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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于1953年作出一项很不寻常的决定：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在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尽管丘吉尔著作等身，早年确实发表过长篇小说，但是，瑞典文学院授奖给他绝不是基于纯文学的理由，而是为了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朽功勋。授奖时间的选择也很耐人寻味，因为那一年丘吉尔恰好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丘吉尔的名字是与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及胜利紧密相连的。战前，他就以其远见卓识无情揭露希特勒的种种阴谋诡计，强烈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他担任战时内阁首相兼国防大臣期间（1940——1945），尤其是在英国单独作战的危急关头，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英国顶住了纳粹德国的狂轰滥炸，挫败了德军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1941年6月22日，当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与德国订有友好条约的苏联时，丘吉尔当天就发表广播演说，全力支持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他是英、美与苏联结成伟大同盟的主要设计师；丘吉尔当时已年届古稀，仍以钢铁般的决心、不知疲倦的精神日理万机，亲自部署从欧洲、地中海到北非、中东、远东等广阔战场上的大小战役，他甚至还深入地研究了诺曼底登陆作战的种种技术的细节，为战胜法西斯贡献出全部力量和智慧。他冒着德国飞机、潜艇截击的巨大风险，频频在英、美、苏联之间奔波，协调盟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歧；他魁梧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战壕里、弹坑边，以刚毅不屈的神情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象征最后胜利的“V”字手势；他经常发表激动人心的广播演说，鼓舞人们的斗志，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一定要迫使德、意、日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正如瑞典文学院院士G．利列斯特兰德在颁奖仪式上对代表丘吉尔前来领奖的丘吉尔夫人所说的：“在黑暗的年代里，他的言语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唤起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们心中的信念和希望。”该院士还借用丘吉尔著作中的一句话来描述丘吉尔本人：“在人类冲突的领域里，以前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如此众多的人都应该深深地感激一个人。” 在每年仅有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中，丘吉尔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文学院院士S．齐凡尔茨在颁奖词中说： “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既是崇高的，又是中肯的。 早在丘吉尔担任战时内阁首脑以前，他就是一位活跃在英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的作家、演说家和政治家；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丘吉尔战前的全部历史只是为他在战时取得辉煌业绩做准备而已。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Churchill，SirWinston，1874—1965）于1874年11月30日生于英格兰牛津郡布伦海姆宫。 他的家庭是英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英国安妮女王时代的名将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的嫡派子孙。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之子，曾任财政大臣和下院保守党领袖。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金融家列昂纳德·杰罗姆之女，性格开朗，善于交际。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他日后走上政坛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他那一半美国血统促使他终生致力于加强两大英语民族的团结。 丘吉尔幼年时代并没有从他那热衷功名、忙于社交的父母那里得到多少照料，但慈爱的保姆爱维莉丝特太太却让他充分享受到人间的温情。七岁时，他住进圣乔治寄宿学校。他十分淘气，常受老师的责打，是出名的“难管教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尤其是拉丁文。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小喜欢用一套玩具士兵玩调兵遣将的游戏，以及他特别爱好历史、地理这两门功课。 丘吉尔十三岁时进哈罗公学，但入学考试时拉丁文交了白卷。两年后转入军事专修班，这个班被功课好的同学们嘲讽为“笨蛋们的乐园”。十八岁时，他投考英国皇家军校（桑赫斯特军校的前身），考了三次才勉强被录取，但因分数不高，只能进骑兵专业。父亲写信骂他“丢人现眼”，但他并不气馁，回信表示他会以实际行动来回答父亲的责难。二十一岁时，他从军校毕业。这几年他刻苦努力，学业大进，在一百三十名学生中，他的成绩已升至第二十名。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第四骠骑兵团任中尉。同一年，伦道夫勋爵和爱维莉丝特太太都病逝了。 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爆友，丘吉尔利用假期访问古巴，随西班牙殖民军的一支分遣队深入原始丛林作战。回国后，他写的战地报道在英国《每日记事报》上发表。1896年，丘吉尔随团调往印度，驻扎在班加罗尔，他暇时刻苦自学以弥补以前所受教育的不足。他最感兴趣的书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历代政治史。第二年，他以《加尔各达先驱报》记者身分参与镇压北部山区游牧部落起义的军事行动。 1898年，丘吉尔被调往埃及，亲身参加了镇压苏丹起义的恩图曼战役。他的印度战地报道文集《马拉次德野战部队记实》出版，受到舆论界的注意；翌年，他的苏丹战地报道文集《河上的战争》以出色的描写技巧赢得了评论界高度的赞扬。 1899年，丘吉尔在南非的经历使他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瞩目的名人。那年十月，他辞去军职，以《晨邮报》记者身分赴南非报道布尔战争①。他乘坐的一列军车遭到伏击，他挺身而出指挥作战，使其他人得以乘机车逃走，但他自己却当了俘虏。后来，他奇迹般地从俘虏营中只身翻墙逃出，在当地唯一一家英国人开的煤矿的井下躲避了好几天。