自己，然后开始抨击筹委会对他的“排挤”……

　　台下一阵骚乱。

　　郭海峰抢下张志勇的话筒。而这时熊炎冲上去从郭海峰的手中夺过话筒大声说道：“同学们，请安静，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张志勇是官方派来的，他是有背景的……。”

　　就如一盆冷水泼来，人们惊呆了，但马上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大家纷纷指责熊炎：“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这样去污辱同学！”

　　同学们都站了起来，全场大乱，无论郭海峰如何制止都无济于事。

　　官方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上了主席台，要求大家冷静下来，不要搞分裂，但也只有一部分人听他演讲。

　　糟透了！誓师大会成了吵架大会，北大的同学开始怀疑筹委会的素质。

　　熊炎为此主动提出辞职，并自己写了张向同学们道歉的大字报贴在了三角地。

　　后来筹委会考虑集体辞职，以示对那次大会失败负责，但为了保持校内有组织领导学运，并推动校园民主建设，建议各系投票选出本系学生代表，然后由各系学生代表产生筹委会，待新选的筹委会接任工作后，原来的筹委会全部辞职。

　　两天后，孔向东、沈彤等五人被选为筹委会常委，称五人常委。但后来由于孔向东等人的辞职，五人筹委会也解散了，筹委会仍由原来的杨涛、王丹、封从德、郭海峰等人主持，熊炎和沈彤去法大组织对话代表团，王丹后来去了北高联。


３
　　这段时间我没有参加筹委会的会议，当时的情况是全校罢课，我每天骑上自行车联系和采访。赵瑜和谢泳两人也从山西太原赶到了北京，每天吃住在作家班，两人分头采访，想和我合作写一部关于北京学潮的报告文学。

　　赵瑜是我的好友，他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当时正走红，所以他在大学生中的知名度是蛮高的。谢泳是山西文学新掘起的文艺批评家，也是我的朋友。当赵瑜知道我在筹备办《新闻导报》时曾警告我，不要涉入太深，以免被抓住把柄。刚开始我还保持不深入的姿态，但后来出任了《新闻导报》总编辑。后来赵瑜被逮捕坐牢，而谢泳只在北大住了十余天，便被山西省作家协会电报召回。

　　《新闻导报》首先出了个试刊号，汇集了学潮初期的宣言，诗歌、请愿七条以及一些三角地大字报，印数只有五百，沈彤、杨涛等拿到记者会发行，被一抢而光。

　　许多信息立即反应回来，大多数是建议性意见，我马上和王果为等开会，他们都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同学，果为性情沉稳，写一手好字，编辑工作由他负责，曹为英俊开朗，周围有几个印刷和发行的同学，所以印刷发行他全包了。《新闻导报》的主要负责人就我们三人，我是总编辑。除主持每期的编务会外，设计版式、撰写社论、评论文章，主要的人物专访也由我主笔。我们三人可谓配合得珠联璧合，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编辑部。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塞万提斯民主草坪上开会，召收了一百多名编采人员，后来还在三教开了一个正式大会，宣告《新闻导报》正式出报，政法大学等校派来代表祝贺，并主动提出在各校设立采访组，支持办报。我在会上讲了我们办报的目的，采访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写新闻。因为这些愿意参加工作的“编采人员”多是理科学生，北京大学没有新闻系，少得可怜的几位中文系或国政系的学生对新闻也一窍不通，写回的通讯常常要重新改过，但就是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却办出了八九民运中影响最大，独裁者最恨的民间报纸。

　　我们报纸的两次全体会议都有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参加，果为告诉我会场有“雷子”，我当时还不信，但会议结束时，一个青年人冷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从我身边走过，扔下了这样一句：“张伯笠，你的党籍保不住了。”那眼神冷然一闪而过，但却像一阵冷风从脸上掠过。

　　为了能使《新闻导报》既冲破新闻封锁，又能在校园扎根，我仍决定采取低调姿态，我在起草发刊辞是这样写的：

　　《新闻导报》是在学运中产生的，他真实地报导学运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地反映北京大学生的呼声，我们主张新闻自由，这是我们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全体共产党员开会，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邓小平在讲话中把广大青年学生悼念耀邦的和平请愿视为动乱。当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场电台的联播节目中广播了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中国的新闻经常能闹出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四月二十五日的广播播出四月二十六日的报纸社论，可见执政者的迫不及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吓住青年学生。这是共产党四十年来的一贯做法，要搞运动之前，先在《人民日报》发个社论，为他们抓人先寻找根据。

　　这个“四．二六社论”在结尾时又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杀气腾腾的文字，令人想起血雨腥风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我马上找来两位博士生，一起研究如何回应“四·二六社论”。我给两位出了题目。

　　一是要旗帜鲜明地驳斥“四·二六社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决不是一般编辑和评论员写得出来的，而是有极大的背景，因为那篇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是邓小平的精神，不推翻这个“动乱”的定性，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要被捕坐牢，一场新的政治迫害就会席卷全国。所以我们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第二、搞一篇评论员文章，把《人民日报》在历次政治运动前的社论都列出来，看那张报纸是怎样下达杀人整人动员令的，让历史解释现在，也让历史告诉未来。如《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发表了戚本禹炮制的社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实质》，揭开了“十年动乱”的序幕；同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中国陷入动乱深渊。然后是《煽起大夺权的“一月风暴”》，全国大夺权，大混乱、武斗、流血、死人，人吃人的红色恐怖开始了……

　　我强调：“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把掌握的真理告诉全国人民，所以《新闻导报》第三期主要针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作战！集中力量，集中火力，揭露人民日报。”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在二十八楼召开了筹委会扩大会议，研究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应，同学们一致主张联系各校举行全市大游行，以反对硬扣在学生头上“动乱”帽子。会议并对游行路线，和警察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是否会遭到镇压都作了详细的讨论，最后统一布置了口号，加进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标语，其目的是不给统治者镇压以口实。


４
　　下午，表姐来校看我，我陪她到“燕春园”吃饭，饭后又到未名湖边散步，未名湖一片春色、柳枝婆娑，碧波汤漾，和三角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正行走间，我的师长钱理群教授从我的后面赶上来，他是鲁迅专家，他为我们班开的《周作人研究》非常受欢迎，我对他很尊敬，不仅因他的学识渊博，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的真诚和直率。

　　我把他介绍给表姐。他对表姐点点头后便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明天不能去游行，那要流血的。

　　钱理群教授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闪着泪花，他说：“我担心，你们还是孩子啊……还有好多事要你们去做……”

　　我握住钱理群的手：“教授，别担心，我们人多，又有全国人民支持，再说，我想他们还不会反应那么快，他们以为一个杀气腾腾的社论会把我们吓住，我们就是要他们看看，现在的中国大学生不像从前那样软弱了……。”

　　震惊中外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一次展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的蔑视，那次游行表现的和平、理性以及北京全市老百姓的声援使统治者既气又怕，警察布置的防线被学生们一一冲破，有的警察竟参加进了游行者的大潮中去。

　　游行回来后我们编辑部连夜加班，印刷第二期《导报》和编发第三期。到后半夜同学们都饿了，我让两名同学下楼去买宵夜，结果买宵夜的同学捧回来四十多份煎饼果子，买宵夜的同学说，下面那两个卖煎饼果子的女孩听说《新闻导报》的同学们在加夜班，说什么也不要钱，她们说：“如果要给就给我们两张报纸吧，我们留作纪念……。”同学们放下手中的工作挤到窗边向下望去，两个姑娘在充满凉意的夜风中摊着煎饼，大家都很感动，我也一样，心里面热呼呼的。

　　《新闻导报》第二期和第三期很快与读者见面了，这两期集中了一些重要文章，如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社论，“人民日报的历史功绩”的评论等文章，以及“我们反对什么？我们拥护什么？”还有我写的郭海峰的专访“我以我血荐轩辕”，王丹的专访“王丹，男子汉”等。这两期我们从版式设计上有很大进步，另外多打了六张蜡纸，后每期的印数增加了数千。

　　报导文学作家贾鲁生从山东回京后到北大看我时告诉我，他在济南的书摊上看到卖《新闻导报》，一份的价格竟高达七十元人民币。

　　在勺园的各国留学生也派人找我们购买，每次买二百份，给二百美金。我也明白那些外国留学生的用意，他们不敢向我们捐款，恐怕给我们带来“里通外国”的麻烦，所以用这种方式支持我们办报。

　　西单民主墙的人也找到北京大学，想介入《新闻导报》，一位自称坐了四年牢在当年西单民主墙时给魏京生办报纸的人游说了果为和其他同学，想和我们一起办这张报纸，果为表示赞同，他们在学二餐厅找到了我，果为等人买了啤酒招待这些“老反革命”。

　　他们的想法遭到了我的拒绝，我说现在导报不能渗进非校园色彩，那样后患无穷，我表示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但不希望他们插手报纸，因为他们都是秘密警察掌握的人，如他们一参加《新闻导报》的编采工作，安全部就完全可以反革命煽动罪封锁导报，我希望他们能理解。

　　刘晓波也到北大发表看法，五月三日夜我们在北大二十八楼开会研究“五四宣言”时，刘晓波要求见各位学生领袖。郭海峰、封从德不同意他参加会，我和王朝华也不同意，后来是吾尔开希给讲情让他进来发表高见。那是我第一次见刘晓波。他身后跟了一位打扮入时的女人，他站在门口，要求我们在起草五四宣言要有深度，只讲了几分钟就告辞了，他除留给我爱哗众取宠的印象外，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口吃很严重。

　　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何东昌、袁立本和学生进行的所谓“对话”，在北京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弹。早在前一天，北京大学生自己的组织“北京高校自治联合”就已成立，但袁木、何东昌等人拒绝和“非法组织”对话，他们找了一些官方学生会的学生进行对话。郭海峰也参加了那次对话，我当时支持他去，让他问袁木，李鹏算不算人民公仆，为什么我们跪了四十五分钟竟无人出来接住请愿书？

　　那次对话的效果十分不好，老奸巨猾的袁木充分地掌握了对话的主动权，一个对话会实际成了袁木的讲演会，政法大学的一位同学当时退出了会场，并号召其他同学一起走，但那些同学没有走，结果对话不痛不痒，郭海峰虽然质问了李鹏为什么不出来见学生等问题，也被袁木嘻嘻哈哈敷衍了过去。

　　郭海峰回校遭到许多大字报的指责。为此找我倾吐苦水，我在《新闻导报》发表了他的专访，为他主持公道，因为在强大的政权和狡猾的政客面前，我们实在不应该对年仅二十几岁的学生领袖求全责备。


５
　　五月四日那场全市大学生大游行后，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在没有经过全体高联常委通过的情况下，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了“五四”后全市复课的指令。五月六日后，有的大学部分复课。北京大学也有部分教室开始上课。

　　那天我们班的课表是曹文轩教授的《思维论》，我和建祖、非默等几个同学到了课堂。

　　曹文轩是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也是作家班的班主任，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微笑着站在黑板前，看着课堂上那寥寥无几的学生，迟迟不开口。上课的铃声响了五分钟后，闯进一群外国记者，三、四部摄像机对着空旷的教室的门，一位ＣＮＮ的记者用中文问曹文轩教授怎样看待罢课与复课。曹文轩淡淡一笑说：“我今天的课不能上，因为，我的课应该有九十多名同学来修，现在只有几个人。”他又说：“政府应该看待学生是爱国的，而爱国是无罪的，如果没有那顶“动乱”的帽子，我想，我的学生会回到课堂的……”

　　我和建祖等人为曹老师鼓掌，然后离开教室。半个月没进教室了，心里不免眷恋那硬硬的木椅，但偌大个校园竟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这责任在我们吗？我不断地问自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不需要回答。

　　郑义、赵瑜、北明那几天待在北大，我们几经讨论，决定在罢课与复课的拉锯战中组织一次北京知识界的自行车大游行，由北京大学作家班筹备，那几天总是写标语，郑义曾写了两幅标语，很令人兴奋，一幅是：

　　学习鲁迅精神，挺起民族脊梁

　　另一幅是：

　　跪久了，站起来溜达溜达。

　　五月十日那次自行车游行（也有人称为飞行集会）从北大出发，我们把中文系的一辆三轮车借了出来，一位从江西来叫木易的怪人主动蹬三轮。我站在三轮车上挥舞作家班的大旗做引导，柴玲坐在我身后捧着录音机放音乐，建祖、何力力、阿吾等人也穿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白Ｔ恤站在我的身边。大旗后面的队伍十分壮观，第一排是二十几名知名作家以及王丹等几名同学。作家班买了许多北大的白色Ｔ恤，前胸写上作家的名字，后背写上作家的代表作品：

　　郑义《老井》
　　柯云路《新星》
　　苏晓康《河殇》
　　徐刚《伐木者、醒来》
　　赵瑜《强国梦》
　　王兆军《佛晓前的葬礼》……

　　作家后面是北大教师队伍，再后面是新闻记者队伍，那天通知全市知识界的信号就是以北京大学作家班的“班旗”为号，所以，沿途等待的知识界朋友不断地加入游行行列。我们骑过复兴门立交桥后，队伍扩大到几万人，然后由作家班大旗前导，由长安街自西向东前进。

　　滚滚车轮组成的奇异之游行队伍有数公里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世界经济导报”的一些朋友等在天安门前，当我们绕天安门广场一周时，几位作家朋友呼喊着我的名字为我们鼓掌，那还有中国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我们到人民日报后停了下来。吾尔开希带了一些人在大门外喊总编辑出来。人们高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把人民日报大门围个水泄不通。而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在大门里响应学生，他们打着标语：我们不愿说假话，是他们逼着我们说假话。

　　苏晓康找到我，让我把作家班大旗交给别人，我们找地方开个会。

　　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团结湖王兆军的家里。王兆军原是一位小说作家，现任一个什么出版社副社长。我和晓康、建祖等人刚坐定，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徐星等人就进屋了，大家把王兆军的酒喝光了，把王兆军太太做的菜吃完后，得出一个结论：运动已得到了全民起来的时刻。知识分子伸头也挨一刀、缩头也挨一刀，乾脆，和学生们一起干吧！于是我们决定在五月十二日召开一个北京知识界的会议，起草一个声明，把知识精英的要求和主张公布于世，一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二是通告全国共产党有倒退的危险。


６
　　那天夜里我没回学校，待在人民日报宿舍刘宾雁家里。吃过小雁烧的菜，我到刘宾雁住的屋休息。宾雁已到美国一年多了，卧室里堆满了信件。不一会儿，小雁的丈夫李东江打开了门，他和我也无话不谈。他想让我劝劝小雁，明天不要去参加知识界的会。李东江是一位海军中校，人很坦诚。他说，他岳父已经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子了，这次学潮的结局肯定是对学生不利，所以他不想让妻子陷入太深，他们的儿子淘淘还小，万一小雁被捕或坐牢，他和孩子怎么办？东江推心置腹，他说他不好劝小雁，那样小雁会以为自己的丈夫太自私。他说：“你们是好朋友，你劝劝她，就算是为了孩子……。”

　　那一夜，我躺在宾雁那张铺着凉席的旧木床上，迟迟不能入睡，刘宾雁的床太硬了，两位老人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却又留给人们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勇敢的故事。

　　第二天我去团结湖公园开会，小雁把淘淘给了保姆小王带，和我一起出门。我在路上和她谈了，我坚决反对她再参与我们的活动，并告诉她以后也不要到北大找我。

　　她问我：是李东江的意思吧？

　　我说：“小雁，为淘淘想想吧！”

　　她沈静片刻：“那你呢？你不为小雪想想吗？”

　　我说：“我是男人，将来坐牢小雪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可是你坐牢淘淘的爸爸怎么带得了孩子？”

　　我们一路上无话，都觉得话题太沈重。


７
　　北京知识界的精英们三五成群地来到团结湖西门，有几位“雷子”神神秘秘地探头探脑，于是我们决定改换地点。

　　晚上六点多钟，会议在一家饭店开始了，郑义和李陀主持了会议，我介绍了北京大学这几天的情况，大家发言很踊跃，都主张有所动作。我负责记录，记得当时参加会的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老鬼、王鲁湘、柯云路、罗雪柯、郑义、李陀、徐刚、赵瑜、王兆军、苏纬、远志明等三四十人，会议最后达成共识，起草一份知识分子声明，定在五月十六日见报。十三年前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徵。十三年后，这场民主运动同样面临着被镇压的危险，所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郑重签署这个声明，公开表明我们的立场。

　　这个声明的执笔工作放在了苏晓康和郑义的身上。

　　散会后，我和苏晓康、赵瑜、陈建祖骑自行车回北大。已过午夜，路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辆计程车开过，我们四个人在宽敞的马路上并肩前行。

　　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关头。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我们个人已不能再失去这不多的历史契机。

　　我们无后路可退却了。



第八章 绝食


１
　　五月十三日，持续了半个月的不死不活的状态被打破了，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同学采用了和平斗争的最后手段── 绝食。

　　绝食的目的是迫使中共否定“四．二六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同时，开辟对话渠道，并通过新闻媒体实况转播。

　　我因为参加首都知识分子起草五一六声明会议，在回校途中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谈我的电视连续剧《酋长》谈到天亮。上午八点钟才回到北大。

　　柴玲，封从德等人都在我的宿舍，《新闻导报》的王果为和曹为等人也在我宿舍等我，我们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立即分散行动，

　　柴玲想写一个绝食书，我忙着要出《新闻导报》关于绝食的号外，把白梦推荐给她，帮她起草绝食书，我叮嘱白梦，写好后立即给我复印或抄一份，我将用在《绝食号外》的第一版。

　　临近中午，白梦给了我《绝食书》的原稿。那篇绝食书写的很感性，读来令人落泪，但我当时是以一个报纸的总编辑角度去读的，我对其中那段：“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这段提出不同意见，我认为这句是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最常用的口号式的语言，放在绝食书中显得极不协调，白梦和我辩论，坚持要保留，白梦是我同班同学，在这场运动中一直表现出色。

　　《号外》的稿件基本差不多了，我在设计版式时，同班一位搞广播剧的同学把我拉到另一同学的宿舍，一位同班的诗人挥泪写了一首诗，他们搞了个小型录音设备，让我朗诵，并配上《送别》的旋律。

　　我接过那首诗。那首诗的题目是“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谨以此献给为真理而绝食者。

　　几个诗人围着我，每个人的眼睛都噙着热泪，他们似乎在说：这是我们作家班的心声。

　　我随着那深沈而惆怅的音乐开始了朗诵：

　　五月，是警察最忙碌的季节，
　　他们像知了一样蛰伏在每一条街衢上。
　　他们挥舞着羽翼──
　　在阳光下挥舞着羽翼，
　　那些羽翼上长满了蜘蛛网……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把死亡和苦难交织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织在一起，
　　在五月的广场上，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躯体，
　　挽成一只巨大的花圈──
　　不朽的花圈！

　　是的，五月是树木绿透的季节，
　　是我们把自己从生命之树上折下来的日子，
　　是无数条葱绿的枝叶在纪念碑下，
　　等待枯萎和复活的时刻。
　　同学，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我的手伸出来，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让我们的手臂挽在一起──
　　先驱者的群像！
　　……

　　宿舍的同学都哭了，大家拥抱在一起，为那些用自残的方式去求民主的同学难过。

　　作家班的同学们举着录音机（录音机内的磁带是我朗诵的这首诗），也擎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回还”，去给绝食的同学送行。

　　曹文轩老师和一些青年教授在燕春园为绝食的同学送行，赵体国带领绝食的同学宣誓：

　　“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我自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纪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心里很难过，斗争走到这一步并不是我所希望的，五四过后的几天，王丹、封从德、郭海峰经常到我宿舍商谈工作，柴玲也常跟封从德来，大家在闲谈中，我曾建议过如中共中央仍不给我们摘“动乱”的帽子，我们可以采取最后的手段──绝食。这个启示是从甘地传中得到了，又经过郑义的鼓动。我当时的设想是在大学校园内绝食，北大、清华、北师大、人民大学，每个大学都组织一个几百人的绝食团，绝食团的人数应按本校医院所能承担的能力严格控制，在校园绝食有许多有力条件，一、可以使罢课继读下去，同学们在绝食，还有哪个忍心去上课？二、可以有良好的后勤服务和医疗服务，刮风、下雨、寒冷、曝晒都可以解决。三、不影响戈巴契夫访华，以及天安们广场的其他国事活动，给政府一个缓冲余地。我对他们讲，只要救护车每天在全北京各大学鸣叫不停，全世界新闻焦点对准北京各大学校园，政府就像火烧屁股一样再也坐不住，那时新成立的对话代表团就可主动出击。开辟四十年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对话渠道，只要保住这条渠道就会使中央政府重视民间的意见，接受民间的监督。

　　但北高联决定把绝食地点设在天安门广场，这真给我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回还”的感觉。

　　绝食队伍从北大出发了，几辆三轮板车做前导，后面是壮烈的男女绝食团员，数千人从北大门口列队到中关村欢送自己的同学，那情景会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落泪。

　　我和郭海峰边走边谈，他让我快点处理完这期《新闻导报》后立即去广场：“那儿更需要你！”他低沈地说。

　　我们紧握双手，互道珍重，一个法律系的女学生在人群中大声喊：“张伯笠，活着回来呀！”

　　我回头看去，她满眼泪水，但那春花般鲜艳的面容却明明在微笑。她是我五四游行那天认识的女孩，那一天她始终跟在我的身边，双手拉着我的胳膊，一步一步走完游行的全程。她把她妈妈为她煮的茶蛋给我吃，侧仰着头听我高唱那曲国际悲歌。她轻声告诉我她好喜欢我的声音，无论是讲话、唱歌还是谈天她都喜欢……

　　郭海峰问我：“你的女朋友？”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是的，虽然我们刚才相识。

　　郭海峰拍拍我的肩膀：“伯笠兄，值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你为理想去献身时，有一位美丽的姑娘为你流泪，那你还有什么顾虑的呢？是的，只为那满眼泪光的真诚，男儿就会死于沙场而无憾。

　　《新闻导报》绝食号外于十四日清晨印刷完毕，我派两名同学带到天安门广场两千份。连续几天几夜未休息，床上堆满了换下的脏衣服，我也顾不得了，把衣服一推，倒头便睡。还没睡到十分钟，郑义、赵瑜、北明等就来了，大家把我拉下床，研究五月十六日在北大的知识分子新闻发布会和五月十五日知识界大游行。这两项大型活动的筹备工作又落到了作家班的头上。在北京知识界，再不会找到第二个这样团结而又全身心投入的团体了。

　　我向郑义提出要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同学们，但大家不让我去，他们认为广场现在不需那么多领袖，而明天的游行以及后天的集会，却需要我做大学的预备工作。最后确定赵瑜为“五·一五大游行”总指挥，我和陈建祖负责组织纠察队，维护游行秩序，也保护那些著名知识分子的安全。


２
　　“五·一五大游行”非常成功，严家其、包遵信、李宏林、于浩成、苏晓康、郑义等著名知识界精英都参加了，我和赵瑜在前面领着大家喊口号，钱理群、王鲁湘、张曼菱等人抬着一幅巨大白布，上面是五一六声明手写内容及签名者的笔体。

　　到天安门广场后，我们选出严家其、包遵信、郑义、徐刚代表知识界去看望绝食的同学们，我和王鲁湘宣读了“五·一六声明”。当我读到：“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时，广场几十万人响起热烈掌声和长久的欢呼声。

　　为了让更远的群众能听到声明的内容，我读一句，十几万人就重覆一句：
　　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
　　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
　　“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都应当为实现……”几十万人重覆着……

　　那情景真令人热血沸腾，几十万人发出的震天动地的吼声，不知大会堂里的官员能否听见，听见后会作何感想。

　　晚上回到北大后，我给《新闻导报》的几名主要编委开了个小会， 决定派几名记者长住天安门广场，并安排了下一期的稿子，会刚开到一半，有人从广场传回信：死了一名同学。

　　万没想到，第一个死在天安门广场的竟然是我的好友，诗人骆一禾。

　　五月十三日夜，天安门广场寒风刺骨，骆一禾和妻子张玞坐在声援绝食的队伍里，一浪浪的人潮和歌潮使人激动不已。他想起了海子，那位卧轨自杀的诗人，如果海子活着，他的激情诗句会像泉水一样。骆一禾激动地站起来，向绝食的队伍望去，蓦地，他倒下了，张忙扶住他，他两眼发直，不省人事，但一只手仍指着绝食队伍的方向。

　　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响起救护车的呼叫声。

　　诗人被送到了协和医院，经检查，过份激动引发了脑血管破裂──脑溢血。

　　我呆呆地坐在我宿舍的属于我的那四分之一天地里，听着从诗人身边回来的人的叙述。骆一禾夫妇不仅是我的好友，而且是我的宿舍── 四十七楼三○一室的好友，学潮前他和张玞几乎每天都要来坐一会，我们谈文学、谈政治、谈物价，也谈家庭、爱情……我曾经想到此次学潮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万没想到第一个离开我们，死在广场的竟是那个温文尔雅的一禾。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想起张玞，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而现在她在哪？她一定在死去的丈夫身边哭得死去活来。我穿上毛衣，准备去协和医院。正要出门，同宿舍的赵殿云和同班的赵北溟同学从广场回来，北溟带回了郭海峰的口信，柴玲等人要自焚，以死逼迫政府对话，他让我快去广场，最好带几名教授去，可以劝劝那些要自焚的同学。

　　我听后既难过又着急，难过的是我们真的在付出更大的代价，着急的是柴玲等同学真要自焚的话，白白送掉生命不说，还要把问题搞僵，使双方都没有台阶可下，那将会更糟。这是谁出的馊点子？两年后我才听人说，是李录。

　　我和十几名北大教授及同班同学北溟分乘一辆轿车，一辆面包车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夜广场非常寒冷，绝食的同学倦缩在棉大衣里，没有棉大衣的互相拥抱在一起，用身体取暖，过去挂外国旗的旗杆上挂满了各大学的校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硕大的黑旗，黑旗上写着两个大大的白色字：绝食。那面旗在塞风中瑟瑟抽动，发出哗哗的声响，使你一见就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在绝食的同学身旁，北大和其他高校的纠察队围成了一圈，严禁任何人进入，以免惊动绝食的同学，我和教授们被阻在圈外，后来还是郭海峰和封从德出来向纠察队员讲明了情况，我们才被放行。

　　在绝食团指挥部，我们见到了柴玲，只短短两天没见，她显得十分憔悴，她无力地靠在我们身旁：“别走了，伯笠，我们现在需要你。”

　　从此，一直到六月四日，我再也没离开过天安门广场，我不能让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自己去牺牲而我却去做“黑手”或“菁英”。

　　在我们的劝说下，要自焚的同学都放弃了这种抗争方式，我给《新闻导报》的同学们捎去一封信，希望王果为同学把总编辑的工作接过去，把《导报》办好。


３
　　两天以后，绝食团指挥部成立，柴玲出任总指挥，我和封从德，李禄出任副总指挥，郭海峰任秘书长，另外组成了常委会，常委有王丹、柴玲、封从德、郭海峰、李禄、王文和我。

　　白梦、郑义、北明和赵瑜在开完知识界的新闻发布会后，也从北大到了广场，我和封从德设了个绝食团广播站，主要由我全面负责，郑义、北明、赵瑜等人来后，广播站的力量加强了，稿件的质量明显提高，我们也可有意识地在一起研究起草一些广播稿，宣传我们的思想和主张。

　　除广播站外，我立即动手成立了宣传部，刚开始只有几名同学，我给他们开了个会，让一名北大法律系的女同学小刘负责，我兼任宣传部长，宣传部当时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广播过的优秀稿件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和张贴。

　　小刘的工作很有成效，但总和其他高校同学搞不好关系。宣传部成立的第二天，一位叫温杰的北京大学研究生找到我，向我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认为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全国的中心，所以应该派出更多的同学到全国各地去，在每个省都搞一个“天安门广场”。这样才会形成更大的压力，在交谈中我发现这位二十四岁的研究生头脑清楚，而且很有口才，表达能力又强，所以希望他留下来到宣传部工作。他欣然同意。

　　当时宣传部设在纪念碑二层的东北角，一张支起的黄色帆布下有两部手推式油印机，同学们就在这里刻蜡板、印传单，宣传我们的民主自由理念。


４
　　五月十六日，数十万大学生涌进天安门广场了，声援绝食的同学。此时，绝食同学的人数已增到三千人。我们指挥部开会后决定，再不接收绝食同学，另外，绝食休克的同学到医院后不许再继续绝食。

　　下午六点钟，统战部长闫明复在一些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和王丹、吾尔开希来到广播站，引起了绝食同学们一阵激烈的骚动，人们站立起来，向前挤来。

　　我用麦克风要求大家坐下，保持秩序，并要求纠察队员负起责任，不要再放任何人进入绝食“领地”。臂缠红色条带的纠察队员立即手拉手排成人墙，挡住四面涌来的人潮。

　　闫明复从我手里接过麦克风，他很激动，衣领敞开着，头上是刚从人群中挤过来时泌出的汗水。他感性地说：“同学们，我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你们的同情，我的感情是属于你们的。”

　　同学们静了下来，静静地注视着他。

　　闫明复的两眼闪着泪花，哽咽片刻才说：“同学们，我只是想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你们没有权利用生命换取你们要求的达到！你们要给改革派时间啊，同学们……”

　　他接着说：“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希望你们不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作为代价，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而且完全从人道主义出发。第二点我想代表中央向同学们保证，同学们所担心的秋后算帐，绝对不会有的。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和你们回到学校去。请相信我，同学们。”

　　人群中响起了掌声，但并不很热烈。

　　王丹接过麦克风，也很激动：“同学们，我是王丹，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闫部长说的是真话，我们应该相信他。”

　　吾尔开希也抢过麦克风，他穿着医院的住院服，带着氧气袋，他更激动：“同学们，我是吾尔开希，我首先担保闫明复同志，他是我们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没说完，他就昏过去了。

　　闫明复和吾尔开希走后，绝食团指挥部立即召开了有各高校绝食代表参加的会议，大家在广播站前围成一堆，柴玲不知去哪了，封从德也不在，王丹拿着一束不知谁献的鲜花在回答记者提问，而李录手拿着手提话筒成了会议的主持人，我和马少芳、郭海峰还没发言，李录已宣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继续绝食”的议案。当时我和郭海峰等对继续绝食是持支持立场的，□明复的讲话虽然感人，但他不是决策者，如果那一天这样讲的是赵紫阳或李鹏，也许情况会不一样。

　　绝食的同学越来越多地被送往医院了，指挥部成员也大部分休克过，绝食的同学建议指挥部的同学应该吃食物，否则不利于指挥，但王丹坚决反对，其实，那时即使让我们吃我们也吃不下，几天几夜的绝食，已经没有吃食物的欲望。


５
　　每天凌晨五点钟，我开启广播，然后把新起草的广播稿交给那位女广播员。

　　在《让世界充满爱》那首悠扬的乐曲中，熬过又一夜黑暗的同学们苏醒了，他们在侧耳聆听那位女广播员甜美亲切的播音：

　　亲爱的同学们，早晨好！今天是五月十七日，是我们绝食斗争的第五天。绝食团指挥部向全体绝食的同学致以崇高的敬意。

　　掌声像是从远方追过来的六月雨，使广场的宁静被打破，于是，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天中午，一个中年男人来到指挥部，他叫张朗朗，是一位作家，他说他代表戴晴来广场看看，戴晴曾来过一次广场，她当时对绝食的同学说：我可以让赵紫阳总书记来跟大家说一句：同学们，你们好。然后你们就回学校去，停止绝食，好不好？同学们气坏了，戴晴把这些大学生当成了幼稚园的孩子。

　　我对戴晴一直很钦佩，从她的《盼》到《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她的作品我都研读过，除对她的大胆泼辣由衷钦佩外，对她所表现的道德勇气也很佩服。但她毕竟是共产党奶水养大的社会宠儿，她是叶剑英夫妇的养女，本人又在总参二部等机要机关工作，平时，大家都是搞文学的，没什么大猜疑，但这样复杂的民主运动开始后，戴晴就是显得扑朔迷离了。她一会在公开信上签名，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会又到广场劝学生回校，那讲话的口气分明是代表中央。昨天郑义告诉我，他曾和戴晴通了一次电话，戴晴在电话中对他咆哮：郑义，你要把运动推向何处？

　　我们不知道戴晴要把运动推向何处，她在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二六”社论后，让学生背着动乱的帽子而不去做理性的抗争，这可能吗？

　　我对她的“特使”张朗朗先生说：大学生不欢迎她，让她以后不要再来广场把我们当白痴了，其实，那些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比戴晴这样所谓的菁英要高尚得多。

　　据说戴晴为此大骂大学生，当六四屠城后她竟幸灾乐祸地说：活该。

　　和戴晴相反，严家其、包遵信却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严先生的可爱之处是他的真诚，他完全没有利用这场学运而给自己捞取什么政治资本。

　　严家其先生代表着当时北京知识分子的主流。在五月十七日夜，于浩成、李洪林等著名知识分子来到绝食团指挥部，我和郭海峰接待了他们。他们很激动，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你们太伟大了，在你们的压力下，邓小平有可能下台了。他们激动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我当时真不敢相信，邓小平会轻易放弃军委主席的职务和垂廉听政的权力。后来才知道，那是邓小平耍的阴谋，他向赵紫阳说他不管了，让赵处理学潮，但他并不是不管，而是离开北京到武汉等地调动军队去了。

　　那几天，游行活动也一天比一天声势大。十五日十几万人的知识分子大游行，十六日以后游行队伍更加壮大，十七日我们把绝食团指挥车开上长安街，从城东到城西，游行的车队看不到头，就彷佛像滚滚而来的长江水。参加的人有大学生、知识分子、工人，还有中央各机关和国务院各部的游行队伍，我还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警察、军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更具有象徵意味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员组成的队伍，他们高呼“学生无罪”的口号，打着“中国要民主，中国要法制”、“人民法官爱人民”的标语牌。我们的指挥车一边走一边广播，掌声和欢呼声包围了我们。

　　新闻界表现了从未有过的道德勇气，那几天不仅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等报纸真实地报道了绝食和声援的情况，新闻记者上街游行的队伍得到了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中国共产党对局势已经失去了控制。

　　整个北京城就像是一只滋滋作响的炸药桶，随时有炸毁那个已不代表民意政府的可能。


６
　　五月十八日早晨，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市政府通知我们将有雷雨，他们说，如果雨来临后不仅影响到绝食同学的健康，而且很容易使传染疾病在北京漫延，他们要求我们复食。我们大多数常委认为这是一个阴谋。

　　但我主持即使是阴谋，我们也要和他们接触，因为我们虽然不能这样因为下雨就放弃绝食斗争，但我们也不能让绝食的同学淋在雨中。经过我与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市政府的代表协商，他们同意调八十辆大客车给我们，同时，我们也通知各高校派出校车，使绝食的同学可以撤到车里去。

　　那天早晨果然狂风大作，柴玲说她身体不适，建议我来担任临时总指挥，代替她指挥这场大迁移。我在广播中沈稳地发布命令，以各高校为单位的绝食同学缓缓地离开了纪念碑东侧，向广场西北部的客车群缓慢行走。我拿着高音喇叭，调动了各高校声援的队伍组成了一条从纪念碑东侧到广场西北部的通道。通道两边的同学们都手臂挽着手臂，让绝食的同学安然通过，这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简直就是奇迹，我看见绝食的同学在向两边的群众伸手做出ｖ的手势，而群众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激动不已。

　　那些天北京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友善的人。客车上互相礼让，两个自行车碰了头，会互相说声对不起，连那些小偷都贴出了声明，扬言从此不再偷东西。除对政府和邓小平、李鹏等表示强烈不满外，北京人似乎在重建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他们对共产党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但也给共产党一次选择的机会，那就是让这个独裁四十余年的政党向人民屈服和人民合作。但共产党选择了相反。


７
　　五月十九日□晨，广场的气氛变得格外凝重。我们指挥部的同学们一直在开会。我刚刚从协和医院苏醒过来，被救护车送回了广场，我听从医生的建议，在指挥车上输液体葡萄糖，北京市红十字会主席也就是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硬是赖在指挥车上不走，他是陈希同派来监视我们的。

　　忽然有人报告：赵紫阳和李鹏来广场看望绝食同学。我们立刻拔掉了针头冲下指挥车，当我们来到北师大的一辆绝食车上时，赵紫阳和李鹏已经离开了广场。我立即让车上得到赵紫阳签名的同学把总书记讲的话回忆整理出来。

　　我和郑义、李录等人仔细地研究了赵紫阳的讲话。觉得问题严重到不可想像的地步。

赵紫阳说：

　　“我给同学们说几句话，我们来晚了，对不起同学们。

　　你们不管怎样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好，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的，我只是说，学生们的身体到现在己经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已经第七天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时间长了身体也会造成难以补偿的损伤，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结束绝食。

　　我知道，你们绝食是为了达到政府和党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有个满意的答覆，但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来解决，譬如说“性质”这个问题，我觉得终于可以解决，但你们也知道情况都是复杂的，需要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够在绝食六天到七天后还坚持这一条，一定要达到满意才停止绝食，但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法补偿了！你们还年轻呀，同学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对话的，今天就是说，同志们能不能理智一点，想一想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严重的情况。你们都知道现在党和国家都非常着急，整个社会也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同志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个事情发展下去就不能控制，造成各方面影响。

　　我就说这么多，总就这么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绝不会这样子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还在继续讨论。事实上，不管怎么讲，虽然慢了一些，事实上现在一些问题还在逐步解决，还在逐步解决嘛。

　　年轻人呀，我们都年轻过，我们也游过行，我们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事后一想……你们要冷静想一想。”

　　我们研究完信后得出了结论：赵紫阳已经失势了，保守派全面反扑，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已经控制了中央政治局。

　　我的一位朋友，在军界服务的朋友冲破了两层纠察队员进了指挥车，他哭得两眼红肿，他告诉我，鲍彤已被逮捕，赵紫阳总书记被迫辞职了，李鹏来广场是监视赵紫阳的，另外，李鹏将在明天零点宣布对北京实施军事戒严令。

　　这是我们在运动当初的最坏设想，历史就这样残酷。我仰天长叹：上帝呀，为什么对中国人这样的不公平？难道中华民族历经的磨难还少吗？！

　　我请郑义以指挥部的名义起草一个声明，告诉全国人民：邓、李、杨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非法软禁了赵紫阳总书记，开始与人民为敌，我们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争到底。

　　然后，我们在天亮时把指挥车开出了天安门广场，在东西长安街上，我们的广播员播了赵紫阳总书记来广场看望同学时的讲话，以及郑义起草的告全国人民书。

　　整个北京愤怒了。


８
　　下午三点钟左右，陈建祖来指挥车找我，说知识界的朋友们要见我。

　　我在他的带领下带了两个北京体院的纠察队员，离开了广场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大门外，一根麻绳围了一个圈子，圈内有一很大的横标，上面写着“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自从进入绝食高潮后，北京的知识界就在这里设了“办事机构”。当我来到这些老朋友的面前时，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很紧张，郑义、李陀、远志明、苏纬、徐刚等几十人神情严肃地把我围住，他们告诉我：形势已相当严峻，明天零点，李鹏将宣布对北京的戒严。而戒严的藉口是北京失去控制。

　　我一看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距离戒严时间只有八个小时。我说：“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设性意见？”

　　李陀说：“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应该抢在戒严令宣布之前停止绝食。”

　　远志明补充说：“这会使他们的戒严令失去藉口。”

　　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不要说时间紧迫，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就说我们绝食七天七夜丝毫没有得到点成果这一点，同学们的气就难以下咽。而要做出复食的决定决不是指挥部任何一个学生领袖靠威信和魅力所能达成的。按照我们当时的程序，这样大的动议要经过绝食团各高校代表大会的同意才通过执行。

　　知识界的朋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们在向我晓以利害，我完全明白，如果我们抢在李鹏宣布戒严前停止绝食，就会在舆论上和战术上都抢占风头。我当时只向他们说了一句：“我尽量去做。”

　　回到指挥部我马上找到柴玲、李录、郭海峰等在场的常委商量。大家基本同意我提出的抢在戒严令宣布之前停止绝食的动议。于是我们几人分头行动。

　　我首先通知各高校代表在晚上七点钟到指定的大客车开紧急会议，并责成郑义等人起草复食宣言，然后通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在广场的记者晚九点钟将有重要新闻公布。另外派了两名同学保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秘书的电话联系。李录将绝食的同学调出了大客车，以各高校为单位围坐在绝食团指挥车四周，整个天安门广场旌旗招展，人声鼎沸，人们都预感到绝食团将有重大举动。

　　晚七点钟，近二百名各高校绝食同学的代表在纠察队同学的严格验证后进入了我亲自选好的大客车内。我调集了五百多名天津来的大学生纠察队，并严格下了命令，没有我签字的通行证一律作废，任何人不得进入举行会议的大客车。

　　纠察队长说：“如果吾尔开希来呢？”

　　我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坚持我们开完会。”

　　我当时不知道吾尔开希的想法，但我知道他办事的没头没脑和个人影响力，万一他反对复食，在会上大嗓门一煽动，靠他在学运中的影响力，我所作的一切努力就会泡汤。

　　我按时宣布开会、柴玲、李录、郭海峰等同学都参加了会议。

　　我主持了这个不知会是什么结果的会议，如果我当时把马上要戒严的消息告诉各高校代表那将很容易通过复食决定。但我不能讲出来，这涉及到：“重大国家机密。”

　　我当时很感性地谈到绝食的现状，二千六百多学生进过医院，现在还有一些同学在绝水，生命每时每刻都受到威胁，而绝食斗争已经得到了全北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和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如再继续绝食下去同学们的身体将受到严重伤害，而那个混蛋的政府也不会就此摘掉扣给我们的“动乱”帽子。

　　我最后强调：“我们不能为了目的的达到而不顾手段的纯洁，生命是最高准则，每一个代表都没有权力用绝食同学的生命做为赌注。”

　　其实，当时绝食的同学已经被四处的声援闹得骑虎难下。没绝食的人去广场喊喊口号热闹一番，但他们绝想不到那些已经绝食七天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反感。

　　显然，全体代表都被我的讲话所感动，我没有给任何人再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提出绝食团指挥部决定将绝食斗争改为静坐斗争，请全体代表表决。

　　表决结果：一百七十三票同意复食，十七票反对复食，三十三票弃权。

　　就在这时，车外一阵噪杂。吾尔开希在三五个穿白大衣的医护人员簇拥下闯了进来。吾尔开希显得很气愤：“为什么不让我进来？！”

　　我说：“你来的好，会议的内容是关于复食的决议，现已通过，你也可以发表意见，不过简短些。”

　　吾尔开希说：“我同意复食。”

　　我说：“那很好，散会。”

　　我和柴玲、李录、郭海峰等迅速回到指挥车。这时郑义和赵瑜等都上了车，把已经写好的复食宣言稿交给了我。我交给柴玲，让她代表指挥部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决定。

　　当柴玲宣布各高校绝食代表已经通过停止绝食，由绝食改为静坐的决定后，全场哗然，一些同学涌向指挥车，强烈抗议，但我发现这些人很少有一开始就参加绝食的同学，他们把指挥车推得左右摇晃，愤怒地咒骂指挥部。我很理解他们，他们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但他们又不知道中共马上就要大军压境实施戒严的现实。

　　我跳下指挥车，立即被人群包围，他们恨不得将我撕成碎片。我在邵岩及十几名中央体育学院的同学帮助下好不容易挤出了人群。十分钟后我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一个装有无线电话的房间里，他们为我接通了中央办公厅。

　　十几名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在对着我拍照。室内除闪光灯和快门的声音外，静得怕人。

　　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电话。”

　　我说：“我是天安广场绝食学生代表。”

　　他说：“请报告您的名字和职务。”

　　我说：“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张伯笠，现任绝食团副总指挥。”