在这期间，英国报纸早就报道了他的事迹，人们都在关心他的命运。因此，当他于十二月安全到达英属领土德班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翌年，二十六岁的丘吉尔就当选为下院议员，从此步入政界。 1900年，他又出了两本通讯文集：《从伦敦到莱迪史密斯》和《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同年，他的长篇小说《萨伏罗拉》也出了单行本。这是丘吉尔唯一的纯文学作品，写的是一个虚构的国家“劳拉尼亚”内战中的故事。男主人公萨伏罗拉是一位青年政治家，他英勇机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具有一切令人羡慕的优秀品质。他憎恶暴政，决心推翻军事独裁统治。军事独裁者派自己美丽的妻子露西尔去探听萨伏罗拉的密谋，但是，她却转而同情他的事业并且爱上了他。书中的战争场面非常生动，起义者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占领了独裁者的官邸。萨伏罗拉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显然寄托着丘吉尔本人的理想和追求。从萨伏罗拉的老保姆贝蒂妮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爱维莉丝特太太的影子。小说出版后颇受好评，然而一心从政的作者却无意于继续在纯文学领域里耕耘，从此，他的写作才华便体现在数量巨大、气势恢宏的演说、政论、历史和传记著作中了。 ①布尔战争：1899—1902年，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曾建立三个奴役黑人的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及纳塔尔共和国。战争旷日持久，布尔人战败后还对英军展开游击活动。直至1910年，他们控制的地区才正式并入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 丘吉尔最初与他父亲一样，是以保守党政治家的身分进入下院的，但是，丘吉尔对英国的内外政策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一贯观点鲜明，直言不讳。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他不惜退党、转党；后来当了大臣，还曾因与主政者意见不一而不惜下台。1905年初，他因主张自由贸易而离开保守党，五月正式转入自由党，与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关系密切。同年十二月自由党政府成立，丘吉尔被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是他担任的第一个高级政府职务。他在自由党内活动了二十年之久，1924年，他又因与自由党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党，并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参加选举。第二年，他又回到保守党内，在以后四十年中再也没有转过党。 从丘吉尔1908年出任商务大臣到他出任首相之前，共担任过九种大臣职务（依次为：商务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不管部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干得有声有色，颇有建树。如：在商务大臣任上完成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设立劳资协商会和劳动交易所，以解决失业问题。在海军大臣任上加速海军建设。在军需大臣任上，积极推动研制新式武器——坦克，这一切都为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做出了贡献。 丘吉尔的一些作为曾遭到非议，如1915年，他积极主张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结果失利，被免去海军大臣职务，改任没有实权的不管部大臣。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以后，丘吉尔积极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从而被苏俄和全世界左翼人士公认为赤裸裸反苏反共的反动人物。他的仕途也远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1922年，他抱病参加丹迪市选举，结果遭到惨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夜之间，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公职，失去了议席，失去了党派归属，甚至还失去了阑尾。” 从1929年—1939这长长的十年间，丘吉尔由于与相继执政的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和保守党领袖鲍德温政见不合，一直处于在野的位置。他和他那位贤内助、终生伴侣克莱门蒂娜·霍齐尔一起在恰特韦尔庄园闲居，每天著书、绘画、砌墙、养猪，每件事都干得大有成绩：一幅风景画被拍卖掉了，拿到的钱用来资助丹迪市的失业者；他培养的猪在伊登布里哥肥猪展览会上不止一次获奖。表面看来，他似乎活得悠闲自在，其实他是“身居江湖，心在魏阙”，他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欧洲及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关于这些情况，将留在下一节再谈。 丘吉尔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出任首相以前出版的著作，除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主要的还有：他父亲的传记《伦道夫·丘吉尔传》（1906）、《我的非洲之行》（1908）、《自由主义和社会问题》（1909）、《人民的权利》（1910）、宏篇巨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世界危机》（1923—1931）、《我的早年生活》（1930）、《印度》（1931）、《随想和奇遇》（1932）、《当代伟人》（1937）以及他的祖先的传记《马尔巴罗传》（1933—1938）。战后，他的主要著作除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外，还有《英语民族史》（1956—1958）。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丘吉尔根据他作为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全书约合中文三百六十万字，共分六大部分，于1948—1954年间陆续出版。作为盟军三巨头之一，丘吉尔得以站在最高点上俯瞰二十余年的全球局势，分析展现战争的起因和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战争进程的各个阶段，牵涉到各国、各民族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众多方面。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所掌握的材料广泛、全面而具有权威性。书中大量引用了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通电以及他个人保存的档案材料，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以下拟按原书叙述的时间顺序，简略分析二战期间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丘吉尔本人的思想言行，以供读者诸君研读全书时参考。 