　　他说：“请讲，我们在录音。”

　　我说：“我们宣布，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二十二点整停止绝食。并请中央办公厅转告赵紫阳总书记，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及政治局其他同志。”

　　我接着把复食宣言的内容复述了一遍。我最后说：“复食并不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诉求，而是转换成静坐的方式继续抗争。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千万不要把自己和人民对立起来，贻误民族发展之大业。”

　　半个小时后，中央电视台为我们播出了这条使李鹏暴跳如雷的新闻：

　　“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宣布于五月十九日二十二点停止绝食。”

　　当我和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电话回到广场西北角的绝食团指挥车上时，指挥车上下已经充满了火药味，车上在激烈争吵，车上据说还动了手，王文竟和李录打了起来，而封从德从医院赶回广场后，大嚷复食是出卖学生运动！和柴玲大吵一通后，他立即抢过麦克风要求各高校代表到指挥车下开会，要推翻刚刚宣布复食决议。

　　当我问清事情的经过时，封从德已经从车下的“会议”中回到指挥车。他一见我立即火冒三丈：“张伯笠，你知道你在作什么吗？你在出卖学生运动！你在出卖绝食的同学！瞧瞧这个！”他扬了扬手中的那张纸：“这才是绝食同学的真正心意，全体通过，坚决反对复食！”

　　我守着车上的电台，负责电台的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同学是我绝对相信的人，他已按照我的指示把机器关掉了。我刚上车时已经发现，封从德在车下开的那个代表会，与会者的代表资格根本就没有经过审查，能挤的人和能喊的人就算是代表了。

　　封从德命令：“开机，我命令你开机！我要宣布继续绝食的决定！”

　　柴玲带着哭腔：“老封，你要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斗争很复杂！”

　　封从德大嚷：“我不能冷静！我要为绝食的同学负责！开机！”他拿起麦克风：“广场的同学们，我是封从德……”他停了下来，电台没有开。他更火了：“我以绝食团副总指挥的名义命令你把机器打开。”

　　我站起来说：“封从德同学，你刚从医院回来，不了解现在和即将要发生的情况，我想你最好先休息一会，两个小时后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不，我现在要宣布继续绝食的决定！”说着他推开那个管机器的同学，自己把机器打开，就要宣布。

　　我厉声说：“把机器关掉！”

　　封从德两眼愤愤地望着我：“你要干什么？！”

　　我说：“封从德同学，你严重地破坏了绝食团指挥部的民主程序，按规定，召开全体会议须经绝食团常委会通过，你刚才的会议是自己提议召开的，根本就没有经过绝食团常委会，所以我们不承认会议的结果。而我主持关于复食的会议，是经过除王丹和你不在场外所有的常委通过，并授权于我召开的。各校代表经过审查资格，会议结果具有代表性。”

　　封从德说：“我不管，我就是要宣布继续绝食！”

　　我说：“任何人无权凌驾于指挥部集体之上，因为你身为副总指挥，粗暴地践踏自己所订的民主程序，一面高喊民主，一面自己搞独裁，所以已经不适合再做副总指挥的职务，现在七个常委六人在场，我提议罢免封从德副总指挥之职，请大家表决。”

　　封从德愣住了，他木然地看着这几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学，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他这样无情。他更不明白包括自己的妻子柴玲在内都严肃地举起了手。

　　我说：“全体通过……封从德同学，你现在不是副总指挥了。请把话筒放下。”

　　封从德把麦克风一摔：“妈的，不用你们罢免，我不干了！”说完，怨恨地扫了我和他的妻子柴玲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下车走了。

　　我颓然地坐在车上，心里很难过，封从德临下车时眼睛中的泪水使我不忍心再看他。但我只能在心里说：“小封，两个小时后你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９
　　零点的钟声响了，天安门广场的广播全部打开了，广播员那无情色彩的声音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膜：

　　现在有重要广播，现在有重要广播：

　　国务院关于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
　　鉴于北京已经发生了严重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国务院总理　李鹏

　　接着，中央电台播发了陈希同签属的北京政府第一号令、第二号令和第三号令。

　　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施戒严，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严禁串联、讲演、散发传单，严禁冲击党政机关和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以及不许外国记者采访等，并扬言在戒严期间，有上述活动者，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这是杀人的命令。

　　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愤怒地发出了怒吼。

　　《国际歌》在广场响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己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围在绝食团指挥车四周的人恍然大悟，我们为什么在两个小时前宣布复食？他们不再继续围攻指挥车，而是加入了抗议戒严的行列。

　　指挥部决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坚决反对戒严令，并继续抗争。

　　我们指挥车播放着国际歌的雄壮歌曲，从广场西北角开到了纪念碑北侧绝食同学的生命线处（这是为使绝食同学得到尽快抢救，由大学生开辟的通道，二十四小时畅通无阻）。我主持了这次新闻发布会，陈明远、李录、熊炎均在指挥车上。

　　我表示：为了抗议中共国务院的戒严令，我们决定天安门广场二十万大学生集体静坐抗争。但当时误将“静坐”说成了“绝食”，尽管我醒悟后更正过来，但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是现场直播，所以出现了后来的“广场二十万集体大绝食”的新闻。我和陈明远，李录又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就在此时，全国各地声援我们反对戒严令的电报雪片似地飞来，戒严令宣布还不到一个小时，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邮局就将两千多封电报送到了指挥部，那些人都署着自己真实的姓名，他们的支持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代表着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诉求。

　　最令人激动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戒严部队一个连的全体官兵合影，照片的背面是全体官兵的名字，随照片附来的信上这样写道：

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全连官兵的心是属于你们的，我们虽然被迫前来北京执行所谓的“戒严”任务，但我们决不会把枪口对准你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

　　我双手抖动着把这张照片放在了内衣口袋，我怕丢失或落入共产党“雷子”手里。

　　绝食团的使命结束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们进入了反对戒严，保卫广场的第一天。



第九章 保卫天安门广场


１
　　天亮了，戒严后的第一个清晨传来了军队被堵在市郊的消息。广场上的同学们兴奋的奔走相告，紧张而又兴奋的清晨唤醒了每一个同学。

　　四架涂着迷彩的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撒下雪片似的传单。我捡起一张，上面印着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戒严令。揣进口袋，当作备用的手纸。

　　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绝食的同学大多数都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或回到学校调养。我们指挥部虽然没解散，但工作重心也向反对戒严转移了，至于绝食时提出的政治诉求，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绝食的同学不在广场了，我们的工作反而减轻了许多，我负责的广播站和宣传部的工作仍在正常运行。宣传部派出几十名同学去军队讲解，向军人说明北京戒严的真相。指挥车的主人来了，他怕“秋后算帐”要把车开回去。于是我把车上的广播器材又卸下来，安放在原绝食团广播站的帐篷里。

　　那天晚上，广场上堆满了口罩、毛巾等物品，是预防催泪瓦斯的，不知谁给指挥部的指挥车扔了许多医生穿的白大衣，准备军队进入广场后逃生之用，邵岩还给每个常委发了一千元人民币，以备万一。

　　晚上，我和另一位作家乘车到东城区、西城区等地看军队情况，已近凌晨，不眠的市民仍在向军人宣讲着爱国道理，一些老大爷老大娘和学生一起躺在坦克和装甲车的履带前。东城区人民日报附近一幅标语写的是“全民截兵”，让我和那位作家发出啧啧赞叹。

　　凌晨闯进徐刚家，徐刚兄不在家，徐嫂给我们在地板上铺上软软的被子，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然后把徐刚的内裤和内衣扔进卫生间，我已经半个月没洗澡了，脱下鞋来，脚都捂得起满了白泡，几乎脱了一层皮，洗过澡，给脚捂破的地方抹点红药水，换上徐刚的衣服，出来想把换下的衣服洗一洗，徐嫂说：“都让我扔了，臭死了！”

　　那一夜睡得真香，上午九点多钟才被徐刚唤醒，我们一起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２
　　广场已失去了控制。“狼来了”的消息不断传来，北高联哪一个常委都到广场搞个指挥部，但不到十几分钟就又出现一个新的指挥部，外高联更是胡来，一天之间就换了四个总指挥，然后还宣布成立全国高联，代替北高联行使职权。

　　昨天夜里吾尔开希曾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广场的同学们撤到使馆区去，因而被北高联撤了主席职务，改为常委负责制。而高联在广场最具实力的常委王朝华则孤军奋战。一个人单枪匹马处理广场上的所有大小事务。嗓子都喊哑了，不要说广播，连说话都有困难。

　　我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不用军队清场，我们自己就会乱掉的。

　　晚上，北高联秘书长王治新来到广场，和王超华，我以及李禄等一起召开一个有八十多个高校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前，王治新杨涛都和我接触过，但他们对如何领导这场学运，如何领导广场斗争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况且，北高联除王超华外，其他人都不在广场。

　　王治新主持的这个会开不下去了，八十多代表纷纷质问王治新北高联今后有什么打算，王治新在众人的指责下有些狼狈，但他是高联秘书长，不能对会后的广场计划提出一个方案，实在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向王治新要过了话筒，王治新没有丝毫的疑心，他没有想到我要讲什么，更没有想到他这一交竟永远交出了天安门广场的指挥权。

　　我由于长期在广场，非常了解这些坚守在广场上的同学们的心理。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坚强而又负责的领导机构。

　　我对大家说：“同学们，军队已经戒严了，中共中央成立了戒严指挥部，统一指挥几十万大军对付我们，而我们广场呢？实在令人失望，现在广场上有十几个组织，都声言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又都不负责任，北高联每天只有王超华一个同学在广场坚持，外高联内斗不断，这样下去不要说戒严部队打进来，即使他们不进来，我们自己也把自己搞垮了，更无法主动出击。

　　我说：“我提议，成立天安门广场临时统一指挥部，执政四十八小时，北高联离开广场回去大整顿，四十八小时后临时指挥部使命结束，将权力交给北高联。”

　　我强调：“在临时统一指挥部执政的四十八小时内，天安门广场所有的学校、组织、宣传、后勤、捐款都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其他任何组织均在指挥部领导下运作。”

　　投票结果，我的动议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

　　接下的问题是指挥部人员的产生。

　　我并没有当总指挥的野心，尽管柴玲、封从德、郭海峰都不在，但我仍觉得绝食团指挥部的几位常委不仅优秀，而且对学生运动相当的负责任。所以我又提议：“绝食团指挥部已经在同学中享有一定的威望，临时指挥部以绝食团指挥部为主体组成，常委有柴玲、王丹、王朝华、李禄、封从德、郭海峰和我。指挥部仍设总指挥一人：柴玲；副总指挥三人：张伯笠、李禄、封从德；秘书长一人：郭海峰。”

　　全场鼓掌通过。

　　我又追加动议：“北高联必须在三小时之内将广场的财务、后勤、广播站交给临时指挥部。”

　　全场又鼓掌通过。

　　散会了，我和王朝华说：“超华，按大会决议办吧，请在关于移交广播、财务，后勤的报告书上签字。”

　　王超华说：“你简直是在搞政变，我怎么向北高联交待？”

　　王治新气得转身走了，喊也不回来。

　　超华叹口气：“好吧，我签字，不过你保证四十八小时以后把指挥权交给北高联。”

　　我点点头，对超华我是较尊重的，因为他的丈夫徐小村是我同班同学，前一阵她和柴玲就在工作中表现出难以配合的矛盾，她有什么话还同我讲，因为她相信我。

　　我说：“超华，谁来领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历史负责，高联现在的状况能领导天安门广场吗？回去整顿一下，然后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这对高联对学运都有好处。”

　　超华勉强同意将财务、广播和后勤交给临时指挥部，但她提出不在指挥部担任常委工作，后来，我们补了一个常委，叫赵世民，是北京金融学院的学生。


３
　　临时统一指挥部宣誓就职后，使广场组织林立各自当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封从德又回到广场，他仍担任副总指挥，分管广场财务。当时虽然王朝华同意，但高联财务部长梁二临离开广场时，只给封从德留了几千元钱。而要应付广场的日常开支，每天需十万人民币左右。好在捐款又不断涌来，万润南和四通公司捐了十三万人民币，但没有现款，而是交给中国红十字会为广场的同学买药品了，据说画家范曾也捐了五万。而捐款最多的要数北京的普通市民，指挥部就用这些平民的捐款支撑着广场的运作。

　　临时指挥部成立了许多宣传小组，到北京四周的戒严部队里去宣传民运的真相。我们还给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写了信，派学生送到他们的家中，希望他们能用他们的影响力解决危机。

　　全国各界对戒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除知识界、新闻界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大常委不断发表反对戒严的声明外，我们也常接到军人和群众的来信，那些信令人激动不已！

　　一位母亲在信中写道：

　　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一个同学的家长，因出公差到北京。十九日深夜，当我从电视中看到李鹏一反常态，挥舞起拳头时，我意识到形势严重了，他们要动手了。

　　于是二十日凌晨我赶到天安门，因为我女儿在那儿，我想，我和学生队伍在一起，也算是一种无声的声援吧，而且一旦遇到军队所谓制止“动乱”时，我也好挺身而出，保护一下我自己的孩子。

　　我被天安门广场那悲壮的场面震撼了！这里点燃了唤醒中国人民的火炬！当海豚式的武装直升机群呼啸而来的时候，热血、热泪、悲愤、正义感、人的尊严、不愿被人愚弄的感情等等，这一切在我心中久己泯灭的东西一起涌了出来，我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举起了愤怒的拳头，对当今政府最后一点点信任和幻想彻底地崩溃了！因为他们背弃了人民！

　　廿一日晚上局势紧急，我的女儿又要随学校纠察队去丰台堵军车了，我赶来送她上车，我想大家能理解母亲此刻的复杂心理，我已经不那么狭隘了，不能让别人的孩子上前线，而把自己的女儿拖下来。但当她真的爬上车的一瞬间，我又后悔了。万一出了事，我将怎样后悔呢？因为她是从我的身边出发的呀！

　　当我看到她缠上纠察队的红布条，爬上卡车振臂一呼，和那些同样年龄的同学毅然出发时，我发现，自己的女儿突然长大了！他们将去拦截那世界水平的强大装甲之师，去捍卫刚出现一线民主曙光的北京。

　　我不相信上帝，但此刻却在悲情地祈祷：上帝呀！如果你真存在的话，那就睁开眼吧！保佑那些正直、勇敢、纯真无邪的孩子们吧！保佑那些充满青春活力，刚刚步入人生的孩子吧！……

　　一位解放军军官在写给戒严军人的信说道：

　　你们已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你们的枪口决不会对准人民。这一点我们相信。但你们想到没有，如果你们进驻北京后，政府是否会像你们想像的那样不镇压人民呢？

　　看一下李鹏前几天的讲话，他一会说学生是爱国的，一会说学生在搞动乱，这样出尔反尔，怎么让人信任？说严重点，政府就是在利用你们镇压人民，你们的枪口最后将被迫朝向人民。所以，你们一定不能进驻北京，否则将成为千古罪人！

　　我把这些信交给宣传部，让他们印成传单，在军队四周散发张贴。军人们反应木讷，他们说上级告诉他们来北京是维护首都秩序，有的部队说上级让他们来救灾的。我发现部队的伙食很差，戒严指挥部只给他们压缩饼乾、罐头咸菜和冷水，并且不许他们看电视、听广播，每天只在班长或排长带领下学那篇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

　　也有坚决反对戒严的将领。二十二日夜里，一位上校军官走进指挥部，他说他是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少华将军的秘书，他说徐将军不肯带兵进京，被扬尚昆逮捕了，并扬言要送军事法庭审判。他交给了我一封信，那是他写的徐少华军长被捕的经过，那位上校表示：即使被判重刑也决不把枪口对准学生。“那样的话，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就彻底完了。”他泪流满面地说。

　　斗争已白热化。反对戒严已经成了北京人的主要工作。广场的非学生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而在四处堵军车的更多是工人和市民。


４
　　就在这种时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了，这是李进进的设想，工人自治会给广场增加了活力。

　　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李进进带着几个工人来指挥部找我。李进进是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官方研究会）。运动之前，我经常参加研会组织的沙龙或舞会，与他很熟。他给我的印象是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行动沉稳、能言善辩。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向我介绍了身后的几个人。刘强、韩东方、贺力力，岳武以及几个目前还不宜公开他们名字的人。他说要开个会，希望我参加，并为他们安排，出于对李进进的信任，我把他们带到广场北侧停泊的大客车上。

　　李进进向我介绍了这些工人代表的想法，并告诉我，昨晚，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已经成立，总指挥是×××，由于此人没来，暂由刘强代理，副总指挥有韩东方、贺力力和岳武，为了提高斗争层次，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李进进担任“工自联”的法律顾问。不可否认，李进进的加入使“工自联”制订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策略。这些从后来“工自联”签发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来。

　　李进进告诉我，这些人决不是乌合之众。

　　我问他：“我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

　　李进进提出了几个要求。一是借用我们指挥车电台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二是提供一部汽车；三是提供一些广播设备。

　　我回答说，第一条好办，后两个要求我尽量满足，也许是明天。

　　当天下午，李进进和韩东方、刘强、岳武、贺力力在我们绝食团指挥车的东侧宣布了北京市工自联的成立。我给他们提供了广播器材，并派了一百多人的大学生纠察队帮助他们维持秩序。

　　李进进在会上宣读工自联的的《告全国工人书》。宣布“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已上升为全民族参与的与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全民运动，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趋势。我们北京工人以中国人自古不怕死的气概，勇敢地站在了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最前列。”

　　“工人兄弟们，让我们全民一心，用暂时的，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巨大痛苦，去换取下一代人能自由地呼吸纯净的民主空气，能享受和别人一样的权利和尊严。”

　　我记得那个新闻发布会开得很成功，许多中外记者都到会，会场四周围了几千名观众，人们高扬起右手，做V字手势，我看见许多工人眼里含着泪花，高喊民主万岁。

　　会议结束后，岳武找到我，让我批点面包饮料，说大会堂前有几百名工人还没有吃饭。他们截至现在，已有包括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化总厂在内的六十五个大中型企业的代表前来“工自联”筹委会报到。

　　我很高兴，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首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但没有形成凝聚力，而现在好多了。“工自联”可以协调所有的小型工人团体，并领导他们进行更有效的斗争。

　　我问岳武：“你现在还坚持武装斗争吗？”

　　岳武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那时是出于义愤，看来搞民主运动光靠义愤和勇气不行，还要靠智慧和策略。”

　　我很高兴，忙握住他手：“昨天我态度不好，请您原谅。”

　　他说：“是我不好，胡乱讲，给李鹏他们钻空子。”

　　我相信了李进进的话：他们并非乌合之众。


５
　　五月二十日零点，李鹏宣布了北京的戒严令。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工自联”做出了决策，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保卫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动员首都工人罢工并分头去围堵军队。

　　从此后，“全民截兵”的壮观场面而出现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工自联”在每天动员工人的同时，在五月二十三日由刘强和李进进主持召开了会议，决定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制变为常委负责制，刘强和岳武落选。韩东方、贺力力和另外八名工人领袖当选。

　　新的常委会经过反覆讨论酝酿，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工人争取民主的第一个“章程”。

　　这个“临时章程”至今没有引起研究八九民运理论家的重视，这不奇怪，因为对“工自联”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而我本人则认为这个章程是中国工人在建国后第一次觉醒到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是四十年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临时章程”共有会员、誓词、会员大会、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五条九款。条款清晰明确。不仅如此，在“序言”部份我们就会看到这已经是一个工人自己的“工会”章程了：

　　“一、该组织应当由工人自愿参加并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完全独立的自治组织，不应当受其他组织的控制。
　　二、该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大多数工人的意愿，提出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而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福利组织。
　　三、该组织应当具有监督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功能。
　　四、该组织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有权采取一切合法而有效手段监督其法人代表，保证工人真正做企业的主人。
　　五、该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障其会员的一切合法权利。
　　六、该组织应由自愿参加的个人会员和建立在各企业的分会集体会员组成。”

　　在这个工会章程产生的同时，“工自联”通电全国，呼吁首都工人和全国各行业工人迅速行动起来，“为了维护大局，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为了不使中国倒退，携起手来行动，一切由一小撮反对人民的势力制造的动乱是不应由人民负责的。”

　　北京当局对“工自联”的活动恨之入骨，他们在镇压之前就开始逮捕工人领袖，岳武等人躲进了北京大学；韩东方等人不敢离开广场。五月三十日凌晨，沈银汉等三名工自联成员被秘密逮捕。由于沈银汉在被绑进北京市公安局吉普车时机智地扔下了他的笔记本，被目击者送到了广场指挥部。当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立即通知了“工自联”的负责人，并协商工人和大学生联合行动，要求北京市公安局释放沈银汉等三名工人领袖。

　　同日上午十时，以李进进、韩东方代表的“工自联”和以王超华为代表的“高自联”一起来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近千名工人和大学生打着“释放工人领袖，反对秘密抓人”的标语黑压压坐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口，造成强大的压力。

　　北京市公安局惊慌失措，立刻派一位叫巩时斯的负责人接待“工自联”代表韩东方和法律顾问李进进。

　　李进进代表“工自联”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市公安局应当证实沈银汉、钱玉明、向东平是否被捕；第二如果被拘留或被逮捕，是否是按法律程序；第三，如果被拘留或被逮捕，应当向他们的家属和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讲明拘捕的原因。”

　　据说，负责接待的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回答了三点：

　　一、北京工人自治会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其活动违反了“戒严令”；
　　二、大批工人围堵市公安局大门同样违反“戒严令”；
　　三、他只负责接待来访，不了解具体情况。

　　法律顾问李进进回答说：“工自联”是在宪法允许的条款下成立的合法组织；反对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是合法的行动；接待部门虽然不了解情况，但有职责去了解情况并予以回答。

　　那位接待的人恼羞成怒，最后说：法律顾问李进进是大学生，无权代表工人自治联合会提出要求，只要李进进退出，他们愿直接与工人自治联合会代表谈判。

　　此时，这位接待的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工人自治联合会。

　　为此，李进进退出，由韩东方等人代表“工自联”继续与北京市公安局谈判。

　　当晚七时许，围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口的工人越聚越多，王超华也带了一些学生赶去增援。

　　工人们高呼：“工人也有爱国的权利！”

　　“救救我同胞，救救我代表！”

　　大学生高呼：“反对秘密逮捕，释放工人领袖！”

　　当天晚上十点钟，在“工自联”代表据理论争，以及广大工人和学生示威浪涛的压力下，北京市公安局被迫释放了被秘密逮捕的三名“工自联”筹委会执行委员：沈银汉、钱玉明和向东平。

　　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外沸腾了！

　　工人们激动地举起了韩东方和李进进。

　　工人们激动地举起了沈银汉、钱玉明和向东平。

　　这是“工自联”成立以来第一次和“专制机关”面对面的对抗，他们依靠组织的智慧、工人的团结，在谈判桌上取得了胜利。使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得到民主自由，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全靠我们自己”。


６
　　五月二十三日夜，我接到一个由首都各界联席会任命的名单，联席会是刚成立不久的咨询机构，由王丹任召集人，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郑义、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会议，在给我的任命名单上，他们建议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由柴玲任总指挥，张伯笠、封从德、李禄任副总指挥，秘书长仍由郭海峰担任。另设五个部，一个纠察总部：

　　参谋部部长：刘刚。
　　宣传部部长：张伯笠。
　　外联部部长：刘苏里。
　　后勤部部长：王刚。
　　财务部部长：封从德。
　　纠察总长：张伦。

　　我那时正要筹备民主大学，所以用笔在宣传部长后面写上了老木的名字，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我和柴玲、李禄、封从德、郭海峰等开了个会，准备明天上午向新闻界宣布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第二天上午，王朝华和王有才、王治新等北高联常委到广场来，让我在四十八小时届满后将权力交给高联，并拿出我当时签字的文件。他们反对临时指挥部更名为保卫天安门指挥部继续领导这场民运。但当时新闻发布会己经开始，柴玲已经宣誓，况且临时指挥部在这四十八小时里搏激流、过险滩，调顺了广场各组织间的关系，反对戒严工作也做的有条不紊，颇有成效，如果一换指挥部，弄不好又会出现新的内斗。所以我心里也不想将指挥权交给北高联，不过面对王超华，这个老同学的妻子，心里有些失约的惭愧。我只好求她原谅，并希望她能从全局着想，支持指挥部的工作。超华为此遭到北高联众多常委的指责，说她当初就不该把指挥权交出来。

　　其实我很理解这些同学，但北高联各自为政缺乏配合也是我和广场的同学们不信任他们的主要原因。

　　那几天我和郑义也发生了冲突。在一次讨论撤与不撤的会议上，我主张撤回校园去，然后坚持校园民主建设，因为实践证明我们已经成功地阻挡住了军队，目的已经达到，在胜利时撤回去对我们是有利的。但郑义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你怎么能坚持撤出广场呢？现在是相持不下，谁坚持住谁就能胜利。”我让他帮忙起草一个告全国同胞书，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撤离，他当时不主撤离，当然也不帮我起草，他把记事本一摔，说：“我不伺候你们这些新贵族了！”说完，带着妻子北明离开了指挥车。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我很看重我和他之间的友谊。在我没到北京大学读书前他就把我当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看待，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政，也一起采访，一起喝酒。八八年的春节，郑义和母亲、女儿到我家做客，那时他和北明还没有结婚，而我刚刚有雪儿，我们两家三代人在一起度过了那个不平常的春节。八九民运开始后，他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中最勇敢而又最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的，每天不仅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连起草通知这样的小事他都帮我们做。没想到，他是这样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望着他和北明走远的背影，我两眼发热，心口堵得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向我袭来。后来，我知道他和北明在社科院办新闻快讯和搞首都各界联谊会的工作，我给他买了三条云南烟，让赵瑜带给他。

　　后来，他离开了北京，临时让朋友带话给我：“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多好朋友开始逃离北京，向南方沿海地区移动。人们都预感大的风暴要来临。而我不能走，我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只要指挥部没有做出撤退的决定。只要天安门广场还有同学们在，我就得坚持，尽管我主张撤离广场，但我仍服从集体决定。


７
　　那几天，指挥部的中心议题就是撤与不撤的争论。意见很难统一。而广场的北京高校同学越来越少，外地高校的同学倒占了更大的比例。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首都各界联谊会在纪念碑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要在五月三十日── 我们成功地阻挡了军队，而使用戒严令不能够实施的第十天撤出天安门广场。虽然记者会开了，但这个决定是联席会议做的，而联席会议不是一个执行机构，这个决定没有经过广场联席会议（各高校代表会议）的通过，惹恼了那些外地的大学生，指挥部以李禄为代表的保卫广场派坚决抵制了这个决定，使这个决定未能实施。

　　就在这时，香港的支援到了，大批的帐篷，物资、捐款涌进了天安门广场。郭海峰临危

　　受命，任广场整理营地的总指挥，带着纠察队员和各高校同学建立一个又一个的“自由村”。

　　只两天的功夫，天安门广场就变得井然有序。从高处望去，像是一个古战场的军营。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美院设计制造的民主女神塑像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民主女神对着古老的故宫举起了火炬。

　　我不知道那火炬能燃烧多久。

　　那一天，我叫了一辆中型客车，把柴玲、封从德、郭海峰、赵世民、项俊、杨涛都拉上，一面开会，一面向北京大学疾驰。

　　在美丽的未名湖边，我们下了车。

　　未名湖还是那么美，湖畔的柳树枝轻轻拂扑着湖水，一对对的青年情侣在夕阳下依偎漫步，那古老的木塔被抹上一层胭脂般的红彩。我们默默地看着这熟悉的一切，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我们知道：我们车上的这些人将永远告别未名湖了。

　　一个小时后，我们毅然登上汽车，飞向天安门广场，因为，我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我们的岗位在那里。

　　我留给未名湖深情的一瞥。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未名湖交流心的目光。

　　车上传出了深沈的歌声：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
　　我们已经出发上战场……



第十章 天安门民主大学


１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这所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自从李鹏宣布了戒严令后，军队多次试图冲进京城，但都被大学生和市民挡了回去。

　　但广场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北京市各高校的学生成批地回到学校，外地大学生的比例在增加，尤其在夜晚，简陋的帐篷里的床铺多被外地高校的学生占领。“外地高校自治联合会”副主席连胜德经常带几个人到纪念碑下“夺权”。广场上组织林立：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外高联、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市民声援团、教师声援团，而外地高校的大学生仍不断地涌入北京。

　　北京的空气愈发凝重，军队随时有进城的可能，为了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有应变能力，五月

　　二十二日，天安门广场成立了统一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广场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同学。我担任了临时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负责广场的所有宣传和广播工作。为了防备有人“夺权”，我委托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白梦、彭鸽子以及北影学院的张华洁等同学分别领导纪念碑和原绝食团的两个广播电台：“除临时指挥部外，任何组织都无权发布命令。”

　　每天带着氧气袋被医生和护士包围的吾尔开希，在二十三日夜里冲进了广播站，以“吾尔开希和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天安门广场的同学都撤到外国使馆区。

　　此一号召在天安门广场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外地高校同学的不满，然后是北京高校学生的激烈反弹，临时指挥部立即向广场同学声明：吾尔开希不代表指挥部，而指挥部的决定是仍坚守天安门广场。随后，北高联也马上做出了反应，撤消了吾尔开希的北高联主席职务，为防止出现新的独裁者，北高联采取了常委轮流“执政”，不再设主席一职。

　　那天夜里，临时指挥部的常委们以及一直帮助我们出建议案的“军师”郑义等人都集中在指挥车上，大家一致谴责吾尔开希，认为他未能遵守临时指挥部和北高联的协定，有越权的行为，而撤到使馆区的后果会是什么？军队很快就会进入天安门广场。

　　吾尔开希提出撤到使馆区的意见也许有他的道理，但问题是他的意见没有经过负责广场指挥的临时指挥部，甚至没有经过他所在的组织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即使广场指挥部也没有这样的权力，真正的权力机构是“天安门广场各高校联席会议”（我们当时称呼它是天安门广场临时议会），而他想靠“个人的影响和魅力”，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因为太强调自己的影响和魅力走向独裁的。我们不能一边反对老独裁，一边创造新的独裁者；也不能一边反对特权和腐败，一边创造新的特权和腐败；我们更不能一面要求建立良性的民主机制，而又自己去破坏我们那刚刚建立的民主程序。

　　就在那天夜里，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设想：在天安门广场搞一个民主大学，让大学生们在民主中学习民主。同时，如果有一个能把北京高校和外地高校的同学组织在一个组织内，有利于机动灵活地调整我们的对策，而避免许多内部的磨擦。

　　这些想法在三天前我曾经和带病到天安门广场探望我们的陈鼓应教授谈过，他当时答应我如果办这样的大学，他愿意来讲第一课。但当时还没有确定就叫天安门民主大学。

　　我的这一设想得到了郑义等人以及常委们的支持。

　　第二天，临时指挥部过渡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柴玲任总指挥，我和封从德、李录任副总指挥，郭海峰任秘书长，常委会除我们五人外，还有王丹和赵世民。指挥部下设有参谋部，外联部、宣传部、后勤部和纠察队。刘刚、刘苏里、李木、王刚和张伦分别担任这五个部的负责人。而我仍旧负责广场的宣传舆论工作，并开始正式着手民主大学的筹备工作。

　　我当时对民主大学的设想是：设教务处、新闻处、后勤处、资料管理处及民主大学基金会。第一步先把一个电台、一个报纸，一个讲台建起来，每天上午十点为自由讲坛时间，让在天安门广场学生学者和市民自由发表意见，晚上八点是授课时间，请国内外著名教授对广场的群众进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启蒙讲座，这些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然后把录音交给新闻处和资料管理处，形成文字用“民主大学校刊”的形式刊出。

　　五月二十四日，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我，在柴玲的邀请下，参加了她主持的一次记者会，公开对外宣布了将在天安门广场成立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消息。

　　此后，我和赵世民、项俊开始了准备工作：招募愿意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聘请名誉教授、准备必要的物资。初步计划在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学。报名参加工作的同学很多，指挥部秘书处和宣传部的一些骨干同学也报名要参加筹备民主大学的工作。


２
　　广场上每天都有“狼来了”的消息，戒严的头几天我几乎二十四小时得不到休息。广场几万同学的食宿，安全使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于是我组织了“五月天”摇滚乐团的演唱会、舞会以及民主论坛，希望同学们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一曲崔健的《一无所有》使广场十多万人沸腾了。你只有置身其中才会感到那是多么地震撼人的心灵。

　　时近午夜，指挥部派往北京四周的纠察队员传回消息，丰台和八里桥的军队又和大学生以及市民发生冲突，四十多人被军人打伤。

　　冲突一天比一天严重，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王丹主持，我和柴玲、李录、梁二、邵岩、刘刚等人参加了会议，还有王军涛、郑义、北明等，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丘延亮先生，他代表香港声援北京民运的组织参加了会议。从他那里，我们得知香港近期有大量的物资运到北京，其中有我们急需的帐篷和通讯设备，于是我请他们给我解决一个大功率的扩音设备，丘先生答应了。

　　会议的第二天，柴玲把一个香港来的女同学介绍给我，她叫潘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声援团负责人。柴玲说：“潘小姐对办民主大学很支持，你需要什么可和潘小姐联系。”潘毅拿出一张设计图纸，那个图纸重新布署了天安门广场的布局：帐篷井然有序，校旗翩翩飘舞，指挥部、物资供应站、医疗救助中心、民主女神像，按她的设计，民主大学就在民主女神像的前面，她强调要搞一个“像样”的讲台，并给我拨款一万元人民币搞这个讲台。而我不太赞成搞这样的讲台，理由是做这样的讲台需要时间，而现在已经大兵压境，很少有工厂敢担此制作，另外，花一万元钱搞个讲台实在没有必要。潘毅坚决主张要搞这个讲台，而指挥部的其他常委也支持她，一个叫墨轩的纠察队负责人主动请缨说，可以在三天之内把讲台立在民主女神像前。

　　民主大学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开学。讲台始终未能运到广场虽然算作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因素，五月二十八日是“各界联席会”决定撤出广场“凯旋在子夜”的时间，但那天早晨王丹来广场指挥部通知大家准备撤退时，遭到了李录、柴玲的抵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直拖到晚上也未能通过，王丹急得直搓手，一个劲儿说：“怎么搞的，联席会上不都同意了吗？怎么搞的，现在又不同意了？！”指挥部有的常委表示：“联席会议只是一个谘询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而保卫天安广场指挥部才是决策机构。”结果是── 没结果。


３
　　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整，天安门指挥部和中共中央，戒严指挥部的代表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客房里，我和李录代表指挥部向他们提出了我们最后的四点要求。第一取消戒严，部队不得以任何藉口靠武力进京。第二：建议召开人大全国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目前的紧急局势，希望能在宪法和法律的程序内解决长达五十多天的抗议活动、并追究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责任。第三：解除报禁，真实地报导此次学运的情况。第四：不搞秋后算帐，肯定此次学运为爱国运动。

　　那位中共代表说：以上四条我想我们的分歧很大，戒严是为了保卫北京首都的安全，并不是针对你们学生，现在有一些坏人，长胡子的坏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想达到他们推翻人民政府的目的，另外，党中央从来没说大学生搞动乱，所以也不存在秋后算帐的问题；第三你们说的新闻自由和我们主张的新闻自由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从来没限制过新闻自由，至于人大开会我们决定不了，那是人大的事。而且他警告我们：尽快撤回学校，军队已决定要尽快清场。

　　后来我们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军队保证不进京，我们就撤回学校。

　　中共代表明确表示：那是决不可能的。

　　他问我：你们广场有多少人？

　　我回答：十万人。

　　他说：夜里有多少人？

　　我说：两万人。

　　他把身体往沙发后仰了仰：“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院里可下两个空降师，在故宫里可下一个空降师，在地下铁路可以运两个师，加上人民大会堂的特种部队有六万人，我们可以三个人对你们一个学生，强迫你们离开广场。”

　　我说：什么时间？

　　他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不会让你们再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

　　我最后问：会不会开枪？

　　他回答：怎么会呢？人民军队，怎么可以向人民开枪呢？决不会的。况且，我们的对比这样悬殊，三个军人对你们一个学生，用得着开枪吗？

　　他低估了北京人民的力量。

　　而我们低估了他们的残忍。


４
　　广场的情况似乎一天比一天糟，部分外地高校的学生白天开始游山玩水，晚上回到广场要我们解决吃住。甚至出现了坐公车不买票的现象。指挥部的压力越来越大，秘书长郭海峰负责分发香港运来的帐篷和广场的全局设计，累得躺在帐篷上睡得抬走都不醒。六月一日凌晨，王文带了一些人把柴玲和封从德给“绑架”到指挥部秘书处，我当时正和郭海峰在急救中心旁的一个帐篷里睡觉。北师大的陈徕把我们俩拉到秘书处，他告诉我们：“柴玲和封从德要携款逃跑，被他们捉住了。”我听到柴玲在哭，封从德气愤的和王文理论。十几个不明身分的人把我们困在秘书处的大帐篷里，不许我们出去，我有一种被挟持的感觉，便质问王文：“你们要干什么？”

　　王文说他要算帐，现在广场出现了贪污现象，为什么别人都给一千元的逃亡费，而只给他二百元。还有，柴玲的总指挥指挥不力，指挥部应该换人。

　　我说：“柴玲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十分出色，前些天每个常委分的一千元钱也没错，共产党镇压后不会抓所有的大学生，但会抓指挥部的人，大家都是穷学生，拿一千元钱也是为了保存火种，不值得大惊小怪，再说柴玲的一千元钱给了我，由我给了一位采访民运的报告文学作家了。”我同时指责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流氓性质的，我让那十几个人拿出证件来。他们拿不出证件，有的声称是工人，有的声称是外地高校的学生，有的乾脆破口大骂，什么难听骂什么。一个自称是外地高校的学生甚至让柴玲把权交出来理由是，现在广场外地高校的学生比北京高校的多。我严词驳斥了他：“我不主张外地高校学生进京，你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省搞一个『天安门广场』？”

　　那一天是“六一”儿童节，中共官方电台和电视台让我们“把广场让出来交给祖国的花朵”。我们准备了许多小礼物，准备赠送□来广场的少年儿童，有手绢和小玩具，我们分别在手绢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按计划，天一亮我们就要布置广场的卫生清理工作，让广场乾乾净净。但是两个广播电台已全部被王文的人控制了。他们不允许指挥部的人进入电台，经过争论，他们允许我去播一天的工作安排。我发现，所有的电线已全被他们掐断，后来电线接通了，我在安排工作时，话筒是在王文的亲信陈徕手中，以防备我万一讲出不利于他们的话便可立即把话筒拿开。

　　那些天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我备觉办一所民主大学的实际意义远远胜过她的象徵意义。

　　自五月二十六日我在新闻记者会上宣布要成立民主大学后，中共的广播每天都在为民主大学做“广告”：“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某些人和香港某大学要成立所谓的天安门民主大学，这所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批准，是非法的，主办者要完全负法律责任……。”当时有些报名参加民主大学工作的同学退出了工作，但还有几十名同学以及北大纠察队的近百名同学坚定地支持我一定要把这所大学办起来。


５
　　六月二日，在刘晓波等人绝食时，我在纪念碑三层见到了严家其先生及夫人，我邀请他做名誉校长，严先生欣然接受。他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好，“我们可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我同他谈了我们的办学宗旨和设想，他强调：“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大学的办学方向。”他强调“法治”的治应该是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他并建议要把民主大学基金同时搞起来。

　　下午，我召集民主大学筹备组的同学开会最后确定六月三日晚九点钟正式开学，筹备组的同学推选我任校长，赵世民任副校长，项俊任教务长（现在这两位同学都被捕坐牢）。而台湾联经出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大事记”中曾有“广场统一指挥部秘书长赵世民被指以『逃亡费』名义，私吞捐款一万一千元人民币。”的记载，我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下，赵世民在任秘书长期间曾收到捐款一万一千元，后封从德让他交给财务处，赵未交的原因是他钱用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我们买了一台录音机用了六千元，另外买的各种旗帜和其他物品花掉了三千多元，还有二千元做民主大学基金的第一笔资金，而民主大学从筹备到开学，没动用广场财务处和香港方面一分钱，海外的媒体和某些人对赵世民同学的谴责是无的放矢，是不公平的。同时也让中共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而那个备受谴责的人却在中共的铁窗里受着无尽的煎熬。

　　六月三日一整天我都在民主女神像下忙着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准备工作。潘毅和墨轩的讲台已经指望不上了，只好借了一些桌子搭了一个临时讲台，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为民主大学刻了校章写了校旗，项俊爬上几十米高的灯柱上，把民主大学的校旗高高地插在天安们城楼的正前方。

　　傍晚，广场的形势变得愈发紧张，京城四面的军队已开始动作，警察开始主动向学生挑□，负责广场电台的张华洁同学在六部口，被军队从他讲话的汽车上踢了下来，打得满脸流血，他回到广场拿起话筒呼吁同学们准备抵抗。我当时抢下话筒，批评他不该呼吁成立什么“暗杀团”，并在广播中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张华洁捂着满脸鲜血痛哭失声：“同学们，他们要下毒手了……”

　　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今天和每天的“狼来了”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开始警告市民要“呆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北京大学的学生穿上了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T恤，来广场报名，杨涛又派了一百多个学生到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会场，来帮忙维持秩序。

　　晚上七点钟，一个军队的朋友托人捎信给我：军队今夜要进京，天明之前清场结束，而且可能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他要我尽快离开广场。我的脑海呈浮现出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夜天安门事件的镜头。难道十三年前的惨剧又要在这同一广场重演吗？上帝为什么对中国人这样的不公平！

　　这时，天安门广场官方广播又响了，那个广播除警告市民不要外出外，又开始警告民主大学，“目前，广场上某些人夥同香港某大学要开办民主大学，这所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

　　批准，是非法的，组织者要完全负法律责任……”

　　民主大学筹备组的同学听到广播后又都涌到我的帐篷里。我向他们介绍了今天可能出现的情工作的使命也许就几个小时，除我要“负法律责任”外，其他同学也要受到影响，所以我提出不愿意参加的同学可以退出工作，大家谁也没表态，静静地看着我，耳边是北京广播电台威胁民主大学的聒噪。

　　我说：“我们不理睬它！”

　　同学们一声欢呼，拥抱在一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帐篷险些让我们顶破。

　　我向我们电台的播音员下了命令，通知所有的同学不要离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在九点钟举行开学典礼仪式。

　　由香港中文大学提供给我们的大功率电台开启了，播音员向广场的同学广播大学开学的通知。纪念碑下和原绝食团广播站的广播也同时播出了这个通知。

　　我立即派人给严家其先生打电话，希望他来参加剪彩仪式，严先生表示一定按时到场。

　　九点到了，严先生还没有到，于是我们推到了十点。

　　十点到了，严先生还是没有到，而从四处传回来的情报看，中共的军队已经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于是我决定不再向后推了,宣布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正式开学！


６
　　在几万名民主大学首批学员的热烈掌声中，我和柴玲为民主大学剪彩，柴玲、赵瑜、马少方、老木、老鬼等人分别代表广场指挥部、知识分子、大学生致了贺辞，他们感性的演说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掌声中，北京的天空变得又红又亮，我发现，那是带感光的枪弹和地下的火光的辉映形成的。

　　我走上主席台致辞，

　　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庄严和使命感像风满船帆一样在我心头膨胀。

　　我宣读了民主大学名誉教授的名单，有包遵信、陈鼓应、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刘再复、郑义、赵瑜、老鬼、柯云路、王鲁湘、远志明、李陀、苏纬、李泽厚、徐刚、范曾、王丹、柴玲、丘延亮、王兆军、刘宾雁等。

　　参加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同学们在我读到每一个名誉教授的名字时，都给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些教授的信赖和钦佩。

　　我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我的演说。

　　我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祖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们的校园。我们办学的宗旨的让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植入中国人的心灵。使我们能在民主中学习民主，并能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力。”

　　我说：“北京当局威胁我们说我们的民主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是非法的，主办者要负法律责任……云云，而他们现在开枪杀人了，他们才要负真正的法律责任！”

　　我说：“我们这所大学是中国觉醒的人民自己的大学，每个讲课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每个听课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会像春天的种子一样把民主自由思想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

　　我说：“如果我们被迫撤出天安门广场，如果我们还活着，民主大学要在校园，在祖国各地继续办下去。我们传播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事业不会停止！”

　　在我结束致辞之前，我发现严家其先生及夫人高皋从人群中挤到主席台后侧。他满头大汗，显然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急匆匆赶到。

　　我高兴地告诉同学们：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其先生给大家讲民主大学的第一课。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严先生沈稳地走上主席台，他首先表示了对民主大学的祝贺。并给同学们讲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内涵。他说：这次学生运动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全民抗议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划时代的大事，它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进程。他说：这次学运，向全中国宣布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力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严先生仍然强调要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并废除五月二十日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并呼吁罢免李鹏。

　　我想，当时严家其先生还不知道北京四周的情况，军队在枪声中挺进着，李鹏已经举起了屠刀。

　　我立即调派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护送严先生和夫人离开广场。我们紧紧握手，互道珍重，我们不知道，今后是否还有聚首的机会。在这场民主运动中，严家其、包遵信和苏晓康、郑义等人给我们的支持最多也最直接，除晓康温和一些外，这几位先生都很激烈。但他们为八九民运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骨头最硬的一群。

　　就在送严先生离开广场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那双眼睛担忧而又心事重重地看着我，那是我的哥哥张翘，他是一个兢兢业业廉洁刚正的共产党干部，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兄长。由于纠察队员的阻止，他进不到主席台后。我通知纠察队员让他进来。他告诉我是铁道部有关领导让他来的，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回去。他说领导说可以出面把我保下来。

　　我说：“别太天真了，哥哥。这个时候你不该来这里。”

　　他说：“但我是你哥哥呀！”

　　我说：“他们已经开枪了，不久就会到广场，你应该想到他们会在广场干些什么！”

　　他说：“我一个人回去，怎么向父母交待？”

　　我们默默无言。

　　一辆坦克在广场东面的马路由南向北疾驰过来，群众从四面八方冲向了坦克，后来，那辆坦克在广场东北角被愤怒的人们点燃了。

　　我和哥哥呆呆地望着燃烧的坦克以及火光中呐喊的人们。

　　“父亲母亲好吗？”我打破了沈闷，哥哥点了点头：“都很好，你不用惦记。”

　　我说：“多替我安慰照顾他们吧，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

　　哥哥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但他拉着我胳□的手却在颤抖。


７
　　六月三日过去了，六月四日来临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我走上民主大学的主席台，台下的同学们都在看着我，我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终于撕下了他们伪装了四十年的假面具，用机枪和坦克在屠杀优秀的中国的儿女。我说，为了这个广场，为了我们刚刚开学的民主大学，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正在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和军队的前进。于是，我宣布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结束，同学们撤到纪念碑下，要坚决遵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听候指挥部的指挥……

　　就在这时，东面的军队已突破市民的防线向广场挺进。灯光下，钢盔和枪管闪着亮光，他们跑步对广场进行包围。

　　天空已被交错的子弹打得彤红。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袭上我的心头。此刻，望着子弹飞舞的天空，我欲哭无泪……

　　我想，也许，我们的最后时刻到了。而这最后的一刻，我才真正地清醒自己所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和为之付出青春的是什么东西。

　　哀大，莫过于心死！

　　惟一欣慰的是：民主大学的校旗在硝烟中迎风飘舞。她会在烈火中焚毁，然而，她会变成一只火中的凤凰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把民主的火种撒向所有有人类地方。

　　我暗暗发誓：如果我没有死，总有一天我会把民主大学的校旗重新插在天安门广场！



第十一章 二十一人通缉令


１
　　天津火车站。

　　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新建的大型火车站那宽敞明亮的候车室里，只有数得过来的几十个人在候车。我是候车人中的一个。

　　北京的屠杀已经波及到了天津，而对我们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据说也已下达到全国各地公安厅、边防检查站。天津距离北京最近，对我们的搜捕很快就会开始。只不过现在那些刽子手还没腾出手来罢了。

　　三天前，我在通县扔掉了自行车，换上了一个小型面包车，没想到在车上遇到了四位文坛好友，那四人两男两女，都是当时最走红的青年作家。大家一阵激动，不禁唱起了《国际歌》，那个开车的小伙子手上缠着白药布，他说他在六月四日清晨屠杀时把面包车当救护车救了二十多个伤员。他还说：“北京完了，搞学潮那些天北京人多好！连小偷都罢偷了，那些小青年都变得和文明人似的，现在可倒好，满城市的仇恨，中国人呐，就自己整自己。”

　　到天津后，我立即把妻子托附给朋友带回太原，我不能让她和我一起过逃亡的生活。那对她来说会太残酷了。另外，我的女儿小雪才刚一岁大一点，她不能没有妈妈。

　　分手时，我们似乎都意识到这是生离死别，在我吻别她时，我感到她的嘴唇是冰冷的。我忽然想起这几天没能找时间和她好好谈一谈。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常常后悔那时没和她好好谈谈，当她和我办理离婚手续后我又想起最后分手的情景。觉得如果那时谈清楚也许不会出现现在的结局，后来一想，也未必，也许天意如此。

　　我独自站在天津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像一只飘飞的风筝，不知自己将飘向哪里。火车已经没有正点的车次了。电脑版上显示的车次只能做为参考。

　　两位作家朋友前来送我。我马上要告别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从此，张伯笠这个名字应该是别人的了，和我这个肉体没有任何关系才对。

　　“去哪里？”朋友问我。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占一卦吧。”年长的作家说，他善此道，面相、手相他都会，我过去以为那是他哄小女孩的伎俩，从不相信。不过，这时我倒是犹豫了一下。

　　他知道我从来不信他这一套。便说：“那么猜个字吧，你写一个字，随便，写什么都可以。”

　　我接过他的纸笔，略一思索，写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字。那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和这个字有关联：与“共”产党对话，批判“共”产主义，从信仰“共”产主义到与之决裂，“共”产党的残酷屠杀，妻子能否在危难之中“共”患难……。

　　他一本正经地看着那个“共”字，然后朝我一笑，那笑显得莫测高深。

　　几名警察从前面走过来，我们每一人点燃一支香烟，操起天津口音聊起了天。待警察过去后他说：“你这个字我看不透，这怪我此道不精。不过这共字上半部是北字，你往北走是为上策，中间的一横可视为江或河，下半部是一个八字，这个八字跟你有关系，但我现在解不出来，等你以后验证吧。”

　　另一位年轻一些的作家不以为然：“我倒觉得应该往南走的，伯笠将来在国内面临的只有被追捕，坐牢或处决的危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鱼死网破，只要逃到香港，就会申请到西方政治庇护。而从北部只有被捕的危险却没有逃出去的可能。”

　　后来还是我做了最后定夺：哪列火车先进站我就蹬哪列火车，去南去北看天意吧！

　　凌晨三点钟，一列从山东济宁开往黑龙江佳木斯的直达快车进站了。

　　在我蹬上这次列车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逃亡道路，那噩梦一样的生活伴陪我整整七百二十多个日日夜夜。


２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公开通缉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这二十一人有王丹、刘刚、杨涛、封从德、王有才、张伯笠、熊炎、柴玲、吾尔开希、梁擎瞰、周封锁、张铭、熊炜、王治新、张志清、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芳、王超华、李禄。

　　那天晚上，我在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城市的朋友家中，我那位朋友是一位作家，我是十二日到他所居住的城市，然后给他拨了个电话，他到火车站将我接到家中。就在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中共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对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从那里我们也得到了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的报导。我预感到第二天我的通缉令就会出现在电视萤幕上。

　　朋友为我炒了几样清淡的小菜，打开一瓶红酒，我向他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日日夜夜，他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当时钟敲向二十一点时，他打开了电视机。

　　中央电视台在晚间的新闻联播头条播发了王丹等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缉令说：王丹等二十一名高自联头目和骨干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他们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现已畏罪潜逃，命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边防口岸检查站以及机场车站严加检查，决不能让他们逃到海外，一经发现，立即拘留，并告北京公安局。

　　通缉令并警告全国老百姓，有胆敢窝藏这二十一个学生领袖的将严加惩处。

　　然后电视萤幕上出现了王丹的照片和特徵描述。我的朋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说：可别有你呀，千万别有你……。

　　此时，我的照片出现在电视萤幕上。那可能是“雷子”在天安门广场偷拍的。我戴着一顶遮阳帽，手里拿着麦克风正在讲演。照片下是通缉我的文字，我随着中央台那个叫张宏民的主播的声音向下看去：

　　张伯笠，男，二十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我朋友把手握得更紧。我感觉到那手在颤抖，而我此刻却不像刚才那么紧张，长长舒了口气，彷佛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然后去看其他同学的通缉令。我发现中共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上用了许多贬意词，如王朝华三角眼啦，李禄地包天啦，遂狠狠骂道：“妈的，真他妈卑鄙。”

　　我的朋友突然一拍手：“你的家乡话还真标准，这对你太有好处了。”

　　我知道他在安慰我。我对他说：现在通缉令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估计新华社也已经发了通缉令照片，明天就会出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那样我不可能再公开活动了。所以必须乔装改扮，最好进山里，先躲过这段疯狂的追捕再说。

　　他说：你现在哪也不能去，一般不知道我们认识，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再说，进山要经过边防检查站，恐怕很难混过去，我们很难搞到合法的进山的手续，如身分证，边防通行证，防火证等等。

　　夜深了，我独自一人在客厅里踱步。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似乎要冲刷什么。我就如一只困兽，被关在一个四周都是棘刺的笼子里。

　　这里决不是久留之地。如果在这里被捕会牵累朋友，他有妻子，有孩子，如果他和我一起坐牢，会使我永远心不能安宁。回老家呢？危险性更大，警察会把我所有的亲戚家都监控起来，我投奔那里等于自投罗网，虽然父母亲已搬到石家庄多年，但中共警察对望奎县的控制一定是很严。妻子和孩子处更不可思议，她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况且我的岳父大人和内兄都是警察。长春有哥哥和表姐，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官员，况且我从未去过长春，而现在又和长春相距两千多里路，也许还未找到他们，警察早已捕到了我。

　　去哪呢？偌大个中国，难道真的就没有我的存身之处？我不相信！

　　我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城市，先回到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再说，那里的朋友多，也许有办法。

　　我分析了中共会如何对待我们。邓小平在六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首长的讲话里已经明确指示：“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能有！”那恶狠狠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掉。按过去的惯例，中共对“反革命组织”的首犯大多是肉体消灭。而这次他们付出了撕破假面具的代价和党内分裂的代价才把民主的火焰扑下去，对我们这些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当然是恨之入骨，所以不能有侥幸的幻想。那个杀人机器已经开动，司法机构已经“从重从快”处决和重判参加八九民运的人士，所以，如果我被捕，也许比吾尔开希判的还要重，共产党深知像我这样的人 他们是“改造”不过来的。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两包万宝路香烟被我吸得一支不剩。

　　第二天，朋友上班去，将我锁在家中；我像一只老鼠一样，不能让邻居听到一点声响。而窗外的警车不时呼啸而过，使你觉得那就是奔你而来。

　　我觉得已经被宣判死刑，逃出去不可能，只好默默地等待行刑者的到来。

　　他家来客人我就要躲到地窖里，那几天的大雨使他家的地窖积了两尺深的水，如果客人坐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和坐水牢一样，忍受着冰凉、潮湿和跳蚤的袭击。晚上，一打开电视就是那血腥、恐怖和令人心痛的画面：

　　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封锁第一个从西安被捕，出卖他的人竟是他的一奶同胞的姐姐，我的朋友气得把酒杯都摔了，如不是我拉着，看来电视机他都要砸。第二天他从单位回来告诉我，全单位不管男女职工还是干部工人，没有不痛骂周封锁姐姐和姐夫的。“那对狗男女就知道升官，连禽兽都不如！”她把周封锁的姐姐和姐夫称为“狗男女”。

　　我告诉他，我姐姐的丈夫也是警察，但他决不敢出卖我。

　　他问：“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他怕我姐。”

　　他大笑：“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还没等中共抓到你，你自己就吓死了或愁死了吧？”

　　周封锁被捕后，紧接着我的好友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熊炎在内蒙古被捕，电视屏幕出现了他被押回北京的镜头，几百名持枪荷弹戴着钢盔的士兵如临大敌，而熊炎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地走下火车。

　　接着又是我的好友杨涛在甘肃被捕，电视镜头同样是被押回北京时，军队警察如临大敌。杨涛是福州人，在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中，他年龄最小，只有十九岁，但他常常表现的比实际年龄要成熟。我还记得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向我要了一支菸，那是一包云南的阿诗玛牌香菸，我给了他，问他为什么不自己买烟，他说没钱。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筹委会主席，北高联最后一任主席，北大的捐款几十万人民币都在他手里，他却不动分毫。

　　不几天，另一个北大出身的学生领袖刘刚在保定被捕，我的朋友甚为不平：“真怪，怎么被捕的都是北大的？”

　　那几天，清华的熊炜和北影学院的马少方等相继自首，我心里很难过。中共虽然总是讲主动投案自首可以从轻处理，但这次他们轻不了，坦白也好，顽抗也好，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只短短几天，二十一人有近三分之一被捕，我不得不佩服中共公安和秘密警察的能力。同时也觉得悬在头上的那支达摩利斯剑又下降了几寸，几乎可以碰到头发了。

　　六月十五日，我不想等了，决定明天启程。逮捕也好，免得每天受这种精神折磨和让朋友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朋友在那天晚上把孩子拍睡后来到客厅，他见我在沙发上坐着还没睡，便说：“要不然，要不然……自首……。”

　　我说：“我明天就走，但我决不会自首，因为我们没错，杀人的是他们，罪犯是他们，让我向杀人者自首，那还不如你杀了我。”

　　他说：“我是为你想，我不能想像你这样优秀的人被他们枪毙掉，如果自首大概不会判死刑。只要活着就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你想想，邓小平都八十四了，他还能活几年？再说，你也该为你妻子和孩子想想……。”

　　他一说起妻子和孩子，我心如刀割，这几天夜里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出现雪儿那粉红的笑靥。真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到女儿。妻子我倒不很担心，她才二十几岁，将来可以选择新的生活，组成新的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逐渐地把我忘掉……。

　　我打开我的背包，从中拿出一叠钱，那是我所有的经费。还有二千七百多元。我拿出两千元给我的朋友，我告诉他：把这两千元寄给我的妻子，这两千元钱可以够她们娘俩一年的生活费了，加上家里的存款，还能支持几年。

　　朋友愣愣地看着我：“那你呢？你现在需要钱呀！”

　　我说：“我还有几百元，足够了。也许明天在火车上就要被捕，如果能找到安全的地方，我会自己养活自己，这你放心。”


３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下午四点钟，我离开了朋友家向火车站走去，我身穿一身武装警察的少校服装，戴着变色眼镜。朋友说，连他走到街上都认不出我。

　　那古老陈旧的火车站上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一队新入伍的武装警察也不排队，呼三喊四地挤进检票口，气得那位检票的姑娘一个劲儿喊我：“喂，那个当官的，管管你们的人，还警察呢！一点水平都没有！”

　　我恐怕她再喊我让车站的警察认出我，忙快步挤到检票员身旁，低声告诉她：“对不起，我们不是一个部队的。”

　　那检票员小声嘀咕：“反正没一个好玩意儿！”

　　我被她骂得一愣，但想，她骂的是武装警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穿的是武警的衣服，而真实的我却是武警四处追捕的要犯。我甚至盼那个检票员多骂几句。

　　火车上人很多，没有空闲坐位，一个喝酒的大汉一人占了两个人的位子，看我站在那瞧他，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又黑又脏的臭脚丫子移开：“大哥，坐吧，这人多，就得多将就点。”

　　我谢谢他，把提包放在行里架上，正巧列车长走过来，我忙问他有没有卧铺，他瞧瞧我，我递上去一支万宝路香烟，他看也没看就拒绝了。告诉我：卧铺满员。根据我过去在铁路跑记者的经验，连烟都不收的列车长那准没戏。所以我乾脆不再找他麻烦，也省着自己麻烦。

　　列车上检查的极为严格，三人一组的警察在车厢里走来走去，牢视着每一个旅客的脸。这是黑龙江省境内，而刚刚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只有我是黑龙江人，所以他们的重点是针对我而来的。

　　我把帽檐压得很低，和那个喝酒的大汉聊着天，尽量使自己表现得自然。

　　那大汉一边喝酒一边吹他的儿子，一个坐在他身边抽着高级香烟的十四、五岁的孩子，说他枪法如何准，如何在山上打“飞龙”，如何敢和森林警察以枪对峙。他说他儿子专抽好烟，这些年他倒卖木材发了大财。就这么一个儿子要好好培养：“念书不行，这小子不是念书的料，将来不受人欺侮就行。”

　　我一边喝酒一边应酬他，但我不敢多喝，怕酒后失言暴露自己的身分。

　　果然，谈话涉及到了“六四”，那二十一人通缉令成了全中国老百姓议论的中心话题。

　　那大汉说：“大哥，你这时出差，是有任务吧？”

　　我“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他。

　　他说：“是抓王丹他们吧？”

　　我说：“不是，我去搞一个外调，部队有同志要转业，我先帮助联系一下。”

　　“转业对了，这他妈部队还有啥干头？尽挨骂？”那大汉拔下一个烧鸡腿边吃边说。

　　我假装不知：“挨谁骂？”

　　他说：“大哥，我不怕你生气，谁不骂呀？在天安门大开杀戒……。”

　　我忙制止他：“你喝多了，这话可不能乱讲罗，在北京那是镇压反革命暴乱嘛！小平同志不是讲的很明白吗？”

　　那大汉还不服气：“我听不明白，他八十多岁能讲什么明白话？我老爹才七十多，整天说胡话，你问我儿子。”

　　那个抽高级烟的少年吐了个烟圈：“我爷爷早就老胡涂了。我爸要听他的，能有现在这么有钱吗？”

　　那大汉得意得两眼放光：“就是嘛，大学生嘛，小孩子嘛，提点意见就开杀戒，这是啥玩意儿？前两天我看通缉令，妈呀，不是北大的就是清华的，真白瞎了，我儿子要是能考进北大，让我管他叫爹我都乐意。”

　　周围的乘客传来一阵笑声，我怕他把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儿，就小声警告他：“你喝多了，小心祸从口出。”

　　他突然一愣，好像才知道我是警官，忙说：“我喝多了，刚才的话就算是我放个屁！”

　　已经进入夜间行车，我昏昏欲睡，但又不敢睡，那大汉已趴在小桌上打着响亮的鼾声。


４
　　凌晨，列车进入了中国北方的一座大城市，这个城市我非常熟，连这个城市的铁路警察我也熟，我曾做为警官学校校长的客人到过这个城市，而现在，这些毕业的警官执行的却是逮捕我的命令。

　　列车进站了，站台上每隔二十米就有三个警察，他们全副武装，披着雨衣站在蒙蒙细雨中，等待着列车。

　　我有些紧张，难道他们发现了我在这次列车上？

　　列车停稳了，警察们飞快地上了车，每个车厢三个警察，他们把手枪和冲锋枪提在手中，仔细地辩认每个乘客的脸，然后再向手中的一个小册子对着。我知道，他们手中的小册子准是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

　　他们一步一步地向我这面逼进。他们如果觉得哪个人值得怀疑便会让你出示相应的证件，然后仔细盘查。我的坐位紧靠餐车，按顺序他们要最后才能查到我。

　　在查到距离我不远的地方，警察查出了一名身带传单的大学生，那些传单是从他的旅行包里查出来的，警察让他把身子背过去，然后在身后给他戴上手铐。整车厢的乘客都被震惊了，纷纷站在坐位上看热闹，立刻，我被那些站起来的乘客淹没了。

　　“这叫秦琼背剑！”一个乘客很内行地说。

　　喧闹声中，那个被“秦琼背剑”的大学生被押下了车，走在后边的那个警察只是向我坐位这个方向望了望，他显然已经看到了我，但他更放心地下车了，我想那一定是因为我是武装警察“少校”的缘故。

　　列车终于开出了这个恐怖的城市。我长舒了一口气。经过一夜的紧张旅行，我真感觉到累了，便趴在小桌上睡着了。


５
　　我没有到哈尔滨，而是在距离哈尔滨还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小站下了火车。

　　小站也有警察，不过那些警察显得土头土脸的，叨着烟卷，敞着怀，口么五喝六，一副鱼肉乡里的样子。

　　我下车出站，他们连看都不看我。在站外乘坐个体户的大客车时，那个售票的大嫂竟给我打八折，我说算了，反正是公家报销，就别打折了。她忙给我找了个坐位。一个小时后，我在距离一个县城二十里路左右的一个站下了车，再步行十余里路，我就会走到一个叫张家窝棚的村子，我一个堂叔和堂婶就住在这个村子，虽然这个亲戚快出五代了，但我小时候常到他家来过瓜秋，感情处得很好。我分析，中共公安部门也许不会这么快把我所有的社会关系全摸透。

　　走下公路，进入了乡间小路，路两边种的玉米已到腰部，正是锄二遍草的时候，农人们在各自的庄稼地里挥汗劳作，我用脚踢了踢土地，立即飞起一股白烟，看来土地有些乾旱。

　　远远的望见了堂婶家的村子了，十几年没来了，村子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路还是土路，只不过加了点沙子，护村的林子倒是长得又高又密了，掩映着一幢幢的土房。

　　我怕引起人的注意，脱下了少校警服，把衣服和帽子塞进了背包。

　　天气很热，蝈蝈在麦田和豆田里是比赛着歌声，把乡间的中午衬托得更加宁静，路上没遇到一个行人，也许都在睡午觉和在田里劳作。我口渴得要冒烟了，也饿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到堂婶家喝上清凉的井水，吃上香喷喷的小米饭，便不由加快了脚步。

　　蓦地，我发现乡下的土路上有几道清晰的车胎印，那是军用北京吉普二一二的车胎印。我忙蹲下身来，仔细研究起来。

　　车胎印是通往村子里的。而像张家窝棚这样的落后决不会有人养这样的小吉普车。难道警察已经来了？

　　我忙闪进林子，偷偷地向村子里了望。村里很静，偶尔能听到母鸡下蛋后咯咯咯咯的叫声，似乎没什么异样的迹象，我准备再向村子靠近一些，看个清楚再说。

　　就在这时，村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我忙闪进林子深处，透过树的枝干观察着一步步走过来的那个人。

　　我觉得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很眼熟，当她走近时，我看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很像我的婶娘，难道这么巧？

　　老太太走近了，没错儿，是我的婶娘！尽管十多年没见，尽管她已经满头白发，我还是认出了她。我小的时候，婶娘没有男孩，爸爸险些把我送给她做儿子。

　　我从树林中闪出，轻轻唤了一声：“婶娘。”

　　她一愣，突然看见了我，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游移。我小声说：“婶娘，我是伯笠。”

　　“是小伯笠？”她忙走上来抓住我的胳膊。那满是青筋的手把我抓得牢牢的，就像我会立刻飞走似的。她的眼睛闪过一丝泪花：“小伯笠，你真的来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马上把她拉进树林。我问：“婶娘，你先别激动，告诉我，是不是『他们』来了？”

　　她点了点头：“嗯，他们来了，有好几十人，三部小轿车呢！”

　　我说：“都是些什么人？”

　　她说：“都是警察和武警，有县里的、省里的、还有北京的。现在正在大队部吃饭呢！”

　　好险！要不是我提高了警觉看到了车胎印，要不是婶娘从村子里走出来，我只要一进村便会被逮捕。现在，我反而镇静下来，拉着婶娘坐下来。我问婶娘：“警察是怎样盘问你的？”

　　婶娘叹了只气说：“前些天就在电视里看到了通缉你的镜头，乡亲们天天上家来，问有没有你的信儿，我想你也许逃到外国去了。今天上午我正睡午觉，就听警车响，村长领着十几个人进了家，整得鸡飞狗跳的。”

　　我说：“他们吓唬你了？”

　　她说：“那倒没有，一个北京来的官说话还挺和气，他说你是什么『高自联』的头头，要把你们找回北京去了解情况。我说我那个侄儿没来，再说，我都十几年没见他了，长啥样我都忘了。那个长官说：『都是年轻人，难免犯点错误，他要是躲到你这来，你就告诉我们，可别让他乱跑了，这世界挺乱的，别遇到坏人，出点事儿就不好了。』我说：『嗯呐，来了我就告诉村长。』”

　　我暗自好笑，魔鬼总要把自己扮成天使。

　　我问婶娘：“你从村里出来要干什么去？”

　　婶娘说：他们走了后，我又睡觉了，做了个梦，梦见你表妹家的猪生了一窝猪崽，全卖完了，就剩下一个小黑猪崽没人要，我想把小猪崽抓回来养到过年也许能换几个钱，就出了村来。没想到碰上了你，这真是天意。

　　婶娘说：走吧，到你表妹家去，先吃饱饭睡一觉再说。

　　我摆摆手，拿出烟来，给婶娘一支。我们娘俩默默地吸完了一支烟。村里的警车还没开出来。我这时真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表妹家有没有警察，还不得而知，于是我让婶娘先去，如果有警察，就派人给我送个信，顺便带点吃的和水。如果没有警察，就让表妹或表妹夫来接我。

　　婶娘走了，向另一个村庄走去，我的表妹就住在那个村庄。

　　半个小时后，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农民把车子停在了我的面前。

　　“四哥，我是铁柱，是你妹夫。”他自我介绍。

　　“你怎么知道我是你四哥。”

　　“嘿嘿……”他憨厚地一笑：“这几天电视上和报纸上都有你的照片。”

　　“你不怕吗？这要坐牢的？”

　　“四哥这话就说远了，咱们不是亲戚吗？要没这事，你在北京大学当作家也没空到咱乡下，那我也还是没福见到你，嘿嘿，这回见到你了，咱哥俩有缘，走，回家去！”他拿起我的包装进一个麻袋里，然后放在单车的后架上。

　　我问他：“警察没到你家吗？”

　　他大咧咧地说：“没有！中国没那么多警察！”

　　一路上，我同他聊起了这两年农村的日子，他说他前两年贷款买了一台小四轮拖拉机，种了二十多亩地，吃穿不愁，养车操心，他把小四轮卖了，又买了两匹马；“还是养马好，我小时候就梦想将来自己有匹马。”他说，“你表妹身体好，能干，大儿子上小学了，小儿子也一岁了，这日子马马虎虎过吧。”

　　他问我有几个孩子，多大了。我告诉他：我只有一个小女儿，叫小雪，才一岁大一点。我告诉他我前年才结婚。

　　他憨厚地笑笑：“我老丈母娘就说你挑花眼了，连县长的女儿、军长的女儿都不要，现在这个四嫂一定不赖！”

　　说话间到了村外护村林，村子里很静，看来农民都下田做活了。

　　表妹家两间土房，很大的院子种着黄瓜，两红柿、豆角、茄子等各种蔬菜。婶娘和表妹正在 面 条，收拾得乾乾净净的炕上摆着一个小方桌，小方桌上摆着几样炒菜、啤酒和饮料。我实在饿了，和表妹打过招呼后就风扫残云般吃了起来。

　　两瓶啤酒，三大碗面条下肚，我才感到肚子里有点底了，自天安门广场绝食后，我最怕的就是饿，一饿就心慌，无力。

　　酒足饭饱，我仰在炕上点燃了一支烟，一边吸一边听表妹夫妇和婶娘在争论把我藏那儿。我知道，现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一定是动用了最大的警力来搜捕我，既然像婶娘这快出五代的亲戚家都来了，那更近枝的亲戚更不用提了。那么他们在这一层面上找不到我，就会通过他们的子女，亲戚再寻找我。我估计用不了多久，表妹家也会被警察光临。所以，此地不宜久留。但是去哪呢？

　　表妹夫说去河套，那个呼兰河和松花江交汇处有一望无垠的荒草滩，是周围几县农民放马放牛的好地方，我们可以到那去放马，躲过这段疯狂搜捕期。

　　“牧马人？”这主意不错。

　　我让表妹打盆水来，然后把长发伸进水中，浸湿后我把剪刀交给表妹：“都剪掉。”

　　表妹的手艺还真不错，剪发后，照照镜子，人变了个样，那是当地农民喜欢理的寸头。

　　我脱掉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裤子，白色的绒袜，只穿了一条内裤走到院子的小园，捧起乾燥的浮土而向空中扬去，飘洒下来的土面落在我汗渍渍的身上，不一会，我的身上就印满了“地图”。

　　换上表妹夫最破的衣服，看不清颜色的白背心上的几个洞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画满“地图”的肚皮；一双露脚指头的破布鞋，一条破旧的蓝裤子，一腿挽高一腿挽低，一照镜子，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整个一个“山炮”！

　　从炕上拿起一包劣质黑杆烟，叨在嘴上一支，把高级打火机扔给表妹的小男孩，用当地的火柴点燃，然后问婶娘和表妹：咋样？

　　表妹趴在婶娘怀里失声痛哭，她抽抽泣泣地问：“妈，这到底是咋的了？”

　　她的刚上学的小儿子拿着我的高级打火机，戴着朋友采访汉城奥运会回来送我的奥运会纪念：一顶极漂亮的帽子，拉着他妈妈的衣襟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猛吸了一口烟：“表妹，别哭，别吓坏了孩子，你说，我现在像不像农民？”

　　表妹含泪点头：“像……。”

　　我说：“这就对了。我也不和你们说这值得还是不值得，这人活得不能太仔细，你只要做了，就是值得。四哥还活着，但四哥的许多朋友已经死了，所以四哥更应该活下去。咱家乡不有一句话叫『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吗？我过去是作家，是记者，是北大学生，而现在是连你们都不如的被通缉追捕的要犯，等待着我的没有你们这小家庭的幸福和天伦之乐，等待着我的是冰凉的手铐和阴森的牢房，甚至酷刑和枪毙。但我不后悔，从我参加第一次北大游行时我就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但这在我的一生里只不过是一瞬，熬过去，人就成仙了。”

　　他们似懂非懂地听我说着。

　　我对表妹夫说：“套车，咱们现在就上路！”

　　趁表妹夫套车的当儿，婶娘和表妹为我们装粮食，把被子塞到麻袋里。我拿个乾净的塑料筒装水，水洒在我的手上，流出一道道雪白的沟。这是我最不好伪装的地方，连这只抚笔弹琴的手生得又软又细，虽然刚刚用“染”过，一碰水就露了原形。正无奈间，发现了放在院里的柴油桶，赶紧弄出点柴油，把手放进去浸泡，几分钟后拿出来，然后伸进尘土中搓，不一会儿，两双手又黑又脏，还散发着柴油的臭味，用肥皂都洗不掉了。

　　好了，我长舒一口气，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不要说是只看到过我照片的警察，就是我的妻子到我面前，也不会立刻认出我来。


６
　　夕阳西下，田野披上了一层胭脂红。

　　我们的马车上路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走的是一个村子连接另一个村子的土路，而不去走平坦的公路。据我分析，公路上肯定有警察阻截检查或突击巡逻，这是中共警察的一贯做法。所以人们总结说：“运动早期一个也别想跑，运动晚期一个也抓不着。”所以只要躲过八九年这一年，我就会寻找到如鱼得水的空间。

　　月亮升起来了，我躺在颠簸的马车上，表妹夫铁柱赶着两匹瘦马，哥俩一边吸着烟，一边聊着柴米油盐、老婆孩子、自留地以及混帐得不能再混帐的村干部。不知不觉，我打开了呵欠，铁柱把装被子的麻袋打开，拿出被子给我盖上，六月的北方，夜里还是很凉的。

　　铺着松软的稻草，盖着厚厚的棉被，望着天上的明月和闪烁的星星，听着马儿那得意的蹄声和响鼻，听着铁柱那轻悠的、浪浪的家乡小调，我想起了死去的二伯父。记得儿时，每年我放暑假他都接我来乡下过“瓜秋”。也是这样我们爷俩常常夜间走。二伯父总是给我盖上棉被，把一个又大又甜的香瓜放进我的被窝，然后一边赶车一边给我唱《王二姐思夫》、《 洪月娥做梦》，那些苦命的女子对丈夫的思念心情和感情的宣泄，对童年的我影响很深：

　　王二姐坐北楼眼泪汪汪，
　　想起了二哥他好不凄凉……
　　走了一日我划一杠，
　　走了两日我划一双呀，
　　也不知二哥走了多少日，
　　横三竖四我画满墙……

　　而现在唱这首歌的已不是当年那个有民间歌手美誉的二伯父，而是年轻一代的铁柱。但对王二姐的理解，我已不是停留在儿时的认识上了。我想起了我的妻子，她也会像王二姐想念丈夫那样想念我吗？我想起了那个娇小的女儿，想到今后的命运，这一切都是未知的。算了，不想了，明天还要走很长一段公路呢！不知能否顺利。

　　我进入了梦乡。那一觉，睡得好香。

　　我被铁柱唤醒时已是翌日上午九点钟了。

　　我们的小马车已经爬上了公路，按照我的地图，附近十里路的公路是最危险的，但不经过这段公路又无路可走。

　　我睡眼蒙胧地从车上坐起来，这时才觉出浑身酸痛，那是一夜车板上颠簸的结果。

　　“四哥，你快看。”铁柱一声惊叫，用鞭子指着公路前面。

　　我顺他所指方向望去，只见远远的汽车和拖拉机、小四轮排成了长龙，缓缓地移动，公路两侧，似乎有戴钢盔的军人在走动。我心咯蹬一下：我们遇到了检查，毫无疑问，那些军人是抓我的。

　　铁柱紧张了，脸都吓白了，他说：“咋整？四哥，要不我们先拐回去……。”

　　我告诉他那是愚蠢的，如果现在拐回去肯定会引起前面的军人怀疑，他们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很快就会赶上我们，唯一的办法是硬闯过去。

　　铁柱听说要闯过去，拿鞭子的手都发抖了。我一看这太危险，还没等被警察认出来，你一紧张就会坏事。我从铁柱手里接过鞭子，让他躺在车里去，我来赶车。当年在农村插队时我就喜欢赶马车，长鞭在空中挽着花儿，打着脆脆的鞭哨，觉得很神气。没想到当年学的本领今天派了用场。

　　我告诉铁柱，他只要装病就好，不要开口讲话，要装作迷迷糊糊状态，一切有我应付。

　　我打了个响鞭，两匹瘦马跑起了小碎步，离检查的地方越来越近了，我才发现检查的人不是军人，而是警察，他们共有十三、四个人，三辆警车停在公路一侧，他们怀抱着又短又小的冲锋枪，仔细地检查每个过往的车辆。二、三十辆各种机动车沿右侧排成一排，等待检查。

　　我把车排在车队的后面，抱着鞭子，叨着劣质烟卷，观察着那些警察。他们态度很蛮横，一个司机没带身分证，顶了几句嘴，立即被捉到路旁拳打脚踢。听到那个司机的叫骂声，铁柱在车上抖得更厉害了。

　　我决定以攻为守，如果他们检查，万一让我拿出身分证怎么办？因为我没有身分证，不过这周围农村也有好多没发身分证的。

　　我抱着鞭子走到前面看那个被打的司机，那副模样完全像一个没有知识爱凑热闹的农民，没一个人注意看我。我壮壮胆，走到一个戴短枪的警官面前，用纯熟的当地土话说：“局长，我是蓝头的，车上的王老四又屙又吐，送他上乡里扎咕扎咕，让我们先过去吧！”说着，我用又黑又脏又臭的手拿着一根劣质烟递上去，那个警官厌恶地一挥手：“去去去！等着检查！”

　　我颠颠地跑回马车旁，点燃了一支烟。铁柱说：“四哥，我也想抽烟，我快受不了了。”

　　我说：“瞎紧张什么？你现在是病人，不能抽烟。”

　　那个警官背着手慢慢踱过来，我忙从车上跳下来，向他弯弯腰。他走到车旁，看着躺在车上的铁柱，然后拿起一张通辑令对着，我看清楚了。那是我的通辑令，不过和电视上的不一样，电视上是一张我讲演时的照片，而他拿的这张通缉令上是三张照片，除一张在天安门广场上讲演的照片外，还有一张是我报考北大时照的照片，另一张则是我结婚登记时照的照片，我担心他会仔细对照我的脸，但他并没有，却把注意力放在铁柱身上，他不曾想到大学生还会赶车。

　　铁柱脸色惨白，脑门布满了冷汗，浑身还不停地发抖，他紧闭着眼睛，那副样子真像个打摆子的病人。那警官发了善心：“你们过去吧！”

　　我忙赶着马车来到前面，被几名荷枪的警察拦住：“干什么？回去排队检查！”

　　我装作急扯白脸地说：“你看你看，是那个局长……。”

　　后面那个警官说：“让他们先过，车上有个病人。”

　　几个警察看了看铁柱：“哪个屯子的？”

　　我忙抢着回答：“蓝头的。”

　　那警察白了我一眼：“去去，没问你！”然后仔细看了看铁柱：“身分证！”

　　铁柱哆哆嗦嗦：“这，还没发呢……”

　　我忙补了一句：“相片交了半年了，公社那帮玩意也不知干啥吃的，就是发不下来，人家红头、黄头、白头都发了，就我们蓝头……。”

　　那几个警察显然被我罗嗦烦了，把手一挥：“去去，快走吧！”

　　我不理他们，一边嘟嚷一边慢腾腾地把车赶上路中间。

　　一个警察火了：“快点！妈的你磨蹭什么？”

　　我甩了个很地道的响鞭，两匹瘦马又“得得”地迈开了小碎步。我不敢回头看，生怕警察会突然发现破绽追上来。冷汗从我的脑门流到脸上，我连擦都不敢擦，直到公路拐了个弯，警察和警车已经看不见了，我才撩起衣襟，擦掉满头冷汗。

　　铁柱坐了起来，点燃了两支烟，递给我一支：“真他妈吓坏了，四哥，我可搞不了革命，这太可怕了。”

　　我说：“我也没搞革命，是邓小平搞革命呢！”

　　他说：“我真没想到，四哥，你的胆子这么大，还敢和警察说话。”

　　我说：“你只有不怕他，他才不怀疑你，你一害怕，就要出事。”

　　他说：“我是吓麻爪了。”

　　我说：“你吓麻爪就对了，你发抖出汗，脸色惨白，就是医生来也不会怀疑你装病，这次安全过来就多亏你吓麻爪了。”

　　我们边说边笑，终于下了公路。一走上乡间土路，我似乎才有了一点点的安全感。

　　在一个村子的小卖部，我们买了几十斤挂面条，十瓶老白干、盐、火柴以及几十包劣质烟草。然后继续赶路。


７
　　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呼兰河边。

　　呼兰河，这是条母亲的河，她整整哺育和滋养了我们张家五代人。

　　中午的大太阳把光辉不遗余力地洒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正在接近汛期的河水在宽宽的河床上向西流去，金黄色的沙滩闪着耀眼的光辉。

　　河堤外，是一望无垠的草甸子和一片片的杨树林，草甸子里一个又一个碧绿的水塘上成群的野鸭子在嬉戏，三三两两的马匹和成群的黄牛在安详地吃着草，这如诗似梦的美景使我陶醉。

　　这是我儿时常来玩的地方，这些年也常常梦想能回到大草甸子的怀抱尽情地陶醉一番。这次真的来了，但却是逃亡到这里，我真难把残酷的现实和这美好的感情联系在一起，我有时甚至以为那残酷的一切无非是昨夜做的一场噩梦，而眼前这一切宁静和谐才是真实的。

　　警车的怪叫声又打断了我的遐想，又高又大、长如蟒龙的大坝上，迎面开来三辆摩托车，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警察。

　　我又感到了残酷的真实。

　　我看见大坝下有一个渔人在船上捕鱼，便慢慢蹭下大坝，和他聊起了天。我不想再和他们正面冲突，以为他们会从马车旁呼啸而过。

　　我问鱼人这鱼卖不卖，那鱼人气呼呼地回答我：“不卖！”

　　我和他商量：“我只买两条就好，不多买。”

　　他口气坚定：“一条也不卖！一个鱼尾巴也不卖！”

　　我不知他气从何来，但为了拖延时间，我仍和他纠缠不停，铁柱则坐在车上看着两匹瘦马。

　　我虽然不敢回头，但我已经感觉到摩托车已经停在了我的上方，几名警察已快速向我冲过来。

　　我没有回头，心呼呼地跳着，等待着那一声：“张伯笠，你被捕了！”

　　那我就会长舒一口气，再不用过这种惊心动魄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活了。在监狱里，父母、兄姐、妻女都可以知道我的下落，也不错。

　　但令人难捱的是，那一声没有来，几名警察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我佯装看鱼，又不敢回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终于有了声音，一个警察走到塘边，伸手从一个树根下拉起一根绳子，我发现那个打鱼人的脸抽动了一下，脸色很难看。

　　水塘里卷起了一阵浪花，随着绳子拉近，我发现，原来水下有一个网袋，网袋里装有近百条的大鱼，每条都在一斤左右，有鲫鱼、鲤鱼还有鲶鱼。我不得不佩服警察，他们可谓经验丰富，我比他们在这儿蹲的时间要长，愣是没发现这个打鱼人这一手。

　　那个拉鱼的警察望着网袋里扑愣愣乱蹦的鲜鱼，得意地拍拍手上的泥水：“怎么样？这些鱼不错嘛！都买了吧！”

　　那个打鱼人急了：“哎，不卖不卖，这些鱼给乡干部留的，你们买去了，他们再来要，我用啥给呀？”

　　警察笑了：“嘿嘿，你又不是不下网了，跟你们乡长王大嘴说是我买去了。”

　　那警察说着上了大坝，在我们的马车上寻找着什么，我怕他发现我的背包，虽然装在麻袋里，里面也没什么特别危险的东西，但牙具内衣等一看就不是农民用的。好在那个警察只选了一条空麻袋，他和铁柱说：“老乡，借用用。”铁柱点了头，知道是只借不还的。

　　那警察把麻袋从坝上扔了下来，几名警察接过后把鱼装进了麻袋。然后怕弄脏衣服，让我帮他们扛上大坝：“老乡，帮帮忙。”

　　铁柱怕我弄不动，被警察怀疑，忙跳下来帮我把鱼拉上了大坝，放在三轮摩托旁边。坝上的几个警察乾脆让我们俩帮忙把鱼放进托斗里。

　　我们刚到把鱼放进托斗，两匹瘦马一边吃着大坝边上的野草一边往坝下走，当马车滑下了，马顶不住身后的压力便撒开腿向坝下跑去。

　　那警察喊：“快，马毛了！”

　　我和铁柱一看不好，立即撒腿就追，那两匹瘦马跑下大坝后没跑多远就站住了，又低头吃草。我和铁柱可惨了，马车上的行李、酒、挂面、盐、手电筒、木杆、塑料布撒得七零八落。我们俩只好边找边往车上扛，大坝上的警察们看西洋景似的哈哈大笑。不过那个拿麻袋的警察还不错，扔下来两条一斤左右的鲤鱼，算是付了麻袋钱。

　　我们重新装好了车，警察的摩托车也开走了。我跳上车，铁柱赶着两匹瘦马，向草甸子深处走去，那小小的马车在一望无垠的大草甸子上，就像是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漂泊荡漾。

　　快到两河交叉处，我们发现了一对压出的车辙，不远处的河边有一小小的地窝棚，窝棚顶上的烟囟冒着炊烟。

　　窝棚旁，一个光着脊梁的老汉和两三个壮汉在喝酒。看见我们来了，其中一个壮汉很不友好地喊：“离我们远点支窝棚，别伤了弟兄们的和气。”铁柱见警察害怕，见那壮汉他却一点不怕，他走过去：“咋的！是不是活腻歪了！”