对于丘吉尔，西方绝大多数评论家都毫无保留地给予高度褒赞。1950年，《时代周刊》把他选为“本世纪的伟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对此，我们无意于随声附和。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丘吉尔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概莫能外。我们不可能全面地肯定他，我们只能肯定他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异功绩，关于这一方面，前文中已经充分表述过了。 但是，丘吉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反共。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分析、鉴别。丘吉尔对于自己反共的政治立场从来直言不讳。1941年6月22日，他在声援苏联的那次著名的广播演说中是这样说的：“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1942年，他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提起当年英国对苏联武装干涉的事来，他为了对丘吉尔表示友好起见，说：这不是丘吉尔的责任，而是劳合·乔治的责任。丘吉尔却坦率地说：“我是干涉得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 在撰写本书时，丘吉尔尽管在主观上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如：他对卡廷屠杀事件的描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断定，甚至也没有暗示这桩罪行是哪一方干的），但是，事实上他还是未能做到。他的鲜明的立场、深刻的偏见处处流露出来。在书中，他不但攻击斯大林，把他和希特勒划等号，而且进一步攻击“两者的政府制度也颇类似”。这不仅十分谬误，而且违反了起码的常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不但有本质区别，并且是水火不容的：共产主义主张民族平等，提倡国际主义，而纳粹主义则是一种以仇恨犹太民族为特征的丧心病狂的民族沙文主义。纵观全书，我们可发现约有二三十处的意义明确的“反共言论”，那些充满仇视、敌意等感情色彩的文字如：匪徒、暴君、魔鬼、阴谋、刽子手……等等，在本书中显得十分刺目和不谐调。应当承认，斯大林的某些作为，如先后与纳粹德国及日本法西斯订约是值得争议的，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伙同罗斯福订立损害中国盟友主权的协定更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决不能以此为由对伟大的共产主义进行诬蔑和攻击。对于上述几方面的错误，相信读者必定会作出应有的评判。 丘吉尔在本书中还有许多错误观点。如：“李顿调查报告”明明是英国向日本妥协的产物，实质上是偏袒日本侵略者的，而丘吉尔却把它说成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 丘吉尔年轻时曾是英帝国殖民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他对东方被压迫民族是轻视的，即使中国已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位平等的同盟者，在丘吉尔的眼中仍是不能和英、美、苏平起平坐的“二等公民”。本书中他以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肆渲染英国“单独作战”如何光荣，对此，我们并不想反对，但是，若是说到“单独作战”的话，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至少比英国要早开始两年零两个月（且不说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抗战，从“七·七事变”开始算起也有八年有零）！无论是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有令世人肃然起敬的光荣业绩：台儿庄、昆仑关、百团大战、平型关……都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左权、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王铭章、谢晋元等无数志士仁人都是我们巍巍中华的民族英雄。但是，丘吉尔在本书中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未作应有的评价。对于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的中国英雄儿女，他只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5月10日，四个中国师在昆弄及其上方越过萨尔温江，从而困扰了日军的侧翼。”这种极不公正的偏见是不难理解的，这是他早年殖民主义心态的潜在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有可能对历史问题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如：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条约”以及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条约”应如何正确评价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掌握材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我们是能够使自己的认识更加接近客观真实的。对于诸如“卡廷”事件等以前研究工作中的“禁区”，我们应该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新材料来修正以前在认识上的局限。在这类问题上，我们似乎不必采用“凡是老丘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老丘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办法。 总之，本书尽管提供了丰富独到的史实和思想材料，尽管拥有非常重大的军事、史学和文学价值，但它并不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完整的、科学的历史，而是作者以其独特的身分、立场和观察角度写出的一部有很浓厚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回忆录。为遵循版权法的有关规定和给读者以“完整的本来面目”的原则，我们对原文未加删削和改动。我们深信广大读者能够以正确的目光阅读这部巨著，并且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只有这样，才可望得到更多的收获。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初稿 （丘吉尔诞辰120周年）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修订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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