　　那壮汉一愣，看看我们俩再没敢吭声。那老汉忙打圆场：“老大，别生气，出来打鱼都是为生活，这呼兰河又不是我家的，先坐下喝两口再说。”

　　我抱着肩膀站在马车旁一动不动，我知道他们误会了，以为我们也是打鱼的。老汉说：“按咱们打鱼人的规矩，你们不能在我的上水下网。”

　　铁柱说：“你别怕，我们哥俩是来放马的，不打鱼！”说着，赶着马车走了，在距离那个老汉的鱼窝棚二里远的河边，我们支起了窝棚，我用镰刀打了许多草，垫在塑料布上面，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一堆青草。

　　我们在窝棚门前挖了一个坑灶，支起锅，铁柱把鱼收拾乾净，扔进锅里，我烧火煮鱼，他卸车喂马。一切准备停当，鱼也捞出来了，就着煮鱼的汤把二斤挂面扔进锅里，我们俩拿着酒瓶子，你一口我一口喝了起来，吃着警察给的鱼，说着这一天的惊险。我们不由唏嘘感慨了一番。

　　铁柱说：“这一生头一次赶上这样的事，想起来就和打日本鬼子当交通员的小说似的。要不是你经验丰富，今天早进芭蓠子了。”

　　我说：“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和你一样。”

　　他一愣，忽然大笑起来。

　　一斤老白干不一会就见瓶底了，那顿酒喝得畅快淋漓！

　　那几天真成了牧马人，除了吃三顿饭，我便练习骑马。骑这种没有鞍子的光脊梁马是需要技术的。远处一有警车或黄色的吉普车或绿色的摩托车，我便骑上马不慌不忙地往草甸子深处走，那里是什么车也开不进来的，即使警察发现了我，除非他们用直升飞机，否则他们赶不上我的瘦马。

　　晚上收听半导体收音机，得知继六月十五日上海判处徐国明、严雪荣、卞汉武三人死刑后，北京也大开杀戒，以焚烧军车、殴打残害解放军的罪名判了八名优秀青年死刑。不过，官方的新闻媒体再也没有报导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消息。我分析他们一定是收到了相反的宣传效果，所以再逮捕就不让新闻公布，这更可怕。


８
　　一天早晨吃过早饭，我和铁柱骑马到那个打鱼的老汉处散心。老汉热情地接待我们，这方圆几十里的大草甸子上我们是最近的邻居了。

　　老汉姓于，家里分得两亩地，老伴和二儿子就伺养了，他领着大儿子出来捕鱼，弄得好，能卖两千元钱的鱼钱。他的大儿子坐在河边补网，那样子傻呆呆的。于老汉告诉我：“他是神精病，经常犯病，不犯病时就织网和捕网，他手很巧。”

　　我跳下河帮于老汉插老母猪网，这种网插进河道的泥沙中，网上有“漂子”，也像老母猪的乳头，大小鱼都跑不了，所以当地人也有把这种网叫“绝户网”的。那几天河水很清，还没到鱼的“咬汛期”，所以捕获不多，每天能够老汉和儿子吃就不错了。

　　插完网爬上岸来便躺在青草上抽烟，望天上的白云，想着以后的去处。

　　铁柱突然大叫一声不好，翻身上马向我们帐篷的方向奔去。我以为是警察来了，忙站起来望去，原来是一群牛慢悠悠地围着我们的帐篷转悠。我的心也一跳，因为我知道牛的习性，他们见什么顶什么。

　　眼睁睁地看着帐篷被顶倒，那十几头牛还不甘心，把我们的帐篷和车上的东西又一阵乱翻。待我骑马回到家时，我们的家已经毁了，搭帐篷用的塑料布被牛挑成了一个又一个碎片，锅灶也被挑塌，铁锅滚在一边，最气人的是它们把挂面条也挑碎了，除被它们吃掉的，剩下的散落到处都是，里而夹杂着牛的唾液和屎尿。

　　铁柱拾起镰刀向刚走不远的牛群扑去。我怕他干蠢事，忙把他拉住，我告诉他：“这是天意，也许上帝不让我们在这里住下去。”

　　我们重新装车，然后把车赶到我的芳邻于老汉的土窝棚前。于老汉欢迎我们和他一起住，并唾沫横飞地谴责那些没人看管的牛。

　　显然，老汉是为了安慰我。但是我有预感，最好尽快离开此地，如中共警察开始搜捕后，这样的河套全是他们搜捕的重点。过去当记者时常采访公安局这类搜捕行动，对他们的一般规律我还很清楚。但问题是去哪里？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叔叔，他是爷爷结拜兄弟的侄子，我在读大学时，曾经在地区的一次领导干部会上见过他，他当时是一个县做官，现在恐怕早已离休了。如他能掩护我安全系数较大，首先，在我家的社会关系档案中找不到他，其次，他虽然退休了警察也不敢轻易骚扰他，另外，他在各乡下的亲戚众多，我活动的余地也大，但问题是他敢不敢收留我。

　　我趁于老汉划船去起网时把这个想法跟铁柱说了。铁柱称善，我让他跑一趟，把名字、地址都写在纸上，然后让铁柱见机行事。如见他不很坚决就不要提。

　　铁柱连夜走了。

　　那一夜我和于老汉坐在闷热的土窝棚里，卷着又粗又辣的“蛤蟆头”菸抽，聊着农人的日子。老汉不时出去看看，我问他看什么，他说怕有人来偷鱼网，我有些奇怪，这方圆十几里没有一人，他怕什么？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听见土窝棚上面有人在低声说话。我爬起来，出了地窝棚一看，铁柱和一个陌生的中年汉子在小声嘀咕什么。一见我，铁柱忙站起来说：“四哥，这个是贾大哥，是贾叔的大侄子。”

　　我伸出手去和他握手，他显然不习惯，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然后红着脸把手伸出来，其实我的手比他的还黑。

　　我问他们：“叔叔有什么指示？”

　　铁柱说：“叔叔说让你去，全县十几个乡都有亲戚！”

　　我很感动。

　　贾大哥说：“叔叔让我先把你接到我家，现在正锄二遍地，我在河套种了些黄豆，伺养不过来，就说是雇个短工锄地的。”

　　我问他：“像这样雇短工的人家多吗？”

　　他说：“有啦。”

　　于是，我们决定了，明天早晨上路。贾大哥居住的村子归另一个县管辖，距离这儿大约有百十里路，还要渡过呼兰河，我估计，最快也要走八个小时。

　　于老汉听说我要走，说什么也要给我弄点鱼带上不可。我尽量轻装，不想带，但老汉一片热心到河里起网去了。不过河神不做美，只让他捕到十几条半斤大小的鲫瓜子鱼。我说：于老伯，我不带了，咱们今晚把这些鱼杀了下酒吧。

　　于老汉一个劲儿说没有捕到更多的鱼让我带走心里不安，一边杀鱼做饭。

　　我把剩下的盐、火柴、香烟，还有几捆较完整的挂面条都送给了老汉。老汉很感动，他一边喝酒一边看我，待喝得面红耳赤时，他拍拍我的胳膊：“孩子！遭罪了！你不说，我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你住我这儿才两天，我就看出你不是普通人……。”

　　我笑道：“何以见得？”

　　他得意地摸了下嘴巴：“你的眼睛有神呐！和一般人不一样！不管咋说，咱爷俩算是有缘，在一个土炕上聊大天，喝大酒，这不容易！”

　　我说：“是不容易！要不是于大伯收留我和铁柱，我们就得睡露天地。”

　　于老汉摆摆手：“别价，这么说就见外了，要不说咱爷俩有缘呢！”

　　那一夜，我们挤在于老汉的土窝棚里，除我和于老汉那个精神病儿子外，三个人鼾声若雷。我久久不能入睡，屋里的潮气、热气、腥气、臭气混合在一起，而外面是蚊子的世界。即使再闷也不敢开一点窗子。

　　我望着从破门的缝隙射进来的那一丝丝月光，又想起了亲人。父母亲这些天会怎样熬过来呢？他们的心一定是一直悬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呢？警察一定是每天去骚扰他们，北大的同学们呢？是否都安全离开了北京，随后而来的清查会占去他们很多精力和时间。就这么想着、念着，我慢慢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早饭已经摆在桌上了，于老汉炒的小鱼，捞的小米乾饭。我们一边吃，他一边蹲在锅灶烙面饼，说是给我们路上吃。望着火光下满头汗水的于老汉，我心头一热，险些流下泪来，今天早晨，不知他起了多大早，又捞鱼，又烧饭，然后还为我烙饼，七十多岁的人啦！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啊！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从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悄悄地塞在老汉的行李底下。心里默默说：于老伯，买点烧酒，下河回来喝几口暖暖身子吧。

　　吃罢早饭，我和于老汉、铁柱告别，跟着贾大哥上路了……

　　野花似在一夜间开放，野百合、黄花菜、大勺药……红的、黄的、白的竞相吐艳，成群的百灵鸟从天空掠过，留下一片交响音乐。

　　当我走在大坝时，回头望去，于老汉和铁柱还站在那冒着炊烟的土窝棚外向我们挥着手，似乎在说：一路平安……。

　　再见了，难忘的大草甸子！



第十二章 逃亡路上


１
　　这是一个距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的屯子。也许当年第一个来这里跑马占荒的汉子姓贾，所以人们把这个屯子叫做贾家窝棚。

　　贾家窝棚位于呼兰河边，这两年经常挨水淹，听贾大哥说，去年一场大水把村子的房子冲坍了许多，现在屯子里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粮食不够吃。有些农民都跑到外地找活做。家里的田地就交给了女人和孩子，而那些女人有的一天只吃一顿饭。

　　贾大哥家是贾家窝棚的上等户，三间大房，正面是红砖贴面的，贾大哥会木工、瓦工手艺，在屯子里很活络。他的妻子是一个既勤快又爽快的人，她为贾大哥生了三个孩子，大的男孩已上了中学，小的是个女孩，正在小学读书。村子里没有学校，三个孩子读书都要去十几里路以外的乡政府所在地的大屯子。

　　贾大哥是一个孝子，他家里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那老太太是他的亲奶奶。

　　我每天和贾大哥一起下田锄地，头几天累得受不了，回家后连饭也不想吃，倒头便睡。手掌上磨出了一串串的血泡。用削尖的荆条刺破，然后涂上煤油，再去磨，十几天后，手上已是一层茧子了，硬硬的。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堆杂物的下房里，用手掌抚摸着光滑的皮肤时，觉得那手像长刺的□一样，刺刺的、粗粗的，这哪里是那个写《新闻导报》社论的手！

　　吃是一个大问题，贾家没有面粉和大米，一天三顿是玉米渣煮的粥或用粥泡出的水饭。没有菜、更没有肉，每天三顿饭的菜是毛葱、生菜沾豆酱。晚上我和贾大哥喝酒，贾大嫂便给我们俩煮两个咸鸭蛋当下酒菜。我给了她四百元钱，让她去买些白面和大米来。但有钱却买不到粮。贾大哥跑了两次县城，求了人也没买来白面和大米。好在家里还有玉米，否则就要挨饿了。

　　一天下午我没有下田锄地，贾大嫂给我煮了两只咸鸭蛋，不知从哪弄来的面做了半盆面片，并让孩子到小卖店给我买了一瓶花生米罐头、一瓶酒。我刚喝一口，看见九十岁的老奶奶和孩子们在吃玉米渣子粥，便心口一堵，再也吃不下去了。我把罐头、和面片汤都端到老奶奶的桌上，盘腿坐在老人的对面，和她边吃边聊。

　　老太太虽然九十三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她说她看我眼熟，说我长的像一个人，我想她见过我爷爷，也许说我长的像我爷爷吧。她说她经历了四个朝代，满清、民国、康德和共产党，结果一代不如一代，全村饿死人最多的是一九六二年。那一年全村人饿死了将近三分之一。去年发大水老太太坐在炕头上说什么也不走，她说活九十多了，不想再活了，就让龙王爷收去吧，但还是硬让孩子给背上了大坝：“□，活着干什么？这不是受罪嘛！”老太太吃了一口大渣子饭粒，慢慢地嚼着。我忙拉下她的饭碗，放在我的面前，把一碗热腾腾、软绵绵的面片汤放在老人家面前。

　　从那以后，我不再吃他们单独为我开的小灶。

　　除贾大哥全家外，我避免见任何人，每天早晨天刚一放亮我就扛着锄头下田了，中午坐在河边的柳树下，吃用凉凉的河水泡过的玉米渣子水饭。晚上已看不见人了才回家，所以村子里并不知道多了一个陌生人。

　　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贾大哥的表弟，一个脾气火爆的小伙子，他叫贾义，常来陪我喝酒。他见没什么菜吃就跳进河里摸蚬，有的像洗脸盆那样大，我们在河边把它砸破，把肉剔出来，然后回家炒着吃，吃不完就给小鸭吃，小鸭就很爱下蛋。

　　村长照例每晚在大街扯开大嗓门喊开会，各家都派小孩去或老人去，不去不行，要罚款，一次五元，有十次不去开会就要加倍罚款。据说这些罚款的钱可以到秋后给。尽管是个受灾村，但一年迎接上级来人的吃喝费也要三、四万人民币。包产到户后，好土地并未都分到农民手中，村子里留的“黑地”大部分是最好的，这些“黑地”，多数给乡干部或村干部自己留着。因为不必交农业税，不必交公粮，打下多少粮食都是他们个人的，所以收入颇丰。

　　铲过二遍草后，我在贾大哥和贾义的帮助下在距离村子八里路的河边盖了一个地窝棚，那个地窝棚的炕下是一个地道，如果发现有搜查的我就可以掀开炕席钻进地下去。

　　但很遗憾，这个地窝棚和地道我都没享受到，便被转移了。


２
　　一天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一辆吉普车开进村子，停在贾大哥家的后院树林旁。一个军人进了贾大哥家，但我发现贾大哥却一点不怕。

　　那个青年军人推开下屋门，走了进来，我知道他是为我而来。

　　果然，贾大哥说这是他的表弟，也是我的表弟，是叔叔家的孩子。他和我握了握手，坐下来，扔给我一包红塔山牌香烟，我们点着后他说他爸爸很关心我的健康，农村没什么好吃的，活计又累，想接我到城里去休养一段时间。

　　我问他：“安全吗？”

　　他笑了：“谁敢到我家去搜查？真胆肥了！”

　　他告诉我，明天零点开始，全国统一大搜捕，就是针对你们几个人，他告诉我：公安部又补发了一张我的通缉令，和电视台上公布的不一样。黑龙江重点抓我，省公安厅长在望奎县坐镇，声言不抓到我不回哈尔滨。

　　我问他：“大搜捕要几天？”

　　他告诉我：“搜捕三天，从七月十五日零点到七月十八日零点，这三天时间，全国要采取地毯式搜捕，像你在河边盖的小房是最不安全的，那都是搜查重点，另外，每家都要被搜查或检查，能躲过这三天，以后就好办多了。”

　　我说：“在你家遇到生人怎么办？况且你在部队工作，部队的人必然总去你家玩。认出我怎么办？”

　　他说：“你别害怕，搜捕这三天我要去执行任务，不在家，哪还有公安人员去我家？老头老太太每天打麻将，不过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都是我的人，我保证万无一失。说句良心话，没一个警察真正想抓你们，除非那些想捞一把的王八蛋。抓你们干嘛？说不定哪天平反。我们抓小偷还能弄点实惠，你们有啥？走吧，跟我走，啥也别带。”

　　我把洗漱用品装在一个破布包里，跟着他走出了下屋。走到门口，看见了我使了半个多月的锄头，我抚摸着那光滑的锄把，看着亮如明镜的锄板，有些恋恋不舍。

　　车门开了，开车的司机是一个武装警察。我们上了车，我坐在后排，表弟坐在司机身边，

　　介绍说：“这是四哥。”

　　那个青年武警伸过手和我握手：“久仰久仰。”

　　他那幽默的样子把大家都逗笑了。我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一笑：“我和你表弟多个脑袋差个姓，铁哥们，啥不知道？通缉令刚下时知道你是黑龙江人，咱省就出你一个，不容易，觉得你很了不起。今天你表弟要我给他出趟车，在车上他才告诉找的是你，反正这抓人救人都是咱的事。”

　　他飞快地开着车，不一会儿，车已上了公路。

　　我问他：“路上安全吗？”

　　他说：“四哥，不是给你吹，这××市谁敢查我的车？借他们两个胆儿他们都不敢。”

　　表弟说，开车的也是一个高干子弟，他老爸当过专区的某局局长，不过也退休了，现在是“麻将局局长”。

　　那个开车的警察笑道：“现在是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像你们这样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去求民主争自由的人太少了，就凭这儿，我也得把你保护好，你们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了，不像我们，酒囊饭袋，啥用没有。”

　　车行到距离市区很近的一座桥时，发现前面有许多警察站在桥头。

　　我提醒二位：“警察！”

　　那司机笑道：“妈的，铁东区分局的王八蛋，别慌，他们是来游泳的。”

　　我仔细看，果然男男女女都有，且衣冠不整，大盖帽都拿在手上，不像是检查的样子。

　　我们的车行到桥上停下了，一群警察围上来，让司机给带几个人回城。表弟显然和他们挺熟，连笑带闹的开着玩笑：“带几个人可以，不过得先给个烧鸡！”

　　一个警官果然扔进一个大塑料袋：“妈的，你们就这样，啥都要，胃口也好！一到你们衙门里就完了，白开水都不给一杯！”

　　“要不咋叫清廉呢！”表弟笑着说。

　　“屁！你们的屁股眼儿上有多少屎我还不知道咋的？北京大学生反的就是你们这些人！”

　　他们说笑着开开车门就往上挤。一个警察看见了我喊道：“还带个犯人呢！”

　　表弟说：“放你妈的屁，那是局长的亲戚！”

　　桥上的警官说：“别挤了，让女同胞先上，她们回家还得奶孩子呢！”

　　果然挤上来三个女警官，她们笑骂着：“奶你个舅舅！”

　　我被挤到一个角，三个青春焕发的女警官嘻笑着和表弟他们打趣，说些局里的趣闻。她们刚刚在呼兰河中沐浴出来，身上散发着一种清馨的沐浴乳的味道。

　　警车进了市区，这个我熟悉的城市虽然由县改成了市，但十多年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汽车一过，马路上仍旧尘土飞扬。只是从车窗旁闪过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青年人比过去“洋”化了许多，女孩子们大多浓装淡抹，楚楚动人。

　　在火车站附近，三位女警察下了车。


３
　　吉普车开到闹市区，行人纷纷闪避，小车风驰电掣。不一会，在一个大宅院门口停下了。

　　“到家了四哥，下车吧。”表弟打开车门。

　　我下了吉普车，拎着又脏又破的布包，走进了这个黑色大铁门的深宅大院。五间大砖房显得很静，院里还有块小田园，种了些蔬果和鲜花。表弟把我让进客厅，然后向后边的房间走去，我知道，他是去通知叔叔去了。

　　不一会儿，走廊传来了几个人的脚步声，一个慢悠悠的声音传来：“妈了巴子的，这小子我有十多年没见了，肯定认不出了……”

　　一个白头发老人进了客厅，还有一个瘦瘦的老太太。

　　我忙站起来，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叔叔和婶婶。

　　叔叔比我高出半头，虽然头发全白了，但身体硬朗，他趿着拖鞋，拿着一个大蒲扇。

　　握过手后，他把我让到沙发上，看我这身装束，满意地点点头：“不错，你现在这样谁也认不出来。连我走路上都认不出来！”

　　表弟递给我和叔婶每人一只香烟，一一为我们点燃，那个开车的警察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水，放在茶几上。

　　叔叔笑道：“二小子，你接你四哥去，没害怕吧？”

　　那个开车的警察笑道：“怕什么？这是咱们共产党的天下！”说完哈哈大笑。

　　叔叔也笑：“说的好！你四哥上北京大学之前就是共产党员，这邓小个子现在是背叛了党，也出卖了党，共产党怎么能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呢？说不过去嘛！所以，我们所做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做的。六月四日我一听BBC说天安门开枪杀了好几千人，酒杯都摔了，共产党一世英名，就毁在这个邓小个子手里，妈了个巴子的！”

　　大家谈论了一会儿当前的形势，叔叔痛骂了邓小平、李鹏，也觉得挺过瘾。

　　门开了，一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进来，她管叔叔叫姨夫，她告诉我们，酒席已准备好了。

　　叔叔站起来，把我往饭厅里让，他对那个开车的警察说：“走，今天有贵客，一起喝两盅。”

　　表弟和那个司机却要走，说他们有事，下午局长还要用车。然后和我握握手，并说会常来看我。

　　“对了，有什么情况就快点来告诉一声。”婶婶叮嘱儿子。

　　叔叔一边领我往饭厅走一边说：“妈了巴子，现在这些年轻人没人愿意和我喝酒，总怕我批评他们，其实，他们还总是批评我保守、落后，跟不上潮流。妈了巴子的，我跟啥潮流？搞歪门邪道去发财？我不干！现在党内那群败家子真该让大学生反反！中央那些老混蛋和公子哥现在带头搞不正之风，哪个不是像封建朝代的王爷一样！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反的对！不过这吾尔开希跑到国外和国民党搞到一起这就不好了！”

　　我说：“那是中共造谣。再说，国民党也不是过去宣传的那么坏。”

　　酒席很丰盛，只有我和叔叔、婶婶，还有一个穿的比我好不了多少的农村老人，叔叔说是他的哥哥。

　　我洗过手脸后，那个年轻的姑娘递给我一条新毛巾，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来，她莞尔一笑：“四哥比照片老了十岁。”

　　我一愣：“你看过我的照片？”

　　她说：“看过，表哥拿回的通缉令上有你穿西装照的相，好帅呀！”

　　我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我又黑又瘦，而且胡子已长到一寸多长，头发像刺□一样扎着。这哪还是过去那个英俊潇洒的张伯笠，分明是一个乞丐嘛！

　　那个年轻的姑娘，也就是表妹递给我一件雪白的T恤，让我把衣服换下来，我照办了，她拿着要扔掉，我拦住她，让她放进塑料袋装好，然后放在我的破布包里。

　　“家里什么衣服都有，这破衣服又脏又臭还留着做什么？”她不解地问我。

　　我告诉她：“那衣服就像是道具，是丢不得的，过些天也许又用得着。”

　　她说：“姨夫说了，你在这住十年八年也养得起你，他不会让你乱走的。”

　　叔叔已经把酒杯倒满了酒，叫我快点入席。

　　我在酒桌前坐下来。桌上摆了八大盘菜，有凉菜、鱼、猪头肉、花生米、还有几种时新炒菜。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吃过肉了，见到满桌酒席立即垂涎欲滴。

　　看我狼吞虎咽连吃带喝，婶婶在一旁掉眼泪，她轻声说：“老四从小到大尽读书了，哪受过这种苦。这要叫三哥三嫂见了，说不定咋心疼呢！”

　　叔叔说：“你看你，说说就哭！真是妇道人家。这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这就是说，干大事的人要先遭罪，没有苦哪来的甜，老四，我说的对吗？”他有些胆怯地看着我，生怕我这个读书人挑出他的错误。

　　我点了点头：“叔叔说的极是，不知叔叔在读孟子，而且能恰如其分地援引圣人的原意，真令人叹服。”

　　叔叔被我夸奖后得意得满面红光：“我这个人就是读书少了点。当年参加革命时是个放牛娃，不像你爸，读过那么多书，这离休没事做，总不能天天打麻将吧，也要读点书，《论语》、《孟子》、《中庸》我都读，不过半生不熟，似懂非懂啦，你来好了，有空给我讲讲。来，把这杯乾了，就算叔叔和婶婶为你接风洗尘！”

　　那杯酒，醇醇的，喝得我心里热呼呼的。

　　吃过饭，叔叔领我到院子里，院里有一个很大的用红砖盖的下屋，我们走进去。下屋乱糟糟的，靠墙方向有一铺火炕，叔叔说，这炕下是一个地道，前几天挖的，以防万一之用。我下了地道，叔叔为我开了灯，地道其实是一个小地下室，里面放了一张床，床上铺着鹿包子皮和棉被，还有一张小桌，可以看书写字。桌上有台灯，还有通风口通向外面。墙壁是用砖砌的然后抹的水泥，很坚固的样子。

　　我感谢叔叔想的周密。叔叔说，家里常来客人、公安局的更多，所以有这几个东西方便多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也就是胡耀邦逝世整整九十天的零点，全中国所有的公安警察、武警部队，秘密警察以及部分军队开始地毯式的搜捕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优秀份子。

　　为了安全起见，我下了地道。三天三夜没有出来。在地道里，我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每天以一万字的速度前进，我不知道我今后的命运，但是把八九民运真实的东西留下来，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会有帮助的。

　　三天后，我从地道里钻了出来，那天叔叔闭门谢客，说是到乡下走走。

　　我们在表妹的小卧室里摆上麻将桌，一边搓麻将，一边谈论这几天搜捕的情况。叔叔说，公安局的人说，这三天全市逮捕了两千多人，监狱放不下了，全关进粮库的粮囤子里，一个大粮囤子装五十多人，吃、屙、尿全在里面。

　　“真缺德，这么热的天，那粮囤子里闷死人的。”婶婶叹口气说。

　　我问叔叔这里面有多少涉嫌天安门抗议示威的人。叔叔说有十四个人，其中有四个是北京跑出来的，在他们身上都搜出了传单，这些人现在都要送回北京市公安局。

　　叔叔告诉我，现在中央的精神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昨天市局报了十几名死刑犯，按过去的标准都不够枪毙，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偷了二百元钱就给判了死刑。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天全国所有的公路、水运、航空全部封锁，各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警察一起挨家查“户口”，发现可疑人就要逮捕，我所在的市三天逮捕了两千多人，而全国像这样的县市有两千多个，从此可见红色恐怖之一斑。

　　我在叔叔家住了一个多月，叔叔家藏书不多，我都给翻烂了，一本《三国演义》过去要读一个月，现在只两天就看完了。叔叔家哪都好，就是农村的亲戚太多，而且叔叔常把他们当心腹，把我的事告诉他们。后来我发现知道我真实身分的人太多了。


４
　　一天我正在读书，一个农民闯了进来，他说我应该叫他三舅。他一开口就和我谈天安门的抗议活动，他对王丹、柴玲、吾尔开希以及我和封从德都知道，甚至连我们的通缉令他都能背下来，只不过他把吾尔开希说成是乌拉巴西。他说贾家窝棚的人都知道我曾在那个村子躲藏，贾义喝醉了酒在大坝上对着几十个乡亲吹牛，说他掩护学生领袖。村长也在场，村长还不错，把贾义训了几句，说他喝多了，说的话不可信。贾义不服：“不可信？他现在藏在哪我都知道，我不告诉你们。”

　　我一听，头皮发炸。这消息如果让公安局知道还得了？如果把贾义抓去，不用严刑拷打，一瓶酒下肚他就什么都招了，那时不仅我要被逮捕，叔叔表弟全要遭殃。

　　我问三舅，有多少人知道我住在叔叔家。三舅说：“老鼻子了，起码有五十人。这还是往少里说，不过，这些人决不会出卖你的，谁跟谁呀。”

　　我点燃一支烟，思索着：这不是谁跟谁的问题，东北农村的农民大多性情耿直，说话办事不会拐歪抹角，还爱逞个英雄，万一越传越多，被有心人或贪心人知道，会向公安局报告的，举报像我这样著名的“要犯”，不仅可以入党做官，而且还会得到一笔相当大数目的奖金。

　　那天夜里，我一夜未睡觉，外面警车一叫，我就以为是奔我而来，立即掀开地道口做准备。天快亮了，我乾脆坐起来，拿起笔给叔叔婶婶写了封信，对给我的掩护表示感谢，然后蹑手蹑脚地收拾行装。一把磨得飞快又锋利的镰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背包，里面除了牙具外，还有两本地图册和五百元人民币，我寻找我来时穿的那套破衣服，谢天谢地，表妹没有把他烧掉。我换上农民装，悄悄出了叔叔家的大门。

　　太阳出来时，我已经走出了这个城市，我一看表，六点三十分，那正是叔叔起床一边听新闻联播，一边做体育活动的时间。


５
　　松江平原的九月份已是金秋时节，满山的庄稼都熟了，开始动镰刀了。由于包产到户，种田多的人就要雇用盲流帮助割地。管吃管住，割一顷地是八十块钱。价钱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伙食有好有坏，有的主人仗义，每顿可上六个菜，馒头油饼可劲儿吃；有的主人小气，吃的就差一点，不过可以吃饱，吃不饱的人家没人帮他们割地，让庄稼烂在地里。

　　我做工的第一家是在一个紧靠呼兰河边的村子里，一个姓杜的种田大户种了十二顷地(一百二十亩)他雇了七八个人给他割地。我拎着镰刀走到他们的村时，杜掌柜的把我领到他家，我又饥又饿，已经三天没有在屋子里睡觉了。夜里我把破布包里的塑料布打开，倒在树林中就睡，好在蚊子已经不太猖狂了，但晚上已经很冷、半夜常常冻醒，不得不生火取暖。

　　杜家对我来说已是天堂了，他家三间大房，我是他雇的第一个“盲流”，第一夜自己一个人睡在西屋的热炕头，舒服极了。

　　不过我割的一天地杜掌柜不太满意，尽管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但一天到底只割了两亩玉米。十年前我在农民插队时割玉米是全村的快手，这十年不割了，体力也不行了。晚上，杜掌柜的烫了一壶酒，让我自己喝，他去公路上找农工去了。

　　晚上，果然来了六个“盲流”，一个又高又大的汉子看来是领头的，我已经睡下，他来后把我向炕梢方向一推，他躺在了炕头，我不想惹事儿，又不愿意夹在他们中间睡，就乾脆到炕梢去睡， 这样可以把脸面向墙，免得闻他们的汗臭味。

　　那些人也不洗脚，倒头就睡，夜里鼾声如雷，咬牙放屁叭答嘴的，什么响动都有，搞的我半宿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到田地，那个领头的汉子就给我好看了，他轻蔑地看我一眼，哈下腰，挥动了镰刀，你会觉得他割地是一种艺术表演。我忽然醒悟到这不是看表演，他是“领头”的，是掌柜的代表，也就是说他割多少我就得割多少。我忙哈下腰，使出了浑身解数，一不小心腿被镰刀割个口子，鲜血流到了脚间，但无论我如何用劲儿，仍被他们越甩越远。

　　中午掌柜的送饭来，他们一拥而上，把我那份也给吃光了。待我割到吃饭的地点时，水桶里只有稀稀的玉米渣子水饭和他们咬剩下的咸菜。他们躺在玉米杆上，哼着下流的黄色小调，脸上没有一丝歉意，倒是掌柜的不好意思了，说一个人五张饼，原以为够吃，没想到，他请我别计较，下午回家去休息，工钱照给。

　　那个壮汉满脸嫉妒：“妈的，小子还真走运。”

　　我请他把嘴巴擦乾净再说话：“把妈妈带出来！你敢再骂一句我就敢砍掉你吃饭的家伙！”

　　他没想到我会愤怒，他胆怯地看了看我握紧的镰刀，他从我那双冒火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要再敢骂一声我的妈，我会把他砍成肉酱。而他躺在玉米杆上，身旁没有防身的工具。

　　掌柜的赶紧来打圆场。说都是闯江湖的，不容易。他还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要相互帮助才是。

　　我没有吃中午饭，也没有休息，又挥动镰刀割下去，到晚上收工时，我割的地和他们的一样多。

　　那些人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晚上他们有时打扑克也叫我，但我不和他们赌。除了打扑克，熄灯以后照例吹一阵牛，各自吹自己的光荣历史。那个壮汉坐过牢，所以可吹的资本也多。他们猜我也坐过牢，或是从牢里跑出来的：“那人的眼睛好吓人”，他们这样形容我。

　　除了吹牛，他们就谈女人，那六个人都没有妻子，有两个好像有相好的，出来挣钱后回去给相好的当“边套”。他们没有一个曾经像我一样有美满的家庭的。

　　在他们议论女人时，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虽然现在中国已不是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年代了，但她们精神上受到了打击和煎熬也许是我难以想像得到的。尤其是李雁，她要应付警察的搜查和盘问，要忍受绵绵的思念和无耐的寂寞。雪儿体弱，经常生病，她一个人挑起家庭这个重担，她能挺得住吗？

　　十几天过去了，我手上的血泡一层套一层茧子已结得厚厚的，微微隆起的肚子也消失了，我离开杜掌柜的家里后又去了另一个村。我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坐汽车也不乘火车，路上遇到好心的小四轮司机会让你上去坐上一段，但他们决不减速，看你跑的快不快，你跑的快能上去算你走运，跑的慢上不去算你倒霉。

　　那几个月我什么都干过，割地、打场、给主人担水、烧水甚至帮助做饭，我已经把自己完全放在农民的位置上，我很少说话，甚至一天也讲不了几句话。

　　寒霜过后，天开始下雪了。农村的活也越来越难找，那时我已经流浪到接近内蒙古地区的一个地方，一个和我一起割过地叫刘四的盲流家在那个地方，我和他一起到了他的家乡，没有活做，我就帮他上山伐木，然后用小四轮拉回家。每天吃过饭，我便和他用锯把那又硬又臭的桦木锯成一尺多长的小段，然后用大板斧劈成四瓣，留作一个冬天的烧柴。我不要工钱，为的是混口饭吃，有个窝住。刘四家里只有一个妈妈，身体很硬朗，对我也不错。刘四没什么爱好，爱摆两盘象棋玩玩，棋艺臭不可闻，我让他几个子照样赢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九八九年秋要过去了，没事我常看地图，蒙古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想：为什么不能从蒙古逃出去呢？

　　晚上听BBC，得知逃亡到海外的朋友们在继续为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而奔波呐喊，心里也不免痒痒的，心想，总不能当一辈子盲流吧！

　　刘四家也没什么活儿可做了，我总不能在他家这样住下去，于是离开了他家，没有边防证，过不了边境检查站。我只好乘汽车向南走。

　　我知道，这样乱走是很危险的。

　　于是，我冒险潜入了哈尔滨，找到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我儿时的朋友，高中毕业后他当了几年兵，转业后分配到哈尔滨一个工厂当工人，找了一个不错的老婆，因为他妻子的舅舅是省检查院的一个什么处的处长，这对他很有帮助。

　　我在宪弟家暂住了下来。我同他谈了想逃亡到海外的想法。我以为我已经在国内藏了半年，通缉的二十一名大学生领袖已大多被逮捕和逃到了海外，现仅剩我一个，目标越来越集中在我的身上。所以现在该逃出去了。成功了，就和朋友们一起搞海外民运，失败了，无非是坐牢！这与我这样流浪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６
　　窗外落雪了。

　　纷纷扬扬的雪花使我兴奋起来，第一次大胆地靠近窗子，窗外一片洁白── 冬天到了。

　　算起来，我在宪弟家已躲藏一个月了，白天宪弟和妻子上班，孩子送到托儿所，便把我锁在家中，任何人敲门也不开。几天前宪弟请假了，带着我的书信去看我的妻子和孩子，还没有回来。

　　我每天心急如焚，被捕的危险和给朋友带来灾难的危险每天在困扰着我。我就如困兽，每天在屋子里不停地走动，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世界地图册被我翻烂了。现在，对我来说，最安全的是逃离中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已挺过去半年的时光了，无论对谁我都可以说得过去，我没有最先跑，而是坚持了一段地下，这也使中共说我们早就和外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一说不攻自破。

　　几天以后，宪弟回来了。

　　那天晚上，弟妹炒了许多菜，宪弟打开一瓶汾酒，我们哥俩个喝了起来。他开始给我叙说此行的收获，他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女儿；我的妻子李雁每天都要到公安局去汇报，如果不去，公安局就会到我的家中找她；妻子的单位，太原市第三律师事务所还不错，怕她害怕，每次都派一个男律师跟她去公安局，有时候，妻子上下班或走在马路上，后边也会跟一群人指指点点：“这是张伯笠的老婆……”妻实在忍不住，回头和他们理论：“为什么跟着我，我们家张伯笠又没干什么坏事！”那群人并不恼：“我们想保护你，没有别的意思……”

　　“四嫂不容易啊！”宪弟把杯中的酒一仰脖了下去，感慨地说：“真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孩子，公安局的警察总和她拍桌子，让她提供你的线索，嫂子也和公安局的人拍桌子：『我们雪儿他爸在天安门广场被你们打死了，应该是我向你们要人，你们问我他在哪，我问谁去？我向谁去要我的丈夫去！』”

　　我的眼眶发热，多好的妻子！我暗暗发誓，待到能重新聚首的那一天，我一定用加倍的爱让她得到幸福。我愿吻遍她的全身，从脚到眼睛，吻去她满脸的泪痕，告诉她，我是多么的爱她，经过生离死别的爱情才会更加醇厚悠远。

　　我问宪弟：“我写给她的信你给她了吗？”

　　宪弟又一扬脖把杯中酒喝乾，用粗大的手抹了抹嘴，眼圈红红的，半晌，他哽咽着说：“四嫂看了你的信，什么也没说……她捧着信，哭得昏天黑地……还有，你写给雪儿的信，嫂子说，她会每天都读给雪儿听，一直到她自己能读懂的那一天……四哥，嫂子不容易啊……”

　　弟妹坐在我身边，一边抹眼泪一边给我挟菜：“别先顾着说话，多吃点，四哥，你现在不能想的太多，自己的身体要紧，古人说的好，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邓小平蹦跳不了几天了，共产党的气数也到头了，你弟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你们在北京一游行，他第一个叫好。”

　　“别打岔！”宪弟对弟妹挥了挥手。

　　我喝了一口酒问：“见到雪儿没有？”

　　宪弟摇了摇头，“我没有见到孩子，她又病了，在医院住院，不过你放心，除嫂子照顾外，你岳父岳母也帮忙照顾。”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雪儿那红扑扑的小脸蛋。她是那么弱小，弱小得不如一株小草，小草还足以支撑自己的生命，而雪儿呢？她生下来时才五斤四两，刚刚满月就患了肺炎，医生要给她输液时竟然无地方下针，最后把脑门黑黑的头发剃光，长长的针扎向小小的头。雪儿伸着手哭着喊着叫着，那双泪花花的眼睛乞求地看着我，我心在颤抖，我完全懂得她眼睛里的全部含意，她把她的小生命完全地托付给了爸爸，而爸爸也多么想替你去承受一切苦难啊！为了你弱小的生命，爸爸要变得坚强，爸爸迫不及待地要为你献身。但是，现在我的小女儿又住进了医院，她又在呼喊爸爸了，而爸爸却不能在她的身边给她一丝安慰。

　　宪弟看出我的心情，握了握我的手，安慰我说：“雪儿没啥大病，还是老毛病，有很多叔叔阿姨到医院看她。对了，听嫂子说，你的好哥们郑义的夫人去医院看雪儿了。”

　　我赶紧抓住他的手，急切地问：“你快说，郑义和北明怎么样？”

　　他说：“雪儿常住院，六四镇压后没几天就住院了，嫂子说，有一天北明带着水果去看雪儿，不巧她没在，北明就给她留了一个条子，北明说，要她坚强起来，带好孩子，等着夫妻重新聚首的那一天。她还说，她可能不久就会被捕，但她并不怕，只是不能常来照顾你们，有什么困难可去找大院的其他朋友……。”

　　“后来呢？”我问。

　　“听嫂子说，后来北明就被捕了，关在太原的一所监狱里，据说还怀了身孕，郑义跑了，可能也和你一样，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反正没抓到……。”

　　我心里一阵难过，小明，我的好嫂子，谢谢你，在最危险的时候还去看望雪儿和李雁！可是，我多担心你啊，怀着身孕，关在冰冷的铁牢中，小明，你要挺住，你绝对是哥们儿们的骄傲，我为郑义有你这样的妻子，我有你这样的朋友骄傲！

　　宪弟又说了赵瑜，也被捕了，不过听说“认罪较好”已经释放了，山西其他作家如柯云路夫妇也被捕入狱，李锐不知跑到哪躲起来了，总之，山西青年作家中的骨干力量几乎全军覆没……。


７
　　“笃笃笃……”有人敲门，

　　我赶紧躲进贮藏室，宪弟和弟妹把我的酒杯藏起，碗筷收起，然后去开门。

　　贮藏室安有一盏台灯，我坐在一个破沙发上吸烟，偷听着外边的说话。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听不太清楚。五分钟后，弟把贮藏室的门打开了，对我说：“出来吧，接着喝酒。”

　　我低头走出来问：“谁来了？走了吗……”

　　话音未落，我突然发现我的面前站着一男一女两名警察。

　　我吓了一大跳，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是宪弟出卖了我？！

　　宪弟忙介绍说，这两位是他的朋友，男的和他在部队时是一个班的战友，女的是男的老婆，他们现在都在铁路公安局工作。弟说他们绝对的哥们儿！

　　我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们握手。两人对我十分客气，男的说久仰，女的说不太像。

　　宪弟解释：四哥，他们说通缉令的照片和你不太像。你现在胡子那么长，比照片要大十岁。

　　大家坐了下来，那位男警官点燃了烟说：“四哥，现在哈尔滨对你很不利，前一段省公安厅厅长亲自到你家乡的县坐镇，想在望奎县把你捕到，但一直未捕到你，这几天他们也撤回了哈市，据他们和中央重案组一起分析的结果：你没有离开哈尔滨市。”

　　分析得这样准！

　　“有什么根据没有？”我问

　　“还有更重要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前几天我们全国铁路公安干警的电话会议上，北京铁道部公安局长在会上向全国干警下达了命令：如果发现了张伯笠有拒捕行动，可以当场击毙……。”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躁热，就像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等待执行一样可怕。

　　宪弟用拳头把桌子一捶：“操他妈的，这么狠，哪个狗屁局长下的令，我先杀了他一家三代再说！”

　　宪弟妹忙制止他：“就你能！你先稍停一会儿，让四哥心静一静。”

　　我此刻反而平静下来，一个大胆的决策在我脑海中形成；我必须尽快离开朋友家，无论被击毙还是被捕坐牢心里都坦然，以免连累朋友。我的通缉令写得十分清楚：一经发现立即拘留并送北京公安局，这就是说，我们二十一个人无论在哪儿被捕都必须要送北京，各地方公安局无权处置，由此可见，铁道部公安局也没有随意处决我的特权。

　　我问：“公安部有指示？”

　　他说：“有可能。”

　　弟妹说：“四哥，警察抓你你可千万别跑，先举两只手投降。”

　　我说：“问题是你不拒捕他们照样可以开枪击毙你，然后说你拒捕。”

　　弟妹说：“不会吧？共产党真能这么狠吗？”

　　宪弟说：“妇人之见！共产党啥坏事不干？当时我还相信他们绝不对大学生开枪，决不秋后算帐呢！结果如何？不但用机枪，坦克都上去了，国民党也做不出这事儿来！”

　　妹说：“那你还不退党！”

　　宪弟长吸了一口气：“□，我一个普通党员，退了党，这个政权也倒不了，还给自己找麻烦，还是在党里混吧，好处总是有一点，我好事做不了，坏事也不想做，对得起良心就行了。”

　　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女警察说话了：“你现在正在做一件大好事，你在掩护一个著名的通缉犯。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咱们黑龙江省籍的就张先生一个，还是你掩护的，能说没做好事吗？将来平反时，全省人民都会感谢你的。”

　　我说：“现在却是，如果被发现，你要跟我一起坐牢。”

　　宪弟说：“妈的，牢不也是人坐的吗？王丹能坐，我也能坐！”

　　那个警官还告诉我们，中央下发了我们二十一人的“罪行”材料。他说这份材料下发到省军级，据说，在那份材料中，我的职务最多：北大筹委会执行委员；《新闻导报》总编辑；绝食团副总指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而中央称天安门民主大学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如果我被捕，判的一定会很重，也许会判死刑或死缓。

　　我说：“看来，我只有逃出中国了！”

　　两人点了点头。

　　宪弟站了起来：“逃出中国？从哪儿走？香港？缅甸？蒙古？苏联？你想从哪走？”

　　我告诉他们，我想从苏联走。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已说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从哈尔滨到深圳的路上是否会被警察击毙。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且地理不熟，没有通道可以联系，成功渺茫。

　　而苏联和中国只一江之隔，戈尔巴乔夫又提倡新思维，对“六四”屠杀也进行了谴责，或许能将我引渡到西方。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闯出一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不管弟妹多么不情愿，我主意已定，我永远忘不了六月十三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我们二十一人通缉令后那段杀气腾腾的文字，也忘不了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咬牙切齿的那句话：“百分之一的原谅都没有。”虽然对邓小平这个杀人元凶人民将来会清算他的，但眼前我面对的是他们专政的绞肉机在威胁着我，没有人怀疑它的残酷和锋利。所以对我来说，活下去已是最迫切最实际的了。

　　一天晚上，弟妹大包小包地抱了许多东西到了我住的房间。一件蓝色羽绒服，一件皮夹克，一条牛仔裤，一双棉登山鞋，一条万宝路香烟，还有一条红双□，一条阿诗玛；除此之外还有衣裤、毛衣毛裤以及十几块电子表。

　　我有些手足无措，这些东西要一千多元啊！

　　弟妹一边给我试衣服，一边说：“本想给你找几件旧衣服，但你弟个子高，他的衣服你穿着都大。我俩一商量，买新的吧，出一次国，也不能太寒酸，让老外笑咱中国人。”

　　我苦笑着：“这叫啥出国呀？按中国的法律这叫叛国。再说，能不能成功还很难说。”

　　弟妹说：“叛什么国？你国家搞的好，外国人该往中国跑了，你乱抓人乱杀人，谁还傻傻的伸着脖子等你下刀哇？这些手表你带着，听说在苏联这玩意能卖好价钱。我想给你换点卢布，又不知到哪儿换，这几天托人好说歹说换了一百美金，你带着或许能用得着。”

　　看着这个简朴的家，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一部彩色电视机，而为了我他们什么都舍得，我感动地说：“弟妹，叫我怎样感谢你们呢？”

　　“感谢什么？”妹很平静地说：“这些东西算是我借你的，你如果跑到了国外再还我，如果被抓了，我这钱也就白花了，但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吃过了晚饭，准备出发了。宪弟和弟妹在依依惜别。弟妹不知道，她的丈夫送我会不会能再回到她的身边。

　　分别是痛苦的，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别呢？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有没有再见面的可能。

　　宪弟提醒我：“四哥，咱们该走了！”

　　我站起身来，给弟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推开门，走进了黑暗的夜色中……。



第十三章 亡命苏联


１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天气很冷。鹅毛般的大雪轻轻地飘着，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已被大雪覆盖，只露着圆圆的尖顶。

　　哈尔滨，满族语是“晒鱼网的地方”的意思，我青少年时代一部分时间在这个城市度过。现在就要告别她，心里真有些依依不舍。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标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入“春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优先进入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列列长队，在警察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口么喝下等待乘车。

　　夜里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造了伪装的条件── 我戴着厚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围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眼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分证和边防通行证。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最主要大站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走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个警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职工，问题是你必须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座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职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职工出入。门旁的警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个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遭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挡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发生过多次正面冲突，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就会磨

　　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么样！”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打死强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X，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撮着牙花子：“□，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自己那灯火通明的警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蹬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离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危险最大的城市。


２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光太亮，被警察认出的可能性很大。

　　列车里乱糟糟，烟草味、汗臭味和其它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车厢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叨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人说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叨着烟卷，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的人觉得那袋子碍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咽进了肚子。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喧起来，两个“皮夹克”

　　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挥，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开心。

　　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在法国当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吊样！”

　　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说逃回黑龙江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晋禄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到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愣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燃一点说：“咋没消息，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给咱碰上了？前几天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一个小队开去了，抓住一个流浪汉，根本不是，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让咱们小学毕业生抓大学生，笑话！能抓到他我不也上大学了！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两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某市公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去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还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昨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加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说:[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来了，手里拿着四张卧铺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家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吻……。


３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某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双龙山的镇子，在双龙山过后有一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变色，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粗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拥有边防通行证（伪造的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特殊关注。我决定在桥前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愈来愈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她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

　　在汽车扬起的云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躲进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雪愈下愈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大雪在帮我们忙── 它掩埋了我们的脚印，这使我们不致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袄，用手帕揩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他的额头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只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什么野兽的咆啸。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了也不会把它算做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杖，于是我们又站起来继续走，惟一给我们点希望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头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林。

　　而对白雪皑皑一望无垠的开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掠过，我急忙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其实才走了公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４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它车辆很难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停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杆搭了一个“帐蓬”，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块，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湿又潮，手和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睡熟，他枕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短木柴点燃“小火”，然后双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积雪清了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几本杂志，然后一张张点燃。为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太亮。我冻僵的手在小小的火苗上暖了过来。

　　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当地的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儿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滴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这两张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时常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帕揉掉照片上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精神。”

　　同在一片国土，我已经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刚刚会叫爸爸的女儿和妻子了。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看到雪儿伸着手臂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诉我，这半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

　　明天或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枪毙，如被枪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里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不知道何时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千里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为女儿和妻子祝□……。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簇小小的火苗和一曲东北小调，留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之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钟，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一天中最冷的时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被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而且愈甩愈远……


５
　　天朦朦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从哈尔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A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村落的农民大多是走亲戚或置办年货的。

　　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吐，我想可能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把车停了下来。他让我们下车，说镇上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考，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里。我们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

　　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宪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哄哄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盒改制的油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羊毛疔”，是急性的伤寒，这种病有时几个小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但有时还真有效。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疼痛，扎过十几次后，大表姐的锥子发生“嘎蹬嘎蹬”的响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的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伸入我的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然后跪在炕上祷告，原来她是个基督徒，她向耶稣基督乞求保守我。我又昏昏沈沈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沈沈的头也清凉了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请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买十盒火柴的！”

　　我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有啥事应该求耶稣。”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偷渡去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６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还把家里的鸡都杀掉了，每天给我熬鸡汤喝。让我尽快恢复健康。

　　有一天我刚喝过鸡汤，表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布包对我说：“你喝了我的鸡汤，也帮帮我，我不认识字，把这本书给我读一下。”

　　我打开了红布包，立刻被惊呆了，那是一本手抄的《约翰□音》。

　　“你信基督？”我惊奇地问。

　　表姐点了点头：“我信了好几年了，有时觉得活得太累，把主权交给神就好了。”

　　我好久没有读书了，虽然不信耶稣，但是有书读总是好的，况且每天喝表姐的鸡汤，也不好意思不给她读。

　　没想到，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每天都点着油灯读。当读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我已泪流满面。那时我就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会被捕，会被押赴刑场枪毙，同样会有许多中国人麻木而又快乐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无论你是为自己奋斗还是为别人奋斗。而耶稣临死时说的话更使我震撼：“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以后数日，表姐向我传□音，我虽然不信，但每次都和她认真讨论。这样每天读圣经，听表姐为我祷告，伤也渐渐地好了。

　　表姐很重视祷告，她家里的鸡被黄鼠狼吃了也向耶稣祷告，我笑她迷信。她说：“真的，老四，你要逃往苏联，万一遇到麻烦，你就求神，向神祷告，神会帮助你。”为了不使她不高兴，我应景似的答应了。

　　姐夫和宪弟每天到边境“侦察”。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边防军，哪有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不知道。

　　万事具备，只等我身体复原就可以行动了。

　　一日，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弟一起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

　　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乾了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我一只“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乾，朝我亮了底说：“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慢慢地喝酒，点头附合。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掩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会出卖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村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说是我可能逃到A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他表姐家带来灾难的，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急匆匆拿起笔，脑海里浮现妻子和女儿的脸。我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算是留给她们的遗书。我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

雪儿：

　　今天是你两周岁的生日，爸爸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爸爸本来想在昨天就给你写这封信，由于情势险恶，爸爸紧急转移了，今天看来还安全，爸爸拿起笔来与你长谈。

　　在我的面前，摆着你的一张照片。那是你妈妈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你刚满十五个月的时候拍的。照片后面有你妈妈的题字：“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精神！”照片上的你真是一个美丽的小天使！你躺在大床上，伸着舌头顽皮的微笑，翘翘的小鼻子、胖胖的圆下巴，圆圆的脸像是熟透的红苹果……“这张照片是你妈妈寄到北京大学的，爸爸的同学们都说雪儿是一个小美人。爸爸听了好开心！

　　自从爸爸和叔叔阿姨们走向天安门广场到现在，你的这张照片始终放在爸爸的贴身衣袋里。当爸爸在绝食饿昏后苏醒过来时，看到你那迷人的微笑心里有多么甜美啊！为了雪儿、为了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幸福，爸爸可以忍受饥饿、甚至流血牺牲。你现在还小，和你谈这些还为时过早，但你终会长大成人，到那时你会理解我们的。

　　“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独裁者竟动用了几十万军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然后，他们动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将这场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终有一天，人民要清算这笔血债的。

　　今年六月十三日，独裁者向全国通缉了爸爸和其他二十名叔叔阿姨，有的叔叔阿姨被捕入狱，有的叔叔阿姨逃到了国外。爸爸没有走，也一直不想走，爸爸舍不得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也舍不得我的雪儿啊！

　　在这半年多的逃亡生活里，爸爸每时每刻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中国铁路公安局长下令，一旦发现爸爸，可以当场击毙。爸爸现在十分危险，我甚至不知道能否安全地写完给你的这封“遗书”……

　　窗外飘着雪花，世界洁白一片。望着飞舞的雪花，我想起了两年前的今天…那一天傍晚，我在医院的走廊里焦急的等待，等待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那一天，窗外也飘着这样的雪花，于是，你来到了这个寒冷的世界，哭得嘹亮，像吹响了进军人生的号角！当医生张阿姨把你交到我的手里时，我被你震撼了！你是那样的弱小，弱小的令人心痛！当你进入我的怀抱时，你不哭了，两只黑黑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于是，我知道了我的责任……

　　我亲吻了你的小脸蛋，发誓让你幸福快乐地长大成人，像小树一样茁壮，像雪一样纯洁，于是，爸爸妈妈为你取了“雪儿”这个名字，你能理解我们的祝福吗？

　　当时，爸爸是一个穷记者，妈妈休假没有工资，经济不很宽裕。每天夜里，爸爸都要写作到深夜，为了赚些稿费来给你买营养品。每个月，爸爸妈妈精打细算，把你的奶蛋买全后，剩下的一点点钱就是爸爸妈妈的菜金。你妈妈没有奶，每天夜里你都要吃七、八次奶，爸爸妈妈轮流睡觉，为了让你能吃好。第二天爸爸还要起早上班。爸爸妈妈消瘦下去了，可是雪儿却一天天的长大，我们心里多甜美啊！

　　不久，爸爸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是爸爸少年的梦想。上学后与你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但爸爸每次回家你都有新故事。你会爬了，开始牙牙学语，爸爸写作时，你常坐在爸爸的怀里，在爸爸的纸上写呀画呀，你喜欢书，常常一个人拿着爸爸的书翻呀看呀，好像真的会读似的，看着你，爸爸好满足！

　　可是，这一切都被独裁者的血腥镇压摧毁了。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和爸爸一样不能回家，有许多的叔叔阿姨被捕坐牢，还有许多叔叔阿姨已经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多少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爸爸也回不了家，见不到我的雪儿……

　　雪儿，爸爸要走了，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风雪很大，路很遥远，爸爸是坚强的，不怕风雪，但是爸爸牵挂着你啊！今后的日子，你和妈妈相依为命，日子多是艰难困苦，你从此失去了父爱，你注定要比其他孩子多品嚼生活的苦涩，爸爸对不起你，原谅这个不称职的爸爸吧…

　　当爸爸即将告别这个苦难而又难舍难分的祖国的时候，多想亲吻我的女儿，和你道一声再见…

　　雪儿，你知道吗？这封信也许是爸爸留给你唯一的遗物，等待爸爸的也许是死亡，也许是终生坐牢或长久的与你分离。

　　如果爸爸死了，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为爸爸采一簇小花放在爸爸的照片前，那样，爸爸会和你心心交流，保佑你的平安，给你生活的勇气。

　　如果爸爸没有死，我们父女就会有相聚的那一天。爸爸期待着那一天，与我的女儿相聚，与你的妈妈团圆，雪儿，坚信吧，这一天终会到来的！

　　再见吧，我亲爱的雪儿。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好好读书，等着爸爸。

永远爱你的爸爸
一九八九年岁末
写于逃亡路上

　　写完信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旅行。

　　然而，我决定── 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的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宽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背带。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大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的BBC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台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BBC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腌黄瓜唏哩糊噜吃了起来，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乾了几杯白酒。

　　表姐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山路去教堂做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还用围裙边擦眼泪边说：“兄弟，多吃点，想开点，主耶稣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宪弟穿上皮大衣：“明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表姐夫说：“不可能吧，他和我是多个脑袋差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７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滔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巴契夫领导的苏联了，而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巴契夫对天安门的镇压“深表遗憾”。 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挡住风头点了一支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是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处是一个高高的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不知为什么，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红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五星红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着祖国那片生我养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

　　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双亲、妻子和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哭了。自六月四日凌晨我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来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亲爱的□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朦朦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

　　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你说，这是我对她惟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的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交界线，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８
　　四个小时后，我终于逃到了苏联。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松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的树林，皑皑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了，而是野狼和黑熊。在这野狼和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切，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林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兔子、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渐暗下来，鹅毛般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愈刮愈大。

　　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找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菸炮”，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大雪中。

　　突然，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我跑过去避风，暗哨内已有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较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乾粮，但好景不长，几个小时后，大烟炮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去。

　　去哪儿呢？

　　逆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找去。好在是顺风，我被大风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色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近了那幢“大房子”── 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铁皮棚的里面，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为牛羊过冬的草料。十几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是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

　　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了，两条腿就和断了一样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的寒冷中打着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哮，而声音也似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风雪一不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立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堪，勉强拉到棚外，但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孤独、恐惧、寒冷，无助和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去了知觉。

　　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我喝了几口酒，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藉着火光看见附近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命，我不再孤独，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孤嗒孤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架上解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身上的汗水很快结成了冰，我上下牙不住的抖颤，人开始发高烧。我知道，在这寒冷的西伯利亚暴风雪之夜，我活不到天亮的……

　　我突然想起临行时姐姐对我说的话：“孩子，你要祷告，耶稣会帮助你。”

　　我虽然还不信，但真的开始祷告，反正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向主耶稣祷告、求神保佑我的父母、妻女、也保佑那些被捕坐牢的同学。我说神啊，如果你存在为什么不让我死在天安门广场，却让我死在这荒无人烟的大雪原？我跪了下来，向神诉说我的乞求：“主啊，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求你给我寻求真理和生命的道路吧。”

　　就在我昏迷之际，彷拂一道大光照进黑暗，我顿时温暖极了。我睁不开眼睛，但一个声音说：“你死不了，你要为我的名奔走。”

　　就在那一刻，我成了耶稣的信徒。

　　大光消逝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第十四章 KGB的铁窗


１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青年的怀里。

　　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我的嘴里，他不停地呼喊着：“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当他们看见我睁开了双眼后说了一句：子拉特乌西（你好）时，竟兴奋得把帽子抛上了天空欢呼。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男子汉的手中传着看，他们叼着香烟，大声地喧嚷。似乎在争论什么。

　　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把照片还给了我。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和妻子。他说，他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我在中学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黑龙江省所有的学校都学俄语，我学过两册，但都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现在用不上。不过，我带了一本俄中对照小辞典，勉强我们相互能够表达各自的感情。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覆盖的草堆里刨出了一个人，当他们把我从雪里扒出来时，发现我还活着。他说他用的铁齿只刨到了我的脚，把裤子拉破了条大口子，他说如果刨到我的头后果会很糟糕。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边境：“你有那么漂亮的女人和女儿，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加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缉追捕，从北京逃到了这儿。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向我：“邓、小、平──嘟嘟嘟嘟……？”我点点头。他突然抱紧了我，我发现，从他那碧蓝的眼睛中流出两行泪水，他伸出大姆指不停地向我挥动，并且用快速的俄语向他的伙伴喊着什么，他显然很激动。他的泪水像是一股清泉涌进了我的乾涸的心田，我发现，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行，而感情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会把我从雪里扒出来，那我就会被冻死，他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我不懂苏联边境的情况，苏联规定，靠近阿穆尔河（黑龙江）一百里路程内是不能有居民的，当时主要是防备中共的入侵，所以，我是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冻死。他告诉我：他们决定把我送给军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几辆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金黄色的草捆。俄罗斯青年摘掉拖车，另一个农民让我靠在他的怀里，拖拉机开动了，又宽又大的轮胎在雪原上滚动。风停了，雪住了，太阳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皑皑闪动耀眼的光，他们两人各自载上墨镜。我也打开背包，寻找我的墨镜，但当我的手触到了包里的香烟时，我忙喊停车。俄罗斯青年把车停了下来，我拿出两瓶高级高梁白酒和一条“万宝路”香烟，从车上扔到和我再见的俄罗斯农民的面前，大声呼喊着：“达斯维大里──（再见）”。

　　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廉……

　　主耶稣，是你救了我，我值得您如此的爱吗？


２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边防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上画着戈巴契夫的肖像，一小队苏军从楼房里跑出，高筒皮靴踏着积雪的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些什么，他向后面的士兵摆了一下头，两个又高又壮的苏军士兵把我从驾驶座中扶出去，背进白楼。上了二楼后，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长条的木椅上，那上士走进来拔出一支锋利的刺刀，割断我的鞋带，帮我脱掉了已和脚冻在了一起的棉质旅游鞋，袜子已和脚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他脱不掉，便又找了一把大剪刀一点点剪掉我的袜子，那俄罗斯青年端来一盒白雪，把我的脚放在白雪中，他用雪拼命地为我搓着脚。那苏军上士坐在一张木椅上，点燃一支香烟，手里把玩着匕首，两只蓝眼睛在监视着我。

　　我的脚放在雪盒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觉到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几句，他是说：“不用雪我的脚要冻坏。”然后做了一个用匕首割自己脚的动作。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上士站了起来拍拍俄罗斯青年的肩，告诉他跟他去餐厅吃饭。他们走后，两个苏军士兵站在了门口。我拿出烟给他们，他们摇摇手，但却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开始在暖融融的房间里弥漫。我想扶着椅子站起来，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那个青年士兵走过来扶了我一把，我终于站起来了，并试图慢慢地活动一下手脚。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分的文件。我给了他们一张《光明日报》。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我们二十一名“高自联头头”的通缉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证明身分的文件了。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忙午餐，他一副快乐的模样，不一会为我端上一大盘番茄汤，一盘牛肉和一盘蛙鱼。他坐在我的对面，一面喝着苹果水，一面笑咪咪看着我，看我只吃了一块面包，而奶油一动不动，他便又跑进厨房，为我炒了一盘米饭，我实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不致于让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盘饭。他高兴极了，又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并放进两大匙白糖。我想，边防站的食品大概要比苏联民众好的多吧？

　　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好，我告诉他，那是美国烟，他忙掐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宿舍去抽，让炊事班的小伙子们都能尝到美国烟的滋味。我从衣袋里把这包刚刚启开的万宝路送给了他，他脸红了，一个劲儿推辞，我告诉他我还有很多，送给他是让他战友们尝尝。“美国的烟很好！”他用俄语说着，然后把烟揣进上衣口袋，谢过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烟重新点燃，有滋有味地吞着烟雾。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挂着一幅硕大的戈巴契夫的标准像，像片下面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笔挺的呢制军服使他显得很英俊，从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这个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诉我他只是一个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识？”我告诉他：“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姆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分的《光明日报》也还给了我，然后问我想不想喝点咖啡。我告诉他我想睡觉，如果他不审问我。他说：“睡觉不行，我们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给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长办公室，上尉站起来向两人敬了礼，两人还礼后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纪大一点的是一位上校，后边的是一位少校，不仅年轻，而且有些像是亚洲人。他说，他是翻译，我们可以先坐下来谈。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证明你身分的文件吗？（他指着《光明日报》上的通缉令）”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的六四屠杀。态度暧昧。”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我和翻译点燃香烟，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并没去过中国，但我很惊奇，他的中文发音很准确，没有外国人那种“怪味”。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３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在车上，上校随便问一些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丝网，两个身穿军呢大衣的士兵抱着冲锋枪查验了上校的证件，然后敬礼让车辆开进大门。进大门后才驶上真正的公路。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营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丝网绵延数千公里，从铁丝网到中苏边境有五十公里，而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说，进了这道由苏军警卫的铁丝网才算进了苏联，我发现，苏联的边境比中国的边境要严格得多。

　　公路愈行愈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光中会出现顶着雪花急急行走的老妇人，她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却穿着裙子。

　　我们的“吉尔”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六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车的吼叫和飞机的轰鸣告诉我，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断它应该是哈巴罗夫斯克或是比罗比詹。当我问翻译时，翻译说：“对不起，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名字。”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几百名士兵告诉你那不是学校而是军营。灯光下，士兵们大衣的下摆随着身体而掀动，亮亮的刺刀在灯下闪着寒光，这使我联想起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前的一串镜头。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面的标志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克格勃（KGB）部队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总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KGB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听后毛骨悚然的组织，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曾利用它杀死过多少人大概谁也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人们把它和屠杀、恐怖、无情、诡秘联系在一起。

　　而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KGB 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换上他们的一套囚服。一个医生给我做过简单的体检，包括体重、血压、身高、然后拍了各种角度的照片。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沈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他们向翻译敬了礼，打开了一侧小铁门。

　　翻译先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一个方方的铁窗。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得这更像是病房，铁窗下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统统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内再无其他东西了。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烧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里在大风雪中的感觉截然不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上帝，然而是自由的，现在我把命运交给了人类，却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４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又锁上了。铁窗的上方射来一丝光亮，告诉你：新的一天到了。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黠的灰眼睛，而且喜欢一边问我问题，一边从我的烟盒里掏烟抽。他经常突然问你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眯着眼睛观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和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张伯笠，真正的张伯笠在北京被捕，关在秦城监狱，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谁，来干什么！”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笠？那我是谁？”

　　他逼进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你的幽默。”

　　我点燃一枝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摆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极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电视机样子很丑，而且图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们给找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小个子少校一边放一面问我问题。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停格，问我：“这个是谁？”我说：“电视里不说了吗？”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你们是暴乱，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立交桥下吊起的一个军人尸体：“这是真的吧？”

　　我说：“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杀自己的人民。”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了：“这个人是谁？”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枝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可以洗个热水淋浴。他们给我的餐饭还算不错，每餐四个菜一个汤，一杯红茶。马铃薯是每餐都有的，其余的是牛肉、鱼肉和猪肉，青菜则很少，偶尔也有鸡蛋。我吃不惯奶油，但每餐都有，后来我发现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盘时，他们把奶油装进纸袋或塑料袋留着自己吃。我知道，他们没有我的伙食标准高。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烟。一个大个子士兵问我去过少林寺没有，我说去过，他问我会不会武功，我吓唬他说会一点，没想到他很紧张，告诉我，千万别想逃跑，他拍拍腰：“我们会开枪的。”我告诉他，我没有要跑的意思：“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洗热水澡，我干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伸大姆指。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皮肤却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气，相比之下，那个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的少校则很讨厌。那个去边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译则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们是不告诉我名字的，我于是给上校起了个名字叫“伊凡诺维奇”，给少校起了个名字叫“狡滑诺夫”，翻译则免了。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上校说：“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苏联青年》等画报：“挺无聊的，没事躺床上翻着玩吧。”

　　上校说：“我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证明了你就是张伯笠。”他说他们已经请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莫斯科决定。

　　他告诉我：“如果你同意，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炫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十多平方米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着电的铁丝网。四个KGB士兵静静地站在铁门旁，看着我在天井里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译与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亚暴君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了，“人民胜利了！”他小声说。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虽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欧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我还弄不清楚罗马民亚人民起义的真相，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推翻总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会让中国的独裁者心惊肉跳！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找自由的天空！

　　几天后，KGB一个将军、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审问。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那个穿便衣的翻译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黄发，我简直会以为他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

　　我遣责了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以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西方。我认为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中已经提到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

　　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上校说：“我们已经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他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响。”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如果中共的叛国罪加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判我极刑，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末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我回到牢房，禁食向主耶稣祷告，我相信主会救我的。


５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走进我的牢房，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他们让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检查了我背包里的物品，我发现，我带的东西一件不少，那里有几十个电子表，是我准备用来换卢布用的，现在，也许用不着了。我在所有的清单上签了字，然后轻描淡写地问：“是要换个新地方吗？”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了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对不起，但上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外有几个人在和我“打斯维大里”（再见）。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便伸出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车开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的暖气不断扑来，我躺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诺维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译用很快的俄语交谈着什么。我判断，他们要将我送给中国边防部队。因为他们说到了“解放军”这个词。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六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黄昏，白皑皑公路边闪过一个小镇，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妇女穿着厚厚的皮氅在等公共汽车，那具有俄罗斯情调的木屋在车窗旁闪过。不久，吉普车开到了有铁丝网的大门口，一个苏军士兵给上校敬了个礼。放我们出了门。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车上，不一会，那个年轻的边防站长和一个上尉陪上校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一队穿着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透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此项任务。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那一定是KGB的决定，而KGB一直控制在苏联的强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接我的人。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考虑到你有那么小的女儿……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让你自己回中国去，至于能否安全，看你的运气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觉得无可适从，── 我回中国后该去哪里？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气异常的冷。上校告诉我，中国的边防部队距我过江的地方有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过江，不会有危险的。他又说：“我希望你到任何时候不要说出你到苏联的事。我们也一样，把这段经历埋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朋友，上校同志。”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这不是我的本意，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了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说：“别为我担心。”



第十五章 遣返中国


１
　　黑龙江像是一条冻僵的龙，横卧在白雪皑皑的远东大雪原。

　　江面的雪齐腰深，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我的身后是苏联，前面是中国；身后是ＫＧＢ部队执行驱逐我的官兵，前面两侧是中国边防部队的了望塔。我必须小心地移动身体，我把厚厚的羽绒服翻过来，深灰色的面朝外，以和雪的颜色相似。

　　前面有一个荒岛，那是一个有争议的岛，中国和苏联都把那岛划入自己的版图，我必须尽快离开那宽阔的江面，跨越那黑黝黝的荒岛。

　　坐在几棵树下，我才回头向苏联方向望去，我以为ＫＧＢ的官兵该开车回营了，但仍没有动静，我冷笑了两声，他们以为我还会潜回苏联吗？我发誓，当我再去苏联的时候，要让他们把我当成贵宾，否则，我决不踏入这个专制国家。

　　可是，我的祖国比他们还专制，而且我这个被通缉的“要犯”又回到法律对我生效的国家，以后的命运是什么样呢？那一定会更艰难和更危险。

　　月亮升起来了，风在树梢上呼啸，我划了十几根火柴，终于点燃了一支烟。去苏联时带的美国烟已经吸完了，刚才要过江时，苏联的那个少校翻译送给了我两包烟，当时没在意，现在对着烟火一看，竟然是云南的石林牌。ＫＧＢ不许我身上留一点苏联的痕迹，那是怕我被中共逮捕后发现曾到过苏联。按他们的逻辑，我过江要不了几天就会被逮捕，所以他们做到有备无患。

　　我站起来，扔掉烟蒂，我发誓，决不让中共抓到我，我要和ＫＧＢ打这个赌！

　　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仍然走不出这个荒岛，我原想从林子中间穿过去，没想到岛上全是无边无垠的灌木丛，任我再有多大的本事也难行一步，那些灌木互相纠缠在一起，拔不开，扯不断的，而我正闯过岛子中心，找不到返回的路，只好像条蛮汉似的使着牛劲和那个灌木及深雪斗争。后来我精疲力尽了，身上冒着腾腾的热气。瘫倒在灌木丛中，那时只要有一条饿狼出现，我就成了他们的宵夜点心，但饿狼只在四周狂啸，却没有到我的身边。

　　我环视了四周，不知前面还有多远才能闯出灌木丛。那种感觉就像是民间传说的“鬼打墙”一样，是走不出去的。我终于向大自然屈服了，我战胜不了它。于是我顺原路往回走，半个小时后我走回到我从江面上岛的位置。我再不敢涉足这个黑黝黝的荒岛，我沿着荒岛的岸边走，尽管雪很深，但还是比在岛上“披荆斩棘”省了许多力气。

　　绕过了荒岛后仍然是江面。

　　爬过江面后仍然是荒原。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踏入中国领土了，通缉令开始对我生效了。

　　我不知道公路和村镇距离这里有多远。我又冷又累，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找到一个好心的人家睡上一觉。

　　蓦地，我发现了一条十几米宽的江叉子，两岸是密匝匝的江柳，獐狼野鹿在江叉上走出了一条深深的小路，路两边是齐腰深的雪，我跳进那条窄路，像跳进了窄窄的战壕。我猜测，这小路大半是苏联的野鹿踩出来的，一到落雪后，苏联远东地区的野鹿便成群结队“偷渡”到中国境内，因为中国境内盛产大豆，而苏联境内没有种粮食的，它们抗拒不了大豆香气的诱惑。沿着这条小路“偷渡”到中国也许是最安全的。

　　路太窄，我不得不像时装表演的模特儿一样把脚走成一条直线。走了近三个小时，我仍没发现公路或村庄。我开始怀疑我的判断；是不是又返向苏联境内了？

　　我看了一下表，已是凌晨三点钟了，我离开ＫＧＢ上校他们已经十个多小时了，但却仍没有找到江边的公路。

　　就在这时，我发现小路的前面有两盏绿灯一闪，我顿觉毛骨悚然，直觉告诉我，我遇到了最可怕的东西：荒原上的饿狼。

　　我和那只饿狼相距十几米，互相对峙着，谁也不绕路，但谁也不能前进一步。云彩遮住了月亮，只有冻得眨着眼睛的星星把惨淡的光洒在雪地，看不清狼的表情，但我想它一定很高兴，因为这里是它们的世界，而我不过是一个迷路的羔羊。

　　我决定把路让给它，我跳上“战壕”，爬上河岸，折断一只小杨木杆，那杨木杆是朽木，只要一用力就会断，但我举枪似的举着它，狼照样害怕，我想起一句成语：“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当时真的是这种情势。

　　那狼见我让了路，大摇大摆向前走了几步后，又一屁股坐下了。

　　我原以为它走过去，然后我好继续赶路，但这个无赖却不走了，我也只好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了。我把火柴拿出来，把周围的干树枝集中了一堆，把羽绒服脱下来遮住风，点燃纸张，引燃了柴火。当火点起来时，那狼胆怯地向后退了几步，我得意地点燃一支香菸。

　　我们就这样对峙着，一直到天亮。我不能前进一步，它又不肯后退一步。而我身旁的火是不能熄灭的，这逼迫我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去周围检柴草，当太阳升起来它大摇大摆地离我远去后，我已累得精疲力竭了。

　　我在火堆旁睡着了。天黑之后，我吃了几口饼干和雪，在夜色笼罩下继续赶路。我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两条腿机械地向前移动，我真不想再走了，想坐下来，躺下去，永远不再走这艰难的道路。


２
　　已近午夜，我终于走出了这个江叉子。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江面，西边很远的地方闪着星星点点的灯光，那一定是中国边境的一个市镇。而苏联方面的探照灯光则偶尔从黑暗的天空掠过。按照我对中国边境地区的了解，那个有灯火的市镇也许是乡一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不远的附近一定会散落着一些小的村落。

　　果然被我猜中，在江面上走了一段路后，我终于发现了雪橇的痕迹和马的蹄子印，就像一个在荒莽中长期生活的人看见了人类文明的灯火。我又发现了人们点火留下的痕迹。我沿着这些“文明”的痕迹继续前行，终于有了条车辙印出现在江面上，沿着那深深的车辙印我终于走出了江面。

　　鹅毛般的大雪在无声无息地飘落，陆地上的风比江面上的风小了很多，我的胡子和头发上已经结满了白白的霜，江岸上的雪虽然没有江面的雪深，但却很坚硬，每一步都陷很深，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两天的跋涉况且只靠白雪充饥渴使我的体力已快消耗殆尽。

　　突然我发现了黑黝黝的房子，屋子上面还有蜘蛛网般的电视天线，我怀疑自己看花了眼睛。定神一看，没错，是一个小村庄。

　　欣喜之余，我又开始警觉起来，村子里有没有军队或派出所？

　　我靠近村子，细细地观察，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村边放着一排渔船，村子里黑黑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

　　村东头的路边上有一房舍的窗子里亮着暗淡的灯光，我跷手跷脚地走过去。一条大黑狗猛扑上来，在高高的篱笆里向我示威。我不知所措，在这紧靠苏联的小村，每一个生人都会被怀疑是偷渡者。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缝，一个男人向外望了望，立即想把头缩回去。我忙喊了一声“大哥，看狗哇。”

　　他开门出来，双手捂着耳朵，走到门前看看我：“你吓了我一大跳！哪疙瘩来的？”

　　我说：“跑小买卖的，藉口水喝。”

　　他把门开了，喝住要扑上来的凶犬，把我请进了屋。

　　屋里烧得很热，火墙下的炉子里木头火烧得正旺。炕上盘着腿坐着一个年轻的少妇，她正在给怀里的孩子喂奶，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她的脸，但她那印在墙上喂奶的影子使我想起一幅圣经故事的油画。

　　主人请我脱掉羽绒服，让我坐在一条白楂的木凳上，我一坐下就再不想起来了。

　　主人烧开了一壶水，给我倒了一满碗，还加了白糖。我向他表示感谢，并拿出苏联少校送我的“石林”烟给他，他到灯下点燃，吸了一口说：“妈的，这才是正牌石林，俺前几天买了一包石林，是他妈假货，这年头，啥都搞假的。”

　　我点头附和，从背包里拿出饼干给他吃，他不吃。我一边喝白糖水，一边吃饼干。

　　他问我：“半夜三更从哪来，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做小买卖的，卖衣服和电子表什么的，本来是搭车去县城的，结果车坏了。

　　他说，县城离这有两百多里的路程，你这样走怎么行？

　　我说反正一边走一边卖货，衣服卖完了，还有些电子表。

　　他要看看货。

　　我打开破布包，从中拿出二十多块电子表任他挑选，那些表是我逃往苏联前买的，听说电子表和牛仔裤在苏联很值钱，我当时换不到卢布，只换了一百美金，所以买了那些电子表准备逃到苏联境内后换面包吃。没想到这回派上了用场。因为春节近了，什么活也没有，这个时候再说找活干难免受人怀疑，再说，我穿的衣服也不像，逃往苏联前我换了一套很不错的冬装：牛仔裤、羽绒服和登山鞋以及绒绒帽。一看就不是农民，不过说是做小买卖的倒还很像。

　　这人挑了一块电子表，是戴项链的那种。他问妻子：“怎样？”

　　他的妻子看了看说：“挺好的，买了吧。挂墙上挺好看的。”

　　主人内行地说：“这表不能挂墙上，又不是闹钟。这要挂脖子上，吊在胸脯前，好看。”他问我：“我说的对不对？”

　　我忙附和：“对对，大嫂要是买我只收个本钱就行了。”

　　那只表我卖了他八块钱。我把其他的表收好，暗自庆幸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身分：卖表的小商贩。

　　两大碗糖水喝下去，身子暖和多了，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开始打架，困意来了，我有些招架不住，本想向主人要求睡一夜，但一想到这离边境太近，弄不好会出事，所以强撑着站起来和主人告别。

　　主人告诉我，离村一里远有公路可到乌苏镇，镇上有旅店，睡一觉第二天可搭长途客车去县城。

　　我谢了他。又开始向公路移动。公路像是鲤鱼背，中间高两边低，路面光滑如镜，雪被来往的车辆压成了又硬又滑的冰，一不小心就要滑倒。公路上风很大，而我在向乌苏镇走时正是顶风，寒风吹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但我必须走下去，没有目的地走下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遇到一个不靠村庄的房子，那里有对什么事情都迟钝的老人，他们能让我躺在热炕上睡一觉。

　　我正逆风雪走着，发现前边的路旁躺着一个人，一架破自行车扔得很远，大雪已经把他的身子盖上了，只有头还露在外边，我走近他身旁，吓了一跳，此人竟然能在这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鼾声如雷。

　　按我的经验，他一定是个醉鬼，要不了几个小时，酒力一过，他就会被冻成僵尸。

　　我把他推醒：“大哥，醒醒；大哥，醒醒。”

　　他翻身坐起，迷迷糊糊地骂：“他妈的，给钱！不够……哥们！”

　　我说：“大哥，你这样会冻死的。”

　　他酒有些醒了，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去捡自行车，车子还没扶起来，脚下一滑，人和车子都跌在冰雪中。

　　我忙走过去，把他拉起来，扶正车子，我说：“大哥，你是去乌苏镇吗？”

　　他打了个嗝：“嗯哪，咱是乌苏镇……镇民！”

　　我说：“来吧，咱们一起走吧，正巧我也去乌苏镇。”

　　他竟然会说谢谢。


３
　　和他一起走，我有了“安全感”。

　　这条边境的国防公路经常出现军队的车辆和巡逻的车辆，在这午夜时分一个人在边境线旁的公路行走很容易引起怀疑，而和一个当地“镇民”一起走则安全多了。

　　那醉汉拉着我跌跌撞撞地走。冰雪常把他滑倒，有时连我和自行车一起被他绊倒，经常摔得人仰马翻。

　　他一边走一边叙述，我听明白了，他姓周，是油厂的工人，一个朋友从他手借了三百元钱，用了一年还没还，眼看过年了，他老婆逼他去要钱，他去了，朋友说没有钱，给他弄了十几斤冻鱼，就这样两人喝上了老白干，他心情不好，喝的多了些。

　　醉汉跟我说他真不知道回去跟老婆怎么交代。老婆很厉害，弄不好连屋门都不准他进。他和我说，他老婆常常这样，不准他进她被窝是常有的事。今天债未讨到，回家还不知道怎么和老婆交代呢。

　　我安慰他：老婆就是老婆，无论她怎么凶，还是心疼丈夫的。

　　他点头称善，又开始述说他老婆的好处，他说他原来在县城里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后来就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被开除公职，注销城市户口下放到乌苏镇，言谈中充满了对过去城市生活的回忆：“那时候，星期天放假可以常带老婆孩子看看电影，逛逛商店，现在完了。不过我老婆从来不埋怨我，她也知道，埋怨也没啥用。”

　　我们边走边谈，渐渐地接近了乌苏镇。乌苏镇靠黑龙江的一边矗立高高的大架子，那是边防军的了望塔。一只探照灯机械地在江面上扫来扫去。

　　我问醉汉：“大架子上能有几个解放军？”

　　醉汉说：“妈的，一个没有，那些狗小子早回热被窝睡觉去了，谁在那上边苦熬干休的。”

　　尽管如此，在经过大架子下时我仍提高警惕，但是，没有人过问我们，我们顺利地进了小镇。

　　醉汉问我：“大哥，要不先到我家歇歇脚，明天再赶路，天也快亮了。”

　　我顺水推舟，同意了，心里不由一阵狂喜，终于有一个可以躺一下的地方了。

　　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小胡同，我们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雪进了一家民宅，那是一幢北方常见的茅草房，一条大黑狗狂吠了两声，当发现是他的主人回来时，忙不停地摇着尾巴跟在我们身后，他的黑毛上布满了白霜。

　　屋子里的灯还亮着，显然是女主人在等自己的丈夫。

　　果然，当我们进屋时，我发现炕头围着棉被坐着一个俏丽的女人，她杏眼圆瞪，破口大骂：“你个挨千刀的，我还以为你叫狼叨去了！你看看，天都快放亮了！才知道回家！”

　　醉汉辩驳：“钱没要来，他说没钱，我有啥办法？”

　　那少妇骂道：“钱没要来不会早点回家，死人呐你？这大冷天出个好歹的咋办？我一看你那死样子就来气……”

　　她突然发现了丈夫身后的我，停止了骂人，问：“这位大哥是……”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那醉汉说：“要不是这位大哥，我可真喂狼啦，他看我喝醉了睡在道路上就把我整回来了。”

　　少妇忙起来下了炕，一边把我请上坐，一边埋怨丈夫：“大哥来你咋不说？让我丢人现眼的！”

　　醉汉道：“你像机关枪似的，连气都不让我喘，还怪我……给我们弄点吃的吧，大哥可能饿了。”

　　我又饥又困，不想再等她去做菜了，便打开背包，取出两盒饼干和一瓶老白干。这都是我去苏联前买的，没想到又带了回来。

　　我发现醉汉的两个儿子已经被惊醒了，他们俩趴在被窝里，露出两个小脑袋，有兴趣地看着爸爸妈妈斗嘴，我把饼干扔给他们俩，又拿出一袋来当下酒菜，酒还没烫，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顿觉那酒像冰一样从嘴里咽下去，马上又在心中燃烧起来，我被呛得喘不上气来。那醉汉忙把酒放在开水中烫上，对我说：“大哥，不能喝凉酒，会得病的。”

　　少妇给我们热了两盘剩菜，拿了一小碗辣椒酱，我边吃边喝，也顾不得和他们说话，不一会把两盘剩菜和几个剩馒头全吃光了，一瓶老白干也让我们两喝得快要底朝上了。

　　吃完饭已经是早晨四点钟了，少妇把孩子往中间推了推，在炕头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我一拐一拐地走到炕边，但鞋却脱不下来了。由于脚出汗，脚鞋已冻成一体。我不敢让醉汉和妻子看出来，便不去脱鞋，头朝下蒙头便睡……。

　　当我被叫醒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了，醉汉摇着我的脚叫：“大哥，起来吃饭。”

　　我睡眼蒙胧地爬起来，顿觉全身上下像针扎般疼痛，我挣扎下炕，洗过脸，少妇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饭菜：一盘炒花生米，一盆猪肉酸菜烩粉丝，一盆炒猪肉白菜，一盘炒乾豆腐，几个又大又白的馒头装在一个编织篓子里腾腾地散着热气，自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离开中国逃往苏联后，还未有见到这么丰盛又可口的家乡菜哩。我垂涎欲滴，忙坐下来，醉汉盘坐在我的对面，从一个热气腾腾的大茶杯中拿出一个烫酒的酒壶，为我倒满一大杯，我们边吃边喝。

　　我发现，醉汉原来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跟我年纪相仿，我们各自介绍自己的生活，我把在渔村的那番话对他说了一遍，他也感兴趣地要看看表，我下了炕，从背包中拿出来那十几块电子表给他们看，那少妇拿着其中一块爱不释手，我乾脆就送给了她。她高兴得连说谢谢。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尽量多吃少说，那醉汉却滔滔不绝。无意中他说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离此镇一百多公里外有一原始草原，草原上不仅獐狼野鹿多的是，还有大群大群的乌鸡，那东西很贵，一对可卖百元，他说他曾和朋友去打猎过。

　　我问他在那打猎睡什么。他说他们睡窝棚。在黑龙江江叉子上有一条野鹿河，他们在河边有窝棚，我说我也想去打猎，一个人没家，在哪还不是混日子？天冷了，也该找个窝了。他说那块地很有前途，吃的有、烧的有，野鹿河边除了草原就是原始树林，不仅可以狩猎，也可以打鱼，夏天下网，冬天也可以打冰眼，他说那个欠他钱的光棍就在那片山脚下的草原混了一年，现在已经有人进去放火烧荒开垦土地了。

　　我心一动，那倒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政府，没有警察，也没有老百姓，这对我这个惊弓之鸟也许最合适。

　　就在我们快要喝完酒的时候，醉汉的儿子领进了两只半大的小狗崽儿，一只虎头虎脑的黑色小狗崽欢蹦乱跳地跑到我的脚下，咬住我的鞋带拉着玩，那模样既滑稽又可爱，我把他抱起来，他就伸出舌头舔我的脸，我被舔得痒痒的，忙躲开他的小嘴巴。

　　醉汉说：“大哥喜欢狗？”

　　我说：“从小就喜欢，老弟要是不介意，把这条狗送给我吧。”

　　醉汉说：“什么好玩意？我家那个大母狗一窝下了九个崽子，尽是公狗，和我老婆一样。”

　　那少妇骂道：“放你妈的屁！我就不信你种高梁会长出玉米！”

　　醉汉的儿子好像不太同意我把狗带走，他靠近他妈妈说不给我这条，请我从其他狗崽子中挑一个。被他妈妈训斥了一番：“留着那么多狗有什么用？喂你大腿呀？叔叔抱走，是狗的福份。再说，叔叔给你的饼干你白吃了？忘恩负义的东西。”那小男孩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噘着嘴，以表示不满。

　　我从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那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为许多外国记者和同学们签字用过的笔，我把这笔送给了那个小男孩。我不能和他说这支笔的光荣历史。我告诉他：“叔叔从小就没念啥书，但却喜欢念书的人，这支笔送给你，愿你将来考一个好大学。”

　　那男孩很高兴，他告诉我他长大一点要考北京大学。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说北京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

　　我很感动，告诉他老师说的对。


４
　　下午三时，有通往县城的汽车，我抱着那个小黑狗崽儿，背着背包，一拐一拐地乘上汽车，一个多小时后我下了车，沿着那条我熟悉的小路向十几里路以外的一个村子走去。那个村子就是我逃离中国时的最后一站，表弟的表姐在那里。我无处可去，只好先回到这里，身体复原再作打算。

　　掌灯时节，我终于一步一步艰难地挪进村庄，村里刚刚发电，有柴油机发出的声音，有电视的人家已经聚满了看电视的人。小风卷起雪霰在村子中间唯一的一条路上漫游。我避开正路，沿村边的小树林进了宪弟表姐家。

　　我一走进屋子便觉热浪扑面，屋子里显得很热，被擦得乾乾净净，只是没有人。我把小黑狗放在炕上，他一点也不怯生，仍往我怀上扑，我拍拍它的脑门，它便跳到地上，东嗅嗅西闻闻。

　　我放下背包，一头扎到炕上，再也不想动了。那时候就是警察进了村口，我也不会再走一步了。

　　迷迷朦朦之中，我听到门吱呀声开了，宪弟的表姐回来了，她一进屋便发现了小黑狗，惊奇地喊：“呀，哪来的小狗崽子！”惊呼之余，她发现了躺在炕上的我，她自言自语：“这是谁？谁躺炕上睡着了，谁呢……”她上了炕、看到了我的脸吓得妈呀一声：“是老四？四兄弟？”

　　我挣扎着坐起来：“表姐，是我……”

　　表姐急扎扎的：“哎呀，那天你走我就后悔了，这天寒地冻的，那天刮了一天一夜的『大烟炮』，全家人谁也没睡觉，我是一个劲儿向主祷告，保佑我的四兄弟平安。你大姐夫守着你给的收音机听BBC，想听到你逃到外国的消息，一天没有，十天没有，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你大姐夫说：『完了，四兄弟不是冻死了，就是让老毛子送给邓小平当礼物了。』这下好了，活着回来了。我去给你做饭去，你先好好睡一觉。”

　　我泪眼蒙胧，终于见到亲人了，多少天的屈辱都涌上心头。我哽咽着说：“大表姐，谢谢你。”

　　大表姐替我脱鞋，鞋脱不下她就用剪刀剪，把鞋和袜子都剪碎了，她一边剪一边垂泪：“啧啧，这脚完了，读了半辈子书的人，哪受得了这样的罪！”她忙到屋外弄了一筐白雪，用雪给我搓脚，我的双脚已经失去知觉，并不感到凉。

　　后来，脚是保住了，磨破的地方开始结疤长肉芽，半个多月我不能下地，我躲在大表姐家的小黑屋内，吃喝全是大表姐服侍，她把家里的十几只小公鸡全杀光了，每天给我炖一只，这使我的身体复原得很快。

　　半个月后，我终于可以下地自己行走了，小黑狗也长高了许多，每天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转来转去，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虎子。大表姐一家人都喜欢它，刚生小孩的外甥女小琴经常把自己的奶挤到碗里给虎子吃，这使虎子浑圆滚胖，皮毛油亮。

　　在大表姐家虽然得到了很好的休养，但我每时每刻都有危机感，全村有一半人认识我，村民冬闲没事，经常东家走西家窜，谁家来个生人有什么新闻传得非常之快。村长也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他来过一次，我也未瞒他把目前的状况告诉了他，他请我先安心养伤，等伤好后再做打算。春节期间，公安派出所的警察不是回城里探亲就是天天打麻将，只要没有人告密，安全系数很大。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日子很平静，电视里每天都有江泽民、李鹏等人的镜头，老百姓一看到他们就转台去看动画片，我想看又不敢说，怕引起人们怀疑。大表姐不太会保守秘密，无论是亲戚还是邻里，都知道我是个大学生，但真实的姓名并不是人人知道。

　　一天，村长来告诉我，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到村里调查，说是北京大学的一位作家逃到了该市，现在全市布置查缉，争取春节前逮捕归案。我一惊：“那是冲我来的。他们怎么知道我逃到这儿？”

　　村长说现在警察还在乡政府，是不是冲你来的还不知道，不过是先躲躲为好。

　　我十分赞同，如果警察来大表姐村调查，只要谁无意中说一句不小心的话也会把我暴露出去的。

　　但是，躲到哪里去呢？

　　大表姐夫说他有一个朋友，在黑龙江边开荒种地，那儿只有他一家，现在人回内地探家去了，他在河边盖了个草房，也许那儿能住人。村长说，他也有一个朋友，也在那开荒种地，相距也就是三五里路，闷了可走动走动。

　　大表姐不同意去：“眼看要过年了，到那儿去干啥？天寒地冻的，不冻死也得饿死。”

　　我安慰表姐：“我又不是不能劳动，生活可以自己料理，重要的是安全。”

　　于是我开始准备我的东西：一面袋子大米、一面袋子面粉、一根刀锯、一柄板斧、一套被褥、一料桶豆油、一塑料袋大粒盐、一只手电、一把菜刀、一个饭盆、两个饭碗。还有我的小伙伴虎子。


５
　　翌日早起，一辆小四轮拖拉机载着我、大表姐夫和他的大儿子上路了。天气很冷，我们不得不常跳下车跑步取暖。

　　六个小时后，我们下了车，卸下车上的物品用一只小雪橇拉着，下了公路，沿着两道浅浅的车辙印向荒凉的雪原深处走去。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野鹿河边，而车辙印却被风雪掩埋了。我们正在争论是过河对还是不过河对时，三只野狼站在我们的前面。虎子吓得一个劲往我两腿中间站，我把它抱起来，轻轻地拍着他：“别怕，有我们在。”

　　那三只狼很不高兴地慢慢向河对岸走去，他们一定是不欢迎我们打扰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大表姐夫坚持走回去，明天再找路。我不同意，想继绩往前走，但大表姐夫已经回头走了，我只好又跟他返回公路，当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借宿的村庄时，已是深夜了。一个车马店接待我们。

　　第二天我们又从原路开进雪原。在黄昏时分终于找到了位于野鹿河边的那个茅草屋。

　　这是一个又矮又小的的土房，墙壁是用树木拼的，然后用泥巴抹平，房顶披着厚厚的大叶樟草，房子已被大雪埋了半截，窗子上的塑料布已经被风鼓破，像破锣似的呱嗒呱嗒作响。我们把门边的雪清理出来，打开门进了屋，屋里很暗，我打开手电筒，仔细地观察这土屋内的环境，这两间土屋外面是厨房，扔掷着一些镰刀、锄头、麻绳、铁丝等杂物，一个锅台上面没有锅，看来主人走时已将锅放到朋友家了。里间和外间没有门，过了里面是一铺长长的土炕，炕上没有炕席，已被进屋避风的野鸭和鸟类屙满了屎，屋地上全是从破碎的窗子旋过来的雪。

　　我们立即动手，拿出带来的塑料布把窗子先钉好，然后钉门，清除屋内的积雪和鸟粪，房子四周全是参天的柞树，我们砍倒了一根锯成一尺长的小段，然后用大斧劈成木棒子，再把木棒子塞进火炕里，点燃后，看着许久不住人的土炕上冒出热腾腾的蒸气，大姐夫说这屋不能住人，起码得烧上三天四天才能住人。我们把带的粮食等东四安置好后，走出屋门，去寻找那个村长的朋友家，他家距离我们这个土屋五里路左右。

　　我抱着虎子，迎着刺骨的寒风，深一脚浅一脚跟着他爷俩在雪原上跋涉，一个小时后我们发现野鹿河的对面有盏灯光，过了河已看见那幢土屋，院子里还有一台“七十五型”东方红链轨式拖拉机，己被大雪埋了半截。

　　两条大狗扑过来，狂吠着向我们示威。一个女人把门露了个缝问：“谁呀？”

　　大表姐夫说：“是我呀！大宝他妈，看住你们家的赖皮狗。”

　　那女人把门打开，显然是老熟人，骂道：“我寻思是谁呢，是死老吴！怎不让狗咬死你！”

　　老吴也开玩笑道：“寻死（思）你还不上吊？咬死我你不哭成泪人才怪呢！”

　　那女人突然发现了我和大表姐的大孩子铁蛋，忙说：“哟，铁蛋也来，还有一个大哥不认识，这死老吴，也不吭一声，见面就闹。快、快进屋，这死天冻死人的。”

　　我们进了屋，也是两间房，但烧得很暖和，我们脱掉鞋坐进炕里，火炕烧得烫屁股，舒服极了。

　　老吴问：“大宝他爸呢？”

　　那女人说：说是去乌苏镇上买盐去了，说不定又耍上了，他呀，一见麻将就迈不动步，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们做饭吃。”

　　老吴说：“别麻烦了，有啥剩饭热热就行了。”

　　那女人横了他一眼：“要是你自个来，剩饭都不给你吃！我有剩饭还喂狗呢！这不有客嘛！这位大哥……”

　　老吴说：“我小舅子，从老家来的，在家做点小买卖，赔了，出来躲躲债主。看能不能翻点地种，不愿意种，卖也是笔钱。”

　　那女人说：“原来是大姐的弟弟呀，我和大姐像亲姐俩，那我就叫你大哥吧。”

　　我说：“别的，我叫王老四，你叫我四哥吧。”

　　那女人轻轻一笑，拿起一个铝盆出去了。我说：“大宝他妈，你别忙活，有啥吃啥吧。”

　　她说：“不麻烦，现成的冻饺子。”

　　不一会。他端上一大盆水饺来，我们守着铝盆吃了起来。当我快吃饱时才发现，这饺子的肉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既不是猪肉，也不是牛肉，有些像羊肉，又不完全像。那肉红鲜鲜的煮熟后成了一个蛋儿。我问大宝妈：“这是什么肉？”她告诉我：“这是狍子肉，狍子是这儿的特产，满山都有。”

　　那是一种鹿科动物，食草、跑起来似流星赶月。

　　那一夜，我们就在那女人家睡下了。半夜，女人的丈夫回来，坐在坑边吸了几只烟才进女人的被窝。女人小声地和他讲着我们来的经过。那男人吹熄了油灯说：“睡吧。”

　　那女人说：“赢了输了？”

　　那男人说：“没玩。”

　　那女人说：“骗鬼！”

　　那男人已发出了鼾声。

　　第二天，老吴和儿子按原路回家了，我和新认识的邻居小李也就是大宝爹和王三姐就是大宝妈东拉西扯聊天。吃过下午饭（那里的冬天短，所以只吃两顿饭）后，我从他家扛了一口锅，带着虎子回到了我那个小草房。从此，我在这片荒原上住了下来。

　　总算有个窝了。虽然四处泥巴墙，但却能遮挡风雪。世界离我很远，警察离我也很远。

　　但每当晚上六点三十分或早晨六点三十分，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时，BBC就会把全世界发生的每件新闻告诉我，也把逃到海外的和关押在监狱的朋友和同学们的情况告诉我，这世界又和我拉得很近很近。

　　我很满足，整整半年多的逃亡和躲藏，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稳睡觉的安全岛了。

　　感谢神，我每天都向神祷告，不要让我再疲于奔命的逃了，我真的好累好累。阿门！

　　我开始让自己的思想沈下去，和自己的肉体一样，沈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原里。



第十六章 野鹿河边


１
　　如果你现在问我什么最可怕，我会亳不犹豫地回答你──孤独。

　　孤独伴陪着我，斩不断，甩不掉。虎子一天天长大，它喜欢依偎在我的怀里，静静地听我和它谈话。我一天讲不了几句话，没有需要用语言交流的对象。

　　那两间土房四处漏风，我好不容易弄了几筐土，烧了一□开水，和成泥巴，掺进一些碎草，把那些露风的地方都堵上了，但墙壁太薄，屋里不能停火，一停火人就冻得受不了。所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要到附近砍树木，然后锯成一尺多长一段，用大板斧劈开作柴用。晚上睡觉时被窝是热的，早晨醒来时被子上面一层白霜。毛衣毛裤像冰块一样。我必须把它们放在被窝中热过来后才能穿。

　　也许是紧靠大河的缘故，炕是湿的，烧了十几天后才慢慢的乾爽，我在炕上铺上乾草，然后再把被子和狗皮铺上。不久，我身上生了许多虱子，还有一串一串白花花的虫子，跳蚤和臭虫也很多，它们每天在吸我和虎子的血。

　　半个月后，我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皮肤病，从腰到腿上长满了疥疹，每天痒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我就用伐木、劈柴来拼命地惩罚自己，这样累得直不起腰后可以在夜里睡着觉。但后来那些疹口越烂越深，越长越多，痒得我不得不在墙上或树上蹭，或用手去挠，身上

　　常常被我挠得鲜血淋漓。我不敢去医院，怕被发现。

　　有一天我痒得实在挺不住了，我便把虎子关在屋里，独自一人冒着风雪向最近的乌苏镇走去。

　　中午，我走上了公路，然后搭上了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在乌苏镇的供销社门旁，我看到了一则防火通告，一个判刑的公告和一张通缉令，通缉令上是我的名字和长相特徵，而照片却不知被谁给撕掉了，也许是好心人，我心头一热。这个小镇不大，穿军装的人却很多，边防军加上武警加上警察大概比老百姓还要多。

　　我在镇医院外徘徊了许久，还是没敢进去，和一个当地的农民打听，知道有一个中医，在家里看病。我找到那中医家，他给了我两包药，说马上就会好的，收了我二十元钱。我拿了药又到供销社买了五条劣质卷烟，买了两瓶酒和一瓶醋。

　　当我提着这些东西刚要走时，发现柜台上有卖书的，大多是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每套都二十多元，我仔细浏览，竟然发现了老鬼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老鬼是我的朋友，我们是在八九民运中认识的，我从BBC中得知他已逃亡到了美国，没想到这边陲小镇还有卖朋友写的书。我翻开那厚厚的小说，竟是第二版印刷，订价人民币八元七角。

　　这部小说我们在北大作家班研究过，因为老鬼的《血色黄昏》是新新闻体小说，在形式上有些突破，张锺教授曾让我们讨论过。我为了应付讨论，曾草草地翻过一遍。而现在看到这本书则感到十分亲切。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又犹豫了。八元七角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买盐够我吃半年的，买烟也够我抽一个月的，但我还是一咬牙买了老鬼的《血色黄昏》，心里想，老鬼在美国得知不知作何感想。两年后我逃到美国时，老鬼开着轿车来看我，然后把我拉到他家聊了一个通宵，听我说起这段故事，老鬼感动得险些掉下泪来。

　　那天我从乌苏镇回到我的土屋已是半夜了。我开门进屋，虎子就扑过来，哼哼啃我的脚跟，我知道它饿了，一整天没吃什么，屋子里奇冷无比，我放下买的物品，到外面抱回一大捆劈好的木棒子，架在灶里，用白桦树皮点燃，开始洗锅。锅内的水已结成了冰，待冰化掉我便舀了两大碗面，做了半锅面疙瘩汤，我和虎子你一碗我一碗，把半锅疙瘩汤喝得乾乾净净。

　　虎子吃饱了，就一会儿炕上一会儿地上地撒欢，我则点燃一根劣质的黑纸色卷的“琥珀”牌香烟，一边吸着，一边哼着“三套车”，那是一首我喜欢的俄罗斯民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你看吧我这匹可怜的老马，
　　它跟我走遍天涯，
　　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
　　今后的苦难在等着它……

　　在唱歌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把我的情感全部倾注到了那起承转合的曲调中。在唱歌的时候，我是多么满足。尽管我的听众只有虎子。虎子有时听得高兴也会汪汪地和我一起唱。

　　每当唱完歌，我伴着虎子听着风雪的吼叫和窗子上塑料布呱打呱打的单调抽打声时，不由想起那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想起天安门广场的日日夜夜，想起北大的未名湖，想起美丽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禁不住潸然泪下。


２
　　花了二十元钱买的药并不见效，我把药都涂光了，疥疹不仅没好，反而更多，烂得更深，我后来自己想了个办法，把水烧开了，然后倒进米醋，用米醋水洗伤口，每洗一次都像被刀割一样，全身疼得使你求活不能求死不能。一瓶醋洗光了，仍不见效。

　　春节快到了，而我的粮食由于有虎子帮我吃也快没有了，我把两顿饭改为一顿，每天只吃稀的，虎子也不能给它尽吃饭了，白天我带它上山抓老鼠吃，既能给它补充蛋白质又能训练它的捕抓能力。山上的老鼠非常多，又大又肥，看着虎子吃得又香又甜，一个多月没吃一口肉，整天空着半根肠子的我也想烧几只老鼠吃了。

　　有时闲得难受闷得难受，我就去五里路以外的那个有拖拉机的大宝爹的窝棚去散散心，每次可以和大宝爹将上一天象棋，然后吃顿饱饭，或许还能拿回半筐土豆。但我毕竟不能总去。总去人家吃，又没什么回报人家总是不好意思。

　　不过我从大宝爹的家学会了下狍子套或兔子套，用铁丝弄成圈圈，留一头捋在狍或兔子在雪地踩出的小路旁的树上，那些傻东西一不小心就会钻进套中，然后越挣扎越紧，最后被勒死。

　　我在我的窝棚附近的树林中下了许多鹿包子套和免子套，每天带着虎子巡一遍套，不但可以活动筋骨，重要的是忘记了疥疹的痒痛。

　　春节的前一天，我终于套到了一个狍子，那是一个公狍子，又肥又大，头上两只角支支着，舌头伸出好长，我把它拖回我的小窝棚。虎子撒欢似地在前面带路。到家后，把狍子头朝下吊起来，开始剥皮，剖肚，卸下四条大腿和里肌肉，用麻绳吊着放在房沿下晾上，然后把内脏和排骨放进锅内，放上点辣椒，点火煮肉。虎子则把地上的血连泥一起啃得乾乾净净。然后抱着狍子头津津有味地啃着。我点燃一支烟，一面吸一面看着虎子，一种近乎于母爱的情感从我心头升起，我想，只要有我在，决不让虎子饿着！


３
　　春节到了，大宝爹来请我到他家去过年三十儿，我一个人和一条狗，他家四个人和两条狗。他说合到一起过年吧，饺子馅已经和好了，包完饺子咱们摸几把扑克。

　　我带着虎子跟着他走了。风把雪卷起来，在雪原上打着滚，雪粒打在脸上针扎一样疼痛，我们踹着大雪壳子到了他家的窝棚。我把一只狍子大腿送给了大宝妈，作为春节的礼物。大宝爹拿出一包红梅牌香烟，很潇洒地打开，抽出一支递给我说：“过年了，抽根好的。”我忙把自己的劣质雪茄烟塞进烟盒里，接过他的烟点燃了。

　　大宝妈放上饭桌，摆上几大盘热炒菜，一□烫热的老白干。我一边上炕一边说：“来来，一起吃吧！”大宝妈忙说：“你们哥俩先喝着，还有菜没炒呢！”

　　我让大宝和二宝哥俩给我嗑头，过年了，按风俗要给孩子压岁钱，五块钱有些显少，十元钱又有些拿不起，我给两个孩子每人六元钱，六六大顺，取个吉利。

　　不一会，小炕桌让大宝妈给塞满了，猪肉、粉丝、鲜菇、野鸭、肉炒干豆腐、蒸白肉……我们俩开怀畅饮。我好久没吃到这么丰盛的饭菜了，快要吃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屋子亮光了许多，原来墙上贴了一层白报纸，使屋子显得又温暖又乾净。大宝爹告诉我：他花了四元钱买了两斤报纸，把墙一糊，贴两张年画，两副对联，就算过年了，他问我贴不贴对联，说手里还有一副对联和剩下的报纸可以送给我。

　　我说我一个光棍，贴不贴对子也过年了，不过报纸给我我可要，卷个烟抽，上大便都有用。

　　其实我想看那些报纸，原来我都说自己不认几个字，没念过书，所以他们也知道我是个文盲。我突然发现墙上的报纸上有十几张是去年六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面赫然印着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和通缉令。我有些紧张地看了看大宝爹，我发现他也在偷偷地看我。我忙喝了一口酒，低头吃菜，掩饰了过去。

　　大宝爹喝了一口酒说：“昨天糊完墙他才看到报纸上的通缉令，原来只听说反革命暴乱，现在一看报纸上那二十一个人的照片就知道共产党又在唬弄老百姓，这二十一个人不是北京大学就是清华大学的，才二十岁左右，能搞啥反革命暴乱！”

　　他又说：“这二十一个人中有一个是咱们黑龙江省望奎县的人，叫张伯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是吗？”

　　他爬着来到了墙边，指着报纸上我的照片和下边的文字说：“四哥，你看看，这儿写得清清楚楚：张伯笠，男，二十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米七十五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你看这还有照片呢……”

　　大宝妈端了一大碗野鸡肉进屋放在桌上，对惊魂未定的我说：“四哥，你说他发神经不？昨天糊完墙，他躺炕上看那个叫张伯笠的照片，硬说长的像你。”

　　我说：“我看看。”我蹲在炕头的墙边，看那张《人民日报》说：“别说，还真有点像，主要是鼻子像，他是翘鼻子，我是鼻子翘。”

　　大宝妈喀喀笑着：“就说是呢，我说了，人家那个张伯笠是北大的作家，就是坐牢也比咱吃的好，咱哪有那个福气见到这样的大人物。再说，四哥连大字也不识几个，还不如我们大宝他爹呢！可他硬给你往姓张的大学生头上套。”

　　我笑笑：“下辈子吧，也念个大学。”

　　大宝妈说：“我想都不敢想，这大宝二宝将来能认个字，别把自个的名字写错我就满足了。”

　　大宝爹坐回来，把杯中的酒一口喝乾，挥了挥手：“老娘们儿别跟着瞎打岔！你懂啥？我说四哥就是那个张伯笠是有根据的。四哥，你把胡子刮掉，穿上西服，就是张伯笠。四哥，咱们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从你来那天我就怀疑，快要过年了，又不是农忙季节，一个人到这荒原野地来干什么？别看你东北话说的挺地道，有时也会露出一两句京腔。昨天拿报纸回来糊墙，看到那个张伯笠照片我就说是你，四哥，你说实话，你究竟是不是张伯笠？”

　　看着他那期待的目光，我感到他没有恶意。半年多了，没有人知道我是张伯笠，我也没有再叫这个名字，张伯笠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胡须的王老四。

　　我说：“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张伯笠，但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你们，并与你们成为了朋友，至于是张伯笠与你喝酒还是王老四与你喝酒都一样。现实是我在与你们喝酒。”

　　大宝爹愣了一会，突然一拍大脚把半碗酒举起来：“四哥，我明白了，你要是瞧得起我就把这碗酒乾掉！”

　　我举起手中的半小碗老白干，一饮而尽，他也一扬脖，把酒喝乾了，然后用手把嘴一擦说：“四哥，你放心，老弟虽然是农民，也读过十来年书，天下大事我心中也有个小九九，我绝对向你保证，我绝对保密。你们是中国人中最有种的人，现在是卧着的龙趴着的虎，只要把命保住，有一天会龙腾虎跃。有甚么困难或用得着我的地方吱一声，那就是你瞧得起兄弟！”

　　我很感动，又在自己的碗和他的酒碗中倒了半碗酒说：“兄弟，四哥谢谢你！”

　　他一仰脖，又把酒乾掉说：“说这话就见外了，谢什么？你们是为了谁？还不是为我们老百姓！我要是大学生，也他妈跟他们拼了！共产党没干啥好事！”

　　大宝和二宝拿着油饼逗虎子玩，大宝爹大宝妈和我边喝酒边聊天，我发现，不戴假面具的生活是多么愉快和幸福的事。我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当局镇压民主运动的情况，帮他们分析共产党对农民的层层盘剥。那天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反正喝得畅快淋漓。

　　我知道我喝多了，怕胡说些什么不该说的话，则坚决要回我自己的窝棚。大宝爹和大宝妈坚决反对，让我住在他家。但我坚持要走。他们争不过我，便用布口袋给我装了半口袋冻饺子，让我半夜煮吃，按中国人的风俗，年午夜在除旧迎新的时候都要吃饺子。

　　我背着饺子，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天已经黑了，如果没有遍野的白雪一定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虎子像一个黑精灵在我的前面为我引路。我只觉得每一步都踩在棉花堆上，像腾云驾雾一样顺风飘去。离我的窝棚不远了，我摔了最后一个跟头，趴在雪地，再也不想走了，虎子用嘴扯着我的衣袖拼命地往窝棚方向拖。我咬咬牙，摇摇晃晃站起来，终于回到了我那个又冷又凉的小窝棚，一进门就吐了起来，五脏六腑彷佛全吐出去了。吐完了，把被一扯，衣服也未脱就睡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农历一九八九年己经过去了。屋里黑洞洞冷溲溲的，我摸出火柴，把煤油灯点燃，灯火被风吹得左右摇晃，我拖进屋一堆木□子，塞进灶坑点燃，然后把一大堆冰放进锅里，准备烧开后煮饺子吃，有了火，有了光，加上我把半导体打开收听中央台的春节联欢节目，屋里就显得暖和了一些。我突然想起刚进屋的时候似乎是吐了。我打开手电仔细一瞧，原来虎子已把我吐出的脏物全吃到了肚子里，它醉得趴在地上睡了过去，任我怎样拉它叫它也不醒，我把虎子抱起来，让它舒舒服服地躺在铺满乾草的小窝中。

　　冰在锅里融化了，腾腾地冒着热气。刚来的那几天我还天天早晨到河上打冰眼吃河水，但不知怎么搞的，也许是缺氧的关系，河水变得越来越臭，我不得不改成吃冰。好在离河近，每天刨几大块冰就够了。

　　水烧开了，我却找不到了饺子，突然想起了，一路跟头把式地摔回来，半口袋冻饺子说不定被我扔到哪去了。

　　远处传来了一串爆竹声，那一定是大宝爹放的。

　　我孤独地坐在土炕上，从怀中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了妻子和女儿小雪的照片。借着煤油灯光细细地瞧深情地看。我已经有半年没见到妻子了，雪儿则更长，自八九年第一学期开学后我就再也未见到她。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雪儿咯咯的笑声……

　　那一夜，我坐到天明，把三十年走过的路像过筛子似的过了一遍。我觉得我的这三十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人毕竟不能专为自已活着。当一个人置身于一场伟大的理想中后，你会感到心灵的升华。


４
　　那最难捱的冬天是那么漫长，我和虎子相濡以沫、相互携扶着盼着冰雪融化的初夏到来。

　　疥疹愈发严重，白色的内衣已经被染上斑斑血渍，我痒得受不了时，不得不在大树上和屋墙上蹭，从腰往下没有一块好皮肤。在孤独和奇痒的双重折磨下，我曾想到过自杀，有许多次在夜深人静而我又痒得难以入睡时曾拿起匕首对准自己的静脉，奇怪的是，每当我要狠心割下去的时候，虎子都趴到我的脚下发出低低的哀鸣，似乎在说：你就这样狠心丢下我吗？

　　是的，虎子还很小，离开我在这荒山野外的大雪地里它不饿死也要冻死。它虽不是我的同类，但它同样具有生命，我如果一刀下去失去的是两条生命。

　　我丢下刀，跪在地上向神祷告。我求神怜悯我的灵魂，但从未向神乞求怜悯我肉体的痛苦。

　　我是个懦夫，我没有权力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为人丈夫，为父亲也为人儿子，在父母身上我没能尽到孝道，在妻子女儿身上我没能尽到责任，更何况天安门广场死伤了那么多优秀的青年，而我是一个幸存者，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我应该是死难的同学和朋友生命的继续，我应该坚强地活下去，和苦难疾病以及独裁者去斗争，以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死毕竟比活着容易，而能在心灵肉体双重折磨下活下去实在不是件易事。我决心活下去，也看一看自己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没有粮吃，每天是稀饭盐水，我就到远处农民种的豆地里剥开大雪拾豆荚，回来用水泡乾净后煮成盐豆吃，两只手常常冻得和红萝卜似的。偶尔套到一只狍子或一只野免，那是我和虎子最快乐的时候，我们会把猎物吃得什么也剩不下，连肠子我都不扔掉，就连骨头都是虎子喜欢的东西。

　　后来我发现了一种好吃的东西，那是一种水老鼠，它的皮毛很珍贵，肉也鲜美，有些像鸡肉，它们把窝建在距离水面很近的河边，我在它们的洞口下套，常常套到又大又肥的水老鼠。

　　虎子也开始抓黄鼠狼了，那东西被追急了会放出一种难闻的气体，又骚又臭，当地人称它为仙，不太惹它，所以它胆子也特别大，常常会在我的面前大摇大摆，但在我的棒子和虎子的利齿下它常常成我在我的下酒菜。而它的毛皮可以卖给供销社，一张黄鼠狼皮可卖十元钱，一张水鼠皮可卖二十五元钱。我积攒了水鼠皮和黄鼠狼皮各十来张。

　　一天，我领着虎子走出荒凉的雪原，在乌苏镇把皮子卖掉，然后我在镇中一个私人开的小酒馆饱餐一顿后，搭了一辆小四轮向一百多里路外的大表姐夫家驶去。

　　在大表姐夫家我述说了我的病情，我求他们到哈尔滨去找一个人，我出路费，给我带些药品回来，最重要的是治疥疹的药，我把卖毛皮的三百多块钱拿出来交给了大表姐。后来大表姐亲自跑了一趟哈尔滨，给我带回来五十多管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制的一种叫做“疥得治”的药膏。除此之外，我的朋友按我信中的要求给我带了大量的黄莲素，四环素，速效感冒丸，等药。

　　按“疥得治”上说明的要求，我用冷水洗身后，把药膏涂遍全身，两个星期后，疥疹竟奇迹般的不见了，只是身上和腿上留下了一颗颗黑色的疤痕。

　　朋友还让大表姐带来两千元钱和一封信，信中鼓励我要咬紧牙关活下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告诉我，光经受住了人的考验还不算，能经受住自然的考验才可“成仙”。他希望我经过“在血水中煮三次，在盐水中泡三次”后，成为一个保尔柯察金式的拖不垮、打不倒的真正的男子汉。


５
　　春天到了，我这个土窝棚的主人也要回来种地了。我必须要盖一个窝棚。那几天天气有些转暖，时常在零下十几度左右，我常带上虎子到野鹿河对岸的一个半岛上去伐木。我选好了盖房用的木材，便用刀锯一点点地砍伐，伐倒一根后把枝砍掉，用绳子一步一步往我选好的地方拉。趁着雪还没融化，拉起来还省些力气。

　　我选择盖窝棚的地点非常理想，背靠着野鹿河，和我现在住的窝棚斜对着，直径大约有两千公尺左右，那是那个半岛上最高的地段。发洪水也不怕，且四周有几棵参天大树，如果发水我还可以爬到树上去。前后左右全是密密匝匝的山丁子树和柳树，房子盖的又不会很高，如果不走到附近是发现不了我的窝棚的。

　　我把大小木材拖到房场后，每天用镰刀剥树皮，用大斧砍掉枝子，然后自己比划着砍了房架子。

　　有一天我发现，这里原来是狼窝，三只大灰狼平静的生活被我打破了。它们每天都坐在离我五十米左右的地方看我剥树皮，它们不进攻，我也不当回事，不去惹它们，每天吃过早饭照旧来剥树皮。它们也照旧坐下来。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就这样比耐力，后来还是那三只狼屈服了，它们悄悄地把家搬到离我不远的一片山丁子树丛中去了。

　　三只狼走后，我倒像缺少了一点什么。每天看着那三只英俊的大灰狼，神经绷得紧紧地和它们较劲儿，好像生活又变得不再寂寞，我开始喜欢那三只狼，遗憾的是它们却搬走了。我忽然觉得空荡荡的。

　　冰雪渐渐地融化了，成群的天鹅、野鸭又飞回了雪原。

　　三月的一天夜里，我从BBC听到了“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法国航行的消息，激动得一夜没有睡着觉。我不停地吸着烟，高兴极了。自去年六月我逃离北京后，还没有任何一件事能令我如此的高兴。我从心里感谢严家其、万润南以及海外新闻界的朋友们，民主女神号那长鸣的汽笛似吹响了我新的征途的号角，我不再孤独，不再悲观，我觉得我又成了一个战士。

　　收音机中每天都有民主女神号航行的消息，中共气急败坏，又是抗议又是威胁，我常常听听收音机竟兴奋得不能自持，真过瘾！

　　不久，我住的窝棚的主人回来了，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他姓吴，是一个血性汉子。

　　于是，大家帮我在河对岸把我的窝棚盖了起来，吴大哥雇了两个长工也来帮忙，远在百里之外的大表姐夫和大宝爹妈也来帮忙，房子不大，也好盖，但大框起来后，人们都忙自己的去了，我只好每天踩着快要融化的薄冰去对岸和泥，抹墙、打坯、搭炕、做门窗，每天顾不得做饭，都是吴大哥家的小三子叫我到他家吃饭，吴大嫂待人也很热情。

　　一天，大宝爹来找我，他建议我最好种点地，这样以免被别人怀疑，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去年在这附近开了十几顷地，如果我要租种一年，一顷地给他一百元钱就可以，因为他不想种了，要到别的地方去开地。

　　我连夜走了一百多里，到大表姐家去取钱，大表姐夫在村子里只有一块地，所以也想种点，他的女婿也想要点，于是我就每家六十亩地，由我先给他们把钱垫上，平时我帮他们经管着，种地、锄地、割地时他们自己想办法。

　　大表姐夫还要和我一起种点水稻，我也同意。我回去开地，他想办法弄抽水机和稻种。

　　就这样我租下了六十亩旱田，大宝爹又开拖拉机给我在河边开了二十亩水田。

　　种水田要先打好池埂子，二十亩地的池埂子对我来说就像万里长城的工程那样浩大，我用了二十多天，每天早起晚归，终于把池埂子打好了。

　　春天到了，我开始播种希望的种子。



第十七章 那山、那人、那狗


１
　　远东大草原的春天是短暂的，大雪刚刚融化，夏天就到来了。

　　这时我才发现这里自然环境的奇特。野鹿河的两岸看似平坦的草原，但实际上那“草原”大多是飘浮的草筏，而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沼泽，多少不知深浅的猎人和野兽一起被这沼泽吞噬掉了，当冰雪融化时，偶尔可以看到野兽的尸骸，人的头骨，沼泽散发着恶臭，成了蚊虫和瞎蠓的滋生地。

　　而当初夏到来，一场透雨过后，沼泽上开满了黄色的黄花菜以及各色的野花，从完达山的山脚望去，宛如一块巨大的花毯，一望无垠。野鹿河像是一条黄带子被人随便地抛在了这块硕大的花毯上。

　　我的小窝棚就在这个神奇的花毯中。

　　虎子已经长的又高又壮，像个大狗了。它最近十分骄傲，因为它在河边的草地中抓到了一条梅花鹿。

　　那只鹿刚刚能站立起来，还不会走路，据猜测只生下来几天，因为小鹿只要生下十五天就会跑了，人是抓不到的。那天我带虎子去打猎，正行着，虎子突然扔下我向左侧的河边草丛冲去，接着我听到了一声像山羊似的惨叫，当我冲到时，虎子正把小鹿扑倒，小鹿的脖子被它已咬出了血。

　　我喝住了虎子，抱起了那个小梅花鹿，它惊恐地看着我，那眼神使我想起了我的女儿小雪，她被医生从产房抱出来交给我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怜爱地把小鹿抱得紧紧的，飞也似地往窝棚里跑，虎子高高兴兴地跑在前面，尾巴摇来摇去，等着我把战利品的骨头和血给它吃。

　　我回到窝棚，把小鹿放在炕上，从塑料包里拿出朋友从哈尔滨捎来的消炎粉，涂在小鹿的伤口上，然后用我的旧背心撕了一条布给它包上。它疼得直打哆嗦，惊恐地看着我。我就轻轻地抚摸它的头，让它安静下来。

　　虎子不解地看着我，因为每次我们俩猎物归来，我都会把猎物挂在房梁上，剥皮、剖膛、卸肉，然后把骨头和内脏先给它吃。我知道虎子的想法，便把它叫过来，拍拍它的头，又拍拍小鹿的头，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从此以后要像亲兄弟一样。”我告诉虎子：“你比它大，要照顾它，保护它，绝不许你欺侮它，懂吗？”虎子懂了我的意思，它偎在我身边，看着惊恐未定的小鹿，眼光却柔和多了。

　　但是，小鹿养不活，它还不会吃草。我晚上煮了一锅玉米渣子粥，把米汤舀出来。用小匙一点一点地喂它，但它不会吃小匙，弄得满嘴巴都是米汤，却没吃进去多少。我一想，这样下去非饿死不可。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我就跳进河里去起鱼网，初夏，河上的冰刚刚融化乾净，河水刺骨的凉，但野鹿河的鱼特别的多，大都是半斤左右重的鲫鱼。我用一百元钱在乌苏镇买了四片五十米长的三层挂网，三片二寸五网眼的，一片一寸五网眼的。刚刚开河，鱼很多，一寸五挂的更多，但鱼很小，大多是一两多重的，有小鲫鱼，鲤鱼和老头鱼、鲶鱼等，

　　我也没时间摘了，把那些鱼和网一起往屋地一丢，背上三十斤大鱼，趁着天刚亮，向乌苏镇走去，赶的早，可以卖上好价钱。

　　临走时我没忘挂上我的“通告”。我的通告是我用歪歪斜斜的字写的，内容是：

敬告朋友：
　　本人上山打猎，米在炕烧（梢），盐在锅台上，火柴放在盐灌（罐）旁，饿了请自己动手，然后物归原处。
王老四

　　开春后，打猎的、打鱼的人不时出现，这荒原上十几里见不到人家，吴大哥又在对岸，没有船过不来，过往的猎人和打鱼人没几个是安份守己的庄稼人，你人不在家，他连什么都敢给你拿。

　　我自贴这个“告示”后，非常见效，过往的“朋友”自己做完饭后，有时躺在炕上睡一觉，走时往往扔两块钱或一瓶酒一包烟的，我的东西从来不丢，我也从不锁门，我的门是几把木棍钉的，上面钉上塑料布，真可谓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不过这告示一贴，小人也变成了君子，人心都是肉长的，王老四既然这样大度，别人也不能小器，这是东北人的特徵。


２
　　中午我赶到了镇上，把鱼推给了鱼贩子老杨，他给我两元钱一斤，我卖了六十元钱，颠颠地跑到供销社花了三十元买了四袋奶粉，然后又买了一个奶瓶，两个奶嘴，老杨给了我三斤盐票，我买了三斤水洗盐，又买了些劣质香烟，饭也没顾得吃，买了一斤饼乾。一边走一边吃，风风火火往家里赶。

　　掌灯时，我终于回到了窝棚，远远的，却见窝棚亮着灯，虎子很奇怪跑到几里之外接我。它不停地向我身上抓，抓得我满身都是泥。我预感家里有人来了。

　　警察？这是我第一个反应。但我马上否定了。我的屋子里除老鬼的《血色黄昏》外没有任何有文字的东西，我有时偷偷写一些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写完后都装在塑料袋中放在一个墙洞里，一般不会被人发现。

　　我大著胆子推开了门，灯光下一个满脸胡须的壮汉盘腿在我的小炕上大吃大喝。见我回来，他也不下地，也不打招呼，眼皮搭拉着看着盆里的鱼，嘴在不停地咀嚼，我一看，好家伙，他把寸五网上的鱼全烧上了。

　　我放下东西，递给他一只烟，按我过去的脾气，真想一拳把他打出去，他盘腿坐那儿像个主人似的，而我却成了过路客。不过自通缉令发布后，我从来不让自己发火的，什么事都忍、忍、忍，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抬起眼皮看看我，终于说话了：“你就是王老四？”

　　我回答是。

　　他把筷子一放，端起小碗喝了一口酒，然后一放，粗门大嗓地说：“你跟没跟泥瓦匠睡过觉？那锅台搭的是啥鸡巴玩意。做顿饭把眼睛薰成孙悟空了。”

　　我一愣，这人说话怎这么粗，我仔细观察他，一支单管猎枪放在他身边，一条又高又大的黑狗竖着耳朵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如果我敢动他主人一下，它绝对会冲上来把我撕成碎片，那是一条德国狼狗和蒙古细狗的混种，这种狗是很珍贵的，猎人都喜欢，相比之下，虎子显得呆头呆脑，一个劲儿向我两腿腿中间蹭。

　　操！遇到土匪了。我心里骂着，脸上却挤出笑，拿出一支烟递上去。他看也不看，接过去凑到油灯上点燃。

　　我搭讪着问：“这位大哥……”

　　他粗门大嗓地：“不是大哥，是二舅！”

　　“二舅？”我吓了一跳，哪冒出个二舅？山上的规矩是无论多大都以兄弟论称，走江湖就是这样。

　　他喝口酒，然后把酒碗往我的面前一放：“上炕喝酒。”

　　我也饿了，脱鞋上炕，鞋里都是水，因为我要过几道齐腰深的洼地，所以裤子也是湿的，但在陌生人面前，我不能洗，那样会引起怀疑，因为当地的盲流都这样。

　　他看了我一眼：“这罪不好受吧？大学生！”

　　我吓得差点跳起来，手中的酒碗也抖了一下，但我马上镇静下来，喝了一大口酒。仔细地想着对策。显然，此人不是吃官饭的，但他又是谁呢？

　　“你是谁？”我问。

　　他把胡子一捋：“老吴你认识吧？他管我叫二舅你不就管我叫二舅吗？”

　　我放下心来，但心里埋怨宪弟的大表姐夫，怎么可以把我的身份随便告诉别人呢？这样会很危险的。这些人我不怕他们去告密，他们绝不会那样做，怕的是他们出去胡乱吹牛，说自己见过北京大学生领袖云云，那就危险了。

　　我问他是路过还是来打猎。他告诉我想堵鱼。

　　在距离我的窝棚十里之外有一道季节河，一到秋天马哈鱼讯期江水就会涨上来并带来大量的江鱼，他计划在季节河中间搭上一道网，使水撤尽后鱼就会被搭在网的另一端：“弄得好，十万八万斤鱼不成问题！”他自信地说。

　　二舅（我们权且就这样称呼他）让我和他一起干，如捕到鱼就对半分红，我同意了。

　　于是两人喝酒，谈着一些捕鱼狩猎的经验，和一些家事，当然我只有听的份儿。我知道了，二舅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农民，因为穷，一直找不到老婆，他是个孝子，守着老妈过日子，后来经别人介绍娶了一个被别人“休”掉的女人。那女人风流漂亮，二舅把她看得极严，也不下地干活，天天和她关在屋子里做爱。终于，那女人的肚子大了，给他生了个儿子，他才放松了对她的看管。第二年，那女人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两个儿子使他更放心了，便又操起猎枪上山打猎了。就在他上山的几天里，那女人随着一个男人跑了，一跑就是八年，现在孩子都十多岁了，还没找到娘的下落。

　　“妈的，我只不过是借她肚子造了两个儿子。”二舅忿忿地说：“女人就是那么回事儿，你以后会明白的。”他煞有其事地说。

　　我想起了妻子李雁，她会离弃我吗？绝不会，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吃过饭，我冲奶粉喂我的小梅花鹿，有了奶嘴，小鹿吃得高兴极了，它显然是饿极了。

　　一顿就吃了一袋奶粉的四分之一。我爱抚地摸着它的头，那毛皮光滑得像婴儿的皮肤，它信赖地依偎着我，像是孩子依偎着母亲。

　　二舅冷笑道：“你喂它奶粉，喂得起吗？乾脆杀掉，明天咱们俩下酒，小鹿肉又嫩又好吃，就是有点嬗，加点辣椒就好了。你这有没有辣椒？”说着他就下地找辣椒，看那样子就像马上要煮鹿肉似的。

　　我有些不客气警告他：“坐好，闭上你的嘴？你要敢把我的鹿吃掉，我就敢把你的狗吃掉，不信你试试。”

　　他竟然老老实实地坐回了炕上。过一会突然对我说：“你看清没有，这不是普通的鹿，这是梅花鹿，很值钱的，据说卖给动物园能卖到六千多块钱。”他凑过来摸着小鹿的头，小鹿似乎知道他不怀好意，一个劲往我身后躲。

　　二舅对我说：“我有个主意，你别给它奶粉吃，饿上它两天，然后把它系在河边的大树上让它叫，它一叫，大鹿准来，然后我藏在附近瞄准一勾火，一枪就干倒它，那咱可以卖了小鹿吃大鹿，鹿皮归你，怎样？”

　　我说：“你别出坏主意了，我不会这样做的，这种动物是国家保护的，很珍贵，不能再杀了！再说，我已经使它们母子分离了，再诱杀大鹿，天理不容。”

　　他骂道：“妈的，书呆子，你不打，别人见了也打，那些当官的和公安局的尽用冲锋枪打。你不信？就像在天安门广场打你们那样打，保护？保护个屁！”

　　从此，二舅在我的窝棚住了下来，他的狗叫黑子，是一个有身孕的母狗，二舅对黑子的感情很深，就像我和虎子的感情一样。

　　我给小梅花鹿起了个名字叫梅梅，它很懂我的意思，长的挺快，一个月后它竟可以吃草了，我到外屋烧饭它跟到外屋，我进屋睡觉它跟进屋子，用嘴巴撞我的头，我到外面劈柴它也跟着，并不跑，站在我附近吃草。虎子和它相处得很好，虎子从来不咬梅梅，梅梅也不怕虎子。二舅也不再想吃梅梅或捕杀梅梅的母亲，每天织他那一大堆被老鼠咬得大窟窿小眼的粗线网，或有时拎着枪出去转悠一圈打回几只野鸭子或野免子下酒。

　　有二舅常看家烧饭，我便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庄稼上，水稻已撒完了种籽，黄豆也播完，只等一场透雨了。


３
　　农历忙种的第二天，是阳历的六月四日，我离开天安门广场整整一年了。

　　早晨起来，走出茅屋，天暗得像黑锅底，闪电挟着倾盆大雨呼啸而至。我的小茅屋风雨飘摇，屋顶的房草被风卷起，飞扬上天空，我爬上屋顶，但被风卷了下来。我只好呆呆地看着房草被风一卷卷地挟走。

　　二舅帮我种完地回家看母亲和孩子。把黑子和猎枪都扔给了我，黑子和虎子在风雨中追逐飘飞的房草，似乎想帮我把草追回来。

　　窝棚里开始露雨，我抵抗不住大自然的肆虐，只好把虎子黑子叫进屋。脱掉被淋透的衣服，在火灶旁点燃了木棒子，我把几天前就准备好的黄色的纸裁成一尺见方大小，然后把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压在上面，表示每一张纸都是一百美元的钞票。那张百元面额的美钞是我逃苏联时宪弟给换的，是用了一千二百元人民币换的，有的纸我写上了名字，胡耀邦、骆一禾等，更多的纸没写名字，因为天安门的死难者的名字更多的不为人知，不过我想他们在九泉之下会收到我“寄”给他们的礼物，懂得我一个逃亡者的哀思。

　　我呆呆地坐在火灶旁，眼前的火苗化做了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火光，我彷佛又听见了《国际歌》声，那声音是那样激昂和雄壮。

　　按照古代的风俗，我把纸钱一张一张投进火灶，看它们化为灰烬，看那些纸灰像灰色的蝴蝶在我的头上翩翩起舞。

　　我脱得一丝不挂，面对着那堆纸灰长跪下去，像一个忏悔的基督徒在对着上帝忏悔。

　　茅屋外风雨交加，茅屋内小雨淅沥，几只青蛙蹦到我的面前吃惊也看着我，梅梅则低下头温柔地喙着我的又脏又乱又湿的头发。

　　我想起那些天安门广场的冤魂，我在忏悔我的“罪恶”，作为“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之一，我对六月四日的流血心里难过，如果我们按原计划在五月二十八日撤出天安门广场，开始进行下一层次的校园民主建设，我们也许会避免这样大的流血。在整整一年的逃亡生活中，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的生命是超越一切的最高准则。而且那场运动中间，我实际上在思想上也存在着激进的情绪，正是由于这些激进的情绪导致了一些决策的失误。作为一个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到良好的动机和理想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所用的手段。而我们的脑海里残存着为了目的的美好和纯洁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这样理念。

　　我们没有达到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而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毫无疑问，八九民运最大的成果是使共产党失去了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地位”，逼得他们撤下了自己的假面具，使人民真正认清了他们的本质。但是如果我们能更成熟一些，会干得更漂亮，然而我们未能做到。

　　我向死难的同学发誓：“我要用毕生的精力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完成你们所未竟的事业。”

　　纸灰慢慢地升腾。泪流满面的我从土墙的暗洞里拿出一支铅笔，面对那些死难的英雄，我写下了我的思想和志向：

　　其一
　　英才年少论是非，弃得荣华知为谁；
　　自幼勤苦读马列，而立研究新思维。

　　其二
　　十年一笔时有愧，一朝人民唤风雷；
　　挥毫已谱狂飙曲，大风起处帝王悲。

　　其三
　　萍踪飘泊雨雪霏，慈母妻儿断肠泪；
　　为得自由遍环宇，乐饮黄莲不皱眉！

　　读写完后，我在后面写了一行这样的小字：六四周年祭雨打茅屋时。

　　那一天，一堆纸灰，一支铅笔，一首诗词，一瓶白酒，一眼泪水，一腔悲愤，一缕思念伴我度过了逃亡一周年纪念日。

　　那一天没有太阳。

　　大雨下了三天三夜。


４
　　三天三夜的雨淹没了我去乌苏镇唯一的小路，没有烟抽了，所有能找到的烟头都被我找回来，剥出烟丝，用报纸条卷起，贪婪地大口吸着。两天后，翻遍所有的角落再也找不到一丝烟草和半个烟头。于是我就爬上门前的柞树，采下树叶，放在锅里炒乾，揉碎，用报纸卷着抽，这种代用品也冒烟，苦苦的，抽几支后，舌头便被熏出了水泡。

　　二舅的黑子比虎子机灵，速度快又有捕猎经验，所以我上山打猎喜欢带着黑子，让虎子和梅梅看家。黑子是捉獾子和黄鼠狼的好手，每天上山我即使一枪不放，也可以拿回猎物。我对黑子的感情也逐渐加深。

　　两个月后，二舅还没有回来，黑子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没那么多的粮食给它和虎子吃，我就下网捕小鱼，这两只狗都不吃生鱼，我要把鱼用锅煮熟，撒上盐，然后喂它们。如果鱼不多，我常常先喂黑子，虎子很听话，当黑子吃食时，它常常靠在我的腿上伸着舌头看，等黑子吃剩下了才能换到它。

　　梅梅已长得又高又大，它和我有很深的感情，还是像个跟屁虫似的走哪跟到哪，即使跟到屋外看我晒网它也不跑，我真倒希望它跑掉，它也该自己去属于自己的大自然中去生活了。但试着带它走了两次山，它和虎子一样，最终又跟回来，在小□屋中它的那堆草上卧下来，它习惯把那儿当成家了。

　　于是我也未再勉强它。因为我也喜欢它和我在一起生活。

　　盛夏到了，黄豆地锄过了，趟了第二遍；水稻田也不必再担心野鸭子，只是两三天划船过河抽点水。

　　我新认识的两个朋友带着一支崭新的双管猎枪从漠河来我这儿打猎，每天吃住在我这儿，他俩是表兄弟、一个姓何，一个姓王，都很尊敬地称呼我叫四哥。

　　一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吃了一盆生鱼丝，喝了一瓶老白干，刚刚睡着，我就被狗的狂叫声惊醒，我只穿了一条短裤，出了屋门向河上望去，宽宽的河面上很平静，只能看到我的鱼网的浮飘一排排整齐地排列，有的鱼网漂已下去，那准是挂着鱼了。

　　“老头儿，我们在这呢！把船划过来！”河对面传来了喊叫声。

　　我抬头望去，三个人站在河对岸向我挥手，距离远，看不清他们穿的什么衣服。

　　我上了船，向河对岸划去，但当快要划到对岸时我才发现他们那橄榄绿的服装，是警察。

　　我的心跳加快了，他们来干什么？是针对我的吗？

　　划船掉头跑，显然来不及了，我已划进入了他们的射程之内。再说，万一他们不是针对我的，岂不自己暴露了身份，再想找一个这样的“根据地”也不容易，租的那么多土地，种的那么多庄稼怎么办？

　　我横下一条心，把船迎着他们划过去。船靠了岸，三人跳上了船我才仔细去看，两个穿警装，一个穿便装，三个人找了个乾净的地方坐下了。一个警察问我：“你是种地还是打鱼？”

　　我说：“地也种、鱼也打、打点鱼当菜吃，不然的话，吃啥？”

　　那个警察挺高兴：“这么说你这儿有鱼了？”

　　我说有。他们说他们还没吃饭，让我给他们弄点鱼吃，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抓我的，心情轻松了下来，问他们是干什么来的，他们告诉我是普查人口的。

　　那个穿便衣的一直未说话，他一边吸烟一边不停地观察我，我尽量放松自己，用力地划着船浆。划到我的茅屋后面，把船停下，我从水中拉出我装鱼的网袋，十几条一斤重的大鲫鱼扑愣愣直蹦，他们很高兴，让我全给他们烧上，然后两个警察进屋睡午觉去了。

　　那个穿便衣的随手递给我一支红梅牌香烟。我替他点燃，他说他是在乡政府工作，他的弟弟认识我，所以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一看四哥就是一个豪爽的人。”他说。

　　我和他弟弟关系很好，于是我们心照不宣，我一边杀鱼，一边和他谈着庄稼的长势。把鱼放进锅里，把我们吃剩的大米饭放在帘子上，填足水，放上辣椒和盐，盖上锅，开始烧火，不一会儿锅里就冒出了鱼香味。甚是诱人。

　　突然，屋里发出了争吵声。我只听一个喊道：“我身为警察，有权没收你的枪！”

　　我和穿便衣的朋友赶紧进了屋，只见小何拿着枪站在炕上，两个警察也端着手枪站在地下，小王则不见了迹影，气氛十分紧张。

　　我站在了他们中间，让他们冷静下来，但双方都不冷静。

　　警察说：“把枪放下，否则我们就不客气！”

　　小何说：“你还能把我的鸡巴咬去咋的？老子不尿你！你要跟我来混的，让你走不出这草甸子，不信你试试！”

　　警察说：“你妈了个×的，老子怕你？放下枪啥话都好说，不然你小子可别后悔。”

　　我和那个穿便衣的干部问咋回事，一个警察说，原来他们发现了小何带的枪，便问谁的枪，而小何却不尿他们，把枪拿到手。警察要收他的枪，因为这个地区是禁止狩猎的。“除老鼠以外，什么也不许猎。”小何说他来好几天了，除了打到了几只乌鸦什么也没打到。他也不打了，明天就回家。警察说你走可以，枪得先交给我们保管，待你办了狩猎证再来取。小何知道，枪一到他们手就别想再取回来，于是不给，双方吵起来，小何把枪端起来就要玩命，两个警察也端起了枪。

　　小王则跑了出去，这个小何和小王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一支枪一千多元钱，他们不会轻易让警察拿走，但要真的在我的窝棚里开火，无论谁死，我都脱不了干系，如果我被带到公安局很快就会被识破。另外，如果开火，小何只能打死一个警察，而他会被另一个警察枪毙，也许小王会在树林中打黑枪干掉另一个警察和穿便衣的人，那我得马上逃亡，还要背上杀人犯的嫌疑。

　　我迎着小何的枪口走了过去。

　　小何厉声地：“四哥你别过来，你再走我就不客气开枪了！”

　　我说：“喝了两盅尿水就乱撒野，把枪给我，你枪里的子弹早被我卸了！”

　　小何一愣，低头看枪，我已上了炕，从他手里把枪抢了过来，掰开枪管，两颗子弹便掉在我的手上，两个警察行动很快，冲上炕，把小何扑倒，按在炕上，两个人没手铐，向我要绳子，我说：“两个大哥，这不好吧！”

　　一个说：“妈的，啥好不好，他竟敢用枪指着警察！”

　　我说：“你们没看他喝多了吗？眼睛红红的？算了，先吃饭吧，把他放了算了。”

　　穿便衣的干部也说话了：“算了算了，把他枪没收得了，抓他干吗？又没啥油水，再说得给老四一个面子，他毕竟是住在老四这儿。”

　　两个警察放开小何，小何也害怕了，一声不吭，下地要走，我知道，他要一走，那把新枪真就要不回来了。

　　我说：“小何，别走，给这两位大哥道个不是，人家也是按上级条文办事嘛，并不是真和你过不去！”

　　小何站住了，帮我把饭桌放上，在开锅盛鱼时，小何说：“四哥，枪能要回来吗？”

　　我说：“试试看，你听我的，他们咋说你也别发火。”

　　小桌放上，一大盆鱼端上，一斤白酒斟上，我陪着三人喝了起来，喝酒时我才发现，二舅那把破枪和小何的枪一起放在一个警察的身边。

　　我就说我那把破枪是一个朋友放在我这儿，那枪口松，子弹跑不了十米就往下掉，因为我种的水稻常被野鸭子糟踏，所以放两枪吓吓鸭子，还请高抬贵手，把枪留给我。

　　一个警察把我的枪拿到手看了看，知道值不了几个钱，扔给了我说：“瞧四哥的面子，枪给你留下吧，打着啥好野味别忘了给我们哥们留点。”

　　我说：“能忘了你们吗？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谈到那只新枪，我说罚点款算了，枪拿回派出所也得交给领导，又得罪人，再说了，现在谁不为自己想，那小何和小王都是亡命徒，哪天扑到镇子上来个两败俱伤……何苦呢？再给我个面子，背个枪走几十里路不如背着鱼走，回去还能吃，我给你们每人带二十斤鲜鱼，咋样？

　　一个警察说：“好，看你的面子，枪我们不拿了，鱼也不要，罚款吧！”

　　我问：“多少？”

　　他说：“一千！”

　　我苦笑道：“你们看我这啥东西值一千？要是我有一千块钱还住这破窝棚，种这儿的生地？我就有一百块钱，几位大哥拿去喝杯啤酒吧。”

　　另一个警察说：“不，我们不要你这一百块钱。我们发现你为你的哥们儿两肋插刀，是条汉子，所以想向你要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值一千元。”

　　我把桌子一拍：“只要我这屋里值钱的东西你都可以拿，把枪留下就行！”

　　那警察说：“好，四哥是个痛快人，我们想把你养的那头鹿带走！”

　　“梅梅？！”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刚才这一阵乱吵，把它忘了，这两个混蛋什么时候注意到梅梅了呢？

　　警察看我犹豫便说：“其实，四哥也不必为难，这个鹿值两千块钱，咱也知道四哥是走江湖的人，可你咋把它运到佳木斯？你雇个车，卖完鹿也就剩一千元，这把枪不止一千元吧？再说，刚才那臭小子拿枪威胁我们，我随时可以逮捕他，让他坐几年牢！”

　　另一个警察说：“四哥要是为难，就卖了鹿再拿钱去赎枪嘛。”

　　我强忍着怒火，笑着说：“哪里，一头鹿嘛，牵走好了！你们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东西值那么多钱！”

　　一个警察得意地说：“这是梅花鹿，动物园收。”

　　我一想，梅梅去动物园也好，真要是回到山里去也不安全，说不定什么时候成了猎人和警察的靶子。但毕竟养了它几个月了，有很深的感情。

　　我走过去，梅梅舔着我的手掌，我强忍着泪水，把一个绳套套在它的脖子上。我不敢表露自己的感情，怕引起他们的怀疑，我拍了拍梅梅的头，在心里说：“梅梅，我亲爱的小宝贝，我是迫不得已啊！你知道我的难处吗？”梅梅像个懂事的孩子乖乖地跟我走到了屋外。

　　小何说：“四哥，别的，那把枪我不要了！”

　　我说：“你不要他们也放不了梅梅的，还可能给我惹大麻烦，算了，梅梅能有这么大的用处，也不枉我疼它一场。再说，他们是想卖掉，又不是杀掉吃肉。到佳木斯动物园也许是梅梅的福分！”

　　警察牵着梅梅走后，我把桌上的一大碗白酒一口喝掉了，然后躺在炕上，泪流满面。

　　小何送他们过河后回来，悄悄地收拾饭桌上的剩菜剩饭，不一会，小王拿着枪跑回来了，两个人拿着枪走了。

　　后来，我从那个穿便衣的干部弟弟的口中知道了他们牵着梅梅走到半路，梅梅说什么也不走了，三个人强拉着到了公路，换了一个小四轮，就在推梅梅上车时，梅梅挣脱了他们，飞也似地跑下了公路，那两个警察气急败坏掏出手枪开枪了，梅梅倒在血泊中……

　　他们把梅梅拖到车上，拉到镇子的酒馆里，请了一帮人吃火锅……

　　我病倒了，整天发高烧，高烧中总是觉得梅梅还在我的头上舔来舔去。没有力气给虎子和黑子弄吃的，它们便跑到草甸子上捉老鼠、黄鼠狼和野鸡吃。

　　大宝爹来了一回，他说黑子和虎子最近常到他家和他的大白猪抢食吃，他不放心，便来看看，果然是我病倒了，他帮我做了一锅饭，帮我把地上的鱼网摘乾净，挂在晒网架上，坐下来，想想，叹口气：“四哥，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我说：“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吧！”

　　他点燃一支烟给我，然后自己又点上一支：“找一个女人吧！对你也是个照顾。”

　　我半晌没说话，脑海里浮现出妻子和女儿，我拿出他们的照片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老婆和孩子，”

　　他沈吟半晌说：“都一年多了，她还能等你吗？”

　　我自信地笑了，她怎么能不等我呢？我觉得这些农民想问题太实际了。李雁毕竟是生活在大都市的女子，她怎么会像农民们想像得那样平庸呢！她一定会等着我们重新聚首的那一天的。


５
　　盛夏，是蚊子的世界，野鹿河边的蚊子大得出奇，多得出奇，我只有在早晨露水还未消时去河里起网，否则蚊子会把你咬得浑身没好肉。

　　有一天从稻田放水回来，惊喜地发现黑子生了十一个小狗，那些小狗在黑子的肚子上爬来爬去，还未能睁开眼睛。我好喜欢，一个一个地抱过来看，十一个小狗中只有三只公狗其余全是母狗。凡是打猎或打鱼经过我窝棚看到过黑子大肚子的，都让我给留一条小狗，十一个虽不少了，但也不能满足这些朋友，按照当地的习惯，一般只留三四个，大狗也好喂，小狗也长的壮，但黑子是名贵狗种，我也舍不得把那些无辜的小生命扔掉。

　　所以只好下小眼网捕鱼，有时划船到几里路外一个盲流的窝瓜地去摘窝瓜，把窝瓜煮熟和鱼一起喂黑子。黑子只有十个奶头，我不得不在那些小家伙吃奶的时候强行让那又大又壮的下来，让给又弱又小的。由于这些小家伙吃不饱，半夜里总是叫个不停，我只好用喂梅梅的奶瓶装上饭米汤喂它们。一个月过去了，它们居然都活了下来。

　　到了秋天，二舅才回来，原来他偷了别人的拖拉机零件被抓到了监狱里。

　　他说是别人先偷了他的，他到派出所，派出所不管，他就去偷别人的，这次派出所管了，把他抓了起来。他不服气，顶撞了派出所的警察，警察便把他用手铐铐在派出所院子的大铁门上，他只穿一条裤子，上衣被剥光，成千上万的蚊子开始向他进攻，刚开始他还用一只手□打，后来打不过来了，打死一层又落上一层，到了半夜，他的身上盖了一层蚊子，像是长了一层黄毛。派出所的所长走出来，让他叫爹，他就放他。二舅说了一声：“你是爹……”就昏迷过去。

　　他浮肿了两个月，后来被放了，还要请政府、派出所、还有挨偷的人吃饭，杀了过年猪，吃得一乾二净，身体好了一些，准备和我把网拦上，如能搞上几千斤鱼，也能把借的债还一还。

　　于是我和他走了十几里路来到要堵鱼的地方。江水已经涨上来，鱼很多，一片网下来，两小时去起网就会挂上十几条大鲤鱼和鲶鱼。

　　我们在河边挖了个地瘖子，像野人似地站进去，每天吃饭也要在蚊帐中，否则饭盒里会掉进一层层的蚊子。

　　几天后，我们布好了网，半夜常听到鲤鱼跳网逃跑的声音。但二舅和我没有发财的命，待江水撒下后，堵住的鱼全进了一个方圆几里路大的池子，那池子水深两米，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把水抽乾。一个月的罪白遭了，苦也白吃了，那段时间我常常被蚊子咬得两只眼睛只剩下一条细缝。

　　那几天，二舅常把黑子带出去，想猎熊，一只熊胆可以卖八千元钱，如能猎到一只熊，则可偿还所有的债务。但除了猎到几只鹿包子和野兔外，并未猎到太大的动物。黑子那几天吃得愈来愈少，好在小狗娃都能吃食了，有一大半己被人抱走了。

　　一天，我带着黑子背着二舅的破枪去稻田，在回窝棚的路上，黑子突然离开我，飞也似地向前面的草丛中射去，我尾随追去，在野鹿河边，黑子和一头又大又壮的野猪在激烈搏斗，那野猪身上是棕色的毛，两只獠牙支在嘴上，小眼睛瞪得圆圆的，黑子机灵地躲闪着它的獠牙，一猪一狗在荒草丛中展开了拉锯战，那个野猪想跑黑子就在身后追，待那野猪回头咬黑子，黑子就往我这个方向跑。

　　我端起了枪，压上子弹，瞄准了那个野猪的头，在它跑到我面前的时候它发现了我，于是疯狂地向我冲来，我忙扣动板机，眼前红光一闪，那头野猪扑倒在我的面前，子弹把它的脑门打了个很大的洞。

　　那头野猪足有三百斤重，我赶紧回去找二舅，让黑子看着野猪，别让别的什么野兽来吃它的肉。

　　黑子疲倦地趴在了野猪身边，两只眼睛温顺地看着我，我万没想到那一眼竟是永别。

　　当我和二舅划船过来时，黑子已死在了野猪的身边。

　　二舅痛哭失声。我也非常地难过，弄不懂它怎么突然就死掉了。

　　我们把黑子葬在了我窝棚前。这样我和二舅每天都可以看到它。

　　野猪肉卖了三百多元钱，我全给二舅带上，二舅带着剩下的两只黑子的后代回家了，把那只破枪留给了我。


６
　　山上又剩下了我和虎子。

　　虎子没有黑子机灵，傻呼呼的，我带它出去打猎时，它不像黑子那样悄悄地跟在你身旁，而是在你前面大摇大摆地小跑，并不时回头看着我，沿途所有的野兽都被它冲跑了，而我的枪又打不了那么远，它却常回头得意地看着我，那意思好像是说：“怎么样？我还不错吧？”

　　无论怎样，我是爱它的，它使我不再孤独，有时竟然潇洒起来，觉得这大荒甸子上的生活够浪漫了，我已完全适应了，甚至想有一天能重见天日时在这儿买些地，搞个家庭农场，把这片荒原都开发起来。

　　那是我当年最大的梦想。



第十八章 荒原的最后岁月


１
　　西伯利亚的寒流过早地袭来。

　　彷佛一夜之间，满山的树叶由绿变红，落叶像蝴蝶一样随秋风飞舞。庄稼成熟了。

　　常言道，三春没有一秋忙。远处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收割，但我却无奈地看着满山的庄稼，不知所措。

　　这一年，我种了一百二十亩大豆，十五亩水稻，投到庄稼上的资金八千多元，这包括种子、油料、开荒、播种趟地的机械费用，好在都是赊帐，只待收割后卖完粮食还清欠款。这一年我默默地播种、默默地耕作，像母亲期待孩子一样精心地看着苗儿破土、拔苗、成熟，孤寂的心在劳动中充实，在这种忙碌的劳累中品尝着期待的快感。

　　记得春天刚过，稻苗便齐刷刷犹如绿毯，我每天划船到稻地抽水施肥。有一天，我早晨起床去稻地放水，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成千上万只野鸭子集合在我的稻田，稻苗被拔光，一络一络飘浮在水面，我愤怒地向这群野鸭子开枪，它们警飞起来，扑天盖地，遮住了阳光，它们在我头上盘旋，把屎尿抛在我的头上，然后又兴奋地扑在我的稻田里。我颓然坐在田埂上，欲哭无泪，这些水稻光稻种就两千多元，我不知道用什么去还清这笔借款。

　　后来，我到几十里之外一家专种水稻的朝鲜族农家请教。主人告诉我，这里是野鸭子的世界，但它们并不是有意和我过不去，因为我没有经验，抽河里的水时把小鱼都抽到了稻田里，鸭子们在吃小鱼的时候便连同稻苗一起拔掉。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他胸有成竹地说：“把稻田的水全放掉，小鱼便回到了河里，鸭子当然不来了。再抽水时，用纱网把抽水机头包住，这样，小鱼儿便进不了稻田了。”

　　我无奈地说：“已经晚了，苗已经被拔光了，重新播种已经来不及了。”

　　主人说：“水一放光，飘浮在水面的稻苗便会落在泥土上，晒上几天，它们会扎根的，但肯定会减产，不致于颗粒不收。”

　　我回来后，按朝鲜人的办法做了，果然灵，几天后，小苗又扎下了根，只是没有原来的齐整了。这使我快乐了一阵子，觉得那稻田比过去还要美丽。

　　而今秋风一过，寒霜降临，丰收的季节到了，我却无法把这么多庄稼收回来，麦子收割时，我便划船到野鹿河对岸的一家种小麦专业户那儿赊了十麻袋小麦。磨成面粉等待秋天动镰时雇人之用，但动镰开始，我很难找到打工的盲流，他们几乎全被沿途的农户雇走，我这里交通不便，只好等别人收割后才能雇到人。

　　等待了半个月后，当附近村落的庄稼已收割完时，大雪降临，我的小茅屋和四周的大豆、稻子全被大雪盖上了。

　　我只得带着虎子冒雪走出荒原，到一百多里外的村庄找大表姐想办法。大表姐把亲戚全动员起来，还招揽了几个远方来割地的盲流，我借了一辆四轮拖拉机，把这些人拉进了荒原。

　　每天早晨天不亮我便起床把馒头蒸好，刚开始不会蒸，盲流们说我蒸的馒头可以把兔子打死，后来慢慢地越蒸越好了。半个月后，我的庄稼被十几个盲流从雪地中收割回来，一个姓王的青年农民把他的东方红拖拉机开来，拉上用圆木做的大雪橇，把收割后的庄稼拉到了场院。

　　那段日子，人们的劳动到了极限，每天在风雪中劳作十几个小时，我采取的是计件工酬，每亩地十五元人民币，割水稻的报酬是每亩地三十元。尽管这报酬在当地已经是够高了，但因为大雪的缘故，割地的盲流收入并不理想。由于我和他们相处的很好，他们干得很卖力。

　　当收割的庄稼上场之后，大部分盲流走了。剩下一个叫于俊的盲流，他无家可归，想留下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同意了。

　　记得于俊刚来时只穿了一套破烂单衣，连内裤都没有，我给了他一套绒衣绒裤，他人很机灵，据说文化大革命时曾当过造反派，后来邓小平清查三种人，他坐了两年牢，老婆离婚走了，他从此游荡江湖，是真是假，我不得而知，凡来荒原的人多为这个社会所不容者，不便多问历史。即使问也不见得告你实情，就和我一样，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有于俊和我一起生活，我不再那么孤独了，每天他起早把饭烧好，然后我开上拖拉机，顶着风雪去打场，春节到来之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庄稼的脱粒，共二万四千斤大豆，六千斤水稻。我们不敢卖给粮库，只好卖给粮贩子，一斤大豆卖四毛五分钱。

　　记得卖完大豆那一天是腊月二十一日，我坐在炕上数钱，于俊在厨房煮肉，昨天我打了两只狍子，把肉割下来，大部分用冰冻起来。于俊捡了一只前腿，和内脏一起煮，我买了二十斤酒，忙碌了一年，也该享受一下了。虎子忙前忙后地跟着于俊的屁股转，一个多月来，他和于俊已经混熟了，于俊也很疼它，每次吃剩的饭菜，他都一点不留给了虎子。虎子胖了，皮毛发光。

　　我把钱分若干份，全是应该还给别人的赊债，一万元钱除去种子、油料、机械、人工、口粮等外，只剩下三百七十元钱。我呆呆地望着这分得一份一份的钱，惟独我自己盈利这部分最少。不由苦笑起来，如果不种这么多地，我打鱼打猎也会比这挣的多，挨了一年的劳累。

　　于俊安慰我：“新开的地产量太低，明年就会好的。”他见我呆呆地看着他又补充说：“其实你也知道，种地就是不挣钱，无非是吃口饭，要不然，明年咱把地卖了，出去给别人打短工，比这挣的还多。”

　　他说的对，今年他给我打了一个月的短工，每天平均二十五元，我应付给他七百五十元。

　　我把属于他的那一叠钱推给他，说：“你说的对，你只给我打了一个月工，挣的钱比我这地一年的劳动多一倍。”

　　他坚决不要：“咱俩都一家人了，放你那儿吧，你是掌柜的。”

　　我送到他手：“那是明年的事，今年你挣的钱是你的。买身新棉衣，省着整天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穿着我的一个破旧军大衣，大衣的两排扣都在劳动中丢光了，他便找根麻绳往腰上一系，用来挡寒。


２
　　第二天，我带着虎子去远处的村子还钱，让于俊在家把鱼网补一补，然后装起来，待明年春天捕鱼用。他不干，一定要和我去村里；“过年了，大姑娘小媳妇都穿得花花绿绿的，咱去瞅一眼。”

　　我知道他是想找人赌钱，便告诉他，不可以玩牌九，打两圈麻将就和我回来。他一口应承，连连称是。天一亮，我开着四轮拖拉机上路了。

　　掌灯时分，我们来到了村子，我挨家还钱，最后把拖拉机还给了大表姐，给了她一千元钱。大姐说，村长知道我下山了，想找我吃顿饭。我和大表姐夫去了。村长老王摆了一大桌酒席，村党支部书记、会计都在，大家喝完酒便打麻将，那一夜，我手气坏透了，天快亮时，我输了三百五十元。一年的收入一夜之间全输光了。

　　村长老王问：“还有钱吗？”

　　我如实回答：“没了。”

　　他笑了笑：“我真佩服老四，输这么多还脸不变色地坐在那，不像你，他转身对大表姐夫说：你要是输这么多，保证又是摔牌又是骂娘的。”

　　大表姐夫嘿嘿地憨笑。

　　村长老王叹了口气说：“老四，一年忙到头，也该回去看看老婆孩子了，你种不了地，明年把地卖给我，我雇人去种，这种苦你怎么能吃得下。”

　　村长大嫂端着煮好的饺子进屋说：“是啊老四，尽念书了，哪挨过这个累！”

　　村长老王忙打断她的话：“哪都有你，你什么时候看见老四尽念书了？”

　　村长大嫂知道说走了嘴，忙掩饰自己。其实，这屋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愿意把这层纸戮破罢了。

　　村长老王说：“这样吧，春节前回去看看媳妇和孩子，我们每人给你拿两百元钱。”我坚决不要，村书记老程说：“先算借你的，明年有钱再还我们。”

　　我连连道谢，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党的基层干部，明明都知道我是全国通缉的重要政治犯，不但不告发我，反而解囊相助。其实，这一年多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帮助何止这些？我想，反正还有四十多麻袋的水稻，待磨完米后，每家送二百斤大米也就成了。

　　我刚把钱放进衣袋，忽听不远处一声枪响，接着一阵狗吠，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先吃，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

　　大家都站了起来，神色紧张，村长老王说：“也许是抓赌的。”他走到门口，开开门向外望去，我拿起大衣，走到门口，村长老王忽然把我拦住，小声说：“你走不了！”

　　我惊愕地望着他，不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时，村长老王家里的大黄狗狂吠着向大门扑去，一队黑影已走到大门口。

　　村长老王小声说：“你躲到屋里去睡觉，不叫你不要起来。”村长大嫂忙把我拉到里屋，让我钻进已经铺好的被窝里，我睡的是炕头，挨着我的空着的铺盖肯定是村长大嫂的，他们三个女儿睡在炕梢。

　　大女儿小秀惊恐地问：“妈，出了啥事了？”

　　村长大嫂说：“没事，可能有抓赌的，你王四舅在咱家住一夜，要是他们进屋来问，你就说是你舅，记住了？”

　　大女儿小秀点点头，待村长大嫂出去了，她小声对我说：“四舅，没事儿，他们不敢搜我家，睡吧。”

　　我说了声谢谢，但哪里睡得着，心里懊悔不已，真不该留在村长家打麻将，万一把我抓到了，村长老王非坐牢不可，这一家人怎么生活啊！

　　门开了，好像进来许多人，一个大嗓门喊道：“老王，哇，书记会计都在，这下让我抓个正着，村干部带头赌博，这下还有什么说的？”

　　老王笑着说：“徐所长你可看好，我们是在吃饺子，如果吃饺子也犯法，那这不成国民党了吗？”

　　那个派出所的徐所长哈哈大笑：“这么说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正好，同志们都饿了，再下一锅，让我们喝一口，暖和暖和。”

　　村长大嫂说：“你这死鬼，下乡来也不提前说一声，哪有那么多现成的饺子给你吃？”

　　徐所长说：“提前说？那还不让这些罪犯跑掉了？就这么神秘还让他们跑了一些。”

　　村长老王道：“又谁犯赌了？”

　　徐所长说：“村西头老余家，全是盲流，还真有钱，这下抄了一万多块。”

　　书记老程插嘴说：“刚卖完粮，这些盲流辛苦劳累了一个秋天，哪个不挣千八百的，挣完钱不回家，赌的哪份子钱呢？”

　　村长老王问：“抓到几个？”

　　所长说：“七、八个。”

　　村长说：“人呢？”

　　徐所长说：“让我捆成一串，全扣在你们家拖拉机上了。”

　　村长老王说：“这怎么行，这寒冬腊月的，还不冻死啊！”

　　徐所长说：“唔，这些家伙你不冻冻他们没记性，下次还赌！若把老婆孩子输光了，你要冻他也晚了。”

　　村长老王说：“把钥匙给我。”

　　徐所长说：“你这老王啊，什么都好，就是党性不强。”

　　村长老王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些人钱也交了，打也挨了，不能给冻坏了，共产党还讲优待俘虏嘛！”

　　屋子里的人哈哈大笑。

　　不一会，又一群人进了屋，只听徐所长喊：“都他妈的蹲到墙边去！”接着听到叭叭的皮带声。

　　只听村长老王说：“别打了，你没看都冻木了吗？现在打也不知道疼了，你把他们衣服都弄哪去了？”

　　徐所长说，都扔车上了。

　　我悄悄下了地，把门慢慢开了个缝，只见七八个大汉只穿着一件小裤光光地蹲在墙边。

　　村长老王开口大骂，什么难听骂什么：“活该，你们这些王八蛋操的，一到过年就赌，周小三你也赌？你刚娶了老婆，还欠我伍百元钱，有钱不还去赌博，你真行啊！”

　　那个叫周小三的哭哭啼啼求情：“村长，我没赌，我只是在一边看热闹就让徐所长给抓来了，求求你，给我说个情，要是坐牢，我那新媳妇非和我离婚不可。”

　　那个徐所长站起来就是一皮带：“你他妈还嘴硬！”

　　周小三那冻得发紫的后背上又多了一条皮带印。

　　村长老王拦住了徐所长说：“算了算了。”接着对村长大嫂说：“去，给他们每人舀一碗热饺子汤，暖和暖和。”

　　村长大嫂对徐所长说：“你这小子真狠，把人冻死咋办？”

　　徐所长喝了一口酒说：“大嫂，你不懂，这些人像猪似的，记吃不记打，你不狠点收拾他，他一放出去还赌。”

　　村长大嫂说：“现在不是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吗？玩玩小牌犯哪家王法了？我就不信你不赌！”

　　徐所长哈哈大笑：“大嫂现在越来越有词了，人家现在说我们是四等人。”

　　村长大嫂说：“什么叫四等人？”

　　徐所长说：“四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腰里揣着避孕套。”

　　满屋的人哄堂大笑，连那些被抓的赌徒也忘了疼痛，跟着笑。

　　村长大嫂脸红了，说：“小徐你越来越不学好！”

　　小秀把我拉回到炕上，小声说：“四舅，不是冲你来的，你安心睡觉吧？”

　　我问她：“你知道我是谁了？”

　　小秀点点头：“我知道，我都知道一年多了。”她的眼睛闪着善良的光。

　　我心里很激动，连小秀也知道我，而她们这些孩子从未走露半点风声。

　　我忽然开始担心起于俊了，那些被捕的人脸都朝着墙，我只能看到他们后背，不知有没有他。

　　小秀躺在炕上轻轻地问我：“四舅，北大一定很美，是吧？”

　　我说：“是的，非常美，有未名湖、有木塔、有很大的图书馆、有许多绿色的草坪和参天的松树。小秀，好好读书，将来考北大。”

　　小秀叹了口气：“我想都不敢想，明年高中毕业，能考上一个师范我就满意了。”

　　当我感觉到了安全后，倦意立即袭来，走了一天的路，又玩了一夜麻将，躺在热炕上，听着小秀一会儿一句谈她的理想，慢慢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村长老王推醒。

　　我问：“警察呢？”

　　村长老王说：“都走了。不过，跟你来的那个盲流出事了。”

　　我一骨碌跳下了炕：“怎么？昨夜他被警察抓走了？”

　　村长老王和我来到客厅，边走边说：“昨天被他跑了，可他跑到老王家的牛栏里，被牛给伤了。”

　　我忙问：“伤了？伤在哪儿？重不重。”

　　村长老王给了我一支烟：“说重也不重，说轻也不轻，黑灯瞎火的，他让老牛把卵子给挑破了，现在乡医院缝着呢！”

　　我一听，脸都吓白了，这个老于，怎么跑牛栏里去呢？怎么就让牛给挑了呢？挑哪不好，怎么就挑到那儿个部位呢？我把烟掐灭，穿上大衣要去医院。

　　村长老王把我拉住：“你不能去，医院离派出所很近，容易出事。你先吃饭，这事有我去处理。”


３
　　第二天下午，村长老王用拖拉机把老于从医院接了出来，然后我坐上车，奔几十里之外的镇子去。那里有公共汽车，我们可以坐五十里，下车后要步行几十里才能到我的小茅屋。

　　老于脸色白得像张纸，见到我，咧咧嘴苦笑着。

　　我询问了一下伤势，安慰了他几句。便驱车离开了村庄。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个村子，但当时并没有这种预见。

　　村长老王把我们送上公共汽车，握握手，说了一些保重之类的话回去了。

　　我们下汽车时，天色已暗，老于还不能走路，好在村长老王给我们预备的雪橇派上了用场，我把大家送的粉条、猪肉、土豆装在一个麻袋里，让老于坐上，拉着雪橇向雪原深处走去。

　　老于一再要下来自己走，都被我拒绝了。尽管深山都是积雪，但由于雪没有踏实，雪橇在雪地趟出了一道深深的雪沟，拉起来非常沈重。

　　我埋怨他不小心，这么大的人怎么让牛给挑了。

　　他说，你不知道那牛有多凶。

　　我说，那也不能让它挑到那个部位，万一将来有什么后遗症怎么办？

　　他说，反正也没什么用，除了撒尿。

　　我说，将来还要找个老婆还要生孩子嘛！

　　他说，像我这样的流浪汉，找什么老婆呀，没人跟咱们。“你还有机会，将来熬出了头，就是现在的老婆离婚了，也不愁找不到老婆。”两人说着话，路途似乎缩短了很多。

　　两天家中没有人，墙壁上积满了厚厚的白霜。我点燃木柴，开始烧火做饭，老于拿一把铁锹，把墙上的白霜一点一点往下削。我拦住他，让他躺在床上休息，我告诉他这白墙很漂亮，像是一座冰宫，过年也省得买纸糊墙了。

　　我们有足够的米面，还有一些猪肉、鹿包子肉、粉条、土豆，可以过一个不错的春节。把新买的电池换上，红梅牌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轻音乐，这是我近两年来最安定也最惬意的生活。

　　老于每天晚上用消毒水清洗伤口，专心致志，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在舔自己的伤口，从不吭出一声。

　　我每天烧两顿饭，剩下的时间就带着虎子，拎上破枪上山打猎，每天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实在遇不到野兽，我会顺路打几只乌鸦，用乌鸦肉做炸酱面吃。

　　大雪把一切都掩盖了，每天烧菜、吃水，都要把积雪清掉。

　　一入冬，野鹿河的水又腥又臭，据说是缺氧的关系。我每天刨很多冰，放在锅里烧化，然后用来煮饭。

　　这个冬天似乎特别长，我总在期盼着什么，至于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刚过完春节，大表姐和她儿子冒着大雪来到荒原。她们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信没有属名，但熟悉的字体使我一眼就看出是我那少年同窗写来的。信上写道：

　　想念的四哥：

　　知道你一切都好，我们都很高兴，你能忍辱不惊，历尽磨难，我们既心疼，又敬佩。前不久，你的一位在香港做生意的朋友找到了我们，他准备出钱和你做一笔生意，把存了两年的货运出去，无论是赔是赚，货都不宜久存。你如果同意，可返回哈尔滨同他当面洽谈。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相信你会时来运转……。

　　一切都明白了，朋友们要营救我逃出中国。

　　两年的时光过去了，我东躲西藏，和共产党的公安系统玩着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但家人却不得安全，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孩子只要我一天没有下落，公安局就会一天不放过他们。我知道我这个朋友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相信他，也相信自己的直觉。

　　于是，我决定，再试一次，北方不成，去南方，或许能从香港逃出去。


４
　　晚上，我们点上油灯，一起吃晚饭。我对老于说，想回去看一看孩子。

　　老于明白了什么，他一言不发，低头喝酒，他的伤口已经愈合，这些天可以走路了。

　　我告诉他，我先走一阵子，如果不行，再回来，如果不回来了，这地、房子、渔船、猎枪都留给他用，明年春天把地播下种，水稻和大豆种子都留好了，用不多少钱了，老于哭了，只说了一句话：“老四，我舍不得你走。”

　　我也很难过，我毕竟在这片荒原上生活了两年，去年我到这里时，荒原上只有积雪和我的虎子，什么也没有，这一年多我盖了房子，造了渔船、买了鱼网、开垦了土地，还有十几个盲流留在了这片荒原，荒原有了生气，荒原有了人烟，我创造了这一切，现在又要离开它，去创造新的天地，不免感慨万千。

　　最难过的是虎子。那几天，它似乎知道我要远行，而这次远行是不可能带着它的，那几天，它什么也不吃，白天黑夜地跟着我，寸步不离。眼看着一天一天瘦下去。煮饺子时，我先给它捞出一小盆，吹凉后放在它面前，它看看那散发诱人香气的饺子，一口不吃。仍怕我走了似的紧紧地跟着我。我把它揽在怀里，听着它的心跳，它那双眼睛乞求地看着我，仍和小时候的眼神一样，这两年，这双乞求的眼睛始终使我不敢有厌世的念头，它总是告诉我，我的责任。

　　虎子开始捣蛋，它常常把我收拾好的行李用嘴咬着藏起来，但一看我找不到着急的样子，便又跑到外面的雪地里扒出来，给我叨回来，每次我都没有斥责它，只是把提包放到炕里面，让老于看着点。

　　老于感叹地说：“这虎子，比我还傻，我已经想通了，你终究不是这荒原上的人，你有你的位置，像天上的星星，每颗都有自己的轨道。”

　　大表姐取笑他说话总甩词。老于说：“再不行我也当过公家干部，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死，说不定我当县长了。”

　　人都有一段难忘的时光。


５
　　正月初八，老于和大表姐做了几个菜，把周围的盲流都请到家来，徐老大、李老二、曲老三、我王老四，还有一个王老五，这荒原上的几个盲流哥们来齐了。

　　大家脱鞋上炕，围着小桌喝酒。

　　我向大家委婉地说出要回家看一看的意思，大家全呆住了。

　　徐老大问：“没事儿吧？”

　　我说：“没事儿，只是想回去看看，说不定还回来。”

　　大家低头喝酒，他们知道，我一旦走出这片荒原，十有八九是不会再回来了。

　　李老二说：“四哥，我就佩服你这种人，大丈夫能屈能伸，能从这片荒草甸子走出去的人，今后什么罪都能受，什么苦都能吃。”

　　我感谢大家在这两年中给我的帮助。我说：“我要走了，也没什么送给你们的，今年的水稻都在这，一点没卖，谁家没粮吃了，就找老于，灌点稻子，磨成大米，帮助大家度过春荒。”

　　大家齐声说，一定一定。

　　曲老三说：“四哥，你要走了，把虎子杀了算了，这家伙正肥着呢！狗肉特别好吃……”

　　我难过地把酒碗扔在桌上，酒溅出来，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屋子里静极了。大家谁也不说话，都把埋怨的眼神投向曲老三。

　　曲老三自知闯了祸，低声说：“我寻思四哥走了，这虎子也没人照顾了，还不如……”

　　老于把酒碗一顿：“寻死（寻思）你不去上吊？你他妈死了算了，没看四哥这两天正难过吗？这虎子跟了他两年，你说这话，算人嘛！”

　　曲老三辩解说：“一条狗嘛，什么大不了？再说四哥一走　说不定哪天成了别人的下酒菜，还不如我们把它吃了，省着白养两年，又没吃着。”

　　老于上去揪住曲老三的脖领子：“你再胡说，老子就花了你。”

　　曲老三也火了，顺手拎起酒瓶子：“你他妈的卵子都没了，是不是连脑袋也不想要了？”

　　我把身边的虎子揽在怀里，难过的哭了。

　　大表姐说：“得了，你们别打了，看老四多难过！”

　　大家看我哭了，都住了手，胆怯地看着我。

　　老于说：“老四，别哭，虎子交给我吧，我不会让他饿着。”

　　大表姐说：“让他哭吧，憋了两年了，哭哭心里就痛快了。”

　　我一手抚摸着虎子，对大家说：“其实我不说，你们也知道，这两年，我过的是一种流浪的生活。我有父母、有妻子和女儿，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不得不告别他们，一个人生活在这片荒原。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最难忍的是感情的孤寂。当时，这片荒原还没有你们，只有我和虎子，它当时才刚刚断奶，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有吃没吃的，它从来没离开过我半步，它虽然是异类，但我一直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朋友，这两年它给了我太多的温暖和友爱，如果没有它，这两年我真不知道怎样度过，你们明白吗？”

　　我接着说：“我这一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吉是凶，凡事总该有个了结，如果我回不来，也许比现在更好，也许比现在更坏，我惟一担心的是虎子，它过去有我在，无论挨饿受冻，我都会让它感到有个家，四哥我就求你们这一件事，千万看在我们相依为命两年的情份上，别杀它，让它活下去。我不要求你们像我这样待它，只求你们给它口残汤剩饭，如果它老死了，替我埋了，留个记号，等将来有一天我回来时也好能看看它……”

　　大家都哭了。

　　曲老三说：“四哥，刚才怪我不对，你把虎子留给我吧！我保证不会亏待它。”

　　老于说：“算了吧，你说不定哪天把它当成下酒菜，还是留给我吧，我也要有个伴。”

　　我说：“还是留给老于吧，如果老于以后走了，就留在这片荒原上，其实，我们说不准都会有一天离开荒原，而荒原上还会有后来的人，要告诉他们，这片荒原是一个王老四和一条叫虎子的狗最先踏出的路，最先开出的地……。”

　　那一夜，虎子就睡在我的身边，我轻轻抚摸着的它的头慢慢地睡着了，睡梦中，我梦见虎子被大火烧在房子里，惊醒来一看，它仍躺在我的身边，眯着眼睛看着我。它的眼睛湿湿的，像是刚刚哭过。我一把揽住它的头，轻轻地对它说：“虎子啊虎子，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我又不得不离开你，我会想你的，老于也会对你好的，你别担心。等有一天我回来了，无论你有多老，我都不会嫌弃你，我会把你接来一起生活……”虎子难过地拱着我，嘴里发出了悲痛的哀鸣。

　　大表姐醒了，轻声说：“老四，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第二天天一亮，我和大表姐上路了，老于带着虎子给我们送行。中午，我们走到了公路边，等待着每天一次的公共汽车。我拿出炒乾的鹿包子肉给虎子，它嗅了嗅，便把头摆在一边。

　　下午一点多钟，公共汽车来了，我和大表姐挤上了汽车，汽车没有座位，我挤到车厢里面，透过车窗向后望去，汽车缓缓开动了，速度越来越快。

　　虎子突然挣脱了老于的怀抱，箭也似地追了上来，它追了十几里路后，速度越来越慢，我看见它口渴得停下来，吃了几口路边的雪，然后无望地望着汽车。

　　它的身影越来越小，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眼前晃动着白雪皑皑上那个小黑点，我心里说：“好好活着吧，我的虎子……”



第十九章 妻离子散


１
　　一年半前，我冒着风雪绕过了边防检查站，而今天我又冒着风雪重新绕过边防检查站，只不过上次的方向是向北，向中苏边境逃亡，而这次是向南，计划通过香港逃出，这一北一南，整整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我在大表姐的掩护下，步行绕过了边防检查站，这次我没有从深山上走，因为在这里生活近两年，对周围的村落已十分的熟悉。

　　我终于回到了那个北方的城市。下了公共汽车等待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这对我来说是危险的，候车室内不可能过夜，警察在不时地检查候车室过夜人的证件和行李包裹。然而我又不能去住旅馆，旅馆登记时要出示身分证，而我当时只有一张某村开的证明，那张证明是村长老王给我开的，说明我是外出找活干的本村农民，但这张证明的效力很有限，万一遇到认真的警察想过关不太容易。

　　我和大表姐在风雪交加的马路上徘徊，如果天一黑，在马路上也很危险。我先带表姐到一家个体户餐馆吃饭。这两年养成个习惯，一遇到危险，我必设法先吃饱，无论是逃跑、还是被捕，吃饱了总没坏处。

　　我点了四个菜，一壶白干，一边喝，一边想一个同学，他是黑龙江省的青年作家，叫王左泓，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他的家就在这个城市。当年在北大时，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年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不要和任何亲友接触，以免使他们受到牵累。我虽然这样做了，但情感上却绕不过去，常常想起他们，幻想有一天能同他们对酒当歌，畅叙别情。当这种念头占了上风的时候，我放下筷子，让表姐先吃，便走到餐馆的电话旁，同女老板借了电话，毫不犹豫地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电话通了。

　　一个女人接电话，她问：“喂，你找谁？”

　　我刚想说：“我找王左泓”，但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接电话的一定是左泓的夫人，在北大时左泓常向我夸夫人的美丽，儿子的可爱，向我描述家庭的幸福。记得有一次开学返校，他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笑得大家喷饭。

　　在我们北大作家班的男同学中有一句黑话，叫“摆阵”，即“行房事”的意思，也不知是谁先发明的，反正被大家接受了，比如哪位同学的夫人来学校看望先生，第二天肯定有人拿他们取笑：“昨晚摆阵了没有？”丈夫总是点头微笑，妻子则一头雾水，久而久之，在作家班男同学的妻子们中，“摆阵”已经不是秘密了。外地的妻子们打来电话，常常会在电话里警告丈夫：不许和别的女孩摆阵哟！想“摆阵”回家来摆！左泓放冬假回家，猴急着要和妻子“摆阵”，小儿子跟在身旁，他想甩又甩不掉，妻子说：“急什么？吃完饭再摆嘛。”小儿子问：

　　“妈妈，啥叫摆阵？为什么要吃完饭摆？”妈妈笑道：“你不懂，不要乱问！”儿子以为爸爸妈妈有什么好吃的或好玩的背着他，嘴噘得能挂油瓶子。

　　吃饭时，左泓夫妇和爸爸妈妈儿子围坐一桌，爸爸不停地问他学业，他随便应付几句，便催促妻子：“快点吃！”爸爸不解：“好容易吃顿团圆饭，急什么？”孙子在一旁揭发了：“我知道，爸爸他们吃完饭要『摆阵』！”老爷子更是一头雾水：“摆阵？摆什么阵？”

　　左泓夫妻哭笑不得，左泓不得不瞎编一番：“爸，这摆阵就是摆龙门阵，四川人聊天吹牛的意思……”

　　电话里那个要吃过饭摆阵的少妇还在喊：“喂、喂、说话呀？你是谁呀？找谁呀……”

　　我慢慢地放下电话，叹了口气，如果是左泓接电话，我或许会冲动说出我的名字，他或许会听出我的声音，但这位美丽的少妇的声音使我联想到安宁、幸福和家庭的温馨，也想起了他的摆阵的笑话，这一切代表着自由和幸福。我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安全去破坏他们的一切。

　　我默默地回到餐桌前，默默地坐下，默默地喝一口冷酒。默默地看着跟我受累的大表姐。

　　大表姐问：“给谁打电话？”

　　我说：“一个朋友。”

　　“打通没有？”

　　“……他不在家……”

　　大表姐轻轻叹了口气：“四兄弟，我知道你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应该这样，主会保佑你的。”

　　我脑海里浮现出耶稣受难于十字架的形象，似乎听到他对我说：“孩子，你相信我。我会给你平安，我知道你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胜了世界。”


２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那既温暖，又安全。吃过饭，我带着表姐进了一家录相厅。这里通宵播放港台武打片，由于怕地痞流氓捣乱，录相厅一般和警察的关系都很好，警察只能替老板保护观众，而不会随意到这里搜查。

　　我们花钱买了票，走到后面的空椅子坐下，银幕上周润发正和一个女人演床上戏，突然听到了敲门声，那女人的老公回来了，……

　　表姐说：“这个女人真不正经……”

　　我说：“看吧，那是演电影……”，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梦中，梦见了妻子李雁也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床上缠绵，当我闯进去时，那男人不仅不回避，反而厉声说：“你回来得正好！我是警察，等候你多时了……”我问李雁，这是怎么回事，李雁狞笑着，突然把一把尖刀插进了我的心窝……

　　我惊醒了。

　　大表姐小声说：“你是不是作梦了？看你轻轻喊了一声。”

　　好在没有引起其他观众的注意，我点燃一支烟，也给大表姐点上一支，告诉她：“我梦见李雁了。”

　　大表姐小声说：“梦见孩子了吗？”

　　我摇了摇头。我想他们做那种事，孩子当然不会在。

　　“就梦见她一个人？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想了想：“我忘了，好像很平静地问了一句：‘你回来了。’和我以往从北京回家一样……”

　　我再也睡不着了。是周润发在银幕上的表演引发了我这个梦魇，还是实际生活中已经如同我梦中一样？我大胆地去设想，如果现实生活果真如此，我会怎么办？我想我会理解她，我这两年没有接触过女性，那是因为我不想给别人或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是因为我在为妻子和孩子的一种赎罪心理，然而，妻子李雁不会有这样的心理。

　　那么孩子呢？我的雪儿呢？难道她真如梦境不在妈妈身边？

　　我暗自责怪自己的胡思乱想，李雁不会的，她那样爱我，那样爱雪儿，我们一定会重新聚首，苦尽甘来。


３
　　第二天早晨，我们终于买到了通往哈尔滨的车票，登上了久违的列车。车上拥挤不堪，两个小时后，我和大表姐才分别找到了坐位。车厢很冷，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拉上来，趴在小桌上睡着了。

　　突然有人把我拨拉醒，动作极其粗暴，我猛一抬头，一个铁路警察站在我的面前。

　　他们认出我了？

　　我疑惑地看着这个老警察。他正仔细地审视着我。

　　“车票！”他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我一边掏车票，一边向四处看，没有查票，为什么要看我的车票？

　　大表姐从斜对面站起来，我示意她不要过来，但翻遍了所有衣袋没有找到车票。

　　警察不露声色地看着我，看不出他恼怒，这更使我感到威胁！大表姐忙走过来，拿出两张车票：“同志，车票在我这儿。我兄弟他死心眼，您别见怪。”

　　“身份证！”警察看过车票后又冷冷地吐出三个字。

　　大表姐说：“同志，我们那是大草甸子，照片早就交上去了，可身份证到现在还没发，没有哇。”

　　警察冷冷地看着我。

　　我摸了摸长长的胡子，冲他点点头：“是没发。”

　　大表姐拿出村长老王给我开的证明：“同志，这是我们的证明，过完年了，想出去找点活干。”

　　警察拿过我的证明仔细地看着，那证明上简单的几个字他看了五分钟。

　　我不露声色，装作好奇地看着他。

　　那老警察看看我，不露声色地把证明还给我，什么也没说走了，他没有去查其他旅客的车票。这引起了我的警□。

　　他认出我了？否则他为什么单单查我的门票和证件？如果他认出了我，他为什么不马上逮捕我？是不是他只有一个人，害怕我还有其他同路人一起反抗他而回去找其它警察去了？有可能！

　　列车进了一个县城车站，车速慢了下来，有几个旅客提起行李准备下车。

　　我当机立断：下车。我给表姐使了个眼色，她犹豫着但看我已经走到了车门口，忙提着小包跟了出来。

　　列车开走了，把我们扔在风雪交加的站台上。

　　大姐埋怨我：“不过查个票嘛，警察都走了，你怕啥，这咋办？”

　　我告诉她，也许是我多虑。但为了安全，只有这样做。我走进候车室，看看列车时间表，半小时后还有一列直快通过。

　　半个小时后，我们又上了另一列车。一直到哈尔滨，没遇到查票或查身份的警察。


４
　　我和大表姐在哈尔滨之前一小站下车，然后乘坐出租的小马车来到朋友家。在走进他家的小巷口时，我发现四周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才敲开了他的家门。

　　我们拥抱在一起。

　　他破啼为笑：“伯笠，你结实多了，看来，你还不错！”

　　我笑了笑：“你呢？你怎么样？”

　　他说：“我都好，只是生了个小娃娃，我们进屋说吧。”

　　这是一幢新盖的红砖房，他太太小曹抱着不到半岁的小宝宝站在客厅里迎接我。那小娃娃脸蛋红扑扑的，很惹人喜爱，我想起了小雪，心情不免沉重下来。

　　他炒了一桌菜，打开一瓶茅台酒，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已安排好的行程── 七天之后，我将从这里出发到广州，然后找到能帮助我的人。我什么也吃不下，只是一杯杯地喝酒。

　　我问他：“李雁怎么样？雪儿怎么样？”

　　他说，都很好，只是李雁已经不在原来的单位工作了，换了一个什么单位她也不知道，小雪的情况他略微知道一点，好像现在没有和妈妈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想暂时的吧！你现在最好什么也不要去想，待逃出中国后再同她们联系，条件许可，接过去团圆，这是最佳方案。”

　　“不，我要知道，我要见李雁和小雪！”我倔劲儿上来了。

　　大家放下了酒杯，谁也不说话，我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他的眼睛明明是在躲着我，我预感到他们有什么在瞒着我。

　　突然，有人轻轻地敲门，我立即离开餐桌，准备躲起来，小曹说：“是爸爸，没事，你喝你的酒。”

　　随着一阵冷风，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一个女人走进客厅，他穿着厚厚的黑色呢子大衣，一条大围巾把脸捂得严严实实。

　　落坐后，他开门见山：“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爱国行动使我觉得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

　　我看了他一眼，责怪他不应把我的情况告诉他的爸爸。我知道，他的爸爸原是一个文革时有名的造反派，后被邓小平定为“三种人”下狱。

　　他不理睬我，继续说：“八九年五月，我去北京，亲眼看见你们在天安门广场的请愿活动，我最欣赏的是严家其等人的五·一七声明，声明说：『清王朝已经结束七十多年了，但中国还有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针见血，说出了全中国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邓小平就是慈禧太后，一个腐败的老佛爷。”

　　他见我点头称是，突然话锋一转：“你对毛泽东怎么看？”

　　我说：“那是一个魔鬼。”

　　他长叹一声：“看来说你们自由化没说错，你们反邓小平是对的，但不该反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党，没有新中国，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不是幸福，而是苦难，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到现在，八千万人死于非命，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他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解开大衣，拿出一叠钱：“我们有缘，你现在困难时刻，这五千元钱你先拿去用，我有几处房子，都闲着，你可以安心住下来，老邓也活不了几年了，等老邓一死，中央不给你们平反，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说着就把钱往我的手里放。

　　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非常感谢他的理解和慷慨，但钱我不能收。对于他们来说，五千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如果能顺利逃出去，就不应该再给他增加负担。

　　后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市区一个单独的套房里先暂住下来。当我第二天搬过去的时候，房间已收拾得乾乾净净。这是一个一居室的住房，房间里摆着一双人床、一小书桌、一台电视、一台收录机，厨房里米面餐具应有尽有。楼下是一个繁荣的菜市场，这里人多嘈杂，倒是一个掩护人的好住处。

　　夜里，春雨淅淅沥沥，这是第一场春雨。我打开窗子，向外望去，街市上的小摊小贩已经收摊了，只有那一个接一个的个体饭店的灯还亮着，从不断被人推开的门喷出热浪和香气。


５
　　有人敲门，一慢两快，重覆三次，暗号完全正确。

　　我打开了门，随着冷风进来一个穿雨衣的人，他进屋后迅速把把门关上，然后把雨衣帽子摘掉：一个漂亮的女武装警察。一身笔挺的毛料警官制服使她在妩媚中又增添了些英气。

　　我不认识她。

　　是抓我的？不会，如果抓像我这样重要的犯人，不可能只让一名女警官出面。

　　是朋友？我又不认识，况且如是朋友，我的朋友会提前打招呼或同她一起来。

　　她看我正在怀疑，便主动伸出手：“我们认识一下，我叫吴格格，是你朋友的好朋友。”

　　我笑了：“警官小姐，你认错人了，我什么朋友的朋友？您把我搞糊涂了。”

　　她微微一笑：“你现在叫何东方，去年叫王老四，两年以前叫张伯笠，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没有错吧？”

　　我看着她那娇小的身体，暗自想，她一个人是敌不过我的，但嘴上却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走？”

　　“跟我走？”她突然咯咯笑了起来，“你真逗，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似的。不过，你很镇静，早听说你是条硬汉子，我这次穿警服来完全是看你是不是真的，不错，你及格了。”

　　“这么说你不是警察？”我放心地问。

　　她又笑了：“你错了，我是警察，而且是专抓你们这些阴谋推翻政府的高级警官！”说着，从衣袋里掏出派司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省武装警察总队参谋部侦察员吴格格，一张严肃的照片同眼前这个笑声飞扬的女警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把大盖帽摘下，放在小桌上，一头秀发披到肩上，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她从塑料袋里拿出几样小菜和几罐啤酒，然后又到厨房拿来杯子和碗筷，她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自己的家。

　　我看她像一个家庭主妇似的忙碌着，自己反而傻呼呼的站在地中央，有些不好意思，忙帮她开酒瓶，但又找不到开瓶盖的起子。

　　她走进厨房，拿出了起子。笑着说：“你感到奇怪吧？我告诉你吧，这房子不久前是我住的，你来了，我才搬到另一个地方，你瞧，连床单、被子、碗筷全是我的。”

　　我只好说：“太感谢了！”

　　她一边往杯子里面倒酒，一边说：“别谢我，要谢呢，就谢你的朋友，她向我借这房子用，我问她借多长时间，她说只借十几天，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给一个朋友暂住；我问她是男朋友女朋友，她说是男朋友；我问她是不是有婚外恋，她骂我胡说，那我就说：如果不把真情告诉我，我是不会把房子借给你的。”

　　“于是，她就在你的逼供之下屈服了。”我说。

　　“才没呢！我没逼她，我们俩多个脑袋差个姓，是好姐妹，她当然不会瞒我。”

　　我笑道：“我好惨，被朋友卖给警察，还蒙在鼓里。”

　　她把长发一甩：“如果我脱掉警服，换上连衣裙，你会怎么看我？”

　　“一个美丽又而活泼的女孩子。”我答道。

　　“完全正确！你这样想就对了，我下次来看你不再穿警服，以免你心理紧张。”她喝了一口啤酒。

　　我的警惕并没有完全放下，我知道她不会抓我，也许她说的都对，但我要和朋友核实后才能作出结论，也许她在套我这两年谁帮了我，现在如何打算，是否想偷偷逃出中国，哪些人帮忙等等。待把这些全都摸清楚后，再一网打尽。

　　果然，她开口了：“哎，何东方，说说你这两年怎么过来的？”

　　我回答：“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很简单。”

　　她也不怪我：“能吃饱吗？”

　　我回答：“有时吃不饱。”

　　“有人帮你忙吗？”

　　我回答：“有。”

　　“是谁对你帮助最大？”

　　“是上帝，是他寻找到了我，帮我走到今天。”

　　“你是基督徒？”

　　“还不是，但我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存在。”

　　沈默，我们各自默默地喝着酒。她突然发现我放在桌上的一叠白桦树皮。那软软的白桦树皮上是我写给妻子李雁的思念。在荒原上，我用桦树皮点火，每当发现完整的小白桦树，我都全把皮剥下来，在上面可以写很漂亮的钢笔字，也可以写上内心的感受和思念。

　　“皑皑白雪、莽莽荒原，飒飒北来风，朋友，你是在盼望春天吗？那满山的野花覆盖了白雪时，你会在野花中找到我的踪影吗？……”她独自吟着：“写给你的妻子的吗？”

　　我点了点头。

　　她的眼睛溢满了泪水，轻轻地说：“我知道你这两年是怎样度过的了……”

　　她的眼睛使我开始信任她，那一天，我们谈得很晚，也喝了很多酒。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与一个漂亮的姑娘谈话，它使我似乎又回到了未名湖畔。

　　她要走了，扔给我一句话：“我会安排你和妻子见面的。”

　　我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我会和妻子见面吗？我能见到日夜思念的女儿吗？这两年，她们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在想像见到妻儿的激动，两年了，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我是多么思念她们，我不能想像李雁那柔弱的肩膀是怎样挑起这个家的重担的。

　　我又想到了吴格格，那位女警察，她那么漂亮，那么活泼，又那么富有同情心，可是，她能帮助我联络到妻子和女儿吗？

　　以后的几天，她几乎每天都来看我，每次手里都拎着买来的日用品，有蔬菜、水果、鱼肉、有时还有一簇漂亮的鲜花，她把花儿插在灌满水的瓶子里，嘴里打着口哨欣赏着。但每当我问她李雁和雪儿的消息时，她总是说：“忙什么？两年都等了，还在乎这两天！”

　　我一想，求人办事，又是很危险的事，也不好总去催促。


６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格格来找我，春天刚至，乍暖还寒，她在外面套了一件夹克。一进屋她就拉我走。我问她去哪，她说，去松花江划船。

　　我说：“这很危险。”

　　她说：“不会有危险的，有我这个侦察员在看谁敢抓你？”

　　我想了想，还是去了，她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呼啸着向江边开去。我告诉她，一旦发现有危险，就说是她已经将我逮捕，以便使她脱身。

　　她火了，把车停下来，对我厉声说：“下车！”

　　“你干嘛！”

　　“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她要哭。

　　我最见不得女人哭，过去和李雁恋爱到结婚，哭是李雁的利器，无论什么事，只要她一哭，我就会无条件投降。

　　路上的行人在看我们，以为是一对恋人闹别扭。

　　我怕被人发现，低声央求：“我向你道歉好不好？你要一哭，待风把眼泪吹乾，你就会成老太婆的。”

　　她又破涕为笑。

　　我们在江边租了条船，我划着船飞快地向江心前进，我尽量想离开游人远一点。

　　当经过几个小伙子划的小船旁时，他们向我们吹口哨。格格把手往嘴里一放，“吱──”凄洌的口哨声传得很远很远，把几个小伙子给吹愣了。

　　她看我愣愣地看着她，便大笑起来。

　　我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千万不要再吹了，别让别人注意我们，万一有人认出我就麻烦了。”

　　她笑着说：“好好，不吹了。哎，你说我今天这打扮漂亮吗？”

　　我随口说：“漂亮。”

　　她很高兴：“谢谢，你说我像不像江姐？”

　　我瞧了瞧：“有一点，不过更像孙明霞。”这是小说《红岩》中的两名女主角。

　　“你像许云峰？！她突然说：“神态、精神、意志都像。”

　　“对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对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尔自由！”

　　她轻轻地朗诵。我接着她的朗诵低吟着：

　　“我渴望自由，

　　但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中爬出！”

　　她突然握住我的手：“东方，我爱你、这样的男子汉……”

　　我平静地说：“谢谢你，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

　　她坐回船中：“如果你妻子已经另有所爱呢？”

　　我低下头：“不会的，我了解她……”

　　她说：“你不敢正视现实！你在自己安慰自己！”

　　难道她知道了什么？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敢看她，低头看着船舱内的一汪水。

　　她厉声说：“抬起头来看我！”

　　我没有抬起头。

　　她说：“你如果不抬头我可吹口哨啦！”

　　我急忙制止，她咯咯地笑起来，但还是吹了起来。

　　我很不高兴地看着她，她不管我，又连吹了两声，一条小船向我们飞快划来，我小声说：“求求你，不要吹了好不好！你瞧，有人注意我们了！”

　　她说：“你看看，那条船上的人是谁？”

　　我抬头一看，两名警察划船向我们驶来，要躲已经来不及了？

　　我冷静极了，死死看着她：“这就是你精心安排的？”

　　她得意地说：“没错，不过，好戏在后面，这是我的杰作！”

　　我在考虑脱身，然而那艘小船越来越近，脱身已不可能了，我平静地点燃一支烟，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两艘船靠在了一起。我抬起头来，看那艘船的警察，我突然愣住了，那个警察竟然是我的岳父！

　　老人从船上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我，泪流满面。

　　我哽咽着问：“爸爸，您好吗？妈妈好吗？李雁好吗？雪儿好吗？”

　　老人一个劲儿地点头：“都好都好，你还好吗？”

　　我说：“我很好……”

　　岳父说：“今天早晨，一辆吉普车停在家门口，几个小伙子什么也不说，非让我上车，我以为是公安局问你的情况，就跟来了，在车上，问他们什么也不说，只说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车到了江边，又上船，把我搞糊涂了，我哪有心情划船玩，见到你，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那个划船的年轻小伙子和我点了点头。

　　我同他说：“谢谢你们。”

　　他说：“不用谢，你也没法谢，我们只能见这一面，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对吗？时间不多，快点谈吧。”

　　我点了点头。问岳父：“李雁和小雪怎么样，我想见她们一面。”

　　岳父说：“李雁被原来的单位开除了，现在上海做化妆品的生意，小雪现在黑龙江一个亲戚那儿。”

　　我急切地问：“为什么李雁不把小雪带在身边，为什么？”

　　岳父面有难色，猛吸了几口烟：“伯笠，我对不起你，雁是大人了，做父母的说的话也不见得听，不过，等你有了自由那一天，我保证把孩子完整地交给你……”

　　我的头轰的一声，眼冒金花，岳父再说什么，我根本听不见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怎么会……

　　我一遍一遍地说：“爸爸，我要见李雁，我要见李雁，我要当面和她谈谈，我要当面和她谈谈……”

　　岳父说：“她现住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会和她联系的，你该走就快点走，这不是久留之地啊！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喃喃着：“不、不、不！我一定要见李雁，如果见不到她，我就不走，我宁可坐牢，我宁可被处决，我一定要见她！”

　　岳父无奈地说：“好吧，我试试看，可怎么同你联系呢？”

　　“怎么联系？”我抬头看着格格，向她求援。

　　她平静地说：“这样吧，他的住处也总变化，还是我想办法同你联系。不过，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为伯笠的安全，也为您的安全。”

　　“这我懂。”岳父擦擦眼泪：“那我走了，你要多保重。”

　　我突然抓住老人的手：“爸爸，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为我担惊受怕，我对不起你的女儿，让她遭这么多的磨难，谢谢你这两年对雪儿的抚养，我会报答的。”

　　岳父说：“别说这个，只要你安全，多保重啊！”

　　格格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拿出一叠钱：“伯父，这是一千元钱，带上，买烟抽吧。”

　　岳父坚决拒绝，格格说：“这是你女婿的钱，拿着吧！”

　　我把钱接过来，塞进岳父的衣袋。

　　那年轻人划动了小船。

　　岳父一边和我挥手再见，一边擦眼泪。

　　看着老人远去的影子，我真想哭。

　　“想哭吗？”格格问。

　　我点了点头。

　　“那就放声哭吧，这除我以外，没人听见。”

　　“我不在外人面前哭。”我说。

　　“那就别哭，把船划回去吧，我下午还有任务。”

　　我疑惑地看着她：“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她笑了笑：“侦察员没有星期天，我要去抓人，这是我的工作。”

　　“你太可怕！”我说。

　　“是魔鬼？”她弄了弄被江风吹乱的头发：“我要抓那些危害社会的坏人。”

　　“那把我抓起来吧！我是反革命首犯。”

　　她笑了笑：“我不抓反革命，这个社会反革命要多起来就会更进步！我爸爸是军队老干部，文革时也是反革命。但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好人，可惜，他不在了……”

　　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

　　她摆了摆手：“没关系，都过去了，你接下来的工作是把船划到岸上去，我发现你的船划得特别潇洒！”

　　我苦笑着说：“潇洒什么？这两年打渔是我的生活手段之一。是逼出来的。”

　　“那我以后叫你渔夫好了。”

　　“随便。”

　　她把我送到了家门口，骑在摩托车上对我说：“今天早晨我买的冻饺子在你冰箱里，还有啤酒，你自己煮着吃吧，我今晚没时间看你了，不过别着急，我会让你见到李雁的。”

　　我点点头，现在，我对她是言听计从了。

　　她见我迟迟地不上楼，便问：“还有事吗？”

　　我轻声说：“小心点，执行任务时注意安全，有些坏人是有枪的……”

　　她调皮地看着我：“认识你这么多天，第一次听到这么令人感动的话……”


７
　　以后的几个星期，吴格格再也没有来过。我很担心她，既怕她在抓人时出危险，又怕她和我的联系被特务发现，这半个多月来，她给我的帮助是不能用谢谢两个字就能概括的。

　　半个多月过去了，只有我的朋友来看过我两次，送些生活必需品，他催促我上路，怕夜长梦多，但我坚持要等见上李雁一面。他叹了口气：“伯笠，别等了，这种女人不值得你做这么大牺牲，况且你等来的说不定不是好消息。”

　　我坚持，无论怎样，她要给我一个交代，还有小雪，她究竟怎么样！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月，是八九年天安绝食两周年纪念日，我同去年一样，绝食一天，为纪念那个黑色的日子。

　　晚上，我望着天上的繁星，又想起了两年前的这一天。那天，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啊。我的好友，诗人骆一禾就在这一天死在广场绝食同学的怀里，我永远忘不了他妻子张玞的呼喊：“老骆，你怎么了？老骆，你怎么了”

　　突然，有人敲门，一快两慢，是吴格格！

　　我跳起来，为她开门，她穿一身警服，走了进来。

　　“吃饭没有？”她边脱风衣边问。

　　我说：“今天我不吃饭。”

　　“绝食？为李雁？”

　　“不是，为我自己，一种追思。”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她问。

　　“也许你工作忙吧。”

　　“我要送你一样东西。”她拿出一卷录音带：“这是电视连续剧《渴望》的主题音乐和歌曲，给你解闷儿。”

　　她按下录音机PLAY，录音机里传来了那令人心碎的歌声：

　　悠悠岁月，预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这音乐好悲凉。”我喃喃地说。

　　她说：“给你营造一下气氛。”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我。”我试探着说。

　　“不，是好消息！”她从衣袋中拿出一封信：“李雁来信了！”

　　“真的！”我一把抢过来，急切地拆开信。

　　她说：“别那么着急，说不定是坏消息。”

　　我没理她，急切地读信。

　　那熟悉的字体映入我的眼帘，但我却难以相信这是我曾经爱过而又常常思恋的妻子写的。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伯利：(我的乳名)

　　你好！最近身体好吗？

　　父亲带来了你的消息，近两年的时间，你历尽波折，受尽苦难，但知你现状后，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希望你保重身体，增强信心，我相信，你的今后一定会苦尽甘来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的身体状况很糟，而几乎每一天要为生活而四处奔波，尤其是心情十分压抑，为我们平凡而又特殊的婚姻而痛苦烦躁。

　　虽然我也曾暗暗考虑过我们的未来，但总是被我们年幼的孩子、你的处境和我们的夫妻感情所困扰，现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你又有了平安的消息，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反覆的考虑，我决定将我今后生活的打算告知你，望你理解。

　　伯利，虽然我们婚前了解的时间较为短暂，婚后思想交流的又很少，而且性格志趣各方面的差异很大，但我们夫妻一场，相信对彼此都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在你的回忆里，也许我永远只是一个温柔单纯，思想简单却又有些固执的女人，但是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包括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病痛折磨、抚育孩子和保护自己的责任，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们都很年轻，应该拥有属于自己实实在在的幸福和快乐。作为一个妻子，我不图地位、不图物质，虽然我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但我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我很难成为你事业的帮手，而且作为一个平凡得近于庸俗的女人，我多么希望在生活上得到爱人的体贴和关怀，在精神上得到理解和安慰……。然而，这些年来，我得到的只是冷漠和漠不关心。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怪你，我们薄弱的感情基础和各种志向不一，首先就决定了这一点。

　　伯利，我很赞成你的观点，我也认为出国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这里，在情况没有允许时你没有机会发挥自己。你是个有主见、有志向的人，如果行动，你应该做最后的决定了。

　　当然，我知道你最牵挂的是我们的孩子。这点你就放心吧。雪儿是我们共同的生命，也是我惟一的精神财富，在她的身体里有我的血液、在她的眉宇间有你的影子……无论今后我是否能找到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全心全意地教育和抚育她。鉴于目前的处境和你的情况，雪儿必须由我抚养，当她懂事之后，你若为了她的前途而有什么其他打算，我可以将她交给你。

　　伯利，很惭愧，不能去见你，这点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至于我们共有的家庭财产，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

　　祝你千万珍重！

李雁草　四月


　　我茫然地看着李雁那熟悉的签名，大脑一片空白。我没有哭，而眼泪却大滴大滴地滴在那雪白的信纸上。

　　格格伸出手来，轻轻地说：“我可以看看吗？”

　　录音机里的唱出了断肠般的音乐：

　　有过多少往事，

　　彷佛就在眼前，

　　有过多少朋友，

　　彷佛就在身边，

　　也许心情沉重，

　　相逢是苦是甜。

　　如今举杯祝愿，

　　好人都一生平安。

　　谁能与我同醉，

　　相聚年年岁岁。

　　咫尺天涯皆有缘，

　　此情温暖人间……

　　我哭了，我极力压抑自己的哭声，那声音像是荒原上一只孤独的狼在呜咽。两年多的流浪生活，我第一次感到是这样的孤独，荒原上的日子再苦，我有李雁、有雪儿、有一个家、有一个温暖和幸福的企盼。而今天，家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我像是一个被扒光了身子而被人把衣服又拿走的孤儿，被孤伶伶、赤裸裸地扔在了无人的荒野上……

　　格格哭了，她拿着那封信慢慢地走到我身边，慢慢地把我的头揽在自己的怀里，慢慢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像母亲一样慢慢地为我擦掉流不尽的泪水……我像孤儿又找到了母亲。她的泪水一滴滴地滴在我的脖子里，顺着我的脖子流到我的背上，流到我胸前。

　　“哭吧，我知道，这两年你从未哭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她虽然辜负了你的一片深情，可你要理解她……她有她的难处……一个年轻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你千万别恨她……”

　　录音机里传来高亢激昂的歌声：

　　茫茫人海，终生寻找，

　　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着，

　　希望还在，明天会好，

　　历尽艰辛也别说经过了……

　　我拿起火柴，把书桌上的白桦树皮点燃，那厚厚的一叠白桦树皮，那密密的钢笔小字，那一份份思念，都变成了灰烬，像一只只灰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腾，又慢慢地坠落在尘埃中……

　　我的婚姻，我的爱情，随着六四的屠杀，随着我被无情的追捕，也就成为了历史。


８
　　几天后，格格带来了雪儿的消息，半年前，李雁将雪儿送到一个叫北坡的山沟里，给一个亲戚抚养。

　　我执意要在临行前见一见雪儿。

　　五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上了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开车的是一个朋友。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午，我们驶进了一个山乡小镇，这个地方以野果子而闻名。正是中午吃饭时间，路边的小餐馆中熙熙攘攘，吉普车离开了热闹的集镇，驶到镇郊一个小院旁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乡小院，围墙是用木材围成，座落在一个小坡下，虽进五月份，山坡上还可看到未融尽的白雪，我拉开车窗，冷风迎面扑来，我不由打了个寒噤。

　　蓦然，我发现一个小女孩站在小院中，她大约四岁左右，胖胖的小手拿着一个面包，一边吃，一边喂身边的三只小狗还有十几只母鸡。

　　他说：“你看，那小女孩是不是雪儿？”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那小女孩：“还看不清，小雪今年四岁，也该这么高了。”

　　他说：“这就是李雁的亲戚家，我看肯定是小雪，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告诉她你是她父亲，万一她说出去，你有麻烦。”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说的有道理。

　　车门开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被他送到我的座位，她怯怯地看着我。我也仔细地打量她，这是我的女儿小雪吗？她穿着一件脏脏的红毛衣，头发上有几根草，两只细细的小辫，一个是用红色的头绳系的、一个是用橡皮筋系的，圆圆的小脸又黑又脏。这是我第一次憎恨李雁，一个做母亲的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要，她为什么不把雪儿带在身边？如果不愿意带应该把雪儿送给爷爷奶奶带，总归他们是在城市，雪儿该是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了，这样放在农村会影响她的成长。我也恨自己一个堂堂男子汉连照顾女儿的能力都没有！

　　我难过地把雪儿冰凉的手握住，轻声问：“你是张小雪吗？”

　　她点了点头，好奇地看着我。

　　我问：“妈妈叫什么名？”

　　“李雁。”她小声地回答。

　　“爸爸呢？”

　　“……张伯笠。”她犹豫了一下说。

　　我的心猛地颤动了一下。雪儿把我的名字说得那样清晰。

　　我轻轻地对她说：“爸爸为什么不来看你？”

　　“爸爸没时间。”她像背书似地回答：“爸爸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没放假。”

　　她突然抓紧我的手：“叔叔，您认识我爸爸吗？”

　　我泪水溢满双眼，肯定地对她点了点头。

　　雪儿又说：“你骗我，你们是警察，是抓我爸爸的，我爸爸在北京大学，好远好远，你们抓不着……叔叔，你哭了，叔叔，你也想你爸爸吗？……”

　　我泪如雨下，一把把雪儿揽在怀里，痛哭失声。

　　雪儿喃喃地对我说：“妈妈说，我长大也要考北京大学，那样我就能见到我爸爸啦……”

　　吴格格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哽咽着对我说：“东方，千万冷静……”

　　“不──”我吼叫一声，甩开她，慢慢捧起雪儿那凉凉的小脸：“雪儿，我就是你爸爸！我就是张伯笠！雪儿，爸爸对不起你……”

　　司机说：“后面开过来一部警车。”

　　一辆警车飞速地从我们车后边超过来，掀起一阵土灰开过了。

　　雪儿呆呆地看着我，那酷像我的眉宇紧紧地锁着，但她的眼神却是那样清朗，我感觉到她对我的信任。也许血缘的关系，父女的心是相通的。

　　我问她：“妈妈看你来了吗？”

　　她摇摇头：“妈妈不要我了，她不来看我……”

　　我对司机说：“开车吧，我们回哈尔滨，我要带小雪一起走！”

　　他叹了口气：“东方，你不能意气用事，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带着孩子，目标更显眼，况且出国境时什么事都会发生，万一雪儿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我想起当年逃往苏联的情景，是啊，万一遇到军队，万一过海时遇到台风，万一……我不敢想下去，但情绪却稳定了许多。

　　我对雪儿说：“雪儿，爸爸不能带你走，爸爸还没毕业，等爸爸毕业时再来接你。那时，我们再不分开。”

　　雪儿点点头。

　　我把一千元钱和一包水果、玩具拿出来，把钱塞进她的小口袋：“这些钱交给姨姥，就说是一个叔叔给你买水果吃的，千万不要说爸爸来过，记住了吗？”

　　雪儿又点点头。

　　吉普车转了一圈又回到那木篱笆的小院前，司机说：“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的心像被刀刺了一下，就这么短又要分离？两年来的绵绵思念只换来这短短的相见。但我又为他们想，万一有危险，他们都会和我一起坐牢，我没权力这样做。

　　我擦乾眼泪，轻轻对雪儿说：“雪儿，叫声爸爸吧！”

　　我脑海里浮现出当年她刚刚吐话的情景，她会说的第一个字是“不”。会说的第一个词是“爸爸”，每当我从北京返回家，李雁总是抱着雪儿站在走廊等着，我一推开门，雪儿就会伸出两只小手，像燕子似地叫“爸爸、爸爸……”

　　两年多没有听到这醉人的呼喊了。我企求地看着女儿，多希望她能喊一声这久违的称呼啊。

　　雪儿的嘴动了动，没有说出这两个字。

　　我失望地看着她。

　　雪儿突然把着车门对我说：“爸爸，这是你的小吉普车吗？你会开这个吉普车来接我回家吗？”

　　上帝！你给了我一个多么聪明的女儿！我点了点头：“记住，雪儿，爸爸会再开着小吉普车来接你的。”

　　汽车缓缓开动了，把雪儿甩在这荒凉的山间里。

　　望着那抱一包玩具和水果孤伶伶的雪儿，我肝肠俱断，泪水又从脸上淌下。以后的几年里，每当我睡梦中醒来，脑海里都会出现那个孤伶伶的小女孩和她那双疑惑的眼睛。睡梦中常常又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爸爸，这是你的小吉普车吗？爸爸、爸爸、爸爸……”

　　我那苦